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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顶主题 ZT:梁平:诗歌生态与社会责任担当——我对新世纪诗歌的两点意见 [1] [2] 【按树型格式阅读】
作者:文心社 2011-10-12 09:54:27|最后回复:文心社 2014-11-26 07:25:26|人气:8274|回复: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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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梁平:诗歌生态与社会责任担当——我对新世纪诗歌的两点意见
《文艺报》,2011年10月12日

  看似两个毫不相关的概念,在进入新世纪以来的中国诗坛,却时常带给我们某种疑惑与不安。诗歌生态并不是诗学本身需要研究的问题,而生态的健康与否,从某个意义上讲,往往却又比诗学本身的问题更能直接地影响诗歌的发展。诗歌的社会责任担当,则是诗人的自身修炼和选择,和诗人的精神与情怀有关,与诗歌的力量有关。

  诗歌生态的杂乱与改善

  我所指的诗歌生态,不是指诗歌在社会中的“边缘”处境,也不是指诗歌写作的自由与否,而只是就诗歌界的内部情况而言,单指诗歌界自身,具体到诗歌呈现的渠道与方式,诗歌评价与判断的某种场域。这里有直接影响诗歌创作的两个平台,一个是刊物发表平台,一个是诗歌奖项平台。这两个平台已经构成诗歌能否健康发展的重要生态。

  先说刊物。现在诗歌刊物无论公开出版还是民间印制,其数量覆盖甚至远远超过上世纪80年代,即使不包括网络,诗歌见诸刊物成为白纸黑字,已经不是一件难事。公开发行的诗歌刊物尽管数量远不及民刊,但是因面向全国,出刊稳定,其影响力依然在诗歌场域里占有主导。一些相对稳定的民刊常年坚持下来,也显山露水,日渐丰满。如果我们把它们看成一个诗歌生态场域,就很容易发现,这些年来,这个场域的一些现象是我们应该警醒,或者说应该着手调整和改善的。办刊物很难,办纯文学类刊物更难。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尤其进入新世纪以后,来自经济上的压力几乎成为办刊物的最大问题,无论是公开发行的刊物还是民刊,都不能回避。于是,我们经常看见一些公开发行的刊物不惜版面,推出质量平平,甚至标签、广告语式的“地域诗歌”、“行业诗歌”、“景区诗歌”、“身份诗歌”……这样做,我想不是编辑没有眼光,没有艺术标准的底线,而是迫于无奈。而相对于公开发行的一些刊物,民刊则干净了许多。但是,民刊的圈子意识、同人意识,其视野与尺度又往往有局限。这样一来,问题便出来了,看上去很热闹的诗坛,其实已经严重地无序和含混,尤其对于更加年轻的诗歌爱好者来说,不知道“哪一片云是我的天”,像一只无头苍蝇一样,瞎撞瞎碰找不到北。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这样一个诗歌生态的平台,缺失的是诗歌艺术标准的公信力,以及中国新诗健康生长的方向感。改善这个平台,必须重新找回诗歌的尊严,重新呼唤对诗歌的敬畏。

  再说奖项。只要用心去统计会发现,所有文学奖项中诗歌的奖项最多,名头也大。冠以国际、洲际、全国、华夏之名,一个地区、一个企业或一个老板都在设奖,而且不少奖项说穿了,就是三五个人在某个饭局上一拍桌子就定下来,几乎全是“国际桂冠”“全国十大”“全国十佳”“新世纪杰出”“新世纪之最”等等。这些奖项从来就分不出高低,都是“天下第一”。如果你再细心一点会发现,那些获奖的陌生名字中间,一定有黑马的“身份诗人”摘取桂冠。其实大家都知道,设奖、评奖、获奖到底是怎么回事。心照不宣,大家热闹一下未尝不可。问题是奖项多了,获奖容易了,奖杯证书捏一大把,幻觉就大了,就以为诗歌到自己这里就“叹为观止”了。于是“著名诗人”满天飞,好像每个诗人走出来都旁若无人,只有自己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而恰恰正是这样的“伟大”,却没有任何人能够记得住他究竟写下了什么“伟大的诗歌”。老实说,这是新世纪以来最不健康的一种诗歌生态,与上世纪的中国诗坛相比,显得那么滑稽。这种情况如果在国外,几乎只能是笑谈,而在当今中国诗坛,这样的花拳绣腿则大行其道。我以为,切不能小觑了这个生态的危害性。当然,一方面应加强管理和规范这类名目繁多的奖项,更重要的是,诗人自身要自重、自爱。诗人身在其中,对于那些名目繁多的奖项,也经常“被进入”,或者是当评委评别人,或者是被别人评。一旦进入那样的场合,才发现那里已经有了一个“坚固”的基础,而你的意志也往往会被那些基础所“坚固”。于是,无论参评和被评,你能够体会的就是过程的无聊。一个优秀的诗人需要保持内心的干净,为诗歌做一个真正纯粹的人。

  从这个意义上讲,关注并改善诗歌生态,可以辨析金沙,剥离中国诗歌里的良莠与真伪,可以让诗歌干干净净地还原成诗歌。

  诗歌的社会责任担当

  事实上,从“五四”以来的中国新诗一直都在秉承担当。一方面,中国新诗在不懈的艺术探索中,逐渐从古典诗词中突围而出,以独立姿态与世界现代诗歌对接,体现了中国新诗的一种艺术承担。另一方面,中国新诗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各个时期,与社会同呼吸、共命运,几乎每个时代都出现了具有时代意义的优秀诗人、优秀作品,体现了中国新诗的一种社会承担。这是中国诗歌、中国诗人应该具备的一种担当。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国诗人正是凭借自己的良心和责任,把艺术探索和社会责任的双重担当骄傲地扛在肩上。在这个时期,诗歌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砸出重重的声响,一大批直击现实、带有重金属质地的作品让中国老百姓热血澎湃、热泪盈眶。熊召政《请举起森林般的手,制止!》、叶延滨《干妈》、梁小斌《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等优秀诗篇,在中国社会引起了前所未有的热烈反响。进入90年代,中国社会与文化遭遇空前剧烈的转型,在人们思想与精神上引发巨大震荡,诗歌也在一个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艰难转型,我们也看到更年轻的诗人写出了不少关注、思考历史际遇与直击现实的优秀诗歌。

  但不得不承认,很长一段时间来,曾经和老百姓如此亲近的诗歌却让他们感到了陌生,滋养诗歌的这块土地也越来越不认识诗歌了。面对这样的现实,诗人不以为然,批评家认为这是转型时期的中国由于社会分工细化后诗歌必然出现的冷落局面。而在我看来,这是到了诗人自身应该清醒的时候了。这些年来,诗歌多了脂粉气、铜臭和娱乐性,而远离了人间烟火。一些人,包括不少业已成名的诗人,在面对时代巨变、现实生活中的冲突、生存状态的无奈与疼痛时,已经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缺失了一个诗人最应该具备的激动和悲悯。他们为圈子写作,博几声叫好;为“五斗米”写作,数几文散碎。这样一种状态的写作,又怎么能让那些食人间烟火的百姓为我们的诗歌叫好呢?

  所幸,三年前发生在汶川的5·12大地震,震醒了中国诗歌。就从当天开始,中国诗歌作出了最直接、最快速的反应,获得了广泛的社会接纳和尊重。国内大众传媒的黄金时段、黄金版面让诗歌庄严出场、频频亮相,让13亿炎黄子孙无不在倾听中泪流满面、心如潮涌。这是中国诗人的骄傲,这是中国诗歌的骄傲。与其他许多诗人有所不同的是,我亲历了地动山摇、天昏地暗的那个时刻。那一天,以悠闲闻名于世的成都顷刻间笼罩着惊恐、脆弱、慌乱和无助。这是距震中不到100公里的城市,接下来通讯瘫痪、余震不断,几乎每一个人都流离失所,坐守天明。整整一夜,救护车尖锐的呼叫声一直在耳边没有中断,那种尖锐让我嗅到了死亡的气息。第二天已经按捺不住了,在不断摇晃的15层高楼上用键盘流水一样敲出我的第一首诗《默哀:为汶川大地震罹难的生命》,在这首诗的最后,写下了“我真的希望/我们的共和国/应该为那些罹难的生命/下半旗至哀”。这是我们仰望国旗没有发出过的声音,第一时间的真情实感,这是良心和责任的驱使,是身临其境赐予的一种写作状态,一种“喷射”的感觉,甚至来不及思考它的艺术成分,这是真实的、不可阻挡的,没有给你“作秀”的任何余地。第二天,这首130余行的诗破例在《华西都市报》要闻版见报以后,报社和我接到不少电话,那么多认识和不认识的人致电感谢这首诗说出了他们想说的话。作为诗人,我第一次接受了诗歌来自社会如此强烈的反响。

  这是一个特殊的时刻,诗歌在第一时间直面灾难,站在了抗震救灾的第一线。天南地北,众多的诗人作为志愿者悄无声息地赶赴灾区,加入了救援的行列。《人民文学》《诗刊》《星星》等国内数十家杂志迅疾撤换了已经编排好的刊物目录,给雪花一样漫天飞舞的诗歌腾出了版面。一首首关于地震的诗歌覆盖了报刊、广播、电视、手机、网络,各种形式的抗震救灾诗歌朗诵活动在全国各地催生,一大批汇集了地震诗歌的诗集也以最快的速度出版。诗歌,在这个时刻属于每个人,它成了中国人集体悲情宣泄的一个重要出口。作为诗人,我以前一直不相信阿诺德所言:“诗歌拯救世界”,但这一次,我却从5·12地震中喷涌的诗歌热潮中,看到了诗歌带给我们心灵深处的慰藉和强大的精神支撑。一位劫后余生的中学生在读到这些诗歌时告诉记者:“诗歌让我们内心更加坚强!”

  但是,面对灾难呈现的这些具体、真实的情景,我们一些诗人却不知道从何处切入,甚至弄不明白自己精心练就的语言功夫、艺术技巧在这些感动自己、震惊自己的实实在在的现实面前,怎么一下子就变得束手无策了。其实,面对这样的公共“事件”,诗歌以怎样的方式进入、能不能进入,也是一种功夫。这应该成为诗人们深刻自省的一个问题。

  借用两千年前孔子所说的“兴观群怨”,在5·12劫难之时,诗歌是民众的需要,写诗也是众志成城、抗震救灾的一种方式,我更愿意把它理解为一种实际行动,是诗歌对现实的一种担当。然而,诗歌仅仅完成这样的担当是不够的,我们更加期待诗歌的艺术担当。毫无疑问,这样的艺术担当必须建立在社会责任担当的基础上,才更具有生命力和非同凡响的艺术价值。当代诗人有机会亲历了这场灾难,就应该有责任用我们的肩头扛起这样的使命。这次灾难彰显出来的民族精神、人性光辉和对生命的尊重,无疑体现的是深层次上的人类意义,也是诗歌向纵深拓展的一个重要路径、一个新的生长空间。所以,我们有理由期待。

  中国诗歌需要找回对社会责任的担当。我这样说并不是反对我们在诗歌艺术、诗歌美学上的不懈追求,我对这样的追求一直保持着敬畏,因为这同样也是中国诗歌需要担当的一部分。但是当下,我以为摆在诗人面前“写什么”的问题显得尤为重要,这种重要足以让普通人已经远离的诗歌回到坚实的土地上来。历史的轮回有时有惊人的相似,我们无法忘记“文革”结束后,艾青、牛汉、绿原等诗人的回归,让我们重新找回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新诗美学意义上的彰显和强调。同样,从今天开始,让我们的诗歌重新回到现实中来,让我们的眼睛深情地凝望生养我们的这块土地,我们的内心会充满感动,我们的诗歌会在感动自己的同时,感动这片土地,感动和我们同在一片天空下的每一个生命。

  ■主持人的话

  不同于我们上一期所发表的韩作荣的文章《诗毕竟是诗》,《星星》诗刊主编梁平在本期的文章中,对新世纪诗歌所提出的两点意见,则主要是诗歌的外部问题,诚如他自己所指出的,这两个问题——“诗歌生态”及“诗歌社会责任的担当”——似乎都不属于“诗学本身”的问题,但是,由于他对诗歌现实的深度介入和深入了解,使得他的“意见”有着非常明确的针对性,正好和韩作荣的文章相互补充,从诗歌的“内”、“外”两个方面,帮助我们较为全面地认识我们的诗歌现实。

  在谈到诗歌社会责任的担当问题时,梁平结合自己的创作经历,重点谈到了2008年的“地震诗歌”,认为正是在这场巨大的灾难中,我们的诗歌重新找到了自己的担当。我一直以为,无论是在怎样的意义上,2008年的“地震诗歌”都应该是我们这个民族和我们的诗人在以诗歌这样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体现着我们的精神承担,它甚至会在很大程度上非常有力地冲击或修正我们一部分诗人中过于偏重“怎么写”之类的“诗艺”问题,而对“写什么”则严重忽略的诗学偏见。梁平的文章对此也做了深入的讨论,对于我们的诗歌界,无疑是很必要的提醒。

  ——特约主持人 何言宏
(字数:9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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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彭作:《诗刊》在首师大举办评刊会
《文艺报》,2013年4月10日

  近日,诗刊社在首都师范大学举办了一场“纳言”评刊活动,来自首师大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的师生,还有多位从这里走出去的青年学者为《诗刊》的发展献计献策。

  作为一个经常阅读《诗刊》并且经常在《诗刊》上发表文章的诗评家,吴思敬认为《诗刊》近年来的革新和转型值得肯定。王光明表示,当下很多诗人都有自己的美学观念和创作态度,这使得诗坛呈现出丰富多元的景观,但也造成了某种秩序的混乱,应该呼吁一种能够得到更广泛认同的诗歌美学和艺术原则。《诗刊》应该在不断的讨论和探索中逐渐形成自己的诗歌理想、诗歌观念。霍俊明注意到,上世纪80年代的《诗刊》对先锋诗歌运动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那时候诗歌批评的篇幅有时会占到一期刊物的一半,很多有影响力的诗评都是《诗刊》推出来的。他认为,这一优良传统,《诗刊》应该发扬光大,以理论的争鸣来启发诗歌创作的方向。连敏表示,翻开一本《诗刊》,常常感觉满满当当,抓不住重点,好东西都淹没其中了。可以考虑使用微博推荐刊物中最精华的那些诗句。宋晓杰则建议增加诗人之间的通信、诗人推荐自己喜欢的名家等内容,多方面地呈现诗人的状态。

  《诗刊》副主编商震表示,重要历史时期的重要历史事件都要有诗为证,这是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作为中国作协主管的刊物,《诗刊》也应该当仁不让地承担起这一历史使命。只要有重要事件和社会热点发生,《诗刊》必然会有所反映,而且尽量会找有说服力的、在创作上有一定影响力的诗人来做这个事情。在网络平台发展、栏目设置、稿件质量等方面,诗刊社一定会不断努力提升业务水平。《诗刊》副主编冯秋子说,当代诗歌的众多前辈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诗学理想、诗学理论,《诗刊》努力进行传承和衔接,但也有不足的地方。大家的建议,给编辑们提供了新的思路。

  本次活动由诗刊社和首师大中国诗歌研究中心联合举办。包括去年在鲁迅文学院和河北霸州举行的两次“纳言”活动在内,这已经是诗刊社2012年以来举办的第三次评刊活动。
(字数:1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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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敬文东:词语的三种面目或一分为三的词语
《文艺报》,2013年4月12日



姚风,1958年生于北京,曾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外交部任职,后移居澳门,曾任澳门大学葡文系副教授、代系主任,现为澳门特别行政区文化局副局长。在中、葡文学术杂志发表论文数十篇,出版中、葡文诗集7部、翻译著作10余部。为《当代国际诗坛》 编委、《中西诗歌》 主编。曾先后应邀参加在巴西、墨西哥、西班牙、葡萄牙以及我国内地和香港多个城市举办的诗歌节及诗歌朗诵活动。曾策划“澳门第一届中国与葡语国家诗人对话”等活动。新世纪以来创作的重要组诗和长诗:《行走与停留》(组诗)、《在我爱的地方》(组诗)、《绝句》(长诗)




荣荣,女,原名褚佩荣,1964年2月15日出生于宁波,1984年毕业于浙师大化学系,先后做过教师,公务员,现为文学港杂志社主编,宁波市作家协会主席。出版过多部诗集及散文随笔集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参加过诗刊社第十届青春诗会,曾获首届徐志摩诗歌节青年诗人奖、新世纪十佳青年女诗人称号,第五届华人青年诗人奖,诗集 《像我的亲人》 获第二届中国女性文学奖,2008年 《诗刊》 年度诗人奖,2010-2011年《诗歌月刊》年度实力诗人奖,诗集《看见》获全国第四届鲁迅文学奖。曾任第五届全国鲁迅文学奖诗歌组总评委。新世纪以来创作的重要组诗和长诗:《秋来书更疏》(组诗)、《李商隐》(组诗)、《零碎》(组诗)、《地方新闻》(组诗)




潘维,1964年5月出生于浙江安吉县孝丰镇。现居杭州,为浙江省文学院特约研究员。国家二级作家。浙江省作家协会诗歌创作委员会副主任。《当代诗坛》编委。三月三诗会组委会成员。新世纪以来创作的重要组诗和长诗:《锦书》(组诗)




路也,原名路冬梅,女,毕业于山东大学,现任教于济南大学文学院。著有诗集4部、散文随笔集1部、中短篇小说集和长篇小说6部。曾获《作品》小说奖和散文奖、齐鲁文学奖、泰山文艺奖、《诗刊》 第三届华文青年诗人奖、《诗刊》 新世纪十佳青年女诗人奖、《星星》年度诗人奖、人民文学奖。参加过第19届青春诗会。曾为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美国KHN艺术中心入驻诗人。部分作品被译为英语、日语、韩语、冰岛语。新世纪以来创作的重要组诗和长诗:《城南记》(组诗)、《江心洲》(组诗)、《美利坚》(组诗)、《一九八七》(长诗)、《灰楼纪事》(长诗)、《欧式火车站》(长诗)、《白洋淀》(长诗)、《心脏内科》(长诗)、《文学院》(长诗)、《木渎镇》(长诗)




朵渔,1973年出生于山东单县。199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居天津,独立写作。著有诗集两部,评论集和文史随笔集多部。曾获得华语传媒文学大奖年度诗人奖、柔刚诗歌奖等多项诗歌奖。曾主编民刊 《诗歌现场》。新世纪以来创作的重要组诗和长诗:《虚构系列》(组诗)、《冬天来了》(组诗)、《民国》(组诗)、《小叙事诗》(组诗)




李小洛,20世纪70年代初生于陕西安康。2004年开始发表诗歌作品,曾参加第22届青春诗会、第六次全国青创会、就读第7届鲁迅文学院高研班。获第三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诗人奖提名、第四届华文青年诗人奖、郭沫若诗歌奖、新世纪十佳青年女诗人。首都师范大学2006年度驻校诗人。中国作协会员,陕西省文学院签约作家。出版有个人诗集《偏爱》等。新世纪以来创作的重要组诗和长诗:《孤独书》(组诗)、《一只乌鸦在窗户上敲》(组诗)、《一个有缺点的人》(组诗)、《病历书》(长诗)、《在北京》(组诗)、《偏爱》(组诗)、《所以》(组诗)、《沉默者》(组诗)、《凌晨四点的北极光》(组诗)




小海,1965年4月生于江苏省海安县。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现居苏州。1980年开始发表诗歌。诗入选过《新诗潮诗集》(老木编,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1984年)等百多种选集,并被译成英、法、日、西班牙、罗马尼亚等文字。有诗集 《必须弯腰拔草到午后》、《村庄与田园》、《北凌河》、《大秦帝国》,诗人合集 《1999九人诗选》、《夜航船》,组诗“村庄与田园”进入 《北京文学》“正豪杯”1998年下半年中国当代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诗歌获得过 《作家》、《青春》 等杂志设立的文学奖;主编《他们十年诗歌选》(漓江出版社,1998年)。《他们》创始人及代表诗人之一。新世纪以来创作的重要组诗和长诗:《村庄与田园》(组诗)、《北凌河》(组诗)、《心灵的尺度》(组诗)、《理想之国》(组诗)、《天上》(组诗)、《小粉刺之歌》(组诗)、《大秦帝国》(诗剧)、《大秦帝国(人物志)》(组诗)、《影子之歌》(长诗)、《给涂画》(组诗)




吕约,女,1972年生于湖北,毕业于华东师大中文系,现居北京。90年代开始诗歌写作,作品发表于《他们》、《今天》、台湾《现代诗》、《山花》、《汉诗》等刊物,入选美国 Poetry International (《国际诗刊》)2012年中国诗人专辑、《21世纪中国新文学大系》诗歌卷等。著有诗集《破坏仪式的女人》、评论集《戴面膜的女幽灵》等。2012年获首届骆一禾诗歌奖。新世纪以来创作的重要组诗和长诗:《坐着》(长诗)、《致一个企图破坏仪式的女人》(长诗)、《炸弹漫游》(长诗)、《热带海岛》(组诗)




卢卫平,男,1965年9月1日生于湖北红安,获中国第三届华文青年诗歌奖、2008《诗刊》年度优秀诗人奖、2007中国《星星》年度诗人奖、第四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诗人提名奖、《北京文学》奖、首届苏曼殊诗歌奖等多项奖。诗作入选120余种诗歌选本。出版 《异乡的老鼠》、《向下生长的枝条》、《尘世生活》、《各就各位》等诗集。有诗歌翻译成英语、葡萄牙语、瑞典语等。《中西诗歌》 执行副主编。现居珠海。新世纪以来创作的重要组诗和长诗:《蒙娜丽莎瓷砖》(组诗)、《我看到猴子的眼睛红着》(组诗)、《向下生长的枝条》、《尘世生活》(组诗)、《黄昏的挖掘机》(组诗)、《座位表》(长诗)、《在雨中送母亲上山》(长诗)、《九月叙事曲》(长诗)、《寻找那只鸟》(组诗)、《青海湖》(长诗)、《沧桑及其他》(组诗)、《树枝和旧事》(组诗)、《下午四点》(组诗)


  为了总结新世纪十年的新诗状况,展示优秀诗人的创作成果,《诗刊》、《诗探索》、《扬子江》 诗刊、《作家》、《花城》、《诗选刊》、《文学报》六刊一报共同商议,在2013年度联手推出36位新世纪以来一直活跃在诗坛的优秀诗人的作品、创作简况和相关评介,希望借此推动对这一时期中国诗歌状态的关注与研究。

  
1

  作为一个十分优秀的诗人,吕约对词语在诗歌写作中的重要性心知肚明:“诗人踩在两个世界的国境线上/同时发射出三种词语/进入三个轨道/一个在半空中悬浮,与地面世界平行/一个在高空飞行,不断冲破万有引力/还要留下一个紧贴地面,被重力吸引,与死亡结伴。”(吕约:《诗人同时发射出三种词语》)吕约的意思大概是,鉴于当下中国现实生活的复杂性,诗歌中的词语应该一分为三,或者,至少得拥有三种面目:词语必须在其内部进行自我协商,但首先是在诗人的心性中发酵、酝酿,直到充满爆发力。是诗人对称于时代与生活的心性,为词语内部的自我协商,提供了新鲜的起跳点。

  和旧体诗写作中词语承担的任务大不相同,现代汉语诗歌中的词语更具有命悬一线的特性:它被诗人驯服、吁请和抚摸,却被迫承担着凸显更为晦涩、更为复杂难缠之现实的重任。在大体上一成不变的“甲子”中国或“天下”中国,旧体诗漫长、灿烂的传统,支持词语和现实之间具有一种一一映射的关系;现代汉语诗歌却必须建立在否定一一映射的基础之上。比本雅明描述的巴黎拱廊街的命运更为险峻,现代性带来的快疾,总是倾向于将昨天定义为古代,将明天定义为未来,仅仅将今天定义为现代;而昨天性的“古代”经验,必定不能被今天性的“现代”所认可。关于速度和快疾,路也写道:“大宇客车如飞,油箱里盛的似乎不是汽油,是酒精/行李箱里有一本《宋词选》/连‘声声慢’都具有了125公里的时速/……车身颠了一下,越过了地图上的分界/从夫差的领地进入了勾践的家。”(路也:《沪杭道上》)在这种随时处于古代和现代的“分界”线上,在推崇裸体的现代性中,词语必须自我繁殖、增生,必须不断更改自己的语义——它不能让自己停留在昨天——以求对称于不断到来的今天性的“现代”经验。现代汉语诗歌不支持类型化的词汇,它不允许月亮代表团圆,菊花代表隐士和他高洁的品德,也不允许鱼仅仅表征生殖或情爱。词语的类型化,只能属于“甲子”中国或“天下”中国。在当下,词语和诗人彼此对望,其情形,类似于《突厥语大辞典》中的一句话:“你看着我,就是治疗我。”

  现代性的快疾特性乐于扫荡记忆,“健”与“忘”的古怪搭配,道破了其中的一切秘密。不用说,现代性是记忆的天敌,但它更倾向于将中国定义或搞成一个魔幻现实主义的国家。这在吕约写于2004年的 《法律的羊毛披肩》一诗中,有非常好的展现:“这头羊被判处死罪/因为它用烤羊肉/喂了一名逃亡到我村的/杀人犯/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让我们首先杀死杀人犯/从他肚子里掏出羊肉/然后请来爪哇国的炼金术士/……从发臭的羊肉里提炼出/最纯正的犯罪基因/然后/来自密西西比河的克隆大师/…… 终于克隆出/这头羊/……让我们将这头罪犯/立即押赴刑场!”“这头”与“罪犯”的语言性联姻,在一个看似轻描淡写的瞬间,改变了这两个词语的本来含义。在神圣的穆斯林世界,宰杀牛羊,必须得有阿訇念经超度。而在中国的远古时期,“这头”(牛或羊)是献给祖先或神灵的牺牲,它是从同类中被挑选出来的优秀个体,具有不可企及的神圣性;“这头”倒下的地方,正好是“这头”的福地:“这头”不可能是“罪犯”。任何动物都不可能成为罪犯。但现代中国改变了“天下”中国的信条或经验。这种类似于卡夫卡的语言搭配和场景设置——尤 其 是 场 景 设置——揭示了当下现实深入骨髓的荒诞:只有魔幻,才是真正的现实。而在卢卫平眼中,在高楼上擦玻璃的清洁工,远远看上去,“比一只蜘蛛小/比一只蚊子大。”但诗人和诗歌的任务不在这里。他(或它)必须要揭示出暗含其间的荒谬性:“最底层的生活/怎么要到那么高的地方/才能挣回?”(卢卫平:《玻璃清洁工》)作为词语,“高”曾经是神圣的,它总是与天、乾、阳等高贵的属性联系在一起; 但现在,“高”被迫改变了自己的语义和身位:它是定义最底层者的一个词语物件,它是属于最底层者的词汇。在这里,“高”的本质就是“低”;“高”和“低”对调了语义和身位:高高在上者站在低下的地面,卑贱者则处于危险的高空。吕约是正确的,一分为三的词语的重点,还是留在地面的那个部分:“留在地面的词语/不时与地面发生冲突/冲突最激烈的时候,它们以绝望做燃料/突然腾空而起,撞向地面,砸出一个大坑/它们的尸体/让词语的死亡之谷/又增加了一毫米/那些在高空飞行的/带着同伴的灵魂继续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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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在人类文学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世纪的作家、诗人像二十世纪的作家、诗人们那样悲观与绝望。二十世纪作家、诗人的自杀现象,应该成为文学人类学的重要课题;而忧郁症作为一种世纪病,至今无法在文学中得到痊愈。对付荒诞的现实,诗人们仅仅是将之揭示出来就算完成任务了么?词语必须要一分为三的“三”,更应该理解为“三生万物”的“三”。魔幻现实主义的中国急需要具有生育能力的“三”,更需要“三”的生育能力。但这必然是以痛苦、悲观做底色的欢乐或乐观。李小洛以低婉而忧伤的语气,道出了其中的实质:“我们依然还在:远久时代里的油灯/纸张、格言和真理。”(李小洛:《我们》)对此,朵渔或许称得上更有同感。在引用过托尔斯泰日记中的句子“手心冰凉。真想哭,真想爱”之后,他的诗句来得格外坚定:“我们依然没有绝望/盲人将盲杖赐予路人/最寒冷的茅舍里也有暖人心的宴席。”(朵渔:《夜行》)朵渔因此更加相信:“什么样的悲伤会聚集成力/取决于你的爱。”(朵渔:《聚集》)。小海则这样写道:“如果不是来自空灵的尘土/就是来自敬礼和爱。”(小海:《追问》)是的,取决于爱,取决于内心深处服膺的伦理和道德。一分为三的词语或词语的三种面孔乐于在悲凉与苍凉中,为诗歌书写爱意提供持续不断的动力,这需要坚强和韧性。而在爱情杯水主义的时代,在昨天仅仅是古代的岁月,爱还存在么?李小洛倾向于给出肯定、但又是小心翼翼的答案:“此刻,我有瞬间的恍惚,发愣/看灯,看人,看着离别的窗外/想起生命,光阴,未来/……想起那些比我们更加孤独的人/秋天,大地。水塘,芦苇/我,隐隐约约的爱”(李小洛:《但是,该告别了》)李小洛用近乎哀婉的语调,提示了爱还“隐隐约约”存在;荣荣则诉诸一种坚定的心性。面对即将干涸的白洋淀,荣荣写道:“她还要坚持将有限的水尽可能的铺展/坚持浩荡 坚持沁心入肺的湿润/让回乡的人老泪纵横/……她要坚持一份长久的理想/我说的也是一个坚韧男子的品格/我说的也是一个朴素母亲的情怀。”(荣荣:《白洋淀》)对山水的仁慈,说到底,就是对人的仁慈;对山水的善意,就是对人的善意。这需要格外坚强的心性。新世纪的中国诗人终于参透了祖传的法宝,激发了词语内部暗含的德性:它有孕育柔情和爱意的能力。

  或许,路也对爱的回答,才更倾向于肯定。写于不同年份的《我想去看你》、《木梳》、《你在病中》、《在临安》、《山坳》等诗作,更应该被看成爱的组诗。不必讨论组诗中那个“你”是否真有其人,不必讨论组诗近乎完美的表达,重要的是那种感人肺腑的情愫,在温馨中对爱的流连忘返。氤氲、湿润、柔美的气息,吐气若兰的氛围,激发了读者对爱的记忆;让生活于灰烬之中的读者一下子心肠变软,沉浸于对爱的缅怀与追忆。至少,它提醒读者,在内心深处的某个角落,爱还躺在那里,它还没有被完全冻僵。路也的爱的组诗是对爱的重访,是对爱的采访手记,显得特别珍贵。在当下中国,每个人从童年开始生长,都有一个由热心肠变冷心肠、由柔软变坚硬的过程。但对某些人来说,通过学习,通过修炼,通过觉悟,还有另一个相逆的生长过程:由坚硬变柔软,由冷心肠变热心肠。对于这种人,他或她的生命过程构成了一个圆,甚至构成了拥有两个焦点的椭圆,美丽无比。路也就是这样的人。生活与时光教育了她。在这组诗中,她几乎完全抛弃了从前诗歌中的戾气和自恋。词语必须拥有这样的生育能力。它繁殖,它生育,是为了美好,为了爱与幸福,而不是悲哀和仇恨。路也喜欢的安徒生有一句名言:要为幸福而想象,永远不要为悲哀而歌。路也懂得这句话的分量,懂得忍住将落未落的泪水歌颂爱。正如朵渔坚定地说,坚定来源于“爱情”同“灾难”的联姻:“只有伟大的爱情/才会爱上灾难。”(朵渔:《最后的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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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不只在一个维度上拥有繁殖能力。潘维给“三”定下了另一个走向:颓废。颓废在潘维那里,具有意味深长的含义:“岁月,热闹而怀孕着,/敲门声有着姓名,/连枝条上的脆弱也呼吸善良。”(潘维:《梅花开了》)所谓颓废,就是骨子里的慵懒。但它空其腹心,仅仅是为了承载善和柔软:“爱情是别人的今生今世,/即便我提前到达,也晚了;/即便玉环戴上无名指,/恨,也不关国家的事。”(潘维:《短恨歌》)颓废意味着放弃一切世俗的功名与利禄,只寄身于时代的边缘,爱上自己的贫穷、疾病、衰老、小性子,甚至坏运气。颓废就是蔑视一切不公,蔑视一切不义,仅仅是一个斜视的眼神。颓废到骨子里的潘维深入了颓废自身的虎穴:“白墙上壁虎斑驳的时光,/军机处谈恋爱的时光,/在这种时光里,/睡眠比蚕蛹还多,/小家碧玉比进步的辛亥革命,/更能革掉岁月的命。”(潘维:《同里时光》)是啊,激动人心的革命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让他们去热闹吧,我们只固守于自己的糜烂与腐朽,在一个静悄悄的角落,在一个无人关心的庭院。

  “三”的生育繁殖不仅体现于爱、颓废和置身事外,更意味着悲悯。悲悯就是软到极致的心性,就是将人生弄成具有两个焦点的椭圆。卢卫平一系列描写底层生活的诗作令人刮目相看:《老鼠家史》、《在水果街碰见一群苹果》、《修坟》、《分离》、《玻璃清洁工》、《说谎》、《父亲的火车》等,为诗歌能够具有何种道德力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中国古典诗歌在本质上跟善、德性靠得更近;所谓古典诗歌之美,最终,必然来自圆满的善意和德性,杜甫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将这条定律发挥到了极致。但这一特性被现代汉语诗歌遗忘得太久了。卢卫平的诗作,可以被看作接续了这个伟大的传统:“现在,乡亲们走了/也许永远不再回来/我们谁是骨头,谁是肉/我们在岁月的噬咬下/骨肉分离后,有谁能留下来/听听我的骨头用方言搭几句家常。”(卢卫平:《分离》)“骨头”和“方言”,或者,有一个乡下出处的“骨头”和蛰居乡下的“方言”,该怎样在城市里扎根呢?“骨头”和“方言”的词语婚配,以诗人的悲悯之心,为词语赋予了再生的能力。而在小海的诗中,甚至连城市里的泥土也值得施以悲悯之目:“市政公司在改建大街/马路上翻挖出喘气的黄土/这些地下熟睡的好泥巴/散发暧昧的潮湿气息/粗暴地堆弃在人行道两旁/……黄泥巴的车辙印让人又心疼又亲切/那是夜里偷着进城的卡车留下的/先前那些泥巴的表亲/它们无辜地躺在崭新的马路当中……”(小海:《地下的泥巴之歌》)瞧瞧,现代性在怎样对待我们必须依赖的泥巴?和卢卫平的“高”、“低”对换身位不同,在小海那里,“低”回到了自己的本位。现代性意味着对物的粗暴:没有一种物可以逃过它的手掌,除非它对人没有用处。面对一匹衰老的马,澳门诗人姚风如此写道:“我坐在县城嘈杂的小酒馆/看着你使尽力气低下头/把大车拉上了斜坡/却不懂用你的语言喊一声:/老马,进来喝一杯吧!”(姚风:《老马》)现代性支持硬心肠,诗歌却鼓励万物和平相处,倡导心肺走向水的特性,柔软、光滑,让心脏落泪。吕约说得好:“他们闭上眼睛,语言就流了出来/他们将手放在胸前,语言就流了出来/他们用梦中发明的语言祈祷,也许是在为我的无知祈祷/而我还在等待我的词出生”(吕约:《成为野蛮人》)

  现代汉语诗歌要完成上述一切,必须要“等待我的词出生”,而等待出生的词依然需要心性的转换。罗兰·巴尔特说,风格是心境的蜕变。但他忘了说:向何处蜕变。等待出生的词必须仰仗相逆的人生过程,向具有两个焦点的椭圆蜕变。这是新世纪汉语诗歌的重要任务——如果不说首要任务的话。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字数:16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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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当前新诗的问题与我们的责任
——“第二届‘中国新诗沙溪论坛’·中国新诗建设:问题与对策”研讨会纪要

  2013年4月6日—8日,“第二届‘中国新诗沙溪论坛’·中国新诗建设:问题与对策”研讨会在苏州太仓沙溪镇如期举行,会议由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办,《扬子江》诗刊社、沙溪镇人民政府承办,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诗歌研究所、太仓市文联、太仓诗歌学会和苏州三立堂文化传播公司协办。此次会议是继2012年“首届中国新诗论坛·新诗的经典化问题”研讨会成功举办之后,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沙溪迎来的又一次诗坛盛会,出席本次论坛的有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新诗研究所所长谢冕,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主席团委员、福建省文联副主席舒婷,中国作家协会全委、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党组书记范小青,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书记、书记处书记张王飞,江苏省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创研室主任汪政,《扬子江》诗刊特聘主编子川,太仓市副市长周文彬,沙溪镇镇长钱振刚,以及叶橹、吴思敬、韩作荣、林莽、陈仲义、唐晓渡、王光明、张洪波、刘福春、马新朝、耿占春、宗仁发、王彬彬、罗振亚、何言宏、何平、霍俊明、傅元峰、刘颋、陆梅、高伟、蔡震、贾梦雨、晓华、龚璇、胡弦、何同彬等40余位来自全国各地的诗人、评论家、编辑和媒体人士。

  4月7日,新诗论坛在友好、热烈的气氛中隆重开幕,张王飞主持开幕式,太仓市副市长周文彬致辞,热情洋溢地表达了对与会专家、学者的欢迎和感谢;范小青代表江苏省作家协会讲话,高度评价了“中国新诗论坛”的创意对江苏诗歌乃至全国诗歌创作的积极影响。随后大会举行了《新诗十九首——中国新诗沙溪论坛推介作品赏析》(子川主编,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3月版)新书首发仪式,子川代表《扬子江》诗刊社向来宾介绍了“新诗十九首”活动和新书的推介、评选、编辑过程;《新诗十九首》序作者谢冕教授致辞,高屋建瓴地指出并高度肯定了“新诗十九首”系列活动对于大力推动中国当前新诗经典化起到的积极作用。首发仪式在范小青、舒婷等人向太仓市、沙溪镇等单位赠送《新诗十九首》样书的友好气氛中结束。

  随后举行的“中国新诗建设:问题与对策”专题研讨会分上、下午两场,分别由汪政和子川主持。汪政和子川在主持的过程中解释了第二届新诗论坛设定“中国新诗建设:问题与对策”这一主题的初衷,他们说新诗一百多年来,由于诗歌本身及以外的众多原因,新诗文体事实上仍处于草创期,其文体边界尚有待进一步明析确定,新诗成长过程中面对的问题也比较多,甚至可以说从来没有遇到如此大的挑战,不管是从诗歌生存和发展的土壤,还是社会精神与价值的架构都是如此。因此,从建构和建设方面入手,提出问题、寻找共识和出路,则成为举办本届新诗论坛的目的。新诗建设是一个始终流动的过程,而任何一次进入,事实上都只是对切面的一种测绘,局限始终存在且无法规避,这也就是说,我们要在承认局限的前提下,勇敢地直视和面对这些问题,通过交流和砥砺寻找解决问题的对策。而研讨会也正是在这样一个严肃指出问题、积极寻求对策的良好氛围中展开的,与会的专家、学者围绕着“诗歌教育与经典化”、“诗歌与时代生活”、“新世纪诗歌考察”和“诗歌审美的基本问题”等话题,发表了自己独特的观点,进行了积极有效的对话和讨论。


  诗歌教育与经典化

  在首届新诗论坛关于经典化的讨论中,诗歌教育就是一个引发热议的话题,而第二届论坛在梳理新诗建设的基本问题时,仍然无法回避这样一个关乎百年新诗命运和未来诗歌经典构筑的关键性问题。通过对诗歌教育问题的思索和探究,很多学者已经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进行了行之有效的实验和推广,并且由此生发出对诗歌的阅读和传播、新诗合法性和经典化的深入思考,从而凸显出当前诗歌生态中诗歌和诗人本身仍旧存在的一些重要问题。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新诗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士生导师吴思敬认为,新诗主要是新诗教育和新诗研究两方面的问题,而新诗教育尤为重要。新诗教育不仅仅限于学生和年轻人,而是要面向全民的;为什么旧诗一直深受喜欢,这是因为古体诗的艺术形式和精神内涵与我们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民族气质有着比较好的继承,而这正是新诗所缺乏的,因此这就涉及普及新诗文体知识的问题。我们现在没有一个善于接受新诗的审美心理结构。而在培养诗歌读者和普及新诗诗歌精神的过程中,中学教师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层次,目前中学的新诗不成气候,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很多中学教师不懂新诗,因此就无法教授孩子们写新诗、鉴赏新诗。诗人、《诗选刊》副主编张洪波也提到东北师大附中请诗人给老师讲课、讲新诗,这方面值得借鉴。他还指出办刊物,尤其是和中小学生阅读相关的刊物对于诗歌的传播非常重要,他以《儿童文学》为例,认为这一发行百万册、影响广大小读者的刊物在发表诗歌方面很不成功,太缺少有力量、有内涵的“儿童诗”。

  而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何平已经把诗歌教育付诸实施了,他以南京某中学高二年级的诗歌阅读为样本,推广了一个“读同时代的诗”的诗歌阅读的普及活动,他说中学对于诗歌的经典化有着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的新诗教育不包含教育界的诗歌教育,那么我们的新诗研究就会成为书斋里的一门学问。现在在我们教材里出现的诗歌,已经没有一首和现代大学生同时代的诗歌,因此他选了十四首和他们同时代的诗歌,选择了一些有可能形成新诗名句的诗歌。他认为读古诗和读新诗的区别,在现代的诗歌阅读中没有体现出来。汪政也认为我们的语文课本中有很多诗歌,但我们并没有把它们当做诗歌来教,也可以说我们的很多语文老师不懂诗歌,不适合教诗歌,不会教诗歌。因此如何进行诗歌教育,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关于新诗的经典化,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新诗研究所所长王彬彬教授认为,新诗的合法性与经典化既是互相冲突的,又是互为前提的。到现在依然有很多人认为新诗是失败的,新诗的合法性问题还没有得到完全解决,没有这个前提,而去谈经典化就显得很矛盾,只有相当一部分作品经典化之后,合法性问题才能得到解决。新诗的经典化不够,缺少古典诗歌的优势。作家出版社编审、《当代国际诗坛主编》唐晓渡说,我们对新诗合法性的确认是和西方诗歌相联系的。朱自清曾说过,所谓新诗就是一种外文写的中文诗。我们对于新诗合法性的确认还是要回到中国诗歌自身。中国新诗的产生是和革命形式联系在一起的,它和古体诗歌是一种决裂的关系,然后有一种优越感。但日本的新体诗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中国新诗和旧诗之间的裂隙一直没有解决,由此导致一系列的问题的产生。《诗刊》编委、《诗探索》(作品卷)主编林莽则指出,中国新诗是有成绩的,但对它的认识和推介还不够,它真正的繁荣还需要进一步的努力。现代新诗发展到现在变化很大,需要一种更好的、更新的方式予以研究。中国的诗歌虽然很热闹,但弊病和不足依然存在。比如一些老诗人的固守,知名诗人可读的诗歌不多,因此这就需要一种诗人的自我要求,对诗歌真正有一个深度的认知。边缘化和被边缘化,有很多自身的原因,古典理论没读过,西方理论读不懂,对中国诗歌理论的了解非常匮乏。因此应该更多地寻找诗歌和诗人本身的问题。


  诗歌与时代生活

  在一个诗歌越来越边缘化的时代,我们如何处理它与时代、与生活的关系,诗歌如何在一个转型巨变的时代成为塑造和改变时代精神的重要力量,这样一个“沉重”的话题也是此次研讨会讨论的核心内容之一。相关专家学者从诗歌的文化价值、公共性、大众化等方面,多层次、多角度地探讨了这一问题,并极富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些诗歌走向公共、大众的方法和路径。

  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教授、河南大学特聘教授耿占春敏锐地指出,当代社会人对自然的感受已经变得无关紧要了,而是跟更为复杂的生存有关。重塑感受力,需要诗人重新感受到这个世界的存在,回应眼下我们这个变动的世界。因此不能仅仅把诗歌作为一种文学样式来理解,应该历史性地阐释诗歌的文化价值,经由诗歌、文学形成的非确定性和非规范性,从而把诗树立为关于个体自由、个体表达的特殊的信仰。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光明认为,诗歌之所以成为诗歌,不是在历史中发出历史的声音,不是在时代面前发出时代的声音,而必须在历史、现实当中发出自己的声音。诗歌之所以成为诗歌,它并不是作为一种历史的见证,它甚至不是一个历史的见证者,它必须和历史对话,提出自己对于历史、对于社会的感觉和想象。我所谓的自己发光,也就是在历史、时代当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而唐晓渡则直接面对诗歌的公共性发问,他认为诗歌和社会脱节,诗歌没有实现自己的社会责任,诗人没有承担他的社会角色,尤其在牵涉到社会正义、良知、苦难等公共问题的时候。他因此提出建构现代诗的“内在的公共性”意指:诗歌从一开始不只是一种个体经验或想象力的表达,或一门古老的语言技艺,它还是人类文明一个不可或缺的精神维度。成为启示性个人的诗人通过锻炼敏感、丰富而活跃的个体心灵,或者“在一念之间抓住真实和正义”,来实现自身的公共性。这是现代诗存在的自身理由,也是诗人不可让渡的自由;是他唯一应该遵从的内心律令,也是他作为公民行使其合法权利的最高体现。对于这一问题,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诗歌研究所研究员、《扬子江》评论编辑部主任何同彬做出了回应,他认为诗歌所谓的“内在的公共性”仍旧是缺乏公共性的,公共性作为启蒙的前提本质上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一个“艺术问题”,与其追求诗人或诗歌的公共性,不如先追求公民或政治的公共性,后者具有毫无疑问的优先权。在真正有效的公共空间形成之前,艺术的私人性难以彰显其可能作用于公共生活的积极功能。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福春以1949年作为一个新诗转变的切面,历史性地梳理这一特殊时刻诗歌、诗人发生的重大转变,涉及的同样是诗歌与政治权力对峙、博弈的关系,关切的仍旧是一个重建公共空间、公共性的问题。

  中国作家协会《作家通讯》主编高伟则更为关注诗歌的大众化,他觉得诗人是一个非常热闹的群体,诗刊、诗社非常多,但诗歌始终没有一个很好的大众化的传播。诗歌的发展道路:一是诗歌要降低自己的身份,可以通过一些当下的公共事件来发出自己的声音;二是诗歌要通过扩大传播途径,真正地进入公共视野、公共空间。这一观点引起了江苏省作家协会创作研究室副主任晓华的共鸣,她说身边很多的人在写诗,诗歌人口不少,诗歌的活动也很多,这都让我们觉得诗坛花团锦簇。但仔细一想,诗歌的根基在哪里?它到底有没有走进我们大众的生活?这都是值得思考的。很多人对于诗歌的理解非常肤浅,并没有真正进入诗歌。我们的诗歌依然是无根的。


  新世纪诗歌考察

  新世纪诗歌发展已经有十余年,这一期间诗歌创作的美学面貌和诗人存在的现实生态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既在多元化、开放性、创造性等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也在艺术认知、形式实验、创作心态、口语化、娱乐化等方面遗留下很多复杂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地辨析和纠正。

  林莽说,在对当下文本的阅读中,一大批新诗的作者已走向成熟,一些新涌现的诗人有很高的起点。每年都有一些优秀的作品发表在各种媒体上。这标志着,中国新诗在经历了40年的探索之后,已经取得了不可忽略的成果。同时当下的诗坛依旧有着许多的弊病和不足,比如,一些多年的写作者依旧处于相当低端的艺术认知中;一些徒有其名的作者,依旧对某些编者和读者具有一定的蒙蔽性;一些自我膨胀者依旧招摇过市;一些似是而非的评论者依旧在人云亦云。我们的新诗艺术依旧缺少一个基本的认知基础,我们的公众诗歌教育依旧处于缺失的状态。

  南开大学文学院副院长罗振亚教授通过认真梳理新世纪诗歌指出,当下诗歌存在很多问题,第一是有分量的作家、作品太少。一个时代的诗歌是不是繁荣,要看它有没有相对稳定的偶像诗人;第二是很多诗人把创作当做一种艺术体验,或者当成实验场,这样就导致诗这样的写作是贫血的;第三是民刊、网络的发展,既藏龙卧虎,又藏污纳垢。民刊如火如荼的发展,发掘出了一些好诗的同时,一些伪诗、垃圾诗也浮出水面,网络诗歌的发展,虽然一定程度上表现了诗歌的繁荣,但由于其写作的自由化和低门槛,导致诗坛的鱼龙混杂。最后一点是诗歌向娱乐化、大众化、消费化方向发展,媚俗化,导致诗性的大面积消亡。

  中国作协创研部研究员霍俊明觉得读当代诗歌非常疲倦,好诗非常多,但缺乏重要性的诗。如果说当下诗歌在许多方面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那么它最缺乏的是一种诗歌精神和诗人形象。为什么在新诗经典化时八十年的诗歌大量出现,我认为是它的诗歌精神形成了一种传统。而当下诗歌,让我们想象不到诗人有一种什么样的诗歌精神。中国新世纪的诗歌已经没有诗歌精神了,它可能也在你愤怒,也在控诉,但已经不能像当年的诗歌那样能够冲击我们的灵魂。当下的诗人形象十分模糊,离我们真正要承担的东西十分遥远。

  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河南省文学院副院长马新朝则是从“诗歌与体制”、“新诗与旧诗”、“诗歌与批评”、“诗歌与承担”等四个方面,全面地考察和分析了新世纪以来中国新诗的遭遇和生存现状,他认为民众对诗歌的关心和热爱程度,不是越来越好,而是呈下降趋势。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诗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受到如此多的冷遇和误解。新诗经过诗人们近百年艰苦的探索,已经越来越自由和纯粹,更加接近诗的本体和本质,仍然有能力以自由和柔软之躯深入这个崭新时代的血脉之中去。


  诗歌审美的基本问题

  尽管新诗百年来的繁荣有目共睹,但在关于新诗的古今之争、美学倾向、语言、地方性、概念命名等基本问题上,还有很多内容需要进行更为细致的梳理和更为深入的探察,才能克服和避免一些审美认知上的盲目和混乱。

  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人民文学》前主编韩作荣强调,当前诗歌创作应该复活母语、沟通中西诗学,他不赞同讲新诗与旧体诗分为两个源流。将两种诗体割裂开来,将新诗看成没有脐带的舶来品,是一种误解。新诗与旧体诗词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内在诗学结构、诗性意义的追寻,不同的只是外部形体、格律及音韵的区别。那些宣称与中国古体诗词一刀两断的新诗写作者,大抵是青春期反叛意识的表现,终有一天会认祖归宗。一些痴迷于现代意识的先锋写作者,近年来亦纷纷钟情于母语,寻求自己的语码,在古体诗词中探源寻根,这对中国新诗诗体的创建无疑是颇为有益的探求。

  诗歌艰涩或晦涩的问题,一直是新诗诗上一个聚讼不已的重要问题,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叶橹对此进行了新的研究和思考,观点发人深省。他认为对于诗歌创作中出现“艰涩化”这种倾向,不能简单地认定是一种有意地背离一般人欣赏习惯或故意脱离群众,使诗歌走向“贵族化”的艺术行为。对于诗的艰涩所蕴藏的意味,应当从诗人的生存处境来加以探索。当下一些诗歌中显现出的艰涩之风,并不是像有的人所指责的那样,是故弄玄虚。一些进入深层次的对人的生存处境的思考,常常为一般人所忽略,甚至是这些人根本进入不了的境界。所以在面对一首显示着艰涩意味的诗,还应当以宽容耐心的心态来对待。

  “张力”是现代诗学的重要范畴之一,是厦门城市学院人文学部教授陈仲义近些年诗学研究的重点,他认为在诗歌创作中“张力”是诗语活动中局部大于整体的增殖,诗语的自洽能力(即“自组织”状态)以最小的“表面积”(容量)获取最大化诗意。在这个意义上,“张力”是激活现代诗语的“起搏器”,是通达诗语最短却最有效的入径,更是衡量优质诗语品质的标杆与尺度。因而有无“张力”,是区分诗与非诗的主要界线。当然,“张力”是有限度的:一旦“张力”无限膨胀,多向之力互相抵消,最终可能变成“无用功”;“张力”过分“发力”造成乱麻式“叠加”,诗歌的审美流通必然受到阻隔。

  “地方性”写作或“地域诗歌”是近几年较有成就的一种创作倾向,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何言宏就从对诗歌的“南方精神”的角度,对这一倾向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解析。他认为“南方精神”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精神,是一种包括和体现于诗歌创作的主题话语、美学特征、诗学策略以及诗人主体的生存方式和精神姿态等诸多方面的精神现象。在当下中国的诗歌版图中,南方的重要性已相当突出。通过对一些诗人和创作现象的细致分析,他以为新世纪以来中国诗歌的复兴,主要是南方诗歌的复兴,其中所必然携带与蕴涵着的南方精神的基本内容及其在当下中国精神现实中的特殊意义,无疑应引起足够的注意。

  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副教授、新诗研究所副所长傅元峰认为,当前新诗建设一方面要做实践性的工作,一方面要关注理论建设问题。新诗的理论建设目前最迫切的问题是“新诗”的概念问题。他认为“现代汉诗”作为一个时间论域的概念和“新诗”作为一个诗体的概念,其实它们存在着很多的混淆。新诗的理论建设必须窄化,窄化的策略就是回到新诗的“无韵”这样一个特征。“无韵”其实就是新诗的一个独特性,只有把白话诗放到“无韵诗”这样一个地位之后,它自身的诗体特点才会被反弹出来。

  下午5时30分,“中国新诗建设:问题与对策”专题研讨会在热烈而融洽的氛围中结束,王彬彬教授在会议小结中认为,此次研讨会时机是恰当的、论题是丰富的、态度是严肃的、成果是积极的,在中国新诗迎接它的百年之际,诗歌的研究者们能够这样富有责任意识地探讨问题、交流经验、指出方向,这一努力必将有力地推动中国诗歌研究和诗歌创作的发展、繁荣。江苏省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书记处书记张王飞作闭幕词,他代表江苏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主席范小青向与会的专家、学者表达了崇高的敬意和由衷的感谢,同时也向为这次会议付出了辛勤劳动的、给予了大力支持的太仓市文联、太仓诗歌协会、太仓市沙溪镇人民政府、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新诗研究所以及苏州三希堂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表示真挚的谢意。他认为“中国新诗沙溪论坛”是中国诗歌交流平台成功的典范,论坛一方面通过交流、砥砺,形成了对新诗的过去和未来的完整把握,展望和反思了新诗发展的希望与困境,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另一方面,在与地方政府的合作中,以太仓沙溪为核心和文化地标,以诗歌为媒介,已经逐步形成地域性的、传承性的、特色的诗歌文化传统和丰富的、高端的文化样貌,从而推进和带动太仓沙溪镇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

2013年04月16日13:55 来源:中国作家网 何同彬
(字数:14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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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社说:ZT:当前新诗的问题与我们的责任
——“第二届‘中国新诗沙溪论坛’·中国新诗建设:问题与对策”研讨会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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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这么大篇幅的报道,还是乱。:)
中国新诗的问题是流派不清,跟着规则和标准不清。
诗人、编辑、评论者整一个“乱”字……看来还要一百年……埋头写自己的诗吧。:)
(字数:130)
施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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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雨说:看这么大篇幅的报道,还是乱。:)
中国新诗的问题是流派不清,跟着规则和标准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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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中好诗的标准:意象准确、联想合理、哲思高明、意境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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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盘锋论剑与诗歌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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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创作是一种最具个人性的精神实践活动,对诗歌创作来说,这种个人性、精神性就更强了。正因如此,人们一般把诗歌、音乐、舞蹈认作最具审美属性的艺术形式,把诗歌当作文学中的文学,文学理论甚至简称为诗学。诗歌最需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而不同,一旦定于一尊、整齐划一那便到了它的死期。任何时代都不可能由一种诗歌流派、诗歌主张一统江湖。又由于诗人往往都是最为敏感的人,所以,诗坛论争不断也就不足为奇了。即以新时期诗坛而论,1980年代初就有过关于朦胧诗之争,1980年代中期有过朦胧诗后新生代与朦胧诗群的论争,到了1980年代后期更是到了诗歌的春秋战国时期,百家峰起,诸候争霸,诗坛真是热闹了一阵。进入1990年代,随着社会的迅疾转型和商业主义思潮的崛起,诗坛倒是沉寂了一段时间,但这并不意味着诗坛矛盾消失、天下太平。到了1990年代末、21世纪之初,诗坛的论争又激烈起来,这一次的题目是诗歌的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之争。

  1999年4 月18日,由北京市作家协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室、《北京文学》杂志社和《诗探索》编辑部联合举办的“世纪之交:中国诗歌创作态势与理论建设研讨会”在北京平谷县的盘峰宾馆召开。在这次会议上,诗坛两派的争论变得公开化、表面公、白热化。会上,知识分子写作一方由西川、王家新、唐晓渡、程光炜、臧棣、陈超、孙文波领衔,民间写作一方则由于坚、伊沙、沈奇、杨克、徐江等挑头,双方在关于诗歌现状、日常经验、话语资源、知识话语和诗学立场等问题上各执一词,针锋相对,争了个不亦乐乎。事后不久,到了1999年11月14日,《诗探索》编辑部又和《中国新诗年鉴》编委会联合在北京郊区的龙脉温泉宾馆主办了龙脉诗会,知识分子写作阵营集体缺席。但在反方不在场的情况下,民间写作者仍然继续审判驳难知识分子写作。“盘峰诗会尤其是龙脉诗会后……伊沙在盘峰诗会后马上炮制《世纪末:诗人为何要打仗》电传各地,于坚迅速发表《真相大白》,继续和先后在《中国新诗年鉴》、《中国诗年选》、《文友》等书刊上发文的韩东、谢有顺、沈奇、沈浩波一道征讨知识分子写作。被激怒的王家新、唐晓渡、程光炜们也礼尚往来,自1999年起每年一本地连续出版《语言:形式的命名——中国诗歌评论》(1999年)、《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2000年)、《从最小的可能性开始》(2001年)和《激情与责任》(2002年)等著述予以还击。而《诗探索》、《北京文学》、《南方文坛》、《南方周末》、《中国工商时报》、《文论报》、《诗参考》、《诗文本》、《葵》、《大家》、《山花》、《广州文艺》、《中国青年报》等报刊又推波助澜,为双方大摆擂台提供场地。”这样使战火越烧越大。

  其实,诗坛的这次论争,原因久蓄,如果追其源头,当在1980年代后期朦胧诗后新生代反叛朦胧诗之时。那时,王家新、唐晓渡等人都是朦胧诗的忠实崇拜者,后来又都成了朦胧诗的台柱人物,而于坚、韩东等人则是反朦胧诗的中坚人物。于坚、韩东等人在诗坛起步时,也是朦胧诗的追随者,但追过不体面 时间之后,他们马上发现,由于没有北岛舒婷们的那样的经历和体验,无论如何是写不出北岛们那样的朦胧诗的。而这些学院出身的年青诗人又都因得风气之先,较早接触到提前在中国登陆的后现代主义理念,便以为找到了打败北岛的最新式的武器,有了这番自信,他们便开始 Pass 北岛、舒婷了。他们的诗歌以反文化、反崇高、反英雄、反语言甚至反诗为基本特征,然而打出的旗号却是诗的平民化、口语化。以此为武器,倒也搔到了朦胧诗的某些痒处和疼处,比如他们指责朦胧诗过于贵族化,诗的意象太私人化也太密集,这都阻止了诗与读者的交流。朦胧诗的捍卫者们则指责朦胧诗后新生代的诗太世俗、太粗鄙。如此等等,争论虽然还未能上升到理论层面,但分歧却是存在了。

  历史进入1990年代,由于商业主义的泛滥,中国的思想文化界暴发过一场关于人文主义的论争,虽然论争的双方都很少拿诗说事,但以此为契机,朦胧诗和朦胧诗后新生代的裂痕显然加深了。甚至可以这样说,1990年代末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争论实质上则是人文主义争论的一次延伸。前文曾提到,转型时代有四种强势话语左右着文坛,从本质上来看,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论争其实也是人文主义话语与后现代主义的先锋话语之间的论争。

  话语即权力。这次论争很大程度上也是话语权的争夺。这从民间写作对知识分子写作的指责中就可以看出来,比如说,他们一再声称“好诗在民间”,而知识分子写作则是背靠权力的弄臣式写作,“50年代以来中国诗歌依附于某种‘庞然大物’的老路,正是为‘知识分子写作’所继承。这种写作仅仅是某种庞然大物的傀儡,与诗歌在历史上曾有过的那种伟大的创造精神相反,它不是通过自由的、原创性的品质复苏人们被权力话语和文化秩序异化、僵化的想象力、创造力,不是来自生命的感受、对经验世界、知识系统的陌生化、对存在的觉悟、不是对既成的文明史的一次次改写;而是被用来势利眼地与某种‘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文化霸权、主流意识形态、富国的知识系统‘接轨’。诗歌只是成了‘走向世界’在世界之外被翻译成强势语言的资格证书、‘语言策略’,成了在某个庞然大物之一添砖加瓦的小动作。”[14]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这种情绪性极强的指责恰恰也正暴露了自己对霸权的追求。正因如此,不少圈人士认为“如果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争端只是趋于诗歌观念、美学趣味和操作规程的分歧,那是令人欣慰的;可惜的是,它更多原自小圈子意识和话语权力争夺等隐蔽的非诗性非学术因素,这也就难怪有人称它为‘权力阴影下的分边游戏’了。关于这一点论争双方的诗人行为和诗选文集皆可作充分的佐证。出于一种为确立自己在90年代诗歌位置的文学史焦虑,两个阵营在利益驱动下,竟相进行狭隘的派系经营和话语权力争夺,功成名就者希借此巩固在诗坛的霸权地位,边缘的新贵们欲借此赢得诗坛确认。”

  尽管如此,但如果说论争双方并没有什么诗学观念、美学趣味的分歧也是不对的。事实上论争以如此持久如此激烈,论争的双方之所以如此固执自信,自有其所执所信的东西,这种东西其实也就是一种诗学观念、美学趣味。只不过这种对立的观念被过于情绪化的词语遮蔽了而已。大致说来这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诗学观、文学观与现代主义的诗学观、文学观之争。这两种文学观念既互渗互补,但也互相矛盾对立,正如理性主义世界观与虚无主义世界观各自抓住了世界的某一方面的本质,具有一定的片面的真理性,但又都有其局限性一样。正因如此,论争的双方才会都把某些概念术语理论命题当作自己诗学理论的关键词(如民族性或中国经验、诗性、个性、独立性等等),而对论敌的批判也确实搔到了痒处。

  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之争,首先也可以说是大众化与化大众之争,或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争。在论争中,民间派祭起的大旗上最引人注目的口号即是大众、读者、市场、现实、生活等等,他们以此指责知识分子诗歌写作是学院派的纯诗,是脱离了中国经验的翻译体,甚至是买办诗歌,是诗歌的手淫。知识分子诗歌写作打出的旗号则是诗歌的个人性质、知识分子精神和对艺术本身的关注,诗人的良知、历史责任等等,并以此指责民间写作是诉诸于“先锋姿态”或商业炒作或集团力量的写作,是一种媚俗的写作。后现代主义的文学理论认为,后工业社会是一个大众文化时代,是管委会商业社会,文学只有关注大众文化,从大众文化中吸取营养,走商业炒作之路,才能使文学走出狭窄,开辟生路。“伊沙和徐江认为诗歌在市场经济时代不要死抱矜持不放,而应谋求生存之道,甚至可以走中型的‘炒作‘之路”[16].。而背靠现代主义精英立场的知识分子写作则认为在商业时代这个精神制度的时代,诗应关注精神、灵魂、内心、自我,并以此反抗甚至匡正整个社会。因此,转型时代的这种诗歌之争与四十年代的化大众与大众化之争性质并不相同,就其实质来看,更可以说是一种存在与生存之争。

  其次,两派的论争也是关于诗歌的文化资源、审美资源的论争。民间写作虽然也声称要从本土、民间、传统等多方面吸取文化资源、审美资源,但他们真正青睐的还是民间文化大众文化以及现实生活,特别是那种欲望化的现实,民间写作也可说是现在式写作,欲望化写作。知识分子写作则主张有广阔的胸襟,广泛吸取各种文化和审美资源。但在实际创作中,他们却不可否认地偏向了外国文化一方,表现出很浓的西方化倾向。中国新文学、中国新诗歌从它诞生那一天始就始终面临一些基本矛盾,民族化和现代化的矛盾就是其一。以极端的姿态反对现代化或民族货摊文学流派或群体是没有的,分歧在于以什么样的方式、途径进行民族化或现代化,对既要民族化又要现代化如何理解。民族化不等于民间化,也不等于大众化,更不等于现在化、现实化;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不等于知识分子化,更不等于贵族化。因此,两派之争,虽然也可简化为现代化与民族化之争,其实却源自于对现代化或民族化的不同的误解。所以极为有意思的是,双方虽各执一词,但知识分子写作也往往自认是传统的忠实继承人,“是与民族、母体有着较深刻的血肉关联的”;民间写作虽然反对诗歌买办,但也声称他们所坚持的那种恢复微小、琐碎、无意义之事物在我们的生活与写作中的存在权利的做法,“一如卡夫卡、普鲁斯特面对十九世纪只关注重大事件的文学所作的革命一样,其特点不再是从整体主义、社会公论的立场上去体验生存,而是把生存的真义化解到每一个具体的生活细节之中”。
(字数:7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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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项兆斌:因文艺批评引发的一场闹剧

《文学报》,2013年3月7日  



  自2005年元月至今,为了清洁汉语言文学的生态环境,我在报刊发表真名实姓文章,坚持对文坛丑恶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批评。我的批评是纯文本批评,始终沿着摆事实讲道理的轨道前行。但由于被批评者掩盖的丑恶与其名利紧紧相连,导致对我怀恨在心,我知道其对我的打击报复迟早会发生。但我坚信邪不压正,一是不怕,二是对文坛丑恶批评绝不退却。我预料的事果然发生了,2013年元月28日在云南省文艺评论家座谈会上,“著名诗人”于坚,公然用拳头、辱骂、恐吓及污蔑对我进行打击报复,在场约70人全是见证。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我对于坚的批评,分为两个阶段。头一阶段主要是2005年1月在《艺术评论》发表“韩愈、黄永玉和于坚”和2006年12月在《星星》诗刊发表《趣谈于坚口语诗及其他——兼论中国现代新口语诗的特点和形成》,主要批评于坚作品中的低俗化诗风兼论新口语诗。后阶段主要是2008年一季度,将于坚获第四届鲁迅文学诗歌奖诗集中的三首淫秽诗歌在《文学自由谈》、《华夏诗报》等报刊曝光,从而引发了海内外读者对于坚脏本诗集获鲁奖丑闻的年复一年的如潮批评。


  我和广大读者对于坚低俗诗作的批评,得到了中国作家协会的肯定。2009年3月5日中国作协在呈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至立的自省报告中说:“一些读者对于坚 《只有大海苍茫如幕》中的几首诗作提出了批评,对其得鲁奖提出了批评……读者的批评是正确的,是对鲁迅文学奖的关心和爱护,也是对我们的提醒和警示。现在回忆总结,我们认识到,作为具有崇高荣誉的全国性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一定要注重其导向作用,坚持高标准,严要求,不可有丝毫的疏忽。于坚的这几首诗作,的确格调不高,文字粗俗。这件事反映了我们评奖的组织工作有缺欠,主要是在投票前引导评委统一认识方面,工作做得不深不细。这些都需要吸取教训,在今后评奖工作中切实加以改进。同时,我们也真诚地欢迎大家对文学评奖及其他方面的工作进行监督批评。”(见2009年4月25日《华夏诗报》:《中国作家协会对本报批判“于坚骗取鲁奖”作出回应》)。于坚由此对我怀恨在心,近年来不止一次地诽谤我说他的作品“反党反社会主义”、投寄匿名信恐吓他的小姨妹等,因非亲耳所闻,我没有当真。


  气急才败坏,无理才取闹。2013年元月28日,云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以下简称“省评协”)召开春节前夕座谈会。“省评协”负责人对我省文艺评论取得的成绩作了总结讲话。在自由发言中我说:“我曾经批评过于坚的低俗诗作和施慧的严重抄袭之作,在全国产生了强烈反响,这应当是成绩。譬如我对于坚的批评,是纯文本的批评,至今我并不认识于坚……”我话音未落,一个光头胖子突然冲到我面前,打断我的话,指着我大吼大骂:“你这个傻X,你放什么X,今天就叫你认识我!”原来是于坚!于坚几次挥拳冲上来打我,因隔着张桌子和我的躲闪,加之我座位两边有人,不便施展拳脚,均打空。显然,于坚并非发言,是砸场子,是寻衅闹事。于坚疯狂之举,令台上台下与会者,会场一片混乱,会议一度中断。为顾全座谈会大局,我百般忍让和克制,不与于坚争斗,宣布发言中止。于坚继续发飙,张牙舞爪、肆无忌惮地用极其粗鄙的语汇不停地辱骂我:“你这个傻X!”“你在放X!”“我早就要打你了!”由于与会者上来劝阻,他不得不于心不甘地回到座位。


  在此用事实澄清于坚对我的造谣和污蔑。


  于坚骂我(大意):“鲁奖是中国作协颁给我的,你这个傻X,为什么造谣说是我骗来的?”此话属张冠李戴。我2008年一季度发表在 《文学自由谈》2期的文章《洁本乎?脏本乎?》和同年2月25日发表在《华夏诗报》的文章《是谁往鲁迅文学诗歌奖脸上抹黑》,主要内容是将于坚获奖诗集中的三首不堪入目的黄诗曝光,文中没有一字一句说于坚的鲁奖是骗来的。事实是读者认为于坚骂了鲁迅,但中国作协来调查时他又不承认,因而有人说他骗取鲁奖。同期《华夏诗报》编辑部文章《全国众多诗人痛斥咒骂鲁迅的于坚/诗人们要求把骗取的“鲁奖”桂冠摘下》说得很明白:“《北京文学》1998年第10期登载了由朱文发起并整理的《1998-1999年文学争鸣实录·断裂:一份问卷和56份答卷》。此前七个问题为:‘你是否以鲁迅作为自己写作的楷模?你认为作为思想权威的鲁迅对当代中国文学有无指导意义?’于坚书面回答:‘我年轻时读过他的书,在为人上受到他的影响。但后来想起这位导师说什么‘只读外国书,不读中国书’,‘五千年只看见吃人’,我就觉得他正是‘乌烟瘴气鸟导师,误人子弟啊!’‘于坚臭骂鲁迅,已验明正身,如假包换!特别是欺骗中国作协和鲁奖评委会,欺骗云南有关领导,隐瞒自己骂鲁迅的真相,十分可恶!’”


  于坚骂我(大意):“你这个傻X,为什么造谣说我反党反社会主义?”此话才是造谣。我在揭批于坚鲁奖丑闻的文章中,从未说过“于坚反党反社会主义”。事实是:当时我在《文学自由谈》《华夏诗报》发表文章将于坚获鲁奖诗集中三首淫诗曝光后,海内外华文读者自发地掀起了揭批于坚黄诗、非诗及鲁奖丑闻的浪潮,且日胜一日,他们的文章信函纷纷发表在 《华夏诗报》、《文学自由谈》、《香港文学报》、香港《海岸线》、《诗国》、《银河系诗刊》、《中华魂》、《中华读书报》及《商山诗词》等报刊上(计有限统计,揭批于坚鲁奖丑闻的文字不少于89篇/次),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涉及面之广,在中国新诗史上罕见。这89篇/次文字,因是对我率先批评于坚文章的强烈反响,我全都读过。我敢断定,没有任何一篇文章(包括我的文章)说过“于坚反党反社会主义”。对于坚创作活动的思想倾向作出尖锐批评的,是李俊的文章:《获鲁奖的于坚是一个怎样的诗人》(见2008年2月25日《华夏诗报》),该文也没有说于坚“反党反社会主义”,比较尖锐的文字是:“于坚多年来的创作活动,完全违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精神……他反对诗歌为时代服务,他的诸多言论直接指向党对文艺的领导,说 ‘诗是无用的,任何企图利用诗歌的时代,我们最终都会发现,它正是诗歌的敌人’;他攻击改革开放的时代,主张自由化,说‘诗是存在之舌,存在之舌缺席的时代是黑暗的时代’,‘狮子是独来的,只有狼才成群结队’”等。可见,“于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是于坚自我编造的,其险恶用心是为了把读者对他的正常批评说成是对他“打棍子”、“扣帽子”,以此博取读者的同情,好让他写黄诗等错误逃之夭夭。


  于坚骂我(大意):“你这个傻X太无耻,为什么给我小姨妹寄送恐吓匿名信?”此话更是造谣中伤。我爱真,喜透明,我懂得“人小理大,走遍天下都不怕”的道理,只要揣着“正义”,只要没有私心,我对文坛丑恶的斗争就无所畏惧。我发表真名实姓的文章,指名道姓地进行黑纸白字的批评,从不背后做事。我根本不知道于坚有小姨妹,也不知道他小姨妹姓甚名谁,我怎么会写恐吓的匿名信?完全是一派胡言!


  于坚在对我的辱骂中竟以流氓自居:“你这个傻X,不怕你流氓,我比你更流氓!”所谓“著名诗人”的于坚,满嘴脏话,哪里有一点文化人的影子,哪里有一点“著名诗人”的模样?与会者看到的完全是一个没有文化、没有理智的疯子,看到的是于坚的丑恶灵魂和流氓本性的大暴露。诗如其人,联想他在作品中写黄诗、非诗和庸俗诗,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没有批评就没有进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今日都可以批评,为什么因中国作协评奖工作“欠缺”“不深不细”而错发鲁奖给他的于坚,就老虎屁股摸不得、谁批评他他就要疯狂地咬谁呢?2013年元月28日我受邀“座谈”,批评是我的权利,如果批评错了,我欢迎任何人对我反批评。但于坚没有发言,而是公开耍流氓,影响极其恶劣,给“省评协”带来了耻辱。与会的一位年轻作者,亲眼目睹了此次文坛丑恶后,当晚在微博上留言:“看过满口秽言的诗人,从此读诗再也找不到感觉,再也无法把纯洁、浪漫、超凡脱俗的字眼和诗相联,诗从此要淡出视野,不想读诗,也找不到写诗的意境!”


  鲁迅说:“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于坚此次闹事,形式上是冲我而来,实质上是对近年来海内外读者揭批他获鲁奖的丑闻发泄不满,是对中国作协批评他的黄色诗作“格调不高,文字粗俗”发泄不满。让人匪夷所思的是,自2006年12月以来,我对于坚的系列批评是写文章公开发表在报刊上的,作为“诗人”“名人”的于坚,既然不服,为什么这些年写不出一篇反驳文章呢?为什么要在会上大打出手呢?为什么要对我进行辱骂、造谣、污蔑、诽谤及恐吓呢?2013年元月28日他反复说的一句恐吓话,透露出了内里原因:“你这个傻X,今后再写造谣文章攻击我,我见一回打一回!”原来于坚是惧怕批评。人正不怕影子歪,什么人害怕批评?什么东西见不得阳光?真理越批越闪光,谬误最怕批评揭露。于坚如果有一丁点儿道理,早就写文章反击了;只有无理的、文化人中的假洋鬼子,才气急败坏,无理取闹!


  于坚想靠打击报复来封住批评者之口,绝不可能。我对于坚的批评,始终沿着文学批评的正常轨道进行,我坚持正义,敢于批评,更不惧怕黑恶势力的威胁报复。我不由得想一个问题:我的纯文学批评为什么会遭遇于坚非文学的暴力和诽谤?为什么得了鲁奖的于坚,敢于无法无天?于坚对我的暴力和诽谤已涉嫌触犯法律,他却视法律如虚设,举着“鲁奖”的金字招牌不可一世,难道这就是当今文坛的生态吗?


  我想起了年过九旬的著名红军作家苏策2011年7月12日在云南省文联召开的《吴德铭散文》研讨会上说:“得奖的不一定都是好作品,坏作品也会得大奖!如果认为凡是得奖的作品,就一定是中国文学发展的标杆,那么中国文学就不会有希望。”


  我想起了原《诗刊》副主编、《诗国》主编丁国成先生致《华夏诗报》总编野曼先生信中说:“鲁奖事,不算完。《诗国》拟一直呼吁下去,做到善始善终,以便后人有所依据,否则岂不贻害后世,祸害当今!”


  我想起了一位著名的文学前辈对我说过一段极其精彩、极其深刻、极富哲理的话:“于坚诗集 《只有大海苍茫如幕》得鲁奖比不得鲁奖还要糟糕,他从此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太阳愈亮,阴影愈黑。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任何与缪斯为敌者,尽管猖獗于一时,但绝逃脱不了历史的审判。


  (文中所述事实,作者自负)

(字数:8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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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大陆诗坛的庸俗纷闹,更显示海外诗坛的高雅清净。
要是明智的话,“盘峰论剑”之后就无需争吵了。于坚、伊沙的归于坚、伊沙。西川、王家新、唐晓渡的归西川、王家新、唐晓渡。

海外诗坛的诗人来源于台湾与大陆,但海外诗人们对诗的理解和审美却没有歧义。

对来自台湾的洛夫、痖弦前辈,与来自大陆的北岛、黄翔前辈,海外诗坛的诗人们都很推崇。

文心社是海外诗人的重镇,好诗的标准也十分统一:意象准确、联想合理、哲思高明、意境美好。
(字数:380)
施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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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坚、雷平阳谈“诗性”与“诗艺”
2014年08月07日10:36 来源:江南时报
  


于坚:第三代以后的新诗是世界性的




雷平阳:“诗艺”是隐形的,不是模具

  提问:雷默
  时间:2014年7月28日
  形式:电子邮件

  雷默:请介绍一下你的诗歌历程,你个人的诗歌贡献主要体现在哪几个方面?

  于坚:我1970年前后开始写诗。因为那时候没有文学刊物,从未想到发表,只是通过手抄本在朋友之间流传。1980年我考入云南大学中文系,一些同学已经读过我的诗歌手抄本。我第一次在公开刊物发表作品是在《滇池》,编辑看到我发表在云南大学的学生地下刊物《犁》上面的作品,发表了一首,那是1980年冬。1983年获得《飞天》大学生诗歌奖,这是我获得的第一个诗歌奖。这时候也开始与韩东等诗人联系,共同创办了《他们》。1986年《诗刊》11期头条发表我的《尚义街6号》组诗。1989年我出版了第一本诗集《诗六十首》。1992年我的朋友资助我出版了第二本诗集《对一只乌鸦的命名》。1994年我获得台湾《联合报》第十四届新诗奖头名。2000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蓝星诗库出版了《于坚的诗》。算起来,这大概是20世纪中国出版的最后几本新诗诗集之一,也许就是最后一本。2006年我出版了第六本诗集《只有大海苍茫如幕》获得鲁迅文学奖。第七本诗集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诗选《在漫长的旅途中》。2013年我的第8本诗集《彼何人斯》出版。10月作家出版社又出版了我的一本诗选《我述说你所见》。同时我也出版了十多种散文集、随笔集以及诗学文集《还乡的可能性》(商务印书馆)。我同时也一直在搞摄影,从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我拍摄了数万张照片,也拍摄纪录片。我的摄影曾获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全球摄影大赛华夏典藏金框奖。纪录片《碧色车站》曾经入围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银狼奖单元。2011年我获得德国第十届感受世界亚非拉文学评选第一名。

  这些如果意味着某种贡献,那也就是像一位农民贡献了一批粮食而已,没什么好说的,由读者判断吧。

  雷平阳: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诗歌创作,迄今30年,途中曾因为稻粱谋而中断写作,亦曾因小说和散文的介入而远离诗歌。

  2001年前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内省,确定诗歌写作的方向并切断与小说的不快乐关系。我所说的诗歌写作方向,特指我现在仍然进行写作的叙述与抒情共生的方向。不久前,孙绍振在接受记者访问时,回答朦胧诗人的缺陷,他说最大的缺陷是叙事的缺席。作为论据,他列举了古今很多伟大诗作的叙事性。我在十多年前选择诗歌的叙事性,并非出自对朦胧诗的认真考察,而是基于自己内心的美学需要,与孙绍振先生不谋而合,我视其为诗歌常识,在反常识的背景中重新获取常识。有时候,比重辟一个新世界更艰难。

  我的写作谈不上成就。

  雷默:所有的诗人都希望诗艺有所突破,写出传世作品。对你这样有成就的诗人来说,是否一直在寻找新的突破?自我总结,你的诗艺经历了哪几次蝶变?

  于坚:每一首诗都必须突破。下一首还写得出来吗?这是最后一首吗?这是永远的焦虑。有人批评我,说我那些诗看起来不像是一个人写的。而另一些读者说,这就是于坚,他一直这样。突破不是目的,而是要一次次把感觉写到位,只要感觉能够到位,怎么写都行。我不仅仅有《0档案》这样较有争议的作品,也有读者比较认同的作品。总之,随物赋形。我早年的诗受湖畔派、白色花派、惠特曼的影响,上世纪80年代有一段时间我写摇滚式的长句,我写的时候想象着在舞台上演唱的效果。1996年开始的《便条集》则是短篇。最近我又写了一些长句的诗。

  雷平阳:写作是我生活拼图中的一块,我没有将其高悬生活至上的愿望。早期,我是一个狂热的浪漫主义诗人,华美、高蹈、有一副金嗓子;之后,我听命于河山和心灵,麻木不仁、呆若木鸡,缓慢地低吟着并随时接受外来的击打和内在的刺痛。所谓突破,很大程度上是随着生存状态、审美追求、道德立场等因素的转变而转变的,在某些时候,它并非是向前的,而是倒退的。从极具“先锋气质”转而“现实主义”,我的写作正一步步摒弃形式与谵妄,笔尖更多的指向人性的挖掘和内心的审判。“诗艺”是隐形的,不是模具。

  雷默:中国新诗诞生100年来,你认为重要的成就有哪些?

  于坚:新诗已经合法化了。它不再是革命的衍生物,而是中国诗的主流并且深刻地影响了现代汉语。它不再是新诗,而是诗。而曾经是诗的古体诗现在我们叫做旧诗。

  在世界上,代表中国诗歌形象的是古典大师的作品和当代新诗。当代诗人的新诗大量被翻译到世界各地,而古体诗被翻译的依然是李白王维这些人。以我为例,今年之内,就有英语、波兰语、西班牙语、法语、俄语、意大利语、日语的诗集正在翻译或者将要出版。

  我在许多房地产广告牌上看见“面向大海,春暖花开”。我也看到许多被命名为某某街某号的铺面。我想在1986年这只是一首中国诗的标题。

  雷平阳:汉语新诗的成就,最重要的是它渐渐与中国古代诗歌精神有了媾合,出现了一批从汉语的泥土中生长出来的诗歌。与之映衬的是,那些观念性照搬和仿制的诗歌正在灭亡。

  雷默:自1986年《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举办的诗歌流派大展之后,你如何评价中国新诗近30年的发展?当下的中国诗歌与国际诗歌相比,有哪些相似性和本土特征?

  于坚:第三代诗使新诗终于摆脱了新诗的“新瓶装旧酒”,新诗不再是一种地方性知识的颠覆。第三代以后的新诗是世界性的。本土,只是它的深度资源、色调、气象,而不是围墙。

  今天,歌德所谓的世界文学已经有了一个物质基础。地方性知识的藩篱已经被全球化打破了。每个诗人都被迫在世界中而不是在故乡写作。故乡只是细节,而要获得深度,诗人必须面对世界。我们今天可以用各种语言去谈论那种所谓世界精神或者人类之命运的东西。这是一个诸神再次争论的时代,每个民族都必须对文明的未来给予回答。

  国际诗歌是贸易性的诗歌,炫耀土特产,携洋自重。我说的是世界诗歌。我的意思是,就是在过去的历史中,汉语也从未缺乏过世界诗歌。“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

  雷平阳:中国近30年来出现了数不胜数的杰出诗人,如果翻译家介绍的诗歌就是“国际诗歌”的话,我认为当下的中国诗歌大师云集,群星闪耀,一点也不比“国际诗歌”逊色。我们之所以依然仰人鼻息,自惭自怜,原因在于我们的奴性仍然存在,我们的文化观屈从于西方的话语谱系,而事实上,我们的国家也仿佛是一个巨大的租界。本土性,它在野,近年渐渐成为诗歌中的重要话题,即地域性或地方主义,应该说这次浪潮可能带来新诗最具价值的革命,但人们没看见或装着没看见。

  雷默:上个世纪90年代,诗歌的先锋性一直被诗人们推崇和标榜,然而,近年来,“先锋”一词越来越被淡化,一些优秀的诗人放弃了诗歌形式的实验与冒险,转而向诗的内涵进行深度挖掘,试图越过形式,实现境界的突破。你如何理解诗歌的先锋性,又如何看待中国诗歌从形式向内容的转变?

  于坚:先锋已经成诗的常识。先锋只在诗人个人的语言冒险、精神的深度上。它不再是集体的意识形态运动,先锋成熟了。

  就我来说,形式的冒险一直在进行,例如,我现在尝试的是将古典汉语视为一种成语的形式,而用白话与之对话,巴赫金式的对话,在历史、时间、不同的地方性知识之间对话。

  雷平阳:服装史与诗歌史同样重要,但作为诗歌身上的形式主义服装,我倒是认为它一点也不重要。我理解的先锋性,应该在思想、美学和诗学本身都具有非凡的开创性,中国当下的自由体汉诗,从形式到内容的深入过程,乃是“自由体”的必然,如果我们永远扮演诗歌模特的角色,这一场轰轰烈烈的“自由体”诗歌革命一百年后仍然停留在表象上。

  雷默:很多时候,圈外的人总是说当代诗歌脱离现实,但我却常常发现,中国每年创作的诗歌大多离现实太近了,有时就像是素描或者是相机式的反映,即使有思考,也多是小品的深度。你觉得当下诗歌应该关注哪些现实问题?

  于坚: 这个时代其实没有读者。许多读者以前读过,但最近20年他们关心的是经济生活。

  而诗由于天性,必然与时代的方向背道而驰。诗守护的是语言,而语言植根在时间中、历史中,语言不在未来。当诗人守护着语言的时候,时代向货币前进。在诗歌圈外的其实是时代,也包括那些自以为一贯正确的小资产阶级诗歌爱好者。

  诗歌在时代之圈的核心,核心是不动的。就像钟表一样,只是指针在动。诗必然被时代的喧嚣、大起大落、日新月异所遮蔽,除非它跟着弄潮。

  重要的是所谓现实是什么?是新闻、段子、时间还是时代的精神状况。我理解的现实是后者,我一直在试图呈现时代的精神状况。通过我看见的细节。我的诗是一种观看。

  现实只是细节而不是问题。

  雷平阳:社会现实与诗歌中的“现实”经常被混为一谈,那些太靠近现实的诗歌,那些被认为脱离现实的诗歌,“现实”仿佛都成了它们的照妖镜,问题都出在对“现实”的误解。A。生命的自由;B。压抑的人性;C。集体性道德;D。苍白的信仰等等。其实,现实在每个诗人的心目中各有其形,也各有指向,重要的是我们还有没有鲜活的、有未来的批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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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文心社 2011-10-12 09:54:27|最后回复:文心社 2014-11-26 07:25:26|人气:8274|回复: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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