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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论杨绛的《洗澡》 发表日期:2018-05-04
作  者:刘俊出处:原创浏览445次,读者评论0条论坛回复0条
论杨绛的《洗澡》
文/刘俊
2018年05月04日,星期五

杨绛在1987年写《洗澡》的时候,已经是个“老作家”了——这里的“老”主要不是指年龄而是指资格。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杨绛就是个颇有名气的剧作家,她的剧作《称心如意》(1943年上演,1944年出版)、《弄假成真》(1944年上演,1945年出版)、《游戏人间》(1945年上演)和《风絮》(1947年出版),在当时的上海文化界别具一格,着实引人注目过一阵子。抗战胜利后杨绛转入教育界和学术界,文学创作少了,翻译和学术成果多了,翻译家和学者的杨绛,名声大过了作家杨绛。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作家杨绛重新复活,不但在香港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倒影集》(1981年出版),而且相继出版了散文集《干校六记》(1981年香港出版)、《将饮茶》(1987年出版)、《杂忆与杂写》(1992年出版)、《从丙午到流亡》(2000年出版)、《我们仨》(2003年出版)以及长篇小说《洗澡》(1988年出版)及其续集《洗澡之后》(2014年出版)。

作为作家,杨绛创作的大宗是散文,小说数量不多。不过,在她的文学作品中,我觉得《洗澡》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文本,在杨绛的这部长篇小说中,她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为我们描画了一个颇为奇特的世界。

在《洗澡》的前言中,杨绛这样写道:

这部小说写解放后知识分子第一次经受的思想改造——当时泛称“三反”,又称“脱裤子”,“割尾巴”。这些知识分子耳朵娇嫩,听不惯“脱裤子”的说法,因此改称“洗澡”,相当于西洋人所谓“洗脑筋”。写知识分子改造,就得写出他们改造以前的面貌,否则从何改起呢?凭什么要改呢?改了没有呢?

……假如尾巴只生在知识上或思想上,经过漂洗,该是能够清除的。假如生在人身尾部,那就连着背脊和皮肉呢。洗澡即使用酽酽的碱水,能把尾巴洗掉吗?当众洗澡当然得当众脱衣,尾巴却未必有目共睹。洗掉与否,究竟谁有谁无,都不得而知。

小说里的机构和地名纯属虚构,人物和情节却据实捏塑。我掇拾了惯见的嘴脸、皮毛、爪牙、须发,以至尾巴,但绝不擅用“只此一家,严防顶替”的货色。特此郑重声明。(1)

杨绛的这个小说“前言”,可以被视为是解读《洗澡》的一把钥匙。既然小说名为《洗澡》,那对于1949年以后发生在中国大陆的这个“洗澡”运动,就有必要先做个介绍。虽然杨绛在“前言”中对“洗澡”已做了简单的说明,但太过简略,不了解那段历史的人看了她的这个说明,可能还是不甚了然。

“三反”运动是1951年12月至1952年4月由中共中央发起的一个斗争运动,“三反”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与之相伴的还有一个“五反运动”(“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资财”、“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两者合起来,并称“‘三反’、‘五反’运动”。“三反”主要针对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五反”则主要针对当时的私营工商业者。《洗澡》中的“文学研究社”可以算是“党政机关”的外围,所以与“三反”似乎能搭上一点边。然而,在这样一个并非权力中枢的学术机构,大张旗鼓地开展“三反”运动,还是让人觉得有点匪夷所思——这也就难怪小说中的朱千里感觉这个运动跟他完全没有关系:“这和我全不相干。我不是官,哪来官僚主义?我月月领工资,除了工资,公家的钱一个子儿也不沾边,贪污什么?我连自己的薪水都没法浪费呢!……还叫我怎么节约!”。

其实当年与“三反”、“五反”运动几乎同时进行的,还有一个专门针对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这个运动从1951年秋天开始,到1952年秋天结束,运动主要针对的是当时大约200多万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按照当时的判断和定位,这些知识分子虽然爱国热情很高,学有所成,但他们大多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长期受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教育,在思想上难免会留下许多“旧社会”的烙印,特别是“亲美、崇美、恐美”现象突出。为了使他们在“新社会”“重新做人”,中共中央发起了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1951年9月29日,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向来自北京、天津各高等学校的教师代表作了题为《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同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的指示》,要求在学校教职员和高中以上学生中普遍开展学习运动,号召他们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联系实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以期达到组织清理和思想改造的目的。这项运动后来由教育界逐步扩展到文艺界和整个知识界,到1952年10月基本结束。

了解了“‘三反’、‘五反’运动”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几乎同时进行这样的一个背景,我们就可以知道《洗澡》虽然表明上写的是“三反”运动,实际上杨绛是在写“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因为正是在这个“运动”中,才对知识分子提出了“脱裤子”,“割尾巴”的要求——也就是要求知识分子深挖自己思想深处见不得人之处(旧思想),将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是之谓“脱裤子”),并对之进行斗争和批判,斩断自己与“旧思想”的联系(是之谓“割尾巴”),以求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所谓“洗澡”,也就是要知识分子们洗去满是“污垢”的“旧思想”,“干干净净”地做个新社会的“新人”。因此“洗澡”,其实也就是西方人所说的“洗脑”(brainwash)——用杨绛的话来说,就是“相当于西洋人所谓‘洗脑筋’”。当

我们理解了“洗澡”的真实含义后,再来看小说《洗澡》,我们就有了必要的“知识背景”——“洗澡”的真实含义就如同一个意味深长的“典故”,成为理解《洗澡》的关键之一(考虑到小说创作和发表时的社会环境,杨绛在小说的“前言”中只能含蓄而又含混地将“思想改造运动”和“三反”运动搅在一起,使用了一个“障眼法”,让不明就里的读者误以为作品中的“洗澡”就是“三反”运动)。如果不厘清/还原“洗澡”这个“典故”,可能就无法真正读懂《洗澡》。

《洗澡》除了“前言”和“尾声”之外,其主体共有“三部”,每一部的名称都“引用”得很有来头,当然也隐含深意——我们可以把这种“引用”视为是《洗澡》中的另一(几)个“典故”。小说前两部的名称出自《诗经》:第一部《采葑采菲》引自《诗经·邶风·谷风》,用来比喻不因其短而舍用其长;第二部《如匪浣衣》引自《诗经·邶风·柏舟》,用来比喻忍辱含诟,生活过得不顺遂(用张爱玲的话来说就是“雾数”);第三部《沧浪之水清兮》出自屈原的《楚辞·渔父》,比喻清水有清水的用途——可以用来洗头上的东西(当然浊水也自有浊水的用途——可以用来洗脚)。在一部现代小说中以传统典籍中的“名言”作为标题,这种呈现方式本身就意味深长——它既因使用了“典故”而使其“所指”复杂深邃,也因其表达含蓄而令人难以一眼看透,同时,这种呈现方式还具有隐性表达作品主题的功能。

在了解了《洗澡》名称的当代政治含义与小说主体“三部”名称的古典“所指”之后,我们再来看小说的具体内容,就能对作品中的“内在”蕴含有更多的感悟。小说名为《洗澡》,但“洗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直到第三部才开始,前面两部写的都是“洗澡之前”(“前洗澡”时期)的事。小说从比较“花的”余楠一次不成功的“婚变”开始,首先写这个善于“投机”(包括在感情上的“投机”)的“旧时代”知识分子如何在与胡小姐的婚外情失败后,投身“北平国学专修社”,来到北京。随着北京进入“新时代”,“北平国学专修社”成了“文学研究社”,在“文学研究社”这个小社会里,有留学英美归来的许彦成和杜丽琳夫妇,有在法国居住多年的法国文学专家朱千里,有俄罗斯文学专家傅今及其夫人女作家江滔滔,以及江滔滔的密友从苏联回来的施妮娜,施妮娜的丈夫汪勃,还有留用的“北平国学专修社”时期的丁宝桂、马任之和夫人王正,已故“北平国学专修社”社长姚謇的女儿姚宓,以及刚分配来的大学生姜敏,姚宓的大学同学姚家远亲罗厚,青年人陈善保、方芳、肖虎等,这些人在“文学研究社”这个小社会里,相处时彼此关系十分微妙,往来时各人姿态各不相同,充分体现了“新”“旧”交替时期各色人等的鱼龙混杂和人性本身的复杂面向。

在小说第一部中,杨绛首先对“文学研究社”里的成员进行了“介绍”。余楠“是‘花’的——不过他拳头捏得紧,真要有啥呢,也不会”,他的特点是会钻营,擅投机;许彦成和杜丽琳虽为夫妻,却没有爱情,许彦成为人正直,书生气十足,他与美丽而又颇富心机的杜丽琳相处并不愉快,时用英语吵架;朱千里人虽有些猥琐,但其实是个书呆子;丁宝桂在1949年之前算是个“反共老手”(反动政客的笔杆子),不过政治立场并不妨碍他还算是个颇具同情心的读书人;江滔滔以领导夫人和作家双重身份跻身学界,她的好友施妮娜虽有苏联生活经历却缺乏专业文学知识,经常犯些《红与黑》是巴尔扎克作品、《恶之花》是小说而《人间喜剧》是戏剧之类的“常识错误”;姚宓则不但美丽,而且冰雪聪明,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姜敏急着找男朋友(目标锁定陈善保),而陈善保则先想追求姚宓看看没有希望就转而和余楠的女儿余照谈起了恋爱;罗厚对姚宓虽有爱意但似乎只限于精神恋爱……第一部中最重要的事就是,在展示“文学研究社”各式人等和复杂关系的过程中,爱情(在作品中杨绛称之为“纯洁的友情”)已然悄悄地在许彦成和姚宓之间发生了。

虽然这个爱情的发生在小说中似乎有点突兀,但它却实实在在地“闪耀”出来。几乎是从见面的一开始,许彦成和姚宓就有一种“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感应,据丁宝桂的观察:姚宓“在做记录,正凝神听讲。忽然她眼睛一亮,好像和谁打了一个无线电,立即低头继续写她的笔记”。“谁呢?”即便是丁宝桂当时也无法侦破这个“无线电”“感应”的秘密,而这个爱情秘密,就成了《洗澡》中的一条重要“线索”并牵扯出许多重要内容:它不但对许彦成和杜丽琳的婚姻关系带来冲击,而且也对许彦成和姚宓相关的社会关系带来了震荡,更为重要的是,这份爱情在许彦成和姚宓的内心世界既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矛盾冲突、情感纠结,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全新的兴奋体验和心灵再生。

当《洗澡》在向人们呈现许彦成和姚宓的爱情的时候,另外一条重要“线索”——就是围绕在许彦成和杜丽琳身边的“文学研究社”其他人的人性表现——也在同时展开。作为许彦成的妻子,杜丽琳自然对许彦成的情感动态超级敏感并严加提防,可是她用尽心思,竭尽全力,却还是没能阻止许彦成与姚宓的情感发展。对于美丽聪慧的姚宓,“文学研究社”里对她怀有种种想法的当然不乏其人,从朱千里到丁宝桂,从陈善保到罗成,都对姚宓格外“关心”——朱千里的想占便宜,丁宝桂的过度关注,陈善保的一厢情愿,罗厚的精神恋爱,这些“关心”乍看都是男人的想入非非,细想却体现了人性的一种样态。此外,在“文学研究社”“前洗澡”时期发生的分组、捐书、借稿、偷情以及发表批判文章等“事件”,也充分表明在一个以研究文学的人群里,“打架”(准确地说是“冲突”和“斗争”)的事也是经常发生的——罗厚说得好:“做研究工作也得打架,而且得挖空心思打!”。

《洗澡》中许彦成和姚宓的“爱情故事”与呈现“文学研究社”“众生相”这两条线索,交叉展开,在每条线上杨绛又设计了一些“故事”和“事件”,介绍人物关系,展示人物性格,昭示人性特点——这构成了《洗澡》的基本结构形态。在第一部《采葑采菲》中,杨绛向人们展示了“文学研究社”中各人的“来历”和“特点”,展现了这些“学者”虽然不无缺点但都是实实在在活生生的现实中的人——不必因其短而舍用其长。到了第二部《如匪浣衣》中,许彦成和姚宓的爱情不断深入却也陷入更深的痛苦和矛盾,“文学研究社”里的人际关系不但产生多边纠葛而且也更形复杂,生活有如不干不净却无处不在总也挥之不去的阴冷潮湿的雾霾(“雾数”?),总是让人无法开朗欢欣痛快起来——“忍辱含诟,生活过得不顺遂”恰如其指。张爱玲说“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大概指的就是这种情形吧。

如果说《洗澡》中的第一部和第二部还属于“前洗澡”时期,那么到了第三部《沧浪之水清兮》,则“洗澡”正式开始,在前两部中“爱情”和“众生相”交叉展开的两条线,至此也拧在了一起,并作一股,聚焦于“洗澡”过程中各人的表现(就连许彦成因和姚宓发生爱情导致的家庭矛盾,此时也“压缩”到了“洗澡”的话题/过程之中)——在“洗澡”的高压下,人性的脆弱、卑微(朱千里、丁宝桂、余楠、杜丽琳)和高傲、尊严(许彦成、)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示。面对“洗澡”要求(小说中的领导范凡是这样定义“洗澡”的:“旧思想、旧意识,根深蒂固,并不像身上背一个包袱,放下就能扔掉,而是皮肤上陈年累积的泥垢,不用水着实擦洗,不会脱掉;或者竟是肉上的烂疮,或者是暗藏着尾巴,如果不动手术,烂疮挖不掉,尾巴也脱不下来。我们第一得不怕丑,把肮脏的、见不得人的部分暴露出来;第二得不怕痛,把这些部分擦洗干净,或挖掉以至割掉”),朱千里、丁宝桂、余楠和杜丽琳都以贬损自己为前提,以放弃自己“人的尊严”为代价——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忍受了极大的精神痛苦(朱千里甚至还为此自杀——虽然并未成功),以求自己能顺利通过“洗澡”这一关,“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而许彦成虽然也在时代的裹挟下难以全身而退,但他在“洗澡”过程中却能维持住自己“为人的尊严”,不但对朱千里、丁宝桂等人的丑态“几乎失笑”,而且他既没有交代属于自己个人隐私的与姚宓的情感经历,也“没说自己是洋奴”,甚至当别人“帮助”他们时意有所指地说“听说有的夫妻,吵架都用英语”时,他几乎是本能地“瞪着眼问:‘谁说的’?”——这种带有反抗姿态的举动,导致了“没人回答。……到会的人都呆着脸陆续散出,连主席也走了”。以至于善于适应环境的丽琳向他埋怨“彦成,你懂不懂?这是启发。”

“洗澡”的压力使得朱千里、丁宝桂、余楠和杜丽琳等人被迫放弃自我,经由“洗澡”/洗脑,备受羞辱之后,最终以臣服之姿向一种无形的社会威权低头,实现了“脱胎换骨”,得以“重新做人”。形格势禁,许彦成自然也难以抗拒“洗澡”背后的威权力量,然而,当“洗澡”运动铺天盖地泰山压顶向他扑来之际,他尚能拒绝放弃自我,保有为人尊严,在“洗澡”时不失做人的体面,而他和姚宓的爱情,也在经受住了以“作践自己、揭发他人”为特征的“洗澡”考验之后,显得更加默契、坚固。

经过“洗澡”运动的冲击,“文学研究社”最终解散,“文学社”同仁风流云散,各奔东西。于是,不但许彦成和姚宓的爱情戛然而止(虽然到了《洗澡之后》他们的爱情有了大团圆结局,但已不在本文的论述范围),就是文学社的“众生”,也都走出“文学社”的历史,奔赴人生的下一站。当“洗澡已经完了,运动渐渐静止。一切又回复正常”时,《洗澡》也就结束了(虽然后面还有个“尾声”)。

杨绛写作《洗澡》,一方面,是要展示一个爱情(“纯洁的友情”)故事,另一方面,是要描画出知识分子的“劣根性”以及”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众生相”,并通过这两个方面的艺术描写,呈现她对“洗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运动的态度和判断。为此,她在《洗澡》中通过对“洗澡”含义含糊而又含混的指代、通过对知识分子自身毛病的嘲讽、通过对爱情(“纯洁的友情”)的肯定,对“洗澡”这样的“洗脑”运动,表示出了自己的不以为然。

这种不以为然首先表现在对“洗澡”名称含糊而又含混的指代上。前面提到,杨绛在《洗澡》中用“三反”来指称“洗澡”运动,但事实上,她的《洗澡》写的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用“三反”运动含糊而又含混地指代“思想改造运动”,正表明杨绛充分意识到后者的敏感性。在写作和出版《洗澡》的年代(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即便在小说中并非正面地描写五十年代初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在当时的现实环境下,作者(和出版者)也是要承担一定的(政治)风险的,为了规避这种风险,杨绛巧妙地将几乎同时发生的“三反”运动作为“外壳”,“借壳上市”,以“三反”运动做掩护,明着说是写“三反”运动,实际上是在写“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从这样的一个“技术”处理中,不难看出杨绛对“洗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判断和态度——如果这是一个值得正面肯定的“运动”,杨绛不必如此颇费思量地对之进行“技术”处理吧。

杨绛在处理《洗澡》中的两条线——表现爱情(“纯洁的友情”)和展示知识分子的“众生相”——时运用的笔调是不同的,对于许彦成和姚宓这两个人物以及发生在他们之间的爱情,杨绛的笔调是抒情的,庄严的,礼赞的,纯净的,可是一旦转到对其他知识分子“人”和“事”的描写,她的笔调就会或多或少带上一种具有“钱锺书风格”的嘲讽。小说一开始余楠与胡小姐的婚外情,就有《围城》中惯用的男女彼此算计用心攻防的那种韵致,而余楠打给丁宝桂的那份电报,也明显有着《围城》中高松年对方鸿渐所称“你收到我的信没有”(2)(其实根本就没有这封信)的痕迹。随着小说的展开,杨绛对余楠、丁宝桂、朱千里和杜丽琳乃至姜敏、江滔滔的嘲讽越发用力,他们的种种个人毛病(余楠擅长投机、丁宝桂精于算计、朱千里迂腐而又有些猥琐、杜丽琳看似精明实则软弱),经过杨绛的描写,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虽然杨绛在用嘲讽的笔调书写他们的时候,其文字是平静的、“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但嘲讽的劲道,却是深刻有力的。

在《洗澡》中杨绛对笔下人物的嘲讽随处可见,如形容施妮娜“她身材高大,也穿西装,紧紧地裹着一身灰蓝色的套服。她两指夹着一支香烟,悠然吐着烟雾。烟雾里只见她那张脸像俊俏的河马。俊,因为嘴巴比例上较河马的小,可是嘴型和鼻子眼睛都像河马,尤其眼睛,而这双眼睛又像林黛玉那样‘似嗔非嗔’”;通过姚宓的视角,杨绛对“文学研究社”的几位“老先生”进行了扫描(当然是嘲讽式的扫描):

那位留法多年的朱千里最讨厌,叼个烟斗,嬉皮赖脸,常爱对她卖弄几句法文,又喜欢动手动脚。丁宝桂先生倚老卖老,有时拍拍她的肩膀,或拍拍她的脑袋,她倒也罢了,“丁老伯”究竟是看着她长大的。朱千里有一次在她手背上抚摸了一下。她立刻沉下脸,抽回手在自己衣背上擦了两下。朱千里以后不敢再冒昧,可是尽管姚宓对他冷若冰霜,他的嬉皮笑脸总改不掉。余楠先生看似严肃,却会眼角一扫,好像把她整个人都摄入眼底。只要看他对姜敏拉手不放的丑相,或者对“标准美人”(杜丽琳——引着注)毕恭毕敬的奴相,姚宓怀疑他是十足的假道学。

对于从苏联回来的新型知识分子/革命干部(施妮娜)和从“旧社会”过来的旧知识分子(朱千里、丁宝桂、余楠),杨绛都不假辞色地一概予以嘲讽。然而,杨绛对这些她所熟悉也深知他们缺点的知识分子的嘲讽,是一种具有道德洁癖和智力制高点的“精英”,对芸芸众生的“俗人”的嘲讽,这种嘲讽虽然犀利,但其实是基于对人性弱点的了解甚至不无同情——也就是说,杨绛对她笔下的这些嘲讽对象,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他们作为“人”的资格(尽管他们是有弱点和缺陷的“人”),而只是指出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其实只是普通的凡人,他们“新”也好“旧”也好,凡是“人”所具有的缺陷和弱点,他们都有——或许正因为他们身上都具有人性的弱点,他们才是真实可信的“人”,而正是这些“人”所具有的人性缺陷或者说是弱点,导致了人生和社会的“雾数”和“尴尬”——杨绛将《洗澡》的第一部和第二部分别命名为《采葑采菲》和《如匪浣衣》,深意或许就在于此。

可是到了第三部,“洗澡”运动开始,这些被杨绛在“前洗澡”时期不吝嘲讽的“人”们,却在“洗澡”过程中令人产生了深深的同情——因为在“洗澡”高压的挤迫下,他们中的许多人面对“运动”的要求和背叛、告密的氛围,已经彻底丧失了“人”的尊严,相对于日常生活中人性的弱点和缺陷,这种制度性的、结构性的对“人”尊严的剥夺和对人性弱点和缺陷的利用(背叛、告密并制造彼此的不信任),其可怕性和应加嘲讽性,比起前两部,不知要强化多少倍——就此而言,第三部的名称《沧浪之水清兮》(《渔父》中的原句为“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以及整部小说的名称《洗澡》,就构成了这部小说最大、最强烈的嘲讽/反讽意味。

现在回过头再来看杨绛的《洗澡》前言,我们发现,杨绛在“前言”中的这段话就显得意味深长:“……假如尾巴只生在知识上或思想上,经过漂洗,该是能够清除的。假如生在人身尾部,那就连着背脊和皮肉呢。洗澡即使用酽酽的碱水,能把尾巴洗掉吗?当众洗澡当然得当众脱衣,尾巴却未必有目共睹。洗掉与否,究竟谁有谁无,都不得而知”。

也就是说,知识上或思想上的“尾巴”是可以清除的,可是长在人身上的“尾巴”是无法洗掉的。换句话说,也就是外在赋予人的思想、观念是可以改变的,可是人性中的本性、天性(如对美好爱情的追求、对人“生而为人”的尊严的维护等)是根本无法阻止也难以改变的,因为这“连着背脊和皮肉”,是人与生俱来的本性和天性!

所以,杨绛对“洗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功效其实是很怀疑的。杨绛显然觉得,长在人身上的“尾巴”(本性、天性)“即使用酽酽的碱水”(高压的政治运动),也未必能洗得掉。就此而言,发生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其实是一次失败的“洗澡”/洗脑运动。在这场运动过去三十多年后,杨绛以小说的形式,用含蓄而又嘲讽的笔调,对“洗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进行了颠覆和反讽。

注释
(1)本文选用的《洗澡》版本为三联书店1988年12月版。文中所引小说中的内容,均出自该版。
(2)参见钱锺书《围城》,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10月版,第200页。


本文在5/4/2018 9:40:24 PM被施雨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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