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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生活』阅读主题概貌
精品主题 小留学生:要想好,你真是那块料儿? 【按树型格式阅读】
作者:文心社 2014-05-26 09:38:06|最后回复:文心社 2014-09-14 07:42:02|人气:3178|回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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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社』
文心社
文章: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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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文心社
时间:2014-05-26 09:38:06|人气:3178 文心社的留言簿 回复贴子
小留学生:要想好,你真是那块料儿?
2014-05-20 11:30 新华国际 江亚平






最近在温哥华跟几个从事教育的朋友聊天,他们都感叹说,国内不少家长都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国外读中学,多少有些盲目。本来,家长们希望孩子能顺利考入西方一流大学,有个美好的前途。殊不知,其中有一部分少年并未按照父母的意愿在海外好好读书,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反而放荡逍遥,沉溺于游戏、赌博等恶习中难以自拔。有的孩子虽然没有染上恶习,但学习跟不上进度,最后无法考上大学,即耽误了青春,又浪费了钱财。

恰好,温哥华一家研究机构5月14日发表的一份调查报告佐证了上述朋友的论断。这份专注于移民子女的调查报告称,移民家庭中,9岁之前随父母来加拿大的孩子大多数都能顺利高中毕业;9岁之后来的少年中,因为语言障碍和文化习俗等诸多原因,居然有五分之一的人无法顺利完成高中学业,更别说进大学深造了。

这份报告认为,子女与父母分开时间比较长,则增加了孩子们难以充分施展才能的风险。读初中和高中的少年,正处于青春转折期,如果突然面临一个陌生的环境,语言和文化都有障碍,那么他们所面临的挑战是很大的。报告同时还指出,即便是从美国这样的英语国家移民到加拿大的孩子,也同样遇到转型和适应的问题。由此可见,除了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外,父母的关爱和家庭的价值观也是孩子顺利成长的重要因素。因此报告建议,为了孩子顺利成长,父母尽量不要和孩子分开。

笔者了解到,一些在加拿大读初中或高中的中国留学生因为涉世未深,自制力较差,成才的比例不尽如人意。特别是独生子女,过去在家中养尊处优,突然来到国外陌生的环境中,很难迅速适应和融入当地社会,加上父母不在身边,容易放任自流,最后学业艰难,前途尽毁。

因此,国内的家长不要盲目送子女出国留学,以为国外就是天堂,教育轻松,大学容易考,其实这里有很大的误区。国外的高中也有大量功课要做,名牌大学更不是想象的那么容易考,这也是为什么加拿大的华人补习学校生意兴隆的一个重要原因。

家长望子成龙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要被个别考入哈佛和耶鲁的中国留学生给迷惑了,纷纷把孩子往国外送,让学校去承担家长的责任。这种不切实际的做法最后有可能害了孩子。

钱钟书的《围城》描写了上世纪四十年代几位中国留学生靠美国克莱登大学的假文凭回国混事的故事。过去几年,国内也陆续揭露一些人靠买美国文凭来当敲门砖。其实,西方大学的文凭没那么容易混,那些学业跟不上、又要向国内交差的年轻人,也只好向前辈方鸿渐学习,花钱买个假文凭来骗父母了。

准备把孩子送到国外念中学的父母,千万不要被一些留学中介给忽悠了,一定要认真问问孩子:你是那块料吗?
(字数:2557)
文心社,作家的温馨之家
第1楼
『施雨』
施雨
文章:1117
发贴:5086
来自:美国德州达拉斯
时间:2014-06-25 17:56:00|人气:792 施雨的留言簿 回复贴子
美中高中生的书包比较(上)
《文学报》,2014年06月15日

中国高中生的书包样本(一)
书包里只有课本和练习册

侨报特约记者/慕文、凌虚北京图文报道



姓名:蔡思宇  学校:北京通州区第二中学  年级:高一  书包重量:约2公斤  包内物品:作业本、练习册



姓名:张无名  学校: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年级:高二  书包重量:约5公斤  包内物品:作业本、练习册


  每逢中国高考时节,人们都免不了回望时下中国的高中教育制度,也会自然而然地与“别国”(特别是美国)作比较。
  近年来,中国教育所受的批评颇多,最为集中的无非是中国的教育扼杀孩子的创造性、学生负担太重,距离高考最近的高中生更是苦不堪言。因此,不少“有追求”的中国家长选择让孩子逃离中国的“应试教育”。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至2013学年,中国中学生前来美国私立高中读书人数已达23795名。
  在很多中国家长看来,美国的中学活动多于学业、轻松多于压力、愉快多于焦虑……然而,事实到底如何?美国高中生的学习生活真的轻松吗?本期周末封面故事准备一个小小书包入手,一探美国高中与中国高中差异何在。

  1
  文艺女生书包不重

  “我的书包很大,但里面经常只放作业本和卷子,我的生活中除了书包,还有书包外的世界”,北京通州区第二中学高一学生蔡思宇对美国《侨报》记者说。下午放学后,蔡思宇背着书包来见记者,掂一下她的书包,有三四斤重。
  只睡6小时
  打开她的书包,里面整齐地放着几本作业本和练习册,这些是蔡思宇一天的作业量。每晚回家她都要坐在书桌前做近四个小时的作业,涉及语文、数学、英语等八门课程,做完已过零时,睡六小时又要起床去学校。她说同学们大都一样,并无二致。
  “每天最清晰的感受就是困,从早上起床后就开始困”,蔡思宇从书包里掏出了自称为两大解困法宝的饮品,一盒雀巢速溶咖啡,一袋茉莉花茶。
  “这两样东西是我书包每天必带品,我每天都要用”,她说每天犯困时就先喝一杯咖啡,紧接着再喝一杯花茶,“单喝咖啡或花茶都不顶用,我发现只有两个搭配着喝才管用,一喝就精神了”。
  虽然她的书包中没有塞满一沓沓的教科书和练习册,但在学校的书桌和桌旁地上却堆满了她要用的书本,总共有三十多本。据她介绍,学校一天的课程,以早上7时的早读课开始,以下午6时的自习结束,周日她还给自己报了数学补习班,每个月学校还会举行一次考试。
  成绩在班级中排名中等的蔡思宇,在高一的学习中并没有完全适应梯度较大的课程设置,“不夸张的说,一支笔掉在地上,我低头捡笔,抬起头来再听课就有种穿越的感觉,更别提在课上开小差,那绝对跟不上老师的思路”。她告诉记者,课程的难度让她和其他同学不敢掉以轻心,做大量习题是每日功课。
  每天晚上即使做作业到很晚,她都会抽一会儿时间读课外书,这已成了每天的习惯。
  最近蔡思宇在读余秋雨的《中国文脉》,她称自己读得很慢,只因在读书前常要查找史料。“余秋雨在写历史时带有强烈的主观认识,我只有提前对这段历史有了解,才能避免被作者牵着走,才能有自己的认识”,蔡思宇说。
  按照这样的精读速度,自上高中后,蔡思宇读了四本书。
  她对记者说,自己不贪图速度,而是希望每本书都能读透,就像她很喜欢的《红楼梦》,她从初二开始读,读到高一,一读再读, “在不同阶段读这样的书都会带给我不一样的感悟”。
  文艺小世界
  在学校蔡思宇与同学一起上课、做操、参加课外活动,而在学校之外,她则常常一个人。“我的高中生活目前看来是苦并快乐着”,蔡思宇在紧张的学习之余,其背后还笼罩着一个世界。在她看来,那是与学校的学习不一样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她一个人背着书包边看边听边感受其中的快乐和感动。
  蔡思宇和她的很多同学一样,在学校和家之间奔波,而她觉得更幸福的是, “每天上学、放学的路上,每天上自习时,我都插着耳机沉浸在音乐中,听音乐是我所有娱乐占用时间最多的一个”。她从书包里拿出了手机听着音乐,她都感觉处在一个不被打扰的私密空间,在其中可以汲取力量和温暖。
  在别的同学选择用运动来放松压力时,周末时光,蔡思宇则选择背着书包,一个人穿梭在北京的博物馆、美术馆和话剧场,书包里不再装练习题,而是一部相机、一个笔记本、一张门票。“艺术给我的文科学习很大的启发,艺术作品常常让我情不自禁地感动落泪,它们让我保持着充沛饱满的情绪。”她说。
  在采访最后,蔡思宇告诉记者,她的生活中也少不了社交网络的存在,每天她会在作业做完后,集中浏览微博新闻和朋友圈讯息,这是除了书籍之外,她获取外界咨讯的重要工具,这也让她与社会紧密相连。
  这个1998年出生的高一女生,刚加入到一个大学生纪录片创作组,以社会同性恋群体为关注点。“我们‘90后’也有自己的方式关注社会,下一次你再见我时,或许我的书包中就放着搜集好的影视素材了”,蔡思宇说道。

  2
  理科男生书包要用两手提

  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高二学生张无名的书包重约5公斤,需要用两只手提。书包中的物品反映着他的中学生活。
  在书包中占比重最大的是课本和练习册。在中国,高中生在高二开始分文理班,张无名选择了理科。他每天学习六门课程,每门课程的作业需要40分钟,每天花在作业上的时间大概四个小时。这四个小时主要由来整理课上不太懂的内容、复习和预习第二天的内容。
  除一些必须上交供老师判阅的作业,他们会有被预留一些软性的作业,比如英语杂志《空中英语教室》,老师规定阅读并在每周三考试中考其中涉及到的单词。张无名很重视英语的学习,把英语小说 《少年派的奇幻之旅》、《傲慢与偏见》作为其课外阅读书。“看英语小说既能看故事,又能提高英语。”他说。
  书包中还有一些教辅材料和数学竞赛的资料。张无名所在的学校是北京重点中学,依托北京师范大学的师资,升学率较高。如果参加数学竞赛获奖,可以为高考加分,这有利于提高升学率,学校鼓励学生参加。
  “我的课外书很少 ,阅读量也不大。”张无名喜欢球类运动,书包中会放关于足球、篮球的杂志。一般都是从学校门口的报刊亭买来的。除了这些杂志,张无名很少有其他的课外阅读了。“我们每个寒假、暑假都会布置阅读作业,我看过《骆驼祥子》和《雪国》。”张无名介绍,因为老师要求写读后感,必须要看完。
  手机也是张无名书包中必不可上的物件。学校规定不让带手机,即使带了也要关机放在柜子里。但张无名还是偷偷把手机调成静音放在书包里。每天中午用手机刷刷体育新闻。现在学习时间紧张,他已经不像高一那样经常用手机和同学聊天了。
  放学后,张无名会背着书包到学校对面的北京师范大学找在该校工作的母亲一起吃饭。吃完饭后和同学就在大学的自习室做作业。“回家学习效率不高,所以我一般放学就在北师大的自习室做作业,一直到他们的自习室关门时我才离开。”
  张无名回到家大概晚上11时,上网看看体育新闻如NBA五佳球,刷一刷校内网,就洗漱休息了。
  周末则是另外一番安排,有时他会在书包里塞上乒乒球拍去参加比赛。张无名家所在的小区有一个庄则栋俱乐部,他小时候打球经常遇到庄则栋,庄喜欢他,不时教几招。他曾经在区里的乒乓球双打中拿过亚军。
  除了乒乒球拍,有时张无名还会带一双足球鞋,他是班里足球队的前锋。他还喜欢篮球。参加学校的环境社,练习小提琴。
  “我的课外生活很丰富,虽然课业负担不小,但是只要不死学,压力也没有那么大。”张无名总结。

  专家说
  中国教育学者熊丙奇博士:中国社会都有“名校情结”

  现在中国是应试教育体系,围绕高考进行。要提高分数,最大的利器就是题海战术,减轻课业负担在高中来说很难实现。只要应试教育的体系不变,学生就不可能摆脱题海战术。而大量重复类型的题加上偏难怪的题目,就组成了现在的题海战术。
  中国高考评价体系单一,高等教育等级化管理,歧视职业教育,学校不均衡发展,所有大学分为“985”、“211”、一般本科、二本、高职高中等,教育等级化,学生出路单一,整个社会都有“名校情结”,这种现状不可能减轻课业负担?
  不打破等级,不改革教育体制,只期望在现有的情况下空想减负,是不切实际的。改革首先要政府部门放权,打破等级制度,政府保证学校投入,让学校(中小学、大学)自主办学。学校则根据自己的定位对学生进行要求,各有特色,不要千校一面。

  侨报记者张涵、宋向明报道


《文学报》,2014年06月15日

中国高中生的书包样本(二)
京剧美剧入书包

侨报特约记者/慕文、凌虚北京报道



中国京剧装扮资料图片



美剧《绿箭侠》海报。  资料图片

  如今的中国高中生几乎都是“90后”,这是一群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着的一代。他们喝美国饮料可口可乐、吃美国快餐麦当劳、看美国电视剧《吸血鬼日记》、听美国歌星LADY GAGA……
  当然,课外生活的西化并不是中国高中生的全貌,在很多中国高中生看来,传承千年中国文化的依然根植在他们心中,他们爱京剧、爱诗词、爱相声……
  这种差异并不相互排斥,只能说,在互联网革命引领的全球化浪潮中,中国新生一代的高中生的文化包容性更强了。
  姓名:林文
  学校:中国戏曲学院附属中学
  年级:高一
  包内物品:课本、京剧戏服道具(刀、枪、矛、鞭等)

  1
  戏校学生
  书包大不同

  “我的书包装着的东西一半与文化课有关,一半与京剧有关”,中国戏曲学院附属中学的学生林文对美国《侨报》记者说,她的高中生活一分为二,就如同她的书包一样,一半给了高中必修课程,一半给了她钟爱的京剧学习。
  林文今年读高一,她自初一时在附中读书,开始学习京剧专业,专攻武旦,今年是她与京剧结缘的第四年。可以说,她的生活与中国普通高中的学生大不一样,书包里装的东西也有所不同。
  打开林文的书包,里面放着文化必修课课本,学校给学生每天安排八节课,其中有一半时间让她们学习语文、数学、英语、政治、地理和历史六门课程。林文告诉记者,虽然她们的课本与普通高中学生的课本一样,但学习压力远没有普通高中学生大。“对我们而言,学习文化课比较轻松,老师不会布置作业”,在她的学习生活中,文化课只有期中、期末两次考试,期中考试开卷,期末考试闭卷。虽没有早修课,也没有晚自习,但早上和晚上的时间林文都用来学习京剧。
  她每天的生活以练功开始,也以练功结束。林文说,自她在附中读初一时,就渐渐养成了早晨练功的习惯。“我们现在读高一,已不需要老师督促做早功,每天早上我都会自觉起床练习”。在冬天,闹铃会在六点准时叫醒她,夏天则更早,她五点半就起床跑步。
  林文数了下每天花在京剧学习上的时间,她说有一半都给了京剧,在她的书包中也有一半的空间给了京剧。她每天都要背着戏服去上京剧课,“我的书包重量不定,因为每天带的京剧戏服不一样,重量也不一定”,林文说,有时上京剧课还需要拿着兵器道具,刀、枪、矛、鞭等等,她小小的书包装都装不下,只能随手拿着。
  京剧武旦作为旦角的一种,塑造的角色常是英武的女性形象,对于武打、舞功和表演身段要求较高。每天的京剧课程,她除了跟着老师学戏,还要练习基本功和武功,她还会抽出时间为学校的小剧场演出排练剧目。
  林文上学期学了《打焦赞》,是她独立演出的一出折子戏,在其中她饰演杨家将巾帼英雄杨排风。生性安静的她告诉记者,在饰演杨排风的过程中,竟被杨排风的活泼勇敢吸引。面对与自己反差这么大的角色,林文说她站在舞台上演出时还是会紧张得全身发抖,“但幸运的是我没有出任何错,饰演一个人物,让我在学习过程中体会到快乐,觉得离这个人物越来越近”。
  姓名:Alexis
  学校: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年级:高一
  书包重量:3公斤

  Alexis自己每天下午4点半放学,5点半到家,先写作业,连同吃饭时间在内,大约8点写完。睡觉前Alexis多数时间用作看书,用一小部分时间照顾自己养的小猫,约10点多入睡。她平时每天作业一般是1个半小时,周末则要花半天时间。她对自己的评价是劳逸结合,自己控制让作业不显得太累。
  Alexis说,学校周末有选修课、兴趣班等,分为艺术、科学、语言等几类,学生可以自愿选修,每节课大概1个多小时,“我以前周五周六会上一些这样的课。”
  此外,学校还有图书馆,学生可以借书看,她喜欢读时事、娱乐性质的杂志。老师经常也会推荐一些名著,如《文化苦旅》、《许三观卖血记》、《我的地坛》等,Alexis往往一个月同时读4、5本书,花插着看。除了写作业,周末的其他时间,她会在家里四处晃悠,或者出门遛弯、溜冰等。侨报记者张涵、宋向明报道
  姓名:张驰
  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大兴附中
  年级:高二
  书包重量:1公斤
  包内物品:课本、《心灵鸡汤》、漫画《火影忍者》

  2
  英语尖子爱美剧

  “我是理科宅男 ,最大的爱好就是宅在家里看美剧。”北京师范大学大兴附属中学高二学生张驰告诉美国《侨报》记者。
  张驰平时就住在学校,每周回家一次。大部分东西都放在宿舍,书包里并没有多少东西。摆在他面前的书包大约1公斤。“我平均每天花在做作业的时间大概三、四个小时。觉得目前的学业压力挺大的。”张驰介绍。他做作业的时间集中在中午12时放学后的两个小时午休时间和18时后的晚自习之间。
  张驰一天的学习生活从早上6时20分开始,21时15分晚自习结束,回宿舍洗漱休息。“我很少参加学校的活动。”他从书包里拿出一本叫《心灵鸡汤》的书,“这是我的课外书,就是比较励志,累了就看看。”这个高二的理科生课外阅读很少,书包中的漫画《火影忍者》也是他课外阅读的一部分。
  书包中还有一款三星手机,张驰平均每天花在手机上的时间大概半个小时,主要用来听歌,看看QQ空间和微博。周末回家他会往手机里放几集美剧。到学校后,每天晚上睡觉前看半集,然后才去睡觉。最近他手机里的美剧是《绿箭侠》。
  每个周五回家看美剧是张驰最高兴的事情了。对张驰来讲,每个周末的安排几乎没什么变化——白天写作业,晚上看美剧。看美剧是他生活中最大的乐趣。“我从初中就开始看美剧了。”2011年,当时在家里没事干上网的张驰,无意间点开了美剧《吸血鬼日记》,之后就欲罢不能,从此爱上了美剧。
  “美剧的表演比较真实,中国电视剧比较差,那些抗日剧太神了,民国特工剧又太假,简直不能看。”张驰介绍,美剧反映的内容比较贴近现实。此外,美剧题材新颖也是吸引他的理由。他举例说,他最早看的《吸血鬼日记》是讲吸血鬼,《破产姐妹》是讲一对姐妹在生活中一起奋斗,那种面对困难积极向上,让人向上的精神也鼓舞他面对沉重的学业负担。
  张驰的英语成绩经常在班里排第一。“美剧看的多了语感会好一些。现在做听力题,听一遍我就理解大概意思了。” 老师在上面放录音,张驰就给同桌翻译。同桌不相信他讲的是对的。老师再讲的时候,同桌发现张驰全讲对了。现在同桌经常向张驰请教英语题目。
  除了做题,看美剧也让张驰的英语口语变得很好。2013年10月,学校接待了一批从菲律宾 来的学生。张驰被选为代表和来的同学交流。他和菲律宾来的同学用英语交流了45分钟。两个人相互聊各自国家的美食、景点。张驰还推荐了北京好玩的地方、好吃的东西给这位同学。“45分钟一眨眼就到了。”张驰现在回忆起来还觉得聊得时间太短不过瘾。
  “美剧被禁,现在能看的也不多了,我现在主要想把理科成绩赶一赶,还是要应对高考,其他的以后再说。”张驰如此总结他对未来的展望。



《文学报》,2014年06月15日

中国高中生的书包样本(三)
“优等生”的书包里有鲁迅







  策划文化活动、参加鲁迅研究小组、写戏剧剧本……在美国《侨报》记者此次采访的众多中国高中生中,北京广渠门中学宏志班高一学生都宁可以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优等生”。对于学习优秀的他来说,高中生活并不仅仅意味着枯燥地做题,而是充满主动性的学习和组织实践。
  都宁的学习生活或许不能反映全部中国高中生的状态,但至少释放出了一个信号,中国教育正在努力扭转“死板”的形象。
  “现在学习压力不大,比起初三紧张的学习状态现在比较轻松。”北京广渠门中学宏志班高一学生都宁,一边从书包里掏东西一边告诉记者。站在记者面前的都宁肤色黝黑,笑容灿烂。
  他的书包重约3公斤,里面最占重量的是课本和作业本,他平均每天花在作业上的时间大概有一个半小时。这还不包括花在教辅书上的时间。都宁不住校,为了“减负”,他把教辅书放在家里,放学后回家再用。“现在学习负担不重,平时的作业就是为了巩固基础。我对难题更感兴趣。也会参与班里研究极限、微积分等数学课题研究小组。”都宁说。
  除了课本、作业本,书包中还有一个绘有小熊图案的文件袋,袋子中装着一些材料。
  “我是班长,平时班里活动的一些资料我都放在这里。”都宁拿出“世界读书日”的活动策划书。在读书日当天,都宁在班主任毕姗指导下,联合学校图书馆组织了全校范围的捐书活动。“我们号召每个人为母校捐献一本图书,倡导大家读书。”都宁说。
  组织这样的活动也缘于都宁对阅读的喜欢和学校老师的鼓励。
  “我打算以后学文科,文科生最需要的就是大量的阅读。”都宁把书包中的课外书拿了出来,一本《呐喊》,一本《彷徨》。他参加的语文学习小组主要研究鲁迅的作品。从小学课本开始接触到鲁迅,一直到现在。
  “当时读不懂,但越读不懂我就越想读。”现在都宁在的鲁迅研究小组已经读过不少鲁迅的著作。每天下午5时后,学校会专门安排研究型学习,并在每天中午为学生安排展示研究成果的时间,回答同学提问。
  此外,在中午的休息时间都宁还会翻翻班级订阅的杂志《读者》、《意林》和一些报纸。平日里他也会看看篮球杂志《灌篮》、《扣篮》,还有网上买到的英文原版的漫威漫画。但这些杂志他一般不放在书包里,只在家里翻阅。
  目前,他正在啃一部大部头的《全球通史》,“我每天看一个小时。”粗略估算,都宁每天花在阅读的时间至少有两个小时。
  课外活动也占用了都宁的一部分时间,他是学校话剧社的社长。在他的书包中还有一个优盘,优盘里有话剧社需要的视频资料和一些编剧、舞美方面的材料。目前,都宁和他的小伙伴们正在准备写一个名叫《霸王歌行》的剧本。“我们想在明年的社团文化节展演。”都宁说。
  这个爱好广泛的男生说,他还喜欢音乐。“我一般喜欢听欧美音乐,如迈克·杰克逊。”但学校管理严格,他用来听歌的MP3不能带到学校,只能在周末听。同样被禁止带到学校的还有手机。“我们学校有三条红线绝对不能碰,不能带手机、不能抽烟、不能早恋。”都宁说。
  周末都宁会充分利用自己的“手机时间”,给奶奶打打电话。有空了,他会去看望奶奶,陪老人散步聊天。周六晚上是都宁固定训练篮球的时间,每次都在家附近的国家体育馆打篮球。此外,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工作的父亲,也会向都宁推荐一下展览。
  他更喜欢的则是看美剧,从《生活大爆炸》到 《黑名单》、《 纸牌屋》他都如数家珍。都宁的班主任毕姗教的是语文课,毕老师会每周都会推荐一部经典的电影给学生。看过之后在研究型学习时间大家会讨论看过的电影。最近看的是《这个杀手不太冷》和《活着》。
  “我们学校高中教学班会根据学习情况分层,我带的宏志班层次较高,语文作业以补充阅读为主,主要是培养阅读习惯。”毕姗介绍,布置语文作业分两部分,一部分是课本上的必读文章,大概需要半个小时的时间。另一部分则是补充阅读和拓展写作。阅读量会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布置。一般只会给出一个范围,不做具体要求。“我们给孩子们开列了一个中国教育部的推荐阅读书目,要求学生在毕业前必须读完。”毕姗说。
  “我们学校现在倡导研究型学习,学生学习自主性很大,比如都宁参加鲁迅研究小组,我只给一个大概的范围,剩下的由他们自己决定。”毕姗认为,现在学生的阅读量远远不够,好在教育界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她在北京参加一些教研会时发现大家对阅读的重视程度加强了。
  毕姗介绍,“现在每个孩子学8门课,说没压力也不可能。但高一孩子文体活动比较多,学习的压力相对较小。”她指出,学生们的精力主要放在和各个学科相关的活动上而不仅仅是做题了。不同孩子的书包装的东西不一样。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书目。
  北京四中语文教师连中国:
  应该给学生“发呆”的空闲
  连中国一般一到两周才给学生留一次作业。作业形式多样,有指定题目和自选主题的读书笔记、向大家推荐一本书、修改自己的作文、围绕某一个主题去探究等,主题比如伽利略面对教会指责时如何应对、内心怎么想,俄国十二月党人是什么人、干了什么事等。
  连中国认为,语文更重要的是感悟力和思考力,没必要每天都布置作业,应该给学生“发呆”的空闲,“闲暇中往往会诞生情致,悠然里生命才能觉醒”。有一定的时间和余裕才能去观察大自然,养成思考、感受的能力和习惯。读写不是靠简单、机械的练,练出来的。
  老师应该重点指导和帮助学生读写,拿阅读来说,分为精读和泛读,二者缺一不可,应以课内的精读为原点画圆,带动学生这两方面的阅读。连中国说,应试教育好教,素质教育不好教。而且越低级的应试教育越好教,如果老师只会天天让学生听写、背诵,高中生就能当老师;但怎么评价鲁迅的文章、鲁迅想问题的方式是什么,这些问题别说高中生,可能本科生都无法轻易解答,这对老师的要求更高。他说:我们现在有反思、批判、梳理、提升的题做得太少。我们好像很忙,其实收获很少。要单说做题,最不缺的就是题了,弄个卷子就可以做,关键是老师和学生没时间想题,缺少思考。
  威海市八中校长刘丽波:
  优秀人才是自己给自己留作业
  学校在安排学生功课时,适时引入传统文化,创立了八中特有的校本课程——《学做弟子》。“身有伤,贻亲优,德有伤,贻亲羞”,“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成为每一位师生行为规范的标尺。
  应试教育也曾让八中人苦不堪言,学生、老师整天埋头于题海战术中。提高课堂效率,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是现在学校工作的重点,“只有提高课堂45分钟的效率,才能减轻学生的课后负担,提高学习兴趣,改变‘课内损失课后补’的局面。”学校先从毕业班下手,对学生、家长发放调查问卷,规范教师的作业布置,将作业构成分为基础性作业、提高性作业和探究性作业,大大提高了作业的趣味性,严控重复性作业,受到了学生、家长的好评。
  自己留作业也有讲究,你给自己留了什么作业?为什么这么留?完成了吗?这些需要老师帮助学生检测。优秀人才哪个不是自己给自己留作业?优秀人才的培养第一步就是自己给自己留作业。学习是用来建设生命的,跟你将来拥有的权力、财富无关。而且自己给自己留的作业是最适合自己的,是个性化作业,老师给学生留的作业永远都无法达到真正的个性化。高中阶段重点还是打基础,学生应该在老师的帮助、检测下,自我打好基础。像生字怎么念、成语什么意思,这些完全可以让学生自己查字典获知。
  侨报记者张涵、宋向明报道
  图①:都宁和他的书包。
  图②:都宁的课外读物,都宁参与了班里的研究型学习小组,小组的研究对象是鲁迅。
  图③:都宁的“档案袋”,袋里是班级管理的资料。
  姓名:都宁
  学校:北京广渠门中学
  年级:高一
  书包重量:约3公斤
  包内物品:课本、作业本、班级档案袋、鲁迅作品《呐喊》,《彷徨》。
(字数:20386)
施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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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楼
『施雨』
施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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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雨说:美中高中生的书包比较(上)
《文学报》,2014年0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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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高中生的书包比较(下)
《文学报》,2014年06月15日

美国高中生的书包样本
美国高中生学习状态调查 书包重达18斤

侨报记者/高睿洛杉矶、圣盖博、哈岗图文报道



顾雅淑接受侨报记者采访。顾雅淑出身于普通家庭,父亲是机修工人,母亲在餐馆打工。





华裔高中生正在往书包里塞巨大的课本。



范澈 侨报记者高睿摄

 中美学生谁的学习负担更重?围绕这一话题,美国《侨报》记者近期采访了多所美国高中的学生,请他们谈了学习压力、课业负担、时间分配、饮食起居等方面的学习和生活。
  根据调查,美国高中花在作业上的时间平均为4小时,12年级学生(相当于中国高三)的书包重约20磅,相当于中国重量单位的18斤。
  有华人家长说,中美书包的重量比较意义不大,中国的学生大多半夜12点都做不完作业,而美国学生晚7点前作业就做完了,这种学习负担的比较更说明问题。
  
  1
  学霸选修多门高难课

  因为大学入去率低,顾雅淑得想办法选修加分的课程。为此,她从高一到高四选修了大多同学不去触碰的课程,诸如IB物理、化学、微积分、政治和统计学等。
  中美学生谁的课业负担更重?美国《侨报》记者带着这个问题记者采访了哈岗威尔森高中的师生,12年级ABC(美国出生的华人)学生顾雅淑根据她的经历介绍了高中4年自己的学习生活。
  顾雅淑介绍,她的6册课本加上笔记本、再加上课外读物和参考书总计有13本,重约20磅。但她不用每天背着所有的书到学校上课,她平均每天只背两本书外加两个笔记本上学,但美国的课本又大又重,就这些东西加起来也有8磅重了。
  “我们学校没有书柜,所以学生每天都要背着书包往返学校。”顾雅淑说。
  据介绍,她每天早晨6点45到校上“零堂课”,一般都是生物。下午2点放学,因为父母都上班,自己不会开车,所以放学后她一般都是在学生顾问办公室做作业或帮忙做事情,平均每天做作业的时间为4小时,2小时在学校做,2小时在家做,但家里因受电视和电脑游戏的干扰,作业效率很低,一般要到晚上11点才能做完作业。
  课后时间分配上,顾说她周一到周五都是做作业,周六休息,一般就是睡懒觉,网游,周日做未完的作业或预习下周的课程。
  学习压力最大的要属高一到高三阶段,因为大学入学率低,她得想办法选修加分的课程。为此,她从高一到高四选修了大多同学不去触碰的课程,诸如IB(国际预科证书课程,是一种富有挑战性并享有较高承认度的较难课程)物理、化学、微积分、政治和统计学等,仅IB课程她就选修了12门。
  从高一到高四她不仅所有课程全部拿A,还参加了许多的课外活动,其中包括十项全能赛、科学奥林匹克、JPL科技杯比赛以及西门子环保比赛等。4岁开始学钢琴的她,到了高二就拿到了钢琴10级证书。
  在校期间优异的表现让她在毕业考试评比中获得全校第一的殊荣,并因此考取了加州理工学院化学工程专业。

  2
  晚7点前做完家庭作业

  大多数学生都是晚上11点左右睡觉,但作业基本都在放学后3点到7点晚饭前做完了。
  中美学生谁的学习负担更重?围绕这一话题,美国《侨报》记者近期采访了亚凯迪亚高中、天普高中、阿罕布拉市的马凯普高中和圣盖博的盖博瑞利诺(Gabrielino)高中的8名高中生,请他们谈了学习压力、课业负担、时间分配、饮食起居等方面的学习和生活。
  下午4点,8名来自不同高中的学生聚集在圣盖博亚裔青少中心,其中包括1名9年级、2名10年级、4名11年级和1名12年级的学生,除9年级学生是7年级时从中国随父母移民美国外,其余都是ABC(美国出生的华人)学生。
  据学生自述,他们的上学时间一般都是从早上7点40到下午2点40,他们当中大多数学生放学后都是先做4小时左右的作业,也有个别学生先看1小时的电视剧、或玩手机微信、或游泳健身、或上网游戏,以此来放松自己,之后再做作业。
  他们花在作业上的时间平均为4小时,有些学生在学校就先做了一部分作业,这样回家后只要2到3个小时就全部做完了。
  从做作业方式上,每个学生也各有不同,有的是全神贯注地一气呵成;有的是边做作业边玩“脸书”(Facebook),和同学朋友网聊;还有的是学习、娱乐交替进行,1小时作业、1小时网游、再1小时作业、再看1小时电视……两名盖博瑞利诺高中的学生与众不同,他们放学后先游1小时的泳,再打1小时的篮球,吃完晚饭后才安下心来做作业。
  睡眠时间上大多数学生都是晚上11点左右睡觉,但作业基本都在放学后3点到7点晚饭前做完了。
  他们晚睡并不是做作业太多逼的,而是玩电脑、网游、脸书、手机短讯消耗的时间,个别“夜猫子”也有玩到后半夜2点才睡觉的。
  半夜12点上床的不在少数,来自中国的9年级男生在父母的严格管教下,每天晚上9点半必须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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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教材重 中国教材多

  9日下午,记者在圣盖博亚裔青少中心为8名华裔学生当中的1人“秤”了书包的重量,3本教科书外加几个笔记本以及课外读物等,这名12年级学生的书包重约20磅,相当于中国重量单位的18斤。
  和中国教育不同的是,中国的教材是买的,学生用完归自己,不用还给学校;而美国的教材是借的,“产权”归学校,学生毕业后要将教材还给学校,留给下一年级升学后使用。也因为如此,学校要求学生不准在教材上涂鸦乱画,更不能擅自撕掉某一页教材,否则家长要照价赔偿。
  因为放假,学生的教科书都还给了学校,所以前来亚裔青少中心的学生书包都是空的。好在青少中心也有许多供学生使用的备用教材,学生们从中选出自己平时上课用的几本书装进书包,加上一些笔记本和课外读物,整个书包塞得满满的。每个课本都是硬壳书皮,大小、厚度、重量看上去都像中国图书馆常见的大英百科词典,厚度相当于中国教材的3倍,大小2倍,重量3倍以上。
  12年级的华裔男生介绍说,一本书的重量约5磅,平时上课都是带3本教科书,外加一些笔记本、参考书和课外读物,总重量加起来约20磅左右。
  7年级从中国移民美国的华裔学生说,中国的教材虽然单个重量不到美国教材的一半,但数量上却是美国的好几倍。除了8科教材之外,工具书、参考书、课外读物、笔记本以及大量的作业等,总重量和美国书包相比,只能多不能少。
  一位华人家长表示,中美书包的重量比较意义不大,中国的学生大多半夜12点都做不完作业,而美国学生晚7点前作业就做完了,这种学习负担的比较更说明问题。
  美国课本都是硬壳书皮,厚度相当于中国教材的3倍,大小2倍,重量3倍以上。

  美国专职学生顾问:
  教育背景+管理经验+全职太太
  三要素促成孩子的成功

  在中国拿到过教育硕士学位、又在美国成为专职学生顾问的杨雪伦(化名)根据自己教育3个儿子的成功经验总结道:企业家教育不了孩子,老师的儿子学习不好,为什么?因为前者不懂教育,后者不懂管理。她把自己的成功总结为:既懂教育又有管理经验的全职太太。
  杨的3个儿子分别拿到过国会奖、加州科工奖,以及洛杉矶县市各种大奖,但她很低调,不愿透露真实姓名,周围家长的羡慕嫉妒恨让她有了一种高处不胜寒的感觉,为此她拒绝了许多媒体的采访。
  谈到育人之道,她把自己的成功归结为中国教育学硕士的背景、中国500强企业的管理经验和她目前全职太太外加学生顾问的全身心投入。
  “同样的书本、课程、老师,为什么成绩就不一样?是因为父母的态度、理念和付出不同。很多父母只关心分数、结果,忽视了孩子的学习和过程。”杨雪伦说。
  她强调,即便很多家长也是全职太太,但他们的“职”没有放在孩子的身上,或者说只放在了他们的衣食住行上,而忽视了听读说写,不知道孩子学了些什么,也无法监督学的好坏,想帮忙却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孩子的知识已经超过了自己的水平。
  美国学校疏导学生压力的方法:
  一是学生顾问,二是家长会
  针对中国学生压力太大,导致一些学生产生轻生念头甚至自杀的现象,教育博士范澈介绍了美国学校疏导学生压力的两个有效的办法:一是学生顾问,二是家长会。
  范澈表示,中国的学校没有学生顾问一职,但在美国从中学到大学都有,顾问的任务不仅是帮助学生解决学习和生活方面的问题,也包括为学生提供心理咨询。当学生遇到问题,包括产生轻生、厌世的想法,都会在萌芽状态时得到顾问的及时疏导,这样就极大程度地减少了悲剧的发生。
  家长会也是及时沟通,把学生问题解决在初始状态的好方法。中国的家长会主要是老师向家长反映学生的在校表现,美国的家长会更多了一层对家长的教育和培训,教育家长如何用正确的方式关心和影响孩子,而非简单的“棍棒出孝子”;培训家长学会使用家长管理软件,以有效地监督孩子上网的一举一动,避免他们沉迷于网游、色情、毒品等不健康、甚至是犯罪的内容。



《文学报》,2014年06月15日

差异,不在教育在文化 美中高中教育比较

  说到中美高中教育的差异,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前院长饶毅最有发言权。
  饶毅正好有两个孩子:女儿在美国完成了学业,儿子在中国上高中,虽然都说儿子的课业负担重,但是在饶毅看来,曾经在美国上高中的女儿并不比儿子轻松,他觉得当年的女儿更辛苦。
  饶毅认为,当那么多中国家长把自己的教育批评得一无是处的时候,自己其实根本没有想清楚要给孩子什么样的教育,就一味的批评,或者直接“逃离”。但是,当这些抱有“逃离”心态的家长到了美国后,他们在中国遇到的问题在美国仍然能遇到。

  1
  阅读量差距大

  跟中国的高中生相比,美国高中生的阅读量可能会高出十几倍甚至几十倍。
  “如果把美国的高中教育原封不动地搬到中国,绝对不会是减负而是增负。”在近日举行的第四届中国中学校长大会上,作为演讲嘉宾的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前院长饶毅,对众多校长谈起了中美两国高中教育的对比。
  北京《中国青年报》报道,饶毅正好有两个孩子:女儿在美国完成了学业,儿子在中国上高中,虽然都说儿子的课业负担重,但是在饶毅看来,曾经在美国上高中的女儿并不比儿子轻松,他觉得当年的女儿更辛苦。
  饶毅介绍,在美国读书,学生的负担不仅仅来自课本、教材,“学生们的阅读和写作的量是非常大的,英文的主要著作都是学生的阅读范围。”饶毅说。
  有一项2009年实施的调查显示,美国大学生每周的阅读量是500~800页。如此大的阅读量,如果没有从小学到高中十几年的训练,完成起来会相当痛苦。
  “五年级的美国小学生也是一本一本地在读大部头的小说。”最近,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一个沙龙上,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向蓓莉介绍了美国一所蓝带小学(美国为达到一定标准的小学授予的称号)英语课(相当于中国的语文课)的情况。
  “到了高中,学生的阅读范围已经非常大了,不仅读文学性强的小说,还有很多科普作品,有些作品甚至非常高深。”饶毅说。一次他突然发现女儿正在阅读一本有关科学哲学的书,叫《科学革命的结构》。饶毅说他很难想象高中生能读这样的书。
  如果,跟中国的高中生相比,美国高中生的阅读量可能会高出十几倍甚至几十倍。
  北师大三帆中学朝阳学校书记、执行校长李建文在美国一所中学进行深入考察时发现,“美国学生的书包特别沉,课本特别厚。
  教科书之所以重,是“因为内容多”。饶毅说,美国的历史书就非常厚,讲得非常细,比如欧洲史中,一个不知名的小公主在哪一年遇害都记载得清清楚楚。
  “没有学生能把历史书背下来。中国的历史写得很简约,适合记忆和背诵,但是有时留下来的那几句话因为没有上下文的故事,反而影响了对历史事件的理解。”饶毅说。

  2
  鼓励学生“择难”

  正是因为这个“有挑战性的选择”,让很多美国的高中生纷纷选择那些难度更高的课程。
  很多中国人觉得美国的课业负担轻源自美国的不少课程是分层的。比如数学,如果你对自己没有太高的要求,或者对数学不感兴趣,完全可以选择难度较低的内容学习。据中国一些留学机构人士介绍,美国有些高中下午3时05分下课,当天有课的老师可以布置作业,作业是分级的,级别较低的,不仅难度低而且作业量也会更少。
  但是,如果一个学生在整个高中过程中总是选择那些容易的课程,最终即使他取得了一个不错的SAT成绩,将来也无法进入更好的大学深造。
  从5岁起便在美国上学、哈佛毕业后曾担任过哈佛亚裔招生协调人、现在中国工作的王可介绍,美国的大学在选择学生时,不仅看学生提供的SAT成绩,而且要参考高中4年所有的考试成绩,同时还要看一个学生平时所选课程的难易程度。
  其实是看学生是否愿意做“有挑战性的选择”。
  王可说,假如有两个学生摆在哈佛考官面前,一个是纽约精英高中的学生,另外一个来自小地方,父亲可能是蓝领。这两个学生的成绩一样,课外活动等其他方面也差不多。那么怎么比呢?
  “这就要看谁更能抓住所处环境提供的机会。比如那个在精英高中的学生,他的学校会给他提供很多门有挑战性的课程,比如是15门,这个孩子选择了4门。而另一个学生的学校可能只能提供两三门这样的课程,但他都选修了。最后,哈佛可能会留下后面这个孩子。”王可说,因为,他更善于接受挑战,更善于抓住机会。
  正是因为这个“有挑战性的选择”,让很多美国的高中生纷纷选择那些难度更高的课程。
  有人做了这样的统计,美国开设AP课程(美国大学理事会提供的在高中授课的大学课程,简单说来就是美国大学先修课程)的高中占美国高中的70%。再加上大量的阅读,在美国读个高中绝没有传说中那么轻松。

  3
  中国家长盲目逃离

  社会变了,环境变了,但是文化没有变,所以该遇到的问题还会出现。”
  美国学生课外活动也没有中国人想象的那么轻松。
  饶毅介绍,女儿高中时是学校排球队长,同时还是划艇队的队员,“他们非常辛苦,即使是冬天也要自己扛着船出去,还得穿着短袖。”
  追求“专业性”是美国学校对待课外活动的一贯传统,没有谁在课外活动“走过场”。
  王可说自己小时候有一个理想就是长大后能做一名儿科医生。所以高中时选择到医院当志愿者,“我每个周六要在医院做4~6个小时的辅助工作。”王可说,无论你选择做什么,都必须认真做好,甚至达到专业水平,很多大学在考察一个学生时“看的不是量,而是你做的质量”。
  学业上要进行“有挑战性的选择”,课外活动上要“追求专业性”,所以,熬夜对很多美国的高中生来说并不少见。
  饶毅记得,女儿高二时成了学校排球队的队长,为了让球队一直保持高昂的士气,要做很多事情,同时还要到外地去参加比赛。“为了保证能在每次考试中取得好成绩,经常是打完比赛别人都睡了,她还躲在厕所里做功课。”
  “其实,有时教育中的问题原因并不在教育而在文化。”饶毅说。
  曾经有一位朋友向饶毅咨询自己的孩子应该学什么专业,“他和他的儿子都是数学天才,却在纠结该不该学金融。”饶毅说,还是有一些功利的东西在作怪。
  当那么多家长把中国的教育批评得一无是处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其实根本没有想清楚什么是教育、要给孩子什么样的教育,就一味的批评,或者直接“逃离”。但是,当这些抱有“逃离”心态的家长到了美国后,他们在国内遇到的问题在美国仍然能遇到。“社会变了,环境变了,但是文化没有变,所以该遇到的问题还会出现。”饶毅说。
  美国学生顾问:美中教育差异是一个圆卯方枘问题
  当比较中美教育差异的问题摆在既在中国拿到过教育硕士学位、又在美国成为专职学生顾问的杨雪伦(化名)面前时,她的回答是,这是一个圆卯方枘的问题,因为中美教育体系、制度和理念不同,一圆一方,没办法一起比较,是比圆还是比方呢?
  作为一名从中国出来的教育工作者,她知道中国实行的是全国统一制教育,统一课本、校服、教室、教师、课程、作业,而这些在美国全被推翻,就像中国的“共和”VS美国的“联邦”一样,中国13亿人口遵从宪法,美国3亿人口遵从51个不同的州法。之所以称“不同”的,是因为同样一个事物,在这个州合法,在另一个州就是违法的。
  “中国的题海战术,让孩子们校内课外都有做不完的作业,满目的文字、数据加上疲劳战术让学生们各个人困马乏,每天早晨7点一直忙到半夜12点。但在美国,学生下午两点半就放学了,我的儿子所有的作业基本上都在学校做完了。”
  杨指出,同样是作业,中国和美国的也不一样,例如历史课,中国的历史课作业是笔头的,而美国的作业却是手头的,做一个印第安草屋、教堂或用鹅卵石做个盆景,然后写个心得笔记,第二天到课堂去演讲,这是中国学校所没有的方式。
  “如果问中美学生谁的‘负担’重,这也因人而异,因为中学生选修的课程不同,书包轻重也不同,就‘重量’而言,我二儿子的‘负担’很重。因为美国书本都是大块头,比中国的大一倍,外加作业本,参考书等,儿子肩上背一个书包,手里还要拎着一个拉杆箱,这在中国恐怕看不到。”
  “但就‘题量’而言,我儿子肯定没中国学生负担重,我决不让孩子晚上8点后还在做作业。休息不好,学习怎么能好?12点还在点灯熬油的做作业,孩子第二天在课堂上不睡觉才怪呢,这样的状态怎么能学习好呢?”
  美国校长:学生成绩不能仅凭分数衡量
  哈岗威尔森高中华裔校长张忠直就美国学校的考核标准和教育模式谈了他作为一名校长通过自身的管理经验所总结出的亲身体会,他认为考试分数不是衡量学生成绩的唯一标准。
  台湾出生美国长大的张忠直表示,中国的学生成绩考核基本上是看考试成绩排行榜说话,这一点和美国的教育考核标准不同。以本校全校第一名学生顾雅淑为例,如果光看成绩的话,有不少同学的成绩不亚于她,也都是各科拿A、学术比赛出类拔萃的优等生。我们之所以将她评定为“全校第一”,是看她的综合表现。
  张校长表示,考核的标准包括4门主要科目的评委主席对一名学生各科成绩的评语,老师对学生的印象,学生选修课程的难度、数量,学生的同学关系,学术成绩,包括参加各项社会活动及表现,以及学生在学生团体中的作用,例如啦啦队成员,仪仗队鼓手等,都是学校评定学生综合成绩的参考标准。
  针对中国学校的“题海战术”,张忠直说他没有去过中国大陆访问交流,不了解这种教学方法的利弊,所以不做评论。但就美国高中而言,就威尔森的教育方法而言,他们并没有采用这种模式。他认为如果课后作业多到半夜12点都做不完的话,肯定会影响学生第二天上课的精神状态,在这种半梦半醒的状态下学习,效果如何可想而知。
  以上均据侨报记者高睿报道



  图1:美国学生在打曲棍球。



  图2:中国学生课间做眼保健操。资料图片
(字数:16099)
施雨
第3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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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低龄化,该“非物质准备”什么——读《朱小蔓与朱小棣跨洋对话》
2014年08月12日09:30 来源:中国青年报 杨扬

  脸上布几颗青春痘,着一袭价格不菲的休闲服,怀揣资金充裕的信用卡,提着家人全部包办的吃喝穿戴、零嘴小吃,甚至,拉杆箱也毫不含糊是名牌的……他们在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爸爸妈妈的簇拥下,洒下惜别的泪水;带着胆怯与好奇登上飞机,经过七八个小时或十几个小时的穿云破雾,一个个娇生惯养的中国“小公主”、“小少爷”来到地球的另一处——这是当今不少80后、90后甚至更小的孩子,踏上留学之路那一刻的群相。

  中国教育专家朱小蔓与著名华人双语作家朱小棣姐弟最新出版的《朱小蔓与朱小棣跨洋对话·出国留学与教育“立人”》一书追踪当今青少年留学之路,针对“出国留学的非物质性准备”等诸多话题,从教育的根本初衷说起,以对话的形式,多方位介绍了国际教育的异同别趣,成跨国教育领域一家之言。

  中国的独生子女一代,能够适应国外的激烈竞争与快节奏吗?能够承受远离故土的孤独寂寞吗?能够独自面对陌生环境下的学业压力吗?书中指出,近年来,出国留学低龄化趋势已越来越明显。当下,由于不少家庭经济条件好,不差钱,因此对更优质的教育有所追求,出国留学成为重要通道。但是,出国留学是一件大事,出国留学也不是人人都适合。家长不能“一送了之”。而是需做好必要的准备——尤其是“非物质性准备”,即,包括精神的、文化的、理念方面的准备。

  首先,在挑选学校时,不要只把注意力放在常春藤名校上,要知道学校的类别与学校的排名一样重要。如果有的孩子自制力不足,家长最好选择小型的学校,因为其管理严格,不致把孩子送到大型名校“放了羊”。其次,孩子必须做好学业和生活两方面吃苦的充分准备,应以完成学业为主,打工挣钱为辅——书中这类“实战指南”、“经验谈”俯拾皆是,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与参考价值。

  同时,两位作者也指出,留学究竟“学”什么?他们认为,留学主要是要学习创造性与德性,而不是简单地为了拿到学位。书中这样说:“创造性与德性是生长在人文精神之树上的果实。教育不是将人培养成‘物’与‘器’,甚至也不是‘才’。教育的终极目的是培养健全的‘人’。”这也是该书的核心理念。

  经历过留学的人在哪方面有所长?一位海归女生对留学前后变化的自我反省,充分印证了书中所剖析与对比的中外教育在创造性、价值观以及品德教育上的显性及隐性差异。

  据该书读者李潇潇说,她是一位80后的独生女,家境好。5年前从西安到美国的纽约长岛大学教育学院对外英语教育专业学习,2011年获教育硕士学位。两年前,回到西安某高校工作。她认为,留学最大的收获是更有勇气和能力去面对困难——过去胆小到连天黑都怕,留学后则大不同。回国后在一个机会中,她勇气十足地为陕西省副省长做了一场同声传译。同时,性格更加完善,学会了用批判性思维辩证地看问题,对待学习和工作更加严谨。此外,从前,她是连行李牌上的联络地址都会写错的“马大哈”,留学生活教会了她更负责任,为人处世更有包容心。

  该书以大量生动的事例,帮助国内读者了解国外的真实情况。如,哈佛大学新生入校前也“军训”,可自愿报名,约有三分之一的新生参与,主要进行体能锻炼和野外生活技能的培养,甚至包括如何解手不用手纸。还有,美国的阅读材料极丰富,五花八门,题材无限制。在国际视野内,包括中国香港,从小学到大学,普遍没有全国甚至全市统一的教材。

  朱小蔓认为,国际视野中的中国教育改革,既要立足本土又要放眼世界。基础教育中最重要的是注重“人”的全面发展,同时兼具创造性的培养。她以教育专家的人文情怀,呼吁对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群体给予特殊关怀。她强调,情感能力十分重要,必须从小培养。

  朱小棣说,循环往返式教学是美国数学教学的常见方法。他进麻省理工学院读研时,学校给新生辅导过一元一次方程的解法。“都说美国学生的数学差,也不尽然,事实上,有些重要的概念很早就教了,远先于国内的教学。美国学生的文科能力亦不比中国差,特别是对写作能力之培养”。

  据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介绍,这是一本在国际视野下探讨古今中外教育中所相通的、恒久不变的“立人”理念的书。朱家姐弟无疑是此书最合适的作者人选。姐姐朱小蔓既是国内著名的教育专家,也是俄罗斯教育科学院外籍院士,具有丰富的教育理念和宽广的国际视野。弟弟朱小棣是知名双语作家、麻省理工学院毕业,曾在哈佛大学从事15年的研究工作,现任美国安生文教交流基金会华盛顿办公室副主任,具有宽广的教育学识和丰厚的中美对比经验,其长子前年从哈佛本科毕业。

  该书还涉及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国际比较,从而触及教育的根本——育人,并很好地回答了“究竟应该如何培养人”、“教育的目的是什么”等关键问题。尤其是,它详细地介绍了哈佛大学所倡导的“通识教育”与国内教育家提倡的“素质教育”之间的异同。该书不仅针对国内关心子女出国留学的家长,也适于广大教师、学者开拓视野及借鉴教育理念之用。
(字数:4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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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中生千军万马赴美留学
纽约时报中文网 | 作者:陈劲松 | 1/2/2014



  2012年12月1日早上7点,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的候考厅中已经挤满了考生,这里将要进行的是年度最后一次SAT考试。

  SAT由美国大学理事会(College Board)组织,是旨在考察学生的能力是否否足够适应美国大学教育的测试,每年举行六次,被中国考生称为美国的“高考”,中国大陆并未设考场。从2007年开始,大陆赴港考生持续增加。2012年,根据新东方等培训机构的估算,香港每场考试的人数平均已过万人,这其中95%来自中国大陆,全年赴港参加SAT的大陆考生保守估计至少在4万人次以上,较2012年翻了一番。而在2012年,上海市参加高考的考生为5.5万人。

  为了容纳大量大陆考生,从2011年10月开始,香港SAT考试增设了一个“万人考场”,考点设在离机场很近的国际博览馆。李诗乐曾见识过万人考场的阵仗,她对记者回忆说:"第一次和这次都是去‘万人’考,考试的方桌一眼望不到边”。这是李诗乐的第四次SAT考试,前三次的最好成绩是2210分,这个成绩理论上已经足以申请美国的常春藤学校,但她还是第四次来到了香港,“主要是为了能申请全额奖学金”,李诗乐说。

  李诗乐是江苏省徐州市人,父亲是中国矿业大学教师,母亲吴女士也在这所大学工作。“从她一出生我就不断灌输她一个信念:出国。她一丁点时我就给她说,咱们将来出国。她小时候说,我不出国,我爱国,”吴女士讲述她对李诗乐的教育,“等到她读小学的时候,我看到社会上的一些恶习,跟她说这儿教育环境这么差,我们应该出国。孩子最后跟我说,出国可以,留学可以,但是我爱国,我要回来。”

  2010年,李诗乐考入了江苏省的著名高中——南师附中,从这个时候起,李诗乐就为自己和妈妈的出国梦想全力冲刺。

  “SAT培训课程一期就是8000多到一万,我觉得太贵,就上了新东方一个2000多的最便宜的基础班。上完之后我觉得不太有用,还不如多跟一些有经验的同学学习经验,”李诗乐说,她家里条件不富裕,必须精打细算。SAT对于中国学生来说是完全陌生的考试,几乎所有学生都会选择进入培训班来积累应试经验,也由此催发了一个巨大的培训市场。

一门巨大的培训生意

  “这个从句有什么错误?”萨凡纳·伊丽莎白·坎贝尔(Savannah Elizabeth Campbell)低头问到。“缺少主语吧?”杨君小心地回答。杨君穿着浅绿色的羊绒衫,留着马尾辫。坎贝尔则只穿着一件单薄的外套,两人看起来年纪相差不大。她们隔着桌角面对面坐着,前面摆了块黑板,上面写了例句。

  “非常好,你太棒了,”坎贝尔激动地夸奖。这是一张长长的会议桌,能坐20人左右。一面墙上挂着很多宣传照片,旁边有一个飞镖盘,写着“目标精准,一矢中的”。这是杜克国际教育机构在北京中关村办公楼的一间会议室,毕业于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坎贝尔正在给杨君上SAT辅导课。一个小时的课程费用为1000元人民币,粗略来说,萨凡纳嘴里讲出的每一个单词都价值1元,包括very good这样的感叹语。中国富裕家庭喜欢坎贝尔这种在美国土生土长的老师,不惜一掷千金请他们为孩子补习SAT课程,为孩子的出国增加一分胜算。

  “对于美国大学来讲,SAT成绩只是你的申请材料的一部分。从表面上看,并不是那么重要,”杜克教育的总经理吴雨浓对记者这样说。吴雨浓是一位干练的中年人,南开大学毕业后就在中关村打拼,早年从事程序员工作。“所有的老美在招生时都是这么讲的,但是实际操作并不是这样。如果你没有SAT分数,你被录取的概率非常低,而现在申请美国高校的中国学生SAT分数总体来看都很高。”

  杜克教育是一家专职从事SAT考前培训的机构,拥有全职外教24人。“我的一位合伙人毕业于美国杜克大学,所以叫了这个名字。我们从2010年起步,目前学生已经较两年前增长了10倍,我们甚至有来自陕西渭南这种三线城市的学生。目前,在二线三线城市,(孩子出国)驱动力来自于家长,在一线城市更多的来自于孩子本人,”吴雨浓说。

  本科留学对家庭的经济压力很大。和李诗乐不同,大部分孩子来自于非常富裕的家庭。“赴美读本科的话,大概要四年,少说总共要花一百万人民币。如果想过的好一点,可能需要两百万,”吴雨浓说道,“来我们这里的家长大部分对价格都不敏感,他们关心是能去哪一个学校。”

  由于中国家长的偏爱,很多SAT培训机构都以美国名校教师为卖点,杜克教育也是如此。“杜克直接在美国招聘,2011年我们在美国一共收到两千多份简历,”吴雨浓说。

  查尔斯·贝克(Charles Becker)就是一位来自美国的教师。“现在去美国读书的是中国最优秀、最有钱的学生,这意味着中国的下一代正和美国接触。我想成为其中一员,我认为我已经走在这个大潮中了,”贝克说道。他是德克萨斯农工大学(Texas A&M University)经济学专业学士,在杜克已经工作了3年。“现在的北京就如同九十年代的纽约,也许这是一种有点负面的表达。这里充满激情,这里有艺术、有政治,各种神奇的事情在这里上演,我觉得我很有必要成为其中一员。我很希望有一天我老了,人们会问我在中国生活的感觉。”

  除了杜克教育,市场上还有许多SAT培训机构,比如新东方和环球北美考试院,这些培训机构针对在香港的SAT考试组织了浩浩荡荡的考试团,每团组织数百名考生一起直飞香港。一些家境较好的学生往往会连续参加几次考试团,或者在正式考试前参加一次模拟考试团,以熟悉香港的考试环境和SAT考试流程,而参加一次这样的考试团,所需花费就要6000元左右。

中介能否包办一切

  对于中国学生来说,除了SAT成绩之外,提高录取成功率的另一个关键在于申请材料的准备。

  “2012年暑假,我参加了麻省理工和加州理工大学协办的一个暑期科学项目,我是全中国第五个被选中的,”李诗乐讲述了她申请材料中的一个活动。这个项目在新墨西哥州一个天文基地举行,一共有36人参加,“除了我以外,剩下的人基本上都是美国当地学校的第一名第二名,有的是美国数学竞赛、天文竞赛、奥林匹克竞赛的冠军。”除了这次暑期活动,李诗乐写入申请材料的还有弹电子琴和吉他、素描和围棋这些专长,这些项目李诗乐都拿过奖和证书。

  李诗乐的父母已经离婚,自己的学业主要由母亲负担,材料是她自己写成,由于成绩优异,她还得到了一家留学咨询机构的免费VIP咨询服务,而更多家境好的孩子将申请材料的工作全部交给了中介机构。

  “我们是提供一个全程留学申请服务的机构,学生找到我们,我们会帮他做一些分析定位,然后做学校的选择战略。根据他的分数和个性特点,给他找一些合适的学校。再根据这些学校的录取要求,帮他完成申请步骤。比如说网络表格的填写,各种文书的整理,文字材料的整理,包括他要写的申请材料,我们是由外籍教师帮助他来修改。”可美信咨询公司的CEO牛勇对记者说道。可美信是一家专门为中国学生留美提供咨询的公司,位于北京大望路。

  “有个北京一中的女孩,”牛勇说了一个典型案例,“那个小孩来了之后就说,老师我什么都没有参加过,我既不是学生干部,我也没有参加过任何比赛,我什么都没干过。我说那你有没有什么文艺体育的特长,她说文艺没有,体育有,是校长跑队的,跑了好几年了。我说那你参加过体育比赛吗?她说参加过。拿过奖吗?她说拿过特小的,什么三等奖之类的。”

  牛勇由此找到了突破点,“我说首先你做这件事了,你坚持了。另外你给我讲讲,你考试是年级第一名,你和同学之间都有什么互动。她说其实我是一个挺爱帮忙的人,很多人有不会的题,来问我,我都告诉他。我说你这些点其实都挺好的,就是如何申请材料里体现。后来外教出了一个主意,申请材料的主题定为我是一棵大树,我枝叶丰茂,可以让人遮风避雨。”这份申请材料为她增色不少,目前这个女孩就读于俄勒冈大学。

“像国王一样”的招生官

  虽然牛勇为自己的工作做了解释,但美国大学方面显然并不欣赏中介机构的努力。

  耶鲁大学本科招生办公室的莉亚·菲尼(Leah Phinney)在给记者的电子邮件中写道:“耶鲁对虚假的或经旁人加工的申请材料持零容忍的态度,做出此类行为的申请者将被拒绝招录。有偿中介机构泛滥,对美国的高校以及中国学生的家庭来说,都构成了一大问题。但是美国的名校通常能够鉴别出由中介代笔的申请材料,所以家长花的这笔钱往往都会打水漂。”

  “对于那些真正自己写申请材料的中国学生,他们会担心别的学生因为有中介的帮助,使得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我认为一些美国高校对中国学生的申请材料并不认真,他们不再读任何人的材料,只看SAT成绩,因为这是他们认为唯一值得信赖的东西,”帕克·慕斯(Park Muth)先生在电话中这样说。慕斯是前弗吉尼亚大学的招生官,现在是该校国际学生录取委员会的主任。

  “我不相信她读过那本书,”慕斯讲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2010年,慕斯作为弗吉尼亚大学的面试官面试了一个女孩,“她在申请里说她最喜欢的书的名字是《尤利西斯》。我教英语的时候会涉及到这本书,这本书一个中国小孩读不懂的。然后她把所有的读书笔记扫描给我,所以我相信申请都是自己做的。”

  这个女孩想去耶鲁,她的英语很好,不过家长就是不让她写申请材料,宁愿相信中介。“但中介为她写的材料实在太差了,最后没有去成耶鲁,她现在几乎不和她父母说话,但她家长认为他们做的是正确的,”慕斯说。

  “新东方让普林斯顿看上去像幼儿园,那些人真的很厉害,他们在文书上做了很多工作。很多人有很好的申请材料,但实际上一点英语都不会说,“慕斯说道。“我们和美国一些顶尖学校的招生官来中国拜访的时候,像被国王一样招待,住在很好的宾馆,和高层官员共用餐,周边有很多有钱人。但是你肯定却忽略了中国普通人,然后你回家说,(中国)每个人都有法拉利,”慕斯回忆道。

  李诗乐肯定是慕斯先生最为欣赏的学生类型,她自己独立整理了申请材料,目前等待着入学。李诗乐被哈维玛德文理学院(Harvey Mudd College)以全额奖学金录取,“得到消息的前几天,李诗乐很犹豫,因为她的信念就是要争取进入到耶鲁或者是斯坦福,”李诗乐的母亲吴女士说,“她可以再申请,但风险很大。有可能人家不给奖学金的话,她可能就会失去上学的机会。”

注:

  陈劲松是媒体人。

  实习生高雨莘、夏冬菲自北京对本文有采访贡献。
(字数:8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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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国留学,应该学些什么?
纽约时报中文网 | 作者:高雨莘 | 12/31/2013



  在中国,一种现象成为潮流,常常只是眨眼间的事情。

  2005年,我去美国读高中时,国内的学生出国读大学尚属少见。前年,我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实习时,为当时供职的美国杂志社写稿,发现出国读高中在大陆已经蔚然成风,自己当年申请的Deerfield Academy,每年的中国申请人已经翻了20倍不止。如今身在北京,又是在一次写稿过程中,我发现自己采访的对象已经变成十三四岁的初中生,甚至刚满十岁的孩子。越来越多地,中国的家长正趁暑假的时候把孩子送去国外参加夏令营。电话那头稚嫩的童声,已经在向我描述黄石公园的优美景色和迪斯尼乐园的乐趣横生。

  不出意料的,许多父母送孩子早早出国是希望能帮助孩子增加考上国外名牌大学的筹码。然而在对话中,我感到越来越多的父母希望替孩子寻找的,是一种中国无法给予的教育方式和社会环境。“我的孩子属于在学校挂上名了的淘气,”一位北京的父亲向我描述他十岁、正在美国参加夏令营的儿子。“他喜欢的书读过几遍可以背下来,不喜欢的科目却无法强迫他学习。中国的教育对这样的孩子不合适。”已经在中国流行了多年,例如“批判性思维”一类的西方教育概念,也已经在家长脑海中逐渐具备了具体而实际的意义。“在中国的文科教育里,它只教给你东西,事实,而不是教给你思维方法和逻辑,这是和美国最大的区别,”一位北京女孩的母亲解释,“与其在中国,还不如出国学一点真东西。”另一位江苏的父亲言简意赅地说:“我希望我的女儿以后不要人云亦云。”

  作为从国外读书回来的留学生,目睹这种变化让我感到十分欣喜。十几年前家长在书店抢购《哈佛女孩刘亦婷》的心态已经渐渐被一种更理性的态度所取代。比起学校的名声,他们更加看重的是教育在每个孩子成长中所起到的作用。这种心态无疑也会对出国的孩子造成影响,改变他们的追求与对留学的理解。加之现在的学生留学日趋低龄化,在他们兴趣与性格仍然十分可塑的阶段便接触到西方的通识教育和对批判性思维的培养,这对他们吸纳西方教育的真谛会有意义深长的帮助。通过个人经历,我感到这种吸纳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人文学科的学习。然而这正是留学生在出国前,国内教育为他们做出准备中最薄弱的一项,也由此成为他们在留学时往往最被忽视的一个领域。

  从国外回来,和中国的朋友们聊天,有时大家会开玩笑,将我们新一代的“小留学生”和二十世纪初由清政府、达官显贵或书香世家送出国的那一代“前辈”做比较,说在东西方社会受教育的经历可以让我们像那一代人一样,将两种文化融会贯通,中西合璧。这样的比喻总让我偷偷汗颜。二十世纪初留学西洋的莘莘学子,成长在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的起伏动荡之中。他们在出国以前许多人已经饱读诗书,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国难当头,各种思潮争鸣,为中国寻找出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他们留学海外的行为,也被赋予了历史使命,成为那一代中国人对未来的一种尝试与探索。

  而如今出国留学的新一代留学生,出国以前对中国的了解和文化的积淀又来自于哪里?是语文课堂上对古诗古文的大卸八块囫囵吞枣?还是历史课上对抗日战争的歪曲理解和文化大革命的肤浅认知?是思想政治课上逐条铭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性?还是地理课上不容置疑的“台湾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样的教育在学生身上留下的痕迹难以磨灭:虽然如今的学生对这样的灌输早已不是全盘接受,不过却也无法公然挑战,于是有口无心地跟从着书本,难以享受到人文学科本应带给思想的挑战和乐趣。

  于是大部分的学生在出国以前,对这些问题的兴趣和好奇心早已被中国教育磨灭。出国的目的与其说是将西方教育作为自己已经受到的中国教育的比较与延伸——如同二十世纪初的前辈一样——不如说是对中国教育的放弃与逃离。留学也由了从开阔眼界,挑战自身认知的行为而变成仅仅是增加自身就业竞争力的砝码。这从出国以后的中国人在学校所选择的学科与专业便可见一斑:据中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刚刚发布的《2012年留学人员回国就业报告》显示,管理学、经济学和理工科的回国就业人数占了留学回国就业总人数的80%,导致这些领域求职人员远远供大于求。这种现象在我身边同样常见:和我一届毕业的来自中国的大学同学,现在绝大多数在香港从事投资银行。我与大多数同学一样,在大学里选择了经济作为专业,原因是人文学科那时在我眼中虚无缥缈,纸上谈兵。

  然而出国时间久了,我渐渐了解到,也正是美国学府中这些看似“不着边际”的学科,正在无形中改变着我的思考方式。英文课上的圆桌讨论让我逐渐抛弃了以往被动而死板的阅读方式,不再习惯性地去用简单的语言去概括中心思想,而学会将材料当作文学作品去鉴赏,调动感官和想象力,将阅读变成一种立体而多元的体验;写作课的宽松的思维环境和严谨的逻辑训练教会了我在写论文时如何就一话题自己立论、论证与总结,而并非像国内的议论文训练一般,文章能够采纳的角度和观点早已被题目死死框住;社会学讲座上老师深入浅出的讲解让我明白了如何用抽象晦涩的社会学理论来分析社会结构与历史进程,让我了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不被当作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而铭记,而仅仅被当作一种理论接受分析与质疑时,原来也可以让人感到耳目一新。

  在美国大学的学习过程点燃了我对这些学科迟到的兴趣,也帮助我在毕业后选择记者这一行业,将所学所想用来分析了解中国这个庞大而复杂的社会。正是在走上这条路后,我更加深入地感受到了具备与欠缺这种批判性的人文教育所带来的差别:在我的美国同龄人中与记者中,我发现许多人对周围的环境和现象,都具备一种敏锐的洞察力和客观分析的本能。他们在看待事物和分析现象时,会对已经被广泛接受的传统看法和固有的成见保持高度警惕,不断去挑战它们,避免因为自己的思维懒惰而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他们很少会因为认同一个人而将他的观点不假思索全盘接纳,也很少会因为否定一个人而彻底拒绝去斟酌他的想法,而接纳与反对,又很少取决于对方的权威与身份。当然,心理学有所谓的确认偏误,人们总是有选择性地选取收集某些证据,忽略不利的观点和资讯,用来支持自己已有的想法,这一点倒是在我接触的高学历背景美国人中显得较为突出些。

  这种思维习惯并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从一方面来说,这是生活在一个言论开放,百家争鸣的社会带来的益处;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也离不开西方高等教育中对人文社会学科的重视和教授的方式。通过对学生多年的熏陶,它已经焕化成了一种思维习惯,而对中国教育稍有了解的人们便明白,这正是没有收过真正人文教育的中国学生所欠缺的。

  举一个为众多中国人所熟知的例子。不少中国读者都读过美国作家何伟的《江城》和《寻路中国》,并且十分喜爱这两部作品。每次和中国人谈起这两部书,我都会问对方他们对作品的好感源于哪里。“他对中国的观察非常独到”和“他比中国人都更了解中国”是我常常听到的答案。虽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用语言准确表述,我想何伟的作品可以征服中国读者归根结底的原因中或许有这样几条:他能够跳出西方对中国的各种成见,以诚实的笔触将中国普通人的生活原原本本地表现出来;他能够敏锐捕捉中国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将他的描写对象放置在社会大环境之中,通过普通人的故事来折射一个社会与一个时代的特征;他对他的所见所闻不轻易做价值观和道德观上的定夺,而往往将形成观点的权利交给读者。在美国读书多年后,我感到这其中的哪一条也脱离不开我在美国大学学习时,人文社科学科所传达的理念以及培养的思维习惯。

  在一个节奏日益加快,竞争日趋激烈的世界环境下,人文学科的价值不仅在中国人脑海中被广泛忽视,在美国这个有着悠久通识教育传统的社会里也引起大众辩论。英文、哲学、历史等学科真的可以给予人们二十一世纪全球化经济下生存所需要具备的技能吗?人们在问着自己这样的问题。然而正如弗吉尼亚大学英文系教授马克·艾德孟森(Mark Edmundson)在八月初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的一篇关于人文学科价值的专栏中所提到的:“人文学科并不教人如何成功,而教人如何质疑成功。”“处在所有人文学科最核心的,是一场海纳百川而深思熟虑的,关于我们应该如何生活与生存的讨论,”艾德孟森写道,“这场讨论不应盲目崇尚任何结论。”

  在中国当今的社会环境下,这样的讨论似乎格外有必要,而展开这样讨论的思想基石和恰当方式,便蕴含在人文学科的教育之中。如同学习一门语言,这种人文教育在学生思维定性以前,越早施加它的影响便越理想。在留学日趋低龄化,家长对教育观念开始逐渐转变的今天,让这样的觉悟在他们和他们各自家里的小留学生脑海中扎根,或许是个不错的开始。

注:

  高雨莘是自由撰稿人,现居北京。
(字数:7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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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生活』阅读主题概貌
精品主题 小留学生:要想好,你真是那块料儿? 【按树型格式阅读】
作者:文心社 2014-05-26 09:38:06|最后回复:文心社 2014-09-14 07:42:02|人气:3178|回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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