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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从“无性”到“性无”——评日本新华侨华人母女作家及其小说 发表日期:2017-05-29(2017-06-03修改)
作  者:林祁出处:原创浏览491次,读者评论0条论坛回复0条
从“无性”到“性无”——评日本新华侨华人母女作家及其小说
文/林祁
2017年05月29日,星期一

一、日本新华侨华人母女作家的登场

继日本新华侨作家孟庆华的小说《告别丰岛园》[1]( 2012年) 出版之后,其女日本新华人清美《你的世界我不懂》[2]( 2015年出版) 接踵而来。母女两代人皆以华文执笔,皆以自述体长篇小说,反映了战争遗孤的特殊命运——被其祖国日本遗忘的特殊人群。孟庆华为战争遗孤的配偶,持日本永住者身份,清美是战争遗孤的女儿,持日本国籍,但母女两代皆为另类日本人。母亲 “无性”的叙述和女儿遭遇的“性无”,皆以另类的女性的特殊眼光及笔触,真实地道出在战争记忆与现代性的混杂中,一种似可告别却无以告别的生存状态,道出你所不懂的世界,从“无性”到“性无”的日本焦虑。不同于欧美华文文学的移民心态,日本华文文学背负着两国沉重的历史,直面中日敏感的现实,彷徨于似近非近的中日文化之间,留下了三十年非凡的创作实绩,虽至今尚不被举世瞩目,却不容轻易抹杀。两位在日母女作家的闪亮登场,不仅见证了日本新华侨华人文学三十年的艰难历程,而且以实绩在世界华文文学新格局中画上一个惊叹号: 请看这块被“你的世界”有意无意遮蔽或忽略的“丰岛园”,请关注日本华文文学的独特性与现代性。相对于政治,文学是一种更为深入社会和民心的文化因素,文学固然受制于政治,但又可以超出政治的种种限制,这种超越最典型地体现在更加关注日常生活、血缘情感、异域经验的日本新华侨华人文学身上。他们的写作是介于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之间的,可与本土文化对话,又因其文化上的“混血”特征而跻身于世界移民文学大潮。它无疑为中华文化提供了新的视界与新的空间。从离家产生的乡愁,到身份认同的困境,直至走向精神家园的回归。这种日本新华侨华人的心路历程,其实也是各国华侨华人以及华裔的普遍历程。


二、国家的“他者” “无性”的叙述

“他者”( the other) 是后殖民理论( Post-Colonial Theory) 中的一个核心概念[3],强调的是其客体、异己、国外、特殊性、片断、少数、差异、边缘等特质。这一概念,已经深入到当代西方人文学科的众多领域,频繁出现于现象学、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女性主义和后殖民批评等众多学科或流派中,成为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中的一个关键词,也成为海外华文文学以及解读母女作家本文与文本的关键词。
“他者”作为“国家”的对应物,以显示其外在于 “国家”的身份和角色。这批被其祖国日本遗忘的特殊人群———战争遗孤,与生俱来地具有了双重甚至是多重的“他者”身份,游走于国家与国家之间。《告别丰岛园》中的“我”作为中国人,是日本这个国家的“他者”; 作为中国知识分子,是日本文化的 “他者”; 作为女性,又是男人的“他者”; 作为母亲,有一半日本血统的女儿,依然是“他者”的“他者”,和她一样站在边缘的边缘,一样用华文书写“他者”的焦虑、迷茫,受伤、感伤。

《告别丰岛园》开篇痛言:

十五年来,我的先生老祖,跟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我这一辈子呀,最大的心痛就是: 不知道自己的生命起源在哪儿,也不知道自己死后该葬在何处……你说,我有两个祖国,可两个祖国都待我像外人,在日本吧,一张口就是中国味儿的日语,日本人从心里就把我当成了中国人。回到中国呢,我又莫名奇妙地变成了日本鬼子。就好像是我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一样……”我想,这些话就是他心里永远也抹不去的遗憾吧。
祖国的概念在此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质疑与颠覆。爱祖国是一种没有政治含义的人性本能。对于一个出生于中国、由中国人父母一把屎一把尿地养育成长了大半辈子的日本人的后代,他能感受到的实实在在的爱与被爱源自何处? 其民族文化认同将归依何方? 本来有“两个祖国”的人,两个祖国都爱是可能的。但中日两国历史上的恩恩怨怨,血海深仇,致使两个祖国都爱成为两难。这些人被历史和命运推到两国的“夹缝”中,虽是大和民族的种,却洒落成长于中华民族的土壤中。如今尽管认祖归宗,却出现了认同危机,归属焦虑。有“两个祖国” 的先生心事重重。女主人公“我”/女作家孟庆华理解丈夫的心结,写出了这种心理纠结,虽然淡淡道来,却给读者以重重的感染力。
更重要的是,女作家孟庆华并非旁观者或采访者,而是亲历者,其中的焦虑者、纠结者、思考者。她作为中国人,跟丈夫去日本则意味着出国,去一个异国甚至是自幼接受的教育中的有着血海深仇的“敌国”。“我”痛苦地看到: “他们替父辈背负着时代的罪名,在曾经的敌国长大,老年后,他们又在不解和责难声中,让自己疲惫的身躯回归故土,他们真正成了姥姥不疼,舅也不爱的人。”
但不管怎么说,作为妻子,也许是传统美德让她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也许是善解人意使她理解丈夫执意要回日本的心情,也许作为一名中国女作家 ( 孟庆华 1980年代就是哈尔滨的专业作家) ,她也想去看看新世界,体验新生活……总之,“我”情愿中带有苦情,主动中带有被迫: “去日本定居,去重演半个世纪以前,我的先生被他的亲生父母扔在中国的历史悲剧。戏剧性的是: 地理位置发生了倒转。”看得出其中带有一种被历史“扔”到日本去的无奈。关于历史与国家大事,“我”似乎来不及做理性的思考,而直接逼近的是情感,是离开祖国告别乡亲之痛。
一家人移民,一个回国,一个出国。从一回一出,可以看出二者对国家的认同有别。由此更增添了认同的困惑、焦虑、抵触。认同( identity) 是一个现代词汇,意谓寻求确定性、确立某种价值和意义,并将它们与现代自我的形成联系在一起。查尔斯· 泰勒从“我是谁”这个问题来讨论认同。他认为认同是一种框架和视界,在其中人们获得方向感、确定性和意义。泰勒又指出,分解性的、个别的自我,其认同是由记忆构成的。像任何时代的人一样,他也只能在自我叙述中发现认同。[4]作者在“我”的叙事中发现认同危机,一方面表现为夫妻间产生了认同的差异,另一方面表现在本身的观念发生裂变,由于迁移产生变动而出现危机。作者至今也没认日本为 “我们”,至今也没加入日本籍—— 一九九七年,当秋风扫落叶的时候,先生和孩子们加入了日本国籍。全家人只有我保留着中国国籍,而且至今都没变。先生说,不管怎样,我们家也得留下一个中国的根儿。
为什么呢? 其实她保留中国籍会碰到很多苦恼,比如去周游世界,丈夫子女说走就走,她却必须签证,一家人享有的待遇不同。就连回中国过关时,她要被抽血( 庆幸这国门一针已经取消多年) ,而顺利出关的丈夫子女只好干等……但还是坚持不入籍、不归化,为的就是“留根”。
国家并不仅仅意味着国籍,但国籍显然意味着某种认同: 政治的或精神的,理想的或现实的。这里说的中国根,多半指的是精神的、理想的。在日本,要获取永住者签证(类似美国绿卡) 远比放弃母国护照而获得日本国籍难,但还是有很多人知难而上,知难而为之。为什么呢? 和这位女主人公、女作家一样,护照被这些华侨认作自己的最后一片国土。流浪的生命必须有这种精神寄托。 孟庆华真切地记录了这种国家认同、民族认同、身份认同的情感纠结,使其文本具有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这些代表日本政府,板着面孔的人,他们的话一次次地刺激着我们,羞辱着我们。仿佛我们来到日本就是要来做寄生虫的。就像我们欠他多少似的。仿佛当年把孤儿们扔在中国,并不是他们的过错。怎么接我们回来时的灿烂笑脸,顷刻之间就变成凶神恶煞了。现在能到哪儿去讲尊严,讲自由啊。周围的人如狼似虎地盯着我们。他们夺走了我们的尊严。那时侯,我们才深刻地体会到: 弱者的尊严是不值钱的。失去尊严的痛苦是说不清的。有时这种痛苦既能转变成动力也能变成仇恨。”
从精神归依的维度看,故乡从现代自我的价值源头,上升为一种理想的生活状态,一种生存方式的暗寓( 精神家园) ,寄寓着对现代人生存处境的思考和批判。所谓故乡就存活在创伤记忆中。20 世纪为人类留下了各种巨大的创伤记忆。战争遗孤就是这些创伤记忆的承担者。沉默不语的历史,只有靠现实的人激活。孟庆华用文字像刻碑铭一样,记下一代人如何经受创伤,如何反省创伤,如何表现创伤以及如何从创伤记忆中走出来,活出来,不再无奈地沉溺于历史的惰性,不再把创伤记忆作为亏欠的遗产丢弃。由是,下一代或许就不会在新的生活方式中将这些创伤记忆轻易地遗忘、抹去,不会重复前人曾经有过的命运。
在日本新华侨华人作家们的笔下,对中日历史的一再涉及,已成为小说创作中最具实绩的部分。与同时期中国大陆文学中对这段历史的书写相比,日本华文文学具有明显的“他者”特征,这不但表现为作品中的主要人物都是被历史边缘化的人物,他们远走海外,或从历史的创造者转为历史的遗忘者,或从历史的参与者变为历史的旁观者; 而且还表现在作者对这一领域进行处理时流露出一种强烈的 “他者”意识。
多重的“他者”身份,使孟庆华的母亲之笔顾不上性别写作,因为面临国家认同,背负战争记忆,她首先是人,作为大写的女人,她甚至比男人更厉害,更尖锐,更尖刻。就这样站在中日之间,她“无性” 的叙述却直逼男权社会,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母亲为女儿《你的世界我不懂》一书作序,曰:
“当有一天,作为日本人的丈夫,要回他的祖国寻根时,我们也只好带着孩子,来到了这个陌生而又繁华的东京,看似风光无限的路,有时也不得不让我们,人前欢笑,人后落寞……”
女儿感受得更多,写得更多的恰是“人后落寞”。母女俩同为国家的“他者”,但书写内容及风格并不相同。母亲的文本所探讨的侧重点是国家、历史与个人的关系,女儿的文本则直接进入个人与个人之间,无性婚姻与网恋风行的日本。如果说母亲的《告别丰岛园》像一个无以告别的感叹号,那女儿的《你的世界我不懂》则似一串 “不懂”的大问号,直指现代“性”。


三、“性无”的遭遇质疑日本“性”

清美《你的世界我不懂》写的是一个38岁的日本女性洋子在经历了一段“无性”婚姻后,开始在网络上寻找爱情的故事。洋子的父母是在中国成长的日本战后遗孤,20 世纪 70年代携全家回到日本。看似他人的故事,实则讲的是作者的亲身经历。也许亲临“性无”的遭遇,用第三人称更方便于叙述吧。
母亲是女儿的影子。清美( 洋子) 随母亲迁居日本,也随母亲嫁给日本人,不同的是母亲嫁的是中国养大的日本人,而她嫁的是本土的日本人,竟然遭遇了无性婚姻:
“曾几何时,一个温文尔雅的日本男子赢得了洋子的芳心。他不仅颇具绅士风度,还曾是名校毕业的高材生,而且还一表人才,于是洋子欣喜若狂地嫁给了这位羽生君。未曾想,她的这位如意郎君竟然是一位同性恋,他们经历了 10 年的无性婚姻……她曾哀哭过、委屈过、痛苦过,也曾悄悄地咨询过,得到的结论竟然是: 原来日本竟有 1 /3 这样的家庭,生活在无性之中。”
“你的世界我不懂”。曾几何时,日本以“好色” 著称,而当今的日本居然有1 /3 无性家庭! 这是怎么啦? 有人说日本的节奏太紧张,日本男人是闻名于世的“工作狂”,没时间做爱,或者说日本人总怕麻烦别人,把自己束缚得太紧,以至于连做爱都嫌麻烦。莫非这就是所谓的“现代病”,严重的日本“性” 问题? 真实生活中的她,居然悄无声息地经历了十年的无性婚姻。终于离婚的她,又走进了一个更为难懂的世界———网恋。在形形色色的性“交易”中,爱情早已粉身碎骨。
经历无性婚姻后走进似乎自由开放的网恋,洋子碰到各式各样的各国的男人,把浅薄男人的心理看得透透的。那么,女人的出路何在? 没有性也能幸福吗? 小说的开放式结尾,如梦如幻,没有归宿,不仅留给读者思索不尽的阅读空间,还昭示出作者无从抉择、心怀期冀的复杂心态: “洋子眼睛亮亮地凝视着远方,身旁是飒飒作响的法国梧桐。”莫非换成法国的世界你就能懂了?
清美( 洋子) 无以回答,只是把这些不懂真实地一一道出,于是有了这部长篇处女作: “你的世界我不懂,我的世界不但要精彩,更要精致。我的世界的大门已经打开。我在我的世界里等你。等到樱花盛开时。”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写作成为她,成为华人女性的救赎之路。母亲欣喜地为她的书写序《天遂人愿》,曰: “清美长大了,她用她的作品在说: 人的一生,不要让错过变成过错。无论时间让我们失去什么,永远都不要失去你自己就好! ” 母女两代虽然同为在日女性,但面临的日本现状有所不同。母亲在中日历史的不可承受之重下,以“无性”的叙述直逼男权政治; 而女儿在现代日本不可承受之轻下,遭遇十年“性无”的婚姻而质疑 “你的世界”,两代人作为不同历史时期的女性,书写共同的女性的历史。
性是人类生生不息的根本,是各国文学永恒的主题。所不同的是,在母亲的文本里,对以往历史的深切关注,特别是对中日特别纠结的历史的特别关注,成为重要的书写领域。她“无性”的书写并非无性生活。而女儿遭遇的十年“性无”是真实的无性生活。女性本身对性爱的敏感与渴求,迫使她直面日本“性”问题,也使她的作品具有先锋的现代意义。


四、日本“私小说”与母女作家的自述体

“私小说”是日本文学的一个传统。它是表达日本民族审美情趣、价值取向、文化心理的一种特殊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解私小说不仅是认识日本文学的有效途径,也是理解日本文化传统、民族心理的一种方式。
清美在《你的世界我不懂》中指出:
“日本人的私生活是非常隐私的,除非自己想说,一般情况下你不说,也不会有人问的,就是在心里乱猜,也不会明挑。”
也许恰恰是这种非常隐私的私生活,促成日本私小说的发展。日语的“私”翻译过来就是我的意思。“自我”可以说是日本私小说的灵魂,私小说的目的就是如实地再现自我; 私小说不着眼外部事件的描写,而注重对个人心境的披沥,带有十分浓郁的抒情色彩,在行文结构上有极其明显的散文化倾向。
私小说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20 世纪初,郁达夫、郭沫若、张资平等在日本留学期间凭借日本开放的窗口,广泛接触和接受了西方先进思想,也受到正在兴起的日本自然主义及私小说的影响。如,郁达夫创作的“自叙体小说”[5],以直率的自我心迹坦露与内心独白为其特色。心理描写成为主要手段。在郁达夫的小说中,男主人公的压抑更多地表现为青春期的性压抑,男性之间的同性恋被认为是最美的纯一的爱情。
到了 20 世纪末的留日热潮,日本新华侨华人 ( 包括战争遗孤) 尤其是女性作家,也开始了“自叙体小说”的实践。母女作家的《告别丰岛园》与《你的世界我不懂》正是一场颇有意义的实践。
且读孟庆华的“自述体”: 主人公“我”跟随丈夫赴日,一开始似乎很“良家妇女”,夫唱妇随,具有传统美德: “我没有惊讶,而是顺从了他的决定。”尽管心存焦虑。而当现实迫使他们不得不打工以解救经济危机时,她却不顾丈夫反对:
思来想去,还是决定偷偷地干,想先试一试靠自己的能力到底能不能找到工作? 如果先张扬出去了,那我就等于把自己的后路给堵死了。我只不过是想抛石探路,又不是去犯法,去杀人放火,去走私人口,去贩毒,有什么可怕的? 先生越是想吓唬我,他越是害怕,我就越是想别着劲儿和他对着干。这就是我的性格。
好一个强悍的东北女人的性格。既有顺从的柔情,又有自强的刚毅。她学阿 Q 精神,自我安慰: 总算靠自己的能力,可以在国外谋生,终于找到“烧鸡”( 扫地) 的工作了。最有趣的是——
唱完《马路天使》里的插曲后,我有时还会冷不防地来上一句: 谁是我的新郎? 我是谁的新娘? 直到把先生吓得离开,我才肯罢休。
然而,当她看到先生被吓成惊弓之鸟的样子,心里就禁不住地难受起来。表现出女性细腻的心思及其善解人意—— 回想着他三个月大的时候,就被亲生父母扔在了中国。他打小被中国的养父母养大,受的也是中国式的教育。可我就纳闷了,先生的骨子里,还真是和日本人一样的认真,固执,谨小慎微,胆小怕事。
在日本,外国人加入日本国籍被称作“归化”,归化时必须取日本姓。很多华侨对此抱有抵触情绪,坚持不改姓不入籍。但《告别丰岛园》的主人公是日本人有日本姓,孩子们自然跟着取了日本姓,只是家里人还叫原名,因为叫日本名让人“感到别扭陌生”。一旦叫日本名,便一本正经的像有什么严肃的事情要发生。不过“在外办事儿的时候,使用日本名字,确实很方便。然而回到家里我们还是喜欢过去的称呼,自然,亲昵”。
于是乎,母女之间,使用双语: 中文夹杂着日语。很多在日华人华侨都这样。哪种语言用得多呢? 似乎在家里更多用中文,出门用日语。讲中文时夹杂日语词,讲日语时夹杂中国话。
女主人公“我”由于发音不准,把签证说成“意大利饼”,逗得日本人大笑。生活中的孟庆华也喜欢调侃日语,把扫地读成“烧鸡”,逗乐一起打工的中国人,被亲切地称作“烧鸡”大姐。语言的错位还只是表层,由它导向的则是习俗的、情感的乃至思想文化等的更为深层的参互交错。“环境不但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也渐渐地改变了我们的性格。”“我喜欢逛东京的百货商店。优雅,舒适,花样繁多。特别是商店里的服务员,对前来的客人,几乎都是一对一的服务,简直就像对待国王、公主一样,把你服伺得舒舒服服。这种体会,我们在中国时从来没有过……”而孩子们对异国风情的感观就更好玩了———“你说怪不怪,这日本人可真有礼貌,二哥撞了她,她还反而给二哥赔不是。我说嘛,这日本咋看不见打仗的呢。就不像咱们,个个火气大得很,他们互相碰撞了,还要互相对着头儿鞠躬道歉,你说好不好玩儿? 那样儿,就像两只对着头啄米的鸡……” 孟庆华的“自述体”因真实而有趣,因真实而深刻:
日本人在扔东西上的慷慨程度,恐怕在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这一点,十几年后也成了我们的习惯。日本人为这种行为取了个时髦的名字叫: 断,舍,离。
《告别丰岛园》想告别的是昨天的垃圾,无以告别的是今天已形成的习惯。看来融入异文化是随着时间慢慢浸透的。
小说《告别丰岛园》,不仅仅在题材的奇特上有填补空白的历史价值,更在女性意识的表现上具有现实意义。文本中体现的独立自尊的生命情怀,恰是女性写作的真正突破。而其能够摆脱女作家常有的那种闺秀气,揭示故乡对于女人男人,其意味和意义不同: 男性作家可以归属于民族、国家等“大家”,而女性作家离不开她在其中生活、成长的“小家”。因为对于女人,这就是具体的、细节性和感受性的 “家”。
这令人想起中国现代文学著名的女作家萧红的故乡体验。其书写已成为“现代性的无家可归”之苍凉的注释[6]。无独有偶,孟庆华与萧红同一个故乡,又同样有离家赴日的异乡体验。在《告别丰岛园》的字里行间可读出她很强的女性意识。
无独有偶。女儿清美在小说中也这样写道:
生长在日本的东京,一个她从未接触过的,对中国人痛恨,憎恶到极点的地方,这里曾令她眼花缭乱,目瞪口呆。
这就是日本,一个让人琢磨不透,又谦让多礼,不给别人添麻烦,你也别给我加烦恼的民族。真是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待长了,不免要入乡随俗,还会乐在其中,觉得很舒服呢。我很喜欢日本,也喜欢日本人和日本菜……
似乎不同于母亲的“抗日情绪”,女儿对日本更多的是惊讶与思索,是进入与融入。但她毕竟是中国母亲的女儿,“家有爱女初长成”的她,生于中国,长于日本。虽然身份和血统都属于日本人,但在父母的影响下还是惯用中国人的思维模式看待问题,还能够用华文流畅地写出《你的世界我不懂》,在看似简单的故事中影射了日本社会的形形色色,其中看似“洋子”实则作者自己的中日比较式感悟,使简单的故事看上去有趣且意味深刻,使平实的语言时而透出思考的力量。
不同于母亲的“无性”叙述,女儿清美的“自述体”漫溢着性压抑。那种类似于“私小说”的性压抑,也令人想起郁达夫创作的那些“自叙体小说”。尽管《你的世界我不懂》的女主人公是“洋子”,却是作者清美的真实遭遇,是清美( 洋子) 自我的直率的心迹坦露。她在日以华文长篇似乎更能自由自在地自说自话,那种絮絮叨叨的内心独白,甚至使篇章结构趋于散文化。有一点值得探讨: 在郁达夫的小说中,男主人公的压抑更多地表现为青春期的性压抑,男性之间的同性恋被认为是最美的纯一的爱情。而清美( 洋子) 却把丈夫的无性生活归结于“同性恋”而加以憎恶。且不论是否该憎恶“同性恋”,就说简单地把无性婚姻归罪于“同性恋”也过于草率了吧。至少我们在书中并没有看出他的“同性恋”倾向。他为什么婚而“无性”呢? 日本为什么有 1 /3 无性家庭呢? 又为什么网恋能流行呢? 这些尖锐的问题的提出,使这部华人女性自叙体小说一下子就站到了现代性的前沿,惹人关注,引人深思。


五、结语: 日本华文文学的“性”探索

细读日本新华侨华人母女作家的自述体小说,可以看出从“无性”叙述到“性无”体验,直逼日本的 “性”问题,这其实是女性危机的展现,既然性爱无以救赎,也许女性写作,特别是在日本的华文写作,是一种自我救赎的方式吧。
著名学者李欧梵从个人的切身体验出发,对此有自己一番独到的见解和看法。他自言身处异国,常常要扮演两种不同的角色,一种是寻根,一种是归化。但他认为这不再是一种两难的选择。他深有感触地说: “我对于‘漂流的中国人’和‘寻根’作家的情绪上的认同固然是因为其中包含的共有的边缘性,只是我在面对中国和美国这两个中心时,我的边缘性是双重的。”[7]正因如此,“战争遗孤”母女作家的、日本新华侨华人两代人的自述体小说具有了独特的价值与意义。
有人曾以“拯救与逍遥”[8]概括中西方诗人面对同一困境的不同选择,从拯救与逍遥这两个维度向我们描述了: 为人类提供巨大精神支撑者———总是那些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的绝望者。而绝望者之所以绝望,是因为他真正地热爱生活。在无情的谎言世界里,也许只有绝望才是真实的。在绝望与希望之间,我们选择什么? 可以看出,日本新华侨华人母女作家正在从出生和成长的中日之间、从性别历史和现实之间、从内心寻找救赎的资源和希望。她们试图从契入女性生命体验的、浸透记忆和想象的日常生活出发,对国家的“他者”、历史的女性、性爱之救赎等进行深入探讨,从而获得自述体小说的历史纵深与现实意义,也为世界华文文学提供了新的视界与空间。


参考文献:

[1]孟庆华.告别丰岛园[M].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
[2]清美.你的世界我不懂[M].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
[3]杨大春.语言·身体·他者: 当代法国哲学的三大主题[M].北京: 三联书店,2007.孙向晨.面对他者———莱维纳斯哲学思想研究[M].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2008.张一兵.不可能的存在之真———拉康哲学映像[M].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6.
[4][美]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式[M].韩振等,译.北京: 译林出版社,2001.
[5]郭勇.郁达夫与日本“私小说”及“唯美主义”文学[J].宁波大学学报,1999( 4) .
[6]卢建红.“乡愁”的美学———论中国现代文学的“故乡书写”[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2( 1) .
[7]李欧梵.徘徊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M].上海: 三联书店,2000.
[8]刘小枫.拯救与逍遥[M].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作者简介:

林祁,女,出生于厦门,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厦门理工学院教授,日本华文文学副会长。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曾留学日本多年。主要作品有诗集:《唇边》《情结》;散文集:《心灵的回声》《归来的陌生人》;纪实文学:《彷徨日本》《踏过樱花》;论著:《风骨与物哀:20世纪中日女性叙述比较》《历史・瞬间・越境——中日比较文化》《史韵禅思—中华文化史研究》;译著:《望乡》《女性的自我与表现》等。2013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为《日本新华侨华人文学三十年》。


本文在6/3/2017 8:33:02 AM被施雨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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