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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欧华文坛大家林湄 发表日期:2018-06-29(2018-06-30修改)
作  者:高关中出处:原创浏览65次,读者评论1条论坛回复0条
欧华文坛大家林湄
文/高关中
2018年06月29日,星期五

(德国汉堡)

那是2014年在广州举行的首届世界华文文学大会上,专门辟出一个场所,展示海外作家的作品,我注意到一个大书架上满满两层摆得全是一位作家的作品,这位作家就是来自荷兰的女作家林湄大姐。她的作品,不仅量多,而且质高,其中代表作《天望》和《天外》,更是煌煌巨著,受到了海外文学研究界的广泛关注。这让我对林大姐敬佩有加。

2016年5月,我在布拉格举行的欧华文学会首届国际高端论坛上又见到了林大姐。通过几次接触和会议前后的电话采访,我对她的人生和创作有了一定的了解,真的是不平凡。梅花香自苦寒来,林湄的人生旅程从大陆到香港到欧洲,堪称三部曲。其中颇多坎坷,她却独自接受了生活中不幸风浪的袭击,在逆境中奋力前行。始终满怀创作激情,谱写人间百态,道出海外炎黄子孙的心声。林湄的创作引人注目并为许多读者所敬仰,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她就被誉为“欧洲华人文学的新星”,如今这颗新星已成为欧华文坛的耀眼巨星,发出更加绚丽夺目的灿烂光辉。

 

人生三部曲之一:在大陆被树为知青标兵

林湄,原名林梅,出生于福建泉州华侨世家。原籍福清上迳镇梧岗村,祖父为新加坡华侨,父亲林敦渊出生于新加坡,年轻时在上海求学时参加过抗日救亡运动,国共合作抗战时期在浙江丽水任军邮局长。抗战胜利后调任于杭州、泉州等邮电局。她从小跟随父亲的工作辗转调动,长大。先后就读于梧岗小学、虞阳中学、福清一中。她和祖母在乡间,因有侨汇接济,生活优越,度过了快乐的童年时光。儿时水稻田里抓青蛙、玩泥巴的经历,让她受到大自然美的熏陶。

她母亲是浙江萧山的—位江南才女,在母亲的熏陶下,林湄自幼爱好文学,阅读了大量中外文艺作品,进而喜欢写作。小学期间,第一篇作文《远足》就得了95分,曾两次在学校作文比赛中夺魁,林湄考初中,作文《难忘的一天》获满分。

福清在福州以南四五十公里,是著名侨乡。印尼巨富林绍良(1916-2012)就出生在福清。林湄悠悠回忆,“那个村子的男人们都下南洋了,留守在家的女人们就一天天地等,然后就是写家书,她们不识字,就让我代写,我觉得写这些信很容易。”她的写作生涯从此展开,当时她上小学三年级。“写完信便送给我一条绣花手绢”,林湄回忆起来,小小的奖励让她非常开心,这也渐渐开启了她的写作之路。“我念书时作文很好,拿起笔来就能写,很小就有当作家的梦。”

她13岁就开始在校刊发表诗歌散文,如《故乡》、《借柴》、《江阴岛》等。初中毕业后,因成绩优秀而保送到高中。作文常常被老师作为范文张贴在课堂墙上,如《读<劝世歌>感想》等等。

18岁林湄高中毕业,就在她踌躇满志地准备报考大学时,某领导看中了她这个出生于“华侨世家”的代表,想把她树立为红旗下的“时代典型”,便千方百计动员她到广阔天地插队当农民。在那个红色铺天盖地的年代,她只有顺从而无其他路可走。在福清音西公社农村,她怀着纯真的信念和青春的热情战天地斗风雨,成为先进 “青年标兵”“劳动模范”“读毛选积极分子”。

说起知青下乡插队,不少人以为是文革期间1968年开始的运动。实际上,60年代初就已动员部分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以解决就业问题,当时还树立了几个标兵如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等,都是北方人,而林湄被树为“南方的邢燕子”。

时代的大潮将豆蔻年华的林湄推向了浪尖。由于带头到农村插队锻炼,1966年,她被福建省教育厅树为归侨子女先进典型。“我下乡后到处作报告。”在千人的大会上谈自己下乡的体会,可谓大红大紫。林湄回忆说:“在我面前都是鲜花、政府官员对我的期望和祝愿,我好像被一条条红锦段包裹着的小青树。”

正当她以“又红又专”“优秀青年标兵”的身份被保送到北京一名牌大学深造时,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骤雨降临了,不仅革去了她上大学的青春梦,而且把她打入了地狱深渊,一夜之间,她从“红标兵”变成“黑标兵”,在“文革”中饱受冲击,受尽了人间的屈辱和苦难。

 

人生三部曲之二:在香港成为名记者

“文革”的经历让林湄伤透了心。她心灰意冷,萌生去意。她和丈夫结婚后住在上海外国人居住的特殊公寓。由于都是侨眷,丈夫于1972年被批准移居香港。林湄次年才到港岛,昔日的雄心壮志都已幻灭,曾打算相夫教子,做个小女人。但在香港,生活环境变了,她的丈夫也变了,1981年,林湄终于结束了多年烦恼不安的婚姻,拖着两名幼儿艰难地开始独自谋生。她先后当过玩具厂工人、珠宝店售货员、广告营业员。

为了生活,她开始经商,想挣一笔钱后再从事她喜爱的文学创作,然而天不随人愿,她被奸商所骗,血本无归。这是林湄人生的又一次灾难。

她直面悲惨的不幸,没有沉沦,而是抚平心灵的创伤,重拾年少时对文学的执爱,毅然拿起笔来,并将名字林梅改为林湄,其意是:将快要枯死之林,移种于“在水之湄”,以写作来恢复自己的青春和生命。

林湄自知自己性情与个性不适合经商,决心吃“文字饭”。当时她一面在香港《经济导报》广告营业部供职,一面利用业余时间顽强地进行文学创作,一篇篇精美的散文和短篇小说在她笔下涌现出来,并见诸香港各报刊。她以优美的文笔和丰富的情愫开始在香港文坛崭露头角,一步步走上文坛。

第二年,林湄如愿地来到中国新闻社香港分社任记者编辑。在这里,如鱼得水,施展才华。她从小就对中国老一辈作家的爱慕与尊敬,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后,她开始关注那些命运多舛的作家与高级知识分子。从1985年起旋风般频繁地出入内地,采访了一系列大名鼎鼎的学者作家艺术家,如钱钟书、杨绛、冯友兰、汤一介、张光年(光未然)、巴金、丁玲、冰心、沈从文、萧乾、萧军、俞平伯、夏衍、陈景润、刘海粟、梁漱溟、赵少昂、冯牧、杨沫、茹志娟、王蒙、范曾等等,写出一篇篇访问记。林湄能够接连采访这么多大家,足见她作为记者的功力。这些文章发表在五大洲几十家华文报纸上,在海内外引起很大的反响,其中数篇专访被世界47家华文报纸同时转载,震动了海外文坛。林湄也从此跻身于香港的名记者之列。

难得的是,很多名人从此与林湄结下友谊。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的沈从文先生手迹中,就有给林湄的一封信;巴金也为她的书题字。而林湄的记者生涯中最有趣的,则是成功“撬开”了钱钟书的嘴巴。

当时钱钟书对新闻界人士避之惟恐不及,听说他连英国电视台记者的采访都断然拒绝了。1985年初冬,林湄虽通过文艺报总编吴泰昌先生的联系,但钱钟书在电话中回答“谢谢她的好意,这次免了。”吴泰昌便约林湄来个“突然袭击”,没有打电话预约就直接找上门去。他们按了门铃,出来开门的正好是钱钟书本人……钱老客气地招呼他们坐下,林湄单刀直入地提问,钱老就用幽默来抵挡“这分明是引蛇出洞不成,来了个‘瓮中捉鳖’。”由于林湄有备而来,随之对钱老请教自己读《围墙》后的一些看法和想法,钱老随和地一一回答了她提出的问题。当问到钱老对诺贝尔文学奖的看法时,钱老笑答了一段重要的讲话。事后,林湄发表了一篇题为《“瓮中捉鳖”记》的人物专访。文章中关于钱老对诺贝尔文学奖的那段精彩陈述,引起中外文坛的震撼。不久,钱老写信给林湄幽默表示是非只因口多言,因他先后收到三位读者来函的抨击。当然,钱老一笑了之,不予回答。

回忆此事,林湄说“钱先生当时还议论了几位红的发紫的人,但不许我记录和公布。” 林湄傻傻的纯真,事后才知道,这是钱钟书平生唯一一次接受记者的采访。

1989年, 林湄把30篇中国学者名家专访结集在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文坛点将录》。著名翻译家、作家萧乾为她作序。萧乾是老记者,他很欣赏林湄的采访技巧,说她“能拆除采访者与被采访者之间的藩篱,把采访变为谈心”,“有一种不寻常的本事,使被采访者向她启开心扉”。萧乾评价,“她的贡献是出色的”。 这本书很有文学和史料价值。2006年“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再版时,书名改为《精神王国的求索者》。

在从事新闻工作的同时,林湄也在进行文学创作。1986年,她的散文小说集《诱惑》出版了。《诱惑》一问世,即得到了各方面的好评,祝贺的信、电如雪片般飞来。著名老画家刘海粟大师专为《诱惑》题签和题诗道:“岭上红梅得古馨,高寒出手气无论,万花敢向雪中出,一枝独先天下春。”因林湄原名林梅,老画家在诗中以梅花的高洁来称赞她。

一炮打响,并没有使林湄沾沾自喜,她认为,只有长篇小说才能更广泛、更深入、更全面、更细致地反映香港女性的现实与命运。1990年,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泪洒苦行路》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了。这部小说以上世纪80年代的香港为背景,以动人的笔触、细腻地描写了3个“受伤”的女人因选择人生路向有别,反映出不同的生存态度与存活的方式。小说以叙述和回忆的形式透视了她们在遇到坎坷后的心理反应,在爱与恨、灵与肉、生与死的各种层面作了精彩的描写。小说一问世,立刻在海内外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文学大师巴金在读了这部长篇小说后,在扉页上写了大大的一个“路”字,夸奖她写出了“女人难走的路”。《泪洒苦行路》仅在中国内地,一年内就重印了3次。回忆起写作背景,林湄皱着眉头说:“一个女性要是不同流合污,在社会上该有多么难!我当时写这个小说,就是想回答‘娜拉离家出走之后怎么办’的问题。”挪威剧作家易卜生(1828-1906)的1879年剧作《玩偶之家》中娜拉遇到的问题,也正是林湄在香港经历和看到的。她用生花妙笔,描绘了东方娜拉们的多样人生路。

《诱惑》、《泪洒苦行路》及短篇小说集《罗经理的笑声》是林湄步入香港文坛的里程碑。《泪洒苦行路》,更是她的成名作,奠定了她在香港文坛的地位。

 

人生三部曲之三:在荷兰潜心写作

1989年,林湄开始她人生的“第三部曲”。那年夏天,林湄为了寻找新天地,毅然离开香港,闯荡西欧。先到比利时,几经波折,受聘根特国立大学汉学院任特邀研究员,第二年移居荷兰后,为香港《文汇报》写了10年的专栏。由于随笔和小说两个专栏需要每天撰稿,熬夜、加班是家常便饭。日复一日握笔写作,手指甚至出现了肌肉粘连。手术后手掌还裹着厚厚的纱布,回家就拿起笔来,坚持写作。可以想象,独立特行初闯异国他乡的不易与艰辛。

到荷兰不久,林湄便以她的诗歌风靡了这个风车之国。1991年,她的《春之颂》荣获荷兰文化基金会主办的国际诗歌节诗赛奖,这是基金会主办13年以来荷兰华人第一次获此殊荣。1995年11月,又以《相逢》一诗再获此奖。事隔数年又是同一华人诗人再度蝉联此奖,一时传为佳话。

定居荷兰的林湄,摆脱大都市的喧嚣,潜心写作,尊从独立思考的文学观与内心的大自在,操守自我的作家生存形式与姿态,每次出门习惯性带上纸和笔,一旦灵感涌动,立即将其记在纸上。此外,她十分珍惜时间,即使是做家务,都会巧妙安排。“我一边在厨房里开着小火煲红烧肉,一边在书房写作,这样两不耽误。写作倦了的时候,就起身洗洗碗、扫扫地,当作调换脑体活动。”

就这样,林湄在创作这块园地上广种深耕,迎来了创作的丰收:除了诗歌《春之颂》和《相逢》之外,还出版了散文集《如果这是情》、随笔《我歌我泣》和散文诗集《生命·爱·希望》、游记《带你走天涯》、中短篇小说《不动的风车》、《西风瘦马不相识》,长篇小说《漂泊》、《浮生外记》、《红与蓝》(原名“艾瑟湖”)等。

期间出版的长篇小说《漂泊》《浮生外记》再次引起华文文学界的关注。前部小说反映中外恋情,由于东西方社会文化、价值观差异、两种文化的碰撞、影响与发展所产生的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后部写荷兰四代华人的沧桑命运与现实生活的投影。以上作品大都深层次的反映了海外华人的生活和命运,引起了许多海外华人的共鸣,所以,短短数年就获得荷兰侨界的赞赏,有几位侨领倡议合资于1995年6月16日至18日,在荷兰南部的安特霍芬市(Eindhoven)举办了“林湄文学创作研讨会”。来自中国内地、香港和德、英、法、荷、比、卢等国家和地区共40多位作家、评论家、翻译家、出版家、教授和记者参加,对她的文学创作给予高度的评价。

在开幕式上,研讨会筹委会主席林德华先生(欧洲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会第一任主席、中国海外友协顾问、荷兰德临集团主席)致开幕词说:“这次华人女作家研讨会,在西欧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它对弘扬中华文化,加强中西文化交流,奠定华人文学在欧洲的地位有着重要的意义。林女士移居欧洲以后以严谨的创作态度和坚忍不拔的精神,排除种种困难而取得了很高的文学成就。这不仅是她个人的成就,也是我们欧洲华人的骄傲。”

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常务书记张锲说:“林湄是一位勤奋有才情、有热情、有追求的作家,也是海外华人作家队伍中有生气的一颗新星。对于人生她有不倦的追求,她的长篇小说《泪洒苦行路》以深刻、感人的社会内容打动着读者。林湄有着苦难的经历,但她对祖国的感情没有改变,她的许多作品都在祖国出版。”

法国著名翻译家李治华说林湄创作的题材均是我们日常关注的社会问题-----比利时根特国立大学汉学院东西文化研究所所长魏查理(Willemen, Charles)教授在会上表示林湄的文学作品贵在两种文化的读者均能接受-----会后,“林湄文学创作研讨会”被中外数十家报刊及数家欧洲国家电台报道,中国的《人民日报•海外版》也作了报道。

研讨会之后,林湄在文学创作上更如同东风化雨一般鼓起了新的风帆。1995年底,其短篇小说《边教授》荣获台湾《中央日报》主办的第一届海外华人文学创作佳作奖,1996年底她受台湾新闻处、侨委会和文化部邀请随团到台湾参观访问。

1997年2月24日,荷兰国际广播电台中文台访问林湄,问及对一些海外华人作家一鸣惊人、名利双收的看法,她开诚布公地表示:“我不会迎合洋人的趣味写作,更不会损害祖国与自己的尊严去换取个人的利益和好处,因为没有民族自尊的作家不是好作家!” 赤子之心可见。她始终坚持以华文写作,并说:“汉语是世界上美丽而悠久的语言之一。我相信只有母语才能准确深刻地表达作家的思想与情感。”

 

廿年磨两剑:《天望》和《天外》

阅历是作家创作的“资本”。林湄用一句高度概括、浓缩的话,形容她的人生之路:“我先后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殖民地的香港和资本主义的欧洲生活。”三种不同社会制度的人生经历,铸就了她与众不同的认识世界的角度、宽度和高度,造就了她的作品的错综复杂的背景和深刻的思想内涵。

林湄说:“海外华人作家创作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表现过去的家乡情结;一类是关注海外华人在生存国的命运和思想。我属于后一类。”她认为自己受教育在东方,现在生活在西方,跨越两种文化,比当地土生土长的作家有优势。她认为“作家应忠于良知,忠于民族自尊,把时间和精力放在怎样写好作品上,像挖矿一样把好的东西挖出来。要耐得住寂寞,不受诱惑,让作品给人以力量、智慧和思考,经得起时间和读者的考验。”

个人作品研讨会后,经回顾、总结、探索与追求,她决意更上一层楼,向经典看齐、迈进!她身体力行,用“十年磨一剑”的精神打造具有深刻思想内涵的传世精品。由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10月份推出的50万字长篇小说《天望》,可以说是林湄对东西方文化、对人类命运思考的一个成果。

这部小说以荷兰庄园主弗来得的传道生涯及其与来自福建闽南渔村的妻子微云悲欢离合的情感发展为主线,交织出一幅世纪之交的欧洲社会生活图画。在这幅历史画卷中,作者将视线主要放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了在欧洲的中国移民的真实生活,另一方面展现了欧洲现代化社会的病态景象。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错综复杂性,形而上者如灵魂拯救、价值重建、终极关怀问题,具体如战争、种族歧视、人权、环境污染、非法移民、同性恋、吸毒、恋童癖、失业、破产与企业外迁转产等问题,这部作品都有涉及。作为小说,它凝聚文本的不是曲折离奇的故事,而是一个关于人生意义与人生选择的问题。正如作者望天兴叹:“作为个体的你,将何去何从?”

林湄解释说:“《天望》就是天人相望,现代人往往自视甚高,每天忙忙碌碌,但要问他到底忙个什么,在生活中到底要什么,他又说不上来。这说明人活得聪明还不够,还要活得有智慧。”她又说:“我也在寻找这种智慧,并在寻找的过程中获得了世人难以理解的平安与喜乐。”

谈起这本新作,林湄的自信便一览无余。她说,要写好这本书是不容易的,需要作家有跨越东西方的丰富的人生经历。"我在中国受过完整的教育,又在西方社会生活了十余年,这种独特的经历对拓展我的视野,有很大的帮助"。换句话说,只有所谓的“边缘作家”,才能写出这本书来。

林湄是这样解释边缘作家的概念:“我既不完全属于东方,也未完全融入西方,可以说是生活在东西方的边缘。”人在边缘,就有了距离,有了距离,才容易去观察,去思考。林湄一再强调思考的重要性,她说,这本书融入了她对多元文化的思考,对世界的思考、对人类未来的思考。她甚至宣称,“要读懂这本书,必须边读边思考”。

有评论家说,《天望》这本书,既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自传体小说,也不同于一般的移民小说。她在关注东西方文化冲突、碰撞、相互接纳和融合的同时,更注重的是人的精神归属问题,也就是要寻找“灵魂”的家园。《天望》体现的是一种对人的生命价值和生存意义的探讨。

此书曾在《欧洲时报》全文连载,引起了强烈反响。一些海外评论家读后认为,这是一部对人类精神家园终极关怀的巨著。法国巴黎大学比较文学教授韦遨宇教授赞誉《天望》是这场新千年、新时代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一只报春之燕。2008年《天望》被越南汉学家翻译成越文,越南国家“文艺报”全版刊登当地评论家的好评。2009年,《天望》获中国女性文学奖。

2014年由中国国际出版集团新世界出版社出版发行的长篇小说《天外》再度引起了文学评论界的重视。又一个“十年磨一剑”。该书系林湄出版《天望》后的又一部扛鼎之作。

长篇小说《天外》以欧洲华裔移民郝忻、吴一念夫妇的 “婚姻危机”为切入点,牵扯出五个不同样式的家庭,构成西欧社会、以及华人的日常生活与情感世界。描叙30多年来中国崛起对海外华人的影响。作者用地球村的视角关注人性与命运的关系,认为文化、教育等必须与科技、物质同发展才能提高人的素质,获得一个民族的真强大、真文明。

2015年1月9日在北京举行了《天外》作品研讨会。林湄称,作为《天望》的姊妹篇,小说的每一章、每一个人物都寄托了她对社会、人性、生存、高科技发展的沉思。书里的人物均是现实生活中群体的代表,小说集中展现了平凡人的生活、际遇和命运,表达了人生的劳苦与愁烦及无奈焦虑的存在。社科院文学评论家杨匡汉研究员认为,《天外》把传统和现代联系起来,小说中不同文化观点、不同文化气质融汇,作者以伞状结构铺展小说,最终集于一条思想的主线。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杨恒达教授谈到了《天外》中人物的浮士德精神。他认为当代社会发展中,人的平庸化是一个总的倾向,怎样在当代社会背景下看待浮士德精神,浮士德身上所体现的人文精神,是否可以在当代或东方的社会中继续发挥作用?小说主人公郝忻受到了各种诱惑,也面对着各种矛盾,这些问题几乎是每个现代社会的人都会面对的,是否还需要精神上的追求,林湄通过郝忻这个人物给出了答案。还有很多与会者,也进行了点评。

花費二十年時間創作两部小說,这要有极大的恒心,耐得住寂寞与边缘的处境。林湄说:“创作虽然十分孤独,但我很享受这份孤独。因为人只有在孤独与寂寞中才会去思考。”她又说,“当我一个人的时候,与宇宙对话、与自己内心对话,也与中外数千年的文化艺术精英者对话,所以内心与精神世界无比富足,这是别人无法了解和体会得到的。”尤其在创作《天外》的后期,为了能够专心写作,林湄干脆过起了“离群索居”的生活。“我自己找了个地方躲起来写,那段时间不和朋友交往,也不带手机,从上午10点一直改到晚上7点,写完之后就到马士河畔散步。”

《天外》付梓,林湄并没有因此松懈下来。她认为,文学是一项慈悲的事业,写作是她祈祷式的生存方式。小说虽然结束了,但人间的故事没有结束,生命短暂,文学则是无穷无尽的。她告诉记者,只要头脑一天还清楚,她就会继续写下去。 

  

创办文学会 组织研讨会 发出“世界文学”最强音

林湄将当年她采访沈从文时,沈给她题写的“素朴”两个字至今铭记在心,老一辈作家那种不为名利对文学的奉献精神深深地感染了她。在她看来,文学是人类思维中的一项美好艺术,要用心血、灵魂去追求。她在荷兰创办了一份名为《荷露》的海外华文文学杂志,就充满感情地说:“荷露晶莹剔透,出污泥而不染,杂志取名‘荷露’,就是要保持一片净土。”林湄曾多次应邀参加国际性的华文作家大会及在欧洲和中国大陆举办的学术研讨会,发表自己的见解。2010年秋她在深圳参加香港报告文学研讨会中提出“中国也要来一次文艺复兴和精神赈灾。”令在场者听后,惊然而赞赏。

她不仅忙于自己的写作,还为欧洲华文文学的发展竭尽勉力。1991年,林湄创办了荷比卢三国华人写作会,并出任会长。以后会员又扩展到其他国家,在此基础上, 2013年2月12日宣告诞生了“欧华文学会”。

在林湄的筹划组织下,2015年5月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举办了“欧华文学会首届国际高端论坛”。为筹办这次会议,林湄忙了一年多,特别是临近会议的这几天,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终于把大会举办得非常成功。《欧洲新报》、《欧洲时报》和中国《文艺报》《中国作家网》《中国侨网》《华文文学》等华文媒体都做了报道。

这次文学论坛会约有40多人参加。多亏了林湄的信誉,来自欧美和中国的作家学者济济一堂,国内的学者教授更是大腕云集,还有新闻出版界代表与会。

5月8日上午九时研讨会举行开幕式,会场设在布拉格查理大学的一座阶梯大讲堂里。这是中欧最古老的大学,创建于1348年,古色古香的校舍显出其悠久的办学传统。红色横幅上写着金色大字“欧华文学会首届国际高端论坛”。

高端论坛开幕式首先由欧华文学会会长林湄致欢迎词。她说:“今天,我们这些来自十几个国家地区的华人专家学者教授与欧华文学会作家在德沃夏克、卡夫卡、哈维尔、昆德拉等艺术大师们的故乡谈论文学艺术,阐述不同观念,探讨欧华文学的现状、困境、发展与出路是何等的有意义有价值。”接着强调这次论坛没有任何的政治经济背景,也不同于一般规模的文学联谊会,而是顺应时代的发展将文学艺术视为生命一部分的同行们,在关注大时代局势的同时对形而上问题的现状进而思考、反思、于求索中寻找出路,发出活在当下变幻莫测社会的一种声音。

接着,捷中友协主席乌金女士、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会会长王列耀教授,捷克华文作家协会会长汪永(笔名温妮)致辞向论坛大会致以热烈的祝贺。论坛分四场进行。第一场主题为“大时代中的‘欧华文学’”。第二场为“欧华文学的现状与发展”。下午举行第三场,主题为“个体命运于地球村里的际遇与思考”。第四场为“经典文本的经验与构成”。

林湄在高端论坛上做了“世界文学的春天”的讲话,发出“世界文学”的最强音。她从歌德提出世界文学的概念讲起,探讨什么是世界文学,地球村人的命运,世界文学的特点、目的、意义等问题。强调“作家必须往前走”,创作更高更美的东西,作家的高尚心灵常在作品中体现,而读者又能在作品里受到高尚心灵的熏陶。

这次的文学论坛确实高端,一是群贤毕至,二是探讨问题多样而且深入。会上,著名文学评论家王红旗发表了“以社会众生相探究‘人类灵魂’生态嬗变——论林湄长篇小说《天望》《天外》的世界性价值 ”的论文。她认为,“林湄是世界华文文坛的重要代表作家之一。她的作品视野宏阔,观照深远,富有俯仰天地的睿智境界,悲天悯人的宗教情怀,经典普适的价值追求。其巧妙多变的叙事方式,往往以纵横开合的画卷式、开放式结构,把诗歌、散文、美学、史论、哲学、宗教等等,如数家珍般融入到她的小说里。牵动读者不可释怀的不是故事情节,而是其思想和精神的流向,以及对人物灵魂隐秘世界的复杂性探索。难怪评论家常说她不仅是一个作家,更是一个深刻的思想者。”这是对林湄及其作品的高度评价。

2016/7/9

3张照片见

http://blog.sina.com.cn/s/blog_a065430e0102xoxx.html

 


本文在6/30/2018 4:30:46 PM被施雨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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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河 去幼河家留言留言于2018-07-01 04:35:09(第1条)
“毛泽东时代”我是有印象的。“文革”开始时我快13岁了。其实1949年到1966年是“毛泽东时代”,1966年到1976年是“文革”。
 主人回复 
多谢文友,那个时代不堪回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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