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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从上海到美国——论叶周小说的时空印记和文化心理 发表日期:2018-09-23
作  者:刘俊出处:原创浏览69次,读者评论0条论坛回复0条
从上海到美国——论叶周小说的时空印记和文化心理
文/刘俊
2018年09月23日,星期日

刘俊

叶周出生在中国(上海),成年后出国留学并留在美国生活,他的人生经历跨越了太平洋两岸,他的小说创作,则涵盖了中、美两地的人生形态。按照“新移民文学”的定义——“新移民文学”主要是指中国大陆改革开放(1978年)以后走出国门,在海外以汉语(中文、华文)进行创作的作家以及他们的作品所形成的文学(1)——叶周属于典型的“新移民文学”作家,而“新移民作家”所具有的一些基本特点——(1)在海外主要用汉语(中文、华文)进行写作;(2)他们的作品所描写的世界,都会与中国大陆的历史、社会和现实发生某种或直接或间接的关联;(3)这些“新移民作家”和他们的作品深度介入中国大陆当代文学(作品主要在中国大陆发表、出版,作家常常在大陆获奖(2)——也在叶周的身上有着突出的体现,在叶周的长篇小说《美国爱情》和《丁香公寓》中,我们发现,叶周虽然是在展示中国人的美国生活,可是中国经历和中国背景,却如影随形,挥之不去,在《丁香公寓》中,大陆经历甚至还成了小说的“主体”,美国经验反倒成了一种“头尾呼应”的外在“框架”。

当然,我们在这里说叶周带有明显的“新移民作家”特征,他和他的作品属于典型的“新移民文学”,并不意味着叶周就被“新移民文学”或“新移民作家”的特点化约掉了而失去了“自我”,事实上,“新移民文学”或“新移民作家”是两个包容性非常广的概念,属于这个概念集群中的每个作家,可以说都有着自己独特的“自我”特点。对于叶周的小说创作而言,我觉得他的“自我”特点,就是通过对新时期中国人从文革中走出,又从中国(上海)走向美国的人生轨迹的描画,展示中国人在走出文革、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所带有的时空印记和文化心理,并在这个展示过程中,融入自己独特的思考。

叶周出生在上海,对于上海,叶周有着许多既温馨又不堪的记忆。幼年时的叶周由于父亲是文化界干部,因此在八岁之前,生活可以说无忧无虑——尽管那时的政治环境已经“山雨欲来风满楼”,然而对于一个孩子而言,日常生活后面的暗流他是不可能意识到的。生活中的巨大变故来自1966年开始的文革,这场要“触及每个人的灵魂”的文化大革命,甫一发动就将叶周的父亲逼上了绝路。从此,叶家的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场惨痛的家庭变故以及背后的社会风暴,想必在叶周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不堪印记——这些印记(回忆),后来都在他的小说中一一以艺术化的方式得以重现。

叶周的上海记忆,无论是温馨还是不堪,都铭刻在他的心灵深处,并最终成为他文学创作的起点和源头。《丁香公寓》虽然出版在《美国爱情》之后,可在某种程度上讲,这恐怕是叶周更早酝酿的一部小说,毕竟,三十岁以前的上海生活和上海记忆,相对于叶周的美国生活而言,可能更加惊心动魄刻骨铭心——那是一种经历了磨难、生死和浴火重生的成长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叶周目睹了人间的各种温馨和悲凉,也深切体会到了人性的温暖和黑暗。如果说《美国爱情》是叶周向人们展示中国人的美国人生和情感遭遇并从中展示西方文化对走出国门的中国人的冲击,那么《丁香公寓》则是叶周要对中国人在政治动荡中的种种表现,予以深刻的揭示和人性的反思。从《美国爱情》和《丁香公寓》这两部长篇小说的写作顺序上看,叶周是先写美国后写上海,可是要从小说所展示的时空印记上看,叶周小说的“运行轨迹”,其实是从上海到美国——在长篇小说中呈现二十世纪中国人的中国生活和美国遭遇,是叶周小说的基本主题和主要关切;在长篇小说中昭示对二十世纪中国人文化心理的思考,是叶周小说创作的根本动机和自觉追求,而这一切,均负载在从上海到美国的“运行轨迹”之中。

《丁香公寓》共分三部,第一部“非常年代”,第二部“乍暖还寒”,第三部“电影梦幻”。小说以主人公郭子从童年到青年的成长经历,展示了郭子以及他的同时代人所经历的那段惨痛的文革经历。在小说中,郭子与他的同学唐小璇、周大建和林献彪都住在丁香公寓里——这是一幢“住进了许多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和爱国资本家”的高级公寓,这个高级公寓不但宛如社会的一个缩影,而且还极具代表性:因为在这个公寓中,不但居住着“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和爱国资本家”,也居住着“劳动人民”;公寓里不但有老金、郭子父母、外婆这样善良民众的身影,也有如林献彪父亲、邻居女人这样的小人出入。在一个政治大动荡的时代洪流面前,每个人都要经历严峻的考验,并在这种考验中呈现出自己人性的光辉或丑恶。《丁香公寓》中的郭子、唐小璇、周大建和林献彪,被文革的政治波涛裹挟着漂向无法把握的未来,当1965年国庆烟花美丽的光影熄灭之后,残酷的黑暗/现实就扑面而来,让郭子们猝不及防!政治的动荡,彻底改变了这些孩子的人生,他们从公寓中走出,在社会中成长,在目睹、经历了文革的种种怪现状之后,又回到公寓,然而物是人非,一切美好的过去都已消失,青春的成长不但付出了身体受损的代价(郭子的脸被小秃子扔过来的石头砸破,留下疤痕;周大建被造反派打弯了背),更重要的是孩子们稚嫩的心灵受到摧残。小说中的郭子在经历了丧父、失恋等一些列挫折、打击之后,他的眼里已不再有国庆璀璨的烟花,他的内心开始集聚仇恨和反抗——他不但在楼里对破坏他生日的猫进行了充满快意的惩罚,释放了自己的仇恨,而且还决定离开令人伤心的上海(《丁香公寓》),去远方以摆脱上海(《丁香公寓》)的痛苦纠缠——“我希望自己像男子汉一样慷慨远行”。

郭子的远行一方面是他对现实的反抗,另一方面,也是他成长的“时空印记”——在《丁香公寓》中,唐小璇、小秃子、李毛毛的爸爸,都有着这样的“出走”经历,虽然他们的“出走”,有的是形式所迫(郭子、唐小璇),有的是自主选择(林献彪、小秃子),但体现的其实是一种在“出走”中抗拒或躲避巨大政治压力的集体(共同)心理,而这种心理的产生,正是文革那个时代在他们那一代人内心打上的共同烙印。

文革时代赋予郭子们的烙印不光是对他们身体的损伤、心灵的摧残、“出走”的推动,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对他们的人性进行了拷问。令人欣慰的是,郭子虽然目睹并遭遇过人性的黑暗,但他没有让自己成为这种黑暗的一部分,相反,他在残酷的政治氛围下,依然感受到了人性的温暖——母亲、外婆、周大建、老金、陈伯伯等人在高压政治下的善良正直、爱心表现,使郭子在严酷的现实环境下,不但保有了人性的光辉,并且还将这种温暖、积极的人性光辉推向了世界——他对李毛毛的关爱、他与袁京菁的爱情、他对林献彪的宽容、他对唐小璇的谅解,都证明了残酷环境并没有泯灭郭子内心深处美好的人性,相反,经过文革的淬炼,他的人性美反而更加坚固强大——事实上在《丁香公寓》中,历经人生磨难却保有人性光辉的郭子同代人,远不止郭子一人,唐小璇、袁京菁、周大建各有不同的文革磨难,但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正直善良、乐于助人、满怀希望、追求上进的基本品质,得以保留,人之为人的道德底线,尚未扭曲。叶周在《丁香公寓》中看上去是在写一个公寓,但他实际上写的是公寓(社会的缩影)中形形色色的人,写的是一群在特殊境况(文革)下虽遭磨难,却依然维护了人性的美好,做人的尊严的青年人!

如果说叶周在《丁香公寓》中重在对郭子们的文革人生进行描摹,对他们的内心世界进行揭示,对他们的人性形态进行挖掘,呈现了中国人是如何经历文革并走出文革的话,那么在《美国爱情》中,叶周则主要写中国人到了美国之后的情感世界。在叶周的小说中,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就是写人的“出走”——在《丁香公寓》中,他写了郭子的出走、唐小璇的出走、小秃子的出走、唐小璇爸爸的出走、李毛毛爸爸的出走、甚至袁京菁在男友去世后沿着黄河行走其实也是一种“出走”,而郭子和唐小璇后来还远走美国——这些“出走”有的不无被动,更多的却是个人的自我选择,“出走”对于他们来说,似乎是一种逃避,更多是一种反抗;其实是一种解放,也是一种对“新生”的渴望。

在《美国爱情》中,“出走”似乎成了一种宿命:陶歌、李波、方小佳、恬恬(包括大老王、小丁、小何)都是从中国大陆“出走”到美国的新移民,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这些最早具有开放意识的青年人怀着“美国梦”来到北美大陆,开始他们新的人生。《美国爱情》除了“引子”也分三个部分:“再见李波”、“邂逅方小佳”、“遭遇恬恬”。在这部小说中,叶周选择“爱情”这个角度,来表现这些“新移民”的美国人生,可以说是抓住了一个最能表现中国人走向世界时文化心理发生剧烈震荡的关键视角。其实对于爱情的书写,在叶周的小说中可以说是一以贯之的,在前面论及的《丁香公寓》中,我们已经发现郭子和唐小璇、袁京菁的爱情故事,是《丁香公寓》中非常重要的一条线索,这个从童年一直延续到青年的爱情故事,是叶周表现文革残酷的一个重要维度,对于小说中的郭子等青少年来说,爱情是他们认识和感受社会最重要的触媒,文革时代一切的人生悲剧,都在爱情中得到了最充分最深刻的体现。

一方面是写“出走”,一方面是写“爱情”,是“爱情”导致了“出走”,还是“出走”成全(毁灭)了爱情,这在叶周小说中,已成为一个人生之问——由是,“爱情”描写与“出走”形态,也就构成了《美国爱情》和《丁香公寓》两部小说的重要两翼和基本特点。

《美国爱情》中的陶歌原是上海一所高校的美术老师,在“出国潮席卷上海”、妻子李波的“动员”以及无法解决“房子问题”的逼迫下,他“终于同意出国”,自费去美国留学。在留学期间,为了谋生,他曾在街头(渔人码头)给游客画肖像为生。在生活稍稍安定之后,他将妻子李波从上海接到了美国,可是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异文化时空下,陶歌和李波在观念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陶歌努力学习英语,力图在学业上更上层楼,以实现自己的艺术追求;而李波则将“美国梦”理解成“大把大把地挣钱”。不同的人生观导致了陶歌和李波的婚姻危机,在不可调和的观念冲突下,李波不辞而别,独自“出走”——爱情悲剧和“出走”形态在《美国爱情》中不仅意味着陶歌等人从中国(上海)“出走”美国,更意味着李波(包括后来的恬恬)从美国环境下的婚姻关系中“出走”。如果说从中国(上海)“出走”美国是一代中国人希冀摆脱贫困、寻找梦想的话,那么到了美国后从婚姻关系中“出走”,则说明在美国这个异文化空间里,梦想期待的不同和文化心理的差异,对这些“出走”到美国的中国人而言,会造成多么巨大的震荡!在这种震荡面前,原有的感情基础和婚姻关系,都将面临着巨大的考验。

中国人到美国开始新的人生,遭遇挑战可以说是必然的。早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来自台湾的留学生们,就在美国遭受过巨大的文化冲击和心灵震撼,无论是在聂华苓的《桑青与桃红》里,还是在於梨华的《考验》中,我们都可以发现中国人在“出走”到美国之后所面临的种种文化心理磨难,而这种文化心理磨难最典型也最具冲击力的部分,常常就体现在感情婚姻层面。相对于聂华苓、於梨华较为侧重表现中国人到美国之后与西方世界的“外在”碰撞,叶周笔下的中国人在到美国之后,更多的是中国人自己“内部“的文化心理冲突(西方文化通过对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作用,内化为中国人的某种认识,然后在中国人内部形成观念冲突和文化心理的差异)。在《美国爱情》中,陶歌与李波这对“上海夫妻”到了美国之后,最终因思想观念的不同导致了文化心理的分野,陶歌虽然人到了美国,可是他的内心(文化观念)还是一颗“中国心”——李波一再说他傲慢、清高,正表明陶歌身在美国却没有丧失自己身上的那种“中国文化气质/特质”——轻物质享受,重精神追求,这与李波对“美国文化”的“物欲化金钱化”理解,自然会发生不可调和的文化“碰撞”,产生剧烈的冲突和矛盾,而正是这种“碰撞”、冲突和矛盾,最终导致了他们的“上海婚姻”在“美国”的破裂。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聂华苓、於梨华在表现中国人面对美国文化所造成的震撼时,力图表明的是中国人在美国文化面前的不适应感和受压迫感,到了二十一世纪,叶周在他的小说中所表现的中国人在美国的现实(文化)处境,则希冀告诉人们中国人在美国如果一味追求金钱和物质,最终会落得身败名裂、家破子离的下场。西方文化对中国人所造成的“外在”压迫和中国人在西方文化面前的不适应感,并没有成为叶周要表现的主要内容,叶周在书写中国人的“美国爱情”的时候,他更多的是要呈现中国人在异文化时空下自己“内部”的文化心理样态。《美国爱情》中的陶歌,虽然在与李波爱情破灭婚姻解体后,又与方小佳、恬恬有了爱情故事,但无论是与方小佳还是与恬恬,其实都是陶歌与李波爱情婚姻关系的延伸结果,在与方小佳和恬恬的爱情故事中,李波都是一个巨大的阴影参与其间,如影随形,因此《美国爱情》虽然有三个“爱情故事”,但说到底其实是陶歌与李波“爱情故事”的扩张、衍生和变形,方小佳和恬恬,从某种程度上讲,可以视为是李波的反衬、对应和镜子。由是,《爱情故事》中陶歌的三段“爱情”,也就成了陶歌与李波的“上海爱情”发展成为“美国爱情”的“行走轨迹”——只不过,这种发展随着时空转换,带来了婚姻破裂(陶歌和李波)和爱情的多向度(陶歌从李波走向方小佳,又从方小佳走向恬恬),而陶歌和李波则从文化心理相近(都爱艺术)的一对爱人,变成了文化心理相异(精神追求与物质追求的分叉、冲突、裂变)的路人。

叶周在北美“新移民作家”中不算是个很高产的作家,但就他的两部长篇小说而言,他的作品已将二十世纪中国人的时空印记和文化心理,进行了颇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揭示。《丁香公寓》中的郭子们,以一代人的青春成长,刻印出文革时代的政治残酷和人性面向,郭子们的“行走”路线(外在的地理“行走”和内在的精神“行走”),显示了那个时代的时空特征和人性面貌;《美国爱情》中的陶歌们,则以中国人的美国经验,昭示出中国人“出走”到异时空环境下所面对的观念冲击和内部分化,如何对中国人(陶歌们)的“美国爱情”(其实也是美国人生)造成了巨大的震荡,而在这种震荡中所体现出的文化心理对撞,是多么的触目惊心!令人震撼!

叶周的《丁香公寓》和《美国爱情》,就空间而言,从上海到美国;就时间而言,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初,可以说中国人在二十世纪后半期的时空印记和文化心理,都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深具特色的表现。从某种意义上讲,叶周以他的小说创作,为我们描画了一条中国人在二十世纪后半期时空“行走”和内心/心理“变化”的历史轨迹!


本文在9/23/2018 6:39:39 AM被施雨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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