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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父亲的革命》第二部 第三章河第四章节选,临黄集会议文章时间:2018-12-02(2018-12-07修改)
作  者:明小天出处:原创浏览48次,读者评论0条论坛回复0条
《父亲的革命》第二部 第三章河第四章节选,临黄集会议
文/明小天
2018年12月02日,星期日
第三章
十八
山东临黄集,靠近水泊梁山。
在野司的催促下,三纵党委终于决定召开一次战役检讨会。纵队主官,司政后各部门负责人,旅级主官和几个主要参战团的团长政委参加。
按说陈锡联血里火里摸爬滚打十多年,做个战斗总结也不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不过这次野司要求不同,必须写成文字形式上报,所以也就预先做了点功课。陈锡联先找赵保田,马强等旅长们对情况,又让参谋长周维贤列了几条提纲,准备以此为据,加上检讨会上其他人的发言,再在文字上做些修修补补便可交卷。
检讨会在一间大屋子中开,干部们围着一张椭圆形的桌子就坐,桌上点着汽灯,纵队首长座位背后的墙上挂着几幅新画的作战地图。因为打得不好,开会前没有例行的说笑,不过大家还是比较随便。马强的屁股依旧墩在椅子背上,其他人翘着二郎腿,抽烟,喝茶不一而足。只有赵保田低着头,沉着个脸,坐得端端正正。彭涛主持会议,他先定了个调子:“检讨战术,统一思想,鼓舞士气,为打好下一仗做准备。”遵照上级指示,他从政治部找了两个小干事担任会议记录。
接着当然是陈锡联发言。虽然天气不算太热,他却敞开领子,卷起袖管,抓着军帽边扇凉边讲,语调平稳,偶尔用粗大的手指头在空中划拉一下,似乎点说身后的地图,连头都懒得背转过去。好在大多数人都是亲身经历者,对战役战斗的部署和经过很熟悉,他说到那里大家都明白。这些人在意的是陈锡联的最后总结,受损失的原因以及改进办法。这一点只有掌握全局的司令员才能讲清楚。
过场结束,陈锡联清清嗓子,站起身,以他特有的简单,干脆,明确风格,拉大嗓门说:“这一仗打得不理想,我看有以下四点原因:
第一, 部队配合不好。打民权时,七团已经开始攻击,八,九团还没有到位。打一八一旅时,八旅准备好了,七旅还在调整部署。失去了突然性,使敌人可以集中兵力打我一个方向。今后要注意加强部队之间的联络。
第二, 对敌人的防御工事估计不足,准备工作不充分。打民权时,云梯准备不够多,不够长。打柳河集时,运输卡壳,一线炮弹太少,结果打几个炮就要停下等炮弹。
第三, 战斗组织不严密。突破后,后续部队跟不上,无法向纵深发展。二十三旅在柳河集就吃了大亏,一个营基本报销。三旅在民权也有这个问题,只是严重程度不同。
第四, 敌人援兵来得太快。我们是外线作战,敌情,民情,地形都不熟悉,没想到敌人行动如此坚决。比如柳河集,要是再有一天时间就完全有把握全歼一八一旅。
从以上四条看,除了敌人援兵来得快慢无法总结外,其他三条都是我们自己有错误,今后必须多加警惕和注意。”
最后,陈锡联扔掉手中的军帽,手指敲击桌面,痛心疾首,极其沉重地说:“这是血的教训,是付出很大代价取得的教训。我们要牢牢记住,才对得起牺牲的同志。”然后慢慢坐回原位,喝了一口水又说:“请大家提出自己的意见。我们要对同志,对革命负责。”
彭涛有些意外,没想到司令员的总结这么快就结束了。他想了想,好像有点老虎抓天,无从下爪的感觉,就笑了笑说:“锡联同志的总结简明扼要,大家有什么意见,有什么补充,都可以提出来。发扬军事民主嘛,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样我们才能以锡联同志的报告为基础,加上同志们的补充提高,给上级党委写出一份比较好好的战役总结报告。”
“维贤同志,我没漏掉什么吧?”陈锡联显得有些踌躇满志。
周维贤站起来,拿着棍子到地图前指点着说:“我补充一下敌人的调动情况。我军发起陇海路战役后,国民党军被迫从淮南,徐州地区抽调相当于两个整编师,从陕南,豫西地区抽调三个整编师的兵力,从东西两面增援陇海路开封到徐州之间的防御地段。野战军的行动直接减轻了敌人对我华东解放区和中原军区突围部队的压力,可以说达到了预期的战略目的。我想说明的是:虽然在具体战役中,三纵打得有些缺点,但还是较好地完成了野司赋予的作战任务。这一点刘司令员也给予了充分肯定。”然后回到自己的座位。
接下来是喝茶,倒水和吞云吐雾。彭涛只好说:“好吧,我们休会十分钟。”
没人挪动屁股。各自依旧抽烟喝茶,还有咳嗽和喉头咕噜,除此之外就是窗外传来的炮声时断时续。
“怎么? 还没有考虑好?有人带个头吗?”漫长的十分钟过去了,彭涛有些着急。
“有意见可以提嘛。”陈锡联不耐烦地说:“纵队,旅,团,军事,政工,后勤干部都可以说说。婆婆妈妈算个逑样?”
“罗志远,你先说。你们七团打民权损失不小,应该有些意见吧。”彭涛点了名。
“我,我知道的都给赵旅长汇报过了。”罗志远说。
“嗯,一点不错。”赵保田继续低着头,说话速度很慢,好像在边想边找词句:“下面同志的意见,嗯,我都转达给锡联同志了。这次打民权没打好,嗯,主要是我,我的责任。”沉默,“我检讨,野司的处分,嗯,我也没意见。”轻轻摇摇头,“同意锡联同志的总结。”抬起头,挑动嘴角,流露出一丝桀骜不驯:“不过,长途奔袭,情报掌握不好也是原因。我们到民权后才发现敌人有所戒备,要从袭击改成攻坚,怕时间上来不及,决心下得太仓促。”再次低头,急速在本子上写些什么。
“要说还有其他意见,也许,可能,我就一感觉,司令员的总结有点泛泛,要点不是很确定。连排干部有人反映,这次好多同志死得太冤,要怪指挥的人。”罗志远声音压得极低。
陈锡联眼睛瞪得溜圆,大声说:“指挥?那一级指挥?是团级,旅级,还是纵队?说清楚呀。听明白没有,这是纵队战役总结,不是团的战斗总结。”
罗志远吓得缩回脖子,咕噜道:“我那知道是那一级?赵旅长都承担责任了,也就这样吧。我们回去,团里也要认真检讨。”
供给部长大老王是纵队党委成员,老资格,突然冒了一句:“团里,旅里都有错误。野司情报也有问题,纵队不会一点错误都没有吧?”
陈锡联的脸“刷”地黑了,蹙着眉头,冷冷地问:“那你就说说我的指挥犯了什么错误吧。”
老王吸着旱烟斗,躲开陈锡联的目光,不冷不热地回了一句:“我一个干后勤的,跟着你们就跑跑腿。要说打仗,还是几个会逑点指挥的人讲好些。”
陈锡联喝了口茶,狠吐了一口茶叶末子。老王鼻子一哼,懒得理他。
白丁心头不舒服,不是你陈锡联叫大家提意见吗?也没细想就冲口而出:“陈司令员,既然叫大家讨论,就该虚心一点。别人一说话就拿话挡回去,谁还敢讲话?今天开的是党的会议,是党员就人人平等,说啥都行。这又不是下作战命令,军令如山倒,别人不好说个不字。仗没打好,各人有各人的看法。纵队的指挥有没有错误,大家尽管摆出来说,有的不会变成没有,没有的也不会变成有。”
“有你个逑的没有,”陈锡联从椅子上跳起来,指着白丁骂起来:“老子挡谁的话了?老子给谁发号施令了?他们提意见,老子问一句不行吗?老子指挥错误,欢迎大家批评,该受处分受处分,该撤职撤职,该杀头杀头,老子半点不得含糊。彭政委,你说说,我陈锡联是怕承担责任的人吗?”
彭涛有些尴尬:“锡联同志,冷静,冷静。纵队领导都有责任,包括我。欢迎大家给我也提提意见。不过白丁同志,我要提醒你,提意见不能跑题。今天的主题是战役经验总结,完全是技术性讨论。个人工作作风的问题以后再说。”
陈锡联意犹未尽,继续骂白丁:“你小子红口白牙,张口胡说八道。我问你,你打过几次仗?受过几次伤?不过当了几天武工队长,尾巴就翘到天上去了。打民权前,你给部队灌了些啥迷魂汤?‘一个小破县城’是谁说的?真是乌鸦笑猪黑,自己不觉得。哼,老子不虚心?老子不虚心早成张国焘分子了,还当个逑的纵队司令员。还‘是党员就人人平等’呢。人人平等就是人人可以当公婆,说五道六,老子只能当小媳妇傻坐着听?娘的,猫狗打架不许公鸡打鸣,你说,是党的原则还是你自己的白记狗皮膏药?”白丁当即哑火。
民权倒霉的是三旅,柳河集主要遭殃的是二十四旅,比较起来八旅是三纵唯一打得比较好的部队,所以旅长马强是整个会场中唯一洋洋得意之人。他坐得高高的,指手画脚:“我替赵闷灯儿说句话。要说这次民权没打好怨谁? 野司临时把我们八旅调去协助六纵打兰封,叫驴的打援兵力就剩下一个旅。那儿是平原,铁路,光生生的一大片,连院墙都没有,堵口子都找不到门儿。照我说,一个旅也就够卖卖烤白薯吧。所以,板子不能光打在三旅屁股上,打三纵的板子就更荒唐了。大家说对不对?”说到最后,他满脸堆笑,摊开双手问,好像在强挠别人的胳肢窝,搞得人不想笑也要嘿嘿两声。不过,赵保田却红着眼睛,死攥着拳头青筋暴露。
彭涛对马强说:“坐没坐相,站没站相。你就不能规矩点说话?”
马强说高兴了,索性跷起个二郎腿,点只卷烟继续道:“以我看,邓政委也未必想整咱三纵,难道野司以后打仗不要我们了?无非是敲打敲打。所以,彭政委,上交野司的报告政治部搞搞就行了。三旅还在阻击整三师,你不想赵焖灯儿涨着满肚子气走吧?”
“老子涨肚子,饿肚子管你狗熊逑事。”赵保田火往上撞,硬帮帮甩出一句。
马强外号狗熊,听了这话,楞愣,赶忙转弯:“其实,保田同志,我不是说你。我的意思是纵队不能太死心眼。只要打好眼下这一仗,刘司令员,邓政委都不会再说什么,啥事儿就一风吹了。”
彭涛心说马强呀马强,你真是个丘八,二傻蛋。谁都知道刘司令员婆婆嘴,豆腐心,有点事可以耍耍赖,蒙混过关。邓政委可是属煞神的,连阎王小鬼都礼让三分,糊弄得了吗?“马强同志,野司要求我们认真总结教训,写出书面报告,以便通报全军,引以为戒。马虎不得呀。”
二十四旅政委于嘉林觉得纵队总结少了他们也不像话。可惜旅长抱着脑袋整死不开口,只好他插句嘴:“我也说个问题,算给陈司令员的报告做点补充。战前和平时间太久,部队补充了很多新兵,缺少经验。比如打一八一旅,突击部队不肯分散,挤成一团,徒自增加了不少伤亡。我旅二十五团损失的那个营就有这个问题,部队还没进村就被敌火力杀伤一多半。我们没有及时帮助部队转弯子,教训很深刻。”
“和平当然对部队有影响,但这个问题太大,今天暂时不谈。时间不多,还是集中讨论这次战役中直接暴露的问题。”彭涛连忙打断,他不想引火烧身。
这些直接指挥战斗的旅级主官发言后,其他人不好多说什么,会场再次陷入沉默。
“妈的,不就打得不好嘛,还没打败仗嘛。上边骂,下边骂,今后怎么个指挥法?平原地区,外线作战,情报不明,头一次,出点问题很正常,值得这么大吵大闹?”陈锡联双脚搁在桌子上,眼睛望着屋顶嘀咕道。他的声音很小,但大家听得清清楚楚。
彭涛见陈锡联火气依旧,怕弄得太僵,赶紧息事宁人:“看来大家的发言很热烈,说得都很好。如果没有新的意见,我们就算原则通过了锡联同志的报告。当然还需要再征求一下基层指战员的看法。各位旅团干部,你们回去后也开个会,让营连干部都说说,……”
话没说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谢富治走进屋来。
第四章

谢富治来山东是为了协调四纵和晋冀鲁豫野战军的指挥关系。邓小平见了他很高兴:“你来得正是时候。这个事(协调指挥关系)不急,你先去三纵,看看你的老部队究竟出了啥子问题。比起二纵,六纵,三纵算老大哥了。老大哥搞得不好对整个晋冀鲁豫的部队都有影响。”


彭涛看见谢富治马上站起身让出位置。谢富治也不客气,径直过去一屁股坐下。彭涛重新拉了把椅子坐他旁边。
会场气氛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陈锡联帽子戴正了,领子扣上了,袖管放了下来,连两腿也搁在地面了。马强的屁股‘哧溜’从椅子背上滑下,正正落在两个护手间的椅子面上,那副嬉皮笑脸也顿时丢在了爪洼国外。没人翘二郎腿;除了大老王的旱烟管,也没人吞云吐雾;就是谁要喝茶,也是轻轻抬起杯子抿一下。
彭涛把会议记录递给谢富治。谢富治认真看了看,然后用眼睛扫了一遍会场:“我受邓政委委托过来看看,还有谁要发言?”
鸦雀无声。
谢富治把手中的记录重重往桌上一放,略微提高声音说:“还有谁发言?快些。”他的脸色冰冷。
“我说几句。”是父亲的声音。


部队最忌讳下车伊始,哇哩哇啦乱放炮。上次从医院出来,父亲就和战问题在纵队党委会上放炮,让很多人感觉不舒服。不是因为你讲错了,而是因为你在医院躲清闲,没有资格说话。所以,这次父亲更觉得不该说话,毕竟整个陇海路战役都不在现场嘛。不过,当他看到陈锡联追问罗志远,堵截大老王,训斥白丁,心里越来越不是滋味。这还是过去那个陈锡联吗?怎么如此专横霸道? 再听赵保田,马强等人的发言,推责任,怨客观,粉饰太平,更是恼火。难道纵队和旅的高级指挥干部都不清楚基层的强烈反应吗?而彭涛以堂堂纵队政委之姿,毫无主见,一味在中间抹稀泥,搞平衡,楞把个严肃的战役检讨会开成了荒唐的搽屁股会,搞逑啥子名堂?
现在谢富治发话,父亲觉得机会来了。
“出击陇海线是三纵在内战爆发后,参加的第一个大战役。打民权以三旅为主,损失两个建制连;打柳河集,以三纵为主,外加七纵配合,损失一个建制营,还有好几个建制连,结果都没有彻底消灭敌人,这在三八五旅和纵队的历史上都是空前的。仗没打好,首先应该从指挥环节找原因。刚才几个同志也提到了这个问题,”父亲说到这里,顿了一下,似乎在寻找措辞:“但我感觉没有引起纵队和各旅领导的注意。”
陈锡联刚开始以为父亲会对自己的报告提点建设性意见,没想到他和白丁,大老王,罗志远等人合穿一条裤子,上来就提指挥问题,当即气不打一处出来。但碍于谢富治在场,不好硬顶,便忍住恼怒,不轻不重,不紧不慢地说:“好啊,躲在后方,没参战的也可以发言嘛。你是旁观者清,我们都是当局者迷,自己还不清楚自己干了些啥。细娃儿打野捶,要爹娘老子揪耳朵,是不是呀?”他对着大家嘿嘿冷笑。
“是,就是公鸡不会打鸣,知识分子也能打仗。”马强讪笑着插了一句。
谢富治狠狠瞪了马强一眼,马强当即闭嘴。
“请不要打断我的话。”父亲竖起眉头,板着脸,厉声说:“等我讲完,该批,该驳,随便。”接着他索性站起来,匀匀呼吸,平铺直叙:“锡联同志总结的几条,又对,又不对。对,是抓住了表面现象,不对,是忽略了内在本质。第一条,部队配合不好,为什么不好?没回答。是通信联络问题还是决心下的太仓促?以打民权为例,敌区长途行军,地形不熟悉,民情生疏,作战意图容易暴露,单靠袭击能有多大把握?第二条,准备工作不充分。怎样才算充分? 云梯不够多,不够长,是侦察问题还是后勤问题?打柳河集的炮弹明显是足够的,只是送不到第一线,这究竟是准备工作不充分,还是准备工作太马虎?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部队在敌区作战,缺少民众支持,后勤供应为什么没有设定预案?第三条,后续部队跟不上,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为什么打柳河集,打民权,都有同志反映突破后,敌人火力无法压制? 这究竟是碰巧还是习惯性错误?另外,突击路线的选择是否有误?二梯队的组织有无问题?第四条,敌人援兵来得太快。是敌人动作太快还是情报有误?难道敌人会老老实实听从我们指挥?有什么条件打什么仗,计算敌情应该留出富裕时间。如果没有,问题出在哪里?”
最后父亲提高嗓音,大声说道:“所有这些问题都涉及到旅或纵队的战役战斗指挥,有没有错误?为什么错误? 报告中都没有回答。”
谢富治扭扭屁股,然后依旧端坐如钟。彭涛有些慌乱地盯盯谢富治,又看看陈锡联,手脚好像没处放。陈锡联瞟瞟谢富治,俯身对着桌上的本子胡乱划了一通,然后又坐直身体,紧闭嘴唇,鼻子扑哧扑哧冒白气。马强嘴角冷笑,牙齿咬得嘎巴响。白丁把帽子摘下来,擦拭着手上的汗珠。大老王两眼紧紧瞪着父亲,手中的烟管熄了火。其他人则面面相觑,不知该说啥。只有赵保田紧坐在旁边,父亲什么也没看见。
“锡联同志说得对,我是躲在后方,没有参加战斗,”
“是我批准的,在后方收容离队人员。”彭涛小声解释了一句。
父亲没有接茬,而是继续自己的讲话:“但回来后到基层部队做了调查研究,听到了很多连排干部,战士的反映。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有责任把这些意见转告给纵队党委。纵队做战役总结不是躲在庙子里敲木鱼。要打好下一仗,首先必须清楚部队当前的情绪。我认为:这次战役打得不好,纵队和旅的指挥有重大错误。抗战胜利后,三纵上下滋生了骄傲自满情绪和和平麻痹思想。轻敌是战役失利的根本原因。由于和平麻痹,内战爆发前部队纪律松弛,训练得过且过,无警惕,无预见,无进取心,不去研究新环境中的新情况。由于骄傲自满,盲目以为能打仗,会指挥,不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战略战术思想,满足于打游击的经验。结果真打起来,只会把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方针停留在纸面上,搞大呼隆,造成表面上的兵力集中,实质上的兵力分散,……”
“嘭”,父亲身边的赵保田把手中的钢笔往桌上一戳,笔管顿时断裂,墨水溅了父亲一身。他站起来用手指顶着父亲鼻尖狂吼道:“姓黎的,你给我闭嘴。你懂不懂打仗?说大话谁他妈不会?有本事一起站城墙根下别尿裤子。打民权错在哪里?我赵保田怎么就无预见,无警惕,无进取心,不懂得什么鸡巴的集中兵力。你给我拿出事实。有事实,有道理,别说你是纵队宣传部长,就是宣传兵讲的我都听,都认错。他妈的,光戴帽子没事实,别说当着谢政委,就是邓政委来了,老子也不逑买帐。”
赵保田外号焖灯儿。‘焖’在四川土话里有蛮,犯横的意思,‘灯’等于墩,意思是浑身有肉,块头大。这会父亲算领教了。
跟着马强也跳起来,对着谢富治嚷嚷:“谢政委,黎明这狗日的想干什么?把三纵会打仗的统统一锅端了?这还是战役检讨会吗?他搞的是张国焘那一套,招呼都不打,上来就突然袭击。妈的,好像就他懂毛主席的战略战术,”他‘哗’地拉开衣襟,露出黑色胸毛掩盖下的暗红色长条刀疤:“我们这些拼过刺刀的大老粗都不懂。”
陈锡联瞪着马强吼道:“狗日的,你吵什么吵? 把衣服扣上,马上给我坐下。又不是光你一个拼过刺刀。”马强气呼呼地坐回原位。
父亲直眉竖眼,厉声对赵保田说:“把手拿开,谁给你权利在党委会上摔摔打打,犯横撒泼?你以为共产党是青红帮,土匪?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等于没有站在城墙根下就没有发言权。再说一遍:我的意见全是基层干部战士的意见。他们不能参加纵队党委会,我有权利,有责任替他们说。你骂我狗日的,他们骂你,骂纵队领导也没有客气。我看你赵保田就是三纵骄傲自满,固步自封,顽固不化的典型,四季豆油盐不进,刘司令员多次提过的戈尔洛夫。”
“割你鸡巴,”赵保田挥拳要打父亲。谢富治突然开口,他声音不高,但很有力:“保田同志,”
赵保田马上收敛,放下拳头。接着,谢富治平和地说:“坐下。党的民主原则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既然黎明同志提出了意见,你当然可以争论,但必须心平气和地讲。有理不在声高,发脾气,耍态度违背了党的组织原则。” 几句话说得赵保田进不是,退也不是,最后和马强一样悻悻坐回自己的位置。
谢富治转向父亲,语调严厉许多:“黎明同志,你懂得这场争论的轻重吗?指责同志必须要有事实根据,否则就是诬陷,要受党的纪律处分。”
父亲倒吸一口凉气,心说今天算是背心顶上抵门杠,没有退路了。他正要说:“你要事实,我当然给你事实。”就见罗志远站起来,大声说:“谢政委,我要发言。”


彭涛很吃惊地问:“刚才叫你说,你说都给保田同志讲了,没有新东西,怎么现在又要发言。”
罗志远说:“彭政委,打完民权后,我的确找保田同志反映过情况,但他根本不愿听。比如,说到一线部队没有得到火力支援,他马上跳了起来,骂我们是拉不出屎怪茅坑,那么多机枪迫击炮支援你们,难道都打天上去了?还说我们不灵活,依赖思想严重。机枪迫击炮不是轿子,要抬着我们上城头。叫我们先搞好自己的检查。当时我觉得,既然旅长都这个样,再反映也没用,反正为革命牺牲是我们的本份,没啥好说的。现在黎明同志摸了老虎屁股,揭了盖子。旅长不服气,说要事实,我有责任给他提供一些。有人说黎明同志呆在后方躲清闲,没有权利说话。那好,我是民权战斗主攻团的负责人,亲身参加了整个战斗过程,就由我来说说。憋着不讲,对不起牺牲的同志。”他越说越激动,说到最后竟然边挥舞拳头边叫喊。
赵保田的额头沁出了汗珠。白丁小声提醒道:“志远,这是纵队党委会,提意见要注意态度。不要肝火太旺。放辣椒面太多,会影响干部的团结。”
谢富治看看白丁,轻轻摇摇脑袋。
罗志远大怒:“白丁你个卵主任,躺在磨盘上想转了。刚才你都说些什么来着?这会儿跑出来和稀泥,抱大腿。是不是怕批旅长也批到你的头上?要说骄傲轻敌,还真跑不不了你姓白的旅大主任。打民权前你都说了些啥?记性不好忘性大。罗志远我今天豁出去了,与其以后糊里糊涂在战场上被打死,不如今天把事实都摊开,大家鼓对鼓,锣对锣,有话当面说清楚。”
“嗬,小骡子当大马,也能撩蹄子了。”不知是谁在下面嘀咕。
罗志远没有听见,继续说:“杨团长牺牲前对我说:如果稍微看一下地形,就不会吃这么大亏。”
赵保田又想跳起来,看看谢富治,没敢乱动,但嗓门依旧不小:“我给你说了多少遍,是时间不允许,不允许,你懂吗?”
“那吕围子呢,时间也不允许?”白丁低着头,声音压得极低。赵保田恶狠狠地瞪他一眼,吓得他赶紧缩脖子。
罗志远可没害怕:“我不知道时间有多紧,紧得来连做个起码的战前侦察都来不及。反正第一次攻击,部队突过外壕才意外发现敌人的暗堡。当时,敌人的机枪打得像下雨一样,从墙头,墙角交叉扫射过来,而我们的支援火力却突然中断。结果,部队在不利地形上进不能进,退不能退,蹲在地面干挨打。我请求旅部机枪连压制敌人暗堡,旅长说目标不清楚,来不及了,只有赶快往前冲。冲上去,死一槽;再冲上去,再死一槽,血把壕沟的水都染红了。直到第二次攻击,全旅才仓促编组爆破队,试图消灭敌人暗堡。但因为没有其他分队配合,爆破队很难贴上去,效果并不好。整个民权战斗,我团损失的建制连只有一个,但总伤亡加起来接近一个营。”
父亲插话:“保田同志,记得抗战中打任各庄据点吗?日本人只有一个小队,你尚且亲自出马,换上便衣到据点跟前看地形,看敌人的兵力布置,碉堡工事构筑情况,然后回来反复研究才给部队下达任务。民权县城这么大,不光有一个正规营,还有保安团等游杂武装。城墙高大,工事坚固,攻击前却不做任何战地侦察,贸然攻击,把希望寄托于希望不大的突然袭击,这不是轻敌是什么?放松攻坚准备,把侥幸当必然,难道不算作战指导思想的错误?”
“放牛娃出身,呆在山沟里打了几年游击,当上了主力纵队的主力旅长,就成了全世界的军事家,中国都放不下你了,还挥拳头要打人呢。”大老王讥讽道:“以我看,三纵上上下下算术都好得很。一个主力旅打一个营手到擒拿。擒拿不了,又是一个纵队打一个旅没问题。接二连三犯相同的错误,难道不是纵队和旅一级领导的问题?”说完瞟了陈锡联一眼,陈锡联屁股如坐针毡。
“这不是轻敌,也不是骄傲,是拿战士的生命当儿戏,是犯罪。”组织部的魏文中用手掌一拍桌子,激愤地说。
“魏文中同志,注意,这是战役检讨会,不是给同志定性做结论。”谢富治说。
马强吼叫道:“好啊,把我和赵保田都拉出去枪毙了。”
“马强同志,你不要矮子里面充将军。八旅打得怎么样,也该有点自知之明。我问你,打柳河集,八旅主力为什么晚到一天? 为什么主攻开始后八旅来不及协同行动?二十四旅损失这么大,你八旅呆一边乘凉很光彩,是不是?”父亲质问马强。
“我日你个逑。”马强咆哮起来,但谢富治只是皱皱眉头没有打断,由着他继续嚷嚷:“干脆你黎明来指挥。你不知道当时八旅刚打完兰封? 马跑累了还要喘口气,部队打完仗就不能歇歇脚?那个晓得敌人跑得那么快?我马强没有飞毛腿,几十里地要一步步量出来。”
“我就奇怪了,为啥你们翻来覆去,总讲敌人跑得太快?自己组织不好,联络不好,供应不好,样样都有问题。要照我说,这才叫拉不出屎怪茅坑。和平时期你们都干了些啥?部队训练有没有松懈?敌情变化有没有研究?”大老王冷笑道。
“你怎么知道我们没研究?难道我们搞训练还要向你大老王汇报?”赵保田梗着脖子吼起来。
“我大老王起码没成日家往太行山跑,一去十天半月才回来。”大老王盯着赵保田,眨巴一下眼睛。
罗志远补了一棒:“旅长,你下去听听战士们都说些什么:打他妈个鬼仗,狗日的光知道拿当兵的白送死,找个老婆昏了头,革命意志全给老婆腐蚀了。”


哑场半晌,赵保田才哼哼唧唧地说:“这,这,当兵的就不能长个鸡巴?”他感觉委屈,脑袋好像挨了一焖棒,气焰顿时消去半拉。
大家你看看我,我瞅瞅你,连父亲都有些傻眼。
“当兵的当然要有个鸡巴。但在战场上,这个鸡巴绝不能有其他想法。”谢富治的眼睛好像没盯着谁,但谁都以为是盯着自己。
“怪事,共产党里出了恶霸。打得不好不做检查,还好意思训人,发脾气。”父亲皱皱眉头,咕噜一句,万没想到这事会扯到找老婆上,明显没了刚才的气势。他想了想,从口袋中掏出一封信:“我想给大家念念这封信,是三旅的老政委山路同志写来的。
黎明同志;
你好。
回到地方后,组织安排我当了地区专员。内战爆发后,邯郸虽然气氛紧张,但局势大体平静。我最担心的就是前线的战事。你们打得越好,我们就越安全。否则,我这个腿脚不便的人也要跟着跑游击,那时真不知道该如何应付。请转告锡联,保田同志,千万保重,不要大意,我们只能靠他们了。
祝好
山路
年月日”
念完,父亲轻轻把信搁到桌上。一页旧稿纸,几行涂鸦墨,牵住了所有人的目光。


“马强同志,你还要说什么吗?”谢富治缓和语气问。
“我,”马强楞了一下,摊开两手,勉强笑道:“我他妈还能说什么?大家都是共产党,他们不靠我们靠谁? 黎明同志说得对,这次纵队没打好,八旅也有责任。我这个旅长要首先检讨,当众脱裤子,脱得干干净净。”
“刚才于嘉林同志也提到了,和平对三纵的战备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我这个做纵队政委的应该负主要责任。”彭涛诚恳地说。
周维贤说:“我同意黎明同志的意见。由于轻敌,纵队司令部出现了急躁情绪。具体到柳河集战役,我认为至少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侦察工作不细致。不清楚敌人的工事构筑和火力点布置。敌一八一旅使用了一种新式武器。能喷射火焰,打好几十米远,我们事先一无所知。结果部队突进村寨后没有准备,损失很大。二,攻击部队没有明确分工。没有预先组织好工兵,爆破,机枪压制和其他掩护支援分队。作战指挥表现为被动应付,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抓个地瓜当榔头。三,后勤组织无预见性,特别是山炮炮弹。最初以为运送一个基数就足够,结果断断续续运了三个基数,严重影响战役进程。”
接下来,许多人发了言,矛头直指纵队和各旅的指挥员。最初还局限在陇海路战役,后来就越扯越远,把十年八年前的陈谷子烂芝麻都翻了出来。连搞记录的小干事都插了句嘴,说陈锡联经常在司令部一边喝烧酒,一边在电话中骂人。害得谢富治几次插话纠正会议方向。
会开到大半夜,谢富治看看意见提得差不多了,便振振嗓音说:“我请大家注意两个问题。一:三旅在民权损失多少?二:纵队在柳河集损失多少?”
大家楞了,这不明摆着吗?彭涛不知谢富治葫芦里卖什么药,嗫嚅地想要回答:“呃,民权……,”
谢富治没等回答,用手指敲击桌面继续说:“成建制的部队打光,就是被歼灭,是明明白白的败仗,不是什么打得好,打得不好的问题。仗打败了,牺牲了那么多同志,难道我们不能拉下面子,认认真真总结一下经验教训?共产党最讲认真。避重就轻,玩文字游戏,算得上一个共产党员吗?”
“今天大家说了很多。群众的意见难免偏激,有些不符合实际的地方,关键是指挥员如何对待。毛主席说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作为指挥员首先要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从哪里摔倒从哪里爬起来。当前的国共内战不同于抗日战争,也不同于红军时期的战争。抗日战争多是游击战,小打小闹;红军时期的战争主要是围剿和反围剿,战役指挥更多地依靠袭击和伏击手段。当前的作战是国共双方拉开架子正面大打,要求我们迅速掌握大规模的运动战和攻坚战方法。纵队和旅的高级指挥员要谦虚谨慎,不允许任何盲目自大,眼睛长在脑门顶上,靠着窖藏的几斗陈糠烂谷子过日子。要下功夫认真学习,转弯子,努力学习新形势下的战争特点。任何松懈,偷懒和投机取巧的思想只能换来失败。同志们,流一点血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不去包扎伤口,任鲜血白白流淌。”
陈锡联在大家群起发言后很少说话,只是不住地用手抹着额头上的汗水。等谢富治说完,他终于站起来,但几次话到嘴边又缩了回去。最后干咳一声,清清嗓子,挤牙膏似地吐出一句:“检查报告,我重新做。”


东方欲白,秋风飒爽。
散会后,罗志远对父亲竖起大拇指说:“黎明同志,你这一炮放得好,算是把大伙儿的气出了。”
“好是好。”白丁顿顿,说:“不过,把我们的后路也堵死了。”
父亲心头有些沉甸甸的,他踏上一块石头,望着眼前快要干涸的空旷说:“真不敢相信,这儿是梁山水泊。‘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丁,你知道整风教会我什么吗?就是党的领导也会犯错误。要是共产党搞起江湖义气这一套,那革命就完了。”


本文在12/7/2018 5:26:46 PM被施雨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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