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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两代人六十年的思考——评余曦的长篇小说《红与金》上、下部 发表日期:2011-09-24
作  者:公仲出处:原创浏览1184次,读者评论1条论坛回复0条
两代人六十年的思考——评余曦的长篇小说《红与金》上、下部
文/公仲
2011年09月24日,星期六

余曦:你好!
    
我是在读了你的《安大略湖畔》《多伦多市长》后,才真正认识你的。当时,我兴奋异常,以为在海外的众多男性华文作家中,你是很有希望很有实力冲在世界华文文坛最前列的一位作家。你科班出身,文学修养深厚,文字功底扎实,更兼生活阅历丰富,眼界开阔高远,见多识广,特别是,你那份对文学的痴迷、执着的深情和无比勤奋的毅力,叫我对你寄有深切的厚望 。

这次,你发来的长篇小说《红与金》,我就是以这样的一种热切心情来阅读的。可读完之后,我内心又十分矛盾起来了,我不知该怎么说好。于是,就给你提几个简单问题,想听听你的意见。你很快就回信做了答复。对于你的答复,我是满意的,基本上也是同意的。特将你的答复收录如下:

1,题目。所谓红者,革命也;金,则是金钱。共和国60年,不是前革命,后拜金吗?所以叫做红与金了。

2,写作初衷:打算尽一家2代人的故事,写共和国60年的风云。

3,我得意的地方:

概括地说,舒丽珠、潘俭业和潘洁萍3人是我自己觉得写得最好的。

所有围绕他们的故事情节,也都精彩。比如舒的打耳光;潘的落难工厂食堂;
洁萍的做生意,和进检察院。写作时时有神来之笔,非常享受。

4,我不满意之处。觉得空灵不够。缺一点如通灵宝玉那样的东西。
您看如何?
 
现在,我想就以上问题谈谈我个人的一些意见和看法,和你一起来讨论讨论。我想尽可能做到客观公允,但肯定还是会带有个人的偏见,顽固的守旧的美学观念和糟糕的偏执的兴趣爱好、陈规陋习。对于这小说,我本想不必给你讲些个令人不中听的话,可我又觉得有种不吐不快的感觉。这也许是一种文学评论者的社会责任感使然,甚而至于是出于一个文学的良心。我相信你和文友们都能理解我的真诚和一片苦心的。


(一)

先谈标题。“红与金”,我总觉得不大匹配,也有些落俗,颜色配颜色,干脆叫《红与黄》得了,黄金不就是黄的嘛。既然已经定了名,就不去论它吧,不只就是个名儿嘛。其实,“前革命,后拜金”倒是个不差的概括。共和国前30年,按理,革命闹完了,该是建设的了。可这红色风暴就是停不下来,而且愈演愈烈。从思想改造运动开始,镇反、土改、三反五反、肃反、农村合作化运动、城市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反右派、反右倾,大跃进、公社化、大饥荒、社教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把个国家折腾得何等难堪,把个老百姓饥饿贫穷得何等凄惨。这真是红得惨烈,红得血淋淋的了。后30年,改革开放了,市场经济了,“发展是硬道理”了,让“先富起来”了,全民经商,“拜金主义“,理直气壮地成了中国的特色。你小说的初衷,是通过一家两代人的故事,写共和国60年的风云。这立意无疑是很好的,有气魄的。我有个观点:既立志要写长篇,就是立志要写史,立志要做刀笔之吏,甚而至于立志要不朽!然而,我不无遗憾地感到,这60年的风云,前30年,写得并不怎么殷红;后30年,也写得并不怎么金黄。前30年的开篇,首先倒是见到一道红色血光的噩梦,却显得有些唐突费解。文革前的学校工厂,写的大都是些个迟到早退、嫉妒争宠、介绍对象、生儿育女、看病就医、分房住家过日子等日常生活的杂事,当然,也提到过反右派、反右倾,也出现过粮票、油票、肉票,但生活依旧是那样平淡安稳,衣食无虞,既无恐惧感也无饥饿感。那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阶级斗争紧箍咒呢?那时时刻刻悬挂在他们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呢?从第九章文革开始,倒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了。破四旧,抄浮财,停课闹革命、抓反标,批斗会,搅得人人自危,不得安身。接着,学校又是复课闹革命,工宣队进驻,上山下乡运动,学生们写血书,表决心,奔向农村;工厂迁移大三线,干部下放大西北。这下可真闹得个祖国山河一片红了。可结局是,主席驾崩,四人帮倒台,干部回调,学生回城,高考恢复,老一代退休,新一代年轻人,又开始恋爱结婚,生子升学,做生意,奔小康,历史舞台的红色渐渐淡化稀释了,这就走进了小说的下部“拜金时代”了。后30年,是第二代人的天下了。闹离婚,办出国,做中介,拿回扣,二进宫,终下海。看来,这都只是改革开放的启始阶段,市场经济的萌芽时期,还有点“小儿科”,和今日的翻天覆地的经济大潮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了。这里的黄金远不是成色十足的赤金,有两三成就不错了。总之,国家60年极其巨大的风云变幻,并未能在作品中得到充分深刻地展现出来,甚为可惜。当然,一个工厂,一个小学,要反映出整个国家社会60年的大变化、大动荡,是不可能的,但是,那时无休止的政治运动,见缝插针的阶级斗争,可说是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工厂小学也是不可能幸免的。以小见大,一叶知秋,就不是不可能的了,关键的是,作者当有个自觉的意识,当你动笔书写的时候,时时刻刻不能忘记当年的那种阶级斗争——那个年代整人的可恶的阶级斗争。


(二)

再谈谈人物,你最满意的是塑造的那三个人物。我也认为,的确写得很好,丰满、生动、有特色,不过,我也还有些搞不懂的“谜”想提出求教于你。潘俭业,家庭出身是“方圆数十里的大地主”,两个伯父还是被镇压的恶霸。他从小娇生惯养,找个老婆还算是门当户对。可 舒丽珠“嫁到他们家一年不到,他就去省城念高中了。从此杳无音讯。 就在他离去的二年之后,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土改开始了,大户人家纷纷倒霉”。“家中发生如此惊天动地的巨变时,身为大儿子的潘俭业却好像从人间蒸发了一样,一点消息也没有。”可后面小说又说 ,“ 这次去武汉念大学,家里也还是知道的。但一解放,他就失踪了。”这里上下文矛盾了。前面说,他读高中就无音信,两年后就土改。后面又说,读大学后才解放,才失踪的。时间错乱了,把我搞晕了。这都不管它,更让我不理解的是他究竟为什么会失踪?怕解放?怕土改?还是逃婚?从下文看,解放、土改,以至往后的种种政治运动,对他似乎都没有什么触动,也没有多少影响,最多就是抓“反标”请去询问过一次。但在外读书,不管是大学还是高中,总得花钱,钱从哪里来?后来家里有了消息,唯独瞒着老婆,而且全家合伙来瞒:她“每次去夫家打听他的消息,他们家的人都一直守口如瓶应付她,她那时就有感觉,他们一定知道他的事,都在故意瞒着她。”那究竟是为什么呀?明媒正娶,换帖圆房,不见有任何明显强烈的抵制反抗,可为什么十年结婚,无缘无故断绝往来音信达八年之久?有外遇?那也是已经工作后寂寞难熬的权宜之策,妻子一到,就一刀两断,毫无牵挂,也绝无藕断丝连。小说一开篇,就是大肆渲染这千里寻夫的故事,似乎煞有介事,要大做文章,可结果啥事没有,丈夫到手,毫无悬念,使人困惑不解。潘俭业是个“优柔寡断、缺乏决断的男人”,这在小说中倒有不少形象生动的描述,带女儿看病,下放大三线,调食堂算账等,但为何不往阶级斗争这根弦上去找原因呢?根据他的出身和社会关系,在当时就是个二等公民,事事处处矮人一等,得夹着尾巴做人。他那胆小甚微、优柔寡断的性格,难道不就是这政治环境、人文气氛所造成的吗?
     
舒丽珠是全小说的女主人公,也是整个故事的叙述人。作者对她是倾注了心血,精心塑造的。她也是地主出身,婆家娘家都是地主。不过她家早已破落,可知书识礼,家训犹存。她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到潘家,本以为是男才女貌,金玉良缘,可却莫名其妙地被丈夫休了八年,后又莫名其妙地把丈夫找了回来。打自进了小学当了老师以后,她一面恪尽职守,努力工作,一面悉心照料,养育了三个孩子。在校,她受到重视,也遭到嫉妒;在家,她伺候丈夫儿女,做家务,尽心尽意,心甘情愿。可那窝囊废的丈夫,不仅帮不上什么忙,反而经常添乱,以至于吃了她的一个耳光。文革开始,阶级斗争才光顾到了她身上。她倒自觉意识到自己是个“待罪之身”,“每次填表,对她都是一场酷刑”。此外,对她倒也没怎么样。直到学校的那场批斗会,才给了她一次严峻的考验。应该说,这场批斗会,描述得极其精彩。那个今日看来,简直是荒诞不经的“人人上去打个耳光”的真实批斗场面,写得有声有色,精准独到。当事的三个人的神情心态,更写得惟妙惟肖,活灵活现。被斗挨打者高雪琴的恐惧、害怕和疑惑;主斗打人者秦培令的坚决、凶狠和愚昧;而所谓革命群众舒丽珠的犹豫、心虚和同情,都绘声绘色,跃然纸上。这是人们在特定的条件下面对冷酷现实的是与非的拷问,也是一场在毫无人性的文革中的人性善与恶的搏斗。既表现出了这三人各自的心情、立场、态度和个性特征,也揭示出了文化大革命的荒唐、谬误和对人性的摧残。。经过这场考验,舒丽珠往后似乎基本上就平安无事了,既没进“牛棚”,也未挨批斗,再加上得了心脏病,养病,退休,也就退出了历史舞台,小说中已没她多少戏了,她只是个穿针引线的道具式的角色,大戏就让给了第二代洁萍他们了。这里,我也有些闹不明白的“谜”:她究竟为什么对这个本是素不相识,后又无情感可言,而且有意与她断绝了一切关系达八年之久的薄情郎,苦苦相守,千里寻夫?于情于理似乎说不过去,何况,她还是个知书识礼的文化人。小说中也似乎有点解释,“他身材高大、相貌好看”, “环顾周围,她没有发现哪个男人可以让她决心改嫁。潘俭业留给她的印象太深刻了,别说找个人代替他,就是一半也没有啊。”可事实上,她到潘家不到一年人就走了,而且一直遭到“不冷不热的目光,不阴不阳的态度”的冷遇,八年光阴,人的面目都怕记不清楚了,怎么可能会“印象太深”,值得千里去寻他呢?要不就是封建礼教中毒太深,嫁狗随狗,从一而终?然而,舒丽珠根本不是这种人,她在上海滩都能站得住脚,一个外地乡下人在学校能压得住资本家的娇小姐,还得工宣队赏识,能打丈夫一耳光,算个人物呢。怎么对当年的那场婚姻就如此俯首帖耳地顺从认命?我似乎觉得舒丽珠这个人物的性格特征不太明晰,定位不太准确。她一个乡下妇女 ,只身一人,语言不通,地址不详,盘缠不足,行走千里,闯荡上海,去找个八年没有音信的无情的丈夫,后来,文革中,她又为同事私藏财宝,批斗会尽管犹豫,还是敢拒绝打人,而为女儿治病,却敢打了丈夫,不能不谓之勇敢大胆。可在对待婚姻大事问题,在学校对待领导同事方面,以及在家对待子女态度上,却又软弱胆小,谨小慎微。我还弄不明白,作为小说女主角、叙述人,她的美好形象还未充分展露出来,她的善良本性还未完全昭示于人,小说就叫她谢幕出局了,她的戏份实在太少,第一部后半部和第二部,就没她什么事了。这是为什么?


(三)

再谈谈小说的第二部和第二代人吧。坦率地说,我个人以为,小说的第二部还不如第一部的内容写得丰满、充实、深刻,主要人物也不如第一部的鲜明、生动。尽管第二部文笔更流畅自如,甚至有些灵动活跃,但总觉得似浮光掠影的浮雕,缺乏多面性的立体感,更像是新闻性的报告文学。我曾说过,“新闻与小说的一个重大区别,就是你的立意,究竟是反映事件,还是刻画人物。你追求的是新闻的时效性,事件的新奇甚至神秘色彩,还是人物的历史厚重度和思想深刻度。故事情节应该是人物性格成长的历史,人物形象可不是故事情节中的道具,用之拿来,不用则弃之如敝屣。”
      
第二部中作为第二代人物的主要代表就是舒丽珠的大女儿洁萍。应该说,这人物形象胡塑造还是十分成功有特色的。她身上承继有父亲和母亲两方面的遗传基因:精明、细心,甚至小气,像父亲;漂亮、善良,又像妈妈。可她比他们都更聪明大胆,而且头上也没有了阶级出身的紧箍咒。她从小就被叫做“野小鬼”,在家是老大,早早就像个管家婆了,对弟妹和邻居都很会“抠门”。她上学读书,成绩优良,可就开始敢偷看“禁书”。上山下乡,积极响应,甚至戳破手指写血书,只因母亲心脏病发作而未去成。后考上大学,参加工作,一帆风顺,结婚生子,分到房子,幸福美满。可她就是不安分,先是串通丈夫闹出国,考托福,找担保,折腾半天又未去成;再就闯荡公司做中介,吃回扣,行贿赂,落得个二进宫全家遭罪。最后,干脆辞职下海,到商海中去自由驰骋。其实,她是个有专业有才学的能干人。我又不明白了:她为何不专心在集成电路的事业上大展宏图,却鬼迷心窍地一心想赚钱致富,她又不是那种见钱眼开、贪心爱财的人,就是办完离职手续,她还不忍心地大哭了一场呢。她丈夫陈剑,本是个小户人家出身,“愚钝加带天真的人“,因色盲而改读复旦新闻,就业于一大报做记者。他对工作基本满意,“有吃有拿,对报道内容稍感失望”。对事业他是有所想法有所理想的,可在这种体制下,上下左右钳制压力都很大,他也只能随波逐流,无所作为了。潘家二代还有二妹多萍,从小多病体弱,“进取之心远逊洁萍”, 自认为“自己这辈子总归输给洁萍”,更是“急流勇退”读业大,找男友,结婚生子,“夫勤妻贤”,过上了个小康日子,也就不错了。小儿子少华,倒有出息,可有个“高血压”,折腾了一番,还是有惊无险地进了“交大”。毕业、结婚、生子,后又闹出个离婚、出国,最后,总还是学成荣归,并带回个新娘子来。小说就以这潘家的大团圆而圆满告终。
      
我以为,这大团圆的“尾声”,写得特别好,有声有色,精彩纷呈。以少华荣归,举行婚礼喜宴为契机,把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几乎全部汇集到一起来了。那场面的调度,环境的描绘,各色人物的出场,各种人等的心态,特别是三位老女人的劫后重逢、言谈举止,以及作者最后的终结语,无不精到周全,妙趣横生,意蕴隽永,足见作者驾驭文字,控制场面,描绘环境,刻画人物,表达思想的高超技巧和深厚功力。
      
不过,在这里,我也要不客气地要说上几句话:这小说的结局,也未免过于渲染矫作、夸大其词、粉饰太平了吧。要知道,这表面的繁荣,只是人们摒弃了多年来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观念,挣脱了长期禁锢的陈规陋习的枷锁的结果。而且,它还掩盖了多少社会矛盾,民众的疾苦和现实的灾难。今日还在唱着“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难道不应该去认真反思这60年的苦难历程嘛!小说中这三老女人的最后对话,表现出了一种伟大的宽恕精神、忏悔精神,是值得充分肯定和赞扬的。我们就不应该以“莫谈国事”为由,三缄其口了吧!

完稿于2011年8月25日波士顿旅次


本文在2011-9-24 20:19:14被施雨编辑过
作者授权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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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无。
陈瑞琳 去陈瑞琳家留言留言于2011-09-26 23:23:31(第1条)
感叹公仲老师如此刀锋犀利,剖析余曦新作!严之切,情之深!

余曦的写作实力非常深厚,尤其是文字的训练,一般人不能及。余曦的创作,优势在于敏感地贴近现实的风口浪尖,缺陷也正在于深陷现实的人物泥潭。世界上最优秀的小说家,都是要与现实保持一些距离的,愿与余曦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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