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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在“第二故乡”时空下,重构中西文化的融合之境——从德华女作家刘瑛的中篇小说集《不一样的太阳》谈起 文章时间:2019-01-03(2019-01-05修改)
作  者:王红旗、刘瑛出处:原创浏览72次,读者评论0条论坛回复0条
在“第二故乡”时空下,重构中西文化的融合之境——从德华女作家刘瑛的中篇小说集《不一样的太阳》谈起
文/王红旗、刘瑛
2019年01月03日,星期四

原载《名作欣赏》

刘瑛简介:

笔名刘瑛依旧。八十年代中期大学毕业。当过大学老师,报社记者。现定居德国。1994年初到德国。2010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微型小说分别发表在《中国作家》《十月》《青年作家》《小说界》《小说选刊》等文学杂志上。参与编辑的海外华文小说集《与西风共舞》,由美国科发出版集团出版发行,并被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诸多散文随笔发表在国内及海外中文报纸上,多篇微型小说获全国大奖赛优秀奖。

2012年任中欧跨文化交流协会主席。2016年中篇小说集《不一样的太阳》被收入"新世纪海外华文女作家丛书" ,由海峡出版发行集团和鹭江出版社联合出版。同名小说《不一样的太阳》被改编拍摄成电影,2017年在美国首映,同年入围美国第25届cinequest电影节、中美电影节、中国国际儿童电影节、平遥国际电影节。2016年《刘瑛小说散文集》由纽约商务出版社出版。

反思与重构:在多重差异中寻找融合共生策略


王红旗:你的中篇小说集《不一样的太阳》,被选入“新世纪海外华文女作家”丛书系列,读后的确感触良多。我发现这六篇作品最突出的特点是,以书写中国与德国无处不在的文化差异为核心,以华人移民的孩子在德国上学的故事为重点,以华人移民女性的生存发展、婚姻家庭冲突为主线,从不同层面表现东西方文化传统、法律制度、宗教信仰、意识形态、教育理念、性别等方面的差异。并且,从德国华人移民的生活现状、经验、问题与冲突出发,对两国文化进行理性的反思与重构。可以说,你以一个海外华人女作家的人类意识自觉,开阔的国际视野,打开了一扇中德文化精神对话的窗口。

请问,你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出国是何种原因?又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写起小说来的?

刘  瑛:作为一个作家,我希望自己的作品是立体的、多棱形的,有一定的厚重感。能让读者从不同侧面去理解,引发不同的联想和想象,从而产生共鸣。如果作品能达到“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境界,就不枉写作者的一番苦心孤诣。

    《作家网》和南昌电视台《你在他乡还好吗?》电视栏目组,曾对我进行过专访,我对这些问题有过比较详细的回答。我是1994年初出国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家庭团聚。因为我先生从国内外语院校德语专业毕业,后来去德国留学并留在那里工作。当时我的大女儿刚上小学,考虑到孩子的教育,以及家庭团聚的重要性,我带着女儿去了德国。由于我先生在德国已打好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我到德国后的生活一直比较稳定。不像20世纪80年代初期出国的那些留学生,面临种种生活困境,需要靠打工养活自己。加上在商业圈里,我有机会接触到一些比较高层的德国商人,使我能从另一个侧面来了解德国。

我的小说里,有矛盾,有冲突,但少有那种生活在底层的挣扎、困惑、痛苦和纠结。这肯定与我在德国的生活经历有关。有评论家说,我作品基调都是“暖色的”。南昌大学熊岩教授谈到:“她的小说甚至也没有一般华文小说中常见的新移民在海外的拼搏奋斗及漂泊、无根的焦虑与痛苦。她以一个知识女性的眼光,细致地观察着异国生活的点滴,捕捉着自己感兴趣的创作题材。”我个人比较认同她这段话。

说起如何写起小说,我记得好像是2009年,当时有一个中国作家代表团到法兰克福参加图书展后,经过杜塞尔多夫市,搞了一个作者和读者见面座谈会。作家代表团里恰好有我喜欢的作家,所以那天我特意开车几十公里赶去参加。因为我到德国后一直在做生意,与文学界基本没什么接触,也没想过要去搞文学创作。座谈会后,大家聊起来,有位作家对我说,你在国外生活了这么长时间,又是学文的,在商场上有很多切身经历,应该写写。仿佛突然一下给我打开了一扇天窗。那时孩子也长大了,很多琐碎的事已不需要我去做,加上公司进行改制,我们与德国公司合作,让我逐渐从很多具体的、繁琐的工作中解脱出来,有了一些相对自由的时间。当然,最重要的是,观察和积累了这么多年,我的确有话想说。于是就尝试着开始写作。

      可以说,我是非常幸运的,起点也是比较高的。2009年底开始写作,写完后直接投给《中国作家》,编辑很快给了我刊发的回信。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生活在别处》,就刊登在《中国作家》2010年第4期。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接着,一部接着一部,发表了一个系列中篇小说。第二部中篇小说《马蒂纳与爱丽丝》发表在《青年作家》杂志2011年第3期,第三部中篇小说《不一样的太阳》发表在《十月》2012年第5期,第四部中篇小说《遭遇“被保护”》被收入《飞花轻梦》一书,2013年由北京九州出版社出版发行,第五部中篇小说《大维的叛逆》发表在美国《红杉林》杂志2014年夏季号,第六部中篇小说《梦颖经历的那些事儿》发表在《中国作家》2014年第6期。与此同时,我还开始不断在国内外报刊上发表散文随笔。从2010至2015年,我的写作可以说是“井喷”似的,高产的。

    可能得益于我的专业背景,开始写作的时候,先进行了整体构思,有意识地从不同侧面书写文化差异。虽然写的都是中篇,各自独立,同时又能够连成一体。我力图从生活的点点滴滴开始,从大处着眼,小处着笔,“既有深度,又有高度”地、比较透彻地反映东西方文化的种种差异。

王红旗:当时,你的作品之所以能够被国内认可发表,一个方面是因为改革开放富裕起来的中国人,更多的想让孩子出国读书,另一方面就是那种表达真实生活的情感,和反映华人在异国他乡自己的智慧逐渐得到成长。这对国内或者国外的中国人来说,都是非常需要的,而且生活题材非常新颖,是从日常生活里的提纯,还蕴含着温暖亲切的人文关怀。

作品真实地反映出在德国生活的华人家庭、华人女性,新的生存状态与精神面貌。因为现在出国留学、定居海外,已经成为中国人寻找另一种人生理想的自由选择,在移民身份、移民动机,以及生活方式的诉求方面,和你出国的那个年代,又有了很大不同。的确,在你的小说中也体现出中德两国文化之间的无处不在的差异。然而正是这种差异性、复杂性,才使华人新移民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众所周知,德国对于欧洲、乃至全球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德国人以严谨、理性著称于世。你在德国生活了20多年,那里已经成为“第二故乡”,请问对于德国你有怎样的评价?相对于中国,你觉得两国之间最大的差异是什么?主要原因是什么?

刘  瑛:上世纪90年代初,我出国时的个人经济条件,比八十年代出国的留学生要好。再后来出国的留学生经济条件又比九十年代要好。尤其是近些年,出国留学的学生大多经济条件都比较优越,基本上不用考虑打工养活自己的事儿。人们出国留学或定居国外,更多地是为了自由选择一种事业上的发展,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

    就德国人的性格而言,除了众所周知的严谨与理性之外,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他们的文明是建立在基督教和天主教基础之上的。德国无论哪种类型的学校,无一例外地从幼儿园、小学到中学都设立了宗教课。主要是以德国的两大教 “基督教”和“天主教”为主。尽管现在很多年轻人不像父辈那样进教堂,但这种宗教价值观作为一种社会行为准则,贯穿在每个人的思想里,并落实在行动中。比如,诚实守信、遵纪守时、帮助弱小,公正平等,等等,这些从小就开始培养的意识,是根植在他们国民骨子里的东西。

在德国生活,我得到过不少德国人无私的、不求任何回报的帮助。我觉得这与他们的文化有关。在德国很少有人空喊口号,也很少有人大谈理想。有些出身于富裕家庭的年轻人,会自觉自愿选择到贫穷的地方去,比如到非洲、亚洲的贫困地区去做义工和慈善。他们认为,对社会、对人类,年轻人应该有所担当,人类应该“共同美好”。坦率地说,相比较而言,国内这方面的教育是比较缺失的。现在诸多国内家长都热衷于把孩子送到西方发达国家去留学,去镀金,鲜有家长会愿意出钱出力,把孩子送到贫困的地方去锻炼。

至于两国的最大差异,应该是两国民族心理完全不同。中国人一直为自己民族源远流长的文明与文化而自豪骄傲。但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经历了被打败、被侵略、被瓜分的屈辱,心里一直憋着一股气,认定“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一心想着赶超,急于得到别人的承认和赞扬,表现出来的是高调。这种高调是多方面的,小到消费和炫富,大到争当世界“第一”。

而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德国则恰恰相反,德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很强但从不张扬。因为二战的原因,德国人带有很重的负罪感,他们不再高唱爱国主义,更不大谈民族主义。他们积极向上,扎实努力,力争把事情、把产品做到最好,同时又普遍非常内敛与低调。德国各行各业几乎都有世界“隐性冠军”,为什么要“隐性”?这与德国特有的民族心理和低调内敛的观念有关。

还有德国人的反思精神,他们认为,犯过的错误绝不能重犯。尊重人权,注重人文教育,发扬人道主义精神,保持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应该是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绝不能再走发动战争的老路。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学习。

王红旗:你在这部小说集自序中谈到的:“每部中篇小说中,都贯穿着一个‘她’。所有事件、冲突、矛盾、痛苦、眼泪、欢笑、思考都带着‘她’的痕迹和‘她’的视角。因而,这既是一本中篇小说集,也是一部长篇小说。”[1]我首先感觉到的就是一部长篇小说,综观小说集的主题与形象,作品表现其从差异、隔膜、冲突,到体认、理解、包容,再到尊重、融合、共生的心理变化,不仅是当代华人移民在德国的“全新生活图景”,而且很有一种华人移民心灵史、精神史的意义。尤其以在德国的华人移民女性生活为中心的,以她们的真实生活与情感体验来反映其复杂的差异性。

请谈谈你为什么以女性生活为中心?你是否想以自己的文学创作为化解多元文化差异,寻找一种沟通、对话与融合的新途径?

刘  瑛:这和我的性别、我的身份有关。我认为,从女性角度能够更细腻地观察生活和反映生活。生活是由点点滴滴、琐琐碎碎组成,不会是永远的“高大上”。而往往最平凡的、最微小的细节,能反映出事物的本质。从某种程度上说,读懂了女性就读懂了人类的历史,读懂了人类的情感。

就创作而言,我认为日常生活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我希望从这个切入点出发,写好我熟悉的女性。在进行创作的时候,我一直有个潜意识,就是希望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读我的小说能从中看到有血有肉的差异,相互了解,相互包容,同时,从这些差异中看到某些共同点。我认为无论是哪个民族、哪种宗教,都有追求真、追求善的共同点,只不过它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虽然不同文化环境有不同的表现方式,那些看起来不可思议的差异,最终都有可能通过沟通与交流,相互理解而达到某种程度的融合。所有艺术手段,比如,音乐、绘画、舞蹈、文学,等等,其实都是文化交流的方式和途径。至于文学该如何发挥自己的作用,这又关乎到另一个话题,即“文学的功能”问题。

    我特别想说的一点是,我们中国人有个非常好的传统美德,就是特别愿意、也特别善于学习别人的长处,并融化为自己的一部分。我们从不排斥,也不鄙视人家优秀的东西。这方面我们应该坚持并发扬光大。


子女教育:在“亦师亦友”相伴成长中重塑自我

王红旗:《不一样的太阳》所收入的六部中篇小说,以跨文化视野下华人新移民的生存状态为切入点,聚焦女性爱情、婚姻与家庭,尤其母亲与子女之间的关系,表现中西方文化的多元差异与冲突,以及新世纪华人移民的心理变化与精神诉求。

小说《生活在别处》,展现出鲜明的异国文化差异与隔阂,内容涵盖教育、宗教、哲学与民俗等等多个方面。小说故事从初到德国的华人母亲知识女性佳颖,遭遇女儿受教育的难题开始,女儿霖霖学校的语言班,布置了一次特别的家庭作业,《介绍你的国家》,然而在德国能找到介绍中国的资料少之又少,甚至很多德国人对中国的认识还停留在上世纪70年代,甚至是清末。比如佳颖的丈夫凯敏,回想他刚到德国时,有的德国人还以为中国男人还留着大长辫子。

更甚的是,霖霖在给德国传教士艾凯看自己在国内幼儿园的照片时,艾凯还以为只有中国的“特殊阶级”才能享受这样的待遇。还有艾凯对基督信仰的“独尊”,认为西藏就是中国的误解,以及与罗兰德夫妇共同探讨中国文学时,因思维方式与着眼点不同,对中国古诗《枫桥夜泊》的富有趣味性的“误读”,更隐含深刻隐喻。

请谈谈你怎样捕捉到这样真实的生活细节?你最想揭示两国怎样的文化历史隔膜?那充满思辨的古诗欣赏对话又表达怎样的寓意?

刘  瑛: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生活在别处》里,很多有我个人生活的影子。因为刚开始创作,当然是从自己熟悉的生活写起。小说里很多动作、细节,都是我经历过并留下了深刻印象的场景。比如九十年代初,德国社会普遍对中国不了解,一些普通德国百姓对中国的认识,还停留在“大跃进”和“文革”时期。并且对我们一贯自认为优秀的文化提出质疑,还有他们站在完全不同的角度去看问题,从而得出完全不同结论的思维方式,都曾经给过我极大的震撼。

德国的学校教育,非常鼓励学生“敢于提出质疑”。对同一个问题应该站在不同的角度,多视角、多方面去看,这样才能得出客观、公正、更接近事实真相的结论。而我个人在国内所受的教育,非常缺乏这一点。就像中学时学习历史,都是背诵现成答案。

《生活在别处》这部中篇小说里有一位德国商人罗兰德。这个形象是我从多个德国商人和朋友中提炼出来的,有一定的代表性。在小说中我用了多个细节,来表现他善于提出质疑,力图“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思维特点。比如,他对诸葛亮这个人物的思考,对中国社会普遍把诸葛亮作为智慧的化身而加以赞赏,将会产生何种后果的思考;他读中共党史,试图从根本上了解事实;他对“中国诡计”的疑问;他对中国古诗《枫桥夜泊》的质疑段落,由中国的唐诗宋词,引申出对“中国人思维特点”的总结。虽是一家之言,却具有很强的思辨性。至于这样的对话有何寓意,相信读者能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

王红旗:读者通过你那些充满思辨的对话,就能够生动形象地体会到中西方的思维特点,以及其中的差异。小说中写到,星期六一家人来到市图书馆,女儿找到了“一本介绍中国古代丝绸作坊和生产过程的书”,父亲找到了“一本介绍古代陶瓷的书”,这位职业编辑母亲,意外发现了一本中国古代《春宫图》画册集。

在大学图书馆,“总算找到一本与现今中国有关的书,里面的图片却是‘五八年大跃进’时,中国农民土法上马、大炼钢铁,遍地土炉土灶,四处浓烟滚滚。还有‘文化大革命’时红卫兵小将身穿军装,挥动红宝书的经典镜头……”,“一本德文版的《孔子的格言与警句》和一本《毛主席语录》这两本书归在哲学类,被赫然摆放在西方大哲学家著作的书架最高层,即像是傲视群雄,又像是束之高阁。”[2]寥寥数语,不仅揭示出中国与德国文化交流之缺乏,而且对民族文化、宗教信仰、价值标准、意识形态、教育心理等文化差异,以及对历史反思等等很巧妙地含于其中,为小说增加了深厚底蕴与精神指向,充分显示了一个华文女作家,对“母国”昨天的历史,对“居住国”的生活现实敏锐的反思与洞察力。

在我看来就,如同你在自序中谈到的,“长时间生活在异国他乡,异乡已成为第二故乡。然而,种种差异依然如影随形,挥之不去。于是,我试着去表现和反映这种差异。我也试图在种种差异中寻求某种理解与融合。我知道,文学,永远不能给出简单答案。我们将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坚守与扬弃,提炼与升华。”[3]其实,从小说集的整体结构看,《生活在别处》不仅是你发表的第一部中篇小说,也是这部小说集的统领篇,把你在异国生活的亲身经历、深切感受,甚至意想不到的异域文化冲击与挑战,以新移民华人家庭的多面生活为核心一一揭开来。

请谈谈在全球化语境下,具体应该如何以包容的文学审美理念,“坚守与扬弃,提炼与升华”?

刘  瑛:我非常认同您的看法。《生活在别处》不仅是我发表的第一部中篇小说,也是这部小说集的统领篇,起着“纲举目张”的作用。

    就像前面所说的,这部中篇小说里有很多我个人生活的影子。这段到图书馆借书的经历,其实就是我的真实经历。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因为之前我完全没想到德国图书馆里,对中国的介绍是那种现状。图书馆对中国当代发生的重大事件似乎都有收藏和反映,却严重不足。出国之前,我在大学工作了7年,在报社工作了将近3年,一直感觉到中国从上到下想了解西方发达国家的愿望非常强烈,相对而言,德国对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大国的关注就显得太“漠不关心”了。最初以为中国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了解,远比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了解要多得多。但随着小说的进一步描述,读者会发现,事实上我们对西方的了解还远远不够,并不像我们自己想象的那样多、那样透彻。

    谈到“坚守与扬弃”这个话题,如果展开来谈,很有可能会超出文学范畴。单从文学的角度讲,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就是作家要有人文情怀,要把“人”放在首位。尊重个人,尊重人的生命,尊重人的尊严。文学就是有关“人”的学问。反映的是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环境下人的情感和命运。在这一点上,文学与政治所强调的“人权”和“人道”是相通的。

王红旗:其实,小说《不一样的太阳》《大维的“叛逆”》《梦颖经历的那些事儿》,与《生活在别处》有一个共同之处,关注焦点都是通过在德国读中小学的华人子女,体现出中国和德国不同的教育理念与教育方式,如同一面镜子反射出不同的文化差异。如平等地与孩子对话、全方位的考分评定方式、重视对诚信人格的培养,处理好师生关系的智慧。

不同的是,《不一样的太阳》描述的是初到德国的母亲与上小学的女儿,面对陌生的环境而产生的种种不适应,《大维的“叛逆”》和《梦颖经历的那些事儿》呈现出在德国读中学的华人男孩与女孩,在两种不同文化影响下青春期的情感迷茫与自我成长,是一个一个具体问题的求证。

而小说《生活在别处》表现的却是父母亲与女儿共同逐渐认识德国的一个过程。并且表现出生活的真实性,越来越细致深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给人以启迪。呈现出的新移民华人生活风景,不仅是父母在陌生异乡重新寻找自己的定位,而且是子女自我的独立意志与积极进取的精神、母亲与子女与生活环境,各种人际关系的新认识,彷佛在重构一种中西方文化融合的多种可能。

请问,你开始写这类小说,是自己在教育孩子遇到同样的问题?这些故事是发生在华人家庭里的真实故事吗?

刘  瑛:海外的华人家长,无一例外地都十分重视子女的教育。尤其在西方完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孩子的成长面临着更多更复杂的问题。虽然到德国后的十几年里,我没有从事写作,但我从没有停止过观察和思考。我写的这些系列故事,应该是我那些年观察和思考的结果。小说中的人物都是虚构的,少有生活中的真实原型。但每个人物又是真实可信的,因为他们是在德华人生活的真实缩影。

记得写《不一样的太阳》之前,在一次与华人朋友的聚会中,无意听到一件事:一个华裔孩子因为冒充父母签字好几次,结果在升学时被拒绝。朋友只是三言两语讲述了这件事,却给了我一个创作灵感。我回国时跟亲戚朋友在一起,饭桌上聊到孩子的学习问题,谈到过孩子的家庭作业,或者考试成绩,每次都要回来让家长签字。有的孩子冒充父母签字,家长老师都知道,但大家都没把这当回事儿。当时我正在构思一个华人年轻家庭在德国“积极融入”的故事,却苦于找不到一个有力的支撑点。这个细节,让我一下有了突破口。于是,我调动起生活的积累,很快把这个故事写了出来。当时投给《十月》杂志社,几天后就得到“可以发表”的答复。

    我的每一部小说,都有不同的着力点。《不一样的太阳》讲述的是华人新移民孩子在升学中遇到的挫折的故事,涉及到“融入”问题和“诚信”教育;《大维的“叛逆”》讲述的是一个叛逆期青少年精神成长的故事;《生活在别处》涉及的方面更加宽泛,每一位读者都会从中读到自己感兴趣的、引起思考的东西。

   有国内读者读了《不一样的太阳》,给我留言说,这是他“这一年读到的最好的一部小说,很有现实意义”。还有读者说,国内现在什么都不缺,唯一缺的就是“诚信”。其实我的每一部小说里,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了“诚信”问题。就像小说里黎希特老师说的:“诚实,是一个人最最重要的品德,是最起码的立身之本,也是这个社会最基本的行为准则。没有诚信,你就不可能走得长远,不可能被接纳,更不可能有良好的未来”。

德国社会相对来说比较安全,“诚信”贯穿在社会的各行各业,绝少假冒伪劣,不会动不动就让人上当受骗,防不胜防,这与德国的教育和价值观有关。《梦颖经历的那些事儿》虽然讲述的是校园内青春期男生女生的故事,里面随处可见“诚信”的影子。

   《大维的“叛逆”》中,大维的形象也是虚构人物。是由许多这个年龄段的大维、成长中的青少年集合而成。而《梦颖经历的那些事》是我在德国文理重点高中教书十几年的生活提炼。不少在德国生活的华人家长和孩子,读了我的小说都评价说“写得非常真实”,有“似曾相识”的感觉。读者的积极反馈,毫无疑问对我是个鼓励和肯定。我认为,写出“人人心中皆有,人人笔下皆无”的东西,应该是作家的一种责任。


第二次阵痛:母亲自我事业与子女教育的抉择

王红旗:的确,你的作品反映出的是,生活与艺术的“真实”。小说《不一样的太阳》,是以中国母女和德国母女作对比,从教育、情感与心理,处理问题的方式,揭示出因教育理念、文化差异而造成的误会,但最终结成温暖的友谊。华人女性泓韵,为了给刚到德国上小学的女儿蔚伶,选择一所她认为最合适、最理想的学校,希望女儿从“边缘人”能够尽快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把“毫无德语基础”的蔚伶,从“办有专门针对外国孩子的语言班”,并离他们住处不远的小学里转学出去。

但是她作为母亲,不仅忽视女儿内心真实的感受,而且一贯强调“分数”,还缺乏对女儿人格品质的培养。因女儿一次再次地“仿冒家长签名”,在学校“从德、智、体、才艺几个方面综合评分”的原则下,导致女儿无法直接升入重点中学。“仿冒家长签名”事件,在母亲内心掀起轩然大波,一个母亲从“政府机关干部”到“家庭主妇”的失落,自我身份定位追问的“锥心痛苦”,“事与愿违”的追悔莫及,连太阳都变成了“黄色的”。尤其是回到家后,从母亲的震怒,女儿的恐惧,到母女之间心平气和的对话,会让每位家长深深感动或警醒,对孩子诚实品质的教育,要从家庭日常生活的点滴做起,父母是最好的榜样,子女是家庭的镜子。

还有与德国母女的关系,从“冷漠”、“相互理解”,到建立起“真诚友谊”,从两个同学的家庭、母女关系,很生活、很真实地展现出一种“融合”的暖意。而且,结构安排与叙事语言非常独特,对华人同胞与德国家庭都倾注了一个女作家浓厚的关怀情谊。由此我也明白了你把《不一样的太阳》,作为这部小说集的名字的深意。请谈谈你是怀着怎样的想法,来观察生活而捕捉到这样精彩的细节?

刘  瑛:作家的一个重要特质,首先要成为生活的“有心者”。在善于观察生活的同时,也要有形象表达和虚构提炼的能力。当然,还有想象力。

    《不一样的太阳》中的母亲形象,可以说是典型的中国家长的形象。她为送孩子进好学校不遗余力,重视孩子的考试成绩,甚至为了孩子的学习,放弃自己的工作,改变自己的生活轨迹。中国母亲权衡得失的思维方式,取舍利弊的种种行为,德国家长可能不会理解,然而中国的读者都不会陌生。

小说中,母亲泓韵在国内原本有着很好的工作,到了国外为了孩子的教育,全身心地投入,无怨无悔地做起了家庭主妇。她极其重视孩子的考试分数,希望孩子能进最好的学校读书,认为只有进了好中学才能进好大学,只有进了好大学人生才能有更好更多的机会。这是典型的中国家长的思维。

而事实上,德国学校在教授基本知识外,更重视把学生培养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成员。小说中有一段黎希特老师与泓韵的对话。黎希特说:“学校不仅传授基础知识、基本技能,也教授做人的起码规矩和做一个社会成员的规矩,培养一个人今后一生的良好品德与习惯。比如,遵纪守时、遵守秩序、诚实守信、尊重他人,等等,这一切,在学生的成绩里理所当然都必须要有综合反映。学校教育与社会需要应该是相一致的。”这是德国学校教育的重要理念。

    有人形象地比喻移民生活,就像一株连根拔起的植物,根须裸露在外,再重新移植,重新适应,慢慢扎根。在慢慢扎根的过程中,每个生命个体都会经历自己的独有体会。华人母亲与德国母亲由最初的“陌生冷漠”到建立“真诚友谊”,期间的过程,是小说中人物的独有经历和体验。我捕捉到的那些细节,对其他人而言,可能只是一笑而过的瞬间,毫不走心,而我却从中洞察到了这些细节背后所包含的东西,并试图以我的眼光再呈现出来。

这部中篇小说在《十月》发表后,被一位长期生活在美国的华裔导演偶然读到,并深深打动了他。于是他决定改编成电影。根据同名小说《不一样的太阳》改编拍摄的电影,2017年在美国首映,同年入围了美国第25届cinequest电影节、中美电影节、中国国际儿童电影节、平遥国际电影节。可以说,是一部质量比较高的电影。

王红旗:如果说,《不一样的太阳》关注的是德国小学里华人孩子的品质教育,那么,小说《大维的叛逆》《梦颖经历的那些事儿》,则是在德国中学里华人孩子的青春期“叛逆”,与母亲之间激烈的矛盾冲突。

在《大维的叛逆》里,两年前大维跟随到德国做访学的单身母亲赵志坚,来德国就读,这位国内重点中学的尖子生,没想到在德国因语言问题,竟然被德国的普通高中拒绝接收,只好去就读一所职业中学。但是大维非常努力学习,最终被推荐进了德国一所重点中学。

但是,母亲赵志坚以母爱的方式,把自己的意愿强加在儿子的头上。她为了儿子付出一切的母爱,成为束缚儿子的桎梏。母亲望子成龙急功近利,母子之间产生的尖锐矛盾,不单单是两国的文化不同,更重要的是母亲与儿子之间的“鸿沟”。赵志坚为儿子付出的代价,感人至深,却又不敢苟同。请谈谈你塑造这位母亲最精彩细节,这样的母子关系在华人新移民群里,是否很有代表性?

刘  瑛:《大维的“叛逆”》这部中篇小说中,赵志坚这个母亲形象比较有代表性。她是生物学教授,知识女性,在德国做了两年访问学者后,为了孩子的读书和教育,决定留在德国,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原因,她不愿意再回到原单位去面对她婚姻中的问题。

小说中写到赵教授患上“产后忧郁症”,这在德国早就有诊断和医治方法,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在中国是普遍不被认知的。赵教授的疾病不被她的丈夫理解,导致两人婚姻出现问题。后来她丈夫暗度陈仓,与女研究生有了“师生恋”,给赵教授造成了精神上的极大打击。当然小说中浓墨重彩的,主要是写移民到德国之后,她与儿子大维之间的冲突。

     我之所以写这部小说,是因为在德国遇到过不少像赵志坚这样的知识女性。她们在国内受过高等教育,有些人在国内还有过很好的职业生涯,可为了孩子的教育,把以前的一切都放弃,重打锣鼓另开张。在异国他乡面临着重新寻找社会定位的难题。她们放弃了一切又倾注了所有,而往往结果并不尽如人意。少年形象大维,同样很有代表性。他有很强的学习能力,有自己的独立想法,但不愿意跟母亲沟通。他看到了母亲的付出但并不买账,也不完全接受,甚至还抗拒,当然少不了矛盾和冲突。这种母子关系,在有青春叛逆孩子的海外家庭里,应该说很有代表性。用一句打趣的话来说,就是“青春期碰到了更年期”。

    我很难说清楚,作品中哪些是塑造人物的“精彩细节”,就像孩子之于母亲,我认为“每一个”都是我的劳动成果,都是最好的。

王红旗:我读这篇小说感受最深的是,大维反叛母亲那些尖锐而坦诚话语。虽然有些极端却犀利而深刻,值得所有的父母亲反思,尤其是知识女性式的母亲。如“你们认为上大学就那么重要吗?”大维毫不客气地打断慧敏,站了起来,“这段日子,我想了很多。我觉得,有些书还是不读为好,有些知识未必非得学习。我父母都是大学教授,算是有知识的人了,可他们呢?想事做事并不明事理。我父亲的事我就不说了,单说我母亲吧。小时候,她总没时间带我陪我,总说她工作很忙很忙。为了所谓的事业和专业,她经常连家都不顾,把自己的婚姻都毁了。可现在呢?都五十多岁了,又发疯似的一股脑儿把以前的事业和专业统统丢掉,绞尽脑汁东奔西走地求德国人给她转换身份。她连个鸡蛋汤都做不好,却异想天开去开什么餐馆。用屁股想事的人都知道,那能赚钱吗?哼!连起码的扬长避短都不懂,还好意思自作聪明来对我指手划脚!”[i][4]

恰恰是这么一个“叛逆”的男孩,他的独立精神在发育成长,她飞出母爱的翼翅,在“贯彻自己的意志,做自己想做的事”。其实内心深处仍然真爱着他的母亲。我觉得,这可能是知识女性母亲比较容易犯的错误。你这些语言太精彩了,充分体现出你独特的想象力与洞察力。请谈谈你如何认识“青春叛逆”问题。

 刘  瑛:“青春叛逆”是世界性的问题。只要有孩子,没有任何一个家庭能绕过这个难题。家长面对的“青春叛逆”是各种各样的,小到穿什么衣服、留什么发型、外出参加Party几点钟回家,大到交什么朋友、选择什么专业学习方向、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等等。青春期是一个人快速成长的过程,不仅在身高上也在思想上。

随着视觉的变化,认知能力和行动能力的提升,自我意识也在飞速增长。而在海外成长的孩子,在学校社会接受着西方教育,回到家里又得接受父母的东方观念,冲突和摩擦就在所难免。我之所以选择写大维这个男孩,是因为我一直关注在中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下成长的孩子所面临的困惑和问题。

     写《大维的“叛逆”》这部小说,我花了不少时间构思。我特别想说一下,作家在创作时的想象能力和虚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虚中有实,实中有虚。作家笔下人物的行为、思维要符合“逻辑”,令人信服。您大段引用大维的这段话,毫无疑问,是我的思考,但在作品中,通过大维的口说出来,读者并没有“违和”之感。因为在之前的种种细节铺垫中,读者已能感到,大维是个在精神上迅速成长、具有独立思考意识、敢于质疑、具有极强学习能力的青少年。

王红旗:是的,你的思想赋予了大维这个形象鲜活的灵魂。那么三篇小说塑造了三位母亲形象,她们遇到的问题有什么不同?尤其是这后两位母亲,无论是自己的婚姻家庭状况,还是培养孩子的母爱方式,都具有鲜明的对比。你是想表现对华人母亲与儿子、德国母亲与女儿,两个问题家庭的母亲对孩子不同的影响?

你把女儿培养的很优秀,结合你的教育经验,谈谈你如何解释母爱,母与女之间最理想的关系,在德国生活的母亲与女儿应该如何教育相长?

刘  瑛:小说中这两位华人母亲,在海外或在德国都很具有代表性。但是,因为她们孩子处在不同的年龄段,所面对的问题也尽不相同。小说中这位德国母亲,自己也正面临婚姻危机,她不愿意离婚,又处理不好与丈夫的关系,心里很矛盾很纠结,就疏于对自己女儿关照,不那么细心。

    其实,母爱也是有差异的。小说中的中国母亲,对孩子的关照从生活到学习 ,事无巨细,无微不至。相比较而言,从表面看德国母亲就比较“粗放”。事实上,德国家长对孩子的态度,很值得我们借鉴。或许与宗教信仰有关,不少德国家长都认为,孩子是上帝赐予他们的最好礼物,并不是家长的私有物而是属于社会,每个人都有其存在的特殊意义。上帝赋予了每个人独有的特质和特长,家长的责任和义务就是发现和培养孩子的这些特质和特长,尊重孩子的个性,尊重孩子的选择,尊重孩子的个人意志,把孩子培养成符合上帝心愿、符合社会要求的成员。这些观念与中国家长不太相同。

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德国教育理念的逐渐理解,以及教育经验的不断积累,一些华人家长渐渐了解并部分地接受了德国教育观念。他们发现,在德国除了分数之外,还有其它重要的东西不能忽略。比如,各方面的沟通能力、品德方面的教育、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懂得遵守社会行为准则,等等。良好的教养和品德甚至比考试成绩还更重要。《不一样的太阳》虽然没有直接呈现这一切,但通过小说的叙述和铺垫,直至孩子在升学上遭遇的挫折,以及反过来给家长的挫败感,相信读者从中能够了解到这些。

我个人认为,理想的母子关系应该是“亦师亦友”。其实我自己在教育孩子方面也带有很重的中国家长的痕迹,用我女儿调侃的话来说,就是“婆婆妈妈、唠唠叨叨”。孩子在幼儿时期,母亲应该给予无微不至的关照,孩子长大了,就应该给孩子一些独立的空间,培养孩子的独立能力。我女儿在青春叛逆期时,与我也有过矛盾和冲突。这其中的故事在我的另一本散文集里详细写过。所幸的是,成人之后,她接受并认可了我当时异常坚持、并灌输给她的观念。说实话,家长并非永远百分之百正确。孩子身上也有许多值得家长学习的东西。我在与女儿青春叛逆期的较量过程中,就从女儿身上学会了“懂得尊重他人,尊重他人隐私”。


爱情婚姻:向生活学习爱与尊重,岁月无痕

王红旗:女儿的确是你的骄傲。你在《刘瑛小说散文集》里谈到,女儿当上了电视节目主持人,当了一次出色的同声翻译,小女儿也跟着出书了。其中两篇散文《谁能打开母亲的心结?》《母亲的智慧》,写了母亲的风华魅力、宗教信仰与生存智慧。我仿佛在你身上看到了母亲的影子,更理解了你、母亲与女儿其内在灵魂的深层联系。

你的小说《遭遇“被保护”》《马蒂纳与爱丽丝》《梦颖经历的那些事儿》,都是表现的女性爱情婚姻与家庭情感生活。《遭遇“被保护”》可以看到你对于两性关系的思考。其实像宋立和赵颖这样的家庭在国内有很多,比如所谓的“凤凰男”、“孔雀女”的结合。宋立的出国更多的是想获得“自己的空间和自己的家庭生活”,还是一种男性掌控家庭、主导一切的权力欲望。但是,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对女性合法权益保护非常重视的德国,就显现出极强的“戏剧性”。

赵颖有优越的家庭和稳定的事业,原生家庭背景要比宋立好得多。她并不居高临下,不仅对自己的爱人倾其所有,而且对其家人也很关心照顾。但她忽视了丈夫需要独立的生活空间,以及男性的尊严。夫妻日常生活情感发生矛盾之后,德国的妇女“被保护”制度,打动赵颖到“妇女之家”求助庇护。

随后,赵颖发现了其中的问题:这种与世隔绝的状态,非但没有解决夫妻之间的问题,反而局面变得越来越糟,两人险些牵扯进法律官司而直至离婚。其实,赵颖是在不了解“被保护”的具体情况下走进“妇女之家”,然而“妇女之家”又秉承自己的理念和工作程序,再一步步引导赵颖去行动。真有些南辕北辙的意味。

请问这个故事有原型?是你作为女性的反思?你如何看待婚姻?德国人如何解决这样的家庭矛盾?

刘  瑛:在德国生活这么多年,我发现中国与德国女性,尤其是婚后在观念上有很大的不同。德国职业女性要么不生孩子,一旦有了孩子,都能很心安理得地回到家庭当全职家庭主妇,陪伴孩子成长,享受居家生活。这固然与德国优越的社会福利制度有关。

更重要的是,德国人普遍认为,孩子从出生起0-3岁期间,是一个人性格与心智生长极其关键的阶段,会影响人的一生,也关系到全民族的素质。因而,在这个时间段里母亲的养育与陪伴相当重要。有些德国职业女性,在孩子3岁上幼儿园之后便重返职场,有些在生了第二个孩子之后继续当全职家庭主妇,直到孩子上小学,甚至孩子中学毕业之后,再重新寻找就业机会。

中国女性则不同。可以说,受过高等教育的海外中国女性,有了孩子以后百分之百都心不甘情不愿地回归家庭,当全职妈妈。并且有不少人在新的环境中找不到自己的社会定位,心理上就非常失落。

《遭遇“被保护”》这部小说,读者各有各的解读。有的认为是德国社会如何保护妇女权益,有的认为是如何处理好夫妻关系,有的认为是对女性在家庭中地位的反思。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解读,可以肯定地说,从女主角赵颖上了警车、住进“妇女之家”以及随后的整个过程,都可以看到德国社会对妇女权益强有力的保护。这或许是德国妇女能够获得安全感,愿意在特殊时期回归家庭的重要因素。可是这种“被保护”和解决家庭问题的方式方法,运用在中国移民家庭里产生的效果却适得其反。赵颖因为与丈夫争吵,误打误撞进了“妇女之家”,期间经历的一切事情以及给她及家人感情上造成的冲击,想必会给国内读者一个新的观察视角。

    现在资讯非常发达,出国的人很多,人们有机会了解国外更多的事情。也给作家带来了很大的挑战。作家要避免写那些浮光掠影与走马观花,就必须得沉下心来,写出有深度、有力度的作品。

王红旗:其实小说最后,赵颖与宋立的之间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你留了一个悬念,在经历了这场让人心力交瘁的“被保护”后,赵颖坚定了说服宋立回国的想法,宋立如何决定你并没有给出答案。为什么要以这种方式来收尾呢?

刘  瑛:在婚姻生活中,夫妻之间的相互尊重非常重要。小说中讲述的夫妻间的矛盾,在海外移民家庭里经常发生。我在结尾没有给出结果,是特意留下一个悬念。因为在海外华人移民家庭中,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要改变这种夫妻观念、家庭结构定势,是需要很漫长的时间,作为新移民要认清这一点,要有相应的精神准备,选择何种出路,还是留给读者去思考更好。

王红旗:其实,宋立与赵颖的夫妻矛盾表面上折射出的是,华人新移民家庭中东西方文化差异,传统与现代家庭观念的矛盾。实际上是你提出了“新型夫妻关系”重建的问题,即夫妻在婚姻中如何共同构筑“家庭爱巢”,如何在家庭日常生活中学习相互的“爱与尊重”。

小说《梦颖经历的那些事儿》的前半部分,将华人女孩梦颖与调皮的德国男孩延斯之间的矛盾,层层展开,为后面的情节发展埋下伏线。但小说后半部分的发展完全处于预料之外,主要讲述班主任卡若琳被实验道具夹熊器夹伤,寻找作案人的经过。故事情节发展一波三折,甚至梦颖还曾被认为是嫌疑人,最终才获得真相大白,转到了对德国师生关系的诠释。根据你小说中的表达,请谈谈理想的师生关系与同学关系应该如何建立?

刘  瑛:《梦颖经历的那些事儿》发表在《中国作家》杂志上。我在德国高级文理中学当了十几年中文教师,所教的学生正好都处在青春叛逆期的年龄段。这使我能置身其中,零距离观察德国学校的一切。

   这部小说是我尝试写悬疑小说的开始。网络时代读者有更多的阅读渠道,知识也显得碎片化,如何吸引读者愿意读你的作品,而且随着你的笔触文字,进入叙事情景,感同身受,同喜同悲,是作者面对的难题。

   写这部小说,我有种酣畅淋漓的感觉。德国学校的师生关系与中国学校的师生关系不太相同。德国学校的教育里,一直灌输“平等、公正”的观念,也鼓励学生要敢于质疑。对于还在生长发育中的学生来说,有时拿捏不好其中的“度”,由此会引发一些矛盾和冲突。小说中调皮的学生延斯认为,卡若琳老师对他评分不公正,于是便用自己独有的、有时甚至是恶作剧的方式来挑战老师。小说前半部分写延斯与中国女孩梦颖之间的矛盾,意在为后面与卡若琳老师的矛盾冲突埋下伏笔。

   德国法律有明文规定,父母和老师不能打骂孩子。尤其是教师不能用侮辱性的语言批评学生,否则就是违法。把学生作为个体的“人”来尊重,是教师必须遵循的职业道德。学生们从小就被教导,在人格上他们与成人(当然也包括教师在内)是平等的。从一方面来说,这种“平等意识”,培养了学生的自爱与自尊,而从另一个方面,则加大了教师的工作难度。

   作品花大量笔墨写法庭上的庭审过程,从中可以看到德国学校面临的问题。读者在读的过程中,会自然而然对比中德学校之间不同的教育环境、教育理念、应对方式。

   我认为,理想的师生关系,也应该是“亦师亦友”。尽管德国学校对学生大多都是“以鼓励为主”,据我的观察,在德国中学建立“亦师亦友”亲密师生关系的并不多。  

王红旗:小说《马蒂纳与爱丽丝》中所塑造的三个风格各异的女性,华人女性奕丽与德国两位女性马蒂纳与爱丽丝均很有个性。由于自身文化观念的差异,三位女性之间形成鲜明的相互映照。

华人女性奕丽不甘于做家庭主妇,希望能为自己今后的生活立下新的目标;年轻的马蒂纳是传统婚姻制度的叛逆者,她与四个男人生了四个孩子,与四个男人保持着友好关系却坚持不肯走进婚姻。在四十岁时,又重新寻找爱情,并最终走进了婚姻;爱丽丝是89岁的高龄的传统德国女性,经历过三次婚姻,还有过一次“一夜情”,还正在与一位小她20岁的男友谈恋爱。关于马蒂纳的爱情观、婚姻观,你精心设计的接受电视台采访的情节,表现得淋漓尽致。请你就此谈谈这两代德国女性不同的情感生活观念,与中国性相比有什么不同?

刘  瑛:爱丽丝这个德国女性形象,我认为是在我所有小说中塑造的最满意的形象。我很喜欢与老年德国女性聊天,她们都是很有生活阅历的人,我有时还参加她们的活动。曾有社会学家说,有什么样的女性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生态。我想通过爱丽丝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把德国女性的特质提炼出来。从精神层面来表现德国女性的情感世界和处事方式,曾有一位美国作家在读了这篇小说之后,专门来询问我是否有人物原型?并和我一起探讨这个人物形象。因为他认为虽然我写的是德国妇女,但在精神层面与他所认识的美国女性极其相似。

小说中年轻的马蒂纳是传统婚姻的反叛者,她的生活选择与众不同。有趣的是,在我这部小说发表几年之后,德国新闻媒体报道的一则新闻,几乎就是我小说中马蒂纳的人物原型:一位德国女性与不同的男友生了7个孩子,却始终不肯走进婚姻。

    我写这部小说,是想探讨德国两代妇女之间不同的爱情观和婚姻观。年老的爱丽丝睿智幽默,带有哲学思辨,这一点非常迷人。我在小说中花大段笔墨写年轻的马蒂纳接受电视台访谈的场景和对话,读者可以从中感受到,即便像马蒂纳这样看上去“离经叛道”的女性,身上也带有很强的思辨色彩。德国出过不少世界著名的哲学家,在德国生活会发现德国的哲学思维是有群众基础的,是不脱离生活的,是非常“接地气”的。与德国普通百姓打交道常常能感受到。

王红旗:你作为在中国接受完整、系统的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觉得中国文化对你的写作有着怎样的影响? 因为你的小说,看似是围绕在女性身边的很琐碎的事情,但隐藏在表象背后的恰恰是很有深度的思想、人性与灵魂。比如政治、教育、哲学、宗教、世界观、价值观等等。所以说您笔下的人物是很有当代气质的,他们生活在当下,却预示着未来,是这样吗?

刘  瑛:我是在中国接受了高等教育、又工作了将近10年才出国的。可以说,中国文化对我的影响是渗入骨髓的,是不可磨灭的。很难三言两语说清楚,它究竟对我的写作起着怎样的影响。就像一个人吃饭,谁能说清楚究竟是哪顿饭、哪道菜的营养对其生长发育起了关键的、决定性的作用?我觉得,文化对一个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是“润物细无声”的。

   生活是写作的源泉。对于写作者来说,最关键的是从生活中拣选什么。对生活的提炼,不仅反映出作者的喜好,更体现出作者的学识与眼光。文学作品更多地是“呈现生活”。作家应该隐藏在这“生活”的后面。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根据各自的生活经历和体验,会自觉不自觉地参与其中,进行“第二次创作”,从而完成“文学欣赏”的过程。读者能否从作家描述的那些“琐碎”的表象后面,看到作家想要表达的、有深度的本质的东西,理会并解读出这一切,同样与读者的学识和眼光有关。

王红旗:你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中国大学毕业后,当过大学老师、报社记者,之后移民定居德国,现在担任中欧跨文化交流协会主席。你的作品展现了新世纪以来,华人充满自信、积极向上的生活状态,背后彰显的则是中国越来越开放与包容的精神气度,呈现出海外华文女性文学的新特点和新走向。

请问,这与你丰富的经历是否有关?你对未来的写作有什么计划吗?打算尝试新的写作风格,还是延续之前的道路?

刘  瑛:其实创作动笔之初,我想写的是商场上的经历和故事。因为涉及到一些正在进行的生意,不便在文学作品中展开,我转而选择了现在大家所看到的题材。我的写作当然与我的生活经历有关。我常常称自己是“家庭主妇”,我和作品中的女性一样,重视孩子的教育和成长。如果读者能从我的作品中,体会到华人充满自信、积极向上的生活状态,体会到中国人越来越开放与包容的精神状态,那我为此感到十分欣慰。我认为,这应该是改革开放后,华人应该有的心态和精神面貌。

   我现在正在写的小说,重点还是海外故事。我也在尝试新的写作风格。今后也准备写写国内的故事,相对于国内作家,视角肯定会不一样。不管怎么说,我希望到了这个年龄,写出来的东西要有些深度和厚度,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王红旗:对的。你作品的“深度和厚度”,表现出的是你对生活现象的洞察、反思与思辨。你塑造的人物形象,不仅有着鲜活的个性,而且有着诞生于文化差异之上、多元融合共生的人类的新灵魂、新精神。这种风格特点,可以说已成为你小说创作的标志。因为寻找差异是为了重构“融合之境”,这本是迎接全球化新文明的人类,彻底审视、重塑自我的意识自觉行动。

你在“第三届华人大会世界华文女性文学论坛”上,谈到其创作特点时说:“对异质文化观念的不断认知、不断适应,使华人女性的生命体验不断丰厚;对自身文化传统的不断回望、不断反思,使华人女性的生命故事不断升华;从不同角度、不同视野对优劣异同的不断对比,不断探求,又使华人女性的思考打上了浓厚的东西方文化相交错、相印证、相磨合的底色。这一切,已成为海外华文文学创作园地中不可忽视的一朵奇异之花。” 我真诚希望,这朵“奇异之花”能够在世界文坛绽放出人类精神之光。

[1]刘瑛,《不一样的太阳》,鹭江出版社,2016年版,第5页。
[2]刘瑛,《不一样的太阳》,鹭江出版社,2016年版,第97页。
[3]刘瑛,《不一样的太阳》,鹭江出版社,2016年版,第6页。
[4]刘瑛,《不一样的太阳》,鹭江出版社,2016年版,第235页。


本文在1/5/2019 6:34:26 AM被施雨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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