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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主题 ZT: 杜月笙的女儿自述 【按平板格式阅读】
作者:幼河 2019-07-09 03:25:17|最后回复:幼河 2019-07-09 03:25:17|人气:56|回复:0
『幼河』
幼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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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美国新泽西州
时间:2019-07-09 03:25:17|人气:56 幼河的留言簿 回复贴子
ZT: 杜月笙的女儿自述
杜月笙的女儿自述
操风琴

2017年我重回上海,站在新复原的杜公馆旧居西云楼前,87岁的我,突然惊讶发现大门上方,赫然雕刻着四个字:竹苞松茂。
“松茂”是我先生的名字,而父亲杜月笙亲手设计这杜公馆时,我和先生都还没有出生,难道冥冥之中父亲早已为我们牵下了红线?
大家都以为,杜月笙的女儿肯定会腰缠万贯,实际上我继承的也就只是个“杜”字。我就像只小鸟,一生躲避狂风大浪,飞过千山万水,四处做窝。
但不管我身处何处,年少时在杜公馆里的玩耍嬉戏,一直仿佛还是昨天。

父亲只喜欢一个称呼:杜先生

见到我的人,都喜欢问我怎么评价我的父亲,是天赋异禀还是时势造英雄?
不管外界怎么评价他,在我心中,他就是一个对子女要求严苛的父亲。
父亲出生在浦东高桥,他6岁时,我奶奶在生产时病逝了,当时家里穷得连棺材都买不起,就用席子卷起来用烂泥土埋了,后来这里长出一棵树,树根把席子连人都包起来,大家都说这是风水好。
奶奶死后,嗷嗷待哺的姑姑只能送人。父亲14岁那年,我爷爷也病逝了。父亲彻底成了孤儿,孤儿父亲很调皮,常常惹是生非,也不好好念书,成了孩子王。后来惹事逃到浦西开始流浪,做了水果店的伙计,削得一手好梨。
父亲后来在上海滩的传奇大家也都知道了,但对于我来说,父亲只是严厉的家长。父亲膝下共10个子女,他对家里的佣人倒是和颜悦色,对子女却很严厉,见他要预约批准,见面后主要是问读书,然后给50块老法币做零花钱。
记得有一次我外语考试成绩不好,父亲要用鞭子责打我10下。阿姨心疼我,让我多穿两条裤子去挨打,结果父亲下手更重,还不许叫,叫一声就重打。
父亲天资聪慧,是读书的料,只因家里太穷,只读过半年私塾,后来一直听评书自学。他对文化人极其尊重,言谈举止温文儒雅,接人待物谦卑恭敬,一年四季着长衫,最上面的一颗纽扣也从不解开,他只喜欢一个称呼:杜先生。

父亲的处世之道:广结善缘

抗战初期,父亲还在上海。听人说,父亲那时不知用了什么手段,让上海租界里的英美烟草公司都要出钱抗日,不出钱就做不成生意。
后来父亲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捐建医院、学校,救助伤兵,输送物资,建立抵抗部队,带着手下的兄弟跟随国民政府一路辗转到重庆,全家老小几十口却都留在沦陷的上海。
有一次我听母亲说,父亲在重庆令她拿出钻石变卖,总共有400多克拉,资助在上海搞地下活动的抗日人士。
变卖的钱,父亲还要上海的家人亲自送到地下抗日人士的手里,如果被日本人发现,这是要杀头的。而那段时间,家里常吃白菜炖豆腐,为了哄我们小孩子,过几天就换个菜名,叫豆腐炖白菜。
那时期,父亲与共产党也打过交道,他向山西前线的八路军捐献了一千套防毒面具,上海被日本人占领后,他又帮助新四军维持在上海的秘密交通线,给共产党的根据地运输药品和枪弹。
父亲的处世之道就是广结善缘,认识他的人几乎都接受过他的帮助。
在国民党的诸多高官中,父亲和戴笠伯伯关系更为亲密。他来见我父亲,我们都得待在屋里,不能出来的。有一天他主动问父亲:“你的女儿怎么样?”
我这才看到戴伯伯的真容,我真是抖啊,他那眼睛,好像一看就看穿你,很叫人害怕。
如果他来时,正好赶上父亲在抽鸦片烟,父亲得赶紧让佣人把烟具藏到床底下,躲进屋里,让大家帮他闻袖子,看有没有烟味。如果有,赶紧喷香水,然后用湿毛巾擦脸,直到没有一点烟味。
他怕戴伯伯怪他又抽烟。这事情很奇怪,我父亲怕戴笠,戴笠也很怕我父亲,可能是他们俩的个性都太强了吧。
1946年3月17日,戴伯伯坐飞机失事,父亲听闻消息一下子就崩溃了。当时我们住7层楼,我父亲拉开窗子就要往下跳,看上去特别伤心,不断说:完了,完了……
3个月后,父亲才慢慢恢复。后来国民党在内战中兵败如山倒,父亲越来越失望,动了离开上海的念头。上海解放前夕,父亲害怕共产党会找他“算账”,决定离开上海。

父亲在上海坚持到最后一天

1949年,风雨飘摇。我清楚地记得,2月6日那一天,父亲令我带着弟弟坐飞机从上海先到香港。
那年我19岁,刚刚考上上海圣约翰大学,通知书已拿到,还没来得及去注册。离开时我就随便带了点衣服,想着等回来再去大学报名。
我以为,自己很快就要回来的。后来才知道,那一天,我拎着衣箱,出走了大半生。
三个多月后,5月27日那一天,父亲带着家人和手下一百多口,从上海坐轮船到了香港。在香港,病中的父亲与我聊起离开时的情景,感慨无比。
那一天,上海城“解放”,父亲坚持到最后一天才离开。他说,轮船开近吴淞口,他在船上能清楚地看到大批八路(即解放军,父亲习惯了叫八路军)开进上海。
可八路没有海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坐着船,从黄浦江上一路顺利逃离。
父亲还在黄浦江上远远看到了岸上的申新纱厂。他对我说:“当年你奶奶就是在申新纱厂做工,一天只挣两个铜钿,后来我苦心经营,做到了申新纱厂的董事长,但现在,都只能丢掉了,我们都逃难到香港来了。”
在香港,父亲几乎闭门不出,他担心自己被暗杀,过得战战兢兢。抗战时四处奔走患下的哮喘病越来越严重。
尽管父亲在上海跺跺脚地皮也要抖一下,其实是面上赚得多、里子花得更多,入不敷出。到了香港,境况更差,我们住的房子,也是父亲好友陆根基免费提供的。
一百多人在香港,每天的生活起居费用就要六七千港币,基本是靠故旧和朋友接济,捉襟见肘。当时我已二十岁出头,父亲让我管全家的账,我天天要精打细算,才能把一大家子的开支勉强应付过去。
当年在上海,父亲最喜欢民国大总统黎元洪送的那幅对联: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那景象,在香港是没有了的。
我们天天盼着回上海。问父亲,父亲说:很快的,一年回不去,两年一定能回去的。抗战我们都胜利了,从重庆回到上海,以后也会的。
我们都笃信不疑。

海那边就是浦东老家啊

父亲从不跟我谈大事。但我猜想,他心里对共产党是有些害怕的。他不敢学师父黄金荣留在上海,把全家老小和手下的命运都押上。后来,83岁的黄金荣在上海“大世界”门口扫马路。
何况,父亲常说一句话:好马不把双鞍配、一人不把二主从。
那时大陆和台湾都在争夺身在香港的父亲,父亲也有着自己的盘算:两边都不得罪。
父亲在上海时和法租界打交道多,他想带全家从香港移民去法国。但父亲很讲义气,不愿丢开忠心耿耿的手下,还有一些在抗战中牺牲人士的遗属。
算下来,去法国的男女老少总共有140多人。护照等各种费用要15万美元,而父亲当时所有的积蓄,只有保存在宋子良先生那里的10万美元。
钱不够,父亲只好放弃了移居法国的打算,说:要死大家都死在香港吧。
有一天下午,外头来了两个人,求见父亲。父亲把他们迎进客厅,关上了门,不让我们进去。
平时家里来客,都是我这“大小姐”端茶送水,这次我好奇怪,我就扒在门缝里偷看,两个人都是一身短打扮。两个人走后,我听到父亲对母亲说:“是那边来的人,邀请我们回去。”
第二天,父亲对我说:“美如,今天我带你到浅水湾兜兜风,你谁都不要讲。”父亲带着我去了浅水湾的一家饭店。
在饭店里,巧遇到了电影明星胡蝶,父亲和她寒暄了几句,就让我和司机自己吃,他到外头透透气,单独找了个能看海的地方。
他一个人对着海坐着,足足坐了两个多小时。司机吃得很开心,他悄悄问我:“大小姐,老爷不知在想什么呢。”
我跑去问父亲:“您在想什么呢?”
父亲说:“我在看海啊,海的那边就是浦东老家啊。”

“我不想你们一生都在讨债”

浅水湾吃饭回来没多久,父亲的病又加重了。出于经济原因,也考虑到安全,父亲没请护士,靠家里人几班倒照顾他。我是每天晚上六点到天亮轮班。
那天我正在客厅照料他,突然父亲的朋友杨管北慌慌张张地跑来:“老杜老杜,出事了!出事了!”
原来大陆来人求见父亲的那段时间,父亲托好友钱新之同时给周恩来和蒋介石写信,表达同一个意思:杜月笙先生愿意回你们那边。
可钱伯伯那天喝了一瓶半威士忌,稀里胡涂地套错了信封,把给大陆的信寄给了台湾,把给台湾的信寄到了大陆。
一切都已注定,一直在观望局势、不想站错队的父亲竟落得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了。
一直在纠结到底回大陆还是去台湾的父亲,终于下定决心:哪里也不去,留在香港苟且度日吧。
心灰意冷、身处绝境的父亲哮喘病越来越严重。到了后来,每天我都在床头举着氧气瓶让他吸氧。
宋子良先生从报上得知父亲快不行了,主动打电话给我母亲,说父亲还有10万美元存在他那里,并且很快就把钱汇给我们。
父亲按照“先外后内”的原则,分给家人和手下,我未出嫁,分到了6千。这是父亲留给我们的唯一遗产。
父亲对我说:“美如,阿爹对不起你,没能看到你出阁,送你出嫁。”我含泪安慰父亲,随后就按他的吩咐,出门去汇丰银行,从专用保险柜里取出些“纸头”。
从银行跑回来,把“纸头”交给父亲。父亲拖着病体,当着我们的面,一张张地把它们撕掉,那是别人写给他的欠条,欠款的不是商界精英就是政界高官。我来不及全看,只偷偷瞥到有借美元的,有借金条的,其中有个借了500根大黄鱼(金条)。
我们守在病床前,都很错愕父亲为什么要这样做。
父亲说:“我不想你们今后一生都在讨债,不想你们在我死后费尽力气打官司。现在兵荒马乱,借钱的人,手头哪里有钱?今后他们有了钱,若是感恩,一定也会帮你们的。”
父亲还再三叮嘱我们,将来一定要把他的尸骨带回上海,葬在浦东高桥老家。
1951年8月16日,父亲去世。回光返照时,留下最后一句话:“我没有希望了,可你们大家有希望,中国还有希望。”

孤儿般遥望着海峡对岸

父亲去世后,我们孤儿寡母一大家子,只能靠变卖首饰在香港度日。还好母亲是蒋总统夫人的朋友,她向我们伸出了援手,邀请我们全家去台湾。
后来钱新之伯伯和杨管北伯伯也到了台湾。杨伯伯有个外甥,就是后来在美国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李政道。
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姐妹,护送父亲灵柩,在台湾安顿下来。原以为很快就能回大陆,父亲的棺木迟迟没有下葬。后来回大陆越来越无望,1952年才把父亲葬在了台湾基隆。
以后我们为了生活各奔东西,分居在全球各地。有嫁了阿拉伯小伙子的,有娶了白人姑娘的,如同一个小联合国。
在台湾,蒋夫人对我们一家老小关照有加。母亲也经常与蒋总统夫妇见面、小聚。但母亲没有固定收入,还须常常拿当年父亲给她的首饰去变卖,维持家用。
来台湾时,正值朝鲜战争爆发,台湾反而安全多了。大陆那边一时难以顾及,打不过来,我们全家难得过了几年兵不荒马不乱的太平日子。
我们是原乡人,虽然台湾不是上海,可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只要太平,心安处,就是家。
我25岁时,为了躲避追求者,和朋友们跑到嘉义去玩,在那里的一次露天舞会上,我认识了飞歼击机的飞行员蒯松茂,和我同岁。
蒯松茂祖籍安徽省肥东县店埠镇,家境小康,抗战时父亲去世,母亲带着他们年幼的兄弟几个,一路逃难到大后方的四川,投奔在国民革命军当空军的大女婿和大女儿。
那时候,国民政府效仿苏美空军预校模式,在成都灌县开办了空军幼年学校,招收小学或上初中的孩子,培养飞行员。蒯松茂13岁时自己去报名,被学校录取,做了少年学员。
跟我这个养尊处优的富家小姐比,蒯松茂的少年是悲惨的,国家动荡不定,他们也跟着吃苦。他说很多同学的家乡被日本人占领,连寒暑假也只能在校园里度过,学校经常被日本人轰炸,不比共产党长征时吃的苦头少。
他永远都记得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那一天晚上。空军幼年学校放暑假,他回到成都北门外的家中,晚上与同学到电影院看电影,放映到一半,屏幕上突然打出一行字:日本无条件投降!
顿时,电影院里所有人都跑出来,大家把帽子抛到半空上,一路跟着人流,跑到成都最热闹的春熙路上,那里人山人海。人们笑呀笑呀,不认识的人彼此拥抱,不由分说把大街上的几个美国士兵抬起来,抛到半空中,接他们,再抛到半空中…….
1949年,蒯松茂随军队撤到台湾,驻防在嘉义空军基地。他的母亲和兄弟都在大陆,生死不知,音讯全无,他如同孤儿般遥望着海峡对岸,就像当年我父亲,隔海遥望着海那头的故乡上海浦东。

蒋总统夫妇送我们新婚贺礼

我们相恋时,蒯松茂还很穷,他坦率告诉我母亲,自己所有的积蓄只有一千美元,还是被派到美国空军受训一年、省吃俭用才攒下来的。
更要命的是,他是歼击机飞行员,大陆那边“一定要解放台湾”,台湾这边也一定要“反攻大陆”。解放台湾也好,反攻大陆也好,都是随时要打仗的,战场上枪炮子弹不长眼睛,要是机毁人亡,一点不意外。
母亲没有阻拦我嫁给一个随时可能会阵亡的军人。她对蒯松茂说:婚礼你别管了,不用你出钱,一切我来筹办。
1956年,我们结婚。蒋总统夫妇得知后,请我们吃了一顿便饭,还送了两床绣着龙凤图案的大红被面和一套西餐具,这套床品我一直珍藏着。
婚后我搬到先生的驻地嘉义,先蜗居在日本人留下来的一室一厅里,后来才搬到空军的眷村东门町。军眷宿舍地点很偏僻,条件很简陋,我放下大小姐的身段,学会了煮饭做家务。
我母亲和外婆都是京戏名角,我自己也爱唱京戏、听京戏。一个人在家时,我常常把收音机频道拨到大陆那边的电台,听各种流派的京戏。
有一天,我正在家听得入迷,跟着收音机哼唱,先生回家撞到,大惊:我在嘉义空军基地就是管偷听敌台的,太太怎么还能听敌台?绝对不允许!赶快关了!再不能听了!被人知道,第一个就要抓你!
我吓得赶紧关掉,不想给先生带来麻烦,只好忍痛不再偷听。可背地里更加思念大陆的故乡,想念远在大陆的外婆筱兰英。我小时候,慈爱的外婆总抱着我们姐弟哼京戏。
1949年,外婆没有随我们逃难,留在大陆,住在北京草厂六条的胡同,直到她高龄去世,我们一家再也没有见过她老人家。
蒋总统也爱看京戏,可他发誓:反攻大陆不成功,不进戏院。蒋夫人为哄他开心,就想出折衷办法:请京戏演员到总统官邸来唱,这样蒋总统还是没进戏院,不算违誓。
当时台湾大街小巷到处都张贴着标语“勿忘在莒”,意思是不忘故国,据说蒋总统的办公室里也挂着这四个字。
先生这些飞行员,不止一次被告知,随时做好反攻大陆的准备。
有一次,他与其他飞行员半夜接到军令,要求立即上飞机“反攻大陆”。他人已上了驾驶舱,美军顾问匆忙赶到总统府阻止,说如果台湾方面一意孤行要打,美国不会提供后续军援。美国是担心台湾轻举妄动会引起连锁反应,苏联卷入,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先生也明白,反攻大陆根本不现实,如果没有持续不断的后勤援助,比如加油机的配合,所有的战机都会有去无回,因为大陆太大、纵深太长了。

我做起中餐馆老板娘

上世纪50年代台海危机爆发,先生开着战斗机参加金门炮战。炮战打完后,上头有指示,尽量避免直接冲突。先生开飞机在沿海巡逻或者掩护补给舰时,常与大陆那边的飞行员在空中相遇,大家在空中心照不宣,客客气气地打个招呼。
婚后没几年,先生从一线飞行员转到台湾驻约旦大使馆,做了空军武官。1969年,我带着孩子也来到约旦随任,那时正赶上约旦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爆发战争。
当时觉得好奇怪,每天一到中午11点钟,枪炮都没声音了,下午5点钟也没有。后来才知道两方面的军人都去喝咖啡去了。咖啡喝完了,砰砰砰又打起来了!
在约旦做外交官夫人,与皇亲国戚交往不少。有一次,王太后的法语翻译临时有事,我就临时充当了她的翻译。那些外国外交官没想到我一个中国人能把法语说得这么地道,问我是不是从小生活在法国。
他们不知道,我是当年法租界公董局华董杜月笙的女儿。
这时我就无比思念父亲,想起小时候他打我逼我学法语、学英语,想起他的话“既要识字,也要识人”。
约旦国土狭小,绝大部分都是沙漠,别的中东国家都是富得流“石油”,可它没有。这个“上帝的弃儿”四周又被强敌环绕,全靠国王侯赛因长袖善舞,夹缝中求生存。这么个小国,竟然在多年的中东乱局中闯出一片安宁。
侯赛因国王,很像上海滩时代的父亲。
  1976年,约旦与大陆建交,台湾使馆撤了,先生要奉调回台湾。可我们已经喜欢上了约旦,喜欢上了国王一家,不想回台湾。先生就办了退役,留在约旦。
国王侯赛因家族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有一天,国王与先生闲聊时说,世界上很多国家首都都有中华菜馆,中国菜真好吃。国王的弟弟哈桑王储也对我们说,世界到处都有中餐馆,约旦却没有,不如你们在约旦开个中餐馆吧。
就这样,我卸下了外交官夫人珠宝首饰,文君当垆,荆钗布裙,做起了中餐馆老板娘。为了筹足到开餐馆的本钱,我们一次性提取了台湾的全部养老金。
1979年,约旦的第一家中餐馆“中华饭店”开张。以前我对美食只会吃和批评,现在我硬着头皮上阵,和先生既当老板又当杂工,既当厨师又当跑堂,既做采买又做账房,睡过地板,白手起家,苦心经营,甚至先教当地人用筷子。
在约旦开了近三十年的中餐馆,皇亲国戚是常客,大陆来访的官方代表团,听说杜月笙的女儿在这里开了家餐馆,也总是很好奇,要来光顾下,还要合影。
大家的要求,我都是有求必应。看到他们,我觉得很亲切,好像大陆就不遥远,年少时在大陆的时光也不遥远。

父亲冥冥中为我们牵下红线

忆及年少芳华时,曾是惊鸿照影来,可我们杜家人,怎么敢回去?
两岸解禁后,两边的交流越来越多,但我们却一直忙于餐馆营生,迟迟未能回家。直到2001年,我才首次回到上海,这次我还办了台胞证。
2005年,先生又带着我,回到他的故乡安徽,给亲人扫墓。
先生远赴台湾时,婆婆跟着先生的四哥流落到长江北边的小城安徽枞阳。直到1973年去世,老人家一直饱受思念和惊吓,至死再也没有见过海峡那一头的儿子,更别说见过我这儿媳。
先生离家时,还是英俊少年,回乡时,已是古稀之年,慈母已成一坯黄土!母子已天人永隔。在枞阳城郊的荒山上,他跪在母亲草萋萋的坟头,烧纸,痛哭,我也在这从未谋面的婆婆的坟前下跪,磕头。
万水千山,渡尽劫波,笑泯恩仇。所有的颠沛流离,都由江,走向海,所有的离合,都由动荡,归于平静。
杜家的后代散枝落叶在全球,我和先生已四世同堂,三个孩子文鹏、文琦和文瑞,无论在世界上走得有多远,但每年过年,他们依然回来,按中国的老礼,向我们磕头。
而年近九旬的我们,回到了台湾定居,但常回大陆,我们去浦东看过杜家祠堂,去过北京逛琉璃厂,去过前门老舍茶馆听京戏,还去成都看阔别七十多年的空军幼年学校……
而2017年年底那一次我们去上海,在复原到嘉定的杜公馆旧居西云楼前,我和先生惊讶地发现,杜公馆大门上方,赫然雕刻着四个字:竹苞松茂。
这房子是父亲在上海滩刚发达时亲自设计建造的,当时我和先生都还没有出生,我想起父亲过世前,为没能看到我出嫁而难过,原来他冥冥之中早已为我们牵下了红线。
走了一山又一山,过了一江又一江,四海漂流,我们终于可以在夕阳下享受故园的祥和静美。只是父亲要葬在故乡上海浦东高桥的遗愿,至今没有实现。

(字数:15551)
幼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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