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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文学的言说——对黄运基先生《奔流》的一种解读发表日期:2007-11-26
作  者:陈涵平出处:原创浏览1354次,读者评论0条论坛回复0条
文学的言说——对黄运基先生《奔流》的一种解读
文/陈涵平
2007年11月26日,星期一

黄运基先生不是一位科班出身的文人,也不是一位从小就立志为文的作家。从他的经历看,他是一位自学成才、大半生在新闻界奔波的报人。他之所以闯入文坛、卷起作家式的笔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因为“心里有话要说”。
这是一句绕有兴味的自白。按理说,一个人的言说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交谈、演讲、论辨是言说,写日记乃至自语、梦呓也是言说,但黄先生为什么要用文学的方式来言说自己的心迹?黄先生最终在作品中说了什么?这自然是每一位彼《奔流》所吸引的读者孜孜求解的问题。
作者之所以要用文学的言说方式,我个人以为其原因可在作品的“后说”中找到。概而言之,主观原因是作者坦言对文学“有兴趣”,客观原因是作者身为华侨,不得不站在“人家的屋檐下”说话,因而很多内容不能直说,只好拐个弯说。
至于作者说了什么,这只能从作品中寻找。好在黄先生是一位在文坛上大器晚成的忠厚长者,言说的时候没耍什么花招,而是说得诚恳、朴实;也没有象时下许多新潮作家一样,把许许多多眼花缭乱的所谓“现代”、“后现代”的时髦方法在作品里显摆一番,而是规规矩矩遵照传统现实主义的方式说得真实,自然。因此,要理清《奔流》言说的内涵,自以为还不是一件难事。但文学鉴赏原则中有一句经典名言:“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雷特”,作为一种不可忽视的提醒,这句话使我的意识到:笔者从作品中概括的,不一定就与黄先生意图言说的相吻合,也不一定与其他读者慧眼所见的相同。据此,笔者的发现只能是如姚斯(H.R.Jauss)所说的读者对文本无数种读解中的一种。
简言之,我概括《奔流》这部长篇小说要告诉读者的,主要有两句话:“祖国要富强”、“世界要和平”。
“要是祖国争气,谁愿别井离乡,弄到妻离子散呢?”这是《奔流》中主要人物之一余荣祖的一番怨叹。这席话道出了他之前一个多世纪以来一代又一代华侨背井离乡时凄苦哀怨而又无限依恋的复杂心态,自然也从一个侧面表露了华侨的期盼祖国富强的殷切心愿。小说因此浓缩了几代华侨的悲欢离合,更对余念祖这一代“新乡里”离别故土时的辛酸作了细致描绘,让读者真切地触摸到那一段惨痛的历史:那是四十年代风云迭荡的旧中国,战乱连年,积弱积贫,百姓颠沛流离,生计无着。余定邦为了养活兄弟的一双儿女,不得不卖掉亲生儿子。余念祖的童年夥伴翠翠在饥饿难耐时偷食了地主家的一条番薯,竟遭惨无人道的活埋。这两件事极富表现力的展示了当时中国大陆普通百姓残酷的生存环境。在这样的境况下,人的尽管热土难离,却又不得不到海外寻找求生之路。因此,小念祖的离去正是一代又一代华侨辛酸血泪史的重演。从他的身上,我的看到了无数华侨在一个“逼”字下被迫抛妻别子、远涉重洋、挣扎海外的缩影。这一番掬辛酸泪、走他乡路、怀故国情的人生遭际,不正是苦难深重的祖国对儿女的无可奈何的“馈赠”吗?因此,哪一个华侨在走出国门时不在心里痛切地呼喊:“祖国,你要富强啊!”
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异国他乡的中国人自然很难挺得直腰板,因为是弱国子民,是房乡浪子。因此,华侨以干的是最晚、最黑、最危险的话,住的是最窄、最黑、最破烂的房,受的是被辱、被打、被枪杀的气。但为了生存,这一切华侨的都得忍着,在逆来顺受的坚韧中,他以顽强的生存繁衍,开创基业。余荣祖就是典型的“这一个”(黑格尔语)。《奔流》中写到,他20舞代就跟父亲来到美国,除了回国娶妻生子一段时间,20多年一直在美国苦苦谋生。他干着厨子、家佣之类的低贱活,甚至有时候要同时干几份工,稍有松懈还要遭受白人的辱骂和殴打。即便如此,等到第二次筹划回乡接出儿子的时候,他仍然无积蓄,只好向好友余锦棠、赵子常告借。这一番伤心经历使他深深体悟到当时华侨那种挣扎无着的孤儿心态:“你是不能明白华侨是海外孤儿的那种切身体会的。海外华侨,无父无母的含义是既无家,亦无国。国势弱就受人欺负嘛。既是海外孤儿,无依无靠,不用说,就更受凌辱了。”国势贫弱,不仅如前所述逼迫着子民逃生海外,也使这些在外的漂零者失去精神上坚强的依靠。他们的孤苦是在巨大的生存挤压中偏偏失去家国的惶恐,是伦落低层、拼命挣扎却又常常无助的绝望。这是多么痛苦的生存体验,但余荣祖说:“我们必须忍受下去。寄人?下,只好这样了。”我们从余荣祖逆来顺受、胆小怕事的性格表现中,不是可以痛切地感受到华侨们在异国媒生时的深重苦难吗?我们在怒其不争的同时更应哀其不幸,因为这种个人的不幸是与国家的大不幸息息相关的。在“祖国不争气、怨得谁呀?”的哀怨背后,澎湃的正是对祖国要争气的苦苦期盼。
因此,华侨们虽身在异地,心却时时牵系着祖国,祖国的每一点变化都会掀起他们滚荡的心潮。他们既为祖国的贫弱而怨,更为祖国的新生而喜。《奔流》中写到,当华侨们获悉新中国即将成立时,他们奔走相告、欢喜异常,以余锦棠为首的一大批华侨积极筹备庆祝大会以纪念这一历史性的大事件。尽管华侨们有的尚未站稳脚根,有的为生计奔波得正苦,有的还处于家庭变故的烦恼中,但为了庆祝大会的成功举行,他们个个激情洋溢、倾尽全力。其中余锦棠的形像最为光彩夺目。这是一位以慷慨豪爽、稳重多谋而广受众人尊敬的老华侨,几十年异国奔波使他的心愈来愈强烈地亲近着故土。他梦魂牵绕的总是那一段在祖国的青春岁月,他最善亲近的总是自己黄皮肤的苦难同胞,他最热心庆祝的总是自己祖国的节目,他作为花园角的“众议长”最关心的总是祖国的形势变化。这一切使读者强烈地感受到,以余锦棠为代表的华侨们是怎样将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紧密在一起。他们从自身苦难的经历中深悟到祖国的兴衰直接关联着他们生存的荣辱,因此,只要有可能,他们总希望重返故土,落叶归根,将自己漂泊的灵魂安放在祖国宽厚的怀抱。余锦棠在历尽沧桑后的一诉衷肠便证明了这一点:“现在唯一的愿望是,祖国解放后回到久别的家乡去。”
《奔流》向我们描下的就是这样一道心灵轨迹:华侨们被迫出走时,怨的是祖国贫弱;华侨们在异国苦苦求生时,盼的是祖国富强;华侨们在他乡站稳脚根后,下一步想的总是如何迈上归程。总之,在华侨的日日夜夜的生存渴盼中,祖国富强是他们最大的心愿。《奔流》以栩栩如生的人物塑造、感人至深的人生经历真实、形像地向我们揭示了华侨们这一心路历程,这番情真意切、如泣如诉的描绘,即因此而具备了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如果说:“祖国要富强”是华侨心声中最强烈的音符,那么“世界要和平”则是他们心底最响亮的呼喊。因为华侨是远离了精神家园的人,他们独特的处境使他们追求和平安宁的愿望更为强烈,并对世界局势的发展更为敏感和关切。《奔流》里描写华侨们对和平的向往我以为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希望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共处,一是憧憬国内的和平发展。
作为侨民,自然是生活在别人的国土上,因此所在国与侨民祖国的关系好坏直接影响着侨民的生活境况。在《奔流》所展示的历史背景中国华侨们彼时所处的美国,因诸多历史的原因,对新中国采取敌视的态度。中美两国之间的对立态势自然也在华侨生活的方方面面体现出来。小说中描写的美国移民局对刚刚上岸的华侨长时期的关押、审查,就带有明显的歧视意味。华侨入境后,美国政府又酝酿展开“坦白运动”,对华人进行政治迫害,这无疑也是当时中美关系趋于恶化的必然结果。小说中还有其他一些情节,如对中国史实的歪曲篡改、对爱国华侨的搔扰恫吓、保守势力对华侨庆祝大会的插手破坏等等,也都反映出当时美国政府对新中国的非友好政策。这种政策的攻击性正如上述情节所揭示的那种大大恶化了在美华侨的生活环境,使华侨们在为生计操劳的同时更多了一层政治上的忧虑。在这一种两国交恶的局面中,华侨们心理上就此多生了一种难言的尴尬和欲说还休的苦楚。因此,华侨们从心底里希望中美两国能够和平共处,友好往来。因为只有这样,华侨们的生活才会舒畅自由,华侨们精神上也才能减少一份压抑感。
在希望中美两国交好的同时,华侨们也切盼国内各民族、各党派之间和睦相处,因为民族的分裂、党派的争斗势必会波及远在他乡的游子,并在他们中间不时引发形形色色的冲突,给华侨们本来风雨漂零的生活带来新的不安定因素。也许正是以华侨们这一切身利益出发,《奔流》毫不避讳地描写了因国共两党的对峙而造成的华侨之间矛盾主题的局面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严重后果。我们很难忘记《奔流》里的这些场景:花园角里华侨们每一次议论时事,总是出现观点相左的两派,并冒出浓烈的“火药味”;华人学校里因政见不同而产生的对中国历史的不同理解,以及由此导致的正面交锋;爱国华侨的活动场所(如小说中所写的“土库底”)屡遭人搔扰和破坏;庆祝新中国成立的大会被一夥歹徒冲散,入会华侨横遭殴打。作品中所有这些描写旨在向我们宣示:国内政治斗争已经延伸到国外的侨界之中,并在华侨中间引发了一场又一场争斗,由此造成了令人痛心的内耗,从而使华侨的整体利益受到了极大的损害。而这惜是绝大多数华侨极不愿意看到的,因为身在海外,少有依靠,华侨们更需要众志成城,华侨之间更需要团结互助。从华侨的奋斗历史看,也正是因为团结,华侨们才得以艰难的生存和发展。《奔流》中描写旧金山唐人埠的形成,就形像地反映了华侨们团结一致、共抗欺压而争得一席生存之地的一段历史。在作品中占有较大篇幅的“移民局的斗争”这一事件,也生动地显示了华侨们如何同心协力。为改善自身的生存条件而进行有理有节有效的抗争的智慧和勇气。总之,《奔流》以正反两个方面的形像描写深刻地警示我们:国家的和平统一是华侨们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保证;而作为华侨,也应认识到,国家民族的大义永远高于党派利益,中华民族的整体复兴才是每一个炎黄子孙的最高追求。
由上述个人的读解见出,黄先生通过自己的作品说出了“国家要富强”、“世界要和平”这两句话,这是无数仁人志士想说也说过的话,自然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呼唤。而黄先生通过文学的方式言说出来,更是张扬了这两句话的内涵所包蕴的永恒意义,因此黄先生的言说也就具备了独特的价值。
这种价值首先体现在黄先生言说的内容是国家民族的大“道”,而不是个人的生活遭际与恩恩怨怨。黄先生曾坦言这是一部带有写实性质的小说,“因为在众多的人物中,有我自己的影子,也有我的朋友的生活洛历。小说所描写的许多事件,都是美国华侨耳熟能详的。”因此,这样一部自传体小说或者纯实性质的小说所描写的人和事就具有较多的真实性,通过这些真切感人的艺术刻划而扬炼出的深刻主题,自然具有较高的可信度。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黄先生着意勾勒出的正是华侨们用数十载沧桑凝炼出的那种对国家对民族的巨大亲和力,这种亲和力既是祖国对儿女们的永恒吸引,也是儿女们对祖国的天然亲近。黄先生站在异国土地上对故乡的这一番深情倾诉,使我们感触到了爱国华侨沸腾的热血,以及他们对民族未来的殷段冀盼。
其次,黄先生言说的价值正体现在对当代中国文学某种倾向的反拔。近几年来,大陆文学创作中弥漫着一股有解意义、淡化价值的不良风气,在这一风气影响下的创作有是回避着文学的“载道”作用和前引功能,着意弱化文学的社会功利性,降低文学的品味而去迎合具有低俗趣味的读者,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文学变成了类似于要在市场流通中获取利润的商品。黄先生的可贵就在于他丝毫没有受到这股潮流的影响,而是在平淡朴实中开始自己的文学之旅。因此,我们捧读黄先生的《奔流》,就品味到了一种久违的亲切和久盼的清新,这种感觉恰恰来自于对意义的凛然挖掘和对主题的率直体现。在时下泛滥的无意义文学的喧嚣中,我们不禁为黄先生的《奔流》喝彩。
黄先生文学的言说还刚刚开始,黄先生还打算接二连三地“说”下去。作为喜爱黄先生这种言说方式的读者,我期待听到黄先生更加悦耳的清音。

(作者为广东教育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本文在11/26/2007 10:21:07 AM被施雨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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