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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十五位名家共谈葛亮作品《北鸢》:情味隽永,古典中见历史 发表日期:2018-01-12
作  者:搜狐出处:原创浏览453次,读者评论0条论坛回复0条
十五位名家共谈葛亮作品《北鸢》:情味隽永,古典中见历史
文/搜狐
2018年01月12日,星期五

搜狐,2017-12-29 

《北鸢》是葛亮书写近代历史、家国兴衰的 “南北书”之“北篇”,历时七年,是继上一部《朱雀》之后的最新长篇小说。上个世纪初的中国风云激荡,但葛亮以家族故事为引,写军阀、知识分子、商人、伶人等的日常生活,以厚重禀实的笔触将中国的近现代史寄予两个家族的命运沉浮,书写了中国丰盛起伏的断代。

《北鸢》甫一问世,即引来评论家们的关注。因其文笔的华美清雅、在情怀上对传统文化的薪火相承,以及在现代语境中对历史独具韵味的演绎,一举荣获中央电视台“2016中国好书”,评委会在对其的颁奖辞中如此写道:

“本书是被海外评论界誉为“当代最具大师潜力、最会说故事的小说家葛亮新古典主义小说定音之作。小说以上个世纪商贾世家子弟卢文笙的成长经历为线索,以其身后两个家族的沉浮命运为背景,以近代中国各色人物为素材,编织了一张恢宏曲折的故事网络,映射出近现代家国兴衰、波诡云谲的一段历史。全书叙事宏大,情节紧张跌宕,语言精致隽永,工笔再现,可谓是文字版的“清明上河图”,是现代人文心史的质感表达。”

12月17日,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办公室、人民文学出版社共同主办的葛亮“长篇小说《北鸢》研讨会”在京召开。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李敬泽,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潘凯雄,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何向阳、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应红出席会议并讲话。出席此次会议的专家有胡平、梁鸿鹰、施战军、陈福民、张颐武、梁鸿、张莉、刘琼、赵宁、岳雯、霍艳等。研讨会由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何向阳主持。

研讨会上,专家们对于《北鸢》中的人物形象、叙事艺术、伦理道德,包括语言的抒情性都进行了细致入微地梳理与探讨。葛亮鲜明的书写特色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家无一例外提到了《北鸢》中向中国传统文化中借鉴、尝试和创新,它指向了中国古典文明当中最永恒、坚实的道德精神和情怀。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认为《北鸢》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为我们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

有专家们指出,《北鸢》的语言即内容,它代表了作者的文学观与历史观,但葛亮又让那种优美的、典雅的、深情的,浓淡相宜的语言落了地,这是作为一个写作者在写作技术层面做出的一个高难度的尝试。与其上一部小说《朱雀》相比,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评论家潘凯雄认为《北鸢》在整个叙述方式上对葛亮来说是一种颠覆性、革命性的改变。

从美学风格上来看,《北鸢》有情味,并将中国文人中那种“感时忧国”和“抒情传统”很好地结合了起来,而在这个情味的点染之下,《北鸢》中人物的光点也一个个地爆发了出来。

专家们也从“华语文学”的角度对葛亮的创作进行了分析。葛亮生于南京,求学于香港,并在香港写下了他最为著名的两部作品。北京大学张颐武教授认为,葛亮自身身份与文学书写中的流散、归来现象互为印证,恰好表明了华语文学流通的全球性特征,而葛亮无疑是这股新生力量最主要的代言人。

李敬泽(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北鸢》是值得探讨的作品,从这个小说出版到现在时间也很长了,一年多了。这个时候,我们再坐下来一起探讨这样一个作品的得失,我们可能会看得更准一些,也可以看得更开阔一点。我觉得《北鸢》确实是值得我们严肃的对待的一个作品。一部小说,现在卖了27万册,当然,市场价值可能不是第一位的,但是有的时候话又讲回来,社会价值是要通过广泛的读者接受,通过人民群众的喜爱来充分体现的。这样一部作品其实在现在能够得到这么广泛的喜爱、认可,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

近几年来,中国的小说家们都致力于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获得艺术的资源。但是传统文化转化到我们这里,在这个现代只用这个资源肯定不是简单的、符号性的或者文化因素的简单移用或者挪用,还是要经过像习总书记所说的,要有一个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的过程。中国传统文化因素如何在构成一个现代性叙事的过程中发挥作用,成为一个被创造性转化过后的因素,我想《北鸢》在这方面也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启示。

潘凯雄(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这个作品发行27万,归根到底还是回到作品本身,还是《北鸢》本身的魅力。《北鸢》和《朱雀》在整个叙述方式上对葛亮来说是一种颠覆性的、革命性的改变。《朱雀》里面也有很多关于民国的、关于古典与现代的呈现,但是就是让你读得费劲,《北鸢》里面就非常流畅、非常典雅、非常文化、非常自然的就呈现出来了。这样两个文本比较,提出这样一个话题,对中国当下小说的写作是非常有意思的,这恐怕是《北鸢》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地方。

胡平(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副主任):我谈一点感想。这部小说是算历史题材,由葛亮来写,让我特别感到欣慰和兴奋。葛亮的写作特别重要的就是实际上是让我们发现,历史就是现实,现实还是历史,文化还是制约一切,科技并不制约一切。葛亮把目光投向了过去,从过去发现今天,我觉得这是青年作家的成长很重要的一步。

葛亮写的《北鸢》用了七年,相当多的时间用于考察过去的时代的那些真实的环境、真实的细节,这个功夫下得扎实,这一点很成功。当然《北鸢》不是为了呈现历史细节,这是寻根,这本书他是献给祖父的,向祖父致敬的作品。这个作品的确是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某种精益。思和老师在序里面说,对民国文化的一种想象,我看也不一定非要这么理解,民国文化也是通过传统文化表达的。

葛亮的书写有比较鲜明的特色,个人风格比较显著,和目前常见的小说叙事还是拉开了距离。特别重要的一点,他的写法波澜不惊,静水流深,读起来像水墨画那样,就是黑、灰、白这么几种色调,是一种写意的表达,因为有某种中国哲学的味道。他很老练的地方在于能够展开的地方并不充分展开,而是点染。比如家睦对徐掌柜很器重,没想到徐掌柜是一个内奸,家睦发现了以后,仍然对他很客气,还给了他满月的工资,还加了几成,徐掌柜就很不好意思的拿着这个钱。家睦说,做人有自己的小道理,也还有世间的大道理的。葛亮就写徐掌柜深深的作了一个揖就走了。这个写得特别好,有《红楼梦》的味道。作为阅读来讲,还想让作者多写几句,但是都不写了,留有大量的空白,这个深得中国古典小说的精髓。还有一点我比较印象深刻,它又不是完全的冷淡的作品,相比我们今天作家小说家的叙事要更多有抒情性。这个抒情也不是很暴露的,但是他对文字有一种细腻、绵软,尤其是贯穿其中的克制。

施战军(《人民文学》杂志社主编):我是2015年年底读的,读得很细,这个小说手艺活做得太好了,如此细致、用心的照顾着每一个汉字。这个太少见了,尤其是年轻作家。这个小说的语感非常好,就是古典白话小说里面的那种语感,我们用中文写成的这段上世纪20年代到40年底的历史,写的最优美的小说,真正能够打动人,有这种语感的小说,《北鸢》应该是挂在第一号的。

这个小说有情味。这个情味来自于哪里呢?胡老说的真是太好了,来自于儒家的修养。这个小说整体上的阅读感受也可以用小说里面的另一个词概括,叫爽净,这一切都是从情味上生发出来的。你看这个鸢,就是人生,就是命运。在这个情味的点染之下,小说中人物身上的光点也一个个爆发出来了。比如文笙的舅舅盛浔,过去大权在握,没有做舅舅的样子,看了以后让人非常感动。还有昭如的姐姐,昭德这个人物,你看在天津苦苦撑着这个家,她老公是跟着张宗昌的军阀的那么一个人,这也是一个有气节的人,后来在他死了以后,人们发现他在庙里面放的两个寿材,那个地方我们看到,看他对家人,对于自己人生的坚持等等,都在寿材上体现出来。这个劲头一上来的时候,我感觉这个小说看似柔弱,但是后来发现这个小说慢慢开始如钢似铁这样一个节奏,从情味角度上来讲,这个小说真的是非常成功的一个作品。

再一个就是关于年代和乱世。葛亮的小说不能纳入到所谓的民国的氛围,不能这样看。实际上是写各种各样人的情味。年代和乱世的写作,军阀混战时期,一直到日本人进来,这段大历史确实是从断代上看是民国时期,更多不是这个,写的是日常当中人的命运,或者是人的某种信念的坚持,写的是这个,这个是永恒的主题,无论是写哪次大战或者战争,这个东西才是真的,其它的符号没有多少意义往上附会。这个小说可以说他是用古典白话小说那样有织品或者瓷器一般的质感表现出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风云变幻。它有两种调子,一种是像江南民歌,像《茉莉花》一样的调子,那个调子下塑造的在寻求安稳生活的,在乱世里面寻求安分的生活的那样的人的生活理想。还有就是事实上真正的背景音乐是悲怆的。因为日常生活里面有一种写不尽的繁华、离乱这种幽曲浮沉,人的性格,在家庭里面都是柔顺的一种性格,越柔顺越无助,自己依靠的人一个一个死掉了,日常就陷入无常之中。在无常之中怎么坚持这样一种自己的修养、情味、气节,这个小说就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下,曾经的柔弱渐渐展现出如钢似铁的性格。

梁鸿鹰(《文艺报》总编辑):葛亮从《红楼梦》开辟的那种传统,丰沛的细节,从容的笔触,丰厚的逸韵。他把大历史,虽然1926-1947年是国家重要的历史,离乱也好,受到外族入侵也好、变幻,国共的较量,落在很具体的家庭生活,个人的情感的应运、生意,这个里面你看到中西文化的交汇,就是西能西得非常像样,中也中得非常有根底。比如说对但丁忠实的感觉,谁都不会考究,但是他找到了印象。威廉.布莱克的《老虎》,《圣经》,电影《黄金时代》等,他把那个时代还原得非常好。同时,他扎扎实实把中国传统化的东西做了很深的研究,有足够的修养,才敢这么写。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小说有非常浓重的理想化的色彩,我认为他有很多地方是摆脱了那种粗鄙。家睦这些人等等都是把它理想化、抒情化的,这是给我们树立一种榜样,好的文学是给我们树立一种榜样。总的来说,还原民国的历史虽然是很短的一段历史,让人刻骨铭心,这里面值得我们学的东西确实是比较多的,真正把自己的手艺和自己的储备搞得那么扎实,所以他有范本的意义。

张颐武(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阿城写旧白话很熟的。但阿城跟葛亮的路不一样,阿城的旧小说气很足,葛亮有点半文不白,这个叙述路子是更高雅,比阿城更高雅。中国国运是有一个变化,其实是写的国运消沉,文运消沉的阶段,这个感慨是说,玉一样的文化,玉一样的人,都写的哪些人都是玉一样的,都是特别纯,纯度也特别高,人都纯得莫名,最后发现这个东西弄不下去,玩儿不转。我们中国人现在今天的崛起虽然没那么纯,很粗的方式干,撸起袖子加油干,我们这个跟这个不是有关的。我们崛起以后,通过把这个找回来,正好在葛亮这儿找到了。

另外就是空间的感觉,中国的空间是怎么回事?另外就是他对于季节,对于中国文化的节奏感他都有很精细的观察,这个是他特别好、优秀的地方。过去我们陈寅恪先生讲的“温旧梦,寄遐思,无尽感慨”,葛亮的书就是这样,什么遐思?就是中国的事是一个遐思。这中国是无尽的遐思,中国这个事怎么回事我们也弄不懂,中国的事太大,人都是走马灯似的,出来一会儿就没了,抓不住什么东西,这个东西最后就是温旧梦,寄遐思,中国的命运,中国人的命运,在南国望北国,无尽感慨。

《北鸢》这个书里面充满了高雅性,这个是遍及全国的。比如隐喻到处都有,隐喻之深、之妙,你发现是标准纯文学,学生写论文是最好的文章。纯文学就是葛亮是唯一的一个中文写作里面最后起的,台湾也没什么人了,台湾、香港都没什么人了,他算是中文写作里面这方面文起八代之衰,只有他这一个,这个我真的是说实话。

最后说一点理论,这个作品说明是全球华语文学,华文写作现在是一个全球流转的一个事物,不是中国内地的事情,唯一的核心是在中国内地,华文写作是全球的东西,王德威致力于华语语系,想弄出多声部,现在看葛亮就是流散出去,大陆内地流散到香港,流散的历程对这个角度,说明了我们华语文学的全球性,这个还是葛亮重要的意义。华语文学有重要的全球性,在于文学生产和消费的机制现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的过程里边葛亮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独特的作家。华语文学由于大陆流散出去的力量,能够形成多样的,多声部的结构。在这个结构里面,这个纯文学才有非常斑斓的色彩。葛亮的贡献在于他体现了华语文学未来无限的想象力空间,就是华语文学的纯度,现在由于我们有了网络的一大块,华语文学的纯度越来越难以保持了,受到了新的冲击。葛亮既代表流散,又代表回归,这个是好事,他代表了华语文学的新高度,也是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华语文学新的力量呈现。

陈福民(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讨论文本,我有几个感受,我的第一个特别强烈的感受,葛亮在语言上下了特别足的功夫,语言功夫的效果对我来说就是他典雅和单调是共存的。从典雅的层面,比如人物叫什么,跑反的时候带着小孩的小蝶,葛亮说那句话深刻的打动了我,这又是个纸一样薄的名字。他从对人物的命运,对人物的关系上,要把它像纸一样薄,带有通感的转喻性的语言非常高明。我觉得这是非常打动我的表述。这样的语言功夫值得我们很多作家学习。用这样一个纸一样的名字,这样的表达是特别纯文学的,特别美,我想渗透了葛亮自己对于这个人物关系、人物性格、人物命运以及未来走向有一种悲悯和通彻的感觉,所有的感受都在里面。给出小蝶的名字里面,我预感到这个人的命运是非常惨的,在这个惨的过程当中,我体现到了像张颐武老师说的那种美,这样的例子在书里面还有很多地方。

此外我想谈一个我自己的比较困惑的问题,因为民国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我看到这么多年来,关于民国的想象甚嚣尘上,我是非常警惕的,当然我不是说葛亮是这样,我是说民国这样的问题在当下的传播是有这样的问题,它提醒我们民国是有不同的面向,可以从多角度处理这个问题。葛亮本人因为作为一个纯文学写作者,在审美上所给出的人的境界,人对于仁义的恪守,当然关于宗法制、宗法家庭的这样的生命力,或者腐朽的层面,葛亮都有所涉及。他会说在我们今天这样一个文化迹象当中,我们需要任何一种积极的有声的力量进入到中国现代化的这样一个写作进展当中,但民国不是唯一的力量,在这里面我们还有很多的经验,中国当代新的经验,我们应该警惕拉一个打一个,非此即彼的状况。葛亮对于人的道德精神,对于道德情怀,对于守义的中国古典文明当中最永恒、最坚实的东西,我们向这个东西致敬我是非常赞同的。

刘琼(人民日报(海外版)文艺部主任):我开这个会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我对70后这样一个历史写作比较感兴趣,像葛亮这样一个身份,叫离散身份,这样的身份书写以后还会成为一个常态。这种书写、这种身份、这种文学的身份对于作家的书写还是有一定的关联在里面。我看了这个小说以后,我的感觉就是他就是写出了这个命运感,这个里面写出一类人物,就是我们传统文化中君子的人格,这种文化的理想人格,君子文化。

还有一点就是他怎么解决个人的家史和历史的叙事之间关联的这个问题的,这个第一手记忆和第二手的转述的问题,包括八年战争,我们有大量的书写,但一直缺少战时性的书写,我们能提出的可能就是萧红,其它的不多了。历史本身有没有本质化的存在?历史怎么本质化的存在?这个书写就是文学的书写,对于历史贯彻书写、叙述是特别重要的。所有的历史从一种历史观角度的都是一个虚构的,但是历史一定有相对的客观性在里面。这个叙事是怎样建材?所有面对的大量的家属转译过来的素材,包括间接性学习得带的关于这段历史的背景,关于自己在里面填充的大量的个人的主题的角度,这种想象力的风情,这样的信息、剪裁打开我们一个认知,大家谈的书写的合理性怎么打通相关的碰撞,甚至是相互之间的搭建。比如战争的苦难,关于战争、二战战争、八年战争,我们写的就是战争的各种苦难,物质、精神的不说了,侵略的暴行,各种反人性的行为,这个里面也是各种反人性行为的书写,更多写的是面对这种苦难的勇气和智慧,这三种书写有自己这样一个具体的特质的书写能力。

大家都说到非常感兴趣的你整个书写的调性的问题。我自己认为我在阅读过程当中,阅读很容易,各章是从各自的角度,我们这样的身世,到后面两张相互碰在一起。各表一支的时候都有一个篱笆墙,透过竹子还可以看到另外的空间,就是这样一个调性。恰恰这种书写,调性虽然是古典的,气质上是古典的,语言上是古典的,这是你要找到叙事的引擎,你要找到当时时代的叙事引擎,让你呈现真实感的寄托,但是你的写法上是你有中心,我们古典小说写法是随意的,你这个中心是非常顾全的,你融入的中心,你主题的中心,技术构成都是非常重要的。

总而言之,大家前面的评价已经非常高了,因为我们江山代有人才出,文学创作一定是不同的时代、各种不同的类型往前走的情况,《北鸢》打开了我们很多已经开始固化的写作的范式,又重新进入到一个新的审美的领域。这个是非常有价值的,让我们知道最大的可能性在那里,最接近的东西在哪里。

梁鸿(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我一直想探讨《北鸢》抒情的传统。包括有的老师也谈到这种传统,他们提出两个现代性两个文学非常重要的传统,感时忧国大部分的倾向,认为这种倾向使得作家变得非常狭窄,认为现代文学走上了革命和启蒙的传统,就是由于这个传统造成的。

我读葛亮的作品,葛亮作品从表面看是抒情的传统,非常大的审美的空间,施老师也谈到对原来的珍惜,以及从语言里面创造出来的生活的可能,创造出来空间的可能,这个空间可能是历史的,也可能是现实的。但是葛亮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把这两个传统揉在一起,把感知忧国和抒情传统非常好的揉在一起。这部小说里面是非常大的宏阔的背景,这个年代我不太在意,我不喜欢把作品特别摘开来。摘开来,各种陷阱都来了。

葛亮在写的时候,其实很少使用所谓的启蒙,或者那样一种比较忧愤深广的东西,这一点是一直小心翼翼的在避免这样一种比较或者调性,反而是在他写这个大家族的生活的时候,他们经常说《红楼梦》的传统,我倒不觉得。在始终局限于家族内部的这样一个变迁或者流动,或者人的生活的流动,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写出来人心和人性,包括写出情的东西。我特别看重这一点,在写人的时候,其实一直不管是绵软也罢,骨气也罢,每个人其实都有一种气,这种气可能是气度、气量、气节,都有这个东西,哪怕是普通人,哪怕是写女仆,也是把她写得非常有度的,有气有度。度就是规则,再延伸就是一个人之为人的样子,我们把他作为一个人的样子就可以。我一直强调,小说的写作可能是保持均衡是特别重要的,过分的抒情肯定是你里面有沉溺的地方,但是感时忧国会使你变得非常激愤,非常狭窄。把这个平衡好了是挺重要的。

还有一点,大家谈历史的本质化,当代的写作者特别容易把历史本质化,这是很难免的,因为我们要急于判断,或者我们因为身在生活之流里面,我们难免想找到自己的位置,比如“文革”,“民国”这种符号的东西,这种东西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当你把历史做一个本质化的处理的时候,你把它定性了,里面缺乏了思辨性,这种思辨性是文本非常重要的一点,尤其是小说。“民国”这个词用到葛亮的小说上是够不好的,或者是窄化了对《北鸢》的文本的宽阔度。用个什么词呢?文学批评家没有办法,只好用这个词,因为一定要找一个叙说的话语的方式,所以要请批评家找到一个更合适的叙说的话语方式来评价。

张莉(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这一年来很深刻的感触是,《北鸢》成了当代文学史现象级的作品,其实现象级作品挺少的,《繁花》算是一个,《北鸢》获得了大众读者、文艺青年、媒体、专业读者的多方肯定,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纯文学的一次扬眉吐气,作为同行,看到这些我很开心。

《北鸢》是有难度的写作,难度在于怎样使典雅的语言落地,怎样和所表达的内容很紧密的贴合在一起。汪曾祺先生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写语言最重要的是怎么样让语言和内容相得益彰。在《北鸢》之前,葛亮一直就有语言的追求,他在追求与当下很不一样的语言表达,但是,他的语言和表达的内容之间是有距离的,并没有做得恰到好处。读《北鸢》让我们意识到,他的语言就是内容,内容就是它的语言本身,就是代表了他的文学观、价值观,甚而包括历史观。所以,《北鸢》于他,是特别大的突破,他使一种优美的、典雅的、深情的,浓淡相宜的语言落了地,作为一个写作者,他在写作技术层面做出了一个高难度的尝试,完成得很好,不负期待,这是特别值得祝贺的地方。

我不同意说这个小说只写的是民国史的说法,正如梁鸿所说的,这样的理解遮蔽了很多东西。我也很同意刘琼所言,其实葛亮写的是抗战的历史,是我们民族离乱的历史。在乱离的历史中,有这样一群人、一些人,有这样的追求和气节,他记下来。如果仅仅认为它表现了民国生活,是一种偏见,是一种狭隘的理解。当他写战乱中国的时候,他跟其它历史写作有很大的不同。他书写历史的时候没有后见之明,在他的作品里,每个人都身陷局中,每个人都彷徨、不安、痛苦、挣扎,他写出了人在这样战乱年代生存的艰难和在艰难中不屈不挠的精神。

作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文学编辑部的主任和《北鸢》一书的责编,赵萍在会后的发言提到:《北鸢》到能取得今天这样的关注和读者认知度对我们来说很欣慰也很惊喜,这部小说实际上不好写,半个世纪的历史虽然时间并不长,但是历史的巨变展现在三个家庭里还是很清晰的,里面有上百位近现代的人物,各个阶层的人物交织。当时拿到这本书就觉得这本书我们一定要出,我觉得这是一个品质特别的小说。《北鸢》能有这样的质地,让我们对他下一步的小说特别期待。

《北鸢》中的故事是以葛亮的太舅公陈独秀、叔公邓稼先、祖父葛康俞等家族长辈的人生故事为部分原型,以家写国,以乱世中的砥砺谦卑写人的浩荡长风。

葛亮在发言中强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北鸢》大部分的主要情节的铺设,包括逻辑,我很尊重我祖父整个的生命的主线,我觉得实际上一方面是我作为一个孙辈对他的从发自内心的爱和尊敬,同时我也觉得,实际上他身上的人生的轨迹也不止是他个人,而是一代的中国人共同的生命的痕迹。”

据悉,《北鸢》自2016年9月上市以来,一年内12次印刷,入选2016年“中国好书”等各类好书榜单30余种,销量即将突破30万,精装珍藏版将于明年1月推出。


本文在1/12/2018 6:33:35 PM被施雨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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