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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从“单纯的怀旧”到“动能怀旧”——论《台北人》和《纽约客》中的怀旧、都市与身份建构 发表日期:2018-09-29
作  者:刘俊出处:原创浏览110次,读者评论0条论坛回复0条
从“单纯的怀旧”到“动能怀旧”——论《台北人》和《纽约客》中的怀旧、都市与身份建构
文/刘俊
2018年09月29日,星期六

“怀旧”如果仅从字面上看,通常是指对过去岁月的记忆、怀念与难忘之情。一般而言,怀旧(nostalgia)总是会以一种理想化以及不切实际的追忆,来展现对过往的怀想与渴望。从某种意义上讲,“怀旧”是人的一种“古老”的精神状态和心理情绪,它似乎与生俱来,并且挥之不去。

美国社会学家弗雷德·戴维斯(FredDavis)在《渴望昨天:对怀旧的社会学分析》一书中,将“怀旧”分为三个不断深入的层面:第一层为“单纯的怀旧”(SimpleNostalgia),主体以一种积极的姿态对待过去,过去总是美好的,而现在却是不如意的;第二层为“内省的怀旧”(ReflexiveNostalgia),主体感伤过去而责备现在;第三层为“阐释的怀旧”(InterpretedNostalgia),主体会对怀旧的现象、过程和效果进行阐释和反思[i]。

弗雷德·戴维斯对“怀旧”的分析,重在从社会学的角度,对怀旧的形态、特征、目的和本质进行理论探讨。对于具体的作家而言,如何在作品中书写“怀旧”,则更多地与作家在“怀旧”背后寄寓着的情感、姿态和诉求有关——正是作家对“怀旧”独具特色的感知,以及附着在“怀旧”中的情感、姿态和诉求,决定了他们作品中的“怀旧”形态和“怀旧”特征。

众所周知,世界著名华人作家白先勇是个对“怀旧”话题念兹在兹的作家,在他的作品中,“怀旧”甚至可以说是个“母题”,贯穿了他整个创作的全过程。在白先勇的小说创作中,有两个著名的系列:“台北人”系列和“纽约客”系列——这也是白先勇《台北人》和《纽约客》两个小说集的名字。

《台北人》含小说14篇(《永远的尹雪艳》、《一把青》、《岁除》、《金大班的最后一夜》、《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思旧赋》、《梁父吟》、《孤恋花》、《花桥荣记》、《秋思》、《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游园惊梦》、《冬夜》、《国葬》),《纽约客》含小说7篇(包括已收入《纽约客》集子的《谪仙记》、《谪仙怨》、《夜曲》、《骨灰》、《DannyBoy》、《TeaforTwo》和2015年刚刚发表的《SilentNight》)。在这两个系列21篇小说中,白先勇通过对不同人物形象的展示以及对他们人生轨迹的描摹,呈现出一种浓烈的“怀旧”心绪——而这种“怀旧”心绪,又与他笔下斑斓的都市色彩和复杂的身份建构密切关联。

在小说《台北人》中,白先勇对“怀旧”的表现,更多地聚焦为一种作品人物的心理形态:寻求安全感、寄托归宿感、放大美好、记忆青春——这导致了《台北人》中的众多人物,在时空错位的情形下,形成了身份确认上的非此非彼亦此亦彼。

从总体上看,《台北人》中的“怀旧”,基本上应属于“单纯的怀旧”(SimpleNostalgia)——也就是作品中的人物都是通过对过去某一(些)方面的肯定来反衬现时的不如意。“台北人”顾名思义,本来应该是“台北的市民”,可是在白先勇的小说中,“台北人”却是一帮生活在台北,却心系上海、南京、北京、桂林的上海人、南京人和桂林人,这群人现在叫“台北人”本来就含有一种反讽的意味,因为他们其实是“被台北人”了,时空的错位和感情的偏重,导致了“怀旧”的产生——所谓的“今昔之比”[ii],其实是对过去上海、南京、北京、桂林的不能忘怀,并以“昔”之标准来衡量、比照“今”之现实。

从某种意义上讲,“昔”之光华记忆,已经完全控制、覆盖了“今”之生活,并因此而产生“台北人”身份的错乱。这些名为“台北人”的上海人、南京人、桂林人在过去的记忆中寻找荣耀和安慰,在过去的时光中寄托精神和心灵,在错置的时空中寻求支撑的力量,以对现实的拒绝和对过去的拥抱(怀旧)获得安全感——其实是一种躲避和自我保护。

《台北人》首篇《永远的尹雪艳》中的尹雪艳,不但她本人“怀旧”(她在台北的新公馆“一向维持它的气派”,“从来不肯把它降低于上海霞飞路的排场”,“客厅的家具是一色桃花心红木桌椅,几张老式大靠背的沙发,塞满了黑丝面子鸳鸯戏水的湘绣靠枕”),而且她还成了别人“怀旧”的对象(老朋友来到台北的尹公馆,“谈谈老话,大家都有一腔怀古的幽情,想一会儿当年,在尹雪艳面前发发牢骚,好像尹雪艳便是上海百乐门时代永恒的象征,京沪繁华的佐证一般”)。一班曾经在上海滩出过风头如今落魄的上海人身在台北,集聚在尹公馆这个小型公共空间,面对着尹雪艳这个“总也不老”的上海百乐门舞厅头牌,仿佛就又回到了当年繁华的上海时代。

《一把青》中的朱青,虽然有南京时期和台北时期两个阶段,但她的台北时期,其实形同行尸走肉——因为她所有的精神寄托和情感世界,已经永远停留在了南京时代,对南京时代人与事的难以忘怀,使她的台北人生已经完全“空洞化”;《岁除》中的赖鸣升人生辉煌也是在大陆时期,那时的赖鸣升是个精壮军人,下级军官,能喝酒,敢碰硬,割营长“靴子”、参加台儿庄大战,人生是何等的威风壮烈,可是到了台北,不但年岁大了,女人跑了,连酒量也不行了,唯一能够自傲的就是在大陆的过去经历。

此外,《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中的金兆丽、《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中的王雄、《思旧赋》中的罗伯娘和顺恩嫂、《梁父吟》中的朴公、《孤恋花》中的“总司令”、《花桥荣记》中的卢先生和“我”、《秋思》中的华夫人、《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中的教主、《游园惊梦》中的钱夫人和窦夫人、《冬夜》中的余嶔磊和吴柱国以及《国葬》中的秦义方,几乎《台北人》中的所有主人公,都在今昔对比的结构中带有回眸的姿态和“怀旧”的意味。

从某种意义上讲,《台北人》中的众多人物,一律沉湎于旧人、旧事、旧物、旧地(上海、南京、北京、桂林);对新人、新事、新物、新地(台北)普遍感到不适应,在这种拥抱“旧”而陌生“新”的价值取向中,不难发现作者白先勇在人物身上赋予的都市观和身份认同,那就是:时间上追忆过去;空间上“再造”旧地、认同上努力适应当地。

在小说中,上海、南京是繁华的现代都市,北京是“五四”发源地,桂林是难忘的故乡,而台北则是一个全新的城市。原本是“当下”的台北,在小说描述中却往往成为了衬托的“背景”,而原本是“过往”的上海、南京、北京和桂林,在小说中倒成了叙述的关注对象(“前景”)。当小说在展示和描绘“台北人”身份的时候,对于尹雪艳、朱青、赖鸣升、金兆丽、王雄、罗伯娘、顺恩嫂、朴公、“总司令”云芳老六、教主、卢先生、钱夫人、窦夫人、余嶔磊、秦义方等人而言,它们其实既是“台北人”(肉身所在)又不是“台北人”(精神、心理和情感均寄身其他城市),这样的“台北人”,事实上对“台北人”这一称谓/身份构成了反讽!

《台北人》中既是又不是“台北人”的人物群落,构成了《台北人》“单纯的怀旧”的基本特征,无论是尹雪艳还是金兆丽,也无论是钱夫人还是华夫人;无论是赖鸣升还是秦义方,也无论是教主还是“总司令”,他们都在一种单向度的“怀旧”维度上展开自己的都市认同和身份建构——也就是肯定、认同“以往”的上海、南京、北京和桂林,而对“当下”的台北不无忽略乃至无奈;对自己以往的上海时代、南京人生、北京历史和桂林故事津津乐道,而对自己“目前”生活的台北世界多少有些无感乃至轻视,应当说,在骨子里,他们还是把自己视为上海人、南京人、北京人和桂林人,虽然他们“此时”在理论上都属于“台北人”。

“怀旧”原本是为了宣泄由变动(时间、空间)而造成的身份认同混乱而进行的自我调适,因此,在“怀旧”中,“时间”、“空间”与“认同”是构成其核心内容的三个维度。如果说在《台北人》中,“台北人”的“怀旧”基本上是在“时间”、“空间”与“认同”三个维度上,均采取了怀恋“过去”而无奈“当下”的姿态,那么在《纽约客》中,“怀旧”的形态已有所不同。《纽约客》里各篇小说的人物,已经不像“台北人”那样,虽然“被台北人”,但毕竟还是半个“主人”,可是到了纽约,这些人都只能是“客人”了——他们中的很多人从上海、南京到了台湾,又从台湾到了更加遥远的纽约,按理说,远离故土或许会使他们“怀旧”的心绪更加浓烈,而异国都市(纽约)给他们带来的文化冲击(CultureShock),也可能会对他们新的身份建构,构成更大的困扰。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纽约客》里的人物,与《台北人》中的典型的“单纯的怀旧”有着较大的差异性:虽然他们也对“过去”充满感情(或正或逆),但对于西方都市纽约,却有着某种一致性:热烈拥抱。在《谪仙怨》中,黄凤仪是这样描述她对纽约的感情的:

“在纽约住了这几年,我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城市,我一向是喜爱大城市的,哪个大城市有纽约这样多的人,这样多的高楼大厦呢?……淹没在这个成千万人的大城市中,我觉得得到了真正的自由:一种独来独往,无人理会的自由。……在纽约最大的好处,便是渐渐忘却了自己的身份。真的我已经觉得自己是个十足的纽约客了……现在全世界无论什么地方,除了纽约,我都未必能住得惯了。”

而在《TeaforTwo》中的“我”,则“是在纽约,我找到了新生”。《纽约客》里的小说主人公,许多都是“边缘人”,如《DannyBoy》中的云哥,《TeaforTwo》中的“我”,都是同性恋者,甚至是患有艾滋病的同性恋者,他们对纽约的爱恨交织,使得他们的“怀旧”显得颇为复杂:一方面,他们都来自保守的台北,如今生活在自由的纽约,相对于台北的保守和拘谨,纽约庞大、宽松的生活环境为他们的安身立命(黄凤仪、吴振铎、鼎立表伯)和同性恋身份(云哥、“我”)提供了掩护和自由。《DannyBoy》中的“我”(云哥)说“我是在仓皇中逃离那个城市的”(“那个城市”指台北);《TeaforTwo》中的“我”则说“我远走美国就是要逃离台北,逃离台北那个家,逃离他们替我安排的一切……是在纽约,我找到了新生,因为在TeaforTwo里,我遇见了安弟”;另一方面,纽约在给了这些“纽约客”们生的宽容和死的安稳、爱的自由和性的多元的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艾滋病、抢劫和车祸。

而更为复杂的是,这些“纽约客”们虽然身在纽约,但对台北乃至更远的上海,还是难以忘怀——《谪仙怨》中黄凤仪对花园别墅的记忆、《夜曲》中吴振铎对父亲和去了上海的吕芳的牵挂、《骨灰》中“我”对父亲的念兹在兹、《DannyBoy》中云哥对丹尼的照顾(其实是他对在台北时的学生K的“怀旧”)、《TeaforTwo》中的大伟和东尼回上海“寻根”(那是他们生命开始的源头,回来后双双自杀),在在都显示出他们对上海、台北的难以忘怀。

不过,《纽约客》中人物对上海、台北的“怀旧”,毕竟已与《台北人》中人物对上海、南京、北京、桂林的“怀旧”已然不同。乍一看,似乎白先勇在《纽约客》中所表现的“怀旧”与《台北人》中的“怀旧”有所相似,好像也可归入“单纯的怀旧”(SimpleNostalgia)范畴,实则不然。

如果说《台北人》中的“怀旧”,是希望在台北“复制”一个上海或南京,并在这个“复制”的世界里,沉湎陶醉,身在台北却心系南京、上海;那么《纽约客》中的“怀旧”,则是在“怀旧”中希冀能在纽约找到一个“新”的纽约——一个属于他们这些“边缘人”自己的纽约(如《谪仙怨》中的黄凤仪;《DannyBoy》中的云哥;《TeaforTwo》中的“我”等)。置身这个包罗万象有着“大苹果”之称的纽约,这些“新”“纽约客”们虽然免不了要“怀旧”(难以忘记过去),但这时的“怀旧”,已不像《台北人》那样只是一味的缅怀和追忆、再造和复制,深陷/身陷“过去”而难以/不想自拔,而成为一种既要“逃离”却又无法摆脱、既想获得新生却又无法完全走出“过去”的一种纠葛。即便是《谪仙怨》中深爱纽约的黄凤仪,她对上海的记忆,还是那么刻骨铭心:

“妈妈,你还记得我们上海霞飞路那幢法国房子,花园里不也有一个葡萄藤的花棚吗?小时候我最爱爬到那个棚架上去摘葡萄了。……你看,妈妈,连我对从前的日子,尚且会迷恋,又何况你呢?”

也就是说,黄凤仪既对上海难以忘怀,也对纽约深深热爱,而她对上海的“怀旧”,却并没有占据、吞噬、覆盖和遮蔽她对纽约的热爱。在《谪仙记》中,分别“代表”中美英俄“四强”的李彤、黄慧芬、雷芷苓和张嘉行虽然对上海充满怀恋和感情,但这种“怀旧”却并没有妨碍她们适应并爱上了纽约。

《夜曲》中的吴振铎、《骨灰》中的大伯和鼎立表伯,无论上海给他们留下了何种记忆,他们对纽约的感情和认同,已不是那个“过去”的上海所能替代——这使得他们既接纳甚至拥抱纽约,又无法摆脱上海的“笼罩”,而对上海的“怀旧”,已然成为他们纽约生活的重要部分。

在《DannyBoy》中,台北固然对云哥造成了惨痛的心灵创伤,但他在纽约的生活,也正是因为有了对台北的“怀旧”而更加凸显其价值和意义——此时云哥(纽约客)对台北的“怀旧”,已不是对纽约生活的干扰,而只是对自己“来历”的追思。

这种虽然纠葛于对过去上海、台北的难以忘怀(怀旧),却难以阻挡对纽约的认同和拥抱,就构成了《纽约客》中“怀旧”形态、都市认知和身份认同/身份建构的重要特质。也就是说,《纽约客》中的“纽约客”,他们在“怀旧”的过程(呈现形态)中,在“时间”上固然时有回望,但更多注目当下;在“空间”上当然会对上海、台北刻骨铭心,但已对纽约热情拥抱;在“认同”上则对自己的“纽约人”身份完全肯定。

于是我们看到,在《TeaforTwo》中,上海已不再是伤心地,而成了追忆过往的心灵寄托。小说中的大伟和东尼,他们不但都在上海同一家医院出生,而且上海也是他们“生命的源头”,因此他们不但在纽约保留着大量的上海家具和上海记忆,而且到了他们决心一同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回到幼时生活过的有着美好童年记忆的上海,去重温人生的最初温暖和爱心——只要这个心愿能够满足,他们觉得死而无憾,果然,当大伟带着中风的东尼一起回了一趟上海完成了“寻根之旅”之后,他们平静地选择一同赴死。在大伟留下的遗书中,他们这样写道:

“我和你们胖爹爹这次到上海的寻根之旅,……我们是去寻找我们两人生命开始的源头,我们真的找到了!我们两人出生的那家法国天主教医院还在那里,现在变成了一所公家医院。…………上海又挤,又脏,连中国饭还不如纽约好吃,可是我们偏爱这个城市,因为这是我们两人的出生地,我们对它有一份原始的感情,我终于找到我父亲从前开的那家餐厅“卡夫卡斯”了,现在变成了一家肮脏的公共食堂。……你们胖爹爹对上海的记忆比我更深了,他到了上海一直在奋亢的状态中,我还担心他过度兴奋,身体吃不消,谁知他精神格外好,不肯休息。他找到了从前的老家,从前念的小学,他连去过的戏院都记得,一家一家赶着要去看。”

从大伟和东尼对上海的“怀旧”中,我们看到了他们对上海的“偏好”和迷恋的感情,可是,这种“偏好”和迷恋却没有让他们沉湎,相反,上海虽好,可是他们还是更爱纽约,因为上海“又挤”,“又脏”,“上海的公厕脏得惊人哪!我与胖爹爹两人都给臭昏了,差点晕倒在厕所里,不过,感谢上帝,我们总算活着回到了纽约”。

在白先勇新近发表的小说《SilentNight》中,“怀旧”也不再是对台北乃至更远的上海的回眸,而是对纽约本地过去岁月的反刍。小说中的余凡因为保罗神父的救助才得以新生,16岁以前的不堪人生,最终都在保罗神父的呵护和引导下,得以释然,因此,保罗神父不但在肉身上拯救了余凡(余凡冰天雪地中高烧四十度,是保罗神父将其救护到“圣芳济收容院”),而且还在精神上使余凡得以新生,“保罗神父那温柔吟唱般的诵经声音,感动了他的心灵,让他有一种皈依的冲动。

对余凡来说,四十二街那间简陋的仓库收容院,是他第一个真正的家,是他精神依托的所在”。从此,有了保罗神父的纽约不再险恶,原先余凡世界中凶神恶煞的白人警察继父的暴力,被“稚气”、“慈祥”、“温柔”、“暖意”的保罗神父消解和取代了——这时白先勇笔下的“怀旧”,已经从对纽约以外地方的回忆,转为对纽约本地“过去”的牵扯,而余凡出身在纽约的事实,则更表明纽约已成为余凡(们)的家,他们本身就是“纽约人”或已成为“纽约人”。

与《台北人》中众多人物身在台北却心在上海、南京、桂林或北京不同,尽管《纽约客》中的人物有的是出于无奈而选择了纽约,但他们都接受/认同了纽约,并在纽约获得了“新生”——纽约给他们提供了“新生”的可能,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在纽约对上海、台北乃至“过去”的纽约的“怀旧”,不过是为他们的“新生”增添了曲折性、丰富性和复杂性,就此而言,《纽约客》中的“怀旧”,可以说是一种不同于前三种层面“怀旧”的新类型:是一种“动能的怀旧”(DynamicNostalgia)。所谓“动能的怀旧”,是指赋予“怀旧”一种在对比基础上的促进和动力功能,在这种“怀旧”中,无论是作品中的主人公,还是作者白先勇,他们所呈现的姿态,都不再是《台北人》中单纯的“今不如昔”的对比,而是以“怀旧”为契机,对“新生”进行烘托和点染(《谪仙怨》、《夜曲》、《骨灰》),甚至将“怀旧”作为“新生”的动力(《DannyBoy》、《TeaforTwo》和《SilentNight》)。

在这种“怀旧”中,“时间”、“空间”和“认同”,都不再是为了希冀“过去”再现,而是为了促进“现在”新生。就此而言,当我们说《台北人》中的“台北人”其实是“台北客”,“台北人”的名称具有反讽性时,这些名为“纽约客”的上海人、台北人乃至真正的纽约人,其实已从《纽约客》变成了真正的“纽约人”——此时小说的名称《纽约客》同样具有反讽性,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纽约客》中的“纽约客”,或许比《台北人》中的“台北人”更具有成为“主人”的可能性——事实上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由“客”变“主”,因为这些“纽约客”在“怀旧”的三个维度(时间、空间和认同)上,都已经接纳并拥抱了“当下”(时间)、“纽约”(空间)并以“纽约人”(认同)自居[iii]。

从《台北人》到《纽约客》,我们发现白先勇通过对时间和空间的错置,借助对不同都市(上海、南京、北京、桂林、台北、纽约)的形塑,以对人的身份建构为旨归,实现了从表现“单纯的怀旧”(SimpleNostalgia))到创造“动能的怀旧”(DynamicNostalgia)这一转变和突破。“

动能的怀旧”在白先勇小说中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白先勇笔下“怀旧”的特质和“怀旧”形态,意味着白先勇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对“怀旧”的处理,已经从早期《台北人》中“今不如昔”式的“单纯的怀旧”,发展到中后期《纽约客》中“拥抱当下”式的“动能的怀旧”——在这个变化过程中,白先勇小说中的都市景观和作品中人物的身份认同/身份建构,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白先勇笔下这种怀旧、都市和身份建构的同步变化,无疑对白先勇小说创作的发展走向和总体风貌,产生了重大影响!

注释:

[i]FredDavis,YearningforYesterday:ASociologyofNostalgia.ThefreePress.1979,P17-26.
[ii]参见欧阳子:《王谢堂前的燕子——<台北人>的研析与索引》,尔雅出版社,1976年版,第8-11页。
[iii]参见刘俊:《从国族立场到世界主义》,收入白先勇《纽约客》,尔雅出版社,2007年版,第2-12页。


本文在9/29/2018 9:46:26 PM被施雨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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