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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当代闽籍作家的日本“性”体验——以“福建二陈”的小说为例 发表日期:2019-01-26
作  者:林祁出处:原创浏览209次,读者评论0条论坛回复0条
当代闽籍作家的日本“性”体验——以“福建二陈”的小说为例
文/林祁
2019年01月26日,星期六

日本性体验可以读作日本性的体验,亦可读作日本的性体验。何谓日本性?何谓性日本?为何偏偏是闽籍作家的日本体验?福建性与日本性体验有何关联?仅仅因为我们在福建所以谈福建作家的地方性?为什么闽籍作家的日本体验之性书写大胆精彩甚至出彩呢?本研究先以“福建二陈”陈希我与陈永和的小说为例,追问一系列“性”问题。

“性”作为核心词,并非仅仅玩文字游戏。作为方法的“性”,具有现代意义,直指身体语言和自我身份。“既是手段也是内容——去寻找文学的叙事秘密及其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即美学和意义诞生之途。”“福建二陈”都在80年代末留学日本,陈希我留日五年返回福州,写了《风吕》[i]等一系列有关日本体验的长篇短篇,核心词是具有冒犯性的“享虐”[ii];而陈永和至今还在日本“永住”。她的《一九七九年纪事》[iii]是从日本回望故乡的文革创伤记忆。日本体验使她对人性有了更为深入而细致的观察及拷问,核心词为“性”[iv]。“性”作为方法,是一种真正的人文主义态度,是从自身——“民族”和“自我”的双重自身——的经验、体验和伦理感出发,从内部的历史和原点出发,去发现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v]

“福建二陈”的写“性”之笔都很“毒”---入木三分,惊心肉跳。在陈希我看来,中日女性在反抗男权的方式上有“阴毒”与“阳毒”之别,日本女性往往表现为“阴毒”——以自虐而虐人,中国女性往往表现为“阳毒”——虐人而自虐。“阳毒”则多以行动示人,推进情节的发展。“阴毒”连接着“物哀”的传统,更多显现为心理上或精神上的病症——自闭、抑郁、歇斯底里。压抑越深,“阴翳”(谷崎润一郎《阴翳礼赞》)越甚。以此病症反映于文学,则揭示人性更尖锐而深刻。

不妨借用陈希我的“阳毒”“阴毒”来冒犯一下二位,男陈可谓“阳毒”女陈可谓“阴毒”也。陈希我说他的写作是一种变态,“从艺术的起源就看得很清楚。我们活得太累了,被阉割了,需要一种狂狷。日本是个充满鬼气的民族,所以其艺术才非常璀璨。川端的例子还不是很鲜明,让我们看看谷崎润一郎。一个男人,很早就性无能了,他只能在阴暗的日式厕所里欣赏美,只能用刺瞎自己的眼睛来保存美,只能诱使妻子去通奸来刺激爱的欲望。这是一种怎样的极致的绝望和希望,是变态。而我们很多作家,甚至没有领悟这种变态的智力,只会从浅层次上理解,只会玩形式。(陈希我:写作是一种变态(《南方都市报》)陈永和也许刚刚“出场”,还没来得及“裸白”,索性读其小说的“身体语言”吧。你将惊叹,她的“阴毒”并不逊色于他的“阳毒”。而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日本的性体验是如何驱使华语语系作家去追求“极致”之美的。


一.日本性与性日本

当闽籍作家走向日本,首先撞上的就是日本性与性日本。日本当代思想史学者子安宣邦在《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序言中第一句话便这样说,“从我们自身的体验中去追寻,何谓20世纪的‘近代’、何谓‘亚洲’乃至‘日本’?”[vi]可以说,20世纪的日本性就是现代性。何谓现代性?没有哪个词比“现代性”这个词的解释更加纷繁多样的了。对此课题颇有研究的汪民安指出,现代意味着与过去断裂,表现出一种新的时间意识。现代性的过程,用韦伯的说法就是除魔化的过程,也是一个理性化的过程。现代社会的除魔化实践,逐渐在政治、经济、文化、观念以及整个社会层面上表现出了它不同于中世纪的独特的现代特征。[vii]

学者李怡将日本体验提高到“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有关,提到了相当的高度。他指出重视日本文化“体验”的真实场域对现代留日作家的影响,这种“深度体验”的影响区别于远距离地从知识和概念的角度接受异域文化的方式。[viii]笔者索性短兵相接,直接将这种日本体验插入“性”----日本性与性日本,试图通过“福建二陈”的性书写,考察日本性体验对当代日本华文作家的深度影响。

李怡分析日本体验的意义:首先,这是一种全新的异域社会的生存,影响所致是全方位的。其次,这种生存体验往往与具体的“小群体”的生存环境、活动方式直接相关,与抽象的族群整体体验的概括性不同。第三,个体的人生经验与群体构成某种对话与互动的关系,形成不同的“流”与“潮”之关系。[ix]除了这些,笔者以为,提出日本性体验的意义在于对现代性批判的深入,现代性问题是20世纪至今社会发展及人文研究之关键问题。

日本的现代化远远地走在亚洲的前茅。中国留日学生作为令人紧张的“他者”[x],既惊喜地投入及享用日本的现代性成果,又彷徨日本[xi],产生现代性进程引发的沮丧、忧郁、焦虑、呐喊和反抗,恰如将现代社会称为“荒原”,将日本称为“荒島”。这其中的一种表达了肯定的态度,而另一种则表达了否定的态度。几乎所有的留学生最早都有“抗日”情绪,毕竟中国曾经是日本人的先生,竟然成了人家的学生,成了被鄙视被嘲笑的弱者,愤愤不平是自然的,“拔刀向鬼子的头上砍去”也时有发生。作为这一代留日学生的“呐喊”,更多的是仰天长啸,痛苦永远新鲜。

陈希我把疼痛写绝了:“我做梦都梦见一杆冲击钻从墙壁直钻进去,墙壁的红色肉瓤扑簌簌喷出来”。在《我疼》中,那个女孩挣扎在疼痛中,这是一种极深的肉体体验,而且其深就深在,那个总是感觉身体疼痛、害怕性痛的女孩,居然缠着男人成就她这种痛苦。无独有偶。从性虐到享虐,在陈永和小说中也有极其深刻的描述:芳表姐的身体被继父霸占,内心的煎熬与身体的凌辱,让她恨母亲、恨男人,渴望被拯救。但其身体变得只能适应于丑陋的继父,“没有反抗,而且很快就适应了,她喜欢得很呢……你没有看到她那个疯狂劲,她躺在我身体底下发出像猪叫声音的样子……”她从适应继父的身体继而迷恋继父的身体。从痛恨痛苦到痛快,痛、且快乐着,陈永和毫不留情无情地揭示了女性身体的悲剧。

显然,在“福建二陈”笔下,疼痛成为一种宿命,在疼痛中,人性的脆弱、荒谬和悲哀昭然若揭:“他所怕的就是即将发生的事,就是他要迎上去的事,就是他在虐恋活动中为自己所安排的事。”“虐恋”看起来是来自肉体的风暴,其实正是精神疾病的生动写照。“生命的疼痛如此尖锐,我无法回避。头疼、牙疼、肩疼、肌肉疼、跌打损伤疼,我的整个人生就是如此尖锐而赤裸裸。”[xii]疼痛成了留日体验者确认自身存在的生命感觉。


进去了。
已经多久没有进入那地方了?很涩,好像生锈了。是残忍地锉进去的。你感觉着自己的残忍。我要捅死你。
这是最后的斗争。
对方好像很可怜,啊啊叫着。她在求饶。你猛然觉得肩膀被她咬了一下。好疼!你几乎要从她身上跌下来。可是你不会跌下来。
你赶快运动起来。这疼,激起了你的情绪。你叫:我要杀了你!杀了你!你在心里嘶喊。


这是陈希我《抓痒》的片段。陈希我用赤裸裸的方式,把我们带进日本的性体验。日本现代性产生的性产业世界瞩目。作为80年代末涌进入日语学校的“就学生”,一批中国人,尤其是福建人,近距离走进日本,直面日本的性产业,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性荒”。中国所没有的“红灯区”、“撕那股”、“情人旅馆”等等,闪烁灯红酒绿的诱惑。有敢作“歌舞伎町的案内人”的曾名噪一时,但那不算文学,充其量算“性案内”,歌舞伎町里多着去了。陈希我的文学则是认真的,“性”正是陈希我用来打破“媚俗”的一个有力武器。其可怕之处恰在于如此过分而真实地书写“性”,“性”并非作为文学书写策略进入其小说,而是一种生命疼痛意识!那可怕而近乎疯狂的日本性体验,让陈希我小说充满了罪恶般的激情和快感。但陈希我仅仅是在写“性”吗?不!他的“性”赤裸裸,却有某种东西隐伏其中。

“出国”其实就是“我”以“身体”的形式对自己肉体和精神的放逐和流亡。比之“出国”,陈永和的“出嫁”就更深入体验日本了吧。且看她的《东京风情:狗与人的故事》[xiii]


狗咪西是条男狗。身子又壮又大,站起来有媳妇一般高。它还在生育期间,一到快要发情的时候,就会乱叫,惶惶不安,到处咬东西,碰到什么咬什么。媳妇虽然从来不带狗咪西出去散步(这任务分配给儿子了),但却特别能理解狗咪西作为男狗的苦处,总能及时在它要大吵大闹之前安抚它。她的办法是拍它躺在她脚边,然后也不回避客人,泰然自若地当着大家的面摸狗咪西的睾丸,直到它性情高昂,像男人发情似地发出呜呜呜舒服的叫声。事完之后,媳妇还坦坦然然找来纸巾擦狗咪西流出来的精液,边看着我,用事务性的口吻说,这下它要安静一阵子了。我搭不上话,只感到脸上发热,好像是自己的情事被人偷看去了一样。


一开篇就把公狗叫作男狗,可见别有用心;好像写狗的世界,其实调侃人的世界,“有的时候,一只狗也能成就一个人的世界。”利用狗性来写日本性,可见作者的“阴毒”。更阴的是,好像让阴毒的日本女人借狗骂日本男人的性无能,却把矛头直指现代日本的性无能问题——


厅里坐着的其他两个男人也一声不吭,眼睛根本不往这边看,依然持续着自己原有的动作,但我可以感到空气中凝聚着一股说不出来的味道。狗咪西也照样使他们难堪了,我想,它在提醒他们,使他们记起他们已经不再是男人了。所以老爷子特别讨厌狗咪西,只要媳妇不在家,他就从老是坐着的沙发上站起来,用脚去踢狗咪西,吼它,去去,滚到一边去。这种突然冒出来的与狗咪西的战斗精神,使终日昏昏沉沉的老爷子有了点旧日的性别感觉……

人见人不叫,狗见狗叫。人越熟悉话越多,狗越熟悉话越少。在两个狗主人谈话的时候,他们的狗很安静,有的时候,两只狗嘴对嘴亲热地舔着,更多的,却是用舌头去探索对方的屁股。跟熟人碰在一起百谈不厌一样,熟狗碰在一起也百舔不烦。


陈永和对日本事物的观察可谓细致,读她诙谐的文字,隐隐可见一个冷冷的阴阴地审视着日本的女人,即便小说中主人公的“我”是个男性,她的女性视角依然藏在文字之间。

陈希我“流民”式的挣扎与陈永和“出嫁”式的深入,皆以另类的特殊眼光及笔触,真实地道出在日本性与日本性的混杂中,一种似可告别却无以告别的生存状态,道出从“性”到“无性”的日本焦虑。

在揭示中国人的精神积弱方面,陈希我确实有着清醒的头脑和锐利的眼光。同样是崇尚“势能”的东方国家,日本早已在国力上雄起,中国却还在遮掩与盲目中追求精神上的鸦片,甚至流连在“怨妇心态”中自怜自艾。通过中日“性”的对比,使其显得更为触目惊心。他在《风吕》中不无沉痛地写道:“一个落后民族的问题,几乎都可以归结到女人的问题。女人牵动着他们的耻的神经。”

陈希我为什么偏偏将这些小说人物放在日本而不是别的国家?除了与作者自身经历的日本体验有关,更是出于对“中日关系”的历史及现状的深层考虑。陈希我曾说过,中日间看上去与一衣带水,但其实鸿沟横隔误解颇深。在大多数民众的意识里,中国从来都是“老子”,日本则是“儿子”。可是甲午战争的炮声击碎了这个顺理成章的逻辑,“儿子”不但反起“老子”来,还直把“老子”打得直不起腰。这种深切刻骨的痛,深深地植根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甚至已溶入血骨,成为一种先验的集体共识。虽然如今的中国GDP赶超日本直逼美国,国家看似富强了起来,但政府收入急剧扩充就真的能铸就一个富强文明的现代化国家吗?“落后就要挨打”的噩梦让我们比任何时候都向往成功,哪怕是不择手段地获取成功。

陈希我的学生陈嫣婧,一位初露锋芒的年轻批评家指出:因着多年留日的经验,陈希我对中日两国的情感都比较复杂,他坦言起初在国内并没有多少爱国心,初到日本时也觉得发达国家什么都好,只是当渐渐体会了弱小民族给他带来的耻辱感,才变得特别爱国,甚至比现在的爱国愤青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强烈而偏激的情愫被他称之为“被踢回来的爱国。”可回国后,对国内生活的不适应加之国外生活给他带来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又使他生出对日本的怀念,以至于与自己的祖国倒格格不入了起来。这种“两不靠”的夹缝中的状态便成为陈希我的思维基调,他在《日本向西,中国向东》的序言中写道:“也许,这里所谓的‘日本’,不过是中国眼中的被指代为‘现代化’的日本。所谓的‘中国’,也不过是日本乃至‘现代’的价值观所参照下的中国。这是两种可疑的眼光,但这并不意味着混乱。它更像分别的两只眼睛,它们除了瞄准正前方,角度也都不相同,经视网膜传到大脑里的影像也就有差距,但聪明的脑子用这种差距制造了立体感。”所以他坦言笔下的日本并非就是“真的日本”,虽然追求“真”是所有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乃至文学的本职,可是任何言说都仍然夹杂着情绪乃至偏见,所谓“真”,其实也是虚妄的。既然并不存在绝对的“真”,那么追索这种“真”的过程和方法就显得更为宝贵;同样的,陈希我笔下的“真日本”是否是“真的”也并不重要,因为他看待日本的眼光和思考日本的方式,才是最有价值的。


二.性体验与性书写

陈希我曾说他的《大势》是一部探讨遗忘的小说,借此探讨中华民族该如何处理历史的伤痛?《大势》原名《操》,主人公王中国因女儿爱上日本人,愤而嫖日本妓。男人因为自己的女儿被“操”而感到羞耻,被逼向了崩溃的深渊。本来在他重男轻女的观念里,女儿只能是“挨操”的贱命。更可怕的是,女儿是被一个日本人占有,一个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生命的蹂躏,是可忍孰不可忍。战争与耻辱的记忆早已成了王中国存在的一部分。他企图通过嫖日本妓来满足对男权的虚幻的欲望,可“人无法抓住自己的头发飞起来”,鲁迅先生的这句话经常被陈希我引用,他讲的其实就是一种生存困境。男人无能,转而对女人施暴,体现的恰恰是这个民族男人精神世界的羸弱和隐痛。“他在自虐性的想象中,心态越来越扭曲,对女儿从言语暴力不断升级为身体暴力。

《大势》借男性对女性身体的暴力强制,对自我的心灵自戕,延续着百年中国男性面对日本的屈辱感。由于二战的民族创伤性记忆,中国女性身体被作家赋予更复杂的隐喻性,“她是我的家,我的祖国”。郁达夫时代由于青春期性压抑,以及弱者子民的屈辱感而导致的自戕自虐行为,到当代留日小说作家陈希我的笔下,转而为以变态而激烈的方式保护女儿——王中国的尊严。在捍卫中国男人的尊严过程中,陈希我让王中国精神自虐、心理自虐以至于濒临崩溃。”[xiv]小说表面上看是一部探讨伦理的作品,实则家国同构,家是国的缩影,用王中国对父女苦难纠结的命运,喻指国民心态的狭隘与阴暗,从而探讨中华民族该如何走出历史创伤,走向真正的“大势”,这恰是陈希我性书写的潜在意图罢。

留学之初,陈希我经历了生存空间极度逼仄的切身体验。小说中的“阵地”旧公寓混居着“黑人”(非法滞留日本者)或身份低微的日语学校的“就学生”,仅见少数女人如入狼窝。这群来自福建的“流民”集中了长期黑暗的底层生存所滋生的劣根性,他们自卑自贱,又自尊敏感,相互施虐,又彼此受虐,直至“享虐”。也许这种性体验成就了陈希我写“性”的风格:一上来就脱得精光,让你惊愕不已。你打算逃离,却发现身陷其中。对于私人场景的真实书写,对于触觉、嗅觉的感官运用,以及那些被撕扯开的无所顾忌的性场面,让你在荒谬和虚妄中出一身冷汗。有评论说他,比起我们经验中的任何一位色情作家都更加可恶。

看来陈永和比较可爱,毕竟是女作家,尽管她擅长以“女扮男装”的“我”叙述故事,女性本身对性爱的敏感与渴求,迫使她直面日本“性”问题,也使她的作品具有先锋的现代意义。性是人类生生不息的根本,是各国文学永恒的主题。所不同的是《一九七九年纪事》通过“性”书写特殊时期底层人物的命运,审视身体与身份、权力、性的重重纠葛,特别是揭示了从性虐到享虐的女性悲剧。不同于往常灵魂深处闹革命的常见之作,它以身体性忏悔的冷静,对当今社会具有现代性意义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除了性别的“换身”,还有地点的“换位”——从日本回归中国,以及记忆的“换时”——站在一九七九年这个重大历史转折期回溯文革,这些身份及时空的距离,似乎使她的性书写不如陈希我那么“直接”。也许这是一种写作策略吧。其实,她比较长时期的深入的日本性体验,使我们对她的日本书写有所期待。作为一名至今尚在日本的女作家(日本永住者),在经历两种文化的冲击与熏陶之后,她面对历史、面对人性、面对生存等现代性问题的思考,应该产生不同于本土作家的角度和深度。这种独特的角度和深度,使文本更具有文学价值。

显然,陈永和的《一九七九年纪事》持有一种讽刺性的距离。但是,面对性压迫、性虐待,她的女性主义立场使之不得不反抗,不得不短兵相接,直指要害。1979记事中最怪诞最恐怖最惊心动魄也是最深刻之处在于人变老鼠的异化,在于人性的扭曲和黑暗通过“身体”暴露无遗。小说揭示,只因一场革命,两个不同出身的人被结婚。没想到这个来自知识分子家庭的弱女子,竟强得被毒打也不愿和工人阶级的丈夫睡觉。结果,性虐待致她的身上永远打上他“工人阶级”的印记。更有甚者,她的女儿也被继父性侵犯,甚至从反抗到臣服。似乎只是一种习惯吧,习惯却是一种很可怕的势力。陈永和无情地揭示了女性身体的悲剧,从性虐到享虐,是女作家直视性要害的剖析,惊心动魄,入木三分,是对男权政治的批判和挑战,更是对女性主义的深刻反省。看来,陈永和比陈希我还要“可恶”,可谓“阴毒”。

米兰·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xv]中写道:“最沉重的负担压迫着我们,让我们屈服于它,把我们压到地上,但在历代的爱情诗中,女人总渴望承受一个男性身体的重量。于是,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成了最强盛的生命力的影像。负担越重,我们的生命越贴近大地,它就越真切实在。相反,当负担完全缺失,人就会变得比空气还轻,就会飘起来,就会远离大地和地上的生命,人也就只是一个半真的存在,其运动也会变得自由而没有意义。”

福建向来有抒情诗传统,当舒婷的爱情诗浮出历史地表,挺立在文革后的荒原上时,它具有挑战性,但随着时光的浸染,似乎已成为温情脉脉的新传统。福建二陈的小说除了在体裁上挑战福建的诗传统,更在题材上挑战爱情诗,直逼性与人性。

一方面,作为文革的见证者和经历者,促使她对这一疯狂年代进行深刻的历史批判与反思;另一方面,作为长期旅居日本的华文作家,异国文化的感染与碰撞,使她能够尽量以国际性的文化视野来反思现代社会。在现代性语境下,我们该如何重新看待历史?如何面对现代性的焦虑与困境?站在日本这似近非近的彼岸,站在今天审视那并不遥远的历史,独特的空间与时间距离产生独特的视点,使陈永和的作品具有不同于大陆一般作家的清醒与冷峻,甚至比男人更厉害,更尖锐,更尖刻。

在谈到性体验与性书写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文学传统“私小说”的影响。私小说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二十世纪初,郁达夫、郭沫若、张资平等在日本留学期间凭借日本开放的窗口,广泛接触和接受了西方先进思想,也受到正在兴起的日本自然主义及私小说的影响。如,郁达夫创作的“自叙体小说”[xvi],以直率的自我心迹坦露与内心独白为其特色。心理描写成为主要手段。在郁达夫的小说中,男主人公的压抑更多地表现为青春期的性压抑,男性之间的同性恋被认为是最美的纯一的爱情。到了世纪末的留日热潮,曾经留日及还在留日的华文作家,长期浸淫于日本社会独特的“风吕”文化当中,也有意无意,或多或少受到私小说的影响。显然,它也影响了“福建二陈”的性体验与性书写,使之性书写大胆而细腻,精彩而出彩。

但,为什么偏偏是福建作家?莫非日本性体验与福建性有关?作家陈希我谈及陈永和时讲到:地域是精神概念。陈永和成长于福州,之后留学日本,目前两栖于北海道和福州。[xvii]这里谈及的“精神”,是“精神病性”,是“精神黑暗”,是“人性黑暗”。

那“地域”又是什么?一九七九年的三坊七巷与台江三保,在福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街区,蕴含着“身份”的差异,以及身份背后的“精神黑暗”。陈永和主动离开故乡又时常返回故乡。故乡是身体生生死死的地方,是“生死场”。在“生”的故乡看“死”的火葬场,从“精神病院”求生或求死。这种清醒而冷静的生死意识,使这位女作家驱笔深沉,不乏哲理。


三.福建性与挑战性

何谓福建性?学者刘小新曰:“福建是两岸文化交流的前沿平台和重要基地。闽台之间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地缘近、血缘亲、文缘深、商缘广、法缘久。近年来,闽台之间的经贸合作和文化交流日益深化,闽台文化交流与合作面临着新阶段、新机遇和新挑战。”[xviii]何谓新挑战?

也许曾留日与尚在留日的“福建二陈”的性书写是一种挑战,向文坛不敢提性实则性无能性无力的平庸挑战,向某些名家貌似勇敢的“写性”实则无病呻吟,为写性而写性的媚俗挑战。为什么偏偏是福建作家?福建这地方有什么特点呢?

第一,海外性。“海水所到,华人所到;华人所到,罪恶所到。”陈希我曾在接受采访中谈到:“中国近现代有三种著名的逃难,一是‘闯关东’,二是‘走西口’,三是飘洋过海,而这其中最可怕的就是飘洋过海。前两种只是放逐于陆地,第三种是从陆地放逐到了海洋。人必须附着土地,没有土地,就失去生存根本。”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便是立足于黄土地的民族,与西方那些蓝海洋民族的根本区别在于固守不变,若大山挡住门口,便祖祖孙孙挖山不止,所谓愚公移山的精神。与“移山”所不同的西方则主张“移人”,美国便是移民的美国。而陈希我的《移民》所表现的是不同大陆传统的流动,不同于中央主流文化的福建“流民”。用一部小说来阐释“流”这个世代中国人内心深处共同的恐惧和隐痛,实在是非常准确地抓住了民族历史和国民文化的软肋。年轻学者陈庆妃指出:作为一个有着5年侨居日本经验的留学生,陈希我后来的写作屡屡回首他“痛感”出发之处——日本体验。陈希我来自“流乡”,这个叫“流乡”的地方有着移民的传统,最初,流乡人从中原移民到南方,后来又移民到海外,下南洋,闯东洋,入西洋……生命不息,流动不已。他的家族历史的基本姿势都是“跑路”,源源不断上演着“胜利大逃亡”的戏剧。家族的历史和自身的经历让陈希我对“外人”的身份、生活的表现更具有穿透力。陈希我涉及日本题材的小说有《风吕》、《罪恶》、《大势》、《移民》。《移民》的主要叙事情节,即是以改革开放之后的几波出国热为背景展开的。(陈庆妃)和陈希我的其他小说一样,完成出版于2013年的长篇小说《移民》也是几易其稿,在最初命名为《流之氓》的初稿中,主人公的人生遭遇绝大部分被放置在了日本,几经修改之后重心虽被移回到国内,但“移民”的主题未变,日本部分的内容也基本得以保留。小说之所以最初会被命名为《流之氓》,这与陈希我长期对近代以来中国人在迁徙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流”状态的观察和思考密不可分,《移民》这个题目看上去虽然更为隐晦,然其本质上体现的仍是“流”的内涵。

我们亦不难看出,作品中的“我”有陈永和的影子:经历文革,旅居日本,现在于福州和日本两栖。这些都与作品中的“我”相似。作为文革的见证者和经历者,这个“我”的创伤之痛,也是陈永和的痛。陈永和与“我”一样,有着两种文化身份。“我”在离国前,选择把“过去、将来、心的一部分、包括生命”与梅娘的发卡一同埋葬在土里,这能显示出多年后此刻的“我”孤独、悔恨、绝望,以至灵魂依旧无处安放;福州已经不属于“我”,“过去已经过去,将来没有到来”,那么,“我”只能是“过去”的“我”,“我”只能从过去来,也要回到“过去”里去。这都反映出双重身份的“我”对自己身份的迷茫和归宿的不确定。

在经历了两种文化的熏陶和洗礼,在两个空间之间的辗转,华文作家的双重身份,让福州二陈“游走于中心与边缘”。正如演员因扮演了多重角色而真正成为伟大的演员一样,“跨文化作家”因有机会扮演多重角色、“有更多的机会体验现代性语境下的多重创伤,这决定了他们作品的深刻性和现代意识”[xix]。

第二,边缘性。所谓天高皇帝远。北京打出的热弹,到福建就冷了。所谓“闽”字,门里一条虫,只有出了门,虫才能指望成龙。陈希我在小说中引入大量史料和传说来佐证福建的尴尬处境,祖先逃难来到这片“南蛮之地”,是靠吃蛇肉,与蛇交媾活下来的,这里的人阴柔、孤僻、病态,拜女子(妈祖)为神,将自己放逐至水,“流”的状态是他们的常态,面对的大海却是变幻无常的。于是放逐与迁徙成了生活的常态,与中原光明正大的形象形成剧烈反差。福建的不少氏族大家世代以读书考取功名为业,读书之风很盛,甚至一个家族内就出过不止一个进士,但这些人及第后几乎都选择了北上京城,只有当仕途遭遇挫折时才会想到返回故乡聊度余生。作者似乎是想借此说明,无论是“闽”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还是“流”这种特殊的生存方式,终究是边缘化的,不稳定的。所以他们的一生都只能是奔走在路上,流离外乡,走南闯北,下南洋,渡西方,时至今日,大凡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可以听到福建话。

第三,多元性。也可以说是碎片性。福建存在多种方言便可窥一斑。陈永和在小说里将其喻为一个“桶”,各个阶层、各个人物的交错命运被迫混合在这个“桶”里。福州的文化遗产三坊七巷,当年的达官贵人聚集居住的地方与台江三保鱼龙混杂的地方,都混在桶里。陈永和小说中的重要人物芳表姐妈就属于这里。那个荒唐年代的荒唐身体,那间满是老鼠的屋子,只有异化成老鼠的读书人……一切的一,都在“桶”里。

陈永和向我们展示了在文革背景下,通过身体性异化的独特描写,批判和讽刺了。她的回忆和故乡福州联系在一起,她离开福州留学日本,思故乡回故乡是所有游子所走的回忆之路。因为故乡就是回忆的源头。但我们发现,故乡不仅是出身地,也是身体的源头。身体是天生的与生俱来,从故乡出发;回忆是后天的源源不断,回归故里。这种出发与回归,既是时空意义上的,更是情感和精神意义上的。从精神归依的维度看,故乡从现代自我的价值源头,上升为一种理想的生活状态,一种生存方式的暗寓(精神家园),寄寓着对现代人生存处境的思考和批判。所谓故乡就存活在创伤记忆中。20世纪为人类留下了各种巨大的创伤记忆。沉默不语的历史,只有靠现实的人激活。“福州二陈”用文字像刻碑铭一样,记下一代人如何经受创伤,如何反省创伤,如何表现创伤以及如何从创伤记忆中走出来,活出来,不再无奈地沉溺于历史的惰性,不再把创伤记忆作为亏欠的遗产丢弃。由是,下一代或许就不会在新的生活方式中将这些创伤记忆轻易地遗忘、抹去,不会重复前人曾经有过的命运。这令人想起中国现代文学著名的女作家萧红的故乡体验。其书写已成为“现代性的无家可归”之苍凉的注释。[xx]同样有离家赴日的异乡体验,日本性体验。日本新华侨作家陈永和的回归之路,并不在习以为常的“灵魂深处闹革命”,而是身体性的忏悔。它有别于创伤文学的“赎罪”书写(通过赎罪人的心灵得到净化、矛盾得到化解)。其通过身体性忏悔的这种回归,具有更为深刻的现代性意义,冷静而清醒。我们只能从身体的出生地、从我们的历史和传统而不是“心灵”中寻找救赎的资源和希望。这是《一九七九年纪事》不同于其他跨文化作家的创伤书写之处,也是日本华文文学对中国文学所奉献的一点“收获”。


四.结语:

作为方法的“性”不同于欧美华文文学的移民心态,日本华文文学背负着两国沉重的历史,直面中日敏感的现实,彷徨于似近非近的中日文化之间,留下了非凡的创作实绩。“福建二陈”的精彩登场,以实绩在世界华文文学新格局中画上一个惊叹号:请关注日本华文文学的独特性与现代性。

著名学者李欧梵从个人的切身体验出发,对此有自己一番独到的见解和看法。他自言身处异国,常常要扮演两种不同的角色,一种是寻根,一种是归化。但他认为这不再是一种两难的选择。他深有感触地说:“我对于‘漂流的中国人’和‘寻根’作家的情绪上的认同固然是因为其中包含的共有的边缘性,只是我在面对中国和美国这两个中心时,我的边缘性是双重的。”[xxi]正因如此,当代闽籍作家的日本“性”体验及其性书写具有了独特的价值与意义。“性”作为方法,赢得了小说的历史纵深与现实批判力,为世界华文文学提供了新的视野。


参考文献:
[i]陈希我.风吕,我疼[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ii]陈庆妃.“享虐”与“性越境”—当代留日作家陈希我、林祁的日本体验及其性别话语[J]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日本新华侨华人文学中的性别话语研究”专题
[iii]陈永和:《一九七九年纪事》《收获》2015年长篇专号(秋冬卷),10月13日出版。
[iv]林红.身体·性·忏悔-------评日本新华侨女作家陈永和《一九七九年纪事》[J]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日本新华侨华人文学中的性别话语研究”专题
[v]梁红.作为方法的“乡愁”,[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6
[vi](日)子安宣邦:《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赵京华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一页
[vii]汪民安:现代性[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6
[viii]李怡.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ix]李怡.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x]“他者”
[xi]林祁:彷徨日本[M].福建:
[xii]陈希我.风吕,我疼[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xiii]陈永和:东京风情:狗与人的故事,《收获》2015-10-14
[xiv]陈庆妃.“享虐”与“性越境”—当代留日作家陈希我、林祁的日本体验及其性别话语[J]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日本新华侨华人文学中的性别话语研究”专题
[xv]许钧译,生命不可承受之轻[M].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
[xvi]郭勇.郁达夫与日本“私小说”及“唯美主义”文学[J].《宁波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
[xvii]陈希我.一个纯粹的写作者—陈永和印象[J].福建文学.2016年第2期.
[xviii]刘小新,推动闽台文化合作推进文化精品建设[J].学术评论,2014年04期
[xix]周桂君.现代性语境下跨文化作家的创伤书写[D].东北师范大学.2010.
[xx]卢建红.“乡愁”的美学——论中国现代文学的“故乡书写”[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一期
[xxi]李欧梵徘徊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此文原载《福建省现代文学研究会2016年学术年会论文集》光明日报出版社2018年8月出版)

【作者简介】林祁,女,出生于厦门,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为厦门理工学院教授,日本华文文学副会长。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曾留学日本多年。主要作品有诗集:《唇边》《情结》;散文集:《心灵的回声》《归来的陌生人》;纪实文学:《彷徨日本》《踏过樱花》;论著:《风骨与物哀:20世纪中日女性叙述比较》《历史・瞬间・越境——中日比较文化》《史韵禅思—中华文化史研究》;译著:《望乡》《女性的自我与表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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