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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悲歡離合30年 发表日期:2017-12-13(2018-08-03修改)
作  者:曾慧燕出处:原创浏览234次,读者评论1条论坛回复0条
悲歡離合30年
文/曾慧燕
2017年12月13日,星期三

曾慧燕(寫於1987年反右運動30周年)

我不是右派,但我是右派的女兒。

「天上鳥飛免走,人間古往今來。沉吟遙指,數英才多少興亡成敗。 」

今年(1987年)是「反右」運動30週年紀念。歷史的舊事,真的是一去不復返嗎?我們在淚水中泡浸得太久的心靈,怎樣才能恢復正常?1957年,在中華民族歷史上,是何其悲慘的一頁。但當時並未引起人們足夠重視。以致十年後,再來一場文化大革命浩劫。

●「歷史在香港沉思」

對於「反右」和「文革」,由於中國封建株連的影響,我是一個身受其害者。早在襁褓中,父親就成了「右派」,被發配青海柴達木盆地勞動教養。身為澳大利亞歸國華僑的母親,在巨大社會壓力下, 懷著對愛情的幻滅和一顆破碎的心,忍痛與父親辦了離婚手續而遠走高飛。從此我成了飄零燕,開始苦痛充溢的人生。

經過長期的沉思苦索,我終於在紛亂的思緒中理出一個頭緒:造成我們民族那麼多苦難的,除了當權者要負責任外、還要歸咎於我們的民族,缺乏一種懺悔精神。雖然對「反右」、「文革」的反省,許多人都正在做,但大多數都停留在譴責「四人幫」身上。他們固然是十惡不赦,死有餘辜,但他們只不過是四個人,能有哪麼大的能耐吞噬千千萬萬個生命嗎?如果不是傳統的歷史文化和直接的社會政治原因,如果不是中共建國以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如果不是我們每個人身上還有許多民族性的t劣根性,我想,在經歷了「反右」的「前車之鑒」後,是不應再發生文革的。

然而,不該發生的事情仍然發生了。令人擔憂的是作惡者大多沒有受到懲罰,也沒有復甦的良知折磨他們。天津作家馮驥才說得好:「歷史的過錯原本是一宗難得的財富,丟掉這財富便會陷入新的盲目。」在反右這一千古奇冤仍未徹底清算的今天,「五七」幽靈仍在神州大地遊蕩,我們只有像巴金老人那樣,在解剖社會的時候,先從解剖自己入手,不迴避責任,自覺地與民族共同承擔痛苦,與民族共懺悔,把個人反省與歷史反省結合起來,才能防止類似悲劇再發生。

因此,在「反右」運動三十週年前夕,我這個右派的女兒,有責任要讓「歷史在香港沉思」。在未徵得仍在內地生活的父親的同意下,我決心把知道的事實寫出來,希望每一位中華兒女都能吸取歷史的教訓,「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只有這樣,中華大地才能開滿愛與希望的鮮花。

把苦酒 ──潑在我們的身後?

把甘露 ──灑在我們的前頭……

不知是哪個惡魔作祟,父親總是心有餘悸,不願意對任何人談他的過去。

●肅反中被冤枉

一九七九年一月,經過五年多來不屈不撓的努力,我終於獲准來港和生母團聚。但由於「歷史的誤會」,政治的不幸引起家庭悲劇。二十二年來的魂牽夢縈,換來的是更大打擊,母親捨我而去,命運將我推向另一個深淵。當時,我心頭不停地滴血。人海茫茫,何處才有飄零燕的棲身之地!

但我畢竟心靈經受過多次煉獄, 「我要扼住命運的咽喉,它決不能使我完全屈服。」我在絕望中掙扎奮起,生活稍為安定後,我不斷寫信給父親,要求他將他的遭遇告訴我,作為右派的女兒,我有權知道「反右」真相,父親是如何成為右派的?過去,我對此一無所知,他也諱莫若深。

從我十六歲立志要寫一部自傳式的小說開始,我對父親的過去產生濃厚興趣。因為,個人命運與國家民族的命運聯繫在一起,父親走過的道路,正是千千萬萬個中國知識分子的縮影。

父親早年畢業於廣東省立勷勤大學教育學院,1948年1月1日,民國梅茂縣政府成立,由歐鍾岳首任縣長,縣治梅菉鎮。父親因獲歐鍾岳賞識,於1948年2月出任吳川第一中學校長。那時被鄉人視為一件光宗耀祖的榮譽,據說村人(我的祖籍是梅菉山腳村)過「年例」遊神時,前面鑼鼓喧天,後面是被數人抬著的神像和我父親的照片,當時他年僅二十多歲,可謂是春風得意馬蹄疾。

1949年,歐鍾岳到香港欲興辦學校,也叫父親來港,但由於缺乏經濟支持,遇到不少困難。這時,中共建立政權,懷著對新中國的希冀,他毅然回歸。初在廣州女子師範學院任教,並與一位女子熱戀,預定一九五二年底正式結婚。誰知,禍從天降,曾與父親共事過的一名英語教師,在肅反運動中被湛江市公安局拘留審查,要他檢舉揭發別人,「坦白從寬」。英語教師為了「立功贖罪」,便胡亂招供,他以為父親人在香港,故把父親也扯出來「交差」,湛江公安局立即將父親傳訊審查。

父親的戀人當時是一位女大學生,就讀的大學不乏進步學生,由於父親成了「特嫌」,其同學紛紛勸說她與父親劃清界線。她以為這回父親必定性命不保,便答應了另一位追求者。

八個月後,父親的冤案證實子虛烏有,但戀人已別抱琵琶。當局安排父親到台山仁遠中學任教。

劃為右派分子  

一九五五年,父親在廣州圖書館邂逅當時就讀華僑補習學校的母親。母親是澳大利亞華僑,父母兄弟姐妹全部在悉尼及新西蘭生活。一九五四年,母親在回歸熱潮中隻身返國,立志要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她與父親一見鍾情,父親年輕時如玉樹臨風,風度翩翩,學識淵博;母親年輕活潑,漂亮大方,可說是佳偶天成。

但當兩人傳出婚訊時,卻遭到外公外婆全家反對,群起而攻之。他們反對的理由有如下幾點:一、母親一家世代華僑,她不應獨自留在大陸生活,而應返澳洲與家人團聚;二、父親比母親年長十餘歲;三、父親是個窮教師;四、父親是個「鄉下仔」(我的家鄉吳川梅菉是個小城鎮,但在廣州人眼中,湛江市也是鄉下)。  

可是,母親愛情至上,不顧家人「威脅」:如與父親結婚就要斷絕關係,她排除阻力嫁給父親。婚後一年生下我。

這時,噩夢開始。父親任教的學校,像全國各地一樣,掀起熱火朝天的幫助黨整風運動。「歡迎大鳴、大放、大字報」,「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等一系列鼓動性的言詞出現了,甚至有人表示:「誰不提意見,誰就是不愛黨。」

父親歷年被評為優秀高中畢業班主任,他輔導的高中畢業生,升學率幾乎百分之百,深受學生擁戴。他被打成右派分子的經過,說起來簡單得很,也荒謬得很。他只不過向校長提了一點意見,由於校長是共產黨員,便構成「醜化黨」的罪狀。

他的另一條罪狀,是在教研組讀了一則有關「黨天下」的報導。事情經過是:他在教研室看到當天報紙有篇文章是說「黨天下」,他隨口說了一句:「這則報導很有意思呀!」其他教研組的同事聞言圍上來,大家都想看這篇文章,但報紙只有一分,有人提議說: 「不如勞煩你朗讀一下吧。」這一來,成了「參與右派分子活動」「不容抵賴的事實」,後來更被說成「有計劃、有綱領、有組織、有步驟地向黨進攻。」

在批鬥父親前後,領導「反右」的最高層一再申明:反右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思想批判從嚴,組織處理從寬」,「只要你向人民低頭認罪,事情就好辦了。」

父親被劃為右派以後,繼續留校工作,誰也意識到這是「等待處理階段」,領導一再重申「要同右派劃清思想界線」。教師中沒有誰再敢公開和他搭腔,只有同情者暗中和他打個眼色。大部分學生對他表示難過、惋惜,他們大惑不解的是:這樣一位熱愛教學、工作勤勤懇懇、在師生中有祟高威信的老師,難道真的是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嗎?

●送往青海勞動教養

母親自父親被劃為右派後,傷心欲絕。她感到在人群中抬不起頭。最要命的是,在1950年代初期,共產黨在人們心目中有無限威信,誰也不會懷疑共產黨有什麼不對。思想單純的母親,懷著一腔熱血回國讀書,她一切以黨的說話為真理,既然黨說父親有罪,父親當然是有罪了。也難怪她,在外國生活多年,回國時間短,不明白究竟發生什麼事情,一切都來得太突然了。

母親的心碎了,她以為愛情受到欺騙,悔不當初,不聽家人的話嫁給一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人。她受不了周圍的社會輿論壓力,決定離開傷心地,遂提出離婚要求。

父親內心雖然很難過痛苦,但也明白母親當時處境。父母結婚後,為了不影響母親在廣州華僑補習學校的學業,兩人一向分居兩地。父親為了成全她離開此地的心願,並為了幫助她盡快辦好離婚手續,遂以父親有婚外情為理由,向法院申請離婚,果然很快獲得批准。

母親同時提出返回原居地的申請。獲准後,她考慮到父母當初堅決反對她的婚事,今天果然不幸破裂。她一向要強及愛面子,頗有「無顏見江東父老」的感覺,決定暫居香港。

父母離異,我是最直接的受害者。由於母親孤身來港,舉目無親,要靠雙手養活自己,不可能再撫養我。我出生後一個多月,就跟隨祖父母在家鄉生活,祖母常戲稱我是吃「百家奶」長大的。 沒有父慈母愛的人生,那種淒涼寂寞實不足為外人道。至今,我仍覺得生命中缺乏了一些東西。

再說父親,在1958年上學期快要結束時,那天,他還在課堂上傾注感情講述魯迅的《我們不再受騙》這篇課文。剛下課,一名積極分子叫他到教務處。他一看,便知情勢不妙。那裡站滿了全校教師和部分學生,與他一起被叫來的還有七八個右派,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

校長隨即拿出一疊公文,不宣布罪狀就開腔:「同志們,今天奉上級指示,把曾匡南(父親的名字)、余××兩人送去勞動教養。」大家還未及鼓掌、高呼口號,幾個打手便呼喝起來:「曾匡南、余××, 滾出來!」並立即捆綁,押解上車。

當「囚車」駛離學校大門時,父親發現全校學生圍在門口,一副依依不捨的樣子,有些眼圈通紅,有些放聲哭泣,父親的眼睛也不禁濕潤了。

縣城的看守所,那天門庭若市,車如流水馬如龍,一串串的「老右」從四面八方押解入去,登記冊上,一天之內就增加近一千人。彼此既都是「同一貨色」,最容易談得投契。這個是教導主任,那個是中學教師,用不著別人介紹,大家你一言,我一語,互相已認識得七七八八。奇怪的是有些並非右派,只是有點「歷史問題」,也「進倉」了。

●「光榮」被發配

逆來順受似乎是中國人的「美德」,阿Q精神勝利法在此也表露無遺。一眾難友都天真地以為,「勞教是作為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有公民權,比勞改好多了。」「勞教有工資領,期限是二至三年,捱幾年恢復工作,一切就煙消雲散了。」

在大監牢喧鬧了五天,父親等人被集體送到台山大隆垌勞教場。此時,「大躍進」的哀號正在吹響,大家疲於奔命地大搞「螞蟻出洞」,為畝產萬斤拚盡全力。

這樣度過兩個月,集體行動的號令又下達了。父親一行乘三埠渡去廣州。上岸後,才知是往廣州西村勞教所。這是一個具有相當規模的勞教場,有小型工廠,大家都幻想在這裡捱過兩三年,直到所謂「改造好」,重新做人。

過幾天,有個首長向父親他們作動員報告,被動員的約有二千人。「動員什麼呢?」「有什麼好消息宣布呢?」揭盅了,晴天霹靂。原來,是要他們「光榮地去參加建設邊疆」。但究竟去哪裡,仍是一個謎。

光榮,光榮,「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進行!」有誰願意接受這種光榮呢?

動員大會後,父親他們統統要交出帶來的衣物,換上棉被、棉襖、棉衣、棉褲、棉帽、棉鞋、棉襪……一身是棉,令人想起今後的日子一片冰冷。

兩天後,萬籟俱寂,半夜時分,哨子吹醒了父親的惡夢,兩千個「戰俘」背起背包踏上「征途」,排成兩行向火車站進發,周圍遍布全副武裝、戒備森嚴的軍警。

站在火車旁邊,父親忘掉了妻離女散的悲傷,哼著「祖國在前進,列車在飛奔,壯麗的河山盡入眼,林立的煙囪我入神……」的歌兒。他想得蠻天真:坐火車,從南到北,欣賞錦繡河山風光,不錯呀!誰知,一聲令下,他們被驅趕上運豬車,每節車廂一百人,擠得活像沙甸魚罐頭似的。車廂四周是密封的,只有兩個長約七吋、寬五吋的小窗在上角,透進稀薄的光線和空氣。車廂一角放置一個便桶,大小便都得公開「表演」。大家不禁面面相覷,這怎會是「光榮」地去參加邊疆建設呀?

火車從廣州開到韶關,鐵匣門打開了,有人遞進餅乾,說是幾天的糧食。此後每天從鐵匣門遞進兩三次開水,給他們和著餅乾當飯吃。幾乎人人都吃不慣這種東西,最初一天,大家還能勉強進食,以後便食不下嚥了,與絕食無異,不少人都對著餅乾流淚。  

●「充軍」柴達木

車輪滾滾,列車在北上途中,沿途經過什麼地方,父親一無所知。只是到了鄭州站時,要換上西行隴海線列車,才又來了一個特別戒嚴,把他們驅趕上另一列火車。大概又行駛了兩天,到了一個不知名的地方(當時,往青海西寧的路軌還在興建中),領隊透過播音器呼喊:「大家帶齊衣物下車,準備集合!」

經過五六天來的挨餓、失眠、缺水,人人都感到四肢疲憊無力,身體健康的人已叫苦連天,老、弱、病、殘的更是奄奄一息。不過,在充足的陽光和空氣中,吃幾個饃饃,比前幾天的乾糧容易入口多了。有些人雖然一點也不能進食,但帶隊的可管不了這麼多,哨子一響,隊伍便要開步走。一開始已潰不成軍,不少人一舉步便暈倒了,呻吟者有之,喘氣者有之,但並沒有人來搶救,有些更被人從背上踩過。

父親當時三十九歲,正值盛年,身上二三十斤衣物壓得喘不過氣,其他上了年紀的可想而知如何吃力了。從火車站到汽車站僅兩公里,但大家幾乎是連爬帶滾才到達。經集合點名,據說沿途跌倒二三百人左右,占總人數約七分之一。

這個時候,領導不那麼諱莫若深了,公開對父親等人說,先要去青海省省會西寧市。經過二十小時的汽車顛簸,到了西寧集中營,住的是帳篷。

休整了三天,又要上汽車了,蜿蜒西行。據說此行要坐三四天汽車。車跑了一天,兩眼所見只是莽莽平沙,耳邊只聞大漠風響,以及汽車單調的引擎聲,一個人影也見不到,只看見一間孤伶伶的泥磚屋,據說這是縣府所在地。

後來,父親他們才知是被「充軍」到柴達木盆地去了。這地方,那時彷彿處於沒有世紀的洪荒時代。二十萬平方公里廣袤的戈壁沙海,是靠開拓者的腳板踏出來的。他們第一天行車的終點,據說就是柴達木盆地的首府,到達時已是深夜,盆地四周漆黑一團,看不到其面貌。

從第二天開始行車的情況來看,像極了《崑崙山上一棵草》的電影鏡頭。車子是憑藉指南針的指引,在沒有路跡的戈壁灘上,像蝸牛一樣向前蠕動。沿途看見無數輛四腳朝天的破爛車子躺在黃沙上,令人不寒而慄。

車輛繼續前行,漸漸攀登海拔三千一百九十六米的青海湖。這是中國最大的鹹水湖,湖中有小島。難以置信的是,這樣的高原竟會出現一個無邊無際的湖泊。一時間,父親又忘掉了憂傷,好像溶解在這無邊的白浪裡,又恍如置身於開天闢地的混沌世界中。 

●僥倖逃過劫數

一邊是浩瀚的湖水,遠處雪浪拋空,雲海茫茫;一邊是連綿起伏的山峰,這樣又走了一天多。翌日,背著青海湖繼續又向西行了一天多。最後,車子停在一片佈滿沙柳包的地段上。周圍荒涼得可怕,看來是一個人跡罕到的地方。這便是他們改造的營地了。

勞動確能創造世界。父親他們靠一雙手,用鐵刨刨平了沙柳叢林,這些沙柳,對父親他們取暖御寒起了重要作用。不多久,他們砌起幾十座泥磚平房,再在平房周圍築起圍牆堡壘。正式建立起「馬海勞教場」,他們從帳篷轉入平房居住。

塞外的隆冬,寒風凜冽,滴水成冰。氣溫低達零下三四十度。在營房裡,雖有熱炕取暖,但由每天上午十時開始,都要外出勞動四五個鐘頭。人們開始百病叢生,先是感冒,繼而肺病、心臟病接踵而來。最可怕的是凍僵病,腳趾一凍傷,就要鉗掉。幸運的,即使醫好也變成殘廢;不幸的,染上破傷風,便要向閻羅王報到了。

知識分子怎經得起那些繁重的體力勞動以及疾病侵襲,父親的身體不到三個月就垮了,在工地上暈倒,醒來才發覺躺在病床上。誰知,「禍兮福所倚」,在臥病過程中,醫生知道他具有一些醫學常識和懂得打針(先祖父是醫生),待他病情好轉時,便叫他協助護理病人,後來又叫他當護士長。這樣竟使他擺脫艱苦的戶外勞動,逃過劫數。

在病房中,每天都有病人死去。一年下來,同來的人中,死掉的已約有六分之一。父親經常要和其他護理員一起,用雙輪車將同伴的遺體運到離營房幾里遠的沙灘上,掘一個兩尺深的坑,就此掩埋。

在醫療室中,父親眼巴巴地看著與他同校教師的難友余老師不幸身亡,並親自去掩埋了他的屍體。父親積聚多時的淚水再也忍不住了,他在余老師的「墳」前,放膽地流淚,默默地控訴「陽謀」。為了表達他的哀思,他摘來一枝紅梅放在余老師的「墳」頭,吟了一首詩:「不是寒徹骨,哪得撲鼻香?枝頭紅數點,含情伴夕陽。」歸途上,他又吟了一首詩:「冷月寒梅自高潔,落絮飛花碾作塵。黃沙滾滾風雷動,野曠天低遙望春。」

在勞教過程中,適值三年困難時期。父親有時餓得發慌,幸得母親在港顧念舊情,給他寄過好幾大包東西。所以父親後來雖然恨母親在患難之中捨他而去,但對她「雪中送炭」這一點念念不忘。  

●改造好仍要改造

一九六○年冬,在遠離社會、遠離親友的荒原中度過漫漫長夜後,父親與一批倖存者被宣布:改造好了,從今摘掉帽子,解除勞教。他們又再經過青海湖畔、柴達木盆地、西寧,其時蘭青鐵路已通。父親他們以自由身坐在火車上,以為從此可以脫離厄運,等待他的卻是無窮無盡的苦難和屈辱。

父親返回原單位要求恢復工作,得到的答覆是「名額已滿,無法安排」。校方並著他回原籍要求分配工作。他回到家鄉後,向當地教育局要求安排,得到的答覆是:原來的單位是在什麼地方,就回什麼地方要求恢復工作。

皮球就這樣踢來踢去,問題卻得不到解決,勞教雖然不幸,每月還可領取四十八元工資。解除勞教了,卻變成了閒散人員,失掉了工資。此後面對的除了受盡精神折磨外,還要解決最起碼的生存問題。幸虧祖父是地方名醫,家裡多一張口還不成問題。但父親覺得自己三四十歲了,還要靠老父養活自己,光陰在無所事事中虛擲,受盡街坊鄰舍的白眼,他內心充滿痛苦,脾氣變得暴躁了。

我來港後,接觸過不少父親當年的老同學、老朋友,他們都說父親是一個溫文爾雅、才華出眾的人,大學時全班數他成績最好,大家都公認他最有前途。但在我兒時的記憶中,父親是一個不講理的人,他時常無緣無故地將我痛打一頓。我見他,有如老鼠怕貓一樣。

長大後,我才知父親打我,是因為我長相似母親,他不順心時,想起被母親「遺棄」,往往情不自禁「怒從心頭起,惡向膽邊生」。何況,在家裡他要靠祖父養活,加上他是孝子,故不會將氣發洩在祖父母身上;在社會上,他是「摘帽右派」,是「階級鬥爭」的對象,只能「老老實實接受人民監督改造」。因此,我便成了父親唯一的「出氣筒」。

●失去青春難補償

由於祖父在國共合作時期,以地方知名人士身分被推舉出任過副鎮長;加上他是一位基督徒,主持過地方教會日常事務,這兩點便構成他的「歷史反革命」罪狀。文革期間,我們這個家,一直處於風雨飄搖中。運動一到,祖父、父親都是「運動員」,抄家、挨批、遊鬥、關押……無日無之,真有「生不如死」之感。父親曾先後自殺兩次,但都命不該絕,被及時搶救。但因「自絕於人民」,罪加一等。

在婚姻方面,父親也是極為不幸的。在母親和他離婚十年後,他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娶了一位農村寡婦為妻。他們的婚姻完全建築在「互相需要」的基礎上。在父親方面,由於我是女孩子,祖父母希望他續絃後,能生一名男孩傳宗接代;在後母方面,她是農業人口,且是寡婦,嫁給父親,可到城裡居住,擺脫農村艱苦的勞動生活,因此兩人一拍即合。

但婚後不久,文革爆發。後母經常哭哭啼啼,大吵大罵,認為嫁給父親委屈了她。那時,我雖然小小年紀,也懂得為父親抱不平,如果不是父親落魄潦倒,又怎會以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為人師表者,討一個目不識丁的農村寡婦女呢?說起來,這亦是現代文明的悲哀和政治諷刺。正由於後母是文盲,又不夠通情達理,兩人結合當然難有幸福。事實上,後母嫁入我家,跟著我們受苦受難,也難為她。 

在我生母方面,也是一個受害者。她與父親離婚來港後,一直希望母女團聚。但因人為阻撓,骨肉分離二十二年。在我獲准來港的前三年,她以為我申請無望,終於再婚,但第二次婚姻同樣失敗,遂遷怒於我。她一直以為我對她沒有感情,所以遲遲不願來港和她生活,而不知是公安局百般刁難。我這個大傻瓜,當時給愛國思想迷了心竅,總以為說公安局的「壞話」,就是說國家的壞話,故從不為自己分辯半句,加上其他一些複雜因素,致使母親對我誤會重重。…… 

一九七八年,由於中國強人鄧小平和胡耀邦「撥亂反正」,決定改正「反右」這一歷史沉冤,五十萬「老右」及其後代終於撥開雲霧見青天。父親的問題獲得解決,當局承認一九五八年劃他為右派是錯的,為他「改正」恢復公職。

歷史是公正的,錯的可以糾正,但父親二十二年的寶貴青春、妻離女散及受盡屈辱,還連累全家受苦受難,這些如何補償!我們可以寬恕,但絕不能忘記,因為「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

正是:

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

(1987年為紀念反右運動30年而寫;原載香港《百姓》半月刊)


本文在8/3/2018 5:27:26 AM被施雨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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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河 去幼河家留言留言于2018-08-03 14:19:47(第1条)
我父亲也曾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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