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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华语语系文学”(概念/理论)的生成、变异、发展及批判——以史书美、王德威为论述中心(上) 发表日期:2015-12-09(2017-06-18修改)
作  者:刘俊出处:原创浏览3889次,读者评论0条论坛回复0条
“华语语系文学”(概念/理论)的生成、变异、发展及批判——以史书美、王德威为论述中心(上)
文/刘俊
2015年12月09日,星期三

原载《文艺研究》,2015年第11期

一、“华语语系文学”(概念/理论)的生成

最早在英文论文中使用Sinophone Literature(华语语系文学)这一概念并产生重大影响的华人学者是史书美(Shu-mei Shih)(1)。在发表于2004年的英文论文《全球文学与认同的技术》(Global Literature and the Technologies of Recognition)中,史书美提出了“Sinophone Literature”这一概念——她以注释的方式对“SinophoneLiterature”进行了界定:

我用“sinophone”literature一词指称中国之外各个地区说汉语的作家用汉语写作的文学作品,以区别于‘中国文学’——出自中国的文学。Sinophone Literature的最大产地是台湾和“易手”前的香港,但是放眼整个东南亚地区,二十世纪以来sinophone literature的传统与实践都蔚然可观。美国、加拿大以及欧洲也有为数众多的作家用汉语写作,其中最耀眼的当属2000年诺贝尔奖的获得者高行健。创造sinophone一词有纠偏的考量,过去对中国之外出版的汉语文学(literature in Chinese)的态度,若非熟视无睹或将其边缘化,便是选择性的,出于意识形态目的甚或随意地吸纳一些作品到中国文学史中。在汉语被视为殖民语言的地方(如在台湾),sinophone在某种程度上近似于anglophone和francophone(2)。

英语中原本没有“Sinophone”这个词,它是被西方学者“创造”出来的(3)。当然,说“创造”在这里并不意味着“无中生有”,而是根据英文“Anglophone”和“Francophone”的构词法“仿造”而来。因此,要想了解“Sinophone”的来龙去脉,必得首先对什么是“Anglophone”和“Francophone”有所知晓。根据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对其“Anglophone”研究系(TheDepartment of Anglophone Studies)的介绍,我们大致可以从中知道“Anglophone”究竟为何。这个系“设立的所有项目,都是为了增进学生对英语世界语言、文学、文化、社会和/或政治发展潮流的知识。……文学和文化领域的教学和研究,包括了英美以及绝大多数其他英语国家所有时代的文学与文化;语言研究则专注于世界各地不同的英语以及英语这种语言的历史。……我们的研究将有助于深刻理解‘Anglophone’社会和文化在全球范围内所产生的影响”(4)。至于什么是“Francophone”,根据《麦维辞典》(Merriam-Webster Dictionary)为“Francophone”所下的定义,则是: 与以法语为第一语言或有时是第二语言的人口有关的事物。按照《麦维辞典》的记载,这个词早在1962年甚或更早就已经出现了(5)。
“Sinophone”这个词被 “创造”出来以后(在西方学界,源自对“Anglophone”和“Francophone”仿造而“创造”出来的词还有“Hispanophone”、“Lusophone”等),与“literature”连接在一起,就成了“Sinophone Literature”。对于这个短语该如何翻译成中文,王德威在2006年(“Sinophone Literature”这一概念出现两年后)的一篇文章中认为:“Sinophone Literature一词可以译为华文文学”,不过由于这样的译法“对识者无足可观”,因此他参照“Anglophone”和“Francophone”被译成“英语语系”和“法语语系”的成例,将“Sinophone Literature”译成“华语语系文学”(6),这样的译法,目前已得到汉语学界的公认(7)。
从“Anglophone”和“Francophone”两个词产生的背景和关注对象来看,它们要处理的是全球性的英语世界和法语世界里,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共同使用英语、法语时,在语言、文学、文化和社会、政治等方面出现的各种问题。在世界范围内,许多国家之所以使用英语和法语,是源自英、法两国曾经实施过的殖民统治。西方学者“创造”出来的这个“词系”(包括“Anglophone”、“Francophone”、“Hispanophone”、“Lusophone”等),早期是为了呈现一个事实——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伴随着西方帝国的殖民扩展,成为了一种在他们各自的殖民地强行推广的殖民语言,后来则被学者们将之置于后殖民理论的背景下,强调历史上的殖民地在使用殖民宗主国语言时,虽然其语言常常被视为“亚流”(相对于殖民宗主国而言),但其重要性/独特性其实并不亚于殖民宗主国所使用的“正宗”语言,因此,殖民宗主国和(历史上的)殖民地都使用的殖民宗主国语言,就“平等地”构成了一种“语系”的关系。而一旦“Anglophone”、“Francophone”、“Hispanophone”、“Lusophone”这个“词系”被赋予了这样的认知,它就颠覆了殖民宗主国的“中心”地位,实现了对(历史上的)殖民宗主国(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等)语言“中心”(高等)地位的解构。以这样的背景来看,史书美借鉴“Anglophone”和“Francophone”“创造”出的史氏 “Sinophone”以及“Sinophone Literature”,是否能与之“同构”和“匹配”,其实大成问题(8)。

史书美女士

史氏“Sinophone”的出现除了是对“Anglophone”和“Francophone”的“仿造”之外,“Diaspore”是史书美“创造”史氏“Sinophone”和“Sinophone Literature”的另一个“动力” ——只不过这一回“Diaspore”是以“他者”和“对立面”的方式,从“反向”上提供的“动力”。
在“Sinophone”和“Sinophone Literature”概念出现以前,英语学界通常用“Diaspora” 以及由此衍生出的“Chinese diaspora”、“Diaspora Literature”来指称除中国之外的世界各地华人以及他们用汉语写就的文学作品。按照维基百科(Wikipedia)的解释,“Diaspora”一词来自希腊语的“ διασπορά”,原意是指在一个较小的地理区域内具有共同源头的散居人群,也可以指从自己的故土外出移居的人群。“Diaspora”后来逐步变成专指历史上大规模的非自愿移居,如犹太人被迫从约旦迁出、君士坦丁堡沦陷后希腊人的逃亡、跨非洲—大西洋的奴隶贸易、出现在中国南方或南亚印度的苦力贸易、20世纪被放逐的巴勒斯坦人以及被放逐流放的切尔克斯人等。近年来,学者们根据不同的原因,如帝国主义、贸易、劳工移民、diaspora社群内部的社会凝聚类型以及它与故土的关联性等,对不同类型的diaspora进行了区分,一些diaspora社群仍然与他们的故土保持着有力的政治联系,其他一些特质则可能被认为是众多diaspora的典型形态,如回归的意念、与其他diaspora社群的关系以及缺乏对居住国的全面融入等。
史书美对英语学界长期用“Diaspora”、 “Chinese diaspora” 和“Diaspora Literature”来指称中国境外的华人以及他们用汉语创作的文学作品表示不满,故而要借助对“Anglophone”和“Francophone”的仿造,“创造”出“Sinophone”以及由此衍生出的“Sinophone Literature”以对抗/摆脱 “Diaspora”、“Chinese diaspora”和“Diaspora Literature”。由此可见,“Sinophone”和“Sinophone Literature”这两个概念的生成动因有二:一是对“Anglophone”和“Francophone”的仿造;一是对“Diaspora”以及由此衍生出的“Chinese diaspora”和“Diaspora Literature”的对抗和摆脱。
用“Sinophone”对抗/摆脱“Diaspora”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破”(Diaspora)一“立”( Sinophone)的“一体两面”,而联结这“一体两面”的“核心”,则是史书美对“中国(人)”和“中国性”的认知和判断。
“中国(人)”在史书美那里,专指中国大陆地区——台湾(人)被非常明确地排除在外,香港(人)则是一种特殊的存在;而“中国性”,则是“指向一种以民族为主的分类方式”(9)。在史书美看来,“所谓‘中国人’与‘中国性’这一类概括式名词的问题,乃在于这类名词皆是由于中国与境外国家接触、以及与境内他者的对抗而产生。……这类名词所指的是主流的特定族群伪装成全体大众,与西方对中国、中国人与中国性的简化概括同谋……因此,所谓的‘中国人’与‘中国性’这类名词,无论是被他者指派还是自封的称号,都是对于词汇的操纵”(10),也就是说,史书美认为以往用“Diaspora”来研究中国人是有缺陷的,因为这种研究是把“离散中国人”(Chinesediaspora)“理解为‘中华民族’(ethnic Chinese)在全球分散的概念”(11),并“隐含了汉族中心主义”(12)。对此,史书美特别强调:

大一统的离散中国人概念令人不免心生怀疑,因为它一方面与中国民族主义的‘海外华侨’修辞相互关联,认为所有侨民都想落叶归根,重返中国原乡;另一方面,它又声援西方国家利用种族化的中国性来作为永恒异国人的说辞。事实上,在横跨东南亚、非洲和南美洲的的后殖民民族国家中,当地讲各种华语的人(the Sinophone people)早就已经在地化,并成为当地本土的一部分了(13)。

有鉴于此,史书美认为再用西方英文主流学界惯用的“Diaspora”以及“Chinese diaspora”来研究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就不太合适了,因为在史书美看来,在这两个概念背后存在着“大有问题”的“大一统”的“汉族中心主义”。
基于这样的认识,史书美“创造”出“Sinophone”以及“Sinophone Literature”以取代“Diaspora”、“Chinese diaspora”和“Diaspora Literature”,用以研究中国之外的华人社群以及用汉语创作的文学作品。按照史书美对“Sinophone”的定义,它是指“包含了在中国之外使用各种不同汉语语言(Sinophonelanguages)的各个区域。华语语系族群就像其他非大都会中心(nonmetropolitan )地区必须使用大都会中心(metropolitan)语言一样,也有着一部殖民史”(14)。在类比了法语区(非洲与加勒比海)、西语区(拉丁美洲)、英语区(印度及非洲)和葡语区(巴西和非洲),并指出“这些帝国的文化统治却在殖民地留下了相同的后果,亦即相似的语言后果”之后,史书美得出的结论是:“当中国文化是文化帝国的时候,书面的、古典的汉字是东亚许多地区的共通语言”,“例如古典汉字经过在地化之后还留在标准日语与韩语中,亦即日文汉字与韩文汉字”(15)。
虽然史书美也注意到了“当代身在海外的华语语系族群,除了少数例子之外,很难说与中国有殖民或后殖民的关系”(16),但她却强调“尽管如此,他们仍有其他的共同点”(17)。史书美以新加坡、台湾(将它与加拿大的魁北克相类比)、“回归前”的香港以及东南亚其他国家为例,说明这种“共同点”主要表现为:(1)新加坡类似美国,是一个以移民为主的汉语国家;(2)台湾则像移民时期的美国,“是一个典型的定居殖民地(Settle colony)”;(3)台湾还与加拿大的魁北克相似——因为“在台湾原本由国民党政权强加在人民身上的大一统中国的认同,逐渐被本土化的新台湾人认同取代”;(4)东南亚各地的华人“鲜少使用中国官方定义的标准语言(国语、普通话),相反地,他们会使用他们移居之前就早已熟悉的各地方言”;(5)在“九七”前的香港,华语语系表述“更具有反殖民、反中国霸权的意义”(18)。
由此,史书美得出的结论是:(1)“华语语系的概念所强调的并不是个人的民族或种族,而是在兴盛或衰退的语言社群中所使用的那些语言。华语语系并不与国族血脉相连,其本质上是跨国的与全球的,包括了所有使用中的汉语语言。由于这种残存的特性,华语语系以移民社群为主,横跨各洲大陆以及汉人为多数的社会中,包括台湾、新加坡、与回归前的香港”;(2)“华语语系与中国的关系充满紧张,而且问题重重,其情况与法语语系之与法国、西语语系之于西班牙及英语语系之于英国之间的关系一样,既暧昧又复杂……华语语系更多时候是一个强而有力的反中国中心论的场域”;(3)“华语语系研究的目的毋宁是检视华语语系族群与中国的关系是如何愈来愈多样化、愈来愈问题重重”;(4)“华语语系这个概念对不同的汉语语言的文学创作来说亦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分类方法。在此之前,中国境内与境外使用汉语语言书写的文学作品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区隔,而这种现象造成了在中国以外的地方用汉语语言(无论是否为标准汉语)书写的文学作品经常被忽视、甚至完全被无视。而英文的学术界常用的分类标准如‘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来自中国的文学)以及‘中文文学’(literature in Chinese,来自中国境外的文学)则平添混乱。英文中的‘Chinese’一词抹除了‘中文’( Chinese)与‘华语语系’(Sinophone)之间的界限,而且很容易陷入中国中心论而不自知”;(5)“部分在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文学也可以视为华语语系文学之一,因为这些作家不是经历了外部殖民(如果他们希望独立自主)就是遭到内部殖民(如果他们感到受压迫)。他们也许用汉语写作,但是他们的感觉结构与‘政治文化的中国’(Politico-cultural China)相对,也与汉族中心、汉族主流的大一统的中国性建构相对……因此,华语语系作为语言与文化的多元异质实践,应当取代目前所谓的‘中文’概念”;(6)“华语语系的定义必须以地方为基础,……对二十世纪后期的台湾来说,华语语系已成为一个自觉的概念,因为其认知且和平推翻了国民党的中国大陆殖民主义,……对九七后并入中国政体的香港来说,华语语系随着香港回归而可能日渐消失,成为中国政体的一部分”;(7)“华语语系坚守中国境外不同的定居地、坚守中国境内的少数地位以及以具体时空作为表述的方式,都是其历史特质所在之处。不像日本与韩国这些前现代的华语语系世界,当代的华语语系并不是古典中华帝国的存在证据,也不像崛起中的中华帝国般,宣称自己是唯一正统地拥有中国性。除了在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以外,当代华语语系表述能够自己决定如何回应或完全忽视这类主张”(19)。
从史书美对“Sinophone”的相关论述中,不难看出她的这个概念具有如下特点:(1)华语语系既是地方的也是跨国的,它强调的是语言社群而不是国族;(2)华语语系是反中国中心的;(3)华语语系族群反映了与中国关系的多样化;(4)华语语系也适用于文学划分,并可依此将中国境外的汉语写作与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汉语写作纳入其中;(5)华语语系帮助台湾推翻了国民党的中国大陆殖民主义;(6)当香港回归大陆之后,它就属于“中国”的一部分而不再属于华语语系;(7)当代华语语系对于中国性可以做出自己的回应或根本就忽视中国性。
至此,我们可以明了史书美反抗/摆脱“Diaspora”以及“Chinesediaspora”,是因为“Chinese diaspora”(离散中国人)“是把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人视为由同一个源地产生的同一种族、同一文化和同一语言的普遍性概念”(20),而且这种离散“是与那种设定为渴望回到祖国的‘海外华人’的民族主义修辞,以及西方对于中国性的那种永远具有外来异质性的种族化建构相共谋”的(21),这样的“Chinese diaspora”会导致“将中国视为中心与起源”并“暗示了中国的全球影响力”(22),它的趋势是“整”的,是“合”的,是本质主义的“普遍性概念”;而她要“创造”出的史氏“Sinophone”以及“Sinophone Literature”,则是在(用错对象的)“反殖民”的基础上,“反中国中心”、与“正统”(主流/多数)中国对立、强调主体性和独立性的地方性存在,它对“中国性”的反应是自主的乃至于是无视的,因此它的趋势是“分”的,是“离”的,是追求相对性、地方性和特殊性的。
结合史书美在相关论述中对中国大陆与台湾的政治定位(台湾与大陆是对等的政治实体;华语语系文化与中国文化/中华文化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当代台湾类似于一个“海外移民国家”(23)),我们可以知道她在两岸关系上的政治立场和文化态度——反过来,史书美的政治立场和文化态度,也在她的学术论述中,留下了非常明显的意识形态痕迹,这种意识形态痕迹在某种程度上讲直接影响到了她的学术论述,使得她经由对“Sinophone”的定义,完成了对 “Chinese diaspora”(离散中国人)“这个系统性概念” 的拆解;实现了对“本质主义”的“中国中心”的反抗与解构;重新思考‘源’(roots)和‘流’(routes)的关系——“当‘流’可以成为‘源’的时候,多维批评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必要”(24);建构起将“中国大陆主流文学”排除在外的史氏“Sinophone Literature”概念/理论。从深具“批判思维”、引入/建立新观念、强调本土性/地方性的角度看,史书美的学术建树自有其价值,但她错误“套用”后殖民理论,对所谓“中国中心”并不符合实际的“反抗”,则使她的相关论述,陷入了一种“似是而非”的矛盾当中——“是”是指她的一些具体观点颇有新意,“非”则是指她总体的批判/反抗矛头指错了对象。


注:
(1)目前所知最早在文中提及“Sinophone”的华人学者是陈鹏翔(陈慧桦)。1993年5月,他在《文讯》杂志革新第52期(总号91)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世界华文文学:实体还是迷思》,文中提及“华语风”(Sinophone),并称“Sinophone”为其“本人杜撰”——其实早在1988年,英语学术界就有学者使用这个词(见注释3)。不过,虽然陈鹏翔(陈慧桦)提及“Sinophone”一词比史书美要早了将近十年,但“Sinophone Literature”却是史书美的“创造”。而“Sinophone”和“Sinophone Literature”虽然关系密切,但两者毕竟有所不同。史书美不但是“Sinophone Literature”这一概念的创造者,而且相对于陈鹏翔(陈慧桦)对“Sinophone”只是简单提及,她还是对“Sinophone”一词有她自己独特的界定和指向(不妨将之称为“史氏Sinophone”)的使用者,因此本文仍将史书美视为是华人学者中率先使用“Sinophone”和“Sinophone Literature”并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开创者。
(2) Shu-mei Shih, “Global Literature and the Technologiesof Recognition”, PMLA: Publications of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Vol.119(2004),pp.16-30.转引自汤拥华《文学如何“在地”——试论史书美“华语语系文学”的理念与实践》,《扬子江评论》,2014年第2期。
(3)英文Sinophone一词目前所知最早由西方学者Ruth Keen在1988年首次使用,他用Sinophonecommunities来定义包含“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美国”在内的中文文学(Ruth Keen:“Information Is All That Counts: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Women'sWriting in German Translation”.Modern ChineseLiterature 4.2(1988),pp.225-234.)
(4)英文原文为:All our programs are designed to advancethe students' knowledge about the linguistic, literary, cultural, social and/orpolitical tendencies and developments in the Anglophone world. ....Our fieldsof research and teaching in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include all epochs of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as well as most other English–speaking cultures; our linguists are working on varieties of English aroundthe world as well as 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Our research thuscontributes to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role of Anglophone societies andcultures on a global scale.
(5)英文原文为:of, having, or belonging to a populationusing French as its first or sometimes second language.注释(4)和(5)均援引自黄维樑的文章《学科正名论:“华语语系文学”与“汉语新文学”》注释(2),《福建论坛》2013年第1期。
(6)王德威:《华语语系文学:边界想象与越界建构》,《中山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7)将“Sinophone Literature”翻译成“华语语系文学”是王德威的“发明”(见李凤亮《《“华语语系文学”的概念及其操作——王德威教授访谈录》,《花城》,2008年第5期》)。即便是史书美,也接受了王德威的这一汉译。不过在《华夷风起:马来西亚与华语语系文学》一文中,王德威又接受了张锦忠的“提示”,认为也可以将“Sinophone”译为“华夷风” (见《中山人文学报》2015年1月号)。我本人则主张将“Sinophone”译成“汉声”(见《世界华文文学:跨区域跨文化存在的文学共同体》,《香港文学》2013年第5期)。这说明仅仅是“Sinophone”如何汉译,就有着“华语风”(陈鹏翔)、“华语语系”(王德威)、“汉声”(刘俊)和“华夷风”(王德威)等不同译法,可见对于“Sinophone”和“Sinophone Literature”/华语语系(文学)的认识,仍处于不断变化、发展和“生长”之中。参阅注释(45)。
(8)由于中国(含台湾、香港、澳门)与其他具有使用汉语(中文、华语、华文)社群的国家和地区不存在殖民与被殖民的关系,因此中国的汉语“输出”,也不存在英、法等国那样依靠殖民统治向殖民地强行推广自己语言的现象,由是,史书美在这里“仿造”“Anglophone”和“Francophone”“创造”出来的带有强烈史书美个人色彩的Sinophone(“史氏Sinophone”),其实是对“Anglophone”和“Francophone”的一种不合适的“误用”。参阅刘俊《世界华文文学:跨区域跨文化存在的文学共同体》,《香港文学》2013年第5期。该文后作为绪论,收入《越界与交融:跨区域跨文化的世界华文文学》一书(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9月出版)。
(9)、(10) 史书美:《视觉与认同——跨太平洋华语语系表述·呈现》,杨华庆译,蔡建鑫校,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4月版,第48页。
(11)同上,第46页。
(12)同上,第47页。
(13)同上,第48-49页。
(14)同上,第53-54页。
(15)、(16)、(17)同上,第54页。
(18)同上,第54-56页。
(19)同上,第56-63页。
(20) Shu-mei Shih, Visuality and Identity: 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 University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p23.此为我的自译。
(21)同上,p25.
(22)史书美:《视觉与认同——跨太平洋华语语系表述·呈现》,杨华庆译,蔡建鑫校,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4月版,第62页。
(23)同上,第270-271页。
(24)同上,第275页。


本文在12/10/2015 9:02:51 PM被施雨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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