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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主题 英特尔科学奖,年轻科学家的摇篮 【按树型格式阅读】
作者:文心社 2014-10-24 06:02:40|最后回复:文心社 2014-10-24 06:20:10|人气:2672|回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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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特尔科学奖,年轻科学家的摇篮
纽约州奥西宁——午餐时间,奥西宁高中(Ossining High School)的走廊里充斥着各种嘈杂声。体育馆中传来吹哨声,学生充分利用重返课堂前的每一分钟自由时间。即便是在两周前,当丹·麦克奎德(Dan McQuaid)和他的两位理科老师坐在图书馆中时,里面也是乱哄哄一片。



丹·麦克奎德在奥西宁高中就读。他研究的是一种在很多癌症中发挥着肿瘤抑制因子作用的蛋白质。

  这种嘈杂并未分散他们三人任何哪怕是一丝一毫的注意力。相反,他们仍在专心讨论着丹所做的癌症研究。

  现年17岁的丹是毕业班的一名学生,同时也是进入美国“英特尔科学奖”(Intel Science Talent Search)的40名决赛选手之一。冠军将会于周二晚上在华盛顿揭晓,而当一名记者向丹提及压力问题时,他的老师之一安吉洛·皮奇里罗(Angelo Piccirillo)出于保护心理接过了话题。

  他说,丹已经赢得了足够的荣誉:他是奥西宁高中第一个闯入决赛的学生。“从现在开始,一切都是锦上添花了,”皮奇里罗笑着补充道。

  这种温和的鼓励对丹取得今天的成绩无疑是有助益的。然而,对于参加此次英特尔赛事的决赛选手而言,这并非毫无压力的一周。这些决赛选手是从300名半决赛选手中脱颖而出的。他们自周三和周四以来就一直待在华盛顿,向评审小组和公众展示他们的项目。前10名决赛选手将会获得2万-10万美元不等的奖金,而其他30名则会获得7500美元的奖金。

  而这或许只是一个开始。若历史可鉴,那么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将会获得更大的声誉:自1942年设立该科学竞赛以来,时为“西屋科学英才选拔赛”(Westinghouse Science Talent Search),共有7名选手获得了诺贝尔奖,11名选手获得了麦克阿瑟“天才”奖。

  这40名选手是从超过1700名申请者中选拔出来的,该选拔赛的截止时间为去年11月。(在2012年截止日的前几天,美国东海岸很多地区都遭遇了飓风“桑迪”袭击,受此影响的学生获得延期。)

  该竞赛由科学与公众学会(Society for Science and the Public)举办,并由英特尔公司(Intel Corporation)通过其旗下的英特尔基金会(Intel Foundation)提供资金支持。15年前西屋公司(Westinghouse)停止赞助后,英特尔接手了该项赛事。英特尔基金会执行主任温迪·霍金斯(Wendy Hawkins)表示,赛事主要是为了“改变美国国内关于年轻科学家的会话”。

  霍金斯女士补充说,我们要关注的并不是“没完没了的胡言乱语”,即有关将科学家固化为极客和心不在焉的教授的谬论,而是“鼓励和支持这些年轻科学家现在所做的以及将来在其职业生涯中所从事的可改变人们生活的工作”。

  英特尔首先所做的改变之一就是大幅提升奖金数额。“奖金的确会吸引注意力,”霍金斯说,“我们希望这样的学生能够同他们学校中的文体明星一样出名。”

  在华盛顿,决赛选手将会接受来自全美各大学的科学家的评审(记者本人已过世的父亲曾担任过评委),而在这些科学家所涉学科之外的领域,很多选手所掌握的知识都超过了他们。

  然而,这些评委所关注的并不仅仅是项目本身。

  “我们的目标是寻找未来的科学领袖,”评审小组主席、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的数学、统计学和计算机科学教授戴维·马克(David Marker)说。

  决赛选手将接受由3名评委组成的评审小组的4轮面试,每轮时间为15分钟,期间不仅会问到他们的项目,而且还会测试他们所掌握的基础科学知识。马克博士举例说,他们可能会被要求“用图解法表示植物细胞并对部分细胞器的功能进行解释”。

  然后,还有一些问题是根本不可能准备的。“先前一位评委的问题是‘讲一讲宇宙吧’,这是我最喜欢的问题之一,”马克博士说,“另外也可能会让他们预测一下报业的未来。”他说,通过这种方式,评委可以从侧面了解一下“他们的思维模式”。

  对这些学生来说,周二晚上的获奖揭晓将意味着他们生命中一个特殊篇章的结束,但这是一个远未结束的故事。以下是其中的4名决赛选手及其项目。

汽车钥匙与安全密钥

  在很多方面,马尤里·斯里达尔(Mayuri Sridhar)同其他17岁的孩子并没有什么区别。2月底的一个上午,在她的家乡纽约长岛的国王公园,最近降临的一场暴雪仍未融化,片片积雪随处可见。她正在为考驾照而苦恼。“我比较怵平行停车,”她说。



马尤里·斯里达尔和她的妈妈。斯里达尔是长岛国王公园高中的高三学生。她研究的是蛋白质在肿瘤抑制方面的作用,通过计算机建模技术或许能更好地对癌症进行诊断。

  但在另外一些方面,她就显得卓尔不群了。在她的包里有一个SecurID设备;利用这一设备,她可以把她的笔记本电脑同田纳西大学(University of Tennessee)可执行数百万次模拟运行的超级计算机“海怪”(Kraken)连在一起。

  在化学教授卡洛斯·希姆林(Carlos Simmerling)博士的指导下,马尤里在石溪大学(Stony Brook University)的实验室参与了一项有关蛋白质的研究,该蛋白质在肿瘤抑制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她参与的项目的准确名称是“肿瘤抑制因子p53的DNA结合机制及通过R249S突变将其失活的计算分析”。看到了吧,这可不是一般的青少年。)

  她发现,一个氨基酸的突变足以导致p53蛋白质的结构变化,并使其不再与DNA结合,因而也就无法发挥肿瘤抑制因子的作用。通过先进的计算机建模技术,她发现阻止该蛋白质发挥这一作用的并不是“能量限制”,而是基本结构的变化导致两者形状无法再像拼图一样组合在一起。

  马尤里出生在新加坡,父母是印度人;在英特尔科学奖中,她是数量激增的移民或移民子女参赛选手中的一员。同时,她的事例也进一步引发了有关先天遗传和后天培养的辩论:她的姐姐哈姆萨(Hamsa)是2008年的决赛选手。

微观视角

  多年来,在英特尔科学奖的获胜者中,纽约市的两所中学一直独占鳌头:史岱文森高中(Stuyvesant)和布朗克斯科学高中(Bronx High School of Science)。这种优势,一方面是因为学校对理科课程的重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学校有着良好的计划,自一开始注重培养学生参加英特尔科学奖等竞赛的能力。

  史岱文森高中理科教师、研究协调员乔纳森·加斯特尔(Jonathan Gastel)认为,这些计划的好处远远不仅限于获奖。他说,学生可能不会将科学视为一条可行的职业路径,“他们可能会认为科学家就是实验室里那些蓬头垢面的人。他们可能对科学家存在误解,不知道他们是致力于解决世界重大问题的人。”

  在他的热忱鼓励下,17岁的杰米·李·索利马诺(Jamie Lee Solimano)就找到了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同其他很多决赛选手不同的是,她先前从未参加过科学竞赛。杰米是一位艺术家的女儿,在曼哈顿长大。她此次的参赛项目是细胞信号研究。



英特尔科学奖是杰米·李·索利马诺参加的第一个科学竞赛。她在纽约出生长大,是史岱文森高中的高三学生,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实验室研究细胞内信号。今年纽约市只有她一个人入围英特尔科学奖决赛。

  杰米说,她的兴趣源于冷泉港实验室(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与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因发现DNA双螺旋结构共获诺贝尔奖)的大部分研究就是在该实验室进行的。在史岱文森高中,她继续研究她所说的这门“交叉学科”。

  在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的一个实验室,她观察到了细胞初级纤毛——细胞表面突出的类似于毛发的细胞器——在受外界作用物干扰时所发生的情况。(她利用锂对细胞系进行培养,从而使得纤毛长得更长。)

  她发现外界分子可以改变纤毛中蛋白质的组织形式,进而削弱细胞的信号功能。她的研究——只能借助超高分辨率显微镜进行——对诊断和预防出生缺陷和遗传缺陷会有所启示。

  “在向公众解释分子生物学时,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让人们理解他们看不到也摸不到的东西,”她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实验室里说。

登月

  奥西宁高中坐落在韦斯切斯特郡的一座山上,校舍居高临下,西侧的哈德逊河尽收眼底。但学生并未因安逸闲适的校园环境而迷失自我,他们忙于功课和体育活动,同时还要从事社交,为升学焦虑。

  或者,像丹·麦克奎德一样,忙于“作为癌症治疗新靶标的KLF6肿瘤抑制因子转录后调控部位的鉴别”。

  同史岱文森高中一样,奥西宁高中也有一个专门的研究计划,针对的是十年级的学生。自2001年设立以来,该计划已经为英特尔科学奖输送了45名半决赛选手,其中2010年有8名之多,超过当年全美其他所有学校。但他们中无一人进入决赛。“丹有点像尼尔·阿姆斯特朗(Neil Armstrong),”他的指导老师皮奇里罗说,“我们先前从未登上过月球。”

  据该计划的老师瓦莱丽·霍姆斯(Valerie Holmes)表示,计划旨在鼓励学生寻找与其个人相关的项目。对丹来说,这就是医学研究:在上高中一年级时,他的一个堂兄死于转移性肺癌。

  他说,KLF6是一种蛋白质,在很多癌症中发挥着肿瘤抑制因子的作用,但“它的数量太少了”。为找出原因,他加入了曼哈顿的西奈山医院(Mount Sinai Hospital)的实验室;在那里,研究生和医院工作人员正忙于确定导致该蛋白质降解的因素。霍姆斯说,该计划也会培养学生的韧性;丹和他的指导老师在接触了三四十名潜在的导师之后,才最终找到一位可以带他的人。

  在被问及前往华盛顿最期望什么时,丹脱口而出,说“见奥巴马(Obama)”。(英特尔科学奖的决赛选手通常都会受到总统接见。)当霍姆斯女士告诉他说,这将取决于世界大事,他或许只能见到副总统时,丹说那也不错。

有影响的创造

  英特尔科学奖的很多决赛选手都会长时间待在大学或研究中心的高端实验室;在那里,他们必须要小心谨慎,以免影响到“脆弱”的实验(以及脆弱的自尊心)。而其他一些人,则将大部分时间花在学校教室里和家中,比如说来自新泽西州莫里斯敦、17岁的王安怡(Catherine Wong);她说自己“弄坏了很多东西”。而也正是因为这些错误,让她发明了一种无线电设备,可制作数字化心电图并通过手机将结果远程传送给医生。

  王安怡在莫里斯敦高中(Morristown High School)读书,她曾去曼哈顿的库珀-休伊特(Cooper-Hewitt)博物馆参观了“为另外的90%设计展”(Design for the Other 90 Percent,该展览主要展示可帮助发展中世界人们的设备),因此对远程医学产生了兴趣。她指出,在第三世界国家,手机比厕所要多得多。

  从那时起,她开始自学手机软件编码和电机工程技术,使用的是“实验电路板”和烙铁。“工程学有着重大的影响,”她讲她为什么要进入这一领域时说,“而最大的影响,莫过于对发展中世界的影响。”

  在今年英特尔选拔赛的半决赛选手和决赛选手中,王安怡可以说是一个“异类”:82%的工程学项目都是由男生提交的。(与之相对的是,植物科学项目的提交者中,女生占了压倒性的多数,达到80%。)

  总体来看,对于那些担心科学领域出现性别失衡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好消息。在过去的10年里,有8年进入决赛的女生人数达到40%-50%。

  王安怡已经为她的样机申请了临时专利。但她并未因此就止步不前:目前,她正在自学视网膜摄影术,这也是对发展中世界有着潜在影响的一个领域,因为这种成像术可以通过远程医疗来帮助诊断糖尿病。

  “鼓舞人心”是经常被用来形容英特尔科学奖的一个词。去年退休的评审小组主席、亚利桑那大学医学院(University of Arizona College of Medicine)教授安德鲁·耶格尔(Andrew Yeager)博士说,这是“我所参加的最鼓舞人心也是最有意义的活动之一”。《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L·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在2010时曾写道,颁奖宴会的当晚是他在华盛顿20年来所经历的“最鼓舞人心的一个夜晚”。

  即便是那些不了解这些年轻选手卓越才能的人,以及那些没有看到这些选手种族多样性的人(这显然是开放的移民政策的积极意义所在),也经常会为他们的故事所感动。去年闯入半决赛的选手、来自长岛的萨曼莎·加维(Samantha Garvey)就是在一个庇护所中收到进入半决赛的消息的。

  而今年的决赛选手、来自芝加哥大学附属实验中学(University of Chicago Lab School)的莱恩·冈德尔曼(Lane Gunderman)则表示,他对光合作用的兴趣是因为“书上说它对生命的宏伟计划很重要”。对于生命的宏伟计划,他多少是有一些了解的:在六年前,他和他的家人曾经历过短暂的颠沛流离。

  上周,他生平第一次坐上了飞机。周二,他将与其他决赛选手一起参加在国家建筑博物馆(National Building Museum)举行的一场盛宴。在那里,他们不仅会看到那些获得最高分的项目成果,而且还会听到那些最不安分的头脑所讲述的未来。
(字数:1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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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阶级分化严重 光靠读书很难改变贫困命运
纽约时报 | 8/8/2013



  德克萨斯州加尔维斯顿——安吉莉卡·冈萨雷斯(Angelica Gonzales)在高中时走的是“哥特路线”——黑靴子、链条和工装裤——她的优等生身份和她的奇装异服格格不入。她给自己起的昵称来自一个金属乐队,她立志成为家族里的第一个获得大学学位的人。

  “我不想像我妈妈那样在沃尔玛超市工作”,她写信给学校辅导员。

  她的周末和暑期都贡献给了大学升学辅导班,在那里,她和她最好的朋友,玛丽莎·奥尼尔(Melissa O’Neal)以及比安卡·冈萨雷斯(Bianca Gonzalez)分享“离开这个小岛”的动力——她要逃离这不幸的加尔维斯顿,在这里生活没有出路。玛丽莎是八年级毕业礼上致告别辞的学生代表,她母亲 的男友们和酗酒问题让她气恼不已。比安卡活泼天真的外表下,隐藏着父亲去世的创痛。她们整天形影不离,有个助教叫她们“三胞胎”。

  低收入人群的奋斗之路更加陡峭。尤其是在波尔高中(Ball High School),女生班里有三分之一的人不能如期毕业。但是到2008年“三胞胎”毕业时,她们的去向似乎验证了“教育是伟大的均衡器”的说法。

  安吉莉卡来自一个苦苦挣扎的墨西哥移民家庭,她去了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比安卡被社区大学录取;而玛丽莎上了德克萨斯州立大学(Texas State University),那也是前总统林顿·B·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的母校。

  “这感觉就像是我们从一种生活飞跃到另一种生活,”玛丽莎说,“感觉就像是‘我们出发咯!’”

  四年后,她们的故事似乎不能作为人往高处走的范本,而更像在印证飞速发展的经济不平等时代的阻碍。她们都没有获得本科学位。只有一个人仍在全职读书,有两人债台高筑。安吉莉卡背着超过6万美元的债务从埃默里退了学,现在是加尔维斯顿一个家具店的职员。

  她们有能力应付高校的学业,甚至表现突出。然而对赚钱的需求、与校园生活的疏离给她们带来了一系列压力,对校外男友的依赖让情况更加复杂。没有家庭或校方的引导,上大学对于她们来说就成为了没有防护网的勇敢一跃。

  她们的失落反映出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教育对阶级分化的作 用越来越明显。贫困学生的学习成绩长期落后于富裕的同学,但是从小学考试到大学毕业,这个差距越来越大。随着学业成就与收入前景越来越挂钩,其后果也更深 远:教育——这一本应该消除阶级壁垒的力量,反而加重了阶级差距。

  “每个人都想要把教育当作一种均衡器——接受教育就是趋上 流动的开始,”加州大学欧文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的经济学家格雷格·J·邓肯(Greg J. Duncan)表示,“但是,几乎每一种测量标准都表明,高收入和低收入儿童的差距正在加大。这太令人沮丧了。”

  几十年来,美国已在机会均等及反对种族倾向方面做出努力,差异已经缩小,然而阶级对学业成就的影响越来越大,这让专家们感到意外。近期还有证据表明,低收入的美国人比同等条件的加拿大人和西欧人向上的机会更少,这一结论更加令人担忧。

  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的玛莎·J·贝利(Martha J. Bailey)和苏珊·M·戴纳斯基(Susan M. Dynarski)表示,30年前,在美国,有学士学位的富人和穷人的差额是31个百分点,而现在已达到45。

  尽管两个群体大学毕业的几率都增加了,但富裕群体增加得更多,因此将差距进一步拉大。

  可能的原因包括上层人群收入的飙升,家庭结构的变化导致能 得到双亲家庭支持的低收入学生更少了。社区间也因阶级而分化得更严重,低收入学生越来越集中在较低质量的学校。即使把助学金计算在内,上一所公立大学的花 费也在过去20年间上涨了60%。很多低收入学生都感觉家里需要他们帮忙,他们一想到要损失几年的工资,同时背下沉重的债务,便望而生畏。

  加尔维斯顿的这几个女孩把希望寄托在教育上,她们遵循着一个和国家本身一样古老的传统。但是如果只有富裕的群体能受教育——而且只有受过教育才能致富——那么校园的存在就很可能变得毫无意义。

  “低收入学生,无论天资如何聪颖,在社会经济阶梯上攀升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斯坦福大学(Stanford)的社会学家肖恩·里尔顿(Sean Reardon)表示,“这是对美国梦的一个威胁。”

高中生涯

  当时没人看得出她们三个是朋友,更不用说是三胞胎了。那时 安吉莉卡画着黑眼线,玛丽莎的情绪经常闹得一家人鸡犬不宁,而比安卡是下一届的学生,看上去比她的实际年龄还要小。她们的共同点,就是她们都参加了针对低 收入青少年的大学预科课程——“向上跃进”项目(Upward Bound),而且她们都很信赖该项目的辅导员普里西拉·冈萨雷斯·卡尔弗(Priscilla Gonzales Culver),大家都叫她“G老师”。

  安吉莉卡来自一个墨西哥裔大家庭,她既以此为荣,又想超越 这个身份。她的母亲安娜·冈萨雷斯(Ana Gonzales),在儿童时期非法越境,获得了美国国籍,并在加尔维斯顿定居下来。她定的家规很严,有一次就因为安吉莉卡晚回家一分钟而让她禁足一个 月。安吉莉卡对她既尊重又畏惧,她从来不叫她“妈妈”——只叫她“夫人太太”(“Mrs. Lady”)。

  她的家是一套从别墅里隔出来的公寓,亲戚们住在相邻的单元 里。有多少家庭聚餐就有多少家庭纷争。安吉莉卡的一个舅舅曾经是街头黑帮,脸上留下了疤;她的外祖母几乎不会说英语。安吉莉卡的举动奇妙地掺杂着疏离和热 诚,她没有学西班牙语,而是学了德语,她的15岁生日聚会以哥特为主题,在桌面的地球仪上画着仙女和龙。她给自己起了个奇特的外号“科恩小妞”(Korn chick),是以一个吵闹的金属乐队命名的。

  但上学才是她最关心的事。她说:“我在学业上表现出色。”她的外祖母和姨妈们和“夫人太太”一起在沃尔玛超市工作,安吉莉卡受够了她们可怜的工资和遭受的白眼。“向上跃进”项目让她用1到10来描述大学的重要程度。

  她写了“10”。

  玛丽莎也想离开这个小岛——说得更直白一点,是想离开她的家。“当我7岁的时候,我妈妈开始约会,和一群酒鬼混在一起,”她在“向上跃进”的申请书上写道。她的母亲对止痛药成瘾,而且有严重的抑郁症。外祖父母给了她庇护,而学校是她的另一个避难所。

  “我喜欢读书——我是个怪人,”她说道。

  到了八年级,玛丽莎在班里名列前茅,被选到一所私立高中上一门课。她向往申请去那里读书,却对母亲和外祖父母说想去另一所学校。对家人隐瞒自己的理想,是很多贫穷的孩子学到的一种技能。“我知道我们没有钱,”玛丽莎说,“我觉得我没有权利提要求。”

  刚来“向上跃进”时,玛丽莎发现有个同学总是一个人吃饭,于是她坐在了她旁边。“是她‘强迫’我和她做朋友的,”安吉莉卡说。

  比安卡是在下一年入学的。她快乐的外表让人看不出任何家庭不幸的迹象。自从父亲去世后,作为四个兄弟姐妹中的老大,她多年来肩负着“候补妈妈”的角色。对于比安卡来说,家庭意味着全部。

  她来的时候正赶上“向上跃进”组织的芝加哥旅游,此行也是 三胞胎传奇的核心部分。她们知道自己不满足于加尔维斯顿的生活,于是在西尔斯大厦(Sears Tower)和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之间寻找她们的落脚点。这次旅行成就了她们的友谊,她们共同的目标也奠定了这段友情。

  “我们想要过更好的生活,”安吉莉卡说。

  波尔高中很难帮她们实现这个目标。除了上过当地报纸的缉毒犬博斯科(Bosco),校园里还安排了四个安全官员负责制止斗殴。在她们就读的最后一年,一起胡椒喷雾事件把50个学生都送到了医务室。德州只有2%的高中被评为“不合格学校”,波尔名列其中。

  玛丽莎对于母亲在戒酒和治疗抑郁症之后成为了弟弟的好母亲 而感到惊奇。但是当她从芝加哥回来时,母女俩的冲突越来越激烈,以至于有天晚上G老师把她带走了。“我的确让她承受了很多,”玛丽莎的母亲帕姆·克拉夫特 (Pam Craft)说,“所有事情都是她自己完成的——我很为她骄傲。”G老师的笔记本上也记录着她多方面的观察:“日用品少得可怜”、“学生不堪重负”以及 “她基本上是自己在养活自己”。

  在指责母亲总是选错男人的同时,玛丽莎自己也遇人不淑,她找了个不上进的男友。这个男人总是让她失望,甚至还搞大了另一个女孩的肚子。但是他们几次分分合合,最后还是在一起。“他这样下去会拖垮她的,”G老师曾发出过这样的警告。

  虽然生活动荡,玛丽莎却赢得了推荐奖,在州的技能测试中有 一半考试取得最高分,编辑年刊,还在加尔维斯顿的报纸上发表了两篇评论文章,其中一篇谈到了她弟弟与自闭症的抗争。因为要打三份工,她的功课落下很多,差 点就不能毕业,但她还是以全班前四分之一的排名完成了学业。她总是厄运连连,却总能幸免于难,永远不知道哪种运气会占上风。

  从芝加哥回来之后,比安卡跳了一级,这样她就能和玛丽莎还有安吉莉卡一起毕业了。

  安吉莉卡的成绩一直保持在A的水平,四年下来,她的平均绩 点达到了3.9。她的一个导师在评语里写道:“(她)聪明过人、专心致志。”在学术评估测试(SAT)中,她的数学和阅读部分考了1240分,在全国排在 前84%。有个德语老师突然离职,学校就请她把第一年的课程教完。

  安吉莉卡的课外生活围绕着她的男友弗雷德·韦弗(Fred Weaver)。他比安吉莉卡大三岁,开一辆黄色的雪佛兰克尔维特(Sting Ray)跑车。弗雷德对感情很投入——“夫人太太”认为他过于投入,并提醒安吉莉卡别因为谈恋爱影响她上大学。弗雷德的父亲在当地经营一间家具店,大家都 知道弗雷德的愿望就是能和安吉莉卡一起经营这家店。

  高中的最后一年过得飞快。在择校方面,G老师尽力引导这些 恐慌又困惑的学生。虽然参观了很多所大学,但她们在择校时,并没有像很多富裕学生那样,享受到外界无微不至的帮助。比安卡因家人和她那年长男友的缘故回到 了小岛,选择了社区大学;玛丽莎选择了圣马科斯的德克萨斯州立大学,因为“申请是最简单的”。

  安吉莉卡只申请了西北大学(Northwestern),当她收到拒信的时候心灰意冷。后来她赶在截止前最后一分钟申请了亚特兰大的一所学校,这所学校之前给她发过邮件。但是,她直到入学后才发现她所收获的“非比寻常”。

  埃默里大学当年的学费将近五万美元,但这是一流大学中极少数承诺只要学生足够优秀,被录取后都能满足其经济方面需求的学校。学校甚至还推出了一项为高债务的贫困学生减轻负担的计划。“不应因为经济压力的阻碍而放弃他们的目标和梦想,”网站上这样写道。

  在1000英里之外,这所看不见的校园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吸引力。安吉莉卡说:“一生中你有几次机会能彻底重塑自我呢?”

贫富差距加大

  如果玛丽莎和安吉莉卡认为上大学能让她们和其他低收入学生区分开来,那她们想得没错。在收入排在最后四分之一的学生中,只有不到30%的人能够升读大学。而在这个群体当中,只有不到半数能毕业。

  收入总是和学业成就挂钩的,但是这一因素的影响正在扩大。斯坦福大学的社会学家里尔顿研究了过去25年来的阅读和数学考试成绩,发现高收入和低收入学生之间的差距增加了40%,而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差距已经缩小。

  以往,种族对于成绩的影响比阶级的影响更大,现在的情况却正相反。以八年级为例,白人学生比黑人学生的成绩平均高三个等级,但高收入学生比低收入学生的成绩水平要高四个等级。

  “种族差距很大,但是收入差距更大,”里尔顿教授说道。

  有一种解释,简单来讲就是富人显然变得更加富有了。在上一代,排名在第90百分位的家庭收入是在第10百分位的家庭收入的五倍,现在已经达到十倍之多了。

  但是,随着计算机实验室取代了“手艺课”(指技术培训课程),学校也发生了变革,父母的收入和教育变得更加重要。以前SAT的辅导老师很少,即使出得起钱的家庭也很难请到老师。而现在他们成为了这种巨大的“学前辅导产业”的一部分。

  当然,教育的回报也增加了——大学毕业生的收入大大增加——富裕家庭在教育上投入的更多。哈佛大学的教授邓肯和理查德·莫尼恩(Richard Murnane)指出,他们投入的资金是低收入家庭的三倍,主要用在了课外活动上,比如运动、音乐课程和夏令营。

  除此之外,高收入父母,尤其是父亲,在养育子女方面投入了更多时间,而低收入家庭中的父亲在家的时间更少了。G老师表示,“三胞胎”过于依赖她们的男友的一个原因是:“她们的父亲都不在身边。”

  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的社会学家安妮特·拉鲁(Annette Lareau)认为,富裕家庭在获得支持方面也存在优势:在子女需要帮助的时候,父母能更快介入,而低收入家庭通常会惧怕和听命于学校领导。这个问题贯穿 于玛丽莎和安吉莉卡的整个大学旅程。

  “中产阶级的学生感觉学校应该会回应他们的需求,”拉鲁教授说道,“而工人阶级以及贫困学生没有经历过这些。这让他们更加脆弱。”

  布鲁斯金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马修·M·秦格斯(Matthew M. Chingos)发现,即使低收入学生的技能测试成绩高于富裕学生,他们中能完成学业的人数也还是要少。在成绩高于平均分、但收入低于平均水平的八年级生中,只有26%的人能够获得本科学位;而在成绩低于平均分、但更富裕的学生中,能拿到学位的人占30%。

  “这些学生为了考到平均分以上,已经克服了巨大的障碍,”秦格斯先生说,“但拿到大学学位的人如此之少,真令人不安。”

“三胞胎”开始了大学生活

  玛丽莎在德克萨斯州又耽搁了两个小时。当她到学校的时候,汽车的电瓶没电了。她含泪给G老师打电话,G老师教她做了跨接启动。室友们都有父母帮忙拉箱子、陪伴在侧,而玛丽莎只能自己整理行李。距离开课还有四天时,她惊慌失措,开了200英里的车回到家。

  对于大家都在谈论的“离开”,她的纹身表现出对家乡的自豪之情:她是“小岛出生的”(born on the island,简称BOI)。她的外祖父母命令她回到学校。“我真的不想离开”这个岛,玛丽莎说道。

  学期过半,她觉得她去德州州立大学的决定是错误的。她在错误的时候离开了家。她想搬回加尔维斯顿,和比安卡一起读社区大学,然后再转到四年制的学校。然而当她试图归还德州大学的经济援助时,她发现已经太迟了。在满是丘陵的校园里散步了很久,她最终想通了。

  “我意识到加尔维斯顿没有什么可以给我的,”她说,“这里才是我该呆的地方。”

  安吉莉卡要付出昂贵的代价。作为一所精英学校,埃默里大学 招收的低收入学生的比例非常高——他们当中有22%的人可获得佩尔奖学金(Pell grants)——相比之下哈佛大学只有11%的贫困生能得到这个奖学金——而且埃默里本身也提供相当丰厚的助学金。但是安吉莉卡没有填完申请经济援助的 所需表格。

  她到很晚才开始考虑埃默里,申请程序复杂,而且她在填写关 于她父亲的问题时耽误了一阵,她甚至都不知道怎么联系上他。尽管埃默里每周发送邮件和少数族裔学生课程邀请,但这些邮件都发送到了学校的账户里,安吉莉卡 还没学会怎么收邮件——总共有17个学生遇到了这个问题。事情从一开始就把她搞得稀里煳涂。

  临近开学,安吉莉卡跳上了车子,和“夫人太太”与弗莱德一起开了14个小时的车去了亚特兰大,想把问题解决掉。但是那时埃默里已经发放完了所有的助学金。即使有联邦贷款和补贴,她还有4万美元的缺口。要想读书,唯一的办法就是从银行借款了。

  4万美元是一个天文数字。安吉莉卡没有告诉“夫人太太”,因为不想让她担心。她需要一位担保人,而她唯一可以找的人就是弗雷德了。这将把她的未来和过去都绑在一起,但是她害怕如果拖延下去,她也许就没有未来了——她也许永远都无法弥补了。

  “我当时就想,‘我不在乎这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只想借到这笔钱’,”她说。

  弗雷德答应了她的请求。他们订婚了。

  几周之后,飓风“艾克”(Hurricane Ike)袭击了加尔维斯顿,后果像卡特琳娜飓风一样可怕,有六分之一的人遇难或失踪。“夫人太太”失去了她的公寓和大部分财产。弗雷德因为要花钱重建商店,只好减少之前承诺寄给安吉莉卡的原本就为数不多的钱。

  社交生活是尴尬的。安吉莉卡经常觉得自己是学校里唯一一个 没有信用卡的人。她的室友搬出去了,没做任何解释。但是大学有一点吸引着安吉莉卡和玛丽莎:那就是课堂。其他债务缠身的学生们也许会好奇,为什么人类学测 验和艺术史讲座是走向中产的必经之路。但是玛丽莎很乐于思考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部落生活;而安吉莉卡会坐18个小时的大巴回家,滔滔不绝地称赞着德国电影。

  “我的家人说‘好吧,现在你上的是贵族学校,’”她说。

  A、B、C、D,她的成绩单看起来像一碗字母形面片汤。“我为上加尔维斯顿学院做了准备,但还没有准备好去埃默里,”安吉莉卡说。但她最后把平均绩点补救到了2.6,暑期时高兴地回家了。

  “我觉得最困难的部分过去了,”她说。

  在暑期结束时,安吉莉卡和玛丽莎的一次完美的公路旅行标志 着她们作为女大学生的成长。玛丽莎决定成为一名语言治疗师。安吉莉卡想进行儿童心理学的实践。在路易斯安那的彩虹下、在奥兰多的蓝调酒吧,她们谈论了关于 成立一个帮助贫困儿童的机构的计划。整个一周,命运之神向她们微笑。

  “我们在我们应该在的地方,世界就在我们脚下。”玛丽莎说。

玛丽莎

  玛丽莎回到了一个让她感觉像家一样的校园。她有了一个喜欢的室友,和一份她喜欢的工作——在迪斯尼商店做店员。但是,虽然她感觉到自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或者说也许正是因为这样——她和高中时代的男朋友复合了。“这是我做过的最蠢的事情之一,”她说。

  在玛丽莎大二的时候,他们订婚了。他搬到了她学校附近和她同居,玛丽莎用信用卡支付他们大部分的生活费。他报读了一个就业训练团(Job Corps)的课程,他们说好等他成为一名电工之后,他们会一起还账单。

  玛丽莎的成绩出了问题——她在传播学的课上得了一个C,导 致她无缘升读竞争激烈的语言障碍矫正课程。但是她决定以研究生院培训为目标,她的其他成绩飙升,在大三的两个学期都被列入了学院优秀学生名单。在她母亲为 数不多的一次探望中,玛丽莎迫不及待地给她看自己被展示在学生中心墙上的荣誉。

  “这是我生命中最自豪的时刻之一,”玛丽莎说。

  在升大四之前,玛丽莎计划了一次旅行来庆祝自己的21岁生日。就在出发前,她发现自己的钱不见了。只有一个人知道她的银行密码。在结束就业训练团的课程之后,她的男朋友又一次失业了,而且行为古怪——好像是在吸毒。

  除了玛丽莎之外,没有人觉得惊讶。虽然她把订婚戒指退还 了,但她还不起他之前承诺帮忙偿还的4000美元信用卡欠账。经济和感情问题混乱不堪,她在极度抑郁中开始了大四。她在房间挂起了黑色窗帘,这样她就可以 睡一整天。她逃课、用多一倍的时间去打工,几乎所有课程都不及格。

  “我开始参加派对,因为要还债,我无时无刻不在工作,”她说。

  她下滑的速度惊人,心里的安全网也迅速消失。很容易想象这 时如果有一个更富裕的家庭介入,提供金钱或其他支持,她会得到怎样的帮助。G老师给了她一些校园治疗师的名字,但是玛丽莎没有联系他们。她等待着出现一根 弹力绳,让她停止下落。她的一次不及格让她失去了经济支援,之后她又在去年夏季的课程中名列前茅。

  她现在正重读大四,按计划明年夏季毕业,她的新男友也在读,打算成为一名工程师。在家时,她有一套辨别错误的人的方法。“在这里我没发现什么错误的人,”她说。

  背着4.4万美元的贷款,她要在接下来的25年每个月支付250美元,她借这笔钱是为了读研究生。她把贷款通知藏在抽屉里,心中不曾有任何怨尤。“你无法给教育定价,”她说,“无论在你的生命中遇到什么,你受的教育都不会被夺走。”

比安卡

  比安卡没有去佛罗里达的公路旅行,不过大家都不记得原因了。她喜欢谈论关于“离开”的话题,但真到行动时就没影了。

  低收入学生要面对的一个风险是“低匹配”,他们选了距离近的或熟悉的学校,而不是选他们能上的最好的学校。

  “学校的选择性越强,孩子们毕业的可能性就越大,”布鲁金斯研究员秦格斯表示,“因为期望更高、资源更丰富,退学要承受的污点也更大。”

  比安卡就被“低匹配”了。她住在家里,和高中时的男友约会,在加尔维斯顿学院上课。上了一学期的优等生名单让她加强了想转入四年制学校的念头。

  她祖父患了癌症,要接受化疗,这让她有了更多留下的理由。自从她父亲去世,她就和祖父住在一起。离开就像是背叛。“我觉得比起自私地去读书,留在家里更加重要,”她说。

  关于教育是“自私的”——对于中上层阶级来讲不可思议的观点——却是贫困学生经常要面对的问题,尽管是不言而喻的。“家庭是优先的,尤其是对于西班牙裔女性来说,”G老师说道,“她们害怕听到‘你觉得自己翅膀硬了就要离开我们了’这种话。”

  在社区大学的第二年,比安卡被一所100英里外的州立大学录取了。G老师和她的母亲鼓励她去,但她一直在给自己找留下的借口。

  “我不想离开,不想祖父去世。”

  “我必须要帮我妈妈。”

  “我觉得我读书读累了。”

  比安卡留在了加尔维斯顿,完成了她的副学士学位,现在在一家海滩酒吧做出纳,还在一家水疗中心做接待员。她仍然计划着有朝一日要拿到一个学士学位。

  “我觉得我并不懒惰。我只是很害怕,”她说道,同时又补充了一句,“世事难料。”

安吉莉卡

  在第一年的经济援助灾难之后,安吉莉卡遇到了下一个截止期限,她得到了足够的支持,回去开始读大二。不过她仍然感觉到自己比起其他低收入学生的情况更加不稳定,但她从来都不知道为什么。答案就隐藏在援助档案里:埃默里大学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不断地夸大她的家庭收入。

  安吉莉卡报告说她母亲的年收入是3.5万美元,房租支出就 占了一半。由于住房成本太高,埃默里大学就假定这个家庭还有额外收入,并把“夫人太太”的年收入定为5.1万美元。但是“夫人太太”并没有把钱藏起来。她 是靠联邦灾害救助(Federal disaster aid)的支援支付飓风后上涨的租金的,而安吉莉卡在无意中忽略了这个细节。

  埃默里多算了这个家庭的年收入,这样不仅增加了安吉莉卡在 经济援助以外要交的钱,而且她也不再具备申请学校大部分减免债务计划的资格。根据“埃默里优势计划”(Emory Advantage plan),学校为年收入在5万美元以下的家庭提供补助金,而不是贷款。安吉莉卡的家庭年收入被移到了这个临界值之上,这让她处在一个“需要较少援助”的 级别,她要被迫额外贷款1.5万美元才能有资格。这个错误增加了她还款计划的年限。

  直到最近,记者经她允许和埃默里校方核查她的文件时,她才发现这个问题。“我们家没有其他收入了,”她说道,“我不敢相信他们什么都没和我们说就这么做。这太不公平了。”

  埃默里校方表示,他们是依据安吉莉卡提供的信息来处理的,他们不会再做追溯性调整。

  “我们采用了非常标准的方法处理她的案例,”负责海外经济 援助的高级副教务长J·林恩·齐默尔曼(J. Lynn Zimmerman)表示,“我认为不寻常的地方在于,她的确没有为自己做辩护,或者要求任何形式的核查。如果她或她的母亲提供了任何额外资料,都会引起 我们的关注的。”

  没有任何投诉的依据,无奈之下安吉莉卡找到了一份她喜欢的 校园工作——修补图书馆的书籍。这是一份需要独自完成的、有艺术性的工作,还吸引了一批喜欢她外婆做的玉米粉蒸肉和她那一缕紫色头发的姐妹们。一天,她的 老板朱莉·牛顿(Julie Newton)听到她正在兴奋地谈论着黑格尔(Hegel)。

  “她是一位非常聪慧的、不寻常的女性,”她说。

  然而,随着安吉莉卡的工作时间增加,她的功课也越来越难。和指导教授见面不是强制的,而安吉莉卡也没有和她的教授谈话。到了选择专业的时候,她的人文学科的平均成绩是B+,而心理学是D。她选择了心理学。

  到第二年结束时,她感到筋疲力尽,而且体现在了成绩上。她的异地恋生活也很辛苦,于是和弗莱德短暂分手。暑假她回到家,在塔吉特(Target)工作,然后身心疲惫地回到学校开始了艰难的大三生活。

  为了省钱她搬出了学校,却发现花费更多了。“我会坐下来,盘算着我能否买得起一棵生菜,”她说道。弗莱德不再给她帮助,她和他的关系也戛然而止了。但他担保了那笔4万美元的贷款给分手增加了困难。他们从安吉莉卡15岁时就在一起了。

  “那段时间反反复复,以泪洗面,”她说。

  不适合在这个时间来处理“心理学200”课程——心理学专业必修的研究方法课。教授南希·布里怀兹(Nancy Bliwise)的奉献精神使她赢得了学校的教学奖,但是她严厉的标准和粗鲁的举止也使学生对她的看法有分歧。

  “很可能是埃默里大学最棒的教授,”“评价我的教授”(Rate My Professor)网站上有一位网友这样写道。也有其他人写道“谦逊的”、“极其无礼的”,以及“极端刻薄”。

  学期中途,安吉莉卡不再来上课了。布里怀兹教授把她叫来见 面,发现她意志消沉。“她看上去冷冰冰的,这让我感到害怕,”教授在一次采访中说道。安吉莉卡说她恐怕跟不上进度了,但是如果退选这门课就会让她失去全日 制的身份以及她的资助。所以她准备好要拿一个“F”(不及格)。

  忧虑的布里怀兹教授想到了其他选项——然后她同情地问,安吉莉卡是否考虑过更便宜的学校。她自己就是从克利夫兰州立大学(Cleveland State)一路走到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拿到了博士学位。

  安吉莉卡面无表情地坐着,脸上发了烧。她听到的全是别人说她读不起埃默里。“她的意思很明确,如果我读不起那里,我就不应该浪费她的时间,”她说。

  这是她悲惨结局的开始。大三这一年,除了那门课之外,安吉 莉卡还有三门课得了不及格,她本末倒置的状况让她为了9美元一小时的工作而怠慢了20万美元的教育。她不会处理这种问题,但是埃默里也从来没有找到一个干 预的方法。“有什么办法能帮到她吗?”布里怀兹教授在写给教育处的邮件里问道。

  教务处留了言。安吉莉卡承认她的回应有些迟,但她在回应时 也没有得到任何答案。学校做了一次电子钥匙检查来核实她是否还在校园里。更多教授表达了他们的关注。“个人事务正在干扰她,使她无法集中精神,”其中一个 教授发出这样的警告。安吉莉卡联系了校园心理辅导,但是被告知所有的档期都约满了。

  也不能说埃默里对低收入学生漠不关心。埃默里每年自费9400万美元用于经济援助,最贫困的学生和其他学生的毕业率也不相上下。对安吉莉卡的援助也许不力,但这也正是他们正努力完善的缺陷之一。

  安吉莉卡最终找到了一个表达自我的途径,只不过是沉默地表达。她在雕塑课上做的最后一件作品是一个用纸浆做的婴儿,婴儿的身上插满了像豪猪那样的针刺。大家都能看出这是她在表达自己的脆弱。

  “这是一件令人震惊的作品,”她的教授琳达·阿姆斯特朗(Linda Armstrong)说,“她用艺术表达了她内心最深处的情绪和感受。我觉得她不知道自己有多棒。”

  安吉莉卡等了整个夏天,都没有等到那封开除信。又一次错过 了最后期限,导致她花费了数千美元来支持大四的学习,而埃默里错误地做出结论,相信“夫人太太”花了7万美元用于一栋房子的首付。(在描述和一个非营利团 体的复杂交易时,安吉莉卡没有指出大部分资金来自一个针对首次购房人士的优惠计划。)埃默里校方表示,这一错误并未影响她的助学金,但是学校的花费和她能 得到的贷款及助学金之间的差距拉大到了1.2万美元,而她不可能筹到这笔钱。

  她旷课的次数更多了,工作的时间更长了。

  “我觉得无论如何我都会被留校察看,我还不如先工作、付我的房租,直到他们不让我读了。”

  最终,埃默里的确这么做了——她被强制停课一个学期,但保留了重新申请入学的权利。

  这个故事有两种解读,一是“一所精英学校让一名贫困学生退学”;二是“一名学生不愿接收帮助”,但是对于高等教育和阶级这种复杂的问题,这两种解释都有失公平。

  “两种说法都有些道理,”负责学业辅导的院长乔安·布热津斯基(Joanne Brzinski)表示,“我们联系了她,但是她没有回应。每当学生没有做那些我们要他们做的事情时,我总是责怪自己。”

  “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她补充道,“她本来有这个能力的。”

  安吉莉卡在图书馆工作时的导师牛顿女士认为安吉莉卡的内心 冲突超越了金钱的层面,而是对于她所追求的成功有一种恐惧。“我并不会断言说她到了自我毁灭的程度,但我的脑海里会闪过这样的想法,”她说,“对于一个非 常依恋家庭、外婆和玉米粉蒸肉的人来说,我在想她是不是害怕一毕业就把她和家乡疏远了。”

  在通往加尔维斯顿岛的海湾上有一座很长的桥。一年前,安吉 莉卡回到了原来的生活,和“夫人太太”以及弗莱德在一起。她现在欠下了6.1万美元的债务。她继续和弗莱德恋爱,并在他家的家具店工作,每小时赚8.5美 元。没有人知道她是真正安定下来了,还是在为下一次逃离积聚力量。

  不久之前,安吉莉卡和玛丽莎还有比安卡一起吃晚餐。朋友间无需多做解释,安吉莉卡倍感安慰。玛丽莎建议她们三个一起去读德州州立大学。但是比安卡不知道要读什么专业,而安吉莉卡说她已经付出了那么多,她不愿意彻底放弃拿埃默里学位的希望。

  “我本来可以做得更好的,埃默里也本来可以做得更好,”她说,“但是我两方都不责怪,每个人都知道生活是不公平的——处在低收入阶层已经是一个劣势。我只是没想到我要克服的障碍是那么多。”
(字数:24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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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选专业,上大学的大问题
纽约时报中文网 | 作者:CECILIA CAPUZZI SIMON, | 8/6/2013



  “你是读什么专业的?”——最典型的问大学生的问题,也是结识朋友和搭讪的老套手法。这个问题让学生们越来越难回答了。

  主要的原因是学生们的选择越来越多。2010年,美国高校向教育部上报了近1500种专业课程;为保持竞争力和与时俱进,高校引进了像国土安全、全球研究、数字法医以及农业生态学这样的新学科,在过去10年中,有355种新学科加入进来。

  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rizona State University)分别有251种和250种眼花缭乱的专业供学生选择。芝加哥的德保罗大学(DePaul University)提供98种专业,比2002年增加了24种。

  为在不明朗的就业市场中增加胜算,双学位(或三学位)、副修或专修日益流行;教育部的统计显示,从2001年到2011年,双专业的学士学位增加了70%。

  有些学生在上大学前就明确地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但大多数学生不是这样的。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Penn State),80%的大一学生——甚至那些已经申报了专业的学生——都表示对自己的专业不确定,半数人在申报之后还有换专业的想法,有些还要换不止一次。怎么选专业呢?

大一可先做“考察生”

  高校更喜欢早早定下专业的学生,而且选定专业的学生的滞留率也更低,他们更有可能在四年之内毕业。但大学管理人员也意识到选择专业令人不知所措,尤其再加上因错误选择而导致学时和学费增加所带来的恐惧感。德雷赛尔大学(Drexel University)劳动力市场和政策中心的研究教授、《大学专业指南:职业道路和回报》(College Majors Handbook with Real Career Paths and Payoffs)的合著者尼塔·P·福格(Neeta P. Fogg)表示:“那些误入某个专业、或选错专业的学生们,已不再那么幸运了。”


  “考察”(Exploratory)成为了“未申报”的替代词。高校不再给学生贴上负面色彩的“未选定”标签,而是鼓励学生去尝试不熟悉的学科,或许他们能从中发掘兴趣和职业道路。“我们想要告诉他们,他们在学业选择上拥有主动权,”纽帕兹的纽约州立大学(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学业指导部的主任玛丽·贝斯·科利尔(Mary Beth Collier)说。纽约州立大学鼓励“考察生”通过通识教育选修课来尝试新的科目。

  科利尔女士告诉学生:“从幼儿园起,你们就一直在修同样的六门课。如果你不确定你的专业,那就不要来这里,指望修同样的课就能想清楚这个问题。”这意味着,要满足“美国研究”专业的课程要求,应该修政治学或黑人研究,而不是重复一遍本在高中时就应该学的美国历史课。

  在一些学校,“考察”已经成为了正式程序。在佛罗里达大学(University of Florida),有61%的学生在第二学年结束之前换了专业。有三类学科领域可供考察——工程与科学、人文与文学,以及社会与行为——学生可选择一类,然后在三个学期后再选择一个具体的专业。在辛辛那提大学(University of Cincinnati),未选定专业的学生可以先参加考察研究课程。

如果犹豫修不修,就先修了吧

  顾问告诫:不要放弃那些你今后会需要的科目。学生通常不会意识到,有很多热门的专业——心理学、社会科学、商科——是需要数学和科学基础的。比如,如果到了大三你还必须要补修微积分和统计课程,你也许就不能选经济学为专业了。

  MyMajors.com网站的创始人、内华达大学(University of Nevada)计算机科学的名誉教授弗里兹·格鲁普(Fritz Grupe)说,这需要有预见性。在18岁时你也许不知道在有生之年要做些什么,但是你可以通过谨慎的计划来做好准备。一些专业的课程排列比较紧凑,比如,在大学生涯的后期,从工程专业转出比转入(如果可能的话)更加容易。

  格鲁普博士补充道,学生们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去研究专业和职业的需求。护理专业听起来吸引人,是因为“你喜欢帮助别人”,他说,但是护理专业的学生作为医学预科生,也要修同样高难度的数学和科学课程,而且护理工作通常是技术性的,并不是只要心地善良就能胜任。

选专业的底线

  福格博士说,高校“不是凭空做决定的”,他们不断地调整课程。教育部的学科列表上出现了一些已有研究领域(如镜像科学、文化及社会发展)的新课程。有些科目是跨学科的或专业化的,比如生物系统工程、临床护士领导力、计算生物学,以及国际政策分析。

  科目表上这些新增的“古怪课程”明显反映出了市场趋势和学生的需求,比如烹饪科学/烹饪学、数字艺术、赌场管理和体育传播。新泽西的蒙特克莱尔州立大学(Montclair State University)有300种主修、副修和专修专业,由于学校毗邻曼哈顿,新开的时尚研究专业成为大热门;从校园能看到麦迪逊广场花园和巨人体育场,所以学校的商学院还开设体育产业和活动策划专业课程。

  蒙特克莱尔州立大学的咨询和学生过渡中心(Center for Advising and Student Transitions)的执行理事米歇尔·卡派纳(Michele Campagna)表示,就业市场仍然难以预测。很多学生选择了他们认为好找工作的专业,但是“四年之后”,她说,“学生们甚至会碰到现在尚不存在的新工作。”

  纽帕兹纽约州立大学的科利尔女士指出,大多数雇主看重的是可转用技能(transferable skills)——比如解决问题的能力、团队合作、写作和沟通,以及批判性思维。这些技能能够在任何一个文科学科中得到开发。她说,为了好找工作而“在某专业熬出个学位”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告诉学生,‘要找到一个能让你全神贯注、拓展你的思维,并加深你对世界的理解的专业。’”

  与此同时,福格博士也告诫大家,如今大学生要承担的风险也比以往更大了:41%的毕业生找到的工作是不需要本科学位的。她说,如今很多雇主缺乏在职培训的资源和耐心,而且他们想要找的是“随时上手型”的大学毕业生。因此,她的建议是确立专业方向、发展与职业相关的技能、积累工作经验,当然还有,听从你的内心。
(字数:5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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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和ACT考试在竞争中酝酿革命

纽约时报中文网 | 作者:TAMAR LEWIN,翻译:吴静 | 9/23/2013

向包含compendious(简要)、membranous(膜状的)、mendacious(虚假的)、pugnacious(好战的)、depreciatory(贬值的)、redolent(芬芳的)、treacly(甜蜜的)以及jettison(抛弃)这些生僻词汇的单词卡片说再见吧。美国大学理事会(College Board)的总裁大卫·科尔曼(David Coleman)表示,在于2015年即将面世的新SAT(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即学术能力评估测试)中,这些生涩难懂、通常只在SAT中出现的单词将会被一些更加常用的单词所取代,比如说synthesis(综合)、distill(蒸馏)以及transform(变换),它们将会在与大学校园以及日常生活类似的语境之中出现。



美国大学理事会的总裁大卫·科尔曼希望推动一场改革。

  那数学方面呢?“有一些部分的所占比重不大合适,像比例推理、线性方程以及线性函数,”科尔曼说,“那就是我们要集中精力解决的事。”

  “考试不应该仅仅是选择对的答案,”他说,“应该是要有解释以及分析应用这些数学知识的能力。”

  美国两大互相竞争的升学考试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科尔曼从去年10月起担任总裁,他决心重新考虑SAT的设置,使之成为筛选那些真正用心在课堂里学习的学生的工具。与此同时,一直都基于课程设置的ACT(American College Testing,即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则是最先进入数字时代的。ACT公司正在推行用电脑进行测试的改革,将填涂答题卡的方式逐渐过渡改为更加有创造性的实用性问题。

  这两家机构都在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努力打造一个不仅是大学入学考试的考试。ACT计划从三年级起就每年测试一次,以帮助学生们为大学学习准备就绪。科尔曼的目标之一就是让美国大学理事会帮助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们看到更广阔的大学入学前景。

  自从去年10月加入美国大学理事会后,科尔曼一直都致力于对SAT进行根本性的重新设计,并在2月进行了正式宣布。他说该考试应该把关注放在“更重要的东西上,让学生们为了SAT而练习的无数个小时都是有用的、值得的”。

  引用美国大学理事会的大学预修课程考试(Advanced Placement Tests)作为一个模型,他说他的目的是打造一个能够让学生们展示学术技能的考试,展示出那些优秀教师为了让学生在学术上更加卓越所教给他们的那些东西。

  决定学生们应该掌握哪些知识是科尔曼的特长:他参与制定了共同核心标准(Common Core)——对学生在每一年级应该学习哪些知识的指导方针——大多数州都采用了它。所以他对SAT应该考些什么的清晰规划并不令人惊讶,不过因为美国大学理事会的成员们需要对改革的每一部分都进行协商,他拒绝向我们提供具体细节。他说,考试的架构——辩证性阅读、数学以及25分钟写作——很有可能不会改变。但科尔曼表达了他对写作部分的不满,因为它并没有体现对精确的要求。只要语言组织得体,拥有自己的观点,学生们就算是声称《独立宣言》是贾斯汀·比伯(Justin Bieber)撰写的并且触发了法国大革命,也可以获得高分。

  “我们不应该鼓励学生编造事实,”科尔曼说,“我们应该让他们用最合适的论据来支持与建构一个论证。”

  科尔曼一再地提到促使学生重视整理论据的重要性。“改革后,SAT的核心将是对论据的分析,”他说,“美国大学理事会正在请教师们以及大学教员们帮助我们设计问题,比如说,可以让学生们用数学方法来分析一个经济学研究中的数据或一个科学实验的结果,抑或是分析文学、历史、地理或者自然科学的文本中所提供的事例论据。”

  SAT的上一次改革并不是很久之前的事。2005年,加利福尼亚大学提出他们的录取系统可能不再将该考试成绩考虑在内,这一威胁促使美国大学理事会高调引入了“新SAT”的概念,取消了数量比较以及像“‘暖’对‘冷’类同于‘顶’对___”这样的类比题,加入了更多的高等数学题,这个进程将SAT变得越来越像ACT了。

  在这两个考试之间的竞争并没有停止:去年,ACT的市场份额第一次超过了SAT。在重新调整设计过之后,SAT在内容上与ACT更为接近了,相较于词汇要更加注重语法、应用以及技巧。

  罗伯特·舍弗勒(Robert Schaeffer)是“公平考试”(FairTest)的公共教育主管,他对于两个考试过去以及现在的改革并不看好。

  “在所有的这些改变中,不管是SAT还是ACT都没有在两个最重要的问题上变得更好,”他说。“一个是精确地预测学生在大学时的表现。他们的预测能力还是一样地处于弱以及中等之间的程度——还不如学生的高中成绩有用。另外在公平方面的问题也还是存在。两个考试仍然都给予女性过低评价,而给男性的评价则过高,在对待低收入学生方面他们做得也不好。”

  科尔曼在谈话中热切地提到过,对于那些在大学录取过程之中没有进行足够投资的低收入家庭出来的学生们,要从“给予评估转化到给予机会”。

  “孩子们需要有一定的抱负,”他说,“因为我们发现,当一个同龄人群体整体都缺少进入大学的积极热情时,孩子就会中止学业,他们中有很多人甚至在考试中做得相当不错,原本可以进入最顶尖的大学。”

  在最近调查中,表现上佳的贫困学生最终进入顶尖大学的人数之低让他震惊——但是如果他们能对自己眼前的选择了解充足的信息,这个数字又将会提高多少——他说,美国大学理事会必须帮助这些学生,确保他们得到他们渴望进入的大学以及可支付学费的财政援助的相关信息。

  “我们会为那些参加我们考试的学生们着想,这就意味着,发送成绩报告并不是一切的结束,”他说。

  如果说SAT是东海岸精英群体的产物,那科尔曼本人也一样:他是耶鲁大学毕业生、罗氏奖学金获得者、前麦肯锡(McKinsey)顾问以及即将卸任的本宁顿学院(Bennington College)校长的儿子。

  而像他的考试一样,ACT公司的教育部总裁乔恩·埃里克森(Jon L. Erickson)是一个低调的中西部人。他在威斯康星州长大并接受了高中教育,曾是威斯康辛大学米尔沃基分校的一位学术事务专家,在位于爱荷华州的ACT已经工作了30年。

  这个组织也正准备着一次巨大的变革。从2015年开始,ACT将可以在电脑上进行考试,长久以来的书面考试形式也将继续。参加机考的学生将看到新型的问题——自由问答题,学生可以操作屏幕上的图像来得出他们最后的结论。在一份样卷上,学生们把一个活塞放到柱形气缸上来改变气压与温度。然后他们要写下几句话,来描述距离与压力的关系以及温度与压力的关系,再用图表对这些关系加以说明。

  在另一个问题中,学生们要把4种不同的液体“倾倒”至烧杯中,来看哪种会浮到最顶部,哪种会沉到底部。基于他们的实验,他们要预测将这4种液体进行混合之后会发生些什么。

  “这几种问题制作起来更昂贵,但我觉得它们对学生们的吸引力会更大,”埃里克森说,他的前任辛西娅·施迈泽(Cynthia B. Schmeiser)在4月转投了美国大学理事会。

  数字化的许多细节问题都需要进一步解决。埃里克森说,有1/3的学校没有让所有学生都在电脑实验室里进行考试的能力,或者是有其他监考设置上的问题。是整所学校的所有学生还是个别学生会选择用纸张与铅笔答题?哪些问题的答案会用电脑判卷,哪些由人批改?因为这两种版本需要有可比性,所以应该在其中加入多少非选择题?

  他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决定:考试内容将不会改变。

  “我们的方式仍然是基于学生们在课堂上所学到的东西的,”埃里克森说,“我们正在超越过往之处,是想要变得更相关、更及时以及更可行。”

  的确,ACT想要扩展到更年轻的领域——到小学中去。明年,他们将开始一系列基于计算机的考试,追踪学生们在当前这一学年中随着时间与进度推进的学习状况。阿拉巴马州已经签约,三年级到八年级的学生将使用这系列考试作为学年的年终评估。在这个项目中,家长和老师将得到进一步的细节报告,其中列出那些为了升入大学而需要掌握的技能。

  “像很多人一样,我有时的确会担心如今的孩子们到底要参加多少考试,”埃里克森说,“但我们并不只是在尝试增加更多的考试。我们正试图给学生和教师更多能够帮助到他们的信息。”

  “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贯穿始终的核心都是为大学升学作准备,”他说。“现在我们的大学升学准备日程已经成为了全国性的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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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和ACT,高中生该考哪一项?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 作者:TAMAR LEWIN,翻译:吴静 | 2013-9-22 13:19:53

  好像大学申请还不够劳神费力似的,如今这一过程似乎难上加难。雄心勃勃的高中学生已经不满足于只参加一个大学入学考试了。没有一所大学有这样的要求,但许多申请这个国家最优秀大学的学生正在同时参加——以及多次参加——ACT(American College Testing,即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和SAT(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即学术能力评估测试)这两个考试。



  半个多世纪以来,ACT一直是大学入学考试市场上的失败者。尽管很多年来,几乎每所大学都同时认可这两个考试的成绩,但SAT一直都代表着黄金标准。有些东部的大学其实不太接受ACT,除了南部以及中西部(在这些地区ACT一直是占统治地位的考试)的学生以外,很少有学生会考虑参加它。

  “直到不久前,即使是在大学招生人员圈内,ACT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不如SAT受重视,”安默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的招生与财政援助主任汤姆·帕克(Tom Parker)说,“所以以前,甚至对我自己的下属们,我也得格外小心谨慎,保证这两个考试被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上。但现在这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了。”

  事实上,这是ACT第一次占据了领先地位:去年有1666017名学生参加了ACT考试,而参加SAT的学生有1664479人。



  这并不是因为SAT在失去它的顾客,相反地,参加考试的人数一直在增长。ACT发展得太快了,一部分是因为有12个州现在要求所有的高三学生参加该考试,并为之拨款。但是这并不是ACT参加人数增长的唯一理由。优秀高中学生们的做法有了真正的改变,有更多的人选择力争在两个考试中都获得高分。

  在今年2.6万名申请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的学生中,有13%,即3477位只提交了ACT分数——2006年秋季入学时,这个数字只有2%(1.7万人中的385人)。今年有近8000位学生同时提交了两个考试的分数。对于招生主任珍妮特·拉佩耶(Janet Rapelye)来说,这种做法是完全可以接受的——甚至有可能更受欢迎。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切会发生,不过我觉得有更多的学生正在尽力保证他们已经做了所有可以做的努力,”她说,“对我们来说,向来是提供的信息越全面越好。如果学生选择了其中一样测试,那也没问题,因为两个考试都有价值。但是如果他们提交了两项成绩,那整体而言就给了我们更多信息。”

  在哈佛大学(Harvard)、弗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rginia)以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中,申请于去年入学的学生中有四分之一的人同时提交了ACT和SAT分数。这些还只是在两个考试中都得到高分,从而相信这些分数可以提高他们录取机率的学生人数。有更多人参加了两项考试,但只提交了一个分数。

  有些学校让他们的十年级生尝试SAT预考(Preliminary SAT,PSAT)以及PLAN,即ACT预考,来看看哪项分数更高,从而决定参加哪一个考试。在接下来那个夏天,正式的考试准备就开始了。无论是自己复习,在课堂上复习或者是跟随家教的指导,他们接下来一年半中的很大一部分时间都会用在单词表、问题集、模拟考试、正式考试以及再次正式考试上。大学预修课程考试(Advanced Placement Tests)以及SAT学科测试更是增添了学习负担。

  “我应对的方法就是压缩睡眠时间,”莎拉·罗迪欧(Sarah Rodeo)在今年春天于地处曼哈顿上东城的翰威特学校(Hewitt School)毕业,今年秋天即将在瓦萨学院开始大学生活。

  因为当时每周还要抽空上10节舞蹈与瑜珈课,罗迪欧说她很遗憾自己没能像许多同学那样每周末都做一次练习测试。让她最沮丧的是,她的数学分数一直都不是很高。

  “我在高三那一年的春天陷入了恐慌,”她说,“我当时真的为了数学带给我的焦虑去接受心理治疗,因为从我学习的强度来说,我的分数本该更高一些。”

  她的升学指导顾问提醒她,她在PLAN中的表现要胜过在PSAT中的。所以在准备了一年SAT之后,罗迪欧拿了一份名为“真正的ACT”的指导,开始熟悉ACT的答题策略(ACT允许猜题,而在SAT中错误答案会导致扣分)。在满分为36的测试中她得了30分。

  第二次SAT考试将她的成绩提高了90分,在满分2400的考试中得到了2150分。“这还是不足以让我进入布朗大学(Brown),这是我原本想要去的学校,”她说。她的分数在第三次考试时又提高了一些,但她的数学部分一直都没有超过700分。

  这些努力都是值得的吗?“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准备考试而不是弹钢琴、和我弟弟妹妹一起玩或者和我朋友见面上,我还不确定我现在对此是什么感觉,”她说。

  招生人员们担心准备考试已经成为高三学生课外的主要活动。他们说,同时准备两个考试的负担可能过重了。他们认为是家长们加重了考试压力。

  “我觉得,过去五年中我们接收到的ACT分数的激增,和竞争越来越激烈有一定关联,”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招生主任埃里克·J·弗尔达(Eric J. Furda)说,“越来越多的家长觉得,他们不能只盯着一条通往大学的常规道路,而是需要考虑每一个可能的选择,这可能帮助他们的孩子走向更好的前程。”

  在俄亥俄州的莎克汉斯高中(Shaker Heights High School),指导部门主席艾琳·布莱特纳(Eileen Blattner)说,在排名前10%的毕业生中,有三成的学生同时参加了ACT和SAT考试,然后再参加他们分数更高的那个考试一到两次。

  “一直以来,我都认为‘不要太疯狂’,尤其是对那些把孩子进入著名学府当作手指上可以用来炫耀的戒指的家长来说,他们好像是要他们的孩子一直不断地参加考试似的。”

  “公平考试”(FairTest)的公共教育主管罗伯特·舍弗勒(Robert Schaeffer)是标准化考试的有力反对者,他认为不管是哪个考试都没有必要。(他的机构编辑了一个列表,收录了几百所不需要考试成绩的大学。)但他的确在ACT作为各州指定考试的发展中看到了积极的一面。

  “2013年,有不少州都计划把大学入学考试纳入各州的系统中,随着各州逐渐走出经济衰退,我们也许能看到更多这样的做法,”舍弗勒说,“将大学入学考试等同于高中毕业考试,就能够减少一次考试,这是对来自教师方面日益增长的压力的回应,一切都应该适可而止。”

  科罗拉多州、夏威夷州、伊利诺伊州、肯塔基州、路易斯安那州、密歇根州、蒙大拿州、北卡罗来纳州、北达科他州、田纳西州、犹他州、以及怀俄明州都要求学生参加ACT考试,而阿肯色州则为那些想要提供ACT考试的地区付钱。而SAT方面则只有特拉华州、爱达荷州和缅因州。

  两个考试之间有明显的区别。ACT有4个长部分,而SAT有10个短部分。ACT有一个科学部分,内容也包含了更多的高等数学,包括三角学。

  “SAT的阅读有三分之一是词汇,所以对词汇量有限的学生来说,ACT是更好的选择,”位于纽约的导师联盟(Tutor Associates)的主管萨沙·德温德(Sasha DeWind)说,“问题是基于文章的,如果你理解了文章,你可能会得出正确的答案。即使ACT的数学更难,它也与学生们在学校里所学的更相近。SAT则是要让学生们理解他们正在回答的东西。”

  速度在ACT考试中更为重要,她说,有很多学生发现他们没有足够时间去回答所有的问题(ACT要求在45分钟内回答75个英文问题,而SAT要求在70分钟内回答67个阅读问题)。

  “具有学习障碍并有资格得到额外答题时间的学生们在ACT中会表现得更好,因为在这个考试里额外的时间真的很重要,”她说。

  乔纳森·基乌(Jonathan Chiu)是普林斯顿评论(Princeton Review)高中项目的全国内容主管,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类似的分析,其中提到了SAT的一些小花招。“ACT在他们的问题构建上更加直接,”他说,“在数学部分,他们把所需条件全都告诉你,然后让你求出x。而SAT则会把条件给你,再让你回答1/x的值。因为你首先得求出x,他们知道你的眼睛会直接看向你刚刚算出来的数值,所以把x的值也放到了备选答案里。”

  基乌说,与他交流过的学生中大约有47%现在同时参加了两个考试,因为他们“想让他们进大学的投资回报率更高”。

  十年前,梅根·福克斯(Megan Fox)的两位双胞胎哥哥准备进入大学时,他们只考虑了SAT。但是时代已经不同了,福克斯参加了好几次ACT和SAT考试,最终还是考虑SAT,因为它看上去更快一些。

  “我喜欢解答很多SAT的短题目,对我来说更容易集中注意力,”福克斯说,她在长岛的杰里科高中(Jericho High School)就读,即将升入高三,“还有,ACT有一个科学部分,而我的英文相比科学要更好。但到最后我的分数出来是差不多的。”

  到最后,这对于绝大多数学生来说都是准确的。

  “这两个考试都能较好地预测学生在大学中的表现,除了坊间的传说以外,绝大多数人在它们中的表现都是差不多的,”哈佛大学的招生与财政援助主任威廉·R·菲茨西蒙斯(William R. Fitzsimmons)说。

  “我们看很多考试的结果,像是ACT、SAT、学科测试、大学预修课程以及国际文凭组织(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课程,”他补充道,“所以学生提交SAT、ACT抑或是二者同时提交,我们都是没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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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学招生体制的真谛何在?
纽约时报中文网 | 作者:高雨莘 | 6/12/2013



  3月29日,在全美国高中生正忐忑不安地等待着各自申请的大学揭榜的时刻,一篇由他们其中的一员撰写的言辞尖锐而不失诙谐的专栏出现在《华尔街日报》上。作者名叫苏西·李·韦斯(Suzy Lee Weiss),是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一家高中的四年级学生。在醒目的大标题《我要对所有拒绝我的大学说》之下,作者写道:“这星期,有千百万和我一样心中酸溜溜的高中生正在反思,自己为什么会被心目中的理想大学拒绝。原因很简单:这些年,我们都被骗了。”

  “大学一直告诉我们要保持自己的本色,”韦斯继续,“多动听的建议。当然啦,只要你有九项课外活动,任六个学生干部职位,参加三个学校体育代表队,考出让人瞠目的SAT分数,有个三头六臂的妈妈,那么请务必保持自己的本色!不过,如果你在比萨饼店打工,或是越野跑队上拖后腿的队员,请考虑另谋出路。”

  早知如此,韦斯反省道,“我就该发起个慈善基金,帮助流浪者的伤残宠物治病,或者为刚果弱势的黑猩猩群体募款”;“我应该在暑假去非洲拯救几个在水深火热中挣扎的孩子,照几张相片,然后在个人陈述中告诉大学招生办,我和那个叫Kinto的孩子一起渡过的下午如何改变了我的人生。”韦斯的结论是,很多孩子为了粉饰简历而做出的努力,而她为了“保持本色”都没有做,而到了此时,外人恐怕只能把她的话当作一个表现未尽如意的自私少女在为自己的失败寻找借口。

  韦斯有声有色的吐槽立刻在学生和家长中引发激烈的讨论。在文章后的1200多条留言中,有人为她鼓掌叫好,有人叫她“成熟点,把这些话咽回自己肚子里”。她被NBC著名的访谈节目《今日秀》(The Today Show)请去做嘉宾,而根据节目提前做的网络调查显示,53%的读者认为她的观点是“令人无法苟同的自怨自艾”,30%的认为她“准确地捕捉了当今美国大学招生的标准”,另有17%不知“是否应该将她的语句当真还是应该对其表示厌恶”。

  不论读者的意见有多大出入,他们剧烈而极端的反应都印证了大学录取过程与结果在美国人——或起码美国的中产阶级家庭——心中的分量:等待的焦灼,被录取的欣喜若狂,被拒绝的失望愤懑,这些感情伴随着千千万万个美国高中生渡过了过去的几周。而在国内高考竞争日益白热化,出国留学大潮逐年汹涌的中国,类似的体会在学生和家长中也同样刻骨铭心。参考韦斯的专栏所展示的情形,结合我在中美两个教育环境中的个人体会,我认识到:两个看似截然不同的教育体制的举贤纳才的方式其实有相似之处;但是否能在面对严峻的升学压力时,仍能找到自己的兴趣和理想,则要视乎每个人对招生体制的解读。

  我自己踩过美国大学录取“独木桥”的经历来自六年前的2007年,我在美国高中的第二年,也是高中最后一年。从2006年9月底,风平浪静的校园生活表象下开始暗流涌动:学费高昂的美国私立高中了解学生们对大学申请的重视,并尽其所能为四年级学生提供周到的辅导和协助。迪尔菲尔德中学(Deerfield School)在学年伊始便为四年级189名学生每人分配了学校四名专职大学申请顾问中的一名,帮助学生制定申请时间表,挑选学校,安排面试,报名SAT,修改个人陈述,并随时倾听学生的疑虑。一句话:手把手扶持每个学生走过他/她人生中的第一个重大关卡。

  尽管如此,大学申请对每个高中生来说仍然是个损时耗力又难以驾驭的任务。那些熬夜记忆SAT词汇,绞尽脑汁应对美国大学面试官古怪问题的中国学生们,如果知道这个过程在美国学生眼中同样是多么的令人费解,心中或许会感到一丝慰籍:如同韦斯在专栏里写道的,在许多美国学生眼中,美国大学录取的全方位衡量方式要求学生不仅有出色的成绩,同时有丰富的课外活动,精彩的实习经历和几个令人过目难忘的“足以改变他们一生”的故事。有时,这些都不足以担保他们能够获取理想大学的通知书。

  “早知今日,我当初就应该每天围着头巾来学校;如果有任何难以告人之事可以把我圈进柜中,我会爽快出柜,”出身于富裕的白人家庭的韦斯在文中埋怨到。“‘多元文化!’在这个标准下我就和一块咸饼干一样乏味。”

  如果说在中国应试教育中取胜的方法是向标准答案看齐,成为最中规中矩的优秀生,在美国的大学申请中成功的诀窍——在韦斯眼中——便是利用自己先天条件加上后天努力,将自己打造成最全面同时也最不落俗套的申请人。如果中国的高考是一跃定成败的跳高比赛,美国的录取过程则是铁人三项加八仙过海。

  高中第四年,我也目睹了类似的情况。在同学们各自忙于准备申请材料的同时,大家也悄悄议论着学校中的一些“公众人物”申请大学的砝码:数学小组的领队大概可以因为竞赛获奖进入理想学校;划艇队和长曲棍球主力会因为运动特长被常春藤青睐;辩论队队长、舞蹈团领舞、乐团首席小提琴手大概都能各谋高就。而一些没有一技之长,成绩不算出类拔萃的学生则开始暗暗着急。

  回忆起来,在这样的环境中,韦斯讽刺性的描述似乎并不显得出格。虽然美国的大学录取采取弹性标准,尊重多元取向,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这似乎便意味着申请人应当具有全面的竞争力,同时又有不同寻常的特长与特质。一个拒绝制定硬性标准的选拔过程,似乎已经被争强好胜的学生赋予了自身都难以达到的标准。向着这些标准努力,能够达到的学生成为胜者,而落后者则是落败者。从这个角度看,美国大学选拔学生似乎和高考有些许相似:虽然衡量标准不同,但终归有自己的规则。而不少高考落榜者,和对自己申请结果感到不理想的韦斯同样,体会到的都是出局的失落。

  但是在美国读了六年书后,我感到这又似乎不是美国教育体制蕴含的全部意义。诚然,大学申请是一场竞赛。韦斯在文中写道,她一直按照大学堂而皇之的建议,“保持自己的本色”,最后却发现这是是行不通的手段,大学需要的是她将自己变成一个全面出色的申请人。韦斯的问题在于,她将“保持自己的本色”狭窄地理解成了大学对申请的高中生提出的建议。(“我遵从了这个建议,没有成功,于是这说明了大学的虚伪”。)

  然而“保持本色”并不是竞赛的规则,最终的目的更不是一纸大学录取通知书。在美国高中生中,如同韦斯所描述一样,一些学生确实会为了申请大学的功利目而包装自己,会为了丰富简历去从事一些自己并不热衷的活动——类似的现象不仅存在于美国。然而在我个人的经历中,我身边更多的美国学生在从事活动时,最主要的动力仍旧来源于他们对于活动内容本身的热爱。

  我高中的一名好友,AP化学课上的尖子生,现在是系统生物学在读博士;宿舍里住走廊斜对面喜欢看大部头哲学著作的女孩,现在就读一所美国顶尖大学法学院;那个每次来上英语时课着装讲究,头发一丝不乱的高个子男孩,现在是一名业余模特。还有一位那时便每天花几小时学习中文的女孩,现在在《中国日报》(China Daily)的纽约分部工作。这些学生追求他们的爱好,并非为了进入大学,而是因为这便是他们的“本色”。而这些本色,又和各个大学录取时看重的素质和能力吻合,和他们以后各自选择的社会角色吻合。

  美国大学招生模式背后的含义,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如果将它看成一场残酷的竞赛,参赛者需要抛弃自己的特色,抱着赢得比赛的目的,勉强自己努力变成一个自己心目中的完美选手,那么别扭和痛苦是在所难免的,在比赛中结果不理想后感到沉重的苦涩也并不出人意料。然而,如果将它看成是为培养自己的兴趣,实现自己的理想寻找下一个成长平台的过程,或许最终找到的会是最适合自己的选择,而对跌倒时的痛楚也可以更加释然地接纳。

  悲哀的是,当今中国的教育体制会让大多数身处其中的学生感到压抑甚至窒息。不管学生的本色如何,“一刀切”的高考,凭着一纸标准答案和一个毫无回旋余地的录取分数线,真正将大学录取变成了一场残酷的竞赛。当然这个制度也有其优势与合理之处,相信这里不需赘述。但现实是,在它的指挥棒下学生只能向同一标准看齐,无论自己认同与否,别无选择。

  在大学录取过程中摔了跤的韦斯,以一篇让人印象深刻的专栏跳入公众视线,发出自己的声音。兴许,这正是她一个另类生涯的开端。“我虽然不同意你的看法,不过你的文笔相当不错!”一位作者在文章后留言道,“以后你为什么不去当一名讽刺小说作家或专栏写手呢?我等不及听你抨击政府和政客了!”

  在中国,情况又会怎样呢?或许,需要等到下一个“韩寒”来告诉我们。

注:

  高雨莘是自由撰稿人,现居北京。

(字数:7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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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未来的收入缴今天的学费
纽约时报中文网 | 作者:TARA SIEGEL BERNARD,翻译:吴静 | 8/17/2013



  28岁的建筑师丹尼尔·图尔(Daniel Toole)来自西雅图,他正准备攻读哈佛大学(Harvard)的城市设计硕士课程。但他并没有选择用研究生贷款来支付学费,而是试图用向投资者出售自己部分未来收入的方式来筹款。



28岁的建筑师丹尼尔·图尔来自西雅图,他打算通过Pave筹集3万美元,这样他就能在哈佛攻读硕士学位。

  就算是拿到了奖学金与补助金,他还有8万美元资金缺口。图尔希望这笔款项中的一大部分都通过一个叫Pave(意为“铺路”)的新公司来筹集,它把像他这样的人与“支持者”联系到一起。如果他达到了目标,从Pave的投资者那里筹到3万美元,他将在未来10年里,每年将目标年收入中的7%支付给他们。

  “如果我决定去和平队(Peace Corps),或者去大公司工作,而这些公司给刚出校门没几年的毕业生的工资并不是非常高,那么,我总收入的7%会比标准的10年期贷款的偿还款要低一些,”图尔说,他现在已经得到了近1.1万美元的资助承诺了。

  这个项目还有其他福利:投资者当然想看到他们在人力上的投资获得成功,因此经常会兼任导师的角色。

  “我这是在寻求帮助,看看我是否能接触到能对我的职业生涯做出指导,并且通过他们自己的人际网络为我提供助力的人,”图尔补充道,“我需要有力的财政支持。我并不是很有钱,我的父母也不能为我提供那样的支撑。”

  这种新的筹款方式不可能对联邦以及私人学生贷款的庞大市场造成任何冲击。但现在学生债务已经超过了1.2万亿美元,特别是在这个年轻毕业生面临着高失业率的时间点,如果有人对这种创意感兴趣的话,那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从另一个角度看,有些评论者称这是一种类似于师徒契约的形式。

  与我交谈过的那些项目参与者都发现,整个想法是非常自由的。他们说他们更喜欢把钱还给一个愿意冒一些风险的活人,而非一个冰冷的机构;他们说这感觉并不像是一笔贷款,而更像是一个机会。比如说,如果一个借贷者想要花一年时间开一家新公司,或者他们的收入降到贫困线以下,他们不会被强行要求在那时还款。风险由投资者共同分担了。

  用你将来收入的一部分来支付深造的费用,这种创意最近在奥勒冈州成了头条新闻。该州的立法机构通过了一项法案,将会衍生出一个试验项目:所有进入州立大学学习的学生无需再支付学费,而是可以将他们未来20年的总收入的一部分,比如说3%,注入州立基金。这意味着,有些人将要为他们的教育支付相对更高的金额。这个项目的支持者说,人们应该把它看作是一个类似社会保障体系的社会保险项目。

  Pave和它的竞争者们的运作模式不尽相同。比如说,其中有一个竞争公司叫Upstart(意为“新贵”),它试图基于参与者进入的学校、所学习的领域以及平均成绩等等来预估他们大概可以赚到的薪水。“哈佛大学的MBA拥有非常强的赚钱潜力,”戴夫·吉鲁亚德(Dave Girouard)说,他是Upstart的创始人以及前Google高管,“这意味着他们能用比较低的收入百分比筹集到更多的钱。”

  为数不多的第一批参与者中,平均个人筹资金额为2.5万美元左右,不过拥有MBA学位的哈佛大学毕业生瑞秋·霍纳特·金(Rachel Honeth Kim)最近从37位投资者手中筹到了10万美元,吉鲁亚德就是投资者之一。

  很多与Pave和Upstart合作的人都把这些钱用来创建他们自己的公司、实现他们的想法,或者像图尔那样,来进一步深造或者支付现有的学费债务。寻求获得大学教育所需所有学费的大一新生并不属于这些公司考虑的候选者范围,至少现在不是。

  这些公司也很欢迎那些最有前途的候选者加入它们的项目,他们通常都持有大型的创业计划,或者有一些能够吸引投资者关注的理由。但是没人能确保可以筹集到足够的钱来达成自己的目标。

  还有其他的风险。如果某一个人取得了惊人或只是普通的成功,他们就可能要偿还比使用传统贷款方式更多得多的钱。而那些身处相对较低收入领域而胸怀大志的人,则可能筹不到足够支付他们学费的钱。

  当然,如果借贷者有足够收入却拒不偿还他们所欠债务的话,接下来的所有事情感觉上就和传统贷款差不多了。拖欠行为将会被报告给大型信用机构,代收欠款公司也包括在内。(借贷者将被要求执行合同。Pave和Upstart也与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onsumer Financial Protection Bureau]有过商讨,该机构为联邦级别,主要监控金融产品及服务。)

  这些项目的参与者还需要搞清楚,他们参与联邦学生贷款项目会不会更划算。有些毕业生的债务与他们的收入比较起来相对较高,这样就可以参加联邦政府的基于收入计算的还款项目,来得到减少还款金额的目的,这个项目能把还款控制在收入的10%至15%,并且在20年或者25年之后,剩余的未清债务可以免除。公务员或者非营利机构的员工在偿还债务达10年之后,剩余未清债务便可以得到免除了。

  对这些都有数之后,让我们更近距离地看看这些公司是如何运作的吧。

  PAVE你必须要年满18岁才能加入,但这家公司说,对于那些至少已经读到大学四年级的人来说,要求会更高一些。在这些参与者中,将近一半的人会使用这些钱来偿还他们的债务,另一些则会用来实现自己的一个大创意,比如说拍电影或者进一步深造。一旦公司证实申请个人情况的确如他们所说,对他们的金融与信用检查也通过了,他们就可以拍一个宣传视频传上网。

  Pave的联合创始人之一萨尔·拉胡德(Sal Lahoud)说,公司会基于人们在某一特定领域内平均所能挣得的钱作为历史依据,来评估每一位候选人的未来收入,这也可以帮助公司测定他们筹款成功的可能性。最终,候选人将自行决定要把自己接下来10年里收入中的多少个百分点拿出来偿还投资,不过这个比例不能超过他们年收入的10%。



  对于投资者的回报是不设上限的,但是候选人可以决定用相比于原始资金五倍的钱来偿还他们的支持者,除非设定了一些其它的条款。“如果你发展得非常棒,为什么不让那些在你奋斗的初期为你投资的人也一起分享呢?”拉胡德问道,“我们设计了一个可以让双方都满意的合同。投资者既承担所有的风险,也能取得全部的回报。”



  如果借贷人的收入低于联邦贫困线的150%,他们则不需要进行任何偿还。

  Pave也能从中获利:他们收取每人最终筹得款项的3%,并且从他们对投资者的偿还支付中收取1.5%的服务费。公司估计投资者们将会从他们的投资中获利5到8个百分点。



  这项服务仅仅在六周前才向公众开放,但已有超过4000名候选人申请了这个项目,投资者也超过了1000位。大约有30人或已筹到他们的全部资金,或仍在筹集当中,总计获得55万美元。有大约130多名候选人受邀开始筹款活动,这些活动将会在未来的几个月被放在网站上进行宣传。

  UPSTART
虽然公司计划将项目面向更多的人,但目前它只对大四学生或者在过去八年中从四年本科课程或研究生项目中毕业的人开放。你还需要拥有非常好的信用记录,这意味着你的FICO信用分至少需要有640分。(没有信用历史的也可以被接受)。

  候选者在未来超过10年的时间里可以支付的最大值是他们目标年收入的7%,这是由他们自己的模型计算出来的。



  和Pave一样,对于潜在高收入者改换课程以及成为社工或者教师的决定是不设障碍的。这个风险将会由投资者承担,尽管吉鲁亚德先生说他们的目标是让投资者获得平均8%的回报。(我的同事保罗·沙利文[Paul Sullivan]于上月对投资者的看法进行过报道。
)

  对于年收入低于3万美元的人是不要求立刻进行偿还的,但偿还期将会延长一年。他们可以还款的最大额度是筹得金额的五倍。



  公司会从筹得金额中抽取3%,并且会从投资者那里收取投资额0.5%的年费,这与互助基金并无不同。Pave和Upstart都只允许经认可的投资人参与,这意味着他们需要拥有至少20万美元的年收入或者超过100万美元的净资产。



  LUMNI
这家公司于2002年在智利帮忙资助了它的首位学生。虽然该公司的目标是帮助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但它对所有大学生都开放。最终是由投资者决定他们将资助哪位学生。和其他公司一样,学生们同样同意在他们毕业后的至多120个月中,从他们未来的薪水中扣除一定的百分比来偿还给他们的投资人,在美国,最大比例是15%。LUMNI于2010年开始在美国运作,它在这里已经帮助27名学生筹集资金,此外在智利、秘鲁、墨西哥和哥伦比亚帮助了3000多名学生。公司现在正在分析他们资助的第一批毕业生的表现,因此暂不接受来自美国的新申请人。“我们认为我们之间的关系更类似天使投资人与企业家的关系,”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菲利浦·维加拉(Felipe Vergara)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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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文心社 2014-10-24 06:02:40|最后回复:文心社 2014-10-24 06:20:10|人气:2672|回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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