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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论陈映真的“台湾文学观” 发表日期:2016-12-02
作  者:刘俊出处:原创浏览1084次,读者评论0条论坛回复0条
论陈映真的“台湾文学观”
文/刘俊
2016年12月02日,星期五

陈映真对于台湾文学不但有着自己的界定,而且他对台湾文学的发展历史还做过较为系统的梳理。在《大众消费社会和当前台湾文学的诸问题》一文中,他从总体上明确地表达了他的“台湾文学”观,那就是“从日据时代到今天在台湾产生的诗、戏剧、小说、散文等,皆为台湾文学。并且,她是中国近代文学的一个支流,一个部分”(1)。《四十年来台湾文艺思潮之演变》、《台湾文学和第三世界文学之比较》等文章,则体现了陈映真在看取台湾文学时宏阔的历史视野。作为一个身在台湾的中国作家,陈映真对台湾文学的思考是长期的、深入的、全面的和自觉的。
在陈映真的台湾文学观中,现实主义(乡土)文学是他坚守的基本方向,并以此为立足点引发出对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的思考和判断;而坚定的中国意识和左翼立场,又使他在看取台湾文学的时候,总是将台湾文学放在中国文学的范围内和第三世界文学的格局中来加以考察。这样的“台湾文学观”,使陈映真在中国台湾作家中,成为既具有乡土立场又具有中国情怀、既能深入现代主义文学又能对之进行反思、既有中国意识又具世界视野的代表性作家之一。


立足现实主义(乡土)文学·反思现代主义文学

现实主义在陈映真那里,是文学观念的核心,也是他文学世界的基本风貌。对于什么是现实主义,韦勒克(R.Welleck)在《批评的诸种概念》一书中曾对之进行过 “描绘”(他不说“定义”),那就是:现实主义是“当代社会现实的客观再现”(2)。在韦勒克所“描绘”的现实主义中,“客观”的背后“已经暗含和隐藏着训喻性”(3),事实是,“当作家转而去描绘当代现实生活时,这种行为本身就包含着一种人类的同情,一种社会改良主义和社会批评,后者又常常演化为对社会的摒斥和厌恶。在现实主义中,存在着一种描绘和规范、真实与训喻之间的张力”(4)。很显然,在现实主义的“客观再现”和它“暗含和隐藏”的“主观”之间,是有着一种理论上的矛盾性的,“这种矛盾无法从逻辑上加以解决,但它却构成了我们正在谈论的这种文学的特征”(5)。
如果说韦勒克对现实主义的“描绘”主要针对的是西方“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问题”(6),那么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台湾作家陈映真那里,他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则与台湾六十到八十年代的社会现实和文学生态密切相关。从总体上看,陈映真的现实主义理念,主要体现为通过文学世界,反映台湾社会现实――“光明的、激荡的和鼓舞人心的现实,和反面的、激发人去改革的现实”,并“借着‘反映社会现实’,来建设人间乐园”(7)。陈映真对现实主义的深刻理解,置诸二十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的台湾社会环境,则与台湾文学中的乡土文学有着极大的重叠性。虽然对于台湾乡土文学的历史和它在七十年代的突出表现,人见人殊,有各种不同的解读,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王拓在一篇文章中的观点,却颇具代表性,那就是:将台湾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兴起的乡土文学称作现实主义文学,比用乡土文学这一概念更为合适也更加准确(8)。

在这一背景下,陈映真对台湾乡土文学的执著,也就体现为对现实主义文学的服膺和坚守,由此,陈映真认为“现实主义有非常辽阔的道路”,“现实主义为什么辽阔,因为生活本身的辽阔规定了现实主义的辽阔”(9),也就可以视为是陈映真对台湾乡土文学的一个基本判断。纵观陈映真的相关论述,我们发现,陈映真的现实主义(乡土)文学观,至少应包含如下内容:


(一)文学要反映辽阔的社会生活(反映论)

陈映真的现实主义(乡土)文学观首先表现为一种“外视”的特点。在《关怀的人生观》一文中,陈映真明确提出“艺术应该来自生动活泼的具体社会生活”。在《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一文中,他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我总觉得,文学像一切人类精神生活一样,受到一个特定发展时期的社会所影响,两者有密切的关联。因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时代精神’”。一九七一年的“保钓”运动,使“台湾文学也有了转变,那就是以黄春明、王祯和为代表的‘乡土文学’。这一个时期的文学作家,全面地检视了在外来的经济、文化全面支配下,台湾的乡村和人的困境。……着手去描写当面台湾的现实社会生活和生活中的人。在文学形式上,现实主义成为这些作家强有力的工具,以优秀的作品,证实了现实主义无限辽阔的可能性。……新生代提出了文学的社会性,提出了文学应为大多数人所懂的那样爱国的、民族主义的道路。他们主张文学的现实主义,主张文学不再叙写个人内心的葛藤,而是写一个时代、一个社会”(10)。


(二)文学应对改造社会具有帮助(功能论)

文学对改造社会有所帮助在陈映真那里,主要体现为唤起民众思想的觉醒、鼓舞民心、同情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为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自由而努力奋斗。在《医学和文学上的几个共同思考》一文中,陈映真认为文学“作品能对其它的人有益处;作品能对于人的应该怎么生活,怎么活的问题提出意见;希望文学能对于苦难的自己的同胞有帮助;希望能唤起那些被困在愚昧和贫困的老百姓,启蒙他们,来共同面对自己的国家,自己民族的命运”,并“对于世界和人类有帮助”。在《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这篇文章中,陈映真对在台湾的当代中国作家秉承了“关心民众的疾苦,与自己民族的独立与自由”这一“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重要的传统操守”而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中国的文学,和世界上一切伟大的文学一样,侍奉于人的自由,以及以这自由的人为基础而建设起来的合理、幸福的世界。因此,中国的新文学,首先要给予举凡失丧的、被侮辱的、被践踏的、被忽视的人们以温暖的安慰,以奋斗的勇气,以再起的信心。中国的新文学,也要鼓舞一切的中国人,真诚地团结起来,为我们自己的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自由,努力奋斗”。


(三)文学应具有批判(抗议)性和民族性(特征论)

对于现实社会中的黑暗和不公,以及美日跨国资本的渗透对台湾民众所带来的思想、观念和心理方面的负面影响,陈映真不但在自己的小说中对之进行了艺术化的揭露和批判,而且在理论论述中,也对此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在《变貌中的台湾农村》一文中,陈映真以宋泽莱的小说《打牛湳村》为例,指出这篇小说“表现了现代台湾小说在描写、批判和抗议上独特的积极性”。对于吴浊流的小说《亚细亚的孤儿》,陈映真认为作品中“反抗侵略、爱国的现实主义传统”这一精神特质值得提倡。在《医学和文学上的几个共同思考》一文中,陈映真认为“中国的文学家,便必须善于从民族的生活中,汲取丰富的创作源泉,在国际文学交互影响中,建设真正具有中国特点的文学”。
在文学应具有民族性问题上,陈映真特别强调民族精神的体现和民族语言的运用。对于前者,陈映真除了在上面引用的《医学和文学上的几个共同思考》一文中有所论述外,还在《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一文中特别指出:作家“必须首先和我们所日日居息的土地、和我们所日日相与的同胞有心连着心的感情,我们才和自己的民族血脉相通,才能在弥漫的外来影响中,为淡漠、漂泊甚至失丧的民族感情,找到一个稳固的、中国的归宿”。对于后者,陈映真不止一次地在论文中提及。在《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这篇文章中,陈映真对许多台湾作家“使用了具有中国风格的文字形式、美好的中国语言,表现了世居在台湾的中国同胞的具体的社会生活,以及在这生活中的欢笑和悲苦,胜利和挫折。……用自己民族的语言和形式,生动活泼地描写了台湾――这中国神圣的土地和这块土地上的民众”给予了充分肯定。在评论台湾诗人高准诗作的特点时,他对高准诗歌语言的民族性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高准的诗,是台湾极少数优秀地秉承并且发扬了中国抒情新诗传统的诗之一。他的语言清晰,充满了浓郁的情感。他的汉语准确、丰美,并且表现出中国新诗在韵律和音乐上的辽阔的可能性”(11)。

如果说陈映真的现实主义(乡土)文学观在反映论、功能论和特征论上具有以上几个特点的话,那么他的这种乡土文学立场是伴随着他对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的反思确立起来的。陈映真自称“台湾作家里面没有一个像我这样持续性对现代派、现代主义的批评”(12),事实也正是如此。在陈映真数量颇丰的文学论述中,对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的反思几乎贯穿了他众多的评论文章。在某种意义上讲,陈映真一再地、反复地对台湾的现代主义文学(尤其是现代诗)进行反思和批判,是希望通过抵抗、消除和摆脱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达到提倡和推广现实主义(乡土)文学的目的。陈映真曾直言“乡土文学最重要的一点是反抗西化的文学”,“台湾的乡土派不是写台湾,从世界的角度看起来,是反西化的一种文学”(13),而在台湾,“西化”文学的代表无疑是现代主义文学。在陈映真那里,他对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的反思和批判主要集中在如下几点:
(一)台湾缺乏与西方产生现代主义文学相类似的土壤,因此在台湾不可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主义文学,这使得台湾的现代主义文学只能是亚流的。
陈映真认为“文学、艺术的现代主义之生长,需要有一定的的土壤。这些土壤,是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异化的深刻化;现代城市生活和机械文明对人的精神戕害所引起的普遍的心理病变;因帝国主义世界战争所引起的对人和世界单纯的信念的幻灭和失望。这些条件,在台湾现代主义文艺(包括诗、绘画和音乐)全面兴旺起来的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前大半,是不存在于台湾社会的”(14),因此,“台湾现代主义艺术和文学,是一种虚构的文学与艺术,缺少正常的、合理的土壤”(15)。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现代派诗歌在台湾的兴起和繁盛,在陈映真看来,很大程度上“只是我们的诗人从西方的现代派作品中支借过来的不真实的情感,当作一种流行,硬把这个现代主义的衣服穿起来”(16),因为“五十至六十年代的台湾――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还早在低度开发的时代”,因此,“所谓人的疏离、孤独、焦虑、感官的倒错――这些精神面貌”这些“高度资本主义社会下的产品”,也就不可能成为台湾现实土壤中自然生长出来的真实情感,而只是一种从西方“支借”来的“不真实的情感”(17)。由是,陈映真眼里的“五十年代以后的现代主义”,也就成为“不干涉生活;专事描写个人内心的矛盾、纠葛;不描写历史,在作品中根本是看不到时间的变化。而且多半是憨直地模仿西方文学”的产物(18)。这样的现代主义,在陈映真的眼里,就“不但是西方现代主义的末流,而且是这末流的第二次元的亚流”(19)。
(二)台湾的现代主义文学是对现实的逃避、与五四新文学的断绝以及西化的产物。
对于现代主义文学何以会在五十年代的台湾出现并在六十年代蔚为大观,陈映真认为既是出于对现实的回避,也是因了台湾文学由于政治原因与大陆三四十年代文学的阻隔,以及伴随着西方强势资本裹挟而来的西方文艺的渗透。陈映真认为,“出现在台湾的现代主义,它基本上是因着在肃清运动之后,对于所谓激进的、批判现状的、现实主义的文学产生畏惧。因此,才逃避到现代主义那种不描写具体人生、不描写劳动、斗争的文学中了。现代主义是非常好的逃避场所”(20),而“中国在三四十年代的重要作品,连同它们的表现形式――现实主义的、前进的、社会的、干预生活的表现形式――成为严重的写作禁忌”(21),也使 “我们与五四以来的文学传统之间,产生一个断层。由于这个断层,我们那一代台湾的文学青年必须自己去寻找我们所要学习的榜样,或者是我们所要继承的传统。在那个时代里,我们能寻找到的,就是英美文学,并将之作为我们写作的榜样”(22)。与此同时,从一九五[表情]年到一九六五年,“外来资本在台湾经济生活中的重大支配地位,除了带来外国资金、技术和商品对于台湾资本和商品市场的支配,连带地也在文化、学术、思想、文学和艺术上,发挥了支配作用。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现代’画、‘现代’音乐和‘现代’诗,便在这个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背景下,开始了畸形发展。中国三四十年代文学经验中语言和思想的断绝上,使西化的、形式主义的、颓废的文学,在台湾当时语言和思想两皆贫困这个基磐上蔓生起来。一时间,台湾现代诗几乎席卷了台湾年轻的诗坛。晦涩的诗创作、诗翻译和诗论,像宗教的奥义书一般,到处有人苦读和模仿。”(23)

(三)台湾的现代主义文学是对西方文化的附庸,并破坏了中国文学的传统。
虽然陈映真对台湾的现代主义文学并非全盘否定,认为它“好几年来,他们以他们的样式,在语言的开拓上,在某种对于现代的反映上,做出了一定的成绩”(24),但从总体上看,他对台湾的现代主义文学,基本上是持一种否定的态度。他否定的理由主要有:首先,“七十年代以前,台湾不论在社会上、经济上、文化上都受到东西方强国强大的支配。在文学上,也相应地呈现出文学对西方附庸的性格”(25),而这种文学的附庸性格,就集中体现在现代主义方面;于是,“我们的现代主义文艺,变成了一种和实际生活、实际问题完全脱了线的把戏。……我们的现代主义文艺,不是徒然玩弄着欺罔的形式,便是沉溺在一种幼稚的,以‘自我’那么一小块方寸为中心里的感伤;不是以现代主义最亚流的东西――堕落了的虚无主义、性的倒错、无内容的叛逆感、语言不清的玄学等等――做内容,就是蜷缩在发黄了的象牙塔里,挥动着废颓的白手套。在客观上,台湾的现代主义先天的就是末期消费文明的亚流的恶遗传;在后天上,它因为一定的发生学上的环境,成为一种思考上、知性上的去势者。结果,我们的现代主义便缺少了一种内在的生命力,缺少一种自己生长,自己纠正自己和接受新事物等等的能力”(26);其次,陈映真“觉得现代诗把中国整个的汉语的优美传统完全非常任性地、非常不负责任地加以破坏了”,“中国人……都不可能懂得现代诗所写的是什么”,因此反对现代主义“不是因为它来自外国,而是因为它对传统的中国传统的文学语言、精神认同的决绝和破坏”(27)。

(四) 台湾的现代主义文学必将被现实主义(乡土)文学所取代

陈映真对台湾现代主义文学持续地进行批判,除了对现代主义文学有一个基本的负面判断之外,很大的一个原因还在于他认为现代主义文学不能代表文学发展的正确方向。基于文学反映论和功能论的文学理念,陈映真对“没有思想、没有历史、没有生活,只醉心于挖掘内心纠葛藤”(28)、并且“极端的形式主义、极端的个人主义、晦涩、孤立”(29)的现代主义文学长期主导台湾文坛甚感痛心,认为这样的文学应该“再开发”,而这种“现代主义的再开发”,其方向其实就是朝着现实主义(乡土)文学迈进。按照陈映真的设计,“现代主义的再开发”首先要“回归到现实上”,其次是要“具有人的体温的,对于人生、社会抱着一定的爱情、忧愁、愤怒、同情等等的人的思考”(30)。在台湾,经由七十年代初的“保钓”运动和“现代诗论战”,一种新的文学形态(特别是在诗歌领域)在上升崛起。陈映真通过对蒋勋、施善继、吴晟、高准几位诗人和宋泽莱等小说家的作品的分析,以他们文学立场的转变(都具有从个人的、内心的、晦涩的现代主义走向社会的、外在的、清朗的现实主义的创作轨迹)为例,强调现实主义(乡土)文学取代现代主义文学是台湾文学发展的必然:“倘若现代派的诗是暧昧的,那么将生的新诗一定是走向清楚白话的;倘若现代派是苍白的个人主义,那么将生的新诗或许要走上比较涉世的道路,去拥抱整个社会和人生吧;倘若现代派的声音是没有出路的苦闷,绝望和不信,则那将生的新诗也许要以他们步入成熟时代的信心,去建造、去追求一个全新的信仰,也说不定;倘若现代派一直苦于精神和思想上的大疏离,那么,将生的新诗或者将要以一个全新的视点,找到他们的定向吧;而倘若现代派堕落到使他们的作品成为形式主义的游戏,则在将生的新诗中将只见生动活泼的内容,使形式因熔化在内容中而不见了。”(31)

台湾角度·中国立场·第三世界视野

在台湾战后七十年代兴起的乡土文学运动中,对乡土的不同理解以及对乡土文学性质的认识,曾引发两个阵营(以本省籍作家为主的乡土派左翼阵营和以外省籍作家为主的国民党右翼阵营,以及乡土派内部以陈映真为首的中国派阵营和以叶石涛为首的本土派阵营)的剧烈论争。在这场论争中,陈映真既以一个乡土派左翼作家的身份,倡导文学关注社会现实、揭露社会黑暗、对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予以人道主义的关怀、以中国文学的民族风格取代在他看来是“西化”的现代主义文学影响,同时也以一个身在台湾的中国作家的身份,对乡土文学中隐约出现的以突出本土意识为核心的分离主义倾向,进行了迅速而又有力的批驳。如果说陈映真对现代主义文学的批判是源于他认为这种文学附庸的西化性格和个人主义、形式主义、脱离现实的特性,那么,对在一九七七年乡土文学论战中有所冒头的带有分离主义意识的本土文学观的批判,则是由于这种观点彻底违背了陈映真对台湾文学“是中国近代文学的一个支流,一个部分”的定性。因此,作为一个“死不悔改的‘统一派’”(32), 反对具有分离主义倾向的本土文学观,对于陈映真来说,就和坚持并弘扬现实主义(乡土)文学,反对在他看来是“西化”的现代主义文学同等重要。
在陈映真的理解中,“在乡土文学运动时,台湾文学是以在台湾的中国文学这样的概念提出的”(33),因此,在他的心目中,“乡土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34)这一点是确凿无疑、不容置辩的。这与当初参与乡土文学论争的另外一些怀有本土意识的台湾作家(以叶石涛为代表)对台湾文学的认识显然有着本质上的差别。对于台湾文学的中国属性,陈映真在自己的文章中一再地反复论述。他强调“台湾的命运与中国大陆的命运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就整个历史的角度来观察,台湾如果离开了中国大陆,其后果是不堪想像的。就文化、思想、艺术的运动而言,也与中国大陆政治、经济体制的变迁,有着不可割离的关系存在。因此,它绝非一个单一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那么,在文学发展的道途上,显然也无法单独地发展现代主义”(35)。针对叶石涛文章中提到的“台湾意识”,陈映真明确地将自己对“台湾意识”的理解,定义为“‘台湾意识’的基础,正是坚毅磅礴的‘中国意识’”(36)。在批判在他看来是“西化”的现代主义文学的过程中,陈映真强调的“民族性”,也一直是以中华民族的民族性为旨归,因此,作为现代主义文学对立面的乡土文学,也就“是现在条件下中国民族的重要形式。……乡土文学一开始就明白公告了它中国的、民族主义的、爱国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特点”(37)。对于有些学者以日据时期台湾文学中所体现出的民族性来突出台湾意识,陈映真特别强调“日据时代台湾文学中的反日本帝国主义精神,有一个明白的基础,那就是以中国祖国为认同主体的民族主义。离开这个民族主义,是无从理解日治下台湾文学的抵抗精神的”(38)。当日本学者松永正义认为“台湾文学无可怀疑的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时(39),陈映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认同松永正义的证明,那就是:“台湾和其他华侨社会间最大的差异点,在于台湾和中国近现代史中,探索“中国往何处去”的全民族在运动中,关于中国未来去处的方向性和可能性的探索上,一直活泼而密切地参与和感应着。……这参与中国近现代化史上民族出路的方向性和可能性的历史性格,显示了台湾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鲜明属性”(40)。如果说陈映真在肯定现实主义(乡土)文学而反思现代主义文学时,每每通过对作家(蒋勋、施善继、吴晟、高准、宋泽莱、王拓等)创作的评论,来展开自己的台湾文学观中现实主义(乡土)的一面,那么在驳斥带有分离主义倾向的本土的、媚日的、殖民主义心态的台湾文学观时,他也经常以对叶石涛、张良泽、西川满等人的台湾文学观的纠正和批判,以对吕赫若、松永正义的创作和评论的肯定,来全面阐发自己台湾文学观中台湾文学的中国属性一面。将理论主张和批评实践结合起来,全方位多角度地阐发自己的台湾文学观,是陈映真在表述他的文学思想时的一个重要特征。

当陈映真立足台湾社会(同时具有坚定的中国立场),强调文学的民族特色和关怀现实的社会功能(相应地反对文学的“西化”和个人主义形式主义乃至消费主义),并以此形成自己的台湾文学观时,他还把台湾文学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下来加以考察,那就是在世界范围内的第三世界文学的格局下,来认识台湾文学(41)。在陈映真看来,“台湾的反帝、反封建的历史特点,其实是和中国的近、现代史不可分的,从而也和第三世界国家的近、现代史,有着深刻的共同性”,“成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抵抗帝国主义历史中的一个篇章,”,因此“台湾文学其实与中国近、现代史文学,与其他第三世界文学一般,在反帝、反封建的特质上,其实是同多于殊的”(42)。在陈映真看来,台湾曾有的殖民地历史和战后的现实,最终决定了台湾文学的这种“第三世界文学”属性,那就是“和其他第三世界现代文学一样,是作为反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文化启蒙运动之一环节而产生”(43)的 ,作为世界上“第三世界文学”的组成部分,“中国――尤其是五十年代以后的台湾现代文学,经过了‘模仿’和‘反抗’(以西化文学与乡土文学间的争论为共同的特征)这个第三世界文学共同的发展过程”(44)。
对于台湾文学如何和第三世界文学产生共鸣,发生联系,陈映真的理解是:由于是在“对抗新旧殖民主义的反抗运动中,第三世界展开了各自的现代文学”(45),因此台湾七十年代的政治动荡和在国际上的种种遭际(钓鱼岛事件引发的保钓运动、退出联合国、尼克松访华),导致“文化的、政治的中国民族主义,在战后世代的台港青年中复燃,从而展开了对于五六十年代台湾西化的、附庸的文学的批判,又从而在八十年代初期,开始了对于第三世界文学的初步关怀”(46)。
当台湾文学被陈映真经由中国文学纳入到第三世界文学中进行考察的时候,陈映真也对两者的异同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和分析。对于它们之间“令人惊异的共同点”,陈映真认为首先体现为它们都需要解决语言问题:“一方面是以大众语言代替传统的贵族语言,另一方面,是以民族的大众语言代替殖民者的、外国语言”;其次,“在内容上主要以揭发和控诉殖民体制下的黑暗与痛苦、或批判国人自己的落后与无知”;第三,“在性质上批判并脱离传统的贵族、僧侣和殖民者的文学。”――从陈映真对建立台湾文学和第三世界文学自己的民族风格的归纳中,不难看出中国“五四”文学反对旧文学的历史投影;至于台湾文学和第三世界文学的不同点,陈映真认为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台湾文学具有比其他第三世界文学远为完整的文化和语言传统。
(二)台湾文学面临着逐渐失去其社会与人生的指导性格。
(三)台湾文学一般地显示历史的、文化的、哲学的贫困。
(四)台湾文学与政治间,保持着比较疏远的态度。(47)
由于陈映真对台湾文学的思考,有着世界范围内的第三世界文学这一维度,因此他在台湾参与倡导现实主义(乡土)文学,反思现代主义文学,也就有了更为广大的西方世界文学和第三世界文学两相对立、明确分野的“国际”背景,由是,在第三世界文学中长期存在着的两个标准,“一个是西方的标准,一个是自己民族的标准”(48),在陈映真看来,就在台湾文学中经历了从向殖民的、霸权的、西方中心的文化扩张的结果――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学习和模仿、以它们的标准为标准,向自主的、民族的、社会的新型民族文学之路的转变――也就是第三世界文学经过觉醒和抗争,最终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标准。这也就是陈映真所说的“对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作家,他们所关心、面对的,是整个残破的国家――是一个落后的、百废待举的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他们思考着国家、民族、个人的自由。他们思考人应该怎么活着,才像一个人,一个社会应该怎么样才能保障人的自由、人的尊严;一个国家应该怎样才能保持他的独立,民族应该怎样才能从帝国主义下获得解放。这些,是落后而贫困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包括文学家在内――所日夜思考的问题。……纵观整个第三世界文学,莫不充满着这种国家的血泪、悲忿、抗议――对谎言的斥责和对压迫者的抨击,以及对残破的祖国,对伤痕累累的同胞所流下的热泪”(49)。“第三世界文学”观念的代入,使陈映真在坚持现实主义(乡土)文学,批判现代主义文学;坚持中国立场,驳斥分离主义倾向这一过程中,有了更为深广的世界性视野,也因此,他的台湾文学观就显得尤为阔大和深刻。
从总体上看:对“现实主义(乡土)的台湾文学”的坚持,对“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的坚持,和对“台湾文学经由中国文学成为第三世界文学的一环”的坚持,形成了陈映真台湾文学观的一翼;而反对“西化的(即现代主义的)台湾文学”,反对“带有分离主义倾向的台湾文学”,和反对“成为西方文学世界附庸的台湾文学”,则形成了陈映真台湾文学观的另一翼,这互相对应的两翼的合成,构成了完整意义上的陈映真的“台湾文学观”。

转自春温秋肃

注释:
(1)陈映真:《大众消费社会和当前台湾文学的诸问题》,《文季》,1卷3期,1983年8月。
(2)R.韦勒克著,丁泓等译,《批评的诸种概念》,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年1月版,第230页。
(3) R.韦勒克著,丁泓等译,《批评的诸种概念》,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年1月版,第232页。
(4)同上。
(5)同上。
(6)R.韦勒克著,丁泓等译,《批评的诸种概念》,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年1月版,第216页。
(7)陈映真:《关怀的人生观》,《小说新潮》第2期,1977年10月。
(8)参见王拓《是“现实主义文学”,不是“乡土文学”――有关“乡土文学”的史的分析》,《仙人掌》第1卷第2号, 1977年4月1日。
(9)彦火:《陈映真的自剖和反省》,《华侨日报》1987年5月22日。
(10)陈映真:《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仙人掌》第5期。
(11)陈映真:《不怕寂寞的独行者高准—高准<文学与社会>中文学评论文章读后》,《文学与社会》,1986年10月。
(12)彦火:《陈映真的自剖和反省》,《华侨日报》1987年5月22日。
(13)同上。
(14)陈映真:《试论吴晟的诗――序吴晟<泥土>》,《文季》1卷2期, 1983年6月。
(15)同上。
(16)陈映真:《医学和文学上的几个共同思考》,收入《孤儿的历史·历史的孤儿》,远景出版社,1984年9月版。
(17)同上。
(18)钟乔:《文学、政治、意识形态――专访陈映真先生》,《两岸》诗丛刊2期,1986年12月。
(19)陈映真:《现代主义的再开发――演出<等待戈多>的随想》,《文学季刊》1967年3月。需要说明的是,从总体上看,陈映真对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的基本评价,虽然深刻独到,但也不无偏颇之处。台湾现代主义文学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并已为历史所证明。本文有关陈映真对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的评价(批判),只是引述而不作探讨和评判。如何理解和看待陈映真对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的评价,当另外撰文专门论述。
(20)钟乔:《文学、政治、意识形态――专访陈映真先生》,《两岸》诗丛刊第2期,1986年12月。
(21)陈映真:《试论吴晟的诗――序吴晟<泥土>》,《文季》1卷2期, 1983年6月。
(22)陈映真:《医学和文学上的几个共同思考》,收入《孤儿的历史·历史的孤儿》,远景出版社,1984年9月版。
(23)陈映真:《试论吴晟的诗――序吴晟<泥土>》,《文季》1卷2期, 1983年6月。
(24)陈映真:《现代主义的再开发――演出<等待戈多>的随想》,《文学季刊》1967年3月。
(25)陈映真:《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仙人掌》第5期。
(26)陈映真:《现代主义的再开发――演出<等待戈多>的随想》,《文学季刊》1967年3月。
(27)陈映真:《医学和文学上的几个共同思考》,收入《孤儿的历史·历史的孤儿》,远景出版社,1984年9月版。
(28)《海峡》编辑部:《“乡土文学”论战十周年的回顾――访陈映真》,《海峡》,1987年6月号。
(29)陈映真:《试论蒋勋的诗――序蒋勋<少年中国>》,《现代文学》复刊第11期,1980年7月。
(30)陈映真:《现代主义的再开发――演出<等待戈多>的随想》,《文学季刊》1967年3月。
(31)陈映真:《期待一个丰收的季节》,《草原》创刊号,1967年11月。
(32)蔡源煌:《思想的贫困――访陈映真》,《台北评论》第2期,1987年11月。
(33)《海峡》编辑部:《“乡土文学”论战十周年的回顾――访陈映真》,《海峡》,1987年6月号。
(34)陈映真:《关怀的人生观》,《小说新潮》第2期,1977年10月。
(35)钟乔:《文学、政治、意识形态――专访陈映真先生》,《两岸》诗丛刊第2期,1986年12月。
(36)陈映真:《“乡土文学”的盲点》,《台湾文艺》革新第2期,1977年6月。
(37)陈映真:《在民族文学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仙人掌》第2卷第6期,1978年8月。
(38)陈映真:《思想的荒芜—读<苦闷的台湾文学>敬质于张良泽先生》,《中国时报》1981年2月22日。
(39)《海峡》编辑部:《“乡土文学”论战十周年的回顾――访陈映真》,《海峡》,1987年6月号。
(40)陈映真:《台湾文学和第三世界文学之比较》,《文季》第1卷第5期,1983年1月。
(41)“第三世界”一词是从法国"第三等级"一词演绎而来。《大英百科全书》第9卷中说:“‘第三世界’, 在50-60年代泛指亚洲和非洲的殖民地国家或非工业化国家”。1966年,美国华盛顿大学社会学教授欧文·路易斯·霍罗维茨在他的《三种发展阶段的世界》一书中,认为:“‘第一世界’是指美国统治的世界,包括其西欧盟国以及在拉丁美洲和世界各地的‘卫星国’;‘第二世界’是指苏联统治的世界,历史上是俄国的势力范围,包括其东欧和亚洲部分盟国和‘卫星国’;‘第三世界’是指在亚、非、拉地区的不结盟的非‘卫星国’,通常包括:经济上从阿尔及利亚到南斯拉夫,政体上从印度到中国等各式各样的国家”。在中国,毛泽东在1974年2月22日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了他的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毛泽东认为:“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同年4月,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并于10日在大会上发言,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引起了世界各国广泛的关注。对“第三世界文学”的理论阐释则以詹明信(FredricJameson)的“所有第三世界的文本均带有寓言性和特殊性:我们应该把这些文本当作民族寓言来阅读”最为著名。从陈映真在文章中提及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国――包括台湾、朝鲜-韩国、菲律宾、印尼、哥伦比亚、智利等)来看,他的“第三世界”应是指遭受过帝国主义侵略和统治的受压迫民族国家,接近于毛泽东所说的“第三世界”。
(42)韦名:《陈映真的自白――文学思想及政治观》,《七十年代》1984年1月。
(43)陈映真:《台湾文学和第三世界文学之比较》,《文季》第1卷第5期,1983年1月。
(44)陈映真:《反讽的反讽――评<第三世界文学的联想>》,《自立晚报》,1984年3月24日。
(45)同上。
(46)同上。
(47)陈映真:《台湾文学和第三世界文学之比较》,《文季》第1卷第5期,1983年1月。
(48)同上。
(49)陈映真:《医学和文学上的几个共同思考》,收入《孤儿的历史·历史的孤儿》,远景出版社,1984年9月版。

刘俊,男,1964年9月出生,苏州大学文学学士(1986),南京大学文学博士(1991)。现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获得者(2007),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2014)。受聘为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暨南大学海外华文文学与汉语传媒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兼任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副会长。专业方向为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著有《悲悯情怀——白先勇评传》、《世界华文文学整体观》、《越界与交融:跨区域跨文化的世界华文文学》、《复合互渗的世界华文文学》等论著七部,主编、参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导引》等教材多种。曾赴美国Grinnell College任访问学者(2005),并曾任加拿大滑铁卢大学(University of Waterloo)孔子学院中方院长(2009—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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