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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长亭谢师录 发表日期:2018-08-24
作  者:杨匡汉出处:原创浏览78次,读者评论0条论坛回复0条
长亭谢师录
文/杨匡汉
2018年08月24日,星期五

原载《作品欣赏》

在出而入、入而出的文学跋涉中,路是脚的延长。

穿过亭,穿过桥,停!
这里我丢过东西;
一本小小的手册,
多少故旧的住址。

这是卞之琳《路》一诗中的句子。“手册”、“住址”中留有前辈师长的点点滴滴,一“丢”就会成为遗憾。故而我追怀那份师恩,珍惜哪怕是“一面之缘”时的教诲。

长亭谢师,我亦如卞之琳所言:“无声有声我重弄,像细数一串念珠”。


谢谢您,冰心先生。

我是吮吸了您《寄小读者》的乳汁长大的。当年您从大洋彼岸寄来的通讯,以童心的向导把我和成千上万的读者引入爱的天国。待到我从沪上来到北大求学时,母亲让我带的书籍,一本是《鲁迅选集》,另一本就是您的《选集》。

我自然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那个腥风的日子,在王府井北口的黄土岗,有幸遇见您和冯牧先生。我自称是“您永远的小读者”,您莞尔一笑,淡淡地说出“路还长,大家多保重。”寥寥数语,却温热了我一生。

再见到您,是在1999年3月19日,在海涛声和海鸥声组成的交响中,在一千朵玫瑰丛中安详地长眠的您——我们的世纪老人,小诗之母,散文之母。您手写的“有了爱就有了一切”,成为我们永远的精神旗帜。

玫瑰是您爱的哲学的意象,也永远是多少代诗人圣母式的信仰。
 

谢谢您,艾青先生。

1996年5月5日凌晨,您在濛濛细雨中告别人世。八十六个春秋,您的二十部长诗、近千首短诗和30余种著述的卓绝成果,贡献于20世纪的中国和世界。

为了写作《艾青传论》,我到过您的故乡,在您出生的那张床上睡过一晚,会见过您的保姆——大堰河的儿子。

在记不清楚多少次拜访您的时候,清茶一杯,雪菜面一碗,晚辈成了您的忘年交。您对这片苦难的大地爱得如此深沉。在您临终前和我的一次交谈中,您发出人生的感叹:“人生不易,苦啊。写诗更苦啊。但我们总要追求一些向上的东西。诗人要站直,不要泄气。”

您曾整整“被沉默”过21年。那一年夏日傍晚,您送我向车站走的路上,对我说:“我这一辈子坎坎坷坷地走路。地球走过半圈,但我是为中国人写诗。人民在前进,中国是有前途的。最高尚的称号是做一个人民的儿子。”我听到了您内心的渴念,也是您对晚辈的期待。

在您逝世十周年之时,我为您写了一幅书法:“读离骚逍遥芦笛断魂旷野绿,问艾青信息礁石无语火把红。”

艾老,“礁石”永远在我心中。


谢谢您,郭小川先生。

我一直珍藏着您手书的复印条幅:“占三尺地位,放万丈光辉”。一直感念您在罹难时和我长谈中那一份“把酒论长江”的豪气。我也一直保存着您用复写纸写的那份《在两条路斗争中》的“交代”材料。那是一份忏悔之沉重和表达之困难兼具的历史档案,一位诗人生存状态和心灵状态的典型文本。

您有过的自豪和历经的屈辱,融汇为矛盾重重的诗学,浸透了错综复杂的思绪。您是个真实的好人,是个有气度的诗人。从《致青年公民》、《白雪的赞歌》到《望星空》、《一个和八个》,是那样的真诚、透明,充满着激情又进行着灵魂的挣扎。动荡时代的诗人,越是复杂越会深刻。

在您遭到监控的时候,我几次偷偷地去看望过您。您说:“不让我拿笔,我还握过枪。一旦风云有变,我还能跟毛主席上山打游击。”战士与诗人的心啊,正如您所写的:“战士有战士的性格:不怕污蔑,不怕恫吓;一切无情的打击,只会使人腰杆挺直,青春焕发。”在那个年代,有几人有您此等风骨和襟怀?


谢谢您,冯牧先生。

我一直保留着您从“五·七”干校回城看病期间亲自为我篆刻的一枚名章,如今专用于给文友的赠书。您没有亲生儿女,但有数不清的儿女称您“伯伯”、“叔叔”和“父亲”。您独自远行,但并不孤独。

您出身于著名历史学家的家庭。家里希望您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所发展。但您恰恰因数理化不及格而留过级,相反,钟情于缪斯,做的是文学梦。又怀着梦想,带着肺病逃离沦陷的北平,穿过冀中,奔向延安,征战南北,经历了多种磨难。很少有人像您那样跑遍长达几千公里的边防地带。

您在云南,发现和扶植了公刘、白桦等杰出的诗人。您对动辄用“阶级斗争”的方法解决文艺问题表示不满。在同我多次的交谈或通话中,您对诗人“与其下海,不如攀登”有所企盼;您对“诗歌=袜子”极为不屑;您呼唤诗界要“出精品,出大家”。您要求我从事研究工作,不要“唯上”,要多听听“来自底层的意见”。

三杯两盏淡酒,怀念您也告慰您:我们能挡住晚来的风急。


谢谢您,臧克家先生。

在家父的书法作品集中,有一幅您1975年题赠的书法:“自沐朝晖意葱茏,休凭白发便呼翁。狂来欲碎玻璃镜,还我青春火样红。……偶成一绝,抄奉允厥方家双正  臧克家。”(63×26cm)写得飘逸流利,人见人爱,也成了我家的“传家宝”。

直到晚年,您还是“青春火样红”。您对我说过“我是一个两面派,新诗旧诗我都爱。”您古典功底好,一度指责追随现代派的青年诗作者“数典忘祖”,我予以同情的理解。即使如此,那些被您批评过的晚辈,仍然成为您的同好——因为诗的缘故。

为了筹备粉碎“四人帮”后的首届“全国当代诗歌讨论会”,我专门去征求过您的指点。其时您年届75岁,身体欠安,未能赴会,但亲笔写了热情的贺信,提出了“诗与生活”、“民族形式”、“诗的表现力”、“继承五四传统”和“理论研究”五点具体的意见。这些教诲,至今仍未过时,还延续于当代诗友们的思考范围内。


谢谢您,朱光潜先生。

向您坦白,我是左手捧着您的《诗论》《悲剧心理学》,右手写作自己的拙著《中国新诗学》的。您是我仰望的诗学和美学的高山,自己充其量不过是漂流于浑浊不堪的小溪。许多当今关于新诗还想不透的难点,如谐隐、境界、节奏、“律之路”等等,其实您早在北大、武大任教时就讲透了。

您是那样的平静、温和。在母校燕南园那座并不宽敞的院落里破旧小楼的底层,您接待了造访的我和另一位美国教授。时已暮岁的您,头发白得闪光,宽额下的双眼炯炯有神。我聆听着您关于中西诗歌的意见。您谈到,中国文学只有诗还可以同西方抗衡。旧诗的凝练深永,往往非西方诗可及。您不同意诗“旧诗阻碍自由创造”之说,几千年积累下来的宝藏,新诗人仍有去发掘的必要。

我没有忘记您的教诲:“作诗者多,识诗者少,心中存着一份‘诗容易做’的幻想,对于诗就根本无缘,做来做去,只终身做门外汉。”由于自己没有赋诗的天资,所以不敢写诗——尤其是新诗。

您让我懂得,诗有两个精妙——精妙的感悟和精妙的语言。那是须费毕生辛苦的。


谢谢您,钱锺书先生。

您有许多美妙的传说。您自己说过:“人谓我狂,我实狷者。”按师母杨绛先生的解释,此“狷”乃“有所不为”也。那些不明不白、言不及义的破会,您从来不去参加。我的邻居是您的专职司机,他得意地告诉我“几近闲职”,只是十天半月去一次府上,取回海内外寄给您“指正”的一堆赠书,您嘱咐转赠给图书室或者需要阅读的青年学人。每到年终,您总要给司机发“红包”。

我陪同一位美籍华裔诗人兼诗论家去三里河公寓拜访过您。寓所陈设简朴,厅里只有两个不及人高的小书架,墙上没有任何字画或条幅。那次是一个特例,占去您整整两个小时的宝贵时间。不过,由于不在一个学问档次,出于“外事”礼节,您未谈学术,只神侃和不少英美学者的旧谊,数十年前的往事甚至细节,您的记忆力超强。客人求您谈比较诗学,您当场手书一札,推荐他去找北大一位您所抬爱的年轻讲师,手札的台头则礼称“XX吾兄”。

非常对不起您,钱先生。我迄今愧疚的是,当年自己主编《中国现代诗论》时,选了您的大文《诗可以怨》,写得太绝了。征求过您的意见,您给我来信,不同意入选。但我最终还是执意编了进去,事后,您并没有埋怨我。我侵犯了您的“知识产权”,又感恩您的宽容。
 

谢谢您,吴世昌先生。

在北京日坛路6号的单位旧楼,每每“返所日”,都能看到您瘦弱的身影和轻盈的步伐。您是周恩来总理特别请回来的国宝级专家。我们在楼道里执弟子礼,您一一含笑作答,谦和地同大家聊上几句,给人以无比的亲切。

我永远不会忘记,有一次在楼道里办一个讲座,研究所指定由我主讲《崛起的诗群和面临的问题》,您专治古代文学却对新诗问题也那么关注。在开讲前,您主动走来提醒我:“小杨,搞当代文学研究,要拉开一定距离,千万不要弄成浅薄的时评。”还说:“对于新诗人,不要捧杀哟。”短短几句,让我铭记一生的治学警号,于今仍不时地响彻耳边。

对于诗坛的新人新作,棒杀和捧杀是两个极端的魔棍。吴先生,我会注意。


谢谢您,卞之琳先生。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北京东城区的干面胡同是我常去的地方。每次看望您,每回短短的交谈,轻声细语,如坐春风。您浅色眼镜后那一双神情深邃的大眼,您举止亲切温厚而又不失精约巧妙的谈吐,被我陪同去拜访您的香港诗友们事后连连以“雅士”赞叹。

有一次您约我去谈诗艺和诗评。您严肃地说:“批评是不能再混乱了。要克服不学无术的江湖气。要多研究一些艺术问题,对创作者有切实的批评。”这让我自然想到,伏尔泰那句 “健康的批评是第十位缪斯”的名言。您郑重地将大作《当今诗歌的艺术问题》交给我主持的刊物发表,在热情、良知、睿智和透解中,跳动的是一颗真诚的学人心灵。

在当今诗界仍有一股狂躁之风时,想起您,我赞成学长柳鸣九对您的评价:“蓝调卞之琳”。诗是须有更多的“蓝调”呵。


十一

谢谢您,季羡林先生。

在北大朗润园小河畔您局促的住所里,在堆满古籍新著的书案旁,您真的是和我“促膝”畅谈——连走动的空间都没有。您赞成我们搞一套《东方智慧》的丛书,说:“东方智慧和西方智慧不同。东方究竟有些什么思维特点、方式,的确需要好好挖掘一下。”还特别指点我,“系统论”思想,其实出自中国:“西方人是头疼医头,脚痛医脚。中国人是头痛医脚,脚疼医头。什么道理?就是讲综合,讲整体。”

您也对诗界表示关切:“许多青年人很有才气,有灵感。当然,不要有老子天下第一的想法。XX是宇宙第一。”

您曾下过“回头是岸,不写序”的决心。但“七星文丛”破了例,因为包括我的《渔阳三叠》在内的七位作者,有几位是北大学子。您用“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视我们为“素心人”,见面时聊上几句,得到一些“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快乐。他自称“是一颗即将关掉光芒的慧星”,但和我们在“序言”中“结成翰墨姻缘,对我们来说,是莫大的幸福。”

前辈先贤。尊师熟灯。
 

十二

谢谢您,萧乾先生。

我为您在书屋客厅里的“万国旗”而感奋、点赞。那书架的这头和那头都用细铁丝连着,上面用书夹子夹着一张张一叠叠的稿纸,有用铅笔写的,有用红的蓝的油笔码的,也有用电脑处理过的,窗外微风吹起,活像一面面轻轻飘动的小旗。您会随手取下一份,改了又挂,让人感到你会像变魔术一般变出一篇又一篇美妙的文章来。我陪同美籍华裔诗人去看望您,也领略过这一魔法。

直到病重住进北京医院,去看望您时,您还卧在床上,用一块木板当做书桌,一天数百字地写个不停。您是勤劳的农夫。您终生享受着汉字带给您的快乐。

您不以写诗鸣世,却始终保持一颗诗心,把一切烦恼,也把寒风和热浪挥一挥手,抛之门外,在笔端,在心里,永远飘挂着“万国旗”。


十三

谢谢您,唐弢先生。

当我们一些研究当今文学的学人们争先恐后地写起《当代诗歌史》《当代散文史》《当代小说史》《当代戏剧史》的时候,您却发现“进化论”可能造成文学研究的伤害,提出了尖锐的、自然也引起争议的“当代不宜写史”的忠告。今天我才明白您的初衷,才知道诗学的研究需要注入“时间沉淀”的力量,一切可以入“史”的当代作品,同样要在拉开一定的距离后才能看得清楚。

您无疑是“闭门掩薜萝,边缘垒书城”的大家。读到您的《唐弢藏书全目》,就现代期刊的收藏,比我们的图书馆还要丰富。您的每一本著述、每一篇宏论,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证之有据的典范。您对我说过:“如果‘无物’,不要说一千字,最好一个字也不要写。”在您生命的最后时刻,我只能隔着玻璃门看望您衰竭的面容。您是鲁迅的学生,最后的《鲁迅传》却没有写完——因为您笔下的每一个史实、每一个断语是那样的严谨。

您签赠我的那册《鲁迅的美学思想》,火候到家,曲有微情,三十年来一直放在我的案头,因为每篇都有您真实的见解在里面。
 

十四

谢谢您,袁可嘉先生。

1980年初识您时,称您为“袁先生”,但师母和您外国文学研究所的同事都叫惯了“可嘉”,慢慢熟络起来,我也就和大家一起直呼您的名字了。

您当年住在建国门外永安南里社科院宿舍的一层。屋里靠墙都是书柜。每次去看您,您搬了两个小板凳,一壶清茶,相对而坐,谈的都是文学和诗歌,海阔天空。小板凳旁边置有手推车式微型书架,说着说着就抽取一本书或一叠文稿,来佐证交谈的问题。

您集诗人、翻译家、批评家与一身。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初,以《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现代派论·英美诗论》、《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为晚辈提供了精神和情感的支援。您跟我说过,对一度被视为“异端”的现代派,要看到它有“片面的深刻性”。不过,一些年轻人未得精髓而只知皮毛,并且率尔操瓢,要不得。所以您看了一些仿作,就想动笔改,因为不是现代诗的味道。

斯人可嘉。一座沉寂的洪钟。
 

十五

谢谢您,牛汉先生。

您那身高一米九〇的块头,足以显示蒙古族男子汉的伟岸魅力。您那写诗时的迷狂和编审时的严慎,足以表现一种中国式的现代文人精神。您那在坎坷的人生路上颠踬顿踣却又达观爽朗的气度,给我、也给所有的诗友以人格的感染。尽管您青春不老,但理解您内心世界的人们,才看清楚您是“立在险恶的波涛上”,“为海难者悼念的碑”。

您是我长辈式的朋友。每次见面,都直呼我的名字。九十年代初,青海要为您出版一部《牛汉抒情诗选》。有一天,您骑着单车到我陋室来,要我为这本“诗选”写一篇序文。看到我诚惶诚恐的表情,您鼓励我大胆地写,“最好还要批评上几句”。这给了我系统学习的机会。序文写出来了,题目定为《智慧的痛苦与欢乐》,您很满意,并让师母手抄了一份。这篇序文,先是交给《诗刊》,不成想一位责任编辑审阅时,可能是看到文章中出现25处“痛苦”的字眼,说“哪来那么多痛苦?!”就把文章毙了。您闻之,吼了一声“无知!可笑!”就把退稿直接交给《读书》的主编沈昌文先生,并嘱“一个字也不许动!”《读书》照办了。

不成想最后一次见到您,是坐着轮椅来聚会的。您依然中气十足地发了言。这使我自然联想到老子所言的“强为之曰‘大’。”大曰逝,逝而远,远而反。“大”者胸怀大,“逝”者伸展远,“反”在生命还乡。您已西去,完成了诗性生命的大循环。


十六

谢谢您,曹辛之先生。

当师母赵友兰(我的同事)把您的《曹辛之书画选》赠予我时,您已经九华仙游六年。那浸渗于笔墨之间的天然韵致,那力透纸背的铮骨亮节,给了我沉重的震撼。我感恩您,也愧疚于您——长辈式的诗友。

当代文坛上不乏诗、书、画、文兼通的高手,您无疑是大家之一。《最初的蜜》、《复活的土地》、《撷星草》使您以“杭约赫”的诗人名列入史册;您挥洒与尺素之间的狂草、大篆,各尽其妙;您的画以装帧设计为核心,爆发着诗意之光;您为数不多的论文,如《臧克家论》,连史学家胡绳先生也说“有一针见血的力量”。

我特别要感谢您的,是您的热心、无私的精神。您为我国第一家诗歌理论刊物《诗探索》设计了封面,也为我们单位(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设计了所徽。而当我去府上大喜过望地受取时,您不但分文不收,还说“不满意的话,我再重新设计”。

在沿着东长安街的一次散步时,您批评了我“有所偏爱”——只为七月派写过一文发表于《文学评论》,而关于“九叶派”未有系统论述。

“九叶”中除了早逝的穆旦未曾谋面求教,其他“八叶”,我都有过交往,且在一些拙文中星星点点地有所论及,但“系统论述”确实才力不逮,因为这是一个“智慧来临”、“智境”丰富的诗群。好在“长亭连短亭”,此一功课,“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年轻的学人,已在永续地进行了。


十七

火车站上的月台,是名副其实的“长亭”。

火车轰隆轰隆沿着铿锵的双轨踹进“长亭”,载我的前辈到远方去。

那是有暖意、有境界的远方。

那是生命有意义、有终极价值的远方。

那是相识于缘、相守于心、相濡以沫的远方。

那是道尊于势、先贤充当文学卫士的远方。

凭阑久,叹山河冉冉,岁月駸駸。长亭谢师,师恩永裕。

2018年夏日修订


本文在8/24/2018 10:56:57 AM被施雨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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