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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精神高原的探路者——王琰专访 发表日期:2017-04-14(2017-04-21修改)
作  者:林楠、王琰出处:原创浏览467次,读者评论0条论坛回复0条
精神高原的探路者——王琰专访
文/林楠、王琰
2017年04月14日,星期五

访问者:林楠:海外著名评论家。曾任加拿大《神州时报》总编辑、加拿大大华笔会会长。现任加拿大华人文学学会副主任委员、世界华文作家交流协会副秘书长、《世界日报》“华章”编委、香港《橄榄叶诗报》顾问、《加拿大商报》文学专版“菲莎文萃”顾问、纽约北美作家协会专家组成员。作品入选《当代世界华人诗文精选》、《北美华文作家散文精选》、《众笔汇华章》等,出版的著作有文集《彼岸时光》、散文集《彼岸撷英》、《含英咀华》——林楠文学评论选等数种。其作品以集豪气、灵气和大气于一体的散文著称,长于审美评论。

采访对象:王琰:女,江苏常州市人。199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作家班。1994年出国留学,获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英美文学硕士学位。现旅居美国纽约州。主要以小说为主并兼及影视剧本及儿童文学创作。作品发表《中国作家》、《小说选刊》、《百花洲》、《美国诗人》、《世界华人作家》等刊。出版长篇小说及影视剧本多部。长篇小说《天才歧路》进入2014年路遥文学奖总评,2015年入选由中国文著协、北京东方雍和国际版权交易中心等发起的第二届影视文学版权拍卖大会。长篇小说《我们不善于告别》入选《世界华文文学经典欣赏》。

林楠:王琰,你好,很高兴我们能以这种形式进行交流。之前看过你的《天才歧路》、《我们不善于告别》和《双面佳人》等,可以说你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位实力派作家:年轻有为,前程无量。而你在长篇创作领域所取得的成绩,应该是当今北美华语文坛值得被关注的重要成员之一。

王琰:林老师您好。过奖了。我也很荣幸能和您交谈。非常感谢您喜欢我的作品,感谢您对我创作的鼓励和支持。

林楠:你的最新长篇《繁尘过后》,目前正以微信这种高科技的形式在《世界华人周刊美洲版》连载。我看了一下,短短几日,第一章浏览量已超过一千,这对于寂寞的纯文学来讲应该是有些许热闹了,对此你怎么看?

王琰:说实话,我是电脑盲,对任何高科技的东西都视之“畏途”。计算机功能除用来写作和简单上网外,其余一窍不通。微信开通至今也只在必要时用于亲友间的交流。这部长篇能以现在这种形式在读者中传播,也是我始料未及的。我3月初和《世界华人周刊》的总编张辉先生在谈话中提及这本书稿,他说要不先在报纸上连载?当时我听了也没认真,谁知第二天一早,他就把第一章的微信版发我了。吓我一大跳,哈。所以,如果说今后会有越来越多的作家选择用微信连载原创小说,那我就是“敢吃螃蟹”的第一人了。在此,我也想借此机会感谢张辉先生和制作每期微信的吴丽环女士。另外,我还要特别感谢所有关注喜欢这本书的读者朋友。谢谢你们。

林楠:《繁尘过后》是你第五部长篇了吧?小说采用时代与人性混杂的写法,故事情节纠结,叙事复杂。你可以介绍一下创作这部小说的心路历程吗?

王琰:相信每个作家都会有一本书,是命中注定要写的。《繁尘过后》对我来说,就是这样一本命中注定要写的书。这本书想写了二十年,因为小说开篇写到的革命烈士黎鸿飞,原型即来自我爷爷。我试图通过第三视角,把我爷爷年轻壮烈的一生概括出来。但到最后定稿时,又重写了这一部分。我想,有关我爷爷的故事,应该再等一等,等掌握到更多更翔实的第一手素材后另立篇章,专门叙述。

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曾连续两次做了一个相同的梦。梦中,我站在一间陌生的亭子里,外面下着瓢泼大雨。我影影绰绰看到雨中伫立一位男子,他手里捧一叠空白稿纸,对我微笑着,扬起了手中稿件。我开口想叫,却不知道叫什么,然后,梦醒了。

我反复回忆梦中男人的身影和特征,我想是我父亲看我来了。父亲曾是一名剧团编剧,他写得一手好文章,还会拉二胡,书法也好。这么一个年轻的、风华正茂的生命,却在二十九岁那年匆匆离去了。我想,他肯定是不甘心的。也许老天也觉得把他带走得太早,为了弥补,便阴差阳错,指派由我来完成他没能完成的梦想。

林楠:所以,这本书也可以说是你的一部“心愿”之作。

王琰:是,我觉得这二十多年的写作磨练,似乎都在为这本书作准备,在为我父辈那一代人的存在寻找一种语言—— 一种能把他们属于生、属于死、属于凛然不可侵犯的那种追求和信仰写出来的语言。

林楠:祝福你,终于写就了这本书。你在《海外二十年创作谈》里提到,你的文学创作早在八十年代末就已起步。你九十年代初出国,那时刚出国门,言语不通,这段经历对你的创作产生了什么影响?

王琰:我一九九四年出国的第一站是加拿大伦敦市,最初的一年时间都是在语言学校度过的。在那里,我遇到了很多来自第三世界的移民,其中有假结婚的,有偷渡的,也有正在发生战乱国的难民等等。他们的经历五花八门,给我提供了很多创作中短篇小说的素材,也给了我后来创作《黄房子之恋》的灵感。

林楠:海外女作家的许多小说大都涉猎婚恋题材,你的两个中篇《双面佳人》和《黄房子之恋》也不例外。《黄房子之恋》更是写的绝望的爱情,读这样的作品,心头感到压抑和震颤,甚至窒息,诚如你在后记中所言,这是“来自人的精神和肉体进行殊死搏斗后的死寂”。它是你最满意的中篇吗?

王琰:《黄房子之恋》中的男主人公“他”——是一位有着“苦吟博士”绰号的留学生;“她”则是姑苏河畔一家服装厂的普通女工。两人的世界南辕北辙按理说最没有交接的可能,却在九十年代初掀起的第一波移民大潮中被卷到了一起。她作为他大哥的未婚妻,被派前往加拿大和他假结婚。因为是假结婚,他们离群索居,住进了远离留学生宿舍的半地下室——黄房子公寓,自此上演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不伦之恋”。创作这篇小说时, 还在美国的纳希维尔市读书。当时迫于生存压力,先学金融,每天上完课, 做好作业, 就去图书馆写小说。可能是那段经历比较特殊,我对这个中篇一直都很偏爱。

林楠:长篇小说《天才歧路》是你创作中的重要收获,首发《百花洲》2014年第一期,同年8月由出版社推出“绘帝国”原创系列单行本,即以强烈的现实主义人文精神赢得读者青睐,入围首届路遥文学奖总评。是什么触发了你塑造许游这个天才诗人的创作灵感?

王琰:海明威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他说其实一个人最大的满足不是对他的名誉、地位、权势和爱情等等的满足,而是对他自己的满足。海明威的这句话也可以这么理解:“到你自己那里去!” 因为你在尘世间所做的一切努力,所追求的哲学、宗教信仰等等,最终其实都是为了帮助你达成你自己,满足你自己。
许游生于六十年代中期,那个特定的年代给了他特定的命运,使他对孤零和绝望拥有切肤之痛的同时,也使他长时间地陷入了对时间和记忆的反思。他与生俱来对诗歌的感悟可以称之为天赋,也可以说是命运使然。然,有天才的诗人似乎注定时乖命蹇,注定得忍受同时代人的冷漠。从东方到西方,许游一次次在现实生活中碰壁,体验着东西方现代文明给他造成的孤独感、隔阂感、以及失落感。

在构思这部小说的过程中,我脑海反复出现的是《西西弗的神话》里那个滚石上山的西西弗。西西弗明知道劳而无功,仍然周而复始地劳作。人们眼中的苦役,对他来说却是满足自己的方式。同样道理,许游对缪斯女神的追随,他所经历的一切挫折、厄运,也都是他通向自我、并最终达成自我的必经之路。

林楠:都说文如其人,你在《天才歧路》里借主人公许游感慨“以文养生”之艰辛,你是否有这方面的体验?你是如何平衡你的创作和生活的呢?

王琰:大概所有写作者都曾梦想“以文养生”吧,毕竟人生在世,生存是第一位的。我出国前是编辑,出国后做过会记、监考官等自己不喜欢的职业。那时候几乎每天上班都在心里想着如何跟老板提辞职,但两个星期发一次工资的那张支票,又让我无限期地压制了辞职的冲动。至于如何平衡创作和生活这一矛盾,记得刚上创作课时班上有位女博士,说她喜欢写小说,但太忙,除读书还要打两份工。她没时间写,怎么办?老师是纽约州很著名的一位诗人,离婚后独自带三个孩子生活,每年除教书养家糊口外还出两本诗集。老师回答这位女生说,她的两本诗集都是在厨房给孩子们准备晚餐时写下的。如果你真想写,那种发自灵魂深处的强烈欲望,是没有任何障碍能够阻挡得了的。所以,一切随心而动,不要强求。她的话给了我很深的触动,当时我大儿子刚出生几个月,来自学业和家庭的压力已让我不堪负重,竟然还萌发了创作长篇的激情。

林楠:《我们不善于告别》是你另一部重量级长篇小说,你历时7年完成,共32万字。这本书在2013年入选《世界华文文学经典欣赏》,是北京开放大学人文教育丛书之一。请你谈谈这本书的创作主题和构思。

王琰:小说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中国这一时空背景中,着重讲述了上海某高校一群文学追梦人的生命流程。年轻的茹小鸥、去去、云尘是小说主人公。她们裹挟着青春特有的执着或脆弱,懵懂或软弱,在象牙塔里面爱过、恨过、疯狂过也迷失过。青春对他们来说,留下的不仅仅有笑声,也有哭声,更有许多苍白和无奈。有评论指出:小说紧紧抓住了女性人物的“情感”危机和由“情感”所引发的个人生活变迁。因而,爱情在小说中不但成为女性自我身份的一种印证,而且也成为女性命运坎坷的原初所在。小说始终围绕情感的胶着和勾连这一核心展开论述。小说标题“我们不善于告别”仿佛已经暗示了这一点。这一标题取自苏联现代主义诗人阿赫玛托娃的诗歌。过去的历史是无法“告别”也无法割舍的,而这种历史既包含内在的个人情感,也囊括外在的家国所赋予个人的文化烙印与身份属性,更包含着女性意识的演变历程。

除了评论家探讨的“情感”问题,我也希望通过这本书,写出新移民身在海外不得不面对的最有共性的一些经验:比如留学奋斗时的酸甜苦辣,职场上的种族歧视,海外婚姻经营的不易,异族通婚的冲突等等,等等。

关于作品的构思,因为三位女性都曾是缪斯女神的虔诚信徒,我在每一章的开端引用几句有关情感的诗歌作“按语”,为情感叙事定下基调。有论者指出:每一个按语都暗合着人物情感的发展波动,就像乐谱符号一样,预示着情感的走向。此外,小说人物如茹小鸥和诗人贾涉等都酷爱诗歌,也正是诗歌牵引着他们走进不同的情感旅程中,这样就形成了诗歌与小说以及小说人物情感三者之间的“互文”指涉。

林楠:纵观你的五部长篇,似乎每一部风格都不一样。《繁尘过后》的叙事很是复杂。而《天才歧路》和《归去来兮》两篇都以男性为视角。还有其他长篇的结构、人物设置等问题。请分享你在这方面的思考与探索,

王琰:柏拉图《对话录》说,“原来的人都是雌雄同体的两性人。自从上帝把人一劈为二,所有的这一半都在世界上漫游着寻找另一半。”

我比较喜欢以男性的视角写小说。可能是我身体里原始的“雄性”作怪吧?我以男性的视角写小说似乎更得心应手没有任何拧巴之感。当然,一切都需顺应人物内心的召唤。就像人物的命运设置,刚开始写大纲时会有很多滴水不漏的安排,写着写着便如灵魂附体,由不得作家控制了。因为你笔下的人物已经羽翼丰满,拥有他自己的命运走向。

至于结构,当情节和人物的构思已经丰满、呼之欲出,自然会找到适合它的结构。我会花更多心思在细节的推敲和人物语言的节奏感上,还有小说的画面感等,这些我会反复思考。这也许和我写过影视剧本有关。

林楠:2016年11月,你应邀出席“海外华文文学上海论坛”,在与“思南”读者见面会上,你说2000年是你人生最关键的转折:你初为人母,然后还重返学校攻读文学,另用业余时间坚持写作。大家都知道在海外用华文创作是十分寂寞而艰辛的,请分享一下你的这段经历。

王琰:是的,千禧年可以说是我个人生活和学业发生关键转折的一年。那年,我大儿子在3月份早产45天出生,我9月份入学。每天我背着沉重的书包来回奔波在学校和公寓之间。书包里除大部头名著之外还有奶瓶、纸巾等杂物。英文系的阅读量和写作量是令人望而生畏的。为了省学费,我一学期上五门课,每门课都有7-8部长篇等着阅读。在不断的学习中,中西文化的碰撞让我获得了一种新的文学视角。我开始尝试长篇创作,也就是《我们不善于告别》中第二部最原始的初稿,刚开始用英文写,写着写着,感觉到了无法自由倾诉的束缚,便改用中文。这一写断断续续就是近一年,当时依旧用笔和纸最原始的写作方法,再加经验和技巧的双重不足,写到一定程度实在有不堪负重之感。小说最终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尾。因为是写在练习薄上的处女作,感觉自卑,没敢把它寄走。这样一犹豫, 便迎来了2001年。

9·11恐怖袭击后,我和身边的人都染上了“恐惧综合症”。这层恐惧之感伴随了我很长一段时间,再加学习的压力等,那段时间经常是噩梦连连。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个梦是我丢失了我的隐形眼镜,我站在一堆肮脏的残雪边上,眼前除了灼目的白色,便是鬼魅的黑影,那种失去视力的恐慌感至今记忆犹新。我开始用英文写诗也即从那时开始的,第一首《Vision》就是拜这个噩梦所赐得到的灵感。

林楠:你的第一本英文诗集《旅行者之歌》,也即你的文学硕士论文集给了你有别于中文创作的不同体验。那时有产生过像哈金那样用英文写作的念头吗?

王琰:没有。因为我英文不好,能把英美文学硕士读下来,完全凭着一股对文学的热爱劲,没有这股劲是无论如何坚持不下去的。我硕士毕业那年,导师问我还想不想继续读博士?我心想要再读下去,眼睛非瞎了不可。现在回想那几年,如果再让我从头来过,我肯定是没有勇气的。所以,出国把你很多自己都不知道的潜能逼了出来。

林楠:你读英美文学那几年,有机会大量阅读英语文学原著,哪些文学经典对你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你最喜爱哪几位作家?

王琰:我喜欢毛姆、哈代、劳伦斯、杰克·伦敦、菲兹杰拉德、加缪、茨威格、黑塞、福楼拜、莫泊桑、罗曼·罗兰、契科夫等等,有很多。不同时期会喜欢不同的作家。他们对我的影响,在长期的阅读中早已潜移默化,成了滋养我生命的一部分。最近我迷上了聚斯金德的《香水》。

林楠:你创作《落日天涯》时说要把它当成一部“名著”来写,你的经典情结是大量接触文学名著后才产生的吗?

王琰:我从小喜欢文艺,是个艺术至上主义者。后来艺术梦破灭了,爱上了文学。有评论说我是在《天才歧路》中借许游的一生传递我对文学的追求。其实我更想借《天才歧路》里的钟渝传递我对文学的追求。钟渝就是那种很纯粹的文学至上者。他身居纽约斗室,可以“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他坚守自己的文学选择,不为外界喧哗所动,不对声名抱有任何幻想,始终坚定地写作,并珍惜自己的写作生命,因为“凡有凭天禀或是靠勤奋而获得了创作才能的人,都应永远记住:从事艺术就是为艺术本身服务;只能向艺术要求艺术所能给的乐趣,除了艺术在静寂与孤独中所赐予的宝藏之外,不能向它要求其他的宝藏。”

你刚才说到的《落日天涯》,它是我在国内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创作这部小说时,正在读文学硕士,深受欧美十九、二十世纪小说的影响,写作过程中便试图通过一些象征、隐喻、梦幻等文学手段,把笔致直入人物的精神层面,从而引发一些有关新移民的归宿和命运等问题的思考。

因为是第一部长篇,倾注了我很大的热情和感情;又因为当时在英文系,每天阅读大量名著,系里隔三差五邀请名作家来演讲。哈金也来过,朗读了他的《等待》。在那种氛围下,即使没有经典情结的文学爱好者都会雄心勃发的。我说要把《落日天涯》当一部“名著”来写。这不知天高地厚的“豪言壮语”,现在听来虽不免幼稚可笑,但有一点不容置疑,就是我的经典情结,二十多年来它成了鞭策我不断努力前进、写出好作品的最大动力。

林楠:有学者指出你的小说是对人的“灵魂的海域”与“精神的高原”的探路。我很喜欢这两句言简意赅的精彩点评,由此也想起一段话,大意是说:“作家是一个精神失常的生物,通过言语治疗自己。”请结合你的文学创作,谈一下小说主人公的精神追求和探索。

王琰:就你刚才那句话,我想换一个说法:“作家都是一群魔鬼的孩子,这个魔鬼就是精神。” 矛盾的是,上帝造人是要人循规蹈矩地生活,要人既无喜悦也无痛苦地度过那所谓的好日子的。而精神的空间呢,它就像天空,无边无际没有踪迹可循。这也正是“魔鬼的孩子们”最渴望探索的无限无形的自由,因为它打破了所有轮廓分明的界限。

以我几部小说主人公为例,有苦闷迷茫如《落日天涯》里的李雪才,孤独彷徨如《天才歧路》里的许游,执着追梦如《我们不善于告别》里的茹小鸥等等。他们在异国土地上的悲欢离合、追求与失落,他们的灵与肉,理智与激情的碰撞,还有那一种无根的迷茫和孤寂,这些都是我想借书中主人公去探索的普通人的精神世界。

林楠:你写小说、影视剧本、诗歌和儿童文学。可以谈谈这些不同的创作类型的体验和心境吗?你最喜欢哪类创作?

王琰:喜欢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的创作。诗歌和儿童文学只是我文学生涯的“客串”。对影视剧本创作,怎么说呢,是有点纠结的。我其实二十岁的时候就写了一部三集的电视剧本,这也是我最早的文学创作。我后来常想,有段时间我拼了命地写剧本,潜意识里可能是想要圆我父亲的一个编剧梦。

林楠:最后,可以用几个关键词分享一下你的创作体会吗?

王琰:专注、坚持、耐得住寂寞。

2017年3月30日


本文在4/21/2017 11:24:34 AM被施雨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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