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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论新移民文学中的历史叙事 ——以北美新移民作家为例 发表日期:2019-07-01
作  者:丰云出处:原创浏览36次,读者评论0条论坛回复0条
论新移民文学中的历史叙事 ——以北美新移民作家为例
文/丰云
2019年07月01日,星期一

[摘要]:新世纪以来,新移民作家推出了一些基于中国和异域华人的近现代历史而创作的文学作品。李彦、沈宁等的纪实书写,超越了个人悲欢,以理想主义情怀穿越历史迷雾,为被历史尘烟掩埋的英雄擦亮姓名,追寻被遮蔽的真相。袁劲梅和陈河的战争书写,取材独特,史料丰厚,打捞出时光深处的沉埋。而《劳燕》和多部“南京大屠杀”主题的作品,构成了历史叙事目的上的对照性。总体而言,新移民作家的历史叙事,常常能够发掘出独异的书写题材,大胆地突入历史书写禁区,借助移民身份的便利打捞真相、还原历史现场,透视历史的多重面目,与国内作家的历史叙事呈现出不同的叙事风貌。他们利用文化居间者的身份便利,以移民的特有敏锐触角,搜寻在两种、甚至是多种文化交接处的历史遗迹,将移居国的历史文化与母国的历史文化勾连在了一起,叙述出一个个曾经湮没于历史尘烟中的跨国故事。这种书写,正是新移民文学作为海外华文文学的局部最具价值的所在。

[关键词]:新移民文学,历史叙事,北美新移民作家,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 A

 

新世纪以来,华人新移民作家推出了一些基于中国和异域华人的近现代历史而创作的文学作品,在国内文坛产生了很大反响。如陈河的《沙捞越战事》《怡保之夜》《米罗山营地》《外苏河之战》等,哈金的《南京安魂曲》,严歌苓的《寄居者》《金陵十三钗》,郑洪的《南京不哭》,袁劲梅的《疯狂的榛子》,张翎的《劳燕》,以及李彦的非虚构作品《尺素天涯——白求恩最后的情书》《何处不青山》,沈宁的纪实作品《牢记——一个家族的抗战史》,薛忆沩的《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等。这其中大部分作品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抗日战争。一方面,这些作品的写作源起大多与作者的移民身份、移民经历有关,譬如李彦的《尺素天涯——白求恩最后的情书》《何处不青山》的写作,皆是由于她本人因移民而与这些历史余绪中的当事人发生了奇妙的关联;张翎是由于身为温州人而得以了解到抗战时期曾存在于温州地区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训练营;陈河则是移居加拿大后,接触到当地华人的参战历史而开始华人域外战争的系列书写;严歌苓曾自述:“不知为什么,人在异邦,会产生一种对自己种族的自我意识,这种对族群的自我意识使我对中国人与其他民族之间的一切故事都非常敏感。这并不是单单发生在我身上的现象,我周围很多朋友很早就在美国开始‘南京大屠杀’的资料搜集和展览……我就是在参观一个个大屠杀刑场时,感到非得为这个历史大悲剧写一个作品。”[①]学者作家郑洪在《南京不哭》的自序中也提及他创作这部小说的源起是因为在1995年4月参加麻省理工学院举办的一次关于广岛事件的会议时,听到主讲人刻意歪曲历史,回避日本侵华的事实而感到愤怒,因为“历史不容以理念剪裁,我们有权对世界发声,把中国人过去身受的苦难说个清楚,提升世界对列强蹂躏中国的认知,唤醒装睡者的良知。”[②]而作为美籍华人,哈金、严歌苓和郑洪,显然都对美国华裔作家张纯如1997年发表的纪实作品《南京大屠杀》非常熟悉,也由此接触到张纯如发掘出的美国传教士明妮·魏特林在抗日战争中留下的《明妮·魏特林日记》。这应该是他们在创作中都涉及到这一历史本事的原因。另一方面,这些作品的叙事风貌与他们作为移民的身份和生活方式有不可分的关联,文本中通常存在多国时空勾连,多族裔共处。显然,当他们作为跨国移民频繁往来于故国与居住国之间时,作为文化居间者,他们已经不仅仅满足于单纯地回望故国或者是讲述在居住国落地生根过程中的辛酸与成功,而是利用作为文化居间者的身份便利,以移民的特有敏锐触角,搜寻、打捞在两种、甚至是多种文化交接处的历史遗迹,将移居国的历史文化与母国的历史文化勾连在了一起,叙述出一个个曾经湮没于历史尘烟中的跨国故事。这种书写,是新移民文学中最具价值的所在。

一、纪实写作:穿越历史的迷雾

在新移民文学中,一直都不缺乏纪实写作,早期的纪实作品多集中于叙写作者个人的不幸或者成功历程。新世纪以来,许多纪实作品超越了个人悲欢,以理想主义情怀穿越历史迷雾,为被历史尘烟掩埋的英雄擦亮姓名,追寻被遮蔽的真相。这其中李彦、沈宁等人的创作是比较突出的。

任职于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李彦是少数可以从事双语创作的新移民作家,其英文长篇小说《红浮萍》和《雪百合》在加拿大具有广泛的影响力。近年来,李彦致力于非虚构写作,《小红鱼儿你在哪里住——甲骨文与明义士家族》发掘了加拿大传教士明义士家族与殷墟甲骨文之间的渊源。《尺素天涯——白求恩最后的情书》和《何处不青山》则是对白求恩大夫生平事迹的发掘。而纵观其创作,“白求恩”这个名字几乎贯穿了她的写作历程,已经成为一种情结。这种“白求恩情结”传达出的是李彦的理想主义情怀。

《尺素天涯——白求恩最后的情书》通过平实的叙述,将一个在中国已经化为政治符号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还原为一个有血有肉、率性浪漫、甚至毁誉参半的勇者白求恩,发掘出在符号化的背后那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为读者重塑了一个立体、鲜活、丰满的英雄形象。这篇纪实作品信息容量巨大,包括白求恩日记、书信、加拿大政府拍摄的纪录片、加拿大报纸的相关报道、加拿大出版的关于白求恩事迹的小说、国内相关的历史记载、以及李彦对白求恩女友莉莲的儿子比尔·史密斯的采访等大量史料。通过她横跨两国、抽丝剥茧的钩沉,读者不仅第一次知道了世间竟然尚存一张毛泽东与白求恩的合影照片,而且了解了白求恩当年缘何奔赴万里之外的中国、加入到支援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队伍中的历史真相。比尔·史密斯一家因为信仰、宣传共产主义理论而一生窘困的故事更是令人唏嘘。

《何处不青山》是《尺素天涯》的续篇,记叙了比尔·史密斯来到中国捐赠那张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毛泽东与白求恩合影照片的始末,以及李彦陪同比尔·史密斯一行在太行山寻访白求恩生活遗迹的历程。这部续篇不仅记录了有关文物照片捐赠的前后纷扰,而且也对《尺素天涯》中的有关史实展开了更为详尽的叙说,譬如新西兰女传教士凯瑟琳与白求恩的情缘、白求恩当年援华医疗工作中的艰辛,以及当年陪同白求恩援华的女护士珍妮·尤恩的故事和在中国从事医疗服务更久的布朗医生的故事等等。照片捐赠过程中的波折坎坷,映射着当今时代加中两国的左翼群体对于现代中国历史的复杂态度。而作为加籍华人,李彦在促成文物捐赠中国的历程中也难免感受到一丝移民身份的情感困扰。

李彦自言:“我是一个执着的理想主义者”[③]。她对白求恩生平的不懈追索,并非偶然的好奇,而是“关乎我们回首来路,检视足迹时,对人生价值的自我审判。”对她而言,白求恩的形象所代表的是“人类最崇高美好的精神”[④]。李彦在她的数部作品中都曾将白求恩作为一个理想主义的符号嵌入叙事之中。譬如《尺素天涯》与李彦的长篇小说《海底》就具有一定的互文性。小说中涉及白求恩的历史史实,与《尺素天涯》是一致的。女主人公江鸥万里迢迢奔赴加拿大是为了“寻找一个真正的男子汉”,而这个男子汉就是白求恩。这源于她20岁时看电影《白求恩大夫》所激发的崇敬之情。留居加拿大后,尽管逐渐了解到白求恩在故乡的形象并非是电影中那样“高大全”,江鸥依然视其为英雄,并在更深的层次上理解了白求恩从醉心醇酒美人到投身革命的蜕变之路。“白求恩”成为小说中的一个色彩强烈的理想主义符号,数次出现在叙事中,牵引着江鸥的人生求索之路。

 “白求恩是一位历史人物,但更是凝聚了中国现代革命意识形态色彩的集体记忆。”因此,有关白求恩的书写在中国始终是具有强烈政治内涵的仪式性书写,不可避免地存在对历史事实的裁剪和编辑。因为“集体记忆从来都不是事件本身,它是从事件的局部环节中升华起来的‘有序的期待’。”[⑤]而随着革命年代的远去,在当下历史虚无主义甚嚣尘上的文化氛围中,这种带着革命时代集体记忆的“英雄塑造”就不免被许多当代人排拒。惟其如此,李彦的“白求恩书写”才更值得关注。因为这既是宏大叙事之外的民间表述,亦是曾经的主流话语印记在全球化时代的新的呈现。这种自觉地对主流话语的补白,对一个时代文化记忆的再度召唤,对连接两国历史和文化的真实历史人物的有效还原,有其卓然的书写价值。民间话语的丰富存在,才更能呈现历史的本来面目。而对一个已经在中国现代历史中被符号化的加拿大人所进行的立体化重塑,对于身处两种文化交汇处的新移民作家而言,更具有多重意蕴。它既是承载作者浓烈的理想主义情怀的绝佳载体,也是跨国主义时代的移民从新的维度审视母国与留居国之间历史勾连的最好切入点,意味着新移民开始在母体文化与移入文化之间构建“第三文化空间”,超越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也不再是双向疏离的“边缘人”,而是开始成为“有根的世界公民”,即“不仅是血缘性的民族后裔,也是民族精神的传承者,更是世界各个民族文化的欣赏者、沟通者。”[⑥]

与李彦的“白求恩书写”相对照,薛忆沩的小说《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同样取材于白求恩的故事,但叙事逻辑却是解构性的,“去革命化”的。作为虚构作品,他并没有使用白求恩的名字,而代之以“怀特大夫”。作品的主体是“怀特大夫”留下的一封在1938年3月写给前妻玛瑞莲的长信,记述他从汉口出发,西渡黄河前往革命圣地途中的孤独与痛苦,以及对战争、对革命本身的疑虑。“怀特大夫”预言:“在这个动荡不安的国家,我将被供奉为英雄,我将戴上‘高尚’和‘纯粹’的桂冠,我将成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典范”,然而他认为这不过是“荣誉”和“误解”的伪装,“我是因为你或者说因为失去你,因为对你疯狂的爱,因为这种爱的折磨,因为这种爱引发的痛苦和绝望,才不远万里,来到这个国家的。如果我真的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那肯定是我的悲剧。那意味着我最终还是没有得到我苦苦追寻的自由”[⑦]薛忆沩将“革命叙事”中的理想主义者、国际共产主义战士重塑为追寻精神自由和“爱”的救赎的个体主义者,“将革命者‘非革命化’是对革命叙事的瓦解”[⑧],这种瓦解既可以说是重新想象和构建历史的多重面目,亦可以视作对理想主义的解构。其书写之中隐含的抗拒和疏离,与李彦浓烈的理想主义情怀正正形成对照。但如此相反的情怀,却都与其移民的身份和经历相关联,显示出新移民作家在群体性的共同经验之外个体体验的多样和复杂。

沈宁的创作一直以纪实为主,其中很多作品是与自己的家族历史有关的,如长篇小说《唢呐烟尘》《泪血尘烟》,纪实作品《百世门风——历史变革中的沈陶家族》和《牢记——一个家族的抗战史》等。沈宁的家族,父系母系皆在近现代史上名人迭出,堂伯沈钧儒、外公陶希圣最为知名。两个家族中先后有十数人投身抗战,其中一些人牺牲在战场。《牢记》以抗战为主题,从家人的视角,用克制冷静的笔触将家族中阵前杀敌、文化抗战、技术抗战的亲人们的功绩记录下来,力图通过历史书写在“每个人的心底,建立一座神圣的抗战纪念碑”。在他的笔下,冒死公布日汪密约的外公陶希圣、筚路蓝缕修筑滇缅铁路的外祖伯父陶述曾、15岁投身抗战的叔叔沈耆儒、以笔为枪的姑父王蘧常、空军烈士沈人燕(堂侄)、参与淞沪会战的万耀煌将军(外祖舅公)、战地记者范长江(堂姐夫)等等,从历史书册间的一个名字或一行小字,变为血肉丰满的英雄。作为抗战历史的见证者和献身者,他们的名字有足够理由从历史烟尘中被擦亮。同时,由于沈宁家族的抗战义士多数是国军、国府人员,因而他的纪实书写,是别样的言说和认知。特别是,由于外祖父陶希圣的蒋介石“文胆”身份,其跌宕人生中也间或闪现出蒋介石及部分国府官员的面目,成为独特的历史片段。

此外,老作家王鼎钧的回忆录四部曲之二《怒目少年》和之三《关山夺路》是从流亡学生的视角记述了抗战和国内战争期间的颠沛流离,也是新世纪以来新移民文学纪实书写的重要收获。

二、战争书写:打捞时光深处的沉埋

“战争是历史的客观存在”,也是文学的永恒主题之一,“战争作为历史的特殊现象,作为人类社会‘极端化’的形式表现,其本身具有复杂的历史内涵与时代因素,茹涵着极为深广的社会与人事纠葛,尤其是战争中的人,在战争的情境下,常常表现出特异而复杂的存在方式与超出常态的心理……”[⑨]新移民文学中,近年开始出现了一定数量的战争书写,但大多是以战争背景下的人性裂变和情感纠葛为中心,如严歌苓的《寄居者》《金陵十三钗》,张翎的《劳燕》等,真正直面战争的为数较少,这使得袁劲梅的《疯狂的榛子》和陈河的系列战争小说极为难得。他们的战争书写均建立在大量史料的基础之上,既进入了战争的本相,又在本相之上关注战争创伤、战争伦理和战争中复杂的政治纠葛。

《疯狂的榛子》是袁劲梅第一次涉及战争题材,通过中美空军混合联队的航空兵范笳河和富家小姐舒暧因战争而分离,因政治而分手的爱情悲剧以及因为这段爱情而被改变的人生和家庭,将从抗战、文革到当下的漫长时光勾连在一起。袁劲梅以“战事信札”这样特殊的情书,来包罗了抗战中的大量战斗细节,同时通过文革中的舒暧和朋友南诗霞的“认罪书”、范笳河写给马希尔的信、美国老兵契尼的演讲等各种载体,来补充“战事信札”中缺失的部分细节,由此全面展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包括美国援华飞虎队、中国空军特遣队、美国第14航空军等的抗战历史。更难得的是,这些战争的细节,几乎都有历史性文献的支撑,并非向壁虚构。这些沉埋在时光深处的史料,被袁劲梅细致地编织进了范笳河与舒暧的故事之中,为抗日战争中的中美联合抗敌功绩书写了一部特殊的历史。其宽广的视野和阔大的格局使得这部作品在新移民文学独树一帜。

袁劲梅在作品中围绕发掘美国第14航空军的中国抗战历史而编织出一个庞大的人际网络,每个人物都是网络上重要节点,连接起舒暧、范笳河和南诗霞的三个家庭。他们的后代喇叭、范白萍和南嘉鱼(浪榛子)都以自己的方式在追寻父母的往昔岁月,并最终亲人相认。在这个结构庞大的作品中,家族历史、父母爱情是叙事的主线,但对美国第14航空军的中国抗战历史的发掘以及贯穿着叙事主线的的文化批判,才是作品真正的主旨。袁劲梅的大部分作品,通常都会设置中西价值观念的二元对立,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宗法制,以及基于宗法制的政治暴力,张扬法制、正义、平等和宽容。在她以往的作品中,西式的价值观是通过留学美国的华人移民及其后代来呈现的,如《罗坎村》《老康的哲学》《九九归原》等。在《疯狂的榛子》中,西式价值观的呈现者不仅有今天的华人移民、法学院教授南嘉鱼,还有华人移民第二代芦笛、到中国寻找发财机会的军官生寇狄,以及战争年代的中美空军混合联队的美方飞行员丹尼斯、怀尔特等,他们都是跨越了文化门槛的居间者,手持法制与公正的利器对中国的宗法等级制发起了攻击,隔着几十年的时光相互呼应。

在《青门里志》中,袁劲梅在破解中国文化的遗传密码时,找到了一个“群体容纳性”[⑩],而在《疯狂的榛子》中,她除了继续揭露这种在“群体容纳性”之下释放出的人性之恶外,还借助战争带给军人的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来努力阐释战争与和平的逻辑联系,指出战争创伤不只是身体与心理上的,更是道德上的,强调区别战争伦理与和平伦理的重要,并指出不止存在战争PTSD,更存在政治PTSD和文化PTSD。不过,在痛陈政治PTSD和文化PTSD的可怕与可悲之中,袁劲梅的书写惯性也再一次呈现出来。虽然表述有所差异,但《疯狂的榛子》中的文化批判显然并未超越《罗坎村》《青门里志》《忠臣逆子》等前作。因此,尽管作者满怀着强烈的启蒙济世情怀,但重复却使得思想的力量呈现出边际递减的趋向。正如学者徐刚说:“《疯狂的榛子》的文本内部分明徘徊着一个 1980年代的历史‘幽灵’。那种朴素的人道主义,以及对于个性的强调,符合那个时代启蒙主义的精神内涵。然而,每每此时也总会让人感慨这一辈作家所被派定的历史位置。他们就仿佛是那枚精致灿烂但却多少有些可悲的琥珀,被僵硬地定格在那个特定的年代,一切的思索也都是从彼时的执念出发,自信满满地臧否一切,任凭历史流转也丝毫看不到任何思想的转圜。”[11]这样的判断虽然过于绝对,但也在一定意义上点出了袁劲梅写作惯性的命门所在。

陈河的战争书写则选取了一个特殊的切入点,即中国国界之外的华人战争史实,《沙捞越战事》《怡保之夜》《米罗山营地》和《外苏河之战》等均是域外战争书写。陈河比较关注战争中复杂的政治纠葛所导致的悲剧和荒诞,其战争美学呈现为一种悲凉的质地。

《沙捞越战事》的主人公周天化,是出生于加拿大的第二代华裔,为了摆脱无国籍的状态而选择加入军队,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他刚刚空降到马来西亚沙捞越地区就被日军俘虏,靠着自己流利的日语和近似日本人的面貌特征而脱身,但由于被注射了致命针剂,不得不与日本人虚与委蛇,被迫成为双面间谍。当他在马来西亚的丛林中作战时,他与当地的华人游击队、土著依班部落一起战斗却又互不信任。各派力量之间的复杂利益纠葛,敌友莫辨,令他多次身陷危局。最终,当他冒着生命危险发出了影响战争进程的重要情报后,却被游击队领袖神鹰认定为日本间谍而击毙。周天化投入战争并最终为之牺牲的过程,所彰显的不仅仅是单纯的英雄主义,而是一曲英雄悲歌,流溢着某种荒谬色彩。周天化的身份虽然是华裔,但他对中国却一无所知,也并无多少感情;相反,他倒是对成长过程中始终相依相伴的加拿大日裔族群感情深厚,他的朋友和情人都是日裔。同时作品中还存在一个未解的谜团,即周天化很有可能是中日混血儿。但他投入的战争,敌人恰恰是日本人。他投入战争之时,并没有直接思考正义与责任,动机不过是为了获取个体的尊严,成为真正的加拿大人。在沙捞越战场上,与日军对峙的各方势力,虽然有着共同的目标,但却没有通常的宏大叙事中的自我牺牲、生死与共和顾全大局,而是在各方斤斤计较利益得失前提下的无奈妥协与艰难磨合。在这里,正义的大旗遮不住人性的鄙俗与丑陋。也因此,周天化也就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英雄,他带着茫然与困惑的战斗历程呈现出战争的残酷与荒谬,他的蒙冤牺牲更是具有浓重的悲剧色彩。陈河的这部作品,虽然初衷是要书写华人的域外抗战功绩,但移民经历使得他的书写不自觉地从“英雄颂歌”式的表达逻辑荡开来,深入到对于战争的多角度思考,尤其是人性与利益的复杂纠葛,以及人在残酷环境中的自处与作为。

《怡保之夜》与《米罗山营地》同样聚焦马来西亚的华人抗战,前者发掘出惩办告密奸细的历史片段,后者是全景式描绘了二战中在马来西亚米罗山一带的抗战历史,包括以陈平为领导核心的马来西亚共产党游击队、英国与重庆政府联合成立的136特别部队以及出于正义感而帮助马共游击队的英国护士卡狄卡素夫人的事迹。由于过度依赖史料,追求历史场景的全面,《米罗山营地》在文学性上稍有不足,毕竟,“小说精彩的虚构技艺和史料的小说化处理还是有距离的。”[12]

《外苏河之战》的叙述者是美国华人移民,奉母命入越南为上世纪六十年代牺牲在越南外苏河战区的舅舅赵淮海扫墓,由此了解到这场战争的面貌。赵淮海当年是一个红卫兵,由于父亲是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将领,加之“文化大革命”所激发的狂热革命情绪的影响,他身上具有浓重的“世界革命”情结和英雄主义、理想主义情怀。他怀着建功立业的雄心,带领几个同学私自越境进入了越南参加抗美援越战争,最后牺牲在外苏河战区。陈河对战争场景和战争中人的生活细节的再现很细致,但读者从中读出的却是时代的种种荒诞:本应加强伪装和隐蔽性的炮兵阵地,却在政工组长甄闻达的强令下竖起了大块的红色语录牌和天安门模型;赵淮海与苏联军人交谈了几句,甄闻达就怀疑他是间谍特务,而此时苏联军队与中国军队正在共同对美作战,同一战壕中的两支队伍却是政治上的敌人。战场上的荒诞,令赵淮海倍感孤独。正是这种孤独,使他在野战医院与护士库小媛迅速迸发出强烈的爱情。但违反军纪的爱情,将二人陷入困境。库小媛为了免受批斗的羞辱,携枪出走,绝望自杀。几乎是同一时间,赵淮海也在战斗中牺牲。被政治深度介入的战争,面目复杂。而由于特定的政治因素,这些援越战士的事迹长期沉埋于历史的缝隙之中,难以获得公开的荣誉和纪念,以及亲人的祭奠。这使得赵淮海和战友们的牺牲格外具有一种历史的悲凉质感。

对战争和军人的关注,或许与陈河曾经的军旅生涯有关,而选择域外战争书写,则是其移民经历所带来的视阈扩张。因为在这几部作品中,多族裔的共处与交接是最典型的文本特点。以《沙捞越战事》来说,包括了加拿大华裔、日裔、马来西亚华人、马来西亚的殖民者英国人、马来西亚土著依班人等多个族裔。其实在马华文学中,对马来西亚的华人抗战史不乏书写,譬如张贵兴的写作;但如陈河这样跨越多国空间、将如此多的族裔群体放置在一个叙事空间中,确乎是新移民文学中的一次突破。由此,《沙捞越战事》获得了极高的关注。而《外苏河之战》中涉及的抗美援越战争,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几乎是一个书写空白。陈河的书写,以赵淮海为枢纽,将包括中国志愿军、苏联人、越南人、美国战俘等多个族裔在内的人物聚集在外苏河战区,战争的正义性与多国政治利益的考量绞结在一起,战争的残酷、爱情的纯真与极左政治的荒诞也绞结在一起。因此,《外苏河之战》既揭开了中国文学一个长久的书写盲点,也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将新移民文学中经典的“文革叙事”与战争反思结合在了一起。这无疑是陈河作为移民作家的一次重要突破。

三、见证历史还是营造传奇:历史叙事的叙事追求

历史叙事的叙事目的应该是打捞历史真相,见证历史,反抗遗忘,还是借由历史叙事的框架来容纳普通的传奇故事,是很值得思考的问题。许多历史叙事作品初衷是要见证历史,但由于作者没有节制自己的书写惯性而不自觉地滑入了传奇故事的模式中。

张翎的《劳燕》与袁劲梅的《疯狂的榛子》题材相似,且在叙事元素上也存在一定相关性,都有战争中的爱情,都涉及到抗战之中的中美合作。但与《疯狂的榛子》相比,《劳燕》显然更关注女人的情感而非历史本身,战争更像是一个不甚重要的背景,女性的传奇成长才是作品的主旨。张翎的写作无疑是基于一定史实的,文本中对于中美合作训练营的运作细节显然是有史料支撑的。另外在文本中也拼贴了一些以历史文献面目呈现的碎片,譬如报纸上的报道等,只是由于作者没有提供资料的真实来源,因此这些碎片是真实的史料还是借史料面目的虚构,就不易分辨。《劳燕》通过三个男人和两只狗的亡灵来讲述阿燕的故事。三个男人身份不同,一个是美军教官伊恩·弗格森,一个是美国传教士麦卫理,一个是中国士兵刘兆虎。他们由于中美合作训练营而聚集在一起,又因为都与家破人亡的少女阿燕产生了情感连接而具有了密不可分的关系。他们具有完全不同的成长背景,本应各具性格特质,然而在作者采用的“亡灵叙事”中,他们的个性、面目却十分模糊,并且随着作者不断地切换叙述者而呈现出越来越趋同的状态——都有着过度丰富的内心戏,柔肠百结,却都欲言又止,吝于与阿燕展开明晰的对话,于是每个人都与阿燕产生了情感上的误解。这种趋同在一定程度上是源于作者赋予他们了相同的语言表达方式,甚至连两只狗的表达方式都是一样的——譬如都喜欢大量使用“他那时还不知道……”“他后来才知道……”句式;譬如喜欢对情绪作感官化的表达等。这使得文本在细节上呈现出一种臃肿状态,却没有在叙事中真正完成对人物的个性化塑造。

张翎的写作以细腻见长,对于细节纤毫毕现的书写,较易将读者带入故事的情境之中,产生回到历史现场的错觉。然而,冷静考察这些细节,将其放置在历史的逻辑链条中审视,又难免生出很多疑惑。毫无疑问,中美合作训练营是珍贵的历史片段,值得发掘。张翎也为此做过一定的史料搜集工作。但落脚在文本中,这段历史却没有呈现出可触的真实感:譬如学员之间的一次打架被叙述为训练营里惊天动地的大事;中美合作训练营本是执行秘密任务的机构,然而在作者的笔下,其驻地却是连县城的戏班子也知道得一清二楚,提前几个星期就预告了要来训练营劳军演出,而一直重金悬赏捉拿美军教官的日军对此竟然毫无反应,况且日军还曾到过距离中美合作训练营仅仅几十里地的四十一步村袭击了阿燕母女;训练营的学员能步行100多里去袭击日军军需仓库,而装备精良的日军却对训练营从无作为,没有发动过一次打击行动,其情报搜集能力和战斗能力显然都不尽符合真实的战争状态……这些在逻辑上令人生疑的细节,使得《劳燕》在叙事的合理性上是有所欠缺的。尽管作者可能对战争本身兴趣匮乏,关注的是大时代中小人物的坎坷命运、是女性的成长,尽管有时候“宏大的历史需要有一个爱情的主线予以贯穿,私人生活的普遍意义由此得以彰显”[13],但是如果故事所凭依的历史情境失去了真实感与可靠性,那建构于其上的悲欢离合岂非如同沙上之塔?因此,《劳燕》中的战争,更像是草草搭成的舞台布景,由于不够逼真而无法真正参与到叙事之中。学者刘晓波谓之“架空历史”——“架空历史、想象现实,这是很多作家的惯用套路,这种比鸡肉本身还美味的鸡精仅仅是一种替代品罢了。故事读完意义在现场也就结束了,故事能带我们回到历史中去猎奇一番,却无法对现实中的问题有什么实质性的解答。”[14]

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张翎的作品,不仅在语言上具有强烈的个人风格,在人物关系设置上也有偏好,譬如《劳燕》中牧师比利与阿燕的关系就与她的短篇《羊》中孤女路得与牧师约翰的关系毫无二致,甚至连少女初潮的细节都一样。而《羊》也是长篇《邮购新娘》中的一个局部。此外,三代女人的情爱经历也是她比较偏爱的情节模式。叙事层面上的重复性,使得张翎的每一部作品单独来看都具有不错的完成度,但排列在一起却呈现出一定的趋同性。正是这种趋同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劳燕》应有的阅读痛感。加之战争背景的虚化,使文本再次演变为一个女性在多角恋爱中的自我成长,回到了作者惯常的书写模式。诚如刘小波所言:“她对历史和女性命运的书写有着惊人的一致性与重复性,这是丰富了女性形象的文学画卷,还是给人以刻板的形象一时难以裁决,有待时间的验证。”[15]

书写惯性,同样存在于严歌苓的创作中。《金陵十三钗》的故事主线据称源于《明妮·魏特林日记》中提到的一个历史细节,即“南京大屠杀”中,在难民营有妓女代替良家女子受难。作者据此构建了一个发生在天主教堂内的传奇性故事。明妮·魏特林也出现在了故事中。应该说,作者能够直面这场民族灾难,为在“南京大屠杀”之后始终没有被洗雪耻辱的受日本侵略者强暴的女性群体而发声、而记录,是一次十分有价值、有意义的写作。但同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严歌苓在叙事之中所呈现的书写惯性,即情节设置的过度戏剧化、习惯性地将底层卑微的女性作为灾难中的救赎者,以及对女性身体的浓烈兴趣等使得她的初衷在一定意义上被消解。因为过度戏剧化的情节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大屠杀的苦难底色。一方面,严歌苓为逃进天主教堂避难的妓女们设计了一副粗俗轻佻的形象,除了主要角色赵玉墨因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而稍有克制以外,其余诸人都呈现出无知、放荡、不明事理的面貌:逃难带着麻将,明知教堂外已是人间地狱,却仍然在教堂里嬉闹、打牌、喝酒、唱曲,污言秽语不断,对收留自己的教堂神父和职员几乎没有一丝该有的敬畏,面对危险的恐惧感既不是无言的瑟缩,也不是无奈的哭泣,只有愈加放弃尊严地与伤兵混闹。严歌苓的语言极富画面感,是很生动的,但正是这种生动,构成了一种妓女群体的刻板化面目,坐实了她们的“低贱”是天然的。这种生动带着肥皂剧般的质感,是一种不乏矫饰的美学表达。而这种表达显然带着知识精英居高临下的想象。作者的笔墨越是传神,笔墨背后的姿态就越是傲慢。而如此面目的妓女,在最后的瞬间大义舍身,替纯洁的女学生受难,就缺少一点逻辑上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几个关键性细节,如豆蔻酒后跑出教堂去取琵琶弦,惨遭日军蹂躏,神经失常;女学生们为了表达对妓女们的嫌恶而夜夜大唱圣歌,神父以为这天籁般的歌声可以抚慰血与火中的南京,可以让狼立地成佛,因此不加制止,最终这成为日军到教堂索要女学生的借口。在血雨腥风的南京,这些传奇性的细节显得有些怪异。因为它隐含着一种叙事的逻辑,即:假如妓女们安分,假如女学生们悄声,那么也许悲剧就不会发生。作者的某些笔墨也是秉承这种逻辑的:“她们刚才那童音未褪、含苞待放的女性嗓音足以使这群日本男人痴迷。日本男人有着病态的恋童癖,对女童和少女之间的女性怀有不可告人的慕恋。他们的耳鼓被刚才那一声声丝绒般的呼喊抹过去,拂过来,他们在这个血腥时刻心悸魂销。或许这罪恶情操中有万分之一的美妙,假如没有战争,它会是男人心中那永不得抒发的黑暗诗意。但战争使它不同了,那病态诗意在这群日本士兵身心内立刻化为施虐的渴望。”[16]这种隐含逻辑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南京大屠杀”的惨痛,使得读者的关注点从历史的逻辑中抽离出来,停驻在传奇性的故事之中。而粗俗不堪的妓女只有通过舍身献祭才能实现人格上的升华,获得读者道德层面上的认同,则使得个体的生命价值因为身份而具有了区分。这一点也是最为评论者所诟病的。

相比之下,与《金陵十三钗》同属于“南京大屠杀”题材的《南京安魂曲》和《南京不哭》则摒弃了过度的传奇。哈金的《南京安魂曲》以明妮·魏特林为主人公,当时她临时担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负责人。南京沦陷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成为南京国际安全区内的难民收容所,收容女性和儿童避难。明妮·魏特林女士与留校的同仁和当时身处南京的一些外籍人士一起,不惧危险与艰难,为战乱中的上万名南京妇孺竭尽所能地提供了庇护和救助。这一善举值得国人永远铭记。《南京安魂曲》作为小说,虽然虚构了叙述者高安玲,以及部分的情节和人物,但涉及到的“信息、事实和史实细节则源于诸种史料”[17],哈金在“作者手记”中附录了大量的中英文史料来佐证作品的历史真实性,其中当然也包括《明妮·魏特林日记》。因此,“整个小说,与史事相符,清楚扎实,没有一处应付了事之笔,更无穿帮的可能。”[18]哈金通过高安玲的叙述,塑造了满怀悲悯的“慈悲女神” 明妮·魏特林,她不顾个人的安危和尊严,为了救助上万名妇孺而艰难奔走斡旋,身心备受折磨,以至于其后罹患抑郁症而自杀,使得她的伟大奉献长期被教会、被中国人所遗忘。此外,南京国际安全区主席约翰·拉贝以及许多参与救助的外籍教师和传教士的伟大形象,也都得到了生动的呈现,全方位展现了“南京大屠杀”中国际安全区内的残酷与救赎。哈金没有设计过度戏剧性的情节线索,而是以冷静客观的叙述基调,通过大量源于史实的细节,如难民人数、被屠杀者的数量、甚至物价的变化等来直面“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惨剧,叙事的推进也完全遵循时间顺序,重要的事件均有明确的时间对应,因而“《南京安魂曲》有着纪录片般的真实感,触目惊心的场景和苦难中的人生纷至沓来。”[19]当然,由此,哈金的写作也被认为缺少想象力,是历史的科普化。

《南京不哭》的作者郑洪本身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物理学家,他用英文创作《南京不哭》,是希望在西方世界中加深对这一历史惨剧的真实认知。他为此亲自回到南京,采访大屠杀的幸存者,并阅读了大量史料,很多细节都来自当事人的回忆或史料记载。作者基于自身的学科背景,以从麻省理工学院留学归国的科学家任克文和受邀来华帮助中国政府研制飞机的美国科学家约翰·温思策在“南京大屠杀”事件前后的生活经历作为叙事主线,并通过他们的朋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附中的女学生陈梅将明妮·魏特林的事迹引入叙事之中,以中西交接和对照的方式来呈现“南京大屠杀”的残酷和南京市民的受难。其叙事也是较为克制的。

 “南京大屠杀”是我们民族的巨大创伤,但它却是被“第二次世界大战遗忘的大屠杀”,“对于‘南京大屠杀’的纪念,从来没有超出中国的区域范围,而且最终几乎没有超过南京本身的范围。”[20]因此,除了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研究等学术研究之外,以文学叙事书写这一创伤性历史事件,是具有极大价值的,否则它将永远处于被民众遗忘的危险之中。在这个意义上,这几部“南京大屠杀”题材的小说具有非凡的文学价值。而由于它们均由美籍华人作家完成,对它们的对读就成为一个自然的反应。毕竟,“就文学而言,如何在大量真实史料的基础上,重新书写这种血腥的大屠杀过程,并使其获得丰厚的审美意蕴,仍是对作家叙事能力和思考能力的一种考验。”[21]学者李良认为,“从创作目的和艺术效能上看,这几种文本不约而同地实现了之于南京大屠杀的祛魅化叙事目标。”[22]但也有论者认为“相比哈金的庄重、严肃,严歌苓的笔致则稍显轻佻。她给读者下了一个甜蜜的圈套,很轻易地就跟读者签订了一份去意识形态化的‘合同’,即以个体叙事来言说宏大话语,以女性、成长置换家国、历史。”[23]显然,如何有效地控制自己的笔触,合理处理虚构的戏剧性与历史的严肃性,让“人物更符合人的逻辑,史事更符合历史的逻辑,细节更符合生活的逻辑,创作更符合艺术的逻辑,”[24]是历史叙事作品创作的根本点。而努力克服书写的惯性,审慎地确立作品的叙事目的,回到写作的真诚与恳切,无疑是达至此点的必由之径。

 

“文学是为历史作证的最佳途径”,因为“小说聚焦于个人和个案的描写,能表现绝对的人性;在小说家靠想象力构建的现实里,绝对的人性继续吸引读者,具有宝贵的魅力。”[25]新移民作家的创作不断聚焦于故国历史,通过纪实或虚构,努力将故国历史与居住国历史进行有效的勾连,“把民族经验跟国际经验融合起来”[26],重新想象、建构或解构历史的存在状态,这是他们作为跨国移民特有的创作特性。移民的身份便利,使他们常常能够发掘出独异的书写题材,大胆地突入历史书写禁区,在时光沉埋处打捞真相、还原历史现场,在多族裔交接的地带透视历史的多重面目。因此,他们的历史叙事就与国内作家呈现出不尽相同的叙事风貌。这是新移民文学在海外华文文学中不可取代的价值。新移民作家如能够善加利用自己独特的写作场域,秉持应有的叙事立场,克服书写惯性,必然能够为华文文学的历史叙事增加有分量的章节,为读者提供一个有意味的思考切口,毕竟“我们研究历史,书写历史,并不纯然是为了向一段逝去的时空致敬,而更是为了确认当下的时空,并为寻找通向未来之路确定方向。”[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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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美]严歌苓:《悲惨而绚烂的牺牲》,《当代·长篇小说选刊》2011年第4期。

[②] [美]郑洪:《南京不哭》,译林出版社2017年版,序言“敬致中国读者”。

[③] [加拿大]李彦:《尺素天涯:白求恩最后的情书及其他》,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2015年版,自序第3页。

[④] [加拿大]李彦:《尺素天涯——白求恩最后的情书》,载《尺素天涯:白求恩最后的情书及其他》,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2015年版,第26页,第28页。

[⑤] 林岗:《集体记忆中的遗忘与想象——60年来白求恩题材的作品分析》,《扬子江评论》2007年第3期。

[⑥] 刘经南,陈闻晋:《论培养“有根”的世界公民》,《中国高教研究》2008年第1期。

[⑦] [加拿大]薛忆沩:《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载《与狂风一起旅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201页,第176页。

[⑧] 陈庆妃:《作为方法的“战争”——薛忆沩“战争”小说论》,《当代作家评论》2015年第4期。

[⑨] 肖向东:《论中国当代战争文学——基于“战争文化”与“人学”视角的考察》,《江海学刊》2013年第6期。

[⑩] 所谓“群体容纳性”,是指“个体相信为了被认可为社会中的一员,必须做其他成员都做的事情。”参见袁劲梅《青门里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15页。

[11] 徐刚:《因爱之名的历史叙事》,《南方文坛》2016年第4期。

[12] 朱崇科:《台湾经验与张贵兴的南洋再现——兼及陈河〈沙捞越战事〉》,《中山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

[13] 徐刚:《因爱之名的历史叙事》,《南方文坛》2016年第4期。

[14] 刘小波:《张翎〈劳燕〉:毁灭我们的不是战争,是人性》,《文学报》2017年4月27日022版。

[15] 刘小波:《张翎〈劳燕〉:毁灭我们的不是战争,是人性》,《文学报》2017年4月27日022版。

[16] [美]严歌苓:《金陵十三钗》,中国工人出版社2007年版,第65页。

[17] [美]哈金:《南京安魂曲》,季思聪译,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297页。

[18] 施战军:《〈南京安魂曲〉阅读札记》,《南方文坛》2012年第2期。

[19] 余华:《我们的安魂曲》,《南京安魂曲》序言第3页,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20] [美]杰弗里·C·亚历山大:《迈向文化创伤理论》,王志弘译,《文化研究》第1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版,第36页。

[21] 洪治纲:《集体记忆的重构与现代性的反思——以〈南京大屠杀〉〈金陵十三钗〉和〈南京安魂曲〉为例》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10期。

[22] 李良:《祛魅与复魅之间——新移民文学视域中的“南京大屠杀”叙事》,《当代作家评论》2018年第6期。

[23] 郭全照,布莉莉:《文学如何触摸历史——评〈金陵十三钗〉〈南京安魂曲〉中的大屠杀叙事》,《中南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

[24] 施战军:《一个文学史难题与三个现状层面》,《文学教育》(上)2010年第9期。

[25] [荷兰]塞姆•德累斯顿:《迫害、灭绝与文学》,何道宽译,花城出版社2012年版,第6页,第196页。

[26] 单德兴:《重绘战争,重拾记忆——析论哈金的〈南京安魂曲〉》,《华文文学》2012年第4期。

[27] 鲁太光:《重建当代中国的文学想象——2009年中短篇小说创作概述》,《文艺理论与批评》2010年第1期。


本文在7/1/2019 11:27:55 AM被施雨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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