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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影视剧作家,出版界达人——张执任 发表日期:2017-07-31(2017-10-13修改)
作  者:高关中出处:原创浏览399次,读者评论0条论坛回复0条
影视剧作家,出版界达人——张执任
文/高关中
2017年07月31日,星期一

(德国汉堡)

有道是,开一次文会,结一回文缘。去年(2016)在北京世界华文文学大会上我认识了来自匈牙利的华文作家张执任,今年4月的沧州采风活动和徐州文学研讨会上,我们再次重逢,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天天泡在一起,彼此相熟起来。这我才知道,低调的张执任其实很健谈,他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是国内一位挺有影响的文学编辑,创办过一份青年文学刊物,发现和扶持了不少青年作家,而他自己则是一位很有成就的作家、剧作家。他曾送我一部作品集《影视剧作七种》,沉甸甸的,像一块大青砖,称了一下竟有3斤重。在匈牙利,他是一个成功的贸易商,而后又办出版社,更是风生水起,策划了一套套大部头,成就令人敬佩。

 
办刊物,写剧本

1949年张执任生于浙江温州市,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曾是老报人,后当了老师,母亲也是教师。张执任是浙江名校温州一中的67届高中毕业生。温州一中创办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校友中的名人可以举出文学家郑振铎、数学家苏步青、考古学家夏鼐、诗词大家夏承焘、数学家谷超豪等一长串。可是在文革“上山下乡”的大潮中,张执任也只能随潮流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加入到“修理地球”的军垦大军。他被分配到3师18团9营,这个团的前身是国营友谊农场,现在叫友谊县。他那时由于文字功底好,刚在连队干了一个月就被抽调到营报道组当了专职报道员,后因高中师资匮缺,又被调至中学任高中语文教师。

1975年他从北大荒回到温州,先在中学教书,1983年毕业于温州教育学院。1980年他被调入温州市文化局当文学编辑,并参与恢复市文联的工作。后又几经努力,创办《文学青年》月刊。

《文学青年》由温州市文联主办。温州在当年还是一个很不出名的中小城市,原来的文艺刊物办得平平淡淡,没有特色。张执任年轻气盛,提出要让刊物走向全国。这在当时阻力颇大,尤其是一些领导认为这很不现实。张执任和另两位同事于是“拉着”文联党组书记到上海、南京、铜陵等地走了一大圈,走访了《萌芽》、《青春》等刊物,促使领导转变了观念。《文学青年》月刊问世后,张执任担任了编辑部主任,负责从组稿、编辑到印刷、发行等环节的大量工作,忙得没白没夜,根本没有休息天节假日。

在编辑部,张执任并非最高长官(那时的规矩,刊物主编多由党组书记兼任),却是灵魂与主要干将之一。为了吸引读者,他想了好多点子,如在刊物上开设“中国青年作家小传”、“中国青年作家专访”、“探索之窗”之类特色专栏,以及时不时地刊出各种有创意性的小说、散文专辑等等。他还把八十年代中国文坛最出色的青年作家如贾平凹、路遥、陈建功、铁凝、王安忆、肖复兴、张抗抗、梁晓声、赵本夫、扎西达娃等等一古脑儿“拉拢”过来,聘请他们做了刊物的高级顾问,还把他们的一些人请来温州,举办了一次很有影响力的雁荡山笔会。令他欣慰的是,他与同事们的努力没有白费,《文学青年》既属于文学又属于青年,既深刻又前卫,深受把文学作为至高理想的那一代人的青睐,几乎每期都有佳作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作品与争鸣》等刊物转载,与《萌芽》、《青春》等青年文学刊物一起被誉为中国文学刊物的“四小名旦”。在全国邮局的订数也由创刊时的3万多册迅速飙升至8万多册,一度超过了全省所有文学杂志发行量的总和。

随着《文学青年》的声名鹊起,他在全国文学编辑界也开始出名。他先后受《小说月报》和《小说选刊》聘请担任特约编审,不但为这两个刊物推荐、输送了大量好作品,还在她们的初创时期为其出谋划策,为她们的成长、发展出了一份力。

除了当编辑,张执任自己也写作——边办刊物边抽空写作。他后来曾这样回忆那种状态:那时,我还只是一个编辑匠,或曰文学编辑,本职工作就是编文学刊物,为他人做嫁衣。但因了“常在河边走”的缘故,我难免也会时常“湿鞋”——自己写点东西,用业余时间。在界内,管这叫“种自留地”。

这当然是谦虚的说法,事实上他的写作与当编辑一样有成就,也有过全国知名的辉煌。

因为做编辑的缘故,他的作品“品种较多”,既有小说散文,也有纪实文学、影视剧本和文学评论;又因为关注“温州模式”的缘故,他的作品有很多都是写温州的。他曾经与朋友一起,写过一部为“温州模式”正名的长篇纪实文学《遥望温州》。一本由温州作家写温州的书,为何要用“遥望”二字?原委是写此书时温州还处于“姓资姓社”的争论中,温州人的头顶还挂着明晃晃的达摩克利斯剑,此书在内地出版不了,只能拿到香港出,所以是“遥望”;再者,对于彼时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发生在温州的这一切,离他们的认知太遥远了,所以也是远远地看。《遥望温州》出版后,引起了极大反响,全国共有20多家报章杂志,如上海《文学报》等,均以很大的篇幅转载了该书的第一章《在温州,究竟发生了什么》。后有报刊评论:这是最早把温州以正面形象“吹”到全国去的长篇作品。

温州作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最有争议的地区,其缤纷复杂的社会生活给张执任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源泉。凭借这一源泉,他创作并发表了许多佳作,如获奖报告文学《厂长今年二十三》、获奖散文《住店》和被小说月报选载的微型小说《鱼眼纽扣》等等。但是如果要论社会影响力,最值得一提的还是他与好友张思聪、汤一钧合作的18集电视连续剧《喂,菲亚特》。

这个剧本写的是一群普通的温州平头百姓依靠自己的努力,摆脱贫困改变命运的故事,以此反映温州改革开放最初十年的风雨历程。上点年纪的人都知道,“菲亚特P-126”是最早闯入温州的出租车,这些如甲壳虫般小巧灵活、满地奔跑在老街小巷的微型车,不但很有温州特色,而且对于这座城市有着一种象征意味。借助这种象征意味,以“菲亚特”为线索串起剧中人的奋斗历程,串起他们的鲜活人生,这是剧作家的妙笔;而借助这样一些“闾巷风波”,观照一段历史,观照共和国在迈向改革路上的历史风云,则是剧作家的用心。总之,把改革开放写成平头百姓的自发行动,这在中国的电视剧里还不多见,抓住了“菲亚特”这条经纬线,一个好戏铺展开了。这部大戏由浙江电视剧制作中心拍摄,又请了陈宝国、何赛飞、米学东等大腕级演员加盟,原汁原味栩栩如生的温州人便从饱满故事里脱颖而出,有着独特的魅惑。其实这也是张执任们的自我期许,一开始就把标杆立得甚高,呕心沥血也要写出温州的灵魂,温州人的精髓。为避开纷扰,他们躲进招待所,从议提纲到一稿二稿三稿的写作,竟把市内所有条件价位都低廉的招待所旅馆轮换着住了个遍。戏一出来,不仅轰动温州,还轰动全国。那当儿温州已成中国热点,再怎么毁誉参半也吸人眼球,所以观众根本是把这部电视剧当作一座城市和城市人的真实来读、来看。而这部电视剧,以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真实生动地再现了温州改革开放最初10年的风雨历程,《浙江日报》甚至高度评价说:这是“温州第一次创业的总结”。戏本来就是媒介,观众通过媒介读懂了温州与温州人,好评如潮遍地开花也是自然的事。

 那年另一部更牛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也在全国上下热播,《喂,菲亚特》便在荣膺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之后又与《北京人在纽约》一起走上电视剧“飞天奖”颁奖台。“飞天奖”是中国电视剧的奥斯卡,在那个用鲜花红地毯铺陈荣誉的瞬间,张执任们为曾经吞咽了无数甘苦的《喂,菲亚特》笑出了酣畅。

除了《喂,菲亚特》,张执任那时期还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米黄色的小院》、《弹棉郎传奇》、《梦是绿色的》,12集电视连续剧《再给我一个微笑》、上下集电视剧《当你十八岁的时候》和《中国超人》(部分为合作)。这7个剧本合在一起,就是前面提到的合集《影视剧作七种》。16开本(比一般开本大一倍),800多页。由此你就知道,张执任剧作的分量。

那时的张执任,红如日中天。曾担任温州市文联副秘书长、温州市文学创作研究室主任、《温州文学》杂志副主编等职。是浙江省作家协会、电影家协会、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还是浙江省青年文联副主席,温州市电影电视家协会副主席。
 

经商匈牙利

谁也想不到,事业鼎盛时的张执任却在遥远的匈牙利“下了海”。也许温州人真的都有犹太人的精神,连文人身上也具有经商的细胞。

改革开放之后,大批中国人涌入匈牙利经商、投资、办企业,90年代初最多时曾达到四五万人。在首都布达佩斯最大的批发市场“四虎市场”,3000多摊位中有八成是中国人租的。那时,奥地利、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波兰、俄罗斯等国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商品市场,所以这里成了中东欧地区中国商品的集散地,每天都有价值几百万美元的商品从这里流向匈牙利各地与中东欧其他国家。

张执任的弟弟也曾在匈牙利做进口贸易,其货源好多是张执任在国内联系的。因为销路好,运往匈牙利的货就多。不料那一年碰上百年不遇的强台风,集装箱在海上耽搁,错过了季节,一下子积压了40个集装箱的货物。40个集装箱的货物,如果码成2米多高,两个篮球场都放不下,价值几百万美金,这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没有办法,刚获大奖不久、正处于荣誉高峰的他,只好匆匆办好签证赶赴匈牙利亲自处理这40个集装箱的货物,扮演一个商人的角色。不想这一走就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布达佩斯是很漂亮,对他则是两眼一抹黑的浑沌地带。语言不通,环境生疏,文人到商贾的转换又来得那么突兀,他真的很失落。独自一人吃住在偌大一个仓库,面对着满目各色各样的货物,他真的很孤独。但是,他毕竟是北大荒操练过的,也毕竟在自己的作品里与那么多商界精英有过交集。商场的博弈其实就是人心的博弈,他懂人,先就有了几分胜券。学讲话,学开车,学交江湖上的朋友,总之是学做生意的所有拳脚。创业是艰辛的,尤其是对于他这样的“笔杆子”,但是,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难得倒他,在这里,他与众多的华商一样,既当老板,也当仓库员、出纳、司机,必要时甚至还亲自帮客户搬箱子,完全是靠着吃苦耐劳的精神,经受了创业路上的风雨洗礼,在竞争激烈的欧洲市场站住了脚跟。

也就春夏秋冬各一季,满满两个大仓库的货物见了底,该付的国内货款也都还清,他与弟弟合作的这个公司,终于走过泥泞,进入兴旺期。虽然夜夜睡觉,张执任仍要在枕下藏掖一把黑黝黝的嘎斯催泪枪以防不测,阳光到底照亮了他渐渐舒展的双眉。一年后,妻来了,几年后,女儿也来了。女儿上大学,妻与他并肩操持公司,继续将服装、鞋类产品进口到匈牙利。

生活慢慢步入正轨,公司趋于稳定,在生意伙伴们的眼里,他俨然已是与他们一样的老练商人。但他却不满足只当这样的商人,不满足每天只同货物与钱打交道。每当熟练地数着那些印着富兰克林与格兰特头像的绿钞时,他常常会想起当年当编辑、搞创作时的情景,他问自己:难不成从今往后,我真的就这样放弃自己的特长,同那些亲切的汉字告别了吗?

他不情愿。就因为“不情愿”,他应邀为此间一份华文报纸当了3个月主编。那是一份周报,他白天照样忙自己的生意,到了周六、周日的晚上就去报社上班编报,经常要忙到凌晨两三点。布达佩斯当时只有一大一小两份中文报纸,他当主编的是大的——对开,4版。那时还没有电脑排版系统,就是电脑的级别也不高,报纸的版面需要一块一块打印出来,再拼贴在大纸上,然后照排、做成胶片、拿去工厂印刷,整个过程很繁琐艰辛。老外的印刷厂没人认识中文,所以有时等到报纸印好后一看,中缝的字居然是反的。即便如此,看到在洛阳纸贵的布达佩斯,华人们那么欢迎中文报纸,张执任就感到心里得到一丝安慰。

也是因为“不情愿”,他有时会与周围那些同样也是文人出身的朋友坐在一起,聊聊文学,说说生意场之外的事。聚得多了,有了共同意愿,匈牙利华文作家便水到渠成,宣告诞生,他被推举为主席。趁着当主编有权利,他在那张报纸上辟了个副刊,取名为“多瑙笔会”,“逼”大家写稿。会员们都过节似的,送稿过来,小说、散文、随笔,什么都有,煞是热闹。那几期副刊的版面,就是如今看来也毫不逊色。

 
让世界了解中华

1998年,醉心于中国文化和文字的张执任产生了自己做杂志、自己注册出版社的想法。他与一些朋友经过调查发现,在非华语地区,专门出版中国文化书籍的出版社还是个空白。张执任表示:“我做出版社和杂志的目的是想让世界了解中国。”他认为,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中国人遍布世界各个角落,为世界文明和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这些并不被认同。一天,他在开车去公司的路上,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英国剑桥名人录在世界上非常有名,我能不能出一本中国人的“名人录”?

一到公司,他就忙着打电话把想法告诉林肃等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也觉得不错,大家达成一致:就从这里起步做出版社。名字里应有“华文”二字,表明主要是要传播中国文化;也有人,要做就要做成跨国的,所以前面还要冠以“世界”二字。于是就有了“世界华文出版社”(The world Chinese press)的名称。总部设在布达佩斯。

创意出来了,张执任和朋友们很快就着手工作。他们觉得,只要第一本《世界华人名人录》出版,以后的工作就好办了。涉及到出版物办成什么样式,大家又展开了争论。在张执任做贸易的办公室里,大家“吵”得很凶。

可是张执任只听说过有《剑桥名人录》,并没有真正见过。听说有朋友在北京当过记者,见多识广,就向他打听:“你知道那本书究竟是怎样的?”那位记者朋友其实也没有见过《剑桥名人录》,为了不失面子,他比划说:“噢,就是为每个人先登一张照片,然后罗列他的成就。”

这本是一个不确实的回答,却使张执任很受启发,脑洞大开。他灵机一动:对,就办成一本图文并茂、文献性和可读性兼顾的刊物!所谓图文并茂,除了文字要准确、精彩,还要多多配以各位人物珍贵的、最好是一手的照片。这不但是考虑到“读图时代 ”,人们喜欢读图,更是考虑到对于历史,这些照片会有非常难得的文献价值。

张执任通过一条“内部途径”,复印到了一本通讯录,上面有数百位知名海外华人的电话与传真号码。他从中选了20多位,写好约稿信,用传真件发给他们,约稿要求是两条:其一,请您写2000字的传略,或者将近期相关报道或材料寄来;其二,请选择一些您的照片寄来……然后开始等待回音。

最早的回音很快来了,是某位知名人物让秘书写的回绝信,信函措词慎重,写得很客气,先表感谢,再表祝愿,接着就说他的Boss一向低调,所以不想如约芸芸。无异于一盆凉水当头浇下,张执任不禁有点愣怔:难道用这样的方法约稿不行?想想也是,你八字还没有一撇,一切都还是靠嘴说,凭什么让人家信你?没有他法,只好再等等看……

好在几天后,终于峰回路转。美国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靳羽西让她的助理写来了回信,寄来了一大包文字材料和照片。靳羽西特意吩咐:我的这些照片都仅此一张,好多是世界知名的摄影师拍的,用完了千万要退给我。在张执任看来,这充分了表达对他的信任。

紧接着,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杨振宁也从美国也寄来了他的资料,包括各种零散的文字报道、一份他亲自撰写的300字的小传和一张5吋的彩色近照。照片上的杨振宁神采奕奕,笑容可掬。张执任说,这笑容是很鼓舞人的。

再接着,陈香梅、牛满江、曾宪梓……从更多的名人那里,也传来了张执任想要听到的好消息。

当然,与好多人物的联络并不是靠发几份传真就能奏效的,需要付出格外多的努力。对于要上《世界华人名人录》第一期的人物,张执任曾开列出一个名单,上面有第五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朱棣文。可是朱棣文比较低调,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张执任想了好多办法都很难组织对他的采访。正着急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一本英国杂志上看到一则关于朱棣文的简短报道,并配有一张朱棣文的照片。事有凑巧,也就在这本杂志的责任编辑名单里,他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一位在上海某报当编辑的朋友。他想,不知这是同名同姓呢,还真的是她?也来不及细想,他立即给这位尚未证实的老朋友发去一份传真:你是不是我所认识的朋友?我们曾在雁荡山相识……立即,得到的答复是:没错呀,是我!不过你怎么也在国外?……难题于是迎刃而解:朋友说,那则关于朱棣文的报道是美国《世界日报》一位记者提供的;联系到这位记者,她爽快地表示,愿意对朱棣文作一次深入采访,尽快将稿子发来。

柴泽民是第一任中国驻美国大使,曾参与和见证中美建交的许多重要事件。张执任来到中国,来到柴大使家,意欲亲自对他进行采访,并选些照片资料带走。柴大使那时刚从医院住院回家不久,身体还很虚弱。不管张执任如何说明,他就是不愿意展示自己珍藏的照片。张执任不知道柴大使为何这样,他沉住气,不慌不忙地与大使聊开了天,将他看到的外国人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偏见,讲自己出版《世界华人名人录》的初衷。先是凑近柴大使的耳边轻轻地讲,讲着讲着声音不由得逐渐大了起来,这时柴大使也开始兴奋起来,说话的声音也变大了。他对夫人说,快那些照相簿都搬出来,让张先生好好挑挑……

20世纪的最后一个春天,带着油墨的芳香,《世界华人名人录》创刊号问世了。这一期上,一共刊出了29位华人的传略与照片,其中有文学巨匠巴金、诺奖得主杨振宁与朱棣文、中国人大副委员长王光英、著名华人陈香梅与靳羽西、大导演谢晋、生物学家牛满江、香港企业家曾宪梓、外交家柴泽民、诗人绿原、数学家杨乐、毛里求斯文化部长曾繁兴、国际象棋大师诸宸等等,还有一些有名望的侨领、企业家,真可谓精英荟萃。这一期上,还设了一个“各国要人谈中国和中国人”的特别专栏,刊出的是对老布什、基辛格和奥地利议长盖斯特尔等人的专访。张执任授意美编选择了充满生机的绿色作为封面主调,套印上巍峨的长城,长城下方则是本期那些卓有成就的炎黄子孙的头像,其寓意不言而喻。他还亲自以《让我们告诉世界……》为题,写了篇“主编寄语”。他在寄语中写道:“当今世界,各种《世界名人录》已经不少。可是遗憾的是,其中却没有一本是用中文印行的,更别说有哪一种是专门以全球华人名人为登录对象的。我们现在所做的,就是要弥补这一缺憾。我们要用这本刊物告诉历史,也告诉世人——在这个世界上,有一批黑头发、黄皮肤的杰出人物;这些‘龙的传人’以自己在各个领域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促进了人类的文明与进步。他们不但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是全世界的骄傲!”

“高层次,高品位”,“要做就做最好的”,张执任早在杂志筹划阶段就定下了这样的目标高度,《世界华人名人录》从第一期起就实现了他的期许。刊物的问世在海内外引起了极大反响,不但得到华侨华人们欢呼赞叹,就连一些外国朋友也喝彩不止。包括联合国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在内的好多图书馆与研究机构立刻将她列为“馆藏”;一家正在编印《欧洲名人录》的出版社的老板还亲自找上门来,提出想与世界华文出版社合作,编印出版《欧洲华人名人录》。

万事开头难,有了成功创刊的经验,接下去的路就好走多了。杂志一期接着一期出版,张执任用他的老办法,在欧洲、美洲到亚洲、澳洲,到处张开触须一般的人际之网,通过认识的名人结识不认识的名人,再通过新认识的名人结识更多的名人。他还像鸟一般在天空飞,然后在各处栖息,用苦心和诚意敲开一扇扇并不轻易打开的门。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门里的人无一不被感动,他们纷纷以实际行动支持这份为龙的传人立传的杂志,寄来了精彩的文字资料,捧出了珍贵的私人照相簿。世界华文出版社于是得到迅速发展,又在美国纽约建立第二总部,并在英、法、德、意、西、俄、加等国和南美洲设立了分社,真正成了跨国的出版机构。

在编辑出版《世界华人名人录》的同时,世界华文出版社还出版了许多有质量的好书。其中一个重要的品牌工程是大型画册《海外温州人》,上下两册,栩栩如生地展现了220位温籍华侨华人的群像,以不同视角讲叙了他们在世界各地创业、奋斗、成功的风雨历程和人生故事,是一部洋溢着浓郁乡情而且好看好读的纪实写真,开创了一座城市华侨史的最新篇章。

另一个重要的品牌工程是大型文献画册《世界华商》,一部重达两公斤的精装大书,展示的是五大洲近千位杰出的华人企业家的成功之路。为了出好这本书,张执任邀请了全球30多个华人华侨社团与华文媒体共同参与组稿和编辑工作,出版的意义超越了出版。

还有由《世界华人名人录》派生的名人经典画册系列,一人一集,中、英双语,详尽反映传主的人生之路,是编排、印刷、装帧都特别到位的精品丛书。在编辑《周颖南》(新加坡作家、企业家)一书时,张执任居然冒着酷暑,专门飞到新加坡呆了一周。待书出来,它的庄重大气连欧洲出版界的高鼻子出版人也竖起拇指赞叹不已。

2016年,正值匈牙利华文作家协会成立20周年,世界华文出版社出版了该会会员作品选集《多瑙河的呼唤》,收入了余泽民、阿心、张执任、雪红、大浦等十几位作家的作品,包括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小小说、长篇小说节选、散文等,是匈牙利华文文坛多年来笔耕成果的一次检阅。

张执任有好几个头衔:世界华文出版社社长、总编辑,海外华文传媒协会副主席,匈牙利华文作家协会主席。这些头衔都与文化沾边。大凡文化头衔,都没有含“金”量,基本上是赔钱的营生,海外尤甚。从这一点上说,他专注于文化事业的精神令人感动,令人钦佩。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在体验了从文人到商人的经历之后,张执任如今又有了新的打算,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正在“回归文学”。他一方面在抽时间将以往的影视剧作、纪实文学、小说散文逐本整理出版,一方面又在动笔写新的中篇、长篇。此外,他还在帮北京一家出版社策划出版一套“讲中国故事”的丛书;还准备在今年编辑出版一本匈牙利华文作协会员的散文合集。祝愿他和他的文友们早日成功。

2017/6/18


本文在10/13/2017 3:11:30 PM被施雨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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