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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论中国文坛对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接受与反思 发表日期:2017-04-07
作  者:郭恋东出处:原创浏览270次,读者评论0条论坛回复0条
论中国文坛对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接受与反思
文/郭恋东
2017年04月07日,星期五

《学术月刊》,2017年1期

正如有学者言:“如果要讨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所遭遇的外部影响与撼动,最为强劲者莫过于海外汉学学者们研究成果的冲击。”而新世纪以来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又明显有别于上世纪80、90年代,此一新倾向更有待中国学界对其进行分析研究。本文将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对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接受为题,通过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不同阶段的接受特点,呈现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作为研究资源、话语资本、普世主义道德标准的三副面孔。新世纪以来学界不断呼吁对此状况作客观、冷静的反思,综观整体情况,盲目接受有升温之嫌,冷静的分析也不在少数,可以说是接受与批驳共存:有年轻一代学者为获取话语资本,将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作为一种噱头进行炒作;也有研究者从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学科和国内外学术共同体的建立,呼吁以跨语际与跨文化的视角对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进行反思,以期对其进行批判性接受并形成有效对话。可见,与其说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变换面孔对中国文坛施加影响,毋宁说是中国文坛既因自身贫弱,在主动建立一种合谋关系的基础上对海外汉学有选择地接受;同时又是其不断反思、以批判接受的姿态走向成熟之表现。


一、作为研究资源的海外中国

首先必须回到20世纪80年代,这既是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开始进入中国学界的时期,同时也是中国文学研究界发生重大转向的时期。80年代是有关“文学性”问题的发生期:文学要求脱离政治的束缚、冲破体制化主流话语的束缚、回到文学本身这种种诉求都表明文学渴望成为“纯文学”并表现其非政治的特性。不论是否如评论家所言20世纪80年代的这场“文学性”问题的发生是一种关于文学的想象,只是文学/政治二元对立结构中的一个“空位”,所谓真正的“纯文学”并不能彻底脱离政治而说明自身;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时对“纯文学”“文学性”“审美主义”的诉求确是最重要的文学思潮。作为“文革”刚刚结束的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诸如“文学肩负着作为刻画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任务”“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文学是生活的反映”“真实是艺术的标准”等口号皆说明文学从属于政治的属性以及这些僵化的教条对文学的束缚。当时提出“纯文学”的概念即意味着一种解放与创新。文学研究者希望借助“纯文学”这一策略突破官方正统文学观念,也希望将文学作为一种理想以重返文学层面对文学进行认知。用文学的审美性来对抗政治意识形态性是1980年代特定历史条件下文学摆脱政治意识形态侵扰的一种自觉努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海外汉学、特别是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以其担当论证新学术之合法性,也因其具有的提供新范式的功能被国内学界所接受,以一种新观念同时类似于巨大资源库的形象被接受。

根据王德威在《英语世界的现代文学研究之报告》一文中所说:20世纪 50年代夏志清和普实克“分别在美国和欧洲开始对晚清到当代的中国文学和文化动力论进行广泛的研究考察, 由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才作为一门学科出现”。 1961年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英文版出版,之后其与普实克在1963年以辩论文章的形式就中国文学现代性和批评功能之本质展开论争,我们熟知并广泛接受的主要论点——夏志清的“感时忧国”和普实克的“抒情/史诗”在这一辩论中确立。同时,夏济安评论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中国左翼文学阵营美学和政治的专著《黑暗的闸门》也于1968年在美国出版。1973年李欧梵《现代中国作家之浪漫一代》英文版出版。除此之外,在欧美英语世界60年代末至 80年代出现了一系列专门考察单个作家,如巴金、钱锺书、戴望舒、丁玲、老舍、茅盾、沈从文、萧红及周作人的学术专著。美国鲁迅研究专家威廉姆·莱尔的代表作《鲁迅的现实观》也于1976年由加州伯克莱大学出版社出版。李欧梵所撰有关鲁迅的批评著述《鲁迅与他的遗产》(1985)、《铁屋中的呐喊》(1987)英文版也在美国出版。20世纪80年代可谓英语世界鲁迅研究的巅峰时期。与此同时,对中国现代文学中特殊类型、现象和运动的论述也在英语世界大量出现:比如V.I.西门农和米列娜对晚清小说及其传承者的研究;林培瑞和柳存仁对“鸳鸯蝴蝶派小说”的研究;吴茂生和韩南对中国作家及其俄国榜样的对比研究;耿德华对战时上海作家的重评;R.华格纳、佛克马、杜博妮、戈德曼和夏志清等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文学政治的研究;杜迈克和金介甫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创作之引介,等等。这些均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英语世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结出的丰硕果实。尽管对这些英文成果的大规模翻译要到90年代末及新世纪初才出现,但其观点及影响已在80年代陆续进入国内视野,被国内文坛所了解。

此期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对于国内文坛的影响主要存在于观念上。“因为国内学者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把政治、思想与文学、文化纠缠在一起,政治性凌驾于文学性之上,文学的规范是以高昂的革命热情取代文学的现实创造与诗意情境,且持续的时间长达几十年”;而随着改革开放、政治经济形势之转变,要求变革思想文化、对现代文学进行重新审视和评估、反思并借鉴海外现代文学研究的趋势变得显著。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及其观念的接受。可以说,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史叙事的最重要的外部推动力量,是由夏志清、李欧梵和王德威的著作构成的。具体说来,在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下简称《小说史》)的推动下,形成了80年代以来作为正统的“启蒙主义”文学史叙事;在李欧梵和王德威的推动下,形成了90年代中期以来越来越活跃的“晚清现代性”文学史叙事。并且,由于“启蒙主义”文学史叙事和“晚清现代性”文学史叙事成为主流叙事之后的霸权与遮蔽,激发了一种可以称为“新左派”文学史叙事的对立叙事在90年代后期的出现。夏志清的《小说史》是以“新批评”作为“知识原点”,通过对现代小说家及其作品进行重新评价和重新论述而进入了国内学者重估现代文学的视野。无论赞同还是质疑,现代文学研究者都很难回避与夏著所阐发的观点进行对话或潜对话。在对《小说史》与80年代国内的现代文学研究之关系进行梳理时,程光炜以唐弢为例说明这种对话或潜对话,并使我们看到《小说史》之深远影响:

1981至1983年间,唐弢连续写出的《在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流派学术交流会上的发言》《四十年代中期的上海文学》《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从香港 “中国现代文学研讨会”谈到我的一点看法》《面向生活》《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问题》《艺术风格与文学流派》等多篇重要文章,就充满了与夏志清《小说史》“对话” 的味道。而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问题》一文中,提到夏志清的名字即有十次之多……

程光炜随后提到唐弢在其两万多字的《四十年代中期的上海文学》一文中,受夏志清掀起的“《围城》热”影响,竟用了全文三分之一的篇幅去分析《围城》的故事和人物,由此可见夏著对国内现代文学界的影响。对此影响,唐弢的观点是“拿来主义”,既对“夏氏影响”进行过滤,又小心翼翼地吸收“有益成分”。同时《小说史》也为下一代文学史家如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陈思和、王晓明的文学史新观念提供了理论支点。可以说《小说史》的观点及方法为年轻一代文学史家的“去当代”“去政治化”及研究“创新”提供了有效的解释模式。它以其高扬的文学审美性的批评立场、彰显的独特意义和价值与国内学者或形成对话、或被认同和接受。刘再复曾说:“我们对夏志清先生的敬意,不仅是他充分地开掘张爱玲、沈从文等作家,而且因为他为现代小说史写作提供了一种充分个人化的批评方式。”当时站在“纯文学”立场的学者基本上将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主要问题置换成“能否超脱过去意识形态的纠葛,强化文学和文学研究的本位意识,使文学研究变成真正围绕文学并且属于文学的研究,而非一般观念史、社会史研究的分枝”等问题。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采用内部/外部的区分和作品分析的技术化,极大地补足了中国文学界追求“纯文学”时知识表述的匮乏。海外汉学家强调从文学角度进行的现代文学史研究,特别是基于对现代文学史书写体系的不满而完成的新经典序列的重构,都证明了其欲以一种与“政治学的现代文学史研究”相抗衡的“从文学角度进行的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努力。正如有评论家所言,中国现代文学历史图景和经典序列的重构可以说是两种历史合力产生的结果:中国本土的“内部”需要这种“反经典”的历史批判,海外汉学则在当时提供了构造新的文学史知识谱系的理论资源,这是一种“后冷战历史结构中内部与外部的流动、渗透和呼应的结果”。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它借助曾经被“革命”范式压抑的作家的经典化过程,经由“新批评”作为理论支撑,通过对“纯文学”观念的追求而得以实现。

如果说对“纯文学”及其话语体系的追求是80年代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成果被接受的背景,夏志清《小说史》与国内“重写文学史”之对话是其典型性表现,那么这种接受之根本则在于80年代国内学界寻找理论与强有力的话语资源之需求。“80年代,整个中国知识界都在寻找新的理论和学术话语,希望从旧的准社会学式的思想方法和话语结构中突围出去。当时的文学、艺术批评是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像一个大的理论试验场,许多理论都被挪用到文学批评中来。也就是说,探询新的话语资源是整个80年代的文化动力,而文学批评则是其中极为活跃的领域。”回顾80年代末至90年代的西方中国研究,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显现出一大巨变——“理论热”。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种文学批评方法在欧美学院人文领域轮番登场,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年轻学者也群起仿效。对理论的关注当然说明学者磨炼批评工具,以便更深入探讨学术问题的用心——因此产生的史观和诠释也的确令人耳目一新。另一方面,这一现象也显示东亚研究学者不甘,也不能自外于学院新潮理论所代表的象征资本交易”。当时的情况是东亚研究不仅在美国的大学里遭遇边缘化,而且在整个美国学术界也遭到了某些既得利益者意识形态方面的攻击。因此东亚研究领域的跨学科和跨文化方法在当时呈衰微之势,而跨学科的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在北美英语系和比较文学系盛行,则部分减缓了东亚研究衰微的趋势。美国的中国研究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也必须借取理论本身的思想能量求生存。美国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者擅长、同时也不得不运用西方最新的文学与文化理论来观照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而本土学者如前所述,需要寻找新的理论和学术话语以实现突围,因此自80年代以来,本土学者不断地从西方理论的兵器库里搬用各种法宝,借由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之手学习西方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的方法论。当然这些借鉴也常常能够独树一帜,“摆脱羁绊本土学者的思维惯性与当局者迷的理论盲点”。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尽管当时的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其自身的局限,“但毕竟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拓展了思想的空间、推进了理论的纵深,值得认真借镜”。


二、作为话语资本的海外中国

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在90年代的特征可以用突出理论之重要性、扩大研究范围以及增强历史意识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来概括。周蕾出版于1990年的英文专著《妇女和中国现代性》可视为理论转向之代表,对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心理分析及后殖民批评理论均有所涵盖。90年代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界大量出现以“理论介入”和“文化批评”为目标的著述,被贴上“理论时代”的标签。同时研究范围也不断扩张,如张英进的电影研究、Andrew Johns的音乐研究、丹敦的思想史研究、王斑的美学研究、刘禾提出的跨语际实践、贺麦晓强调的文化生产、王瑾对流行文化的研究、钟雪萍的性别研究、李欧梵的城市研究、周蕾的殖民研究、林培瑞的政治研究、Gang Yue的人类学研究,等等,呈现出跨学科的特征,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紧密关联。同时如丹敦和舒允中重评路翎的著作、张诵圣和阿巴斯花费大量笔墨论述台湾和香港的现代主义、王德威对清代小说“被压抑的现代性”的思考、罗福林对报告文学文类的赞同、李欧梵和史书美关注上海“半殖民”颓废文化的著作,又可见90年代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之新趋向——历史意识的增强。

此期国内文坛对上述研究成果的接受主要表现在文学史及文学批评的叙述中。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国内文坛90年代中期以来“晚清现代性”文学史叙事的形成主要来自李欧梵和王德威的影响。李欧梵90年代以后转向现代文化研究,强调晚清文学在想象中国都市以及创建中国现代性方面的巨大作用。李欧梵的观点恰好和内地90年代以来的“自由主义”叙事相呼应,共同表现为:反思激进思潮、反思五四、反思革命,倡导一种建立在“公共空间”基础上的渐进式发展模式。“这个观点也因此激起了‘新左派’学者的激烈反对,成为著名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论战中的一个焦点”。李欧梵的“颓废”文学史叙事属于日常生活现代性叙事的范畴,他以现代性理论、想象的社群理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作为理论支点进行文化研究,以阐释晚清现代性研究。与李欧梵不同,王德威的角度集中于晚清文学中的现代性,创建了自己的“晚清现代性”文学史叙事。尽管王德威、李欧梵在选择、评论具体的作家作品时更多地坚持着“纯文学”的标准,但是由于支撑起晚清现代性文学史叙事的几个类型——狭邪小说、侠义小说等本身具有通俗文学性质,而国内90 年代以来大众文化兴起,这为接受“晚清现代性”文学史叙事,特别是其中所具有的私人叙事和欲望叙事提供了土壤。

再来看看对文学批评之影响。如果说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为80年代国内文坛提供了某种可资借鉴的示范,重塑了一种“现代”的文学观及正典;那么自1990 年代以来,国内文坛更多是在“反思现代性”范式的兴起上对其进行接受。90年代中国的思想文化环境与80年代大相迥异:人文知识分子放弃了80年代直接介入现实的思想方式,转向更为专业化的学术研究和知识生产,出现了关于学术史和学术规范的讨论;与学术专业化和规范化相伴的是知识分子自身认同的转变,表现为学术职业化趋势的加强;90年代在市场及物质崇拜的剧烈冲击下,人文学术滑向边缘,知识分子出现严重的精神失语状态,在此困境下才有1993年开始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另外90年代西方理论全球扩张,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在此期传入国内,围绕“后学”话语的争论也成为90年代国内文学及文化批评的焦点。在90年代特殊思想文化语境下,唐小兵等的“再解读”文化批评在国内影响巨大。“再解读”尝试将西方学界兴起的现代性、批判理论用于反思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在当时为国内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资源、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

张春田认为,“‘再解读’是在‘反思现代性’的问题意识下,对现代文学的表意实践进行症候式的‘重读’,或者说‘认知意义上的描图’(cognitive mapping),探究其多重的象征意义和内在张力,破解现代文学乃至现代文化的生产机制与意识形态”,它对“反思现代性”研究范式贡献巨大,开启了从文学“反思现代性”的思想之门。如果阅读此期刘康与唐小兵合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论文集《现代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及文学话语》,或者阅读黄子平的《革命·历史·小说》等著作,则清晰可见此期海外中国学者希望把文化批评引入现代文学研究之意图;同时他们认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不应回避政治、意识形态与文化话语之间的关系。对此影响,国内学者反应如何?尽管如王晓明者提醒在运用批评理论时要注意到中国历史文化的独特性,在具体问题上也并不一定赞成刘康等人的判断,可是他显然对于刘康他们那种在理论资源启发下重新寻找现代文学研究合法性的做法持有充分理解和支持的态度。也正因此才有1997至1998年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三卷)和《批评空间的开创》系列著作。其中收入了一大批“反思现代性”范式的代表论文。相关著作还包括李杨的《抗争宿命之路——“社会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1993),陈顺馨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1995),都可说与“再解读”构成了共鸣。

追寻现代性可以被认为是20世纪中国文学产生及发展的一条主线。它既是一个理论框架,又是一条情感线索。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新时期文学的精神是理性主义,具有新启蒙主义的性质,那么它的思想倾向或者说历史规定性则为争取现代性。杨春时指出:“五四时期以及新时期,争取现代性(科学、民主)的历史运动造就了启蒙主义文学思潮。过去对新时期文学(以及五四文学)思潮多误判为现实主义,而实际上应该是启蒙主义。”认为新时期面临的是现代性长期缺失、需要恢复和重建的历史背景,其历史任务是争取现代性而非批判现代性。如此,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历程被表述为一条争取现代性的启蒙主义线索。进入20世纪90年代,启蒙主义延续并深化,对文学现代性有所深化,在反思的基础上可以看到中国文学对理性主义的突破。虽然启蒙的任务并未完成,“争取现代性的任务与反思现代性的任务并存”,因此出现了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文学思潮的同时发生。文学思潮也由80年代启蒙主义的主导转化为90年代的多元反现代性思潮,争取现代性的启蒙主义与反思现代性的文学思潮同时存在。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90年代对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接受,一方面是带有启蒙主义性质、追寻西方现代性的表现,另一方面又是对反思现代性需求的回应。

可以说90年代国内文化批评的转向直接与对西方文论的引介相关。文化批评在当时不仅拓宽了文学批评的视野,改变了文学批评的路径,丰富了文学批评的可能性,重新确立了文学的文化意义与社会意义,甚至已经改变了“文学”与“文学理论”本身。新的理论以及批评话语作用显著,如“陈晓明等以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对先锋小说的研究,王一川等以叙述学理论对新时期文学的研究”,都是上佳的例子;但与此同时盲目追逐西方文学理论导致批评失语的现象也确实存在。“我们遭遇了一个巨大的悖论:一方面是新的文学批评话语、新的名词术语的铺天盖地、花样翻新;一方面是真正‘有效’的批评语言的极度匮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90年代理论论争、文化论争时有发生,但其本质多为话语权的争夺。“中国的学者则非常严肃,认为理论上的争论就代表了对中国文化的发言权,甚至有人说后现代理论也有所谓文化霸权这回事,要争得话语上的霸权、理论上的霸权,要比别人表述得更强有力,要在论争中把自己的一套理论表述得更有知识,进而取得更大权力。非常有意思的是,这样一种心态更证明了中国所谓现代性并没有完结。” 90年代以来的文化论争出现了两个误区,一是价值论压倒了认识论,二是时间性压倒了空间性。它因此成为了一个超越学理问题的问题,甚至直指文化权利与欲望想象。论争甚至成为本质,为了论争而论争,为了出名而论争,为了不被遗忘而论争。在这里,方法不是为认识和本体服务的,方法的意义就在于它是论争的武器,方法就是本体。在这个过程中西化思潮,特别是借助于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而来的西化思潮充当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坛的文化论争话语资本的角色,呈现出与前一个时期不同的面孔。


三、体现普世主义与真理价值标准的

进入新世纪以来,“对中国当代文学进行价值评判”作为一个核心命题贯穿整个文坛,以此为视角可见中国当代文坛的新倾向:对中国文学充满道德焦虑并对其进行道德批判。而在这个过程中海外研究恰充当了评判标准这一角色。
经历20世纪90年代的社会转型进入21世纪的中国社会突显出两大特点:价值虚无和文化真空,社会处于一种整体性危机之中。思想家提出“需要拿出一个从伦理到政治的整全性叙述,为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公共文化和法律制度提供基本的核心价值,奠定社会伦理与政治的一般基础,并为人生的意义(个人美德)问题指出一个规范性的方向”。这种整体性的危机是指整个中华民族包括每个中国人都处于一种迷茫状态。许纪霖指出:“事实上,从密尔到康德的整全性古典自由主义传统在这方面有非常丰富的思想资源。如何重新回到古典自由主义,获得从德性到知识、从伦理到政治的文化领导权,成为当代中国自由主义面临的重要使命。”尽管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整体性提高,但中国人却开始质疑生存的意义。广大人民对制度和法律产生严重的不信任感,道德沦丧成为这个时代最大的问题。繁荣的物质生活、不稳定的社会秩序以及虚空的人心三者并存,政治秩序的危机和心灵秩序的危机共同存在,晚清以来中国社会的心灵危机在物欲弥漫的当今不仅没有缓解反而有所加剧。“物欲主义是霍布斯式个人主义社会的大众意识形态,也是威权主义所得以统治的正当性基础。当代的威权主义政治是去政治的(对民主的消解)、去公共的(私性政治),也是去道德的。面对历史的巨变,几乎中外所有的知识分子和思想家都哑然失语。”“如何重建本国人的精神世界”成为对当代中国最大的考验,当代文坛也面临同样问题。有学者称可以“通过对中国文化在全球的传播和影响的研究,通过对域外汉学的研究,探求中国文化的普世价值和全球意义”,并以此重建学术基础以及理论建设,以解决中国文学道德焦虑的问题。但实际上“中国文化的普世价值和全球意义”这一说法一经出现就备受质疑——到底什么是普世价值?什么是中国文化的普世价值?谁来、以及如何认可这一普世价值?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坛最具代表性的几次论争——世界文学、汉学主义、“当代文学垃圾论”等均是这一根本问题的具体表现。

其实新世纪以来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以及如何评价的问题都围绕着“普世标准和本土经验之间的矛盾”这一问题,这使得对“世界文学”概念之厘清以及对其中所包含的中外文学关系的论述早已不仅仅是比较文学领域的问题。“一百多年来的西学东渐,彻底重塑了中国文化的面貌。长时期内,国人心目中的世界文学的普世性标准无疑是以西方为主导的”,王宏图认为20世纪80年代初在表述现代中外文学关系的时候,中国人认可的是世界范围内以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文学思潮为基础的标准,在文学观念、创作方法、批评原则、艺术风格、美学理想等方面均显示出对欧洲文化霸权的认可。如果说有文学的宏大叙事话语存在的话,那标准也必然是欧美文学:“普世性价值与标准话语蕴含着强烈的乐观主义气息,它确信人类的历史将朝着理性凯旋这一终极目标不断前行,呈单线发展的轨迹。一切高级文化,均为同一棵启蒙大树上的一些枝杈,也就是说,人类的进步基本上是一种一往直前的运动,中间可能被衰退和崩溃时期打断,但无论破坏多么严重,总是能不断更新,而且无限趋近于理性的最终胜利。”中国人认可这种一体化世界文学的存在,并以这种同质化、普世性的霸权话语作为自我价值评判的标准。“在西方文化大规模输入中土的语境下,百余年来人们正是通过借助这一世界文学的观念对卷帙浩繁的中国文学进行解析、阐释。……中国数千年独特的文学经验只有在西方的概念、框架和语境中才能得到理解、才能得到其合法性的证明”。而那些无法满足普世性标准的,或者说不能被顺利吸纳、规训、化约的因素则被边缘化。即使是那些力挺中国经验、维护中国立场的批评家在论说时也无法摆脱这一无奈的事实:“尽管陈晓明肯定中国立场、本土文化意识的时候也存在维护西方普世性标准的语气,这终于透露出中国本土批评家无法回避的窘境,中国作家评论家无法撼动以西方文学经验为蓝本的普世性标准的霸权地位,当然同时又不甘束手就擒,以本土经验争取更多的话语权。”由此可见以西方为主导的普世性价值标准之根深蒂固。

顾明栋也在论“汉学主义”时表达了中国学术以西方理论作为普遍原则这一事实。他认为中国目前普遍存在的现象是中国学者的唯西方马首是瞻:学术评价上由西方学者作为权威来认定;在学术争论方面其仲裁者也由西方学者来充当。“对许多中国学者来说,得到西方学者的赞赏和认可是他们追求和珍惜的最高荣誉,西方学者的评价是最权威的定论。”当中国知识分子看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时,“中国知识分子已经习惯性地用西方的观察、构想和评价来看待中国,以及相应地用西方价值观,西方的首肯或反对来判断和衡量自己文化的价值和成就。在世界范围内,它代表了许多中国知识分子透过西方眼光,即用西方的概念、观察和评价来看待世界的普遍倾向”。新世纪以来的与国际接轨、对诺贝尔文学奖的焦虑都是例证。

作为海外汉学组成部分的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先天带有西方中心色彩,顾彬的“中国当代文学垃圾论”正是这一偏见的典型表现。新世纪以来海外汉学家通过欧美经验来判断中国经验,评判中国作家的“人品低下”和作品的“语言粗糙”,并以此来判其死刑,造成了一个中国当代文学评价之“道德迷局”。新世纪以来存在的中国社会现实困境,中国作家在竭力表现这种现实困境的真实性时所采用的非常态叙述方式,在海外汉学家西方普世价值观的观照下被贴上道德堕落的标签。中国整体社会现实的真实境况,以及处于这种真实境况下的中国作家、批评家自新世纪以来表现出的“道德焦虑感”无意中助长了、也可说是利用了海外汉学、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一部分本土批评家在评价中国当代文学时将这种所谓的普世主义价值观不加甄别地用作衡量、评判当代文学价值的唯一标准,也使得“道德评判”这一新世纪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关键词语焉不详。如此,莫言、余华被赋予暴力叙述代表作家的头衔;贾平凹的作品仅成为证明中国文化全面溃败以及知识分子道德堕落的最佳例证;阎连科作品中乡土乌托邦的最终幻灭象征了中国文化的道德劣势,等等标签,不一而足。这些作家及其作品在西方汉学家的西方普世主义立场下被用来证明中国当代文学价值的低下;而作品本身所具有的有效解释中国生活与中国经验的价值,以及在这个鲜活的时代与西方优秀文学作品进行对话的可能性均被遮蔽。


四、对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

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文坛对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接受,并非意味着中国文坛对其只有接受而无批判,其实批判之声一直存在。除了海外学者本身对海外中国学研究、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所作的反思及客观评价,本土学者的反思及建设性评价更值得关注。海外学者的洞见,如王德威在为“海外中国现代文学译丛”作的总序一文中,一面认可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所具有的思辨意义,一面又强调研究者应该具有理论自觉,认为“九十年代以来西方中国现代文学界众声喧哗,挟洋以自重者多,独有见地者少”,海外学者不加辨识地将西方理论转嫁中国领域的做法并不可取。另如王小平也撰文从北美地区的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末发生的“理论转向”入手,对具有差异性的三种研究范式——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理论批评潮流,以“文化生产(场域)”视角进行研究的范式以及历史阐释学方法进行详细辨析,并对使用这些研究范式进行中国文学研究的北美学者代表性论著进行分析评价,阐释这些理论及其应用的“见与不见”。本土学者如郜元宝在谈“现代文学研究新空间的开创”时所采用的“文心”标准与全盘接受海外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中国学者的观点绝不雷同。他认为,“由美国学院政治而来的社会学和文化研究的旨趣,恰恰是教人们在解读社会和文化问题时故意忘记个人灵魂的问题”,而实际上回到文学,通过文学追问个人灵魂的根据才应该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中心话题之一。再如陈平原提出中国本土学者在与海外汉学家对话时应该持有的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中国学界在接受海外汉学作为重要思想及学术资源时不能忘记增强自我研究的独立性与自信心这一根本原则,需要自立门户、自坚其说;不扭曲自己的学术立场,做一个有情怀的人文学者是本土学者面对海外冲击波时应该秉持的态度。与此同时,比较文学研究学者自觉抵制汉学主义的观点及态度也值得关注。如张西平认为对汉学的考察和反思是中国当代学术和文化重建的重大问题,需要在更大的学术范围内加以考察;提出用跨文化的视角审视这个发生在中国以外的关于中国的知识和文化系统。特别是季进对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展开研究之研究的系统性、全面性工作,成效显著。他通过还原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基本面貌,系统梳理出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谱系及其发展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总结和评价。在最近的一篇文章《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再反思》中提出中肯建议:对于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客观的态度是不仓促批判其汉学主义的色彩,而是深入考察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处身其中的学术传统与全球化语境,通过聚焦趋势与问题,“彰显其洞见与不察,从而推动海内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走向一种学术共同体”。这一态度值得肯定。

挂一漏万,海外及本土学者对此问题的反思及客观、建设性批评因本文篇幅有限未展开详细论述。从以上提到的代表性评价可见中国文坛对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接受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发展趋势:接受与批判共存,在批判的过程中从开始的只破不立,到今天的有破有立,注重对话性、合作性及建设性。由此也可见中国文坛以及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之发展与进步。


本文在4/7/2017 10:20:52 AM被施雨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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