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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执著·比喻·尊严——论毕飞宇的《推拿》兼及《青衣》、《玉米》等其他小说 发表日期:2019-03-09
作  者:刘俊出处:原创浏览289次,读者评论0条论坛回复0条
执著·比喻·尊严——论毕飞宇的《推拿》兼及《青衣》、《玉米》等其他小说
文/刘俊
2019年03月09日,星期六

 毕飞宇是个对“执着”有着特殊偏爱的作家,读他的作品,人们总是容易与他笔下那些“执着”的人物不期而遇,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把“执着”视为毕飞宇小说世界的一种基本底色和核心气质。“比喻”是毕飞宇小说艺术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他的作品中,众多充满艺术才华的各种比喻总是蜂拥而至,让人们在目不暇接之余,深深叹服于他的修辞手法是那样的灵动绚丽,而他小说的美学特点也因此凸显。“尊严”则是毕飞宇以小说形式展开的关于普世价值思考的重心所在,而他小说所具有的社会批判性也隐蕴其中。

毕飞宇


执着

“执着”一词原为佛教用语,为“二乘”(小乘)所奉,不似大乘以“无所得”为宗旨,而以“成果”为目的,故曰“执着”,后为俗世引用,泛指专注于某一事物而坚持不放——也就是有所坚持,不轻易改变。毕飞宇小说世界中的“执着”气质,主要体现为他塑造的各种人物,大都具有“执着”的特性。《推拿》中的王大夫、沙复明、小马、都红、小孔、金嫣、泰来、张宗琪这些主要人物,除了都是盲人这一共同点之外,“执着”应该就是他们的另一个共同点了。

小说中的王大夫为了爱情(小孔),“执着”地以自己的专业,积蓄和小孔“结”(婚)以及让小孔有朝一日成为老板娘的资本;除此之外,在解决弟弟欠的赌债问题上,他也表现了他的“执着”——为了维护自己辛苦挣来的两万五千块钱,他不惜用刀在自己身上划,“给你们(债主——笔者注)血”“清帐”。沙复明的“执着”同样体现在爱情和事业两个方面,在事业上,他非常明确自己的人生目标就是“自食其力”——要把自己做老板的推拿店,开到南京的鼓楼或新街口这样的一类地区;在爱情上,他对“美”(具体化为都红)的追求坚韧执着甚至有点“不计后果”。小马在和小孔的打闹中逐步形成的对“嫂子”的爱,终究成了他生命中唯一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他和洗头房里的小蛮的性爱,说到底不过是他对小孔爱的延伸和转移——“他不要别人,只要嫂子”,“执着”因此成为他生命中最有价值和意义的支点,他的生活也因这种爱的执着而改变而富有意义。都红是个盲人美女,她的音乐天赋使她原本可以成为一个“倍受关注”的盲人钢琴家,可她就是因为受不了她的“备受关注”是由于她的盲人身份而不是因为她的音乐天赋,于是她“自行了断”了她的音乐之路,“半路出家”学起了推拿;在对待沙复明的爱情追求上,她也表现出了她的执着:沙复明对她的好她不是没有感受(何况还有高唯的“新闻联播”),可是都红有都红的坚持:“都红不爱他。还是不爱他。无论沙复明为她做了什么,她都愿意感恩。但不爱。这是两码子事”。

与王大夫、沙复明、小马、都红的执着比起来,小孔、金嫣、泰来、张宗琪的执着,一点也不逊色。小孔在深圳时,就以“抠门”著称——“其实也不是抠,主要还是气不过”,小孔不愿意为了讨好前台在生意上关照自己“塞”钱给她们,这看上去是小孔小气,实际上是小孔的执着:“我一个盲人,辛辛苦苦挣了几个,反让我塞到他们眼眶里去,就不!”当王大夫告诉她“暗地里你吃了很多亏”时,小孔的回答是“知道啊,吃了亏,再抠一点,不久又回来了?”在爱情上,小孔也非常“执着”:不但爱上了王大夫就“义无反顾”地跟他来到南京,而且不惜违背父母要她找个“一定要有视力”的男朋友的“命令”。至于泰来对自己方言口音的敏感和放声高歌的“惊人”,体现的也是他的执着——执着常常体现为对某种原则的在意和坚持。张宗琪在小说中虽然不像沙复明那样以老板的身份在“前台”活动,可是他的内敛也如沙复明的张扬一样有力,而这样的力道则是源自他执着的人生信念:幼年的刺激使他成了一个“彻底的怀疑主义者”。

在《推拿》中,执着得最为浪漫也最为恣肆的,是金嫣。这个盲人女孩只是因为从朋友处听说了泰来的故事,就认定了她和泰来之间会有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为此,她从大连到上海,又从上海到南京,只是为了泰来,等她和泰来建立了恋爱关系,她的执着就聚焦在一场隆重的婚礼——浪漫的爱情和“无所不在”的婚礼,成了金嫣执着的标志!

这样一群执着的盲人,在各自的人生追求方向上,展开了他们的人生画卷。从某种意义上讲,“执着”不仅构成了《推拿》中各色人等的个性特质,而且因了人物的“执着”,也推动了小说情节的展开。因为,《推拿》中每个人物的人生经历和爱情故事,都因“执着”而成立,难以想象,没有了“执着”的张力,《推拿》将如何展开叙事,形成结构——因为王大夫执着地想要开一个自己的推拿店,所以有了他投资股票的失败,以及他和小孔从深圳到南京的“回归”;因为有了小孔对爱的执着,她才会和王大夫来南京并有了他们的“南京故事”;因为有了沙复明对“老板”(事业成功的标志)身份的执着,才会有“沙宗琪推拿中心”的井井有条和他最后“积劳成疾”的生命垂危;因为有张宗琪幼年经历所形成的阴影挥之不去,对“毒死”的恐惧导致他执着地要严格掌控“进嘴”的东西,并由此引发了他和沙复明在金大姐去留问题上的矛盾;因为对“嫂子”爱得执着,才有了小马的放浪形骸和无声出走;同样因为对爱有自己的坚持,都红最终还是离开了沙复明和“沙宗琪推拿中心”;而如果没有金嫣对爱的执着,她和泰来的这条“爱情线”也就根本不可能在小说中出现……。从根本上讲,“执着”不但是《推拿》中各个人物的性格特征和精神特质,而且它还构成了小说得以形成故事、推展情节的动力。就此而言,“执着”就成了《推拿》的底色、核心和根本。

同样是执着,我们在毕飞宇的《青衣》、《玉米》和《玉秀》中也可以看到。《青衣》中的筱燕秋如果不是对《奔月》这出戏和“嫦娥”这个人物执着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她也不会在年轻时“名利熏心妒良才”,把一杯开水浇在师傅级的同行李雪芬的脸上,更不会在人到中年后,为了留住准备放弃演戏而要去电视台当主持人的学生,不惜放弃自己牺牲人格和肉体换来的机会,答应让春来出演“A档”。这样的执着,在她最后为了演“嫦娥”,不顾病痛,直至疯狂,而终于达到了极致——她的执着给读者带来的震撼,也在此时臻于顶点。

类似的执着在玉米和玉秀的身上再次出现,《玉米》和《玉秀》中玉米的执着,从相反的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玉米致力于维护家庭——不论是她对王连方睡过的女人施以“心理战”,还是她嫁给郭家兴,乃至对玉秀寄予厚望,都是出于对家庭的维护和“复兴”的期待;另一方面,为了维护家庭,她又在不自觉中消解家庭——她本来是要提携妹妹玉秀的,可是她和玉秀之间“两个女人的战争”,其酷烈程度已看不出两人是一对同胞姐妹,而不论是维护家庭还是消解家庭,尽管用力的方向不同,玉米(还有玉秀)在其中体现出的“执着”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做一件事,就专注地坚持做到底,做到头,做到“赢”——那怕最后还是归为失败,那也在所不惜。

那么,毕飞宇为什么对表现“执着”如此热爱如此钟情呢?他要通过“执着”表达什么样的意念呢?这一点我们后面再说。


比喻

毕飞宇对卑微的弱势群体(盲人)“执着”的表现,是以文学的方式进行的,因此文学性在这种表现过程中,就显得尤为重要。从表面上看,毕飞宇似乎并不是一个热衷于在文学形式上进行各种实验的“先锋作家”,他作品的文学价值给人的印象也不以形式创新取胜,我们甚至可以把他归为是个具有开放特性的“现实主义”作家。那么,什么是毕飞宇小说世界中最突出的文学特性呢?

在我看来,构成毕飞宇小说世界最为突出的文学特性,是他笔下绵延不绝的各种神奇的比喻,这些比喻是这样的贴近生活,市民小井,却又那样的具有奇思妙想,充满文学想象的丰沛才华。在毕飞宇的小说中,令人惊叹的比喻,可谓比比皆是。

比喻也叫“譬喻”,乃修辞学上辞格之一,借助于类似点,用彼事物来比拟此事物,就叫比喻。构成比喻的成分主要有三要素,为本体、喻体和比喻词,而根据这三个成分的异同和隐现,比喻可分为明喻(直喻)、隐喻(暗喻)和借喻(转喻)三类。

纵观毕飞宇小说中众多的比喻,明喻和隐喻用得较多,其功能不仅体现为通过这种修辞手段,大大增强了作品的艺术表现力(在塑造人物、描写环境、展示心理、呈现认知等方面各显其能),而且也使之成为体现毕飞宇小说世界文学性的突出特点乃至“风格”。他的比喻,从总体上看具有如下两个特点:


一、带有来自民间的浓郁的乡土味和市井气,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如:

“对王大夫来说,前厅和推拿房的分别,就如同屁股蛋子左侧和右侧,表面上没有任何区别,可中间隔着好大的一条沟呢”。(《推拿》,明喻)


“嫂子是一只蝴蝶,她在无声地飞……她是唯一的一只玉蝴蝶……她的整个身躯就是两片巨大的玉色的翅膀,平行,对称,轻巧而又富丽堂皇。”(《推拿》,隐喻)


“而自己呢?却是一只黑蝴蝶,是蠢笨的样子,简直就是一只蠢笨的飞蛾。……小马突然发现自己已经不再是飞蛾了,而是一条鱼。他混杂在鱼群里,和所有的鱼都是同样的颜色,同样的大小。”(《推拿》,隐喻)


“在嫂子没有动静的时候,嫂子是一只蝴蝶,嫂子是一条鱼,嫂子是一抹光,一阵香,嫂子是花瓣上的露珠,山尖上的云。嫂子更是一条蛇,沿着小马的脚面,盘旋而上,一只纠缠到小马的头顶。小马就默默地站起来了,身上盘了一条蛇。他是休息室里无中生有的华表”。(《推拿》隐喻)


“在爱情面前,泰来是一个农夫,怯懦,笨拙,木讷,死心眼。……金嫣决意要做农夫怀里的一条蛇。当然,不是毒蛇,是水蛇,是一条小小的、七拐八弯的水蛇。是蛇就要咬人。她可是要咬人的。她的爱永远都要长着牙齿的” (《推拿》,隐喻)


“现在正是午后,筱燕秋的影子很短,胖胖的,像一个侏儒。筱燕秋注视着自己的身影,夸张变形的身影臃肿得不成样子,仿佛泼在地上的一滩水。筱燕秋汪前走了几大步,地上的身影像一个巨大的蛤蟆那样也往前爬了几大步。”(《青衣》,明喻)


“筱燕秋一身寒气,凛凛的,像一块冰,要不像一块玻璃。”(《青衣》,明喻)


“大雪覆盖了城市,城市像一块巨大的蛋糕,铺满了厚厚的奶油,又柔和,又温馨,笼罩着一种特殊的调子,既像童话,又像生日。”(《青衣》,明喻)


“天下就是装满了玉米的麻袋,天下人就是装在麻袋里的玉米” (《玉米》,隐喻)


“一个女人如果连持家的权利都不要了,绝对是一只臭鸡蛋,彻底地散了黄了。”(《玉米》,隐喻)


“对于心中有爱的人来说,脸上的皮肤才是心灵的窗户呢。窗户红彤彤的,像贴了大红的“喜”字,还有什么能瞒得住?”(《玉秧》,隐喻)

……


二、想象奇特,富有哲理意味。如:

“钱就是这么疯。一点都不讲理,红了眼了。它们一张一张的,像阿拉伯的神毯,在空中飞,爱空中蹿。它们上升,旋转,翻腾,俯冲。然后,准确无误地对准了王大夫的手指缝,一路呼啸。王大夫差不多已经听到了金钱诡异的引擎。它在轰鸣,伴随着尖锐的哨音。日子过得越来越刺激,已经像战争了。王大夫就这样有钱了”。(《推拿》明喻、借喻)


 “情欲是一条四通八达的路,表面上是一条线,骨子里却链接着无限纷杂和无限曲折的枝杈……当情欲缠绕到一定火候的时候,新的枝杈就出现了,新的叶子也就长出来了”。


“爱情是小蚂蚁,千里之堤就等着毁于蚁穴”。(《推拿》,隐喻)


“谎言是一种强迫性的行为,只要你迈出左腿,就必然会迈出右腿,然后,又是左腿,又是右腿。可谎言终究是不可靠的,它经不起重复。重复到一定的时候,谎言的力量不仅没有得到加强,而是削弱,直至暴露出它本来的面目”。(《推拿》,隐喻)


 “恐惧是一条蛇。这条蛇不咬人,只会纠缠。”(《推拿》,隐喻)


“身体不是身体,它是闹钟。在闹钟的内部,有一根巨大的、张力饱满的发条。时间是歹毒的手,当这只发条放松下来之后,时间一点一点地,又给身体拧上了。只有‘手忙脚乱’才能够使它‘咔嚓、咔嚓’地松弛下来。……这只发条也许还不是发条,它是有生命的。它是一只巨蟒,它是一条盘亘错节的蛇。在它收缩并盘踞的时候,它吐出了它的蛇信子。”(《推拿》,隐喻)


“面对盲人,社会更像一个瞎子”(《推拿》,明喻)


 ……

在这两个特点中,前者的“形而下”使毕飞宇小说中的比喻“贴近”下层民众的生活,后者的“形而上”使他的比喻“升华”出深刻的思想力量;前者是新奇的、来自现实生活的,后者是充满想象和哲理智慧的,而它们的共同特点,则体现为既鲜活灵动又充满了张力——一种由密度和强度共同作用而形成的张力。

需要强调的是,说比喻在毕飞宇的小说艺术特色中具有“风格”性意义,并不意味着他的小说艺术唯有比喻。事实上,在毕飞宇的小说中,戏仿也是他非常擅长也非常爱用的一种艺术方式(1),如《玉米》中的这段描写“王书记解开了中山装,双手叉腰,两只胳膊弯把中山装的后襟撑得老高。这是当领导的到了危急关头极其严峻的模样,连电影上都是这样。王连方望着王书记的背影,王书记一推窗户,对着窗外摊开了胳膊:‘都被人看见了,你说说,怎么办?怎么办嘛!’”,就是对特定时代干部喜欢以电影中的干部形象作为自己语言、行为楷模的戏仿,而《玉秧》中的“魏向东不理那一套。上床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上床是暴动。是一个人推翻并压倒另一个人的暴动”,则是通过对文革时期人们“误读”或“滥用”领袖话语的戏仿,形成了一种只有当代中国人才能理解的幽默——而通过戏仿制造幽默,产生喜剧效果,也是毕飞宇小说的又一艺术特色。
             

尊严

毕飞宇的小说题材基本上以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为时间范畴,以市井小民的平凡人生为表现领域,小说主题则有时表现险恶江湖血腥中的温情(《上海往事》、《睁大眼睛睡觉》),有时表现成长中性意识觉醒后的烦恼(《那个男孩是我》、),有时表现被都市激发后一旦释放就难以抑制的现代人的欲望(《家里乱了》、《唱西皮二黄的一朵》),有时又表现“上帝打盹”时人的一时内心燥动(《火车里的天堂》、《林红的假日》),当然,还有男女两性间的战争(《男人还剩下什么》,以及人在社会的塑造面前所呈现出的无力感《(雨天的棉花糖)》……然而,在我看来,在毕飞宇小说世界的众多主题中,最为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对人的尊严的关注。

“尊严”的英文基本释义是“作为有价值的、有荣誉的或受尊敬的品质或状态”(2),中文《辞海》的解释是“(1)庄重而有威严,使人敬畏;(2)独立而不可侵犯的地位或身份”(3) 。这些释义虽然都省略了指称的对象“人”,但它们的共同重点,则都强调了对人之为人的(价值)肯定。在中国当代文学的海量作品中,表现与政治、社会、历史、情感、欲望、命运、生存状态、心理波澜有关的作品不计其数,可是,特别以表现人的尊严为主题的作品,却不是很多(间接涉及到的当然不少)——或许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血火洗礼和政治动荡,使得中国人有众多更加急迫的问题需要面对和解决,在人的解放还没有完全实现之时,人的尊严,对于近代以来多灾多难的中国人而言,似乎是个有点遥远而又有些奢侈的话题。

然而尊严,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体现人之为人的价值的最为核心的部分,也是人之为人最为本能的自我追求。毕飞宇注意到了这一点,并在自己的作品中呈现了他对这一问题的思考(4)。

这就要回到前面论及的“执着”了。毕飞宇在《推拿》中表现一群盲人的执着,在我看来真正的用意其实不是单纯地要表现一种人物性格,而是要通过“执着”,展示他对人的尊严的思考。盲人作为社会结构中的边缘人群(残疾人),他们作为“人”的尊严常常受到或略、遮蔽乃至轻视。然而,盲人也是人,他们也有他们的喜怒哀乐,也有他们激动人心的爱情和丰富复杂的心理——盲人的处境,使他们比常人更能感受和体会到尊严的难能可贵和来之不易,因此,他们对“独立而不可侵犯的地位或身份“(尊严)的感受也就更渴望、更敏锐、更强烈和更敏感。

于是他们用他们的“执着”来体现他们的“尊严”——经历过文革动乱和消费时代的“洗礼”,当代中国人似乎已经从文革时期的迷狂中跳脱出来并在“多元化”的“后现代社会”丧失了“执着”的品行,而尊严也似乎与金钱直接挂钩并形成了一种正比例关系——这使得当代中国社会出现了一种与放弃“执着”相伴而生的无原则无坚持的随和世故,以及与金钱拜物教相伴而生的尊严商品化现象,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毕飞宇选择了更能感受尊严意义的社会边缘群落盲人,通过对他们坚守“执着”的表现,来呈现尊严对人的重要性。

尊严的表现方式当然有很多种,一般来讲,人们总是通过这样的途径来获得尊严:首先,努力使自己遵循社会规则行事,以便在社会中通过“自我合法化”从而获得自我肯定(自尊);其次,依凭自己在社会中的生存合法性的确立,赢得别人对自己的尊敬(他尊);最终,依凭他尊(别人对自己的肯定)实现自尊并获得尊严。对于《推拿》中的盲人们来说,他们之所以如此“执着”,就在于他们身为盲人这一特殊群体,要在“健全”社会赢得社会的肯定,获得并保有人的尊严,唯有付出超出常人的努力,加倍小心地把握好自己的人生方向,方能拥有自尊、达致他尊并赢得尊严,“执着”对于盲人而言,与《推拿》中对“耐心”的描写异曲同工——“做盲人的就必须有耐心。耐心是盲人的命根子,只有耐心才能配得上他们看不见的眼睛”。“执着”对盲人来说,不也是一样吗?缺乏“执着”的盲人,也会如没有耐心的盲人一样,遇事“急吼吼地扑上去”,终究会因为自己的轻率而“倒了”并“赔进去一嘴的牙”。

《推拿》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幕,就是都红“执着”地放弃音乐而学习推拿。都红与生俱来的音乐天赋使她本来有可能成为一个盲人钢琴家,可是一次向残疾人“献爱心”的大型慈善晚会演出,使她坚决而又果断地中止了她的音乐生涯——因为她受不了别人(健全人)对她的迁就、宽容和同情,一句话,她受不了别人(健全人)因为她是一个盲人而对她充满怜悯,她也绝不能忍受以“可伶的都红”的姿态去“烘托别人的爱”,由于敏感地意识到她的演出受到主持人的赞扬,不过是全社会“把残疾人拉出来让身体健全的人感动”,她决定“去他妈的音乐!”盲人都红就是以这样一种执着而又决绝的姿态,告别音乐,走向推拿,并以此维护了自己的尊严!

都红的决绝或许有些过于极端,但以“执着”(一种坚持)表现尊严,在《推拿》的盲人世界中却非个别现象,而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无论是王大夫、小孔、小马,还是金嫣、沙复明和张宗琪,在他们形态各异的“执着”背后,寻求的无不是自己“独立而不可侵犯的地位或身份”,以及自我肯定和自我价值。因此,都红貌似极端的举动,代表的其实是盲人们共同以“执着”的方式确立自尊、维护尊严的共同形态。

在一个“执着”已经受到严重侵蚀,尊严已经在金钱面前节节败退的社会,对“执着”的秉持和坚守,或许已成为保有人的尊严的最基本方式,毕飞宇以盲人来表现并突出这一点,其实是要向“正常人”的社会提出质询并提供参照:身处“黑暗”中的盲人,是那样的以艰难的方式,在意并追求着尊严,那我们生活在阳光下的“健全人”,又是如何认识和对待尊严的呢?在盲人和所谓的正常社会之间,究竟谁在置身黑暗却心中有光,谁在身处光明却暗中摸索呢?“面对盲人,社会更像一个瞎子”,毕飞宇在《推拿》中的这个比喻,是不是就是他对当下社会的一个基本判断呢?他对盲人的肯定乃至礼赞,是不是就是在表达着自己的价值选择呢?而在这种判断和表达中,是不是已经包含了他对所谓“健全人”社会的批判呢?

应当说,在毕飞宇的《推拿》、《青衣》、《玉米》、《玉秀》、《玉秧》以及其他作品中,社会批判的倾向其实是相当明显的。或许与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关,或许与我们近代以来的历史有关,我们的社会常常缺乏甚至忽视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常常表现出对人的尊严的漠然、无感、不屑乃至抹杀。在某些特殊的历史时期,人的尊严还受到非常粗暴的践踏。《青衣》中的筱燕秋、《玉米》中的玉米、《玉秀》中的玉秀和《玉秧》中的玉秧,他们所面对的世界,就是一个少数强权者(《青衣》中的老板、《玉米》中的王连方和郭家兴、《玉秧》中的钱主任和魏向东)欺凌弱势者的世界,弱势者的个人尊严在强权者的淫威下,受到无情的挤迫、弱化、扭曲和消解,与此同时,强权者则在对弱者尊严的摧毁中,获得一种变态的自我膨胀和扩张——这一点在王连方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王连方在王家庄妇女身上“到处游荡”,是以无视妻子和王家庄妇女的尊严为前提的,他占有的妇女越多,为之付出丧失尊严代价的“人”也就越多。 

对人的尊严的肯定、重视和强调,是人类普世价值的基本原则之一。毕飞宇小说所表现出的对中国当代社会的批判,其最为有力之处,在我看来就是他基于对普世价值的认同(5),而对这个社会常常缺乏对人的尊严的尊重进行反思和批判——尊严,是毕飞宇认同普世价值的立足点,也是他展开社会批判的视角。就此而言,毕飞宇在《推拿》、《青衣》、《玉米》等小说中着力表现“执着”,也就具有了一种更高层次上的“修辞”意义:他是要在一个缺乏“坚守”和人的尊严沦丧的时代,通过对“执着”的表现和强调,借助文学的形式,展现人的尊严的必须和可贵!因此,本文的标题“执着·比喻·尊严”,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为:毕飞宇是在用执着比喻尊严——因为,在毕飞宇的小说中,人物“执着”的姿态,已具有了一种“独立而不可侵犯”的“有价值的、有荣誉的或受尊敬的品质或状态”。


本文在3/9/2019 11:25:46 AM被施雨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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