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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斗争·爱情·语言——论余曦的《安大略湖畔》 发表日期:2019-07-27
作  者:刘俊出处:原创浏览73次,读者评论0条论坛回复0条
斗争·爱情·语言——论余曦的《安大略湖畔》
文/刘俊
2019年07月27日,星期六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主任。

本文在对北美两大华文作家群(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以台湾留学生为主体的作家群和八十年代以后以大陆留学生为主体的作家群)的创作特点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将加拿大华文作家余曦的长篇小说《安大略湖畔》放在北美华文文学发展历史的坐标系中予以定位。在从斗争、爱情、语言三个方面对作品的成就和不足进行了分析之后,对这部作品在北美华文文学中的独特性和重要性进行了阐释。


中国人在北美用华文进行创作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一百多年来,北美华文文学在创作上取得了重要成就,其中,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以台湾留学生为主体的作家群和八十年代以后以大陆留学生为主体的作家群,构成了北美华文文学的核心创作群体。在代表了不同历史时期创作成就的这两大作家群的笔下,我们发现虽然每个作家构建的文学世界各有特色,不尽相同,但分属不同作家群的作者们却因了历史、地域、文化心理和生存背景的相似而具有着某种“总体”一致性。一般来讲,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以台湾留学生为主体的北美华文作家群,他们的作品许多都是写中国人在北美“融入的艰难”,无论是丛甦的《野宴》、《中国人》,还是吉铮的《门槛》、《拾乡》;无论是白先勇的《芝加哥之死》、《安乐乡的一日》,还是於梨华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考验》,众多的作品呈现的都是来自中国台湾的留学生在北美的惨痛遭遇:他们不是遭受歧视,就是深感处于边缘;虽然他们努力想使自己适应北美的生活,“融入”北美社会(如《安乐乡的一日》中的伟成),但他们面对的,却是一个有时礼貌、客气(如《安乐乡的一日》),有时十分粗鲁(如《小琳达》),但本质都是冷漠、拒绝、难以融入的异在的社会。在北美社会的一再碰壁,使得这些作品中的人物要么产生“无根”之感(如《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中的牟天磊),要么油然而起犹如置身“荒原”之念(如《芝加哥之死》中的吴汉魂),而通过这些人物,主要来自台湾的这些北美华文作家们感触良深的其实是:中国人在北美,要想“融入”这个社会,是何等的艰难。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大量中国大陆留学生以及以各种方式来到北美的大陆移民日益增多,其中许多人或在大陆就已开始创作,或到了北美即拿起笔来,于是在北美华文文学中,出现了一个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相当可观的大陆作者群。这个以中国大陆赴北美人士组成的北美华文作家群,他们的作品虽然也有一些涉及到中国人在北美“融入的艰难”(如《丛林下的冰河》),但或许是时代的发展使得中国人在北美的生存环境较之五十至七十年代已大为改观,种族、文化的歧视压力已相对减小(相对于美国到一九四三年才撤销《排华法》,加拿大到一九四七年还禁止华人入境,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来到北美的中国台湾留学生,其生存环境无疑要比自八十年代才大量涌入北美的中国大陆留学生移民要恶劣得多),因此从总体上看,他们的作品并不把是否能融入北美世界作为自己创作的重点。相对于五十至七十年代以台湾留学生为主体的作家群创作的题材较为集中在表现中国人与北美社会的“交集”(由此引发出一系列的心理震荡、文化冲突、种族碰撞、无根感和荒原感),八十年代以后以大陆留学生为主体的作家群更愿意把自己的创作重点放在表现自己曾有过的“大陆经验”上。这些作家虽然身在北美,但创作的作品却不以“北美经验”为唯一或主要的内容,相反,他们倒是对自己过去的大陆经验有着十分浓烈的兴趣。在他们关于北美生活的文学表现中,“大陆经验”总是顽强地出现在他们的笔下,或作为书写北美世界的背景(以查建英的《丛林下的冰河》为代表),或作为与北美生活并列的参照(以张翎的《望月——一个关于上海和多伦多的故事》、《交错的彼岸——一个发生在大洋两岸的故事》为代表),甚至,作为身在北美的华文作家,他们竟撇开自己的北美背景,直接创作纯粹的大陆故事(以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为代表),即便是那些单纯描写北美生活的作品,他们也非常喜欢把笔墨锁定在“大陆人”中间(以少君的《大陆人》为代表)。对“大陆经验”和“大陆人”不懈而又反复的表现,使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在北美崛起的华文作家群事实上在自己的创作中大致表现出一种对北美社会的“不融入”姿态——与五十至七十年代以台湾留学生为主体的作家群所突显出的在北美“融入的艰难”经验相比,八十年代以后以大陆留学生为主体的作家群以他们的“不融入”呈现出自己独特的北美经验。如果说前者表现的是一种“融入不了”的焦虑(然后可能表现出的“不想融入”只是在“融入不了”之后的一种自我保护),后者则流露出对“融入”与否的不太在意,对这些来自大陆的北美华人作家来说,北美的新鲜经验并不足以覆盖掉他们丰富的“大陆经验”,而在北美自成圈子的“大陆人”世界也足以成为他们创作题材的丰富源泉(当然,大陆移民对北美社会的“不融入”,总是自成一个相对“自足”的大陆人“圈子”,也与他们英语的总体水平不是太高有关,语言在客观上也使他们的“融入”有一定的难度)——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创作常常体现为一种与大陆相关的“自足性”:无论是写北美的“华人圈”,还是写北美与大陆两个平行的世界(大陆世界常常更为重要),更不用说直接写纯粹的“大陆”(“大陆经验”、“大陆人”),除了极少数的作者如严歌苓、查建英、张翎等能在融合北美和大陆经验的基础上跳出区域界限,探究普泛的人性外,他们基本上可以说是“身在北美,书写大陆”。“北美”对这些作家而言,常常不是一个要深度描画的世界,而是一个为写“大陆”而提供的背景、参照和动力。

查建英《丛林下的冰河》


不仅如此,一些较早从中国大陆来到北美的华文作家在不能忘怀“大陆经验”的同时,还有着较为强烈的“大陆意识”。所谓“大陆意识”,是指这些作家对自己是身在北美的“大陆人”有着充分的自觉,这种自觉使他们在写作的时候,面对自己预设的潜在读者(主要为大陆读者)常常会在自觉不自觉间流露出一种“炫耀”的意味(以周励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为代表),这使他们喜欢描写自己在北美的成功,即便是在涉及自己的痛苦时,也会在痛苦中表现出是一种沾了“洋”味的“高级的苦”——这与此前来自台湾的作家们更多地在作品中书写失败、痛苦形成强烈的反差。究其原因,台湾作家由于有着惨痛的漂泊经历(他们中的许多人从大陆逃到台湾,又从台湾远赴北美),因此无根感、挫折感、凄惶感特别强烈,再加上期待“融入”却难以实现、异族文化强势压迫、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深刻影响等诸多因素的作用,使他们的作品对无根、孤绝、挫折、失败等负面情绪情有独钟;而大陆作家虽然也会在笔下重现某些与当年中国台湾人在北美曾有过的相似遭遇,但时代进步所带来的北美大环境的相对宽松,作家主观上对“融入”的相对淡漠(自然痛苦和受挫感也较少),特别是北美处境相对于他们过去大陆生活的天壤之别,在在使他们的北美经验带有更多正面、积极的意味,于是,这些正面、积极的意味或许就在不经意间,化为流淌在他们作品中的“大陆意识”——向大陆读者展示他们光鲜的一面:他们已经在北美世界取得了成功。

将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以台湾留学生为主体的作家群和八十年代以后以大陆留学生为主体的作家群划分为前者重在书写“融入的艰难”,后者更多地体现为一种“不融入”(自足)姿态只在总体和相对的意义上成立,不受这种划分约束的作家作品当然不乏例外。来自大陆目前旅居加拿大的余曦,就在他的长篇小说《安大略湖畔》中,写了一个关于中国大陆移民在北美遭遇“融入的艰难”的故事。

小说写的是发生在加拿大安大略湖畔一座叫列克星顿高级公寓内的物业纠纷:围绕着大楼“董事局”(类似于大陆的“业主委员会”)在运作过程中的腐败行为,楼中以中国大陆移民为主的居民们团结起来,针对洋人罗伯特、莫尔茨等人凭借在董事局占多数的有利地位,利用职权大搞“腐败”(暴涨大楼管理费并从中谋利),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虽然斗争一波三折,历经曲折,但正义最终战胜了邪恶,以中国大陆移民为主的居民们靠着团结、坚韧、诚信和智慧,合理合法地赢得了最后的胜利。小说在这条主线之外,还穿插了穆求思与林莺的爱情纠葛、刘有道与金奇芬的婚姻大战、刘有道与汤嘉钰没有结果的爱情悲剧、郝永福一家灰色艰辛的人生、尤杰因父亲贪腐而不得不隐姓埋名亡命天涯的黑色命运、华裔爱丽丝为自己的肤色和族裔而战的英勇气概、姜梅英热心公益事业的来往奔走等不同线索,使小说呈现出一种“主干突出”同时“枝繁叶茂”的景象。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部长篇小说在题材上应该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北美华文文学中比较特别的一部。写中国人与外国人正面展开斗争并克服种种困难取得最后的胜利,於梨华的《考验》(一九七四年出版)大概可以算是“先行者”,与《安大略湖畔》不同的是,《考验》基本上是写个人(中国人钟乐平)与个人(美国人华诺)的较量,写一群中国人与一群外国人的斗争,《安大略湖畔》应当也是一个“先行者”。通过《安大略湖畔》人们发现,中国人是一盘散沙的结论似乎可以改写了,喜内耗、不团结的中国人的“劣根性”,在《安大略湖畔》中的中国移民身上至少在与“洋腐败分子”斗争的时候已经有所克服——中国人原来也可以如此地团结、互助、忘我、(当然小说结尾顾继佐的表现或许暗示了中国人“劣根性”的阴魂不散)。不管怎样,北美的中国人在与异族“恶势力”抗争的时候,是团结一致的,并合理运用法律武器,有理有节、有条不紊地展开合法斗争。这样的题材和这样的中国人形象,在北美华文文学中,无疑是独特的。

正如小说中所写的那样:“不管白人还是中国人,都有好人和坏人”。如果不是身在北美,斗争的对象不是“洋腐败分子”,那么这个小说就与我们国内屡见不鲜的“反腐”小说并无二致。《安大略湖畔》的特殊性就在于:由于中国人所进行的“反腐”斗争面对的是洋人,因此这种“反腐”斗争就不单纯是“反腐”,还牵涉到两个族群(中国移民和外国“董事局”成员)之间的对决——其实质则是以罗伯特为首的董事局成员(洋人)对中国人的歧视、压迫和中国人对这种歧视、压迫的反抗,于是在《安大略湖畔》这部小说中,“反腐”斗争也就具有了中国人为了反抗歧视,为民族而战、为尊严而战的深层含义,而在这一斗争过程中所显示出的中国人的团结互助、懂法用法,也塑造了新一代中国移民的形象。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作者的价值立场是站在“中国人”一边,但他在塑造人物形象的时候,却没有简单化。具有民族主义“正义感”的“中国人”立场丝毫没有妨碍作者对笔下的“中国人”形象进行立体的、福斯特所说的“浑圆的”处理。虽然小说中的中国移民在与洋人“董事局”进行斗争的时候都表现出了“正义”的、顾全大局的一面,但每个人又都有着自己的复杂性:穆求思对于自己“责任”(被选为“董事局”成员)由敷衍到认真的转变、林莺在感情上的动摇、刘有道在婚姻问题上的软弱、金奇芬的自私、杜家琪的暴力倾向、汤嘉钰对真正爱情的退缩和回避、郝永福在生存压力下的猥琐、尤杰的性苦闷、爱丽丝的有勇无谋、姜梅英小市民式的琐碎、顾继佐的狡猾和深不可测……所有这些,都使这些“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的中国移民血肉丰满,各有特色。对于作品中的外国人,作者也没有因为自己的民族主义立场而予以类型化的一概而论,小说固然塑造了霸道蛮横的罗伯特、为虎作伥的莫尔茨、阴险的劳拉、卑鄙的迈克这样一些“洋人”中的败类兼种族主义者(程度不等)形象,但也为我们展现了充满正义感的法官和老黑人这样的“正面”形象。显然,作者在呈现北美社会不但也有“腐败”而且种族歧视远没有销声匿迹的同时,也向我们昭示了正义感和同情心同样存在于“非我族类”的洋人中间。既有民族正义感但又不被这种民族正义感引向非理性,使余曦在创作《安大略湖畔》的时候能够避免简单化而写出人物(不论华洋)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余曦《安大略湖畔》


假使说“斗争”是《安大略湖畔》的核心内容的话,那么“爱情”则是《安大略湖畔》的另一个关键词。作者在小说中至少安排了两条爱情线索:穆求思与林莺的婚外情,刘有道与汤嘉钰最终未能修成正果的爱情。相对于“斗争”场面写得有声有色、环环紧扣、缓急相济、从容不迫,爱情的描写在小说中则显得有些“仓促”。就拿穆求思与林莺的婚外情来说吧,从小说中穆求思初见林莺的表现看,他几乎给人“心术不正”的印象,见到林莺就开始想入非非,其后就一直动心思要和她“勾搭成奸”,而林莺的表现也颇令人费解:她看上去似乎是个端庄贤淑的好太太、好母亲,却也对与同一公寓的邻居(穆求思)偷情心怀期待,两个人最终成就好事后,又莫名其妙地戛然而止;至于刘有道与汤嘉钰的爱情,不但来得快去得快,而且来得缺乏铺垫,去得落入俗套。当然,千人千面,爱情也有千种万种的形态,并不是说穆求思与林莺就不能有婚外情,也不是说刘有道与汤嘉钰就非得有情人终成眷属,而是说作者在“设计”他们的爱情的时候,在逻辑和节奏上,还可以打磨得再细致一些,对他们之间“爱情”的形成和最终的结局,还可以再多一些起承转合,使“爱情”看上去更“可信”一些。以作品中现在的方式展开的“爱情”故事,难免会给人留下粗率、拼贴的印象和为小说加佐料的嫌疑。

在众多的北美华文文学作品中,《安大略湖畔》这部小说还有一个特别之处是它的语言。以往的许多北美华文文学作品在涉及到人物讲英语的时候(北美华文文学中的许多作品因为背景是在北美,自然会有大量说英语的场合),往往用汉语代替英语(那怕是作品中的“洋人”说话读者看到的也是汉语)——这种写法的好处是识汉字的读者都能读得懂,坏处是破坏了作品的“现场感”和“仿真性”。《安大略湖畔》改变了过去的“惯例”,在作品中大量运用英语(当然加上了汉语翻译),这就使得整个作品不但更容易塑造出栩栩如生的北美环境,“现场感”和“仿真性”大为加强,而且,语言在《安大略湖畔》情节展开的过程中也十分重要:因为无论是与“董事局”的“斗争”,还是与公寓中其他非中国移民居民的沟通;无论是搜集“董事局”的腐败证据,还是与法庭、律师打交道,都必须使用英语,在某种意义上讲,《安大略湖畔》中的中国移民所遭受的糊弄、歧视也与他们的语言不过关有一定的关系(所以作品中爱丽丝的出现是那样的让中国移民欢欣鼓舞,因为在加拿大成长、能讲一口流利英语的爱丽丝解决了他们在“斗争”中至关重要的语言问题)。语言问题既然在《安大略湖畔》中如此重要,那作者在写作过程中使用英语以强调语言的重要性(不仅仅只是强化作品的“现场感”和“仿真性”),也就顺理成章——从中也可看出作者的用心。

当我们把《安大略湖畔》放在整个二十世纪北美华文文学的发展历史中看的时候,总的来说它的重要性和独特性主要体现为,首先,在题材上有所开拓。它通过写中国人与“洋腐败分子”的斗争,写出了中国移民在海外所遭受的有形无形的歧视,而洋人的“腐败”和歧视使这群中国移民的“斗争”行为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了双重的正当性——他们既为正义而战,同时也为尊严而战。其次,塑造了新型的海外中国人形象,也一改北美中国作家曾有的“中国意识”。在与洋腐败分子兼种族主义者“斗争”的过程中,“团结的中国人”的群体形象受到了突显,而以炫耀中国人海外生活为主要特征的“中国意识”,却在作品中被展示中国大陆移民要想真正融入北美社会将面临与当年中国台湾留学生一样的困难(“融入的困难”)所取代——相对于炫耀海外生活的光鲜,这应当更能体现中国移民在北美的真实生存处境。写“融入”,是因为中国大陆移民不可能永远生活在“大陆经验”、“大陆回忆”和“大陆人圈子”中,他们终究要进入当下的北美社会,而有着中国大陆背景的北美华文作家也迟早要面对这样的问题并将之纳入自己的笔下;写“融入的困难”是因为由于语言、文化乃至于制度等各个方面的差异性,更能反映中国大陆移民在北美生活的真实情状的也许不仅是成功和光鲜,而是无法回避的各种困难、挫折乃至屈辱。就此而言,《安大略湖畔》无疑已经走在了“正视”和“直面”这一切的前列。

此外,《安大略湖畔》用“双语交错、中英文互渗”作为小说语言的表现形态,无疑与作品的表现题材十分吻合,能更真实地“再现”中国移民的北美生活状况——作品中对英文的代入显然与为了炫耀而在作品中夹入“散装英语”的做法不可同日而语。《安大略湖畔》中的语言形态在昭示中国大陆移民在北美“融入的困难”与“语言”密切相关方面令人印象深刻——大段的英文对话使读者也能强烈地感受到中国移民在北美社会生活所遭遇到的无形阻隔(看上去北美社会似乎是个透明的世界,可他们如果语言不过关,那这层透明的墙就不容易打破,向他们展开的北美世界也就不容易进去)。用“语言”的本真形态构建出一个“仿真”的环境,来表现中国移民在北美所遭遇到的“阻隔”和“融入的困难”,在《安大略湖畔》之前,北美华文作家这么做的似乎不多。

虽然“爱情”在小说中的不够“自然”和“圆熟”,对《安大略湖畔》的整体有机性造成了一定的损害,但从总体上看,《安大略湖畔》无疑是北美华文文学中独特而又重要的收获。


本文在7/27/2019 2:15:25 PM被施雨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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