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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汉学在德国的起源与发展发表日期:2018-08-22(2018-08-24修改)
作  者:高关中出处:原创浏览95次,读者评论0条论坛回复0条
汉学在德国的起源与发展
文/高关中
2018年08月22日,星期三

4621高关中在第二届世界汉学论坛发表论文

4623高关中在第二届世界汉学论坛演讲

 

内容提要:

本文从清代德国传教士汤若望来华谈起,介绍德国源远流长的汉学史,一方面注重汉学进入高等教育,各大学的汉学教育发展情况,另一方面,也注意到民间汉学人士在翻译和德中文化交流方面的贡献,如卫礼贤。最后介绍了我所知道的几位汉学家。

 

关键词:汉学在德国,汤若望,卫礼贤,福兰阁

 

汉学在德国的起源与发展

作者高关中(德国汉堡)2018/8/21

汉学又称中国学,德文Sinologie。德文中汉学( Sinologie)和中国学(Chinakunde),有一些区别。Sinologie是指对中国古典历史文学文字的研究,而Chinakunde更多是对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研究。目前,研究当代中国的人越来越多,而研究的古典的人少多了。不过在本文还是用汉学这个词的广义用法,指国外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哲学宗教、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天文地理、工艺科技等各种学问的综合性学科。

汉学的产生发展,同欧洲国家的海外扩张有联系,又与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的普遍发展相关联。一般认为,汉学萌芽于16~17世纪来华传教的教士的著述中。如传教士利玛窦(Mathew Ricci,1552-1610)在中国生活28年,终老于北京。他对明代的中国有着仔细的观察,记载下来即《利玛窦中国札记》。 1814年,法国雷慕沙成为西方世界第一位汉学教授,这标志着汉学研究由传教士之手转向大学等科研机构。

几个世纪以来西方的的汉学有了长足的发展。目前,德国在国际汉学界相当活跃、与法、英、美、加等国同居于领先地位。

 

钦天监监正——汤若望

提起汉学在德国的发展,必须追溯到明末清初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他1592-出生于Lüftelberg(今为Meckenheim的一部分,另一说生于科隆),在中国住了几十年,熟悉当地语言、文化,甚得清帝信任。由于他的从中引介,不仅为中国带来了现代西方科学知识,修订历法,同时也传播了东方文明,开启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可谓居功厥伟。在明末清初大批来华的传教士中,汤若望与利玛窦、南怀仁(比利时人)并列,都是里程碑式的人物。用西方人的话讲,他们都是有幸进入“龙椅的影子”范围之内,可见其对当时的中国影响之大。

汤若望曾在科隆,罗马学习哲学、神学和科学。1619年到达澳门,1622年抵京传教。他曾为明廷督造西式大炮,写成《火攻挈要》、介绍望远镜的《远镜说》和矿冶方面的《坤舆格致》等书,并凭借自己的天文学知识,三次准确地预测了日食,声誉日隆,被徐光启推荐参与编纂《崇祯历书》。明清易帜后,他留在北京,修订此历书,更名《西洋新法历书》进呈,清政府命名为《时宪历》,颁行天下,汤若望也因此受顺治帝重用,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即国家天文台台长),开创了洋人在中国封官拜秩的先例。顺治帝有时还到他所居住的南堂(宣武门内)去聊天。

1661年顺治帝染痘(天花)驾崩。他去世前曾在二皇子和三皇子之间选择继承人的问题上徘徊不定。汤若望认为,三皇子已出过天花具有免疫力,且聪颖过人,是新君的最佳人选,顺治帝才下决心把皇位传给三皇子,三皇子就是雄才大略在位六十一年的康熙帝。

后来,汤若望受到朝臣杨光先的陷害,杨甚至说“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其颟顸(manhan)无知和不讲道理已到了荒诞程度。结果,辅政王鳌拜下令捕汤若望入狱,宣判凌迟处死。凑巧京城发生一次地震,面对此“凶兆”,汤若望获赦,然而此时他已沉疴不起,不久即于1666年逝世。在南怀仁的努力下,康熙亲政后终于在1669年为汤若望平反,洗清了罪名。

汤若望把西方天文学、光学、火器及矿业等方面的知识介绍到中国,并亲自发明了一些工具仪器,促进了中国科学的发展。德国人亦为这一历史伟人而自豪,2014年9月在他的家乡Lüftelberg建成了汤若望的铜像。

 

德国汉学源远流长

继汤若望之后,又有其他德、奥籍传教士相继来华。这些以耶稣会为代表的传教士到中国传教,写了很多关于中国的书信。德国当时的最著名的学者莱布尼茨(1646-1716)读了耶稣会写的文章和书信,也与一些到过中国的传教士交谈过,他对中国的看法很正面。莱布尼茨与欧洲传教士白晋(J.Bouvet)等人的通信中,看到中国《易图》符号的特殊的二进制。而这正是现代计算机的基础。18世纪,中国形象在德国乃至欧洲是很正面的,甚至被视为西方要学习的楷模。这个时期欧洲最早的《论语》、《大学》、《中庸》和各种儒家哲学的译本(拉丁文等),便因此传入德国。当时,有人将一大批中文图书运到柏林,充作皇家图书馆的馆藏。之后,汉学研究又从传教士层面推广到文艺、学术界。德国大文豪如歌德(曾作“中德四季晨昏杂感”咏叹诗)、席勒和著名学者洪堡兄弟也对中国文化怀有浓厚兴趣。

但起步甚早的德国在汉学研究方面却一直步履蹒跚,直到1878年,才在莱比锡大学设立了德国第一个汉学教席,由Hans Georg Conon von der Gabelentz(1840-1893)担任,当时的名分是特殊教授(außerordentlicher Professor),1881年出版了奠基之作《中文语法》,是他,培养了德语世界早期的几位汉学家。1889年,他升为正式教授,转往柏林大学任教。1912年他的学生Jan Jakob Maria de Groot(中文名高延,1854-1921)在柏林大学担任汉学教授,使柏林作为汉学重镇,得到进一步发展。 1909年,汉堡殖民学院(汉堡大学前身)成立了汉学系,由在中国住过13年(1888-1901)的奥托·福兰阁(Otto Franke,或译奥托.弗朗克,1863—1946)主持。他在清朝时在北京当过京官,回德国后,是他唯一的一个西方人完整地写了中国通史,写到元朝,就辞世了。目前,他的这本书在西方世界非常著名,还一直被引用。他的儿子傅吾康(Wolfgang Franke)接着写明史,最后写出两卷本英文明代史籍汇考(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urces of Ming History),在马来西亚等地出版,他曾担任马来亚大学中文系代主任,这是后话。

奥托·福兰阁是汉堡大学汉学系的奠基人。继这些大学之后,法兰克福、哥廷根、波恩等大学亦相继跟进,纷纷成立了汉学系。

 

卫礼贤——一个改变了德国的中国形象的人

汉学在德国被纳入学术领域之后,渐渐地,不只是学者们当作一门学科来研究,民间、特别是中产阶级,也开始感到兴趣。在有心人士的推广下,已有走出象牙塔、普及化趋势,例如Richard Wilhelm(1873—1930﹚,他是一位传教士,给自己取了中国名字,叫卫礼贤。曾在青岛生活,与我国著名思想家康有为相熟。不久前我在青岛瞻仰康有为故居时,就看到了这位传教士的照片。

德国《华商报》修海涛总编曾撰文《卫礼贤——一个改变了德国的中国形象的人》,介绍他的事迹和劳绩。文中写道:“卫礼贤在德国人占领青岛第二年作为传教士来到这里,前后在中国生活22年之久。此后他还在北京的德国驻华使馆里担任过文化参赞2年。当初青岛是隶属于即墨县的一个渔村,而我的家乡就在即墨,现在反而隶属于青岛市了。卫礼贤尽管是作为传教士到中国去的,但是,他没有让一个中国人皈依基督教,反而最终以孔夫子信徒回到德国。在青岛,他主要的工作是建学校,向中国孩子传递西方的科学知识。他与当时的未婚妻建立的“礼贤书院”(Richard—Wilhelm—Schule),就是现在的青岛第九中学。此外,他到中国后立即开始与华人接触,学习汉语。1900年义和团运动兴起,到处焚烧教堂,毁坏铁路,砍杀洋人和华人基督徒。而德国军队派兵镇压。有一次卫礼贤充当翻译,保护了很多华人的生命。自此,他受到了当地人很大的尊敬。他因为办学成绩显赫,1906年被清政府赏给四品顶戴,成了青岛赫赫有名的卫大人”。

卫礼贤更重要的功绩是向德国人介绍中国文化,改变了德国的中国形象。19世纪以来,随著鸦片战争后列强入侵中国,中国成了“东亚病夫”。此刻,德国的中国形象已经非常负面。黄祸论也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20世纪初以来,由于卫礼贤大量翻译中国的古典著作,介绍中国文化,使得德国的形象再度好转。他创办了德国第一个“中国学社”(China Institut,或译中国研究社),致力于中国文化的传播,他将《论语》、《道德经》、《列子》、《庄子》、《孟子》、《易经》……等经典之作译成德文,介绍给一般民众。其中以《易经》最具盛名与影响力。他皓首穷经,用18年的工夫翻译而成。而他的译文,后来成为《易经》瑞典文、西班牙等多种西方文本的根据。

除卫礼贤外,德国尚有擅长中国古典诗词翻译,特别是翻译李白、杜甫、韩愈等作品的查赫(Erwin Ritter von Zach,1872—1942)和专门翻译中国古典小说的库恩(Franz Kuhn,1884—1961),后者的翻译作品包括《金瓶梅》、《红楼梦》、《水浒》……等,大量介绍中国民间通俗小说。

 

二战后的汉学发展

二战后,德国地区一片焦土,百废待兴,尤其纳粹党当权时代的种族歧视政策,研究汉学的专家无立足之地,许多汉学家出走他国,造成后继无人的局面。

尽管如此,德国当时仅存的一些汉学家仍能一丝不茍地做下去。战后,慕尼黑大学是第一个成立汉学系的高等学府,负责筹办的是汉尼士教授(Erich Haenisch, 1880-1966),他形容当时克难的凄惨情景──“夏天,我们有时候在走廊上,有时候在木板棚下上课;冬天,则在系上唯一完整的房子里……;后来,总算获得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它是图书馆、教室兼办公室。”之后,在福赫伯教授和鲍吾刚教授的努力经营下,汉学系日渐步上正轨。

从1950年开始,德国的汉学逐渐蓬勃发展,汉堡大学(福兰阁的儿子傅吾康Wolfgang Franke, 1912-2007,担任系主任20多年)、波恩大学先后恢复汉学系或开设中文课程,1953年,汉堡、慕尼黑和哥廷根大学培养出战后第一批汉学博士共六人,其中,葛林(Tilemann Grimm)、鲍吾刚和德博后来都成为德国汉学界的栋梁。

在论及20世纪德国汉学的辈分的时候,顾彬教授认为:

自1905年以来德国汉学可以分为三代:一、“父亲”的一代,他们在1911年前后在中国生活过,他们的研究对象基本上是古典中国。二、“儿子”的一代,这些人在1945年以后必须重建被纳粹摧毁的汉学,而在冷战时期没有机会到中国旅行。他们主要以中世纪和近代中国作为其研究的方向。三、“孙子”的一代,因为他们在1973年以后可以受邀到北京去了,因此也帮助建立起了一个现代的汉学专业。

目前,全德汉学系注册学生约五、六千人,但据了解,由于其中有不少学生因“中国热”慕名而来,实际上,真正投入的只有两、三千人。

德国大学中设有汉学系的,共有汉堡、柏林(洪堡大学、自由大学)、波恩、波鸿、慕尼黑、海德堡、法兰克福、明斯特……等20多所大学。它们平均分散在全德各地,与法国的集中一个地区(巴黎)大异其趣,而且其密度在全世界名列前茅。再就其所发表的论文总数而言,在西方国家中仅次美国,列居第二,以德国土地面积与人口来说,成绩算是相当可观,足见汉学在德国发展之蓬勃。

 

几位德国汉学家

在德国汉学发展的过程中,涌现出不少优秀的汉学家,这里仅举几个例子。

来自慕尼黑大学东亚学院的鲍吾刚教授(Prof. Wolfgang Bauer,1930-1997),是七八十年代德国汉学界的泰斗。他曾任汉学系主任多年,可谓著作等身,论著、编著、译著样样丰富。单单他主持编纂,穷十年之功而得以最后完成的四大卷、数千页中国日耳曼学文献索引(Das chinesische Deutschlandbild der Gegenwart),就是对学术研究和中德文化交流一个重大贡献。

国际著名汉学家马汉茂教授(H. Martin)生于1940年,他早年学中文的故事很有意思。1961年考入慕尼黑大学中文系,全班只有5个人。最初学的是汉字,却不是学汉语。他们的学习方法令人吃惊,一入学,便学《老子》(即《道德经》)这样的艰深的中国古文,而不像中国人学外语那样,从“你好”,“再见”入门。最后他以研究明清戏曲家李渔(1610-1680)为题,26岁获得汉学博士学位。令人不可理解的是,当他成为汉学博士时,还不会讲汉语。因为那时中国正处于闭关锁国的文革时代,德国华人太少,他没有机会学口语,就连他的教授虽然能阅读讲解古文,但也不会说汉语。1967年,他到台湾留学,特地跟中国人住在一起,苦练口语。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台湾发现一批极为重要的信件——鲁迅、徐志摩、戴望舒、王映霞等人写给郁达夫的几十封信,成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珍贵资料。1970年,他在台湾自费印刷了《给郁达夫的信》一书,1973年第四期香港《明报月刊》予以转载,引起钱钟书等许多大陆学者的注意,他的名声开始远扬国际汉学界。1972年,联邦德国外交部请他当翻译,原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政府决定在波恩进行秘密谈判,需要高明的翻译。这年10月11日,两国宣布正式建交,他为这一历史性的重大事件出了力。在粉碎“四人帮”后,他如愿以偿,一次又一次访问中国大陆,全力以赴研究翻译中国当代文学,做了大量有利于中德文化交流的工作。德国《华商报》修海涛总编80年代曾在他那里工作四年之久,做“ 中国转型时期的文化与经济”研究工程。1999年这位汉学家去世。修总编曾撰文悼念,

沃尔夫冈·顾彬教授(Prof. Wolfgang Kubin ,1945-)属于鲍吾刚的学生一辈。顾彬起初在柏林任教,1985年成为波恩大学东方语言学系中文专业主任教授。他超常地勤奋,刻苦钻研,成了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学,特别是鲁迅、王蒙等作家的一大权威。他主持了《鲁迅选集》德文版的翻译,还就中国文学著书立说,先后出版《中国文人的自然观》、《中国文学史》等五本著作,17本小册子,发表上百篇大小评论文章,主编了《当代中国文学》论文集,组织过多次中国文学研讨会,诗歌朗诵会等等,在中德文化的交流上,特别是在译介中国文学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被视为德国汉学界的领军人物。退休后在中国一些大学担任客座教授,经常发表有关中国文学的演讲,在中国文学界也有很高的知名度。

在德国汉学界也不乏华人的身影。其中关愚谦教授(Prof. Y. C. Kuan,1931-)更是遐迩闻名。他在汉堡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导师即德国著名的汉学家傅吾康(Wolfgang Franke, 1912-2007,汉堡大学汉学系奠基人奥托·福兰阁之子)。尚未拿到学位,关愚谦就已开始在汉堡大学中文系教学。他在此任教近30年,培育桃李无数,并撰写过许多作品,向国人介绍德国。他与夫人汉学家海珮春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德文化交流,热心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编写了8本有关中国文学、风俗习惯、名胜古迹、传说民谣、民间故事的书籍,分别用德文、英文和意大利三种文字出版。这些作品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和中西文化交流。他和顾彬教授用了15年时间,合作组织翻译出版了6卷本的《鲁迅选集》德文版,更是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这也是关愚谦的骄傲,他感触地说:“对我这一个侨居国外的文人来说,生活在世界上还有什么比给祖国文化多做些传播工作更有意思呢?”鉴于关愚谦教授在德中文化交流方面的突出贡献,2006年汉堡市长授予他“艺术与科学奖”奖章(Die Medaille für Kunst und Wissenschaft)。


作者 高关中,现住汉堡。汉堡大学经济学硕士,荣誉文学博士。欧华作协理事。写作重点为列国风土,人物传记。

       2张照片见

http://blog.sina.com.cn/s/blog_a065430e0102yfma.html


本文在8/24/2018 10:43:04 AM被施雨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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