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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说说告密 发表日期:2019-04-05(2019-04-06修改)
作  者:幼河出处:原创浏览136次,读者评论1条论坛回复0条
说说告密
文/幼河
2019年04月05日,星期五

  见网络里有篇流传的文章“在美国教书16年,他遇到的唯一‘告密者’,来自中国……”我附录在这个帖子后面。文章看了,也想了想,我认为告密的定义得具体点儿,否则就很难论个是非。人世间告密的情况可太多了,善意、恶意和中性的,还有种种潜意识的,等等。我查了百度百科,上是这样解释的:向上司或有关部门举发别人的秘密。我体会,还应在这个定义前面再加上一句:在有共同利益的人群中。这样,告密的定义为:在有共同利益的人群中,某人向上司或有关部门举发别人的秘密。
  这篇文章称中国大陆是“告密文化”;我认为如此定义有点牵强。世界上无论哪种制度下都存在以上定义的告密;不然,文章中的中学校长为何还悬赏揭发检举者呢?无论何种社会制度,都会有公安部门悬赏捉拿犯罪嫌疑分子的。当然,专制制度下统治者更需要告密者。这是因为专制统治者要千方百计保住自己的绝对的,能至永远的权力。
  百度百科上称:“因(专制)当权者的需要和鼓励,中国告密传统源远流长。”这我认同。百度百科上举出这样的史实:
  公元前114年,西汉专制王朝的汉武帝出台“告缗令”,即鼓励百姓举报一切相识者的资产。武帝为从民间捞钱,此前曾颁布过“算缗令”,对百姓财产中来自非农业收入的部分征收“财产税”,但百姓有抵抗情绪,政府又缺乏统计手段,实施效果差。武帝遂想出鼓励百姓互相举报资产。“告缗令”规定:凡被人告发隐匿资产、呈报资产不实者,其资产将被全部没收,没收资产的一半将被奖励给告密人。此令一出,民间告密之风大盛。
  在中国历史上,专制者都是鼓励告密的。在国民党专制统治台湾的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学者王鼎钧先生对告密者有这样的描述。他觉得自己身边遍布企图告密的人:“那时偌大的办公室只有一具电话,我接电话的时候,总有工友在旁逗留不去,他们让我看见‘竖起耳朵来听’是个什么样子。他们好像无所用心,低着头擦不必再擦的桌子,但眼珠滚动,耳轮的肌肉形状异乎寻常。如我会客,总有一个工友殷勤送茶换茶,垂着眼皮,竖着耳朵。……那时,工友是他们得力的耳目,管理工友的人必定是‘组织’的一员。”据说时候,台湾在蒋经国的主政下,有10万余名警察及5万余名各类特工,更不知发展了多少“工友”做眼线,告密盛行。
  不过我觉的普通民众还是鄙视自己身边的告密者的,就连小孩子都是如此。我是上个世纪60年代上小学的。那时同学们很看不起“小汇报”的人,也就是告密者。孩子们理由和美国的孩子们一样:大家都在一起玩儿,如果“小汇报”成风,班上每个人的自由就受到限制。那时班上知道谁总“小汇报”,班上同学们都冷嘲热讽他/她,不和这种人在一起玩儿。当然,班上的班干部会变相“小汇报”,老师想知道班上同学们的各种行为言论,以便管理。
  我父亲1957年被打成“右派”。此后亲友们都很疏远我的一位表舅;原因是他主动向有关领导“揭发检举”我父亲的“反党言论”。其实他的所谓“大义灭亲”也没什么好果子吃,在工作单位更被其他人冷落;就是单位领导也不重用他。对我的这位表舅,认识者背地里对他的告密举动的评价就是“品行不端”四个字。我估计我表舅为人恐怕也不狡诈,如果没有道德底线,对上级领导阿谀逢迎之能事,当“狗”还是很能混的。
  在我在“北大荒”一个农场当“知青”时,宿舍里如果谁总悄悄的到“上边”“小汇报”,“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周围的“知青”会想方设法打击他,甚至蒙头暴揍。那时告密在“知青”中是很不齿的行为。这很正常,因为告密者的行为会损害周围太多“知青”的利益。告密会让大家人人自危,背地里什么也不敢说,不敢做;这太可怕了。所以,当时高明的溜须拍马者,告密是非常谨慎的,农场的干部也懂得“不暴露”他们的告密行为。其实那时如果“知青”中谁一步步爬了上去,他不仅仅是告密,还有其他种种手段;比如拉帮结派,假公济私,欺上瞒下等等。
  后来,在我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上大学的时候,我也被告密者整过一家伙。我那时因为年长被选为班长。同时也被校方列入党员“培养对象”。可谁能想到,班上有一同学(他本来是班长,后来同学们选了我)把我的“落后言论”列了一百多条汇报给系里。我当时是希望入党的,因为入了党就会被分配到好单位(看来我也很俗)。既然系里要发展我入党,我就“顺竿爬”吧。可不知为什么到了四年级,系里居然放弃了我这个“培养对象”。我当时很是纳闷。后来系里的党总支副书记(她是个“老三届”的高中生,高级知识分子家庭背景)认识我的一个哥们儿。她专门把我找到家里,直截了当的说我甭想入党了,有人“小汇报”了我的“落后言论”。她怕我不信,还亲自拿给我看一摞“小汇报”的影印件(她并没让我看内容,大概也不想让这事情传出去)。最后她意味深长地说“以后你走上工作岗位,嘴上要有个把门的”。

附录:唯一“告密者”,来自中国……
Mr海

01、“我对你们很失望,你们没有一点正义感”

  施先生是一位旅美中学教师,在美国从事教职工作16年,这16年来他对于美国的中学教育和中学生群体有了深入的了解,他发现,美国学生们虽然有着许多的缺点,比如自大、偏执、我行我素,但从来没有人愿意当“告密者”,只有一次例外。
  有一次,施先生接手一个新的班级,班上有一位特别难管的学生,大家都叫他“兔子”,上课无精打采甚至睡觉,下课后一头钻进篮球馆,生龙活虎的仿佛换了个人,施先生了解后知道,“兔子”从小到大做得最好的事情就是打篮球,这也是他唯一愿意做的事情。
  但施先生知道,美国像“兔子”这样篮球打得好的青少年太多了,最终能成为职业选手的是万里挑一,如果“兔子”不好好学习,将来又不能做职业选手,那么这个人连一份普通的工作都找不到。更重要的,在自己的课堂,施先生不允许有这样公然藐视自己的学生。
  于是,施先生找“兔子”谈话,没效果,去“兔子”家里做家访,一位单身妈妈接待了他,在两人谈话的一个小时里,施先生被香烟熏得睁不开眼,他痛苦地跟“兔子”的妈妈解释为什么不好好读书篮球打得再好也没用,但最终施先生还是在快被熏出眼泪之前逃离了“兔子”家。
  沟通没有效果,施先生于是找到校长,让校篮球队暂时开除了“兔子”,等到他学习成绩跟上来了,才能回去打篮球。
  在这么做的第二天,施先生发现,有人送了自己一份“惊喜”:当他去停车场取车的时候,发现车子被划了,引擎盖还被涂鸦了一行字,以F开头。
  施先生第一时间想到了“兔子”,但没有证据不能发作,于是调取了监控,发现是一个戴着口罩和帽子的人干的,但无法确认那就是“兔子”。
  此事惊动了校长,立即向全校师生广播,希望有人能揭发划车者,并找了许多学生谈话,给他们施压,甚至还提供了奖金,但就是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检举告密。
  施先生在自己的班级里也举行了一场不记名的揭发检举会,让每个学生匿名在纸条上写出是否知道何人所为,开会前施先生向学生们保证,绝对不会把检举者的信息泄露出去,奖励也会私下给出。结果收上来一看,所有人都写的是“NO”。
  施先生很气愤,他知道美国学生没有告密的传统,但这件事的是非对错那么清楚,美国学生的脑子怎么就转不过弯呢?他对学生们说:“我对你们很失望,你们没有一点正义感,你们都是懦夫”。

02、“老师,我们不是懦夫, 我们有自己的解决方式”

  正当施先生说完这句“狠话”,有一位女同学站了起来,对他说:“老师,你错了。我们不是懦夫,我们有自己的解决方式”。
  施先生很无语,他知道这些美国学生想怎么做,但他还是忍不住发火:“你们为什么就不能检举他?他给了你们什么好处?还是说,这件事你们都有参与?”
  女生说:“老师,我知道,在你的故乡中国,告密者被当成是一种美德,是一种英勇的揭发,但在美国,告密者是所有人都不屑去做的。我们会让肇事者自己站出来,他如果不站出来,那么他将无法在这个班级立足,所有人都会看不起他,但不是用告密的方式。”
  果然,第二天,“兔子”主动来找施先生道歉,承认他就是肇事者,并递给施先生一些钱,算是修车的费用。
  事后,施先生找到那位女生谈话,告诉她:“告密在哪里都不算美德,更谈不上英勇,在中国也是一样。”
  没想到女生说:“老师你说的不是事实,事实是中国的的情况就是如此。”
  施先生不服,说:“你这是偏见。”
  女生说:“那我问你,为什么中国从小学开始,就要选一个班长?”
  施先生说:“那是为了帮助老师更好地管理学生。”
  女生说:“怎样帮助,是不是监督每一位同学的行为,一有同学不听话,就立即报告给老师?”
  施先生说:“这只是班长的一部分工作。”
  女生说:“除了监督同学,班长是不是还可以指派同学们的行为,什么时候自习,什么时候休息,只要老师不在,就都得听班长的?”
  施先生说:“是这样。”
  女生说:“班长就是老师权力的代表,班长之所以有这么大的权力,是因为班长和老师之间,有着告密揭发的联系,班长只有不断地帮老师监督同学,才能获得在同学中的权力,班长又代表着这个班学生们的最高荣誉,所以,这明显就是在培养告密者。学生们从小就被灌输:通过监督举报他人,就能获得荣誉和权力,以后到了社会上,只会越来越多这样的告密者。”
  “您知道社会上告密者多了之后会怎样吗?”女生问。
  施先生点点头,沉默良久,然后说:“你怎么知道这么多事情,你去过中国?”
  女生回答:“没去过,但我们家是苏联移民。”

03、唯一的“告密者”竟来自中国

  这位女生的话,许多年后依然令施先生印象深刻。她让施先生想起了儿时在中国读书的事情。
  那时候,施先生就是班长,在老师的授意下,他记录着每个上课不认真听讲的同学,带头孤立那些学习成绩不好的同学,用老师的话说,“好学生要跟好学生一起玩,差学生没有人跟他们玩。”
  自从这件事之后,在施先生教学的岁月里,他再没有让学生之间相互揭发。他的学生里也没有出过一位“告密者”,只有一次例外。而这位“告密者”,正是来自中国。
  她是来自中国的小留学生,施先生从来没有请她做自己的“眼线”,但她主动记录下了一些上课捣乱的学生名单交给施先生。说实话,这帮了施先生的忙,这样他就可以精准找到捣乱的学生谈话,敦促他们的行为,但施先生也从来没有表扬过这位女生,因为施先生知道,这将使她成为全学校的公敌。
  施先生也找过这位中国女生谈话,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帮助自己:“你知道,这里是美国,我没有办法当众表扬你这样的行为。”
  女生说:“我知道,我只是做我认为对的事情。”
  施先生说:“对于你的同学来说,你是一个告密者,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女生说:“我知道,他们要是知道了,就不会跟我玩了。”
  施先生最后还是建议这位女生不要再做这种事了,因为长此以往,同学们肯定知道是她在告密——其他的美国孩子,不会做这种事情。

  在长期的观察中,施先生还发现,没有“告密”文化的团队比有“告密”文化的团队,更具有团队精神。
  美国学校里没有“告密者”,看起来是人人没有监督,各自为政,但其实正是因为大家有着强烈的团队合作感,才不能容忍自己的团队里有专门损害他人利益的“告密者”。美国学校里没有班长,看起来是没有带头的,但是有各种被推选的委员或会长,他们负责为同学们服务,承担更多的责任。因为没有告密和举报,大家之间有着基本的信任。
  中国学生从小就过集体生活却没有团队合作精神,与“告密文化”有很大的原因。因为有“监督”,有“告密”,大家相互之间缺少信任,没有了信任作为基础,想要好的团队合作自然是办不到的。这种风气带到社会上,就形成了靠告密举报来与竞争的恶习。
  但凡这个社会上有优秀的人才出头,同行们想的第一件事不是怎么自身努力超越别人,而是通过各种渠道去举报别人,把别人搞垮,自己又不行,导致这个行业的水平永远都上不去。这就是别人说的:“内斗内行,外斗外行。”
  在美国教书的施先生也早已习惯了没有“告密者”的社会。尽管这样会给他的工作增加许多难度,但带来的好处也是很明显的。
  至少可以对每个人报以真诚的笑容,至少不会担心课堂上自己说错了一句话而被学生举报(如果说错话,学生们会直接抗议),至少不会感觉在你上方,总有一双眼睛在看着你。


本文在4/6/2019 12:00:59 PM被施雨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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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子 去岩子家留言留言于2019-04-08 04:14:29(第1条)
也被告密者坑过,也不知出于什么心理?绝对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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