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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关于香港文学起点的几点辨析 发表日期:2019-02-16
作  者:赵稀方出处:原创浏览274次,读者评论0条论坛回复0条
关于香港文学起点的几点辨析
文/赵稀方
2019年02月16日,星期六

《文学遗产》2019年第1期

内容提要:

对于有关香港文学起点的几种固定说法,本文试图根据新的史料提出辨析。根据阿英的说法,现存香港最早的文艺期刊是创办于1907年的《新小说丛》,这一论述未必准确。文中讨论了为香港文学研究界所忽略的《中外小说林》,认为这才是香港最早的文艺期刊。在论及香港报纸的时候,文学史多根据刘以鬯的说法,将王韬在《循环日报》上创建文学副刊作为香港文学起点。根据笔者考察,此乃由于史料疏漏所造成的误解。最后,笔者辨析了1853年创刊的传教士刊物《遐迩贯珍》中的中国人发表情况,觉得可以将此看作是香港中文文学写作的最早渊源。

关键词:

黄世仲、《中外小说林》、王韬、《循环日报》、《遐迩贯珍》


(一)

有关于香港文学最早的文艺期刊,文学史的说法一般都来自于阿英。 据阿英《晚清文艺报刊述略》,香港最早的文艺期刊是1907年的《小说世界》和《新小说丛》两种。

《小说世界》已经失存,此处不赘。《新小说丛》创刊于清光绪33年(1907)12月,阿英当时“所得只首三期”,到了魏绍昌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史料索引集》则只剩下了一、二两期。在香港大学孔安道纪念图书馆,笔者重新看到了《新小说丛》第三期。

刊载于《新小说丛》第一期的连载小说有:邱菽园的历史小说《两岁星》、(法)朱保高比的侠情小说《八奶秘录》、(英)妇孺小说《亡羊归牧》、文楷译的家庭小说《破堡怪》、(英)弥士毕的《奇缘》、(英)女士亚利美都著惊奇小说《血刀缘》、(英)屈敦的艳情小说《奇蓝珠》、(法)贾波老的《情天孽障》。除了邱菽园的历史小说《两岁星》之外,全部是翻译小说。第二期新增加的翻译小说,有王星如译《波兰公主》、文楷译《盗尸》和树珊译《女奸细》。第三期仍然主要是上述小说的续登,不过增加了未注明作者国籍的翻译小说《噩梦》,又增加了“丛录”:包括树珊译的《广闻略译》、星如辑的《欧美小说家传略》等内容。由此看,《新小说丛》主要是一个以翻译为主的通俗文学刊物。阿英断言,“事实上,《新小说丛》仍是以侦探小说为主的刊物。”[1]这个说法应该不太准确。从“历史小说”、“侠情小说”、“妇孺小说”、“家庭小说”、“惊奇小说”、“艳情小说”等名称看,《新小说丛》应该不止于侦探小说,而是与20世纪初其它小说期刊差不多,以名目繁多的通俗小说为主。

可惜的是,阿英当时所掌握的资料并不全,遗漏了香港更早的一种文艺报刊《中外小说林》。提到晚清小说杂志,我们惯常提到的是四大小说杂志《新小说》《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和《小说林》,却没有注意到另外一份《中外小说林》。戈公振的《中国报业》、方汉奇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等报刊权威著作,均未提到此刊。

《中外小说林》前身是《粤东小说林》,创刊于1906年8月29日,次年即1907年5月1日迁移到香港出版,易名为《中外小说林》,1908年1月由公理堂接手,刊名又改为《绘图中外小说林》[2]。《中外小说林》的创办者,是黄世仲(小配)和他的哥哥黄伯耀两人。黄世仲当年被陈炯明杀害,故居被洗劫,《中外小说林》后世未能流传当与此有关。黄世仲1905年加入同盟会,并负责香港分会的工作,系《中国时报》的编辑,除《中外小说林》外,他还参与创办了《少年报》、《社会公报》、《广东白话报》及《有所谓报》等报刊。很明显,《中外小说林》系革命派的文艺报刊,目的在于用文艺形式动员民众,鼓吹革命。

《中外小说林》的结构大体分为三个部分:首要是“外书”,其次是主要部分小说栏,再其次是港粤本地通俗文艺部分。“外书”即论说的部分,《中外小说林》的“外书”有一个特色,即主要是文学论说,如《文风之变迁与小说将来之位置》(第6期)、《中国小说家向多托鬼神最阻人群慧力之进步》(第9期)、《小说之功用比报纸之影响更为普及》(第11期)、《探险小说最足为中国现象社会增进勇敢之慧力》(第12期)、《小说之支配于世界上纯以情理之真趣为观感》(第15期)、《淫词惑世与艳情感人之界线》(第17期)等。看得出来,这些文章继承了梁启超的小说启蒙的思路,不过在目标上更进一步将“改良”变成了革命。《中外小说林》的小说栏,分为创作小说和翻译小说两部分。创作小说部分,黄世仲本人的“近世小说”小说《宦海潮》和《黄梁梦》一直连载,占据了主要部分。翻译小说部分分为“侦探小说”、“艳情小说”等等,篇幅也颇不小。通俗文艺部分,则包括种种港粤地方曲艺形式如“南音”、“班本”、“粤讴”等。

可惜的是,香港文学研究者都没有注意到这个刊物。香港报刊研究专家、香港孔安道纪念图书馆创始人杨国雄在1986年《香港文学》连载的《清末至七七事变的香港文艺期刊》一文,是香港文学报刊研究的权威文本,但此文只谈到《小说世界》和《新小说丛》,没有提及《中外小说林》。国内较为权威的刘登翰的《香港文学史》(1997)提到了《中国日报》、《有所谓报》等革命报纸,却遗漏了《中外小说林》。香港著名作家刘以鬯在《香港短篇小说百年精华》(2006)这一权威选本的“序”中,提到了《小说世界》、《新小说丛》,然后直接就跳到了《双声》(1921)和《英华青年》(1924)[3],致使《中外小说林》中的小说无缘得选。2017年面世的黄万华的《百年香港文学史》,是内地出版的最新的一部香港文学史[4],也未见提及《中外小说林》。其中的原因,应该与《中外小说林》面世较迟有关。

1999年,香港学者胡志伟多处搜集该刊,完成该刊残本重印计划的审订,并申请获得香港艺展局资助。2000年4月,香港夏菲尔国际出版公司出版了《中外小说林》影印本,其包括《粤东小说林》第3、7、8期,《中外小说林》第5、6、9、11、12、15、17、18期,《绘图中外小说林》第1-8期及第11期,共计20期。这是近百年来学术界对于《中外小说林》的第一次系统整理,弥足珍贵。笔者查阅的《中外小说林》,正是这个版本。不过,正如论者所说,“这个新刊本印量有限,较为罕见”[5]。内地整理出版的《中外小说林》版本,则迟了很多。“2000-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之一的“晚清小说期刊辑存”,仅收录《中外小说林》16期,迟至2015年5月才由国家图书馆出版,更不易为香港文学研究者所注意了。


(二)

以上是从期刊角度谈香港文学,如果延伸到报纸的话,则香港文学可以追溯得更早。刘以鬯即提出,香港文学的起点应该追溯到《循环日报》,这种说法后来被文学史广泛采用。

香港最早的中文报纸,是创刊于1857年11月的《香港船头货价纸》,后更名为《香港中外新报》,它也是现存中国最早的中文报纸。不过,这份中文报纸只是西文报纸《孖剌报》的中文版,正如后来的《华字日报》(1872)是《德臣西报》之中文版。这两份报纸虽由华人编辑,但不得不依附于西人。由此,就显出《循环日报》的价值所在了。《循环日报》是1874年2月由王韬参与创办并任主笔的,是香港第一份由中国人创办的报纸。《循环日报》强调“本局介设循环日报,所有资本及局内一切事务皆我华人操权,非别处新闻纸馆可比。是以特延才优学博者四五位主司厥事。凡时务之利弊、中外之机宜,皆得纵谈无所抵制。”[6]看得出来,《循环日报》很强调华人对于话语权的控制,它还专门提到了由西人开设的香港华文报纸在言论上的局限,“然主笔之士虽系华人,而开设新闻馆者仍系西士,其措词命意难免径庭。”[7]《循环日报》首次由华人掌办,发出自己的声音,的确意义重大。

刘以鬯有关《循环日报》应该作为香港文学起点的说法,出自于他的《香港文学的起点》一文,此文发表于《今天》1995年第1期(总第28期)的“香港文化专辑”上。刘以鬯认为:香港文学的起点应该在《循环日报》创刊的1874年,他的全部根据就来自于忻平的《王韬评传》[8]中的下面一段话:

 

……他(王韬——引者注)又创《循环日报》副刊,“增幅为庄、谐两部”。所谓“庄部”,即“新闻、经济行情”;“谐部”即今日之副刊。王韬以他独特的文笔,在《循环日报》副刊上发表不少诗词、散文,各种文艺小说与粤讴。这些文字对促进香港文坛和报界的活跃作用甚大。王韬的各类文学作品,以后也被文学史研究者收入各类书籍之中,成为近代文学史上的一份宝贵遗产。 

 

不幸的是,据笔者考察,刘以鬯所引用的这段史料出了问题。查阅忻平原书,以上这段话来自于忻平《王韬评传》的153页。在这本书中,忻平已经说明自己并未见到《循环日报》。他说:“由于年代较早,《循环日报》国内已无存。”注云:“本人为此曾多次去信国内报刊史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方汉奇教授求教。1985年方汉奇先生函称:他已寻觅多年,然而全国各大图书馆均无见。”[9]忻平说明,他的有关于王韬创建副刊、“增幅为庄、谐两部”的话系引自于戈公振的《中国报业史》。

再查阅戈公振的《中国报业史》谈论《循环日报》的部分,发现忻平过于粗心大意了。戈公振的原文是:“光绪三十年,增加篇幅,分为庄谐二部,附以歌谣曲本,字句加圈点,阅者一目了然。”[10]忻平居然漏掉了“光绪三十年”这个时间点,也就是说,戈公振所说的《循环日报》创立副刊时在1904年。王韬在1884年就离开香港,1897年就去世了。这就是说,忻平所谓王韬创办副刊的说法,完全就是一个史料错漏。

有关于早期的《循环日报》,国内的确无藏,香港所藏也不完全,只有大英图书馆所藏的胶片较为完整。笔者在写作博士论文的时候,曾去大英图书馆查阅过胶片,后来也在香港大学孔安道纪念图书馆查阅过胶片,可以确认王韬时代的《循环日报》并无副刊。研究报刊史的学者都知道,《循环日报》的版面是固定的,一共四版,第1版和第4版是商业行情和广告,第2版是新闻,第3版的部分是新闻,部分是船期、电报。新闻栏目分为“京报全录”、“羊城新闻”和“中外新闻”三个部分。王韬的论说文章,主要置于新闻版面内。

刘以鬯本非学者,错引一段资料属于正常,然而,他的观点和文章却流传甚广,影响了香港文学史的写作。所有的香港文学论述,在谈及香港文学起点的时候,都沿袭刘以鬯的这一说法。可以说,刘以鬯有关香港文学起点的说法,已经成为一种公论,可惜没有任何人去稍稍追究一下。


(三)

香港文学最初的源流,笔者觉得还可以再往前探源。香港文学乃至于香港中文文化书写的起点,都可以从1853年创刊的香港最早的中文报刊《遐迩贯珍》谈起。

《遐迩贯珍》是香港第一部中文期刊,也是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第一部中文期刊,深具历史价值。不过,香港文学研究者却并不注意这个刊物,原因很简单,它是一个由外国传教士编撰的刊物。

《遐迩贯珍》由马礼逊教授会创办,先后由专教士麦都思(W.H.Medurst)、奚礼尔(C.B. Hillier)和理雅各(Legge)三个人编辑。它虽具传教性质,却已经大体上已经是一份现代意义上的报刊。《遐迩贯珍》本身篇幅不大,少至二三篇,多至七八篇。刊物每期都有一个固定的“近日杂报”新闻栏目,其它有杂论、游记、翻译等,与基督教有关的文章并不算多。

一般以为《遐迩贯珍》的文章都出于西人,这是一种普遍的误解。刊物的编者乃至于作者,其实中西都有。据考察,《遐迩贯珍》上的英国传教士的文章,都经过中国人如王韬、黄胜等人的润色。而其中有不少文章,直接出自于中国作者之手。“《遐迩贯珍·序言》中即明确地说:来稿“无论英汉,但有佳章妙解,邮筒见示,俾增入此帙,以惠同好。”据日本学者考证,《西国通商溯源》、《粤省公司原始》等文可能出自王韬之手,《英国国史总略》、《续英国国史总略》可能出自蒋剑人之手,法国圣女贞德的传记《佛国烈女若晏纪略》和《马可顿流西西罗纪略 》应该是蒋剑人与艾约瑟共同撰写的介绍西方文学文章的一部分。[11]《景教流行中国碑大耀森文日即礼拜考》则标明了作者为中国科学家李善兰。这些文章涉及经济、历史、宗教、科学等,是中国学者较早介绍西学的文章。

《遐迩贯珍》的文章作者不署名,在中文目录上以及文章本身都看不到作者的名字,这是人们不明白作者国籍的原因所在。然而,在文末不为人注意的英文目录中,却有值得注意的线索。有中国人投稿的文章,在英文目录上都被标明“Communicated by a Chinese”。值得注意的是,《遐迩贯珍》上有几篇最具文学色彩的长篇游记散文,作者全部是中国人,它们分别是《琉球杂记述略》(1854年第6号)、《瀛海笔记》、《瀛海再笔》(1854年第7号,第8号)、《日本日记》、《续日本日记》和《续日本日记终》(1854年第11号、12号,1955年第1号)[12]。这几篇散文所占刊物的篇幅都颇为不小,第6号、第7号、第8号的《遐迩贯珍》,除了新闻和伊索寓言翻译这两个固定栏目外,全刊都只有《琉球杂记》、《瀛海笔记》及《瀛海再笔》一篇文章,成为这一期刊物的主体,《日本日记》更是连载了三期,可见《遐迩贯珍》对于这几篇散文的重视。

从题目可知,《琉球杂记述略》是琉球游记,《日本日记》是日本游记,《瀛海笔记》在题目上未提供国名,实乃英国游记。据考证,《琉球杂记述略》的作者可能是钱莲溪,他是与传教士有密切关系的人。《日本日记》的作者是广东商人罗森,1854年他随美国舰队访日,写下这中国人近代访日的第一部文字,当时即以抄本形式流传。《瀛海笔记》的作者是燕雨耕,此文是他于咸丰初年随英驻京公使威妥玛(Thomas F. Wade)去英游览的结果。这几篇游记是中国近代最早的游历国外的文字之一,殊为可贵。

《遐迩贯珍》安排这几篇中国人的文章,应该说有其用意,意在以中国人的现身说法,提供中西差异的说明。《遐迩贯珍》本身的叙述策略即是褒扬英国而贬低中国,建构香港的殖民认同。从内容上说,这几篇游记记述了琉球的落后如“上古之世”,而英国则文明发达,不但科技发达,政治、宗教、文化等也先进,而中国则既不如英国之先进,也不复琉球之淳朴。这种在整体上对比的思路,大体上与传教士的东方主义著述相一致。有趣的是,《日本日记》展示了一位日本学者的来信,揭示了东方之落后的原因在于封闭,来信中认为,万恶之源来自交际和贸易,很明显,正因为封闭才导致落后,这恰恰证明了《遐迩贯珍》创刊的必要性。

无论是在中国的传教士,还是已经接触西方的近代中国的知识者,都不再可能是单一主体。中国作者可能受到传教士的影响,但叙述主体既已翻转,其中的含义即可能产生了变化,东方主义转成了主动向西方学习。编者王韬在《瀛海笔记》的开头,即将此文与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畲的《瀛环志略》相提并论。当然,真正能够独立以自己的主体性来进行文化选择,则要等到中国自己独立主编的《循环日报》。

《瀛海笔记》颇具文采,开头是:“友人云,壬子二月初,由香港附西国海舶,扬帆登程,向西南驶行。二三日犹隐约见山,海水深蓝如靛,十余日则浩渺无边,汪洋空阔,不见涯岸岛屿,惟飞鸟黑白成群,翱翔觅食,或飞鱼鼓翅舞跃,亦时随舟中,为人所捕。”可见这些文字既有思想价值,又有文学价值。作为鸦片战争以后第一份可以自由流通和阅读的刊物,《遐迩贯珍》在当时广有影响。出于中国人笔下的这几篇游记文章,应该可以视为最早的香港文学文字。[13]

注释:

[1]《阿英全集》(第6卷),第267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5月1日第1版。

[2]方便起见,本文按照惯例将其统称为《中外小说林》)。

[3]刘以鬯《香港短篇小说百年精华·序》,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二00六年九月香港第一版。

[4]黄万华《百年香港文学史》,花城出版社2017年7月第1版。

[5]王燕《<中外小说林>整理再版与学术考察》,《中山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

[6]《循环日报》1874年2月12日。

[7]《循环日报》1874年2月5日。

[8]忻平《王韬评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4月第1版。

[9]忻平《王韬评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4月第1版。120页。

[10]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三联书店1955年3月第1版,1956年第2次印刷。第20页。

[11]参见沈国威《遐迩贯珍解题》,松浦章、内田庆市、沈国威主编《遐迩贯珍》,第91-128页。

[12]刘登翰《香港文学史》第一章在谈及香港文学背景时曾提及《遐迩贯珍》,并谈到《瀛海笔记》和《瀛海再笔》是中国人的作品。刘登翰《香港文学史》,香港作家出版社1997年8月初版,第50页。

[13]《遐迩贯珍》的汉译,很值得注意。我们看到,1954年第9号《遐迩贯珍》刊载了“西国诗人语录一则”,以四言的形式翻译了弥尔顿的“Blindness”。这是一个重要发现。中国对于外国诗歌的最早翻译,一般都认为是1864年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翻译、董恂修改的美国诗人朗费罗的《人生颂》。此说来自于钱钟书《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 一文 ,比较文学史和翻译文学史多采用这一说法。《遐迩贯珍》对于弥尔顿诗歌的翻译,将外国诗歌译入中国的时候提前了十年。这首诗的译者不明,不过大致可以肯定是中外人士合作的结果,没有西人,难以了解弥尔顿,没有国人,则写不出这样


本文在2/16/2019 10:15:31 AM被施雨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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