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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散文:橱 发表日期:2019-07-27
作  者:谭绿屏出处:原创浏览301次,读者评论1条论坛回复0条
散文:橱
文/谭绿屏
2019年07月27日,星期六

荣获台北《中央日报》1990年(民国七九年度)全球文学奖大赛散文第三名
发表于台北《中央日报》副刊1991年3月29日
(中华民国八十年三月二十九日《中央日报》五版副刊)
收入2002年出版的个人文集《扬子江的鱼,易北河的水》

几个大人热热闹闹地抬着一些高大如山的东西,涌进房间,遮没了天花板。

不到四岁的我,眼前晃动着大人们的长腿。懵懂中发现那刚抬上楼,搁在房间中央,还没有就位的一个方方大大的东西,有一个可以平地开关的门,像个小房子。好好玩!我忙牵着一岁的小弟躲进那门里,喊着要两岁的大弟来寻找。

等等不见大弟摸到门,想出去看个究竟。叮嘱小弟别动,我自个推开那黑得不透一丝儿亮的门,跑了出来,再关上门,去找大弟问话。

不料,小弟的大哭声从那个方方大大的东西里传了出来。妈妈抛下众人,赶过来打开那门,把小弟连着哭声抱了起来,好生呵护。

晚上,妈妈和爸爸合力把那个方方大大的东西靠墙竖好。我这才看清,这个东西的正面涂着红漆,下面有个四个脚的架子,架子上带有一个扁长的抽屉。妈妈叫它“红橱”。橱门在正当中,高高的,宽宽的,我已经不能随便跑进去了。橱门的两边是细木拼花的直壁,两边上方各有一个刻着串珠边的椭圆形镜面。一面镜全坏了,爸爸把破碎的镜片取下扔掉;另一面缺了一点,妈妈还可以照个头脸。妈妈打开橱门,把几件丝绸旗袍和爸爸的西装挂进去。两个漂亮的女用手提包放在橱里左边的隔层上方。隔层中间有一个小红抽屉,则放进几对精美的耳环和口红、眉笔、香粉。

从此以后,我的整个童年和少年时期,只要妈妈一打开红橱,我就被那混合着化妆品香味的樟脑味和色彩缤纷的丝绸花样深深吸引住。好迷人的红橱!

后来才知道,这个红橱,是父母亲的恩师黄君璧先生在他离开南京赴台湾时,亲嘱赠送给我父母亲的。连同红橱,还有一套四件的深绿色藤制茶座,以及其他零星家什。

童年多病的我,很多日子不分白天黑夜地睡在铺上被褥的绿色长藤椅上。长藤椅邻接着父母亲的床,斜对着红橱。

面对镜中红喷喷的少女面孔,耳闻称赞的美言,对青春年华充满信心的我,设想着长大起来,入少先队、入共青团、入共产党;进艺术学院、做艺术家,当教授。不由得常在心中念着;党啊党,我的一切都要献给人民、献给党!

一声巨响,睛天霹雳,炸碎了幻想的美梦。号称“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颤抖的大地上疯狂展开。

那一天下午,我从中学回到家,发现外间客厅一套四件的深绿色藤制茶座没有了,心中怦怦然。

走到里间父母亲的卧室,发现红橱也没有了。妈妈心爱的东西,全被扔在床上。

那天好晚爸爸妈妈才回来。妈妈把床上的衣物分放进箱子里和外婆家运来的玻璃书橱里。

原来他们学院里的“革命委员会”说他们窝藏敌产,把他们俩人隔离在两个房间,各自写交代。交代他们窝藏了多少敌产,不得遗漏。两人胆颤心惊,茫茫然,于是绞尽脑汁拼命想,想那十几年前到底得到了哪些敌产,生怕和对方写的对不上,过不了关。例如:红橱里有几件衣服,已经改给女儿穿了;大约有一只鸡毛掸,早已用烂了;还有一盒奶油饼干吧?谁知道呢?十几年前的事了,十几年前可是光天化日之下,人人皆知的师生相赠呀!

“革命委员会”如获至宝。根据父母亲交代的初步項目,早就采取革命行动,派人到家里搬的搬、抬的抬,把这些价值万贯的敌方财产运走了。

妈妈连夜给正在北京读书的姐姐写信,要她把那件浅米棕色的外套火速寄回家。因为那是黄先生留下的西装改制成的,属于敌产,务必上缴。

那两只精美的手提包和那些香喷喷的化妆品,以及一些金银首饰,自此以后也再没有见到。作为“四旧”物资,一律上缴了。

紧接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号令,爸爸成了国民党派遣遗留下来的可疑特务,进了“牛棚”。每逢对爸爸的斗争会,妈妈便是陪斗对象。美术系的革命师生们,充分发挥了美术的宣传力量。一个字有一个半人高,接连着写了三位“打倒”。被“打倒”者的姓名,不仅黑白分明,还画上大红叉。别出心裁的是,父亲的名字,此刻竟与一代伟人蒋介石、刘少奇并列了。

原本亲密友善的师生关系、同学关系,越来越演变成尖锐的斗争关系。我们子女一夕之间变成了黑五类子女。

中学也停课了。女教师秀美的黑发,被不可一世的“红卫兵小将”剪掉了,剃成黑一条、白一条的西瓜皮式的脑壳。木工师傅仍在辛勤地修理书橱、课桌。我向这位工人老大哥倾诉心中的不平。他一边刨着木头,一边叹着气,摇头对我说:“墙倒众人推呀!”

我与两个弟弟、一个不到十六岁的妹妹,一起开始了“上山下乡干革命”、“向贫下中农学习,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生活。大姐本是清华大学的高材生,原定毕业后留校任教,此时被分派去云南,一个每天吃豆腐渣的工地。

洪泽湖畔黄土地,由于泛碱,土黄得发白。十冬腊月,我们背着行李,来到这可谓天苍苍、地茫茫的庄子,大家居然兴高采烈。多亏了乡亲们的热情相待呀!

国家给知识青年每人一笔二百元人民币的安家费,还有为期一年的每月八元人民币的生活费。区区数款,知识青年便成了庄子上的富户。

大弟跟着张队长泥了几天房子,回来就动脑筋在泥土坯砌成的房墙里,依墙砌了两只泥的橱。横板是用高梁秆理齐了,抹上泥刮平了的泥板。我为泥橱拉上布帘,下层放换洗衣服,上层放书本。晚上点上煤油灯,放在泥橱上看书、画自画像,不仅心满意足,而且为能“安居农村”、“献身革命”,特别是为能“吃得苦中苦”,而感到无比自豪!

要知道,方圆几十里的农家和知青户,终究还没有一家有橱的呀

黄草顶下厚土墙,两边两只小洞是窗眼,中间留个大洞是门嘴。茅厕在房后,挖一个深坑,围一圈玉米秆就是。进了门,一个土灰的水缸、一个灶、一个没油漆的矮桌、几个七歪八斜的板凳。泥土坯上架高梁秆帘子是床。拉一根长绳在屋里,衣服脱下来随手搭上,比橱方便得多。那黄土制的老高老大的容器,是自家坯了盛粮食用的,叫做土瓮子。

我们从南京带去的一个木盆,整个庄子的人家都来借用。因为再没有第二只了。

一个小姐妹出嫁,得了一个小木箱放在自行车后作陪嫁。羡煞了多少庄子的姊妹!

运动深入到农家。又是清理、又是清查。民兵营长退赔出了一件红毛衣。这件毛衣,是他买了线,请我代织的。这个生产大队的一千多名社员惟一仅有这一件毛衣。


      没想到,七八年后,我们一个一个回城了。可叹,妈妈熬不过斗争的煎熬,一病长辞而去,妈妈没有看到,她日夜牵挂的子女总算各自成家了。
那年头,城里奢侈的习俗,莫过于结婚有大床、大立橱、五斗橱、餐桌、写字台——所谓五大件,比起后来要的彩电、冰箱、金戒指,条件低多了。然而“文革”带来的物质匮乏,即使这几件最起码的家具,也得要有结婚证书才准予购买。而买这几件家具的花费,年轻人往往要节衣缩食好几年,才省得出钱来。不时听说这厂那厂小青工为了省钱买橱,天天吃美名“神仙汤”的酱油汤泡饭。不支奔忙劳碌,洞房花烛夜一紧张,就晕了过去。不省人事度婚假。

话说这几大件,有幸得了钱,是否买得到,还不一定。材料牢不牢,做工好不好,式样满意不满意,则要碰运气了。厂家一个师傅带几个徒弟一起做家具,加之木料有限,家具往往供不应求。买家由不得多挑,领了结婚证书,买不到家具的人多着呢。听消息家具店有了新橱来,赶紧相约拿了结婚证书去付钱,请人将橱运到家就是好运了。

双双名牌大学毕业的姐姐和姐夫,婚后好几年没有橱。后来好不容易,姐姐从云南调到山东——姐夫的工作地,结束了天南地北的分隔。两人买了别家出让的一只双门旧橱。黑黑的、斑斑点点脱了漆的。姐姐说:“我们还没有那时髦的几大件呢!”

大弟那橱是有关系的朋友让给他的名额。他连夜找爸爸磨嘴皮,讨得一百九十元人民币,买到头等级的三门大橱。油漆得金光发亮,大长方穿衣镜镶在中门上。

小弟那橱是找门路买木料,请木工到家里打的。比普通店里买的便宜、牢靠得多。

小妹那橱,是婆家买自友人自己打了多出来的。那橱做工精致,上下加了木纹贴边,付了两百元人民币。与当时市价一百二十元的橱相比,的确是货真价实了。据说衣橱抬走之日,女主人哭了一晚,舍不得她卖出去的橱。可惜日后小妹与夫婿分手,也离开了这只橱。

父亲也结婚了。

我工作的单位没有住房。那领导一副阴沉沉的面孔,毫无通融的余地。即使我工作勤奋,同事们号称我是不知休息的“机器人”,也没能改变得了处境。单身的我,几经辗转仍无处安身。

一位好心的女同事悄声对我说:“我家有一个堆杂物的偏房,留给儿子结婚用的。儿子去当兵去了,过两年才回来,你来看看,不嫌弃的话,可以凑合着用。”

如遇沙漠绿洲。满怀感激之情,赶忙请人把我的行李用三轮货运脚踏车搬到新址。

君不见,小屋十平方米,已经收拾过了。打家具用的木板陈放在铁床上,我在堆集的木板上铺上铺盖,架上纱布蚊帐,心理上已有了安宁的天地。门口小窗前的一只宜兴陶制小方桌当画桌用,虽然冷冰冰,却令我在心中为主人的热诚升起暖意。墙边一字儿堆着主人家已无处再移的杂物。我就一字儿在杂物上面架上皮箱、木箱、纸箱,几经整理,象征了我的衣橱、碗橱和书橱。门上缝隙大开,远不如记忆中家里红橱的门。站在室内,头上的头发被涌进的穿堂风吹得直竖。我找来牛皮纸裁成条,把门缝一一糊上。头发不再竖起来了。

我多么盼望着有一个真正的橱啊!

我常去看单位里的小木工打橱柜、桌椅。我向他打听买木头的行情。没事时同事们聊天,我便为我梦想中的大橱画设计图。我设想怎样充分运用那橱中挂了衣物后余下的空间,加上许多小间隔、小抽屉。我画了一张又一张,有的还用尺计算了放大的比例。

可是我哪有地方呢?

凭藉无数的画稿,安抚颠动的岁月。我深深相信,画饼是可以充饥的。

我要打一只大橱和一个大画桌,就把它们锁在街边电线杆上。晚上,我在电线杆旁路灯下作画,广阔无边、自由自在,多么美妙!

同事们深知我个中辛酸,侃祝我美梦成真。

房东的儿子就要复员回来了。小屋太破,又漏雨,房东已在找人,准备翻修房子。我必须尽快搬走,心沉谷底,故乡故土虽大,难寻我一单身女插针之地。

神话故事中,凡是陷于困境,人力不可解的百姓,总是有神出来点助。也不知出于哪位神明的照拂,我终于踏上步入美梦的道路。然而,当时的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六年前(1984年),亲戚担保我来到西德学习。

出国前再三思量,横竖自己已经饱尝千种辛苦,不怕报纸上说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贫困、失业、没有人情。我一个心眼儿想着:姑且我先从那“资本主义社会地獄”里镀上一层金以后,再回到这“社会主义大家庭”争贡献,为我的住房和橱柜决一高低。

初到异乡,我在餐馆打工。赚得的钱,首先就去旧货店为自己买了一只橱。标价九十,对我来说太贵了。经过还价,我为它付出七十马克。旧货店帮我运到我住的顶楼。我细心用肥皂水把它擦洗得雪白发亮。别笑话,这是一只厨房用的家用橱。我看中它的,仍是它的多层、多抽屉的多用,正好将我的衣物、画具、大小零碎分类安放。它包容了我的全部家当。

近四十岁的人了,有生以来第一次用自己的劳动换来一个属于自己的橱。好高兴啊!几次搬迁、换住地,这个沉甸甸的橱都跟着我不离不弃。它对于我多么重要!它既满足了我的物质需要,又补充了我的精神寄托。

市区里,常有分区域、分时期的通告。各家各户可以在指定的时间地点,将房间里要淘汰的旧家具扔到街边,自有大型垃圾车来收拾干净。

不少人靠捡这些扔出去的家具,搭建了自己住的小窝——只要有办法搬运得走。

我的许多画板、裱画板都来自于此——那些拆了的家具板和橱壁。

记得我曾经在家具垃圾山中捡回一只钢筋人造革椅子。这只椅子全新闪亮,甚至没有完全退去其购货时的包装。不会有人要我写交代的。我提着椅子上交通车时,这样自我安慰。

欣赏那些被扔出去的完整的橱,至今成为我的一个癖好。即使我穿着整洁地出门,也不疲于此举。任凭小汽车在身后穿梭,止步立定的我自在默默寻思:好可惜,无法把它们送给我那遥远的乡亲、姐妹们。不错,我相信经过改革后的苏北农民生活是好多了,但是何时才能每家每户有橱呢?

以后,我有了我自己幸福的家庭。这是出国前再也料想不到会遇到的缘分。于是,我那虽然亲密,却并不雅观的白色旧餐橱,不得不被忍痛舍下了。丈夫是汉堡人。他专门为我订购了与他原有的家具相配套的丹麦产大型多用写字橱。大大小小的分隔和抽屉,使我的画笔、颜料、纸卷、画稿、书籍、剪报、信纸乃至邮票、针线头,全都各自享有了独立而又显而易见的位置。需要什么,信手可得。橱中间那块直板横下,又多了一张画桌。比我在南京用过的陶瓷画桌大多了。

我们的卧室中,丈夫原有一个他父母亲过去送的五阔门大橱。我又花了七百马克买了一只全新的三玻璃镜门大橱,放置我越来越多的漂亮衣服。作画时,我不想自己是女人,现实生活中,我毕竟是女人呀。

有一次,我与丈夫去一家大型家具店,看到许多精美的组合家具。丈夫眼神突然一亮,对一个大橱大加赞叹,左看右看不肯离去。

“我对这只橱发狂了!”他说。

这是一个浅棕色的七门大橱,颜色恰好合他买的丹麦家具。橱门打开,里面居然有许多大大小小的间隔和抽屉,可以充分利用橱中挂了衣物后余下的空间。相信吗?正好如我当年画饼充饥的图纸!

这个价值七千马克的大橱,为西德本土所制。

“等我们搬了大的住宅,一定来定购这个橱。”丈夫在身边说。

“那么我们原来的五门大橱呢?”我问。

“垃圾,扔了。”

我愣想着:七十、七百、七千,……资本的力量,切切实实展现在我面前。

《得奖感言》

再学中文

发表于台北《中央日报》1991年3月29日
(中华民国八十年三月二十九日《中央日报》五版副刊头条左得奖感言)

获奖感言

我是一个画家,怎么不务正业,写起文章来了呢!

我爱好艺术,从小给自己定下的终生使命是画家。画家能画一辈子,而且人越老画得越神。现代派的画家强调表现自我,创作时自由自在,为所欲为,全不管别人爱看不爱看,煞是令人钦慕!作家呢?我不敢想。作家是那么神奇、高不可攀,他要通晓一切,解答一切;不仅要言教,还要身教。作家必须充分体察读者的感受。作家笔下的文章往往又成为时局中的要害。总是有人因为自己有心无心写下的文字而遭殃。亲朋好友告诫我:信件不要留,日记不要写,别留小辫子给人家抓。

中国大陆改革之前的那些年月,我的一幅画入选市妇女美展。目录表都印发出去了。但被发现画中题诗有个人情绪,这幅画被抽下墙。我的另一幅画得到正式通知,将作为某一画刊的封面画,摄影师亦拍过照。不料又因为画中的题诗是怀念亡母而遭黜废……每每碰壁,叫人好不伤心。

没有忘记雁荡山顶古寺庙,我曾经抽得一支下下签。签曰:“杀尽猪羊也不济”。此签真个是灵验了好几年,令我苦苦挣扎,伤痕累累。但是说来也奇怪,时空一转,它竟然不灵了。命运之神的大手拨开浓云密雾,芸芸众生之中,捡出了我这双不甘残败的苍头小虻。弹指一挥,飞越万水千山。张惶失措的我,转眼之间从神州大陆被扔到了西欧。同样是苦苦挣扎,西方世界的自由空气滋养了我,如同大自然中每只自由生存的苍头小虻,我不会被任意践踏。

然而不论白天与黑夜,我仍然作着中国梦。面对新的世界,新的选择,肩背上最沈重的是中国、中国的文化,还有我的中国画创作。海外报纸新鲜活泼、文彩缤纷,一扫出国前所读到的渲染不实、刻板老套。凡是能到手的中文书报,我都如获至宝,细细阅读。它们陪伴着我的异乡生活,丰富了我的艺术创作,更加引发了我的中国梦。

曾在本报刊载过的前一篇:“人体为艺术,何足为奇事”,写来只因铭怀着我个人急欲声张的信念。编者巧心将此文编排在恰好一页信纸大小的版面内,使我得机复印了几十份,堂堂皇分发寄送给我想告诉的朋友们。意愿既已满足,本该就此收敛,归正本行。几个大字撩过眼帘——“梦开始的地方”,好诱人的题目!心中冒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写,写出我心里的梦。大量紧迫眉梢的事务横下心来往后挪。画展邀请、画作创新、德语、家务、信件、客访、看医生……心里拽得紧绷绷的。我硬是在画桌收拾成的书桌前整整磨了两星期。磨姑着填格子,直填得我眼皮浮肿、天旋地转;时限已近,还是难以自圆。

一个声音激情地高喊:“放下你那玩意儿,学好德文第一大事,融合到你丈夫诺尔曼的民族中去吧!”

另一个声音却在低沉地回鸣:“划不来了,我要学的是中文。”

有幸回台一游,并亲临文学奖的赠奖典礼。又一个梦想成真。这份荣誉值得我永世珍惜。丈夫欣然为我驼了一大堆中文书回汉堡。够啃一、二年了。

3-1)《得奖感言》发表于台北《中央日报》1991年3月29日五版副刊头条左

(3-2) 同为受奖人

(3-3) 中华民国八十年三月二十九日《中央日报》五版副刊头条右评审的话


本文在7/27/2019 11:36:16 AM被施雨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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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绿屏 去谭绿屏家留言留言于2019-08-02 05:54:15(第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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