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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妈妈的奇异兄弟们发表日期:2016-10-31(2017-04-06修改)
作  者:晓梅出处:原创浏览1000次,读者评论0条论坛回复0条
妈妈的奇异兄弟们
文/晓梅
2016年10月31日,星期一

前言

  我的《九姨、十姨和妈妈》一文引起了不少亲友的反响,大家为她们的姐妹深情感动,有的说:“这就是大家闺秀。”我跟姨姨们转述朋友们的一些赞语时,两位姨姨说她们的相处很平常,“不过是家风”,两人不约而同地用到“家风”一词。

  写那篇文章时,我跟九姨和十姨询问、核实情况,她们回答时提到了一些舅舅。妈妈姨姨舅舅们小时候都在一个大家族里共同生活,人多来往、事多勾连,于是,我想趁着两个姨还健在,把舅舅们有意思的事也写下来。这几天,我打电话请两个姨姨和大姐说说舅舅们的经历,只是,越听越觉得,多个舅舅的故事上不得台面,而九姨和十姨也不约而同地说:“不光彩的,不用写啦。”

  妈妈她们姐妹个个会厨艺、善女红,还多多少少受过教育。妈妈熟知一些老话,如“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黎明即起,洒扫庭除”等。此外,过去听妈妈和九姨聊天时总说她们小时常要“拨棋子”,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九姨告诉我说是一种农活,就是在灌溉菜地时给田畦(音与棋相同)培土、放水。兄妹中最小的十姨说她也拨过畦。在重男轻女的封建社会,郭家能将女娃们也送去上学;家里有伙计(佃户),还有那么多青壮男儿,却还让女娃们干农活,显示了这个家族确实有勤劳治家、耕读传家的家风。我想,这样的家风,一定也给了儿时的舅舅们熏陶。 

  舅舅们都上过学,受过“仁义礼智信”等中国传统德行的教化,后来他们有“不光彩”的品行,一定有其原因。写下来,是记录历史,也是对后人的警醒。于是,我斗胆下笔写下一点可能对舅舅们不敬的文字,想姨姨们和舅家的后人们能原谅。

※※※※※※※※※※※※※※※※※※※※※※※※※※※※※※※※※※※※※※※

  妈妈的爷爷(郭四载)在山西省定襄县宏道镇种菜起家。他的家庭也如他种的菠菜一样,生机勃勃、儿孙满堂。他一连生了五个儿子,这五个儿子除了刚成年的三子因伤寒而亡、未能娶妻生子外,共繁衍出八个孙子、十个孙女。因为儿子们结婚后没有分家,所以,孙子、孙女分别按性别大排行。老五家的孩子多,其长子(五舅)给早逝的三姥爷顶门。


太姥爷家系简图,第三代以叔伯大排行称呼,男女分列,数字示年龄排序。

  妈妈的父辈、即我的五个姥爷,按九姨的话说,“没闹下什么光景,但维持住了家业。”郭氏家族不但人丁兴旺,而且有房、有地、有铺子,在当地赫赫有名。十姨回忆说:“宏道到贾庄的道上有郭家的坟地,那里盖起了一座大牌楼,气派得很,十里八乡都比不过。可惜文革时大牌楼被拆了。”

  后来,在已成家的三舅的提议下,五股分家,镇中心十字里(因宏道镇主要街道呈十字形而名)的铺面也分了。姨姨们细细地给我描绘她们儿时的家园:每家至少有一百亩地,一个大院子。青砖漫地的四合院里有高大的砖瓦房,后面是园子。郭家几个大院和各家的伙计房、骡马圈、场院等,占了宏道镇东街的好大一部分。

  郭家的园子有四十亩之大,建有高高的土围墙。九姨说:“们爷爷作务土和别人不一样,下了功夫,墙打得可结实哩。墙头上面还有瓦防雨。”分家后园子还是连在一起的,只不过大园子里套了多个小园子。围墙外是郭家的田地。园子靠近住房的地方地势较高,靠村边的是个下坡,有水道,下雨后雨水自然流到坡下,可浇地用。在园子里,太姥爷和姥爷们依地势栽了各种树,如榆树、椿树、柏树等,特别是还有大片枣树。九姨回忆说:“树可多哩,盖房时就到园子里砍树;粗的枣树两个人都抱不住。”十姨也说:“打枣时全家出动,鲜枣吃不完,要在棚子上晾干,要不就烂了。咱们家一年到头有枣吃。”除了树木瓜菜,园子里还种有喂牲口的苜蓿和高粱、让人啃吃的嫩玉米、可做鞋编绳的麻、用来编炕席和包粽子用的苇子等。

  舅舅们不但有祖上的余荫庇护,而且都接受了良好的教育,照理说分家后各家该越过越好。可是,应了“富不过三代”那句话,多个舅舅沾染了那个时代富家纨绔子弟的劣习:游手好闲、嫖妓、找小老婆、甚至抽大烟。没钱了就偷家里的东西卖,最后卖地卖房子。在大家族里,亲人们住到一起、往来密切,本来是好事,谁知上梁不正下梁歪,兄长教唆弟弟、小舅子跟着姐夫学坏,甚至当爹的带着儿子在园子里种罂粟,并且自己熬制大烟膏。说话一向温柔委婉的十姨说:“哥哥们不争气的多。”而妈妈直接称她败家蚀业的兄弟是“灰鬼”,九姨也直言:“没有几个好东西!”

  尽管如此,少年时的共同生活使郭家的堂兄弟姐妹大多感情上很亲近,尤其是妈妈,人生活在北京四十多年,但脑子还在过去的宏道里,常把这个兄弟、那个姐妹,还有她那几十个侄男甥女挂在嘴上,不分远近亲疏。我很长时间搞不清哪个舅舅/姨姨是哪个姥爷家的;更不明白家风淳朴、尤重教育的郭家,到了第三代,女娃们被培育成了大家闺秀,男娃们怎么大多变成了“灰鬼”。

  九姨解释说:“家里有吃有喝的,他们不待要(山西话:不愿意。下同)受苦。”姨说的“受苦”是干农活。二舅郭二保毕业于农业职业学校,“他到菜园里安(侍弄)个瓜,还让二嫂打上伞哩”,九姨笑着举例说。其他舅舅有的学法律、有的读工科,还有的读商科。九姨说:“学好了跟现在的大学生似的,能在外面找下工作。”但除了四舅,家里花钱送到省城太原上学的其他舅舅却没有出去闯荡,一个个回了老家。妈妈说过,从无线电工业学校毕业的五舅胃不大好,声称:“咱有口稀米汤喝就不出去。”

  大姐说:“太姥爷创业,姥爷这一代守业,舅舅这一代败业,这和红楼梦等书中描写的何其相似。妈妈在世时,经常听她讲述:们爷爷一早起来怀里揣几个玉米面饼子,拉一车自己种的菜,到东冶去卖,来回那是40多里路啊!一去就是一天,饿了就吃那凉饼子,这就是创业的一代。那些舅舅的堕落和他们受到溺爱、衣食无忧、不思进取分不开。”

  说起姥爷们无心“闹光景”、舅舅们多数没有出息的原因,除了个人和家庭的因素,还得提到当时的社会背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大地兵荒马乱,特别是日本鬼子的入侵,使得人心惶惶,朝不保夕,有的舅舅就是因为战乱才辍学的。

  位于山西省北中部的定襄处于抗日战场的拉锯地带,乱上加乱。日本人、国民党、八路军,还有地方武装,各路人马你来我走;来了就给百姓派公粮,常常还要让平民打探敌方的情况。宏道是个大镇,郭家又是镇里的大户,整天出粮出人的。乱世中人心也乱了,有的人走上了抗日的道路,如我的三叔就在我父亲的带领下奔向了延安;也有的人当了汉奸,帮助日本人欺压百姓;还有癞小子们(地痞、懒汉)趁机敲诈勒索富裕人家,不给钱就跟八路军告发通日本人或跟日本人告发通八路。

  九姨回忆着那不堪回首的年代,说:“咱家里就是个土财主,没权没势,谁也不敢得罪,人家有枪,得罪了哪个咱都是个死。你可不知道,怕得很哩……。”郭家兄弟多不务正业,没有救国兴家的志向,但也被卷入国殇乡难之中。说自己有口稀米汤就不离家的五舅郭官来和年仅27岁的七舅郭官贤或因为社会动荡、或被人陷害而死于非命,成为郭氏家族心底的伤痛。

  清朝第一代醇亲王的治家格言头一句是:“财也大,产也大,后来儿孙祸也大。”这句话也是宏道郭家的写照。

  “哎,那些年连命都不保,哪还想买房子置地?!”九姨感叹道。

  郭家第三代八个兄弟中,最有出息的是四舅郭泉清。四舅是二姥爷的遗腹子,生而失祜,在祖父祖母的格外疼爱和大家族的护佑下长大成人。特别是在中学时期,他和当教师的四姥爷同住,得到了四姥爷的精心照顾和教育。四舅真是个奇才,他没有跟着兄弟们走上歪门邪道,而是学业有成、出类拔萃。他毕业于齐鲁医学院,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后来先后在北京协和医院和上海工作。大姐说:“四舅之成功,和他的努力、自强分不开。”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国家实行公私合营时,舅舅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停止在私人诊所看病,受聘进入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担任教授。在此之前舅妈已进入第六人民医院,两人都是妇产科大夫,舅舅更是开创了好几项妇产科手术技术的著名专家。

  四舅家的二表姐告诉我,四舅“目睹了旧社会的黑暗和新中国的变化,在共产党领导下积极工作,在医学领域中做出了贡献。虽然文化大革命中受了批判,但他开朗的个性和从小磨炼的坚强内心使他泰然度过,文革末期成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四舅常到北京出差,我记得曾到他住的华侨饭店送去他让妈妈代买、哥哥和我砸好的核桃仁,感觉他很亲切随和,没有一点架子。我为有这样一个专家舅舅而骄傲,也很高兴给舅舅干了点小活。

  妈妈和这个哥哥年龄相差不大,在一起长大,兄妹俩很亲。我家多年挂的一幅镜框里最引人注目的是四舅一家的照片。舅舅儒雅俊朗、风度翩翩;舅妈长得非常像宋美龄、高贵典雅;表姐们美丽端庄、表哥英俊挺拔。难得的是既富且贵的舅舅一家不嫌弃病弱愁苦的妈妈,给了我们很多帮助。

  文革时爸爸被批斗,妈妈精神濒于崩溃,在上海读军医大学的大姐把妈妈接到上海避难。最近,大表姐回忆说:“姑姑的到来给爸带来无限的欢乐。”而我记得,妈妈几个月后回京时面貌一新,让舅妈打扮得几乎认不出来了,爱好摄影的表哥还给妈妈拍了许多照片。后来,妈妈常拿着照片、念叨她的这次上海之行,一遍遍地回味四哥、四嫂、侄女、侄儿、甚至还有哥嫂的小外孙对她说的温暖的话。四舅一家的亲情挽救了妈妈,让我们深深感念。

  三舅郭官清是四舅的亲哥哥,我想像中他的样子应该和四舅差不多,但见到他时却吓了一跳。三舅的身体倒是一副大骨架,脸上也是五官分明、鼻直口阔的,和四舅很像,但他佝偻着腰、罗圈着腿,不知道什么样的经历使他变成了这副模样。

  那是在文革中期。1972年乘着所谓“右倾翻案风”,我考上了高中,1975年毕业。一向重视我们学业的妈妈大喜,破天荒地舍得花钱让我回了一趟老家、遍访亲戚,有点“耀祖光宗”的意思。初次见面的三舅没说几句家常话,就要和我讨论“学问”。他滔滔不绝地讲起了中国历史,让我对这个放羊的舅舅顿时心生敬意。后来听说三舅上过职业学校,曾经见过市面,也风光过,心想难怪他能说会道。

  三舅的儿女有两个是医生,令人感到奇异的是他却有一套与众不同的健康理论和习惯。三舅自己不洗、也不让家人给他洗碗筷。我问他为什么,他说,盛了饭菜的碗是干净的,吃完了自然也是干净的。三舅认为自己讲卫生,很健康,所以,饭菜熟了,他第一个拿自己那万年不洗的碗筷直接伸到锅里盛,说是怕别人不干净、传染上他病。听说他后来到过上海四舅家,我不能想像,在一门都是医学专家、特别是高贵典雅的四舅妈面前,他是怎样展示自己那独特的卫生习惯的。每当想起他那反差极大的形象和言论,我就不禁要笑起来,觉得这个舅舅真是个奇葩。

  三舅是有胆有谋的人,曾在长辈没有分家的情况下,力主了大家族的分家;曾变卖家产,从日本鬼子的虎口中救出了被掳去的多名亲人;也曾做过一些有违世俗、让亲人不快的事。1980年,73岁的三舅在告别人生的时候,做了最后一件令亲人们十分惊异的事:把遗体捐献给山西大学医学院!我想,三舅对医学和健康的见解虽然奇特,却是认真的,他把自己贡献给了下一代的医学教育,三舅是值得人们敬重的。 

  六舅郭官升是妈妈的亲哥哥,在兄弟中算是本分勤劳的,更不抽大烟,可是写此文时才听说妈妈对他怨气很大。大姐说妈妈告诉过她,生母早逝,只比妈妈大一岁的六舅好管制弟妹,小时候妈妈挨过六舅的打骂。“就这点儿事还能让妈妈那么生气?”我不解地问姐姐,但姐姐肯定地回答没有听妈妈说过六舅的其他“坏话”,而且妈妈对六舅的人品是肯定的。九姨回忆说,六舅和妈妈曾为如何营救被鬼子抓去的八姨以及八姨的婚事意见相左,说了让妈妈生气的话。然而,无论妈妈和六舅有过什么矛盾,他们没有把老一辈的恩怨留给后人,这一点,从六舅家的表哥表姐们言谈中对妈妈尊重有加也可证实。

  其实,六舅对弟弟妹妹很尽心力,是他拗着继母的意,鼓励继母唯一的亲生女、我的十姨在太原恢复中断的学业。十姨后来上了师范学校,因此有了自己的事业,至今享受着桃李满天下的为师之乐。我回老家的时候,妈妈让我给她不待见的这个哥哥也带了东西。六舅对我很亲热,妗子(老家对舅妈的称谓)半夜起来给我磨豆腐、做凉粉,拿十几岁的外甥女当贵客待,看来,兄妹曾经的不和并没有减少他们的互相惦念和对小辈的亲情。

  十姨告诉我,1957年,在太原汽车公司工作的六舅被打为右派。舅舅先被发配到榆次县的苗圃种菜,1962年国家实行压缩城市人口的政策(史称“62压”),他又戴着右派的帽子携家人回了老家。

  那天,我刚到六舅家,就听到大喇叭广播什么,舅舅连忙起身出去了,原来是喇叭里叫“黑五类”去听训话。顿时,我感到愕然,离开政治旋涡中心的北京,暂时忘却了自己的“异类”身份,我本以为老家只有亲情,没有阶级斗争,可刚到老家,可怕的大喇叭就提醒我,妈妈娘家的这些亲戚也都是“异类”。不过,让我称奇的是,六舅不像爸妈那样郁郁寡欢,他似乎习惯了这种境遇,每天乐呵呵地出去干活、受训,回来还跟我说说笑笑的。文革后他被平反了,可以回原单位,可是这个舅舅也异于常人,竟说等给生产队拾完粪再走。舅舅还没有官复原职,癌症很快就夺去了舅舅的生命。

  十姨说,虽然四姥爷家的八舅(郭官联)从小跟着哥哥们不学好,但在日本鬼子烧了姥爷这一门的房子后立了功。鬼子抓走了家里的青壮年,没人救火,她和姥娘眼看着火越烧越大,吓得只是个哭,是八舅和伙计担上水冲进来,冒着生命危险,将院里西北边小屋的火扑灭。姥爷不久死了,没有能再盖房,她和姥娘一直住在那个小屋里。

  大姐也说:“八舅值得写一笔,记得大概是1956年夏,我还未上中学,八舅到咱家,红脸大汉,很帅气。我印象中,八舅很感谢共产党,解放后,买不到大烟了,他不得不戒除毒瘾,到内蒙工作,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印证了那句话: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临走,他偷偷往窗台上放了五元钱,要知道,上世纪50年代,五元钱对一个穷困的家庭不是一个小数啊。”

  在二十世纪中国风云变幻的社会中,妈妈和她的兄弟姐妹们的命运大起大浮。舅舅们的前半生有旧式大家族生活的痕迹、有腐朽没落的封建时代的烙印,有的被政治的洪流淹没。幸存下来的,在他们的后半生,因为自己的地主出身,头上曾戴着各种黑帽子:地主、右派、坏分子,甚至连最有地位的四舅在文革时都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每当妈妈想起她的兄弟们来,特别是惨死的五舅和七舅,就黯然神伤。妈妈还常常哀叹,因为兄弟们的黑帽子,好几个成绩很好的侄儿侄女无法上大学;更有的侄儿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小小年纪便成了放羊娃。

  妈妈的奇异兄弟们都已故去,但造成他们奇特人生的历史不应忘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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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把这篇文章的草稿传给九姨和十姨看,她们说:好事也罢,坏事也罢,都是属实的,的确应该记下来,留给后人。


本文在4/6/2017 8:33:44 PM被施雨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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