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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中国大陆菲律宾华文文学研究三十年述评 发表日期:2018-12-04(2018-12-15修改)
作  者:向忆秋、艾尤出处:原创浏览79次,读者评论0条论坛回复0条
中国大陆菲律宾华文文学研究三十年述评
文/向忆秋、艾尤
2018年12月04日,星期二

内容摘要:菲律宾华文文学指菲律宾公民以汉语为媒介进行创作的文学作品。论文将发表于中国大陆的菲华文学研究成果分为三个阶段进行述评。1980年代菲华文学研究开始启动,1990年代有长足发展,新世纪十年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绩。三十年来,菲华文学研究成绩不断提升,这主要体现于论文数量的增长、质量的提升与研究领域的不断丰富、拓展。

关键词:菲律宾华文文学;《华文文学》;《世界华文文学论坛》


Review of 30 Years’ Philippine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in Chinese Mainland

Xiang Yiqiu

Abstract: Philippine Chinese literature refers to the literary works written by Filipinos in Chinese language. The paper reviews three stages of academic achievements on Philippine Chinese literature published in Chinese mainland. Chinese Mainland’s study on Philippine Chinese literature came into its initial stage in the 1980s, developed considerably in the 1990s, and harvested enormously in the first decade of 21th century. In the past 30 years, the study had been continuously improved, which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growth of papers, the improvement of quality and the continuous enrichment and expansion of study fields.

Keywords: Philippine Chinese literature; literatures in Chinese; Forum for Chinese Literature of the World

中国境外华文文学创作的兴盛,表明了汉语文学已经成为跨国跨界的语种文学。随着中国大陆迈进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新时代,中国境外华文文学也随之进入大陆学者的研究视野。1979-1989年成为中国大陆“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拓荒期。福建省和广东省的高校或社科院研究机构得风气之先,率先开始了此领域的文学“耕耘”。不过这时期中国大陆学者对境外华文文学研究仅限于东南亚和欧美两大“版块”;进入1990年代,拓展到东北亚和澳洲华文文学研究;新世纪以来,境外华文文学研究更加繁荣。本文以发表于《华文文学》《世界华文文学论坛》的研究成果为对象,仅就菲律宾华文文学三十年研究进程加以述评。所谓菲律宾华文文学,是指菲律宾公民以汉语为媒介进行创作的文学作品。


一、1979-1989年:菲律宾华文文学研究开始“启动”

因为地缘、亲缘等多方面原因,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拓荒期” (1979-1989年),东南亚成为学者最早关注的“热土”。 1987年以前的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主要限于新马泰三国,1988-1989年菲律宾和印尼华文文学研究“破茧而出”,开启了研究的新局面。在“拓荒期”,笔者从不同渠道收集到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论文或资料共计69篇,其中菲律宾华文文学研究只有寥寥可数的4篇。

这阶段菲律宾华文文学研究的成绩体现于诗歌和散文研究,关注的作家有云鹤、秋笛、和权三位。最早被关注的菲华作家是云鹤伉俪。峻径的《理想的挫折与爱的幻灭——谈云鹤诗三首》[①]和潘亚暾的《他在生活的光谱中寻找自己的颜色——云鹤诗歌赏析》[②]是对云鹤诗歌的评述。前文对云鹤1960年代初出版的《蓝尘》集中三首诗《蓝尘》《焚星人》和《秋潮》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理想的幻灭和情感的悲哀”,在三首诗中得到充分体现。“意象的跳跃”使云鹤的诗留给读者大量想象的空间。后文重点对云鹤诗集《野生植物》的主题进行论述。作者认为,“游子对祖国母亲的眷恋之情及其刻骨铭心的乡思、乡愁,成为回荡于这部诗集的主旋律,强烈地拨动着读者的心弦。”(菲律宾)获果的《听<园丁的独白>》则对云鹤之妻秋笛散文集加以评述。就文笔的吸引力而言,李元洛的《千岛之国的桔香——菲华诗人和权诗作欣赏》[③]是菲华文学研究最突出的成绩。李元洛从“诗情”和“诗艺”两方面,对和权诗集《桔子的话》加以论述。李元洛认为,“在和权的诗作中,洋溢着真挚的乡情、亲情和宅心仁厚的悲天悯人之情。”“乡情、亲情和对人类苦难同情,是和权诗的抒情三重奏。”在“诗艺”方面,“和权的诗,简洁明朗而含蓄隽永。”且“能在浅易与艰奥之间作适度的调整,力求一种中和之美。”在章法与句法上,和权诗作围绕中心意象结撰成章,意象结构中的情境逆转、突转、顺转等都产生惊人的美学效果。李元洛的诗人之论有独立的美学价值,且对和权诗作作了较高的艺术评价。

概而言之,在中国境外华文文学研究拓荒期,菲律宾文文学研究开始“启动”。从作家而言,仅有云鹤、秋笛、和权三位作家受到关注;从文体而言,菲律宾的诗歌研究是主要成绩;从研究方法而言,这个阶段主要是“微观”研究,侧重对某位作家、某部作品的赏析、评述,研究方法较为单一。


二、1990-1999年:菲律宾华文文学研究有长足发展

国内刊物发表的菲律宾华文文学研究开始于1980年代末,最先关注的是云鹤、和权的诗和秋笛的散文。到了1990年代,菲华文学研究有长足发展。陈贤茂主编的《海外华文文学史初编》专辟第五章介绍菲律宾华文文学(吴奕锜执笔),该章对菲华小说和散文的概论,对于被漠视的菲华小说和散文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下表是笔者整理的《华文文学》《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评论和研究》(1998年更名为《世界华文文学论坛》)于1990-1999年刊登的菲华文学研究论文。共计22篇。

上述表格体现了此时期菲华文学研究的客观状态。从作家个案来看,云鹤、月曲了、施颍洲、王礼溥、林健民、刘一氓、林泉、吴新钿、庄克昌、黄春安、芥子、林婷婷、柯清淡等13位是被重点关注的菲华作家。从研究文体看,诗歌是菲华文学研究的焦点,上述22篇论文中,专门的诗歌研究有7篇之多。从研究阵容来看,除了李元洛2篇出自文人兴趣的诗论,赵顺宏、吴奕锜、钦鸿对菲华文学研究用力最大。陈贤茂、刘登翰、王振科、潘亚暾等老一辈学者也贡献了力量。

1990年代菲华文学研究从诗歌开始。李元洛的《晴空一鹤——菲华诗人云鹤作品欣赏》[④]和《诗国天空的一弯秋月——菲华诗人月曲了作品欣赏》[⑤]重点对菲华诗坛两位重量级诗人云鹤、月曲了的部分诗作进行了富于文采的解读。在前文中,李元洛分析了《野生植物》《雪》《乡愁》《秋思》等诗作,指出云鹤之诗,“从艺术整体而言,是力求变异和创新的,从他所写乡愁主题的作品中,也可窥见他所具备的创造性思维的素质。”“云鹤的优秀诗作,大都可以说语言向内紧凝而意蕴向外扩展。”在后文中,李元洛分析了《大小树》《考试前夕》《踏雪》《听雨》等诗作,认为“月曲了诗中‘飘渺的思绪’所构成的‘清新流丽’的审美联想”,也能激发读者丰富的美的想象。其诗歌意象“可谓准确简炼又新鲜独创”。其诗歌语言“在清浅中见深致,在平易中见含蕴”。李元洛本身既是诗人,又是诗评家,他的文章富有文采,同时对诗歌有敏锐的感觉,极为重视诗艺的探究。他对云鹤、月曲了的诗歌品评就体现了这个特点。作为较早研究菲华诗歌的论文,它对新领域的开拓意义也是极为重要的。赵顺宏的《忧郁的行旅——刘一氓诗歌创作略论》和《体味永恒——论林泉诗集<树的信仰>》[⑥]也是个案研究。后文以菲华资深诗人林泉诗集《树的信仰》为对象,探讨了其诗作丰富的意蕴和内在统一性。论文从一部诗集总结林泉诗歌的特质,发现其对生命永恒境界的追求,不管是否贴切,在早期菲华文学研究中总是不乏意义。在菲华诗歌研究中,(香港)黄维梁的《“走马看花”话菲华新诗》、赵顺宏的《菲华诗歌发展论略》[⑦]、刘登翰的《精神漂泊与文化寻根——菲华诗歌阅读札记》[⑧]属于宏观论述。黄维梁对几位菲华诗人和权、月曲了、云鹤、庄垂明、白凌、谢馨的诗作进行了简单评述,学术性不强。赵顺宏和刘登翰的论文却是此时期菲华诗歌研究的重量级论文。赵顺宏第一次专门扫描了菲华诗歌发展进程,总结了菲华诗歌不同历史阶段的创作特点。作者指出,菲华早期诗歌(1930-1940年代)发展的特点是:有同仁式的活动但未形成有影响力的社团流派;在诗歌创作中逐渐加深了对创作规律的认识。五六十年代菲华诗歌取得突破性进展,诗歌繁荣体现为两个特点:其一,个人风格的逐步形成,其二,青年诗人的普遍崛起。1972—1981年,因为军管导致菲华文学低谷,菲华诗歌创作零落。1980年代以后,“一大批属于现代派诗歌范畴的中青年诗人的创作走向成熟,…… 80年代以后的诗歌作品的现代派特征表现为一种明显强化了的生命意识与内省意识。”“强烈的寻根意识”是80年代菲华诗歌的又一个特点。在“诗艺的演化”方面,1980年代诗人一方面“追求意象的可感性与质感”,另一方面“追求诗歌的形式美感”。论文对菲华诗歌的总体进程及其特点的总结论述,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刘登翰从精神漂泊与文化寻根的角度论述菲华文学,深入剖析了精神漂泊者(菲华文人)的文学创作中显露出来的寻根意识。论文的重要价值,即是对菲华文学的文化寻根进行层层深入地解析,揭示其多重的内涵。菲华文学中的寻根表现,首先是从华人、作家自身开始,“是对自己整个生命所渗透其中的文化及其价值的重新认识和肯定。”其次,从自身向外辐射,便是怀乡,“当怀乡从事实的层面进入到精神的层面,便带来了这一主题文化内涵的丰富性。”其三,关注华族文化失落和中华文化传承的困境,使文化寻根具有深刻的现实紧迫性和针对性。其四,菲华诗歌“对传统人文精神的继承与弘扬,是在比怀乡更深刻的精神层面上的文化寻根”。论文开掘出菲华诗歌“文化寻根”的多重内涵、多样化表现,颇具学术眼光,是1990年代菲华文学研究颇为厚重的一篇。

菲华散文、小说研究发表的论文不多。在散文研究中,应宇力的《我们拥有同一种语言——林婷婷<推车的异乡人>读后感》主要肯定和赞扬了菲华作家林婷婷散文的“华裔情结”;叶公觉的《心笛声声唱梅花》[⑨]是对《黄春安散文集》的评述,论述了该散文集题材、主题、艺术风格,指出黄春安散文取材菲国底层华侨和异国风情;主题充满对祖国(中国)、故乡的怀念,对菲岛的赞美等;语言清丽而时有诗意的闪烁。文章关注菲律宾重要散文作家黄春安,为早期的菲华文学研究增加了份量。在小说研究中,王振科的《割不断的历史渊源——从<菲华文艺>看中国现代小说对菲华小说创作的影响》从影响论角度论菲华小说。吴奕锜的《吴新钿小说初探》[⑩]是对《吴新钿文集》中小说部分的解读,探究了其小说主题和艺术。作者指出,吴新钿小说具有明显教诲意味、劝世意义;在艺术方面,其小说结构重心“并不在情节的推进和人物的塑造而在于情感的倾诉,”其作品情感因素的增强使其小说语言具有抒情性特征。这是第一篇论菲华作家吴新钿的论文,具有开创性意义。

赵顺宏的《生活的诗意——芥子创作简论》[11]和钦鸿的《浓得化不开的中国情——读菲华作家柯清淡的诗与散文》[12]既是作家论,也是跨文类研究。赵顺宏对祖籍厦门的菲华作家芥子的诗歌、散文、小说进行了综合论述。作者指出,“芥子的诗总体看来表现出一种爱的热烈与幻灭的忧愁。”其散文“是近于诗的抒情散文,可以成为散文诗。”其小说有独特的个人品格,“也是诗意化的小说”,表现在作品中,“主要是注重抒情氛围的酿造,注重人物感情世界的开掘。”钦鸿论述了菲律宾重要作家柯清淡散文和诗歌创作中的中国情思,重点探讨了其中国情的内涵体现。论述虽谈不上多么深刻,但选题——重视柯清淡创作及其作品展示的中国情——意义却是不容忽视。钦鸿的《菲华文学中的“中华情结”》[13]可谓主题论,它论述菲华文学“中国情结”的具体内涵,认为随着时代演进,“中华情结”和“菲华情结”融合共存将使菲华文学出现新的面貌。

 史料梳理和评述也是菲华文学研究的重点。王礼溥的《菲华文艺六十年》和吴新钿的《菲律宾华文文艺七十年》对菲华文坛进行了总体扫描,前者在菲华文坛的分期、著作、文艺特色、作家、展望等几个方面,为学术界提供重要史料;后者具有对前者的补充作用,主要提供了1990年代以来菲华文坛的文艺社团、作家、文艺活动等方面的资料。

概而言之,菲华文学研究在1990年代取得长足发展。首先,在研究对象上,1980年代末云鹤、和权、秋笛首先进入研究者视野,到了1990年代,菲华作家作品研究扩展到了月曲了、施颍洲、王礼溥、林健民、刘一氓、林泉、吴新钿、庄克昌、黄春安、芥子、林婷婷、柯清淡等;其次,研究队伍有所扩展,前辈学者和后辈学者都有人关注菲华文学发展;再次,研究领域(在此主要指的是文体方面)有所拓展,诗歌、散文、小说、文学史料等各方面的研究都有涉及,并取得成绩;更重要的是,研究质量有所提升,出现了一批有学术深度的研究论文,刘登翰的《精神漂泊与文化寻根——菲华诗歌阅读札记》、吴奕锜的《吴新钿小说初探》、赵顺宏的《菲华诗歌发展论略》和《生活的诗意——芥子创作简论》等,论述较为深入,概括性很强,显示了菲华文学研究的深度。


三、2000-2009年:菲律宾华文文学研究成绩可观

菲律宾华文文学研究起步于1980年代末,成绩体现于诗歌和散文研究,关注的作家仅有云鹤、秋笛、和权等三位。到了1990年代,菲华文学研究有长足发展,发表论文22篇。进入新世纪十年,菲律宾华文文学研究成绩可观,取得了切切实实的进展。2002年出版的《传承与拓展:菲律宾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福建省台湾香港澳门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编)是菲华文学研究的重要成绩(部分论文在学术期刊发表);陈贤茂主编的《海外华文文学史》第三卷(主要由吴奕锜、赵顺宏执笔),用重要篇幅对菲律宾华文文学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论述,更是意义重大。中国大陆学界发表的几十篇不同视角的研究论文极大地丰富了新世纪菲华文学研究空间。下述表格是新世纪十年发表于《华文文学》《世界华文文学论坛》的研究论文,共计27篇。

上述表格体现了新世纪十年菲华文学研究的客观状态。其一,从研究对象而言,江一涯、林泥水、林健民、柯清淡、月曲了、和权、云鹤、林婷婷、施柳莺、王勇、明澈等十一位是被重点关注的菲华作家。其二,从研究文体看,诗歌是菲华文学研究的焦点,专门进行诗歌研究的论文有11篇之多,专门的小说、散文研究各有2篇,可见诗歌研究独占鳌头。其三,从研究队伍来看,刘登翰、袁勇麟、朱双一、王列耀、王宗法、朱立立、陈辽、余禺、季仲、喻大翔、钱虹、尹康庄、钟晓毅、林彬、许燕、李小平、林怀宇、李天赐、刘建华、张晓平等,以及境外学者李瑞腾、陈大为、蔡沧江、吴新钿、柯清淡等,不同区域、不同年龄段的学者都为菲华文学研究贡献了力量。

    几十年来诗歌研究一直是菲华文学研究的重镇,新世纪十年也不例外。此时期诗歌研究的显著特点是相对集中于乡愁论述,如陈大为的《王彬街:菲律宾华人文化乡愁的投影》[14]、陈辽的《椰风蕉雨中的母国情怀——谈菲华诗歌中的乡愁恋国之作》[15]、王宗法的《海外赤子的情与思——读柯清淡的乡愁诗》[16]、朱立立的《在家的感觉——解读月曲了的诗》、张晓平的《在传统和现代之间——论菲律宾华文诗人明澈乡愁诗的文化意象》。前两篇是综合论述,后三篇是作家个案研究。陈大为以王彬街(Ongpin St.)为标本解读菲华现代诗,极其独特。作者认为,在1975年后菲律宾华人普遍归化的大环境下,中国城王彬街成为菲华诗歌中华人乡愁和文化忧患意识聚集的显著目标。菲华诗人不注重对王彬街实物地景的书写而将之视为中国母体文化的代名词,在王彬街投注深厚的文化乡愁。论文对张灵、陈一匡、谢馨、蔡铭、江一涯、平凡等诗人关于王彬街书写诗作中意象及其文化内涵的细致解读,富有韵味。陈辽的论文对菲华诗歌中的乡愁恋国之作既有较为宏观的把握,也具体地论述此类诗作的内涵和艺术技巧,是此时期较好的研究成果。王宗法、朱立立、张晓平等学者的论文都以乡愁为主题,但论述各有不同。其中王宗法将柯清淡的乡愁诗分解为乡情和乡思两个层面,“乡情”,即“对于故乡、祖国不绝如缕的眷恋之情”;“乡思”,即“对于海外游子及其后代身份归属、情感走向的忧思。”论文对柯清淡乡愁诗的具体论述有其新鲜的见解。其次,除了对乡愁诗的研究,其他主题、视角的菲华诗歌研究也颇有成绩。刘登翰的《生命的张力——简论江一涯诗作》[17]评述菲华新移民作家江一涯诗歌《白发他乡》《齿轮》《命运》等,重点解读江一涯诗作的主题内涵。作者指出,诗人最初诗作关注的“主要是华侨命运与思亲怀乡这一类比较传统的题材”,近年创作中,诗人的咏物诗引人注意,但诗人的咏物诗大多不从物象的描绘开始,“而是越过这个写实的空间,进入自己丰富的想象空间。”“对于漂泊海外的炎黄子裔命运无定的深刻关注”是诗人近年创作最重要的主题。作为新世纪第一篇菲华文学研究论文,它虽然只是较为传统的主题论,但对诗人诗作的解读是细腻动人的,具有打动人心的文学力量。钱虹的《史与诗——评<菲律宾不流血的革命>兼谈海外华文文学的“宏大叙事”》[18]以菲华作家林健民的现代史诗《菲律宾不流血的革命》为研究个案,肯定它以全新的视野积极关注世界风云变幻;指出它大获成功既提升了菲华文学在所在国的地位,也得到世界华文文学界越来越多的认同;同时,它采用叙事诗体形式,为世界华文文学提供了一种以古老的艺术形式表现现代“宏大叙事”的成功范例。论文选择菲华重要作家的史诗性作品,从“史与诗”的角度进行解读,显得大气浑然。

菲华小说研究一直是弱项,这主要是大陆研究者对菲华小说所知有限且“发力”不多。季仲的《菲华小说艺术的旗帜——浅谈林泥水小说的成就》[19]和刘建华的《沉静与流动间的书写——施柳莺小说的诗性品格》[20]是此时期难得的两篇小说研究论文。前文以林泥水小说集《恍惚的夜晚》为研究对象,肯定其小说突破华文文学着重表现“故土情结”、“创业维艰”的范式,善于选取片段、侧面塑造文学人物;同时林泥水作品具有中华文化底蕴,儒道释思想流注于林泥水小说的字里行间,构成一种内在的思想深度。艺术方面,林泥水较好地运用了意识流等多种手法,提升了菲华小说的艺术水准。后文对施柳莺小说的解读虽然不够深刻,但作者在阅读了施柳莺较多作品之后,从沉静与流动两个维度,切入施柳莺小说的诗性品格论述,无疑有自己独特的感悟。

菲华散文创作虽然成绩不菲,但菲华散文研究却显得滞后,喻大翔的《菲华散文的艺术成就及其地位试估》[21]和袁勇麟、俞佩琳的《温馨的人情人性之美——林婷婷散文浅析》[22]是此时期殊为难得的两篇研究论文。前文是综论,作者肯定散文在菲华文学创作中具有最突出的成就,论文重心是归纳了菲华散文题材、主题的五种范式,并将菲华散文分为议论、记叙、抒情和兼类散文等类型。作者指出,“菲律宾华文散文在整个东南亚乃至世界华文文学(包括大陆)中,都占有相当重要的文学地位。”论文虽然思路清晰、概括简洁,但给人一种论述和论题略有“脱节”之感,对菲华散文地位评估也有点儿“虚”。后文是个案分析,论文从“情”(亲情、爱情、师生情、乡情)的角度切入林婷婷散文研究,虽然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并不新鲜,但用之于菲华散文研究,却是极其新颖的研究视角,丰富了读者对林婷婷散文内涵的理解。

跨文体或其他角度的研究论文有11篇之多,它们可略分为几个方面。第一,资料性质的文章,如朱双一的《天马·海风·新青年——1930年代菲华期刊的若干资料》[23]、(菲律宾)吴新钿的《七十年的菲华文学》、李天赐的《抗日战争前后的菲华文学》[24]等。朱双一对《天马》第二卷第三期(1936年新春号)以及《海风》《新青年》《旗帜》创刊号办刊宗旨、文章内容的介绍,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吴新钿的文章极其简略,作者将菲华文运七十年概括为“播种时代”、“耕耘时代”、“成长时代”和“继往开来的九十年代”,重点介绍了在菲华文学低潮的九十年代菲律宾华文作家协会的成立和成绩。李天赐的文章富有价值的地方,是介绍了抗日战争之前、抗战时期和抗战之后大约20年的菲华报刊杂志、文艺社团及作家作品,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此外,作者指出,菲华新文学发生于1928年前后;抗战时期菲华的传统诗词比新文学作品来得成熟,“不应该把传统诗词遗忘在菲华文学之外”;抗战前后菲华大部分新文学作品“尚属起步阶段”、“播种时期”。上述观点的提出,使论文也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第二,对菲华文学发展动力、现实困境、文化取向及研究问题的探讨,如刘登翰的《文化传承:菲华文学发展的动力》、王列耀的《全球化背景中菲律宾华文文学的文化取向》[25]、(菲律宾)柯清淡的《危机深长,任重道远——泛论菲华文学的现实困境及未来发展》[26]。王列耀指出,菲律宾处在中西文化碰撞的最前沿,菲律宾的现实世界和文化之根都深受美国文化支配。在此西方文化强势主导的社会,菲华文学关注全球化背景中的“菲律宾的焦虑”和“菲律宾华人的焦虑”(民族通婚带来的尴尬处境和“自我”被强势文化淹没的焦虑),这是菲华作家极有意义的文化选择。柯清淡阐述了四代“菲华”人及菲华文学的现实困境、未来发展。作者认为,华文的非主流地位、华人出于谋生的功利考虑、西方文化和土著文化对中华文化的排挤等都是菲华文学的现实困境。但是,中国的强大和中菲贸易的发展将促进菲华文学的发展。文章从最现实的角度探讨菲华文学的困境和未来,对我们真正了解菲华文学提供了切实信息。第三,是文学作品研究。如钟晓毅的《柯清淡突围》论述了柯清淡文学创作中显示出来的特别意义,涉及作家的身份认同、族群意识、情感心态等。李小平的《茉莉花种(Jasmine)来自中国——论80年代菲华文学中的“寻根文学”》注目于1980年代菲华文学中出现的“文化寻根”创作现象。上述资料性文章、跨文类研究以及对菲华文学各种视角的探讨,都丰富了新世纪十年菲律宾华文文学研究。

概而言之,新世纪十年菲华文学研究成绩颇为可观,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既有作家个案研究的深化,也有较多的宏观论述、资料梳理实实在在拓展了菲华文学研究的“空间”,从早期菲华期刊资料,到抗战前后菲华文坛状况,到当前菲华文学研究问题,学者们将菲华文学研究拓展到各个历史时期,这正是此时期菲华文学研究的重要成绩;其二,菲华诗歌研究光彩照人。江一涯、林健民、柯清淡、月曲了、和权、云鹤、明澈等诗人诗作引人注目,菲华诗歌研究集中于乡愁主题但各文论述各有特点,对菲华现代史诗的论述也拓展了菲华诗歌研究的空间。


结语 

三十年来,菲华文学研究成绩不断提升,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成绩主要体现为两方面:其一是研究论文数量的增长和质量的提升。菲华文学研究开启于1980年代末,1990年代有长足发展,但整体不如新世纪十年的研究成果来得突出。其二是研究领域的不断丰富、拓展。仅就菲华文学研究最突出的诗歌而言,1990年代菲华诗人月曲了、林泉、云鹤、柯清淡、刘一氓、芥子等引人关注;新世纪十年拓展到了林健民、江一涯、明澈等新老作家。同时,除了菲华现代诗,学者们还关注到菲华现代史诗和传统诗词,丰富和拓宽了菲华诗歌研究领域。然而,问题同样存在。其一,从研究队伍来看,新世纪十年集中精力研究菲华文学的学者反而不若前一时期,在1990年代,陈贤茂、刘登翰、王振科、潘亚暾、赵顺宏、吴奕锜、钦鸿等不同年龄阶段的学者致力于菲华文学研究,而新世纪十年研究队伍虽然可观,却给人“散兵游勇”之感,真正在菲华文学研究领域“发力”的学者不多。这反映了菲华文学研究的客观困境。其二,研究文体的不平衡。诗歌研究一直是热土,小说、散文等文体研究一直较为弱势。菲华文学研究存在的困境,为更多菲华文学研究者提示了努力的方向。


[①] 峻径:《理想的挫折与爱的幻灭——谈云鹤诗三首》,《华文文学》,1988年第1期。
[②] 潘亚暾:《他在生活的光谱中寻找自己的颜色——云鹤诗歌赏析》,《华文文学》,1989年第1期。
[③] 李元洛:《千岛之国的桔香——菲华诗人和权诗作欣赏》,《华文文学》,1989年第3期。
[④] 李元洛:《晴空一鹤——菲华诗人云鹤作品欣赏》,《华文文学》,1990年第1期。
[⑤] 李元洛:《诗国天空的一弯秋月——菲华诗人月曲了作品欣赏》,《华文文学》,1991年第2期。
[⑥] 赵顺宏:《体味永恒——论林泉诗集<树的信仰>》,《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评论和研究》,1997年第1期。
[⑦] 赵顺宏:《菲华诗歌发展论略》,《华文文学》,1998年第1期。
[⑧] 刘登翰:《精神漂泊与文化寻根——菲华诗歌阅读札记》,《世界华文文学论坛》,1998年第2期。
[⑨] 叶公觉:《心笛声声唱梅花》,《世界华文文学论坛》,1998年第2期。
[⑩] 吴奕锜:《吴新钿小说初探》,《华文文学》,1998年第3期。
[11] 赵顺宏:《生活的诗意——芥子创作简论》,《华文文学》,1998年第3期。
[12] 钦鸿:《浓得化不开的中国情——读菲华作家柯清淡的诗与散文》,《华文文学》,1999年第1期。
[13] 钦鸿:《菲华文学中的“中华情结”》,《世界华文文学论坛》,1998年第2期。
[14] 陈大为:《王彬街:菲律宾华人文化乡愁的投影》,《华文文学》,2000年第4期。
[15] 陈辽:《椰风蕉雨中的母国情怀——谈菲华诗歌中的乡愁恋国之作》,《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3年第4期。
[16] 王宗法:《海外赤子的情与思——读柯清淡的乡愁诗》,《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1年第3期。
[17] 刘登翰:《生命的张力——简论江一涯诗作》,《华文文学》,2000年第3期。
[18] 钱虹:《史与诗——评<菲律宾不流血的革命>兼谈海外华文文学的“宏大叙事”》,《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1年第3期。
[19] 季仲:《菲华小说艺术的旗帜——浅谈林泥水小说的成就》,《华文文学》,2001年第3期。
[20] 刘建华:《沉静与流动间的书写——施柳莺小说的诗性品格》,《华文文学》,2003年第6期。
[21] 喻大翔:《菲华散文的艺术成就及其地位试估》,《华文文学》,2001年第3期。
[22] 袁勇麟、俞佩琳:《温馨的人情人性之美——林婷婷散文浅析》,《华文文学》,2003年第4期。
[23] 朱双一:《天马·海风·新青年——1930年代菲华期刊的若干资料》,《华文文学》,2001年第3期。
[24] 李天赐:《抗日战争前后的菲华文学》,《华文文学》,2003年第4期。
[25] 王列耀:《全球化背景中菲律宾华文文学的文化取向》,《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1年第3期。
[26] 柯清淡:《危机深长,任重道远——泛论菲华文学的现实困境及未来发展》,《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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