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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任南南 张守海:“影响的焦虑”——论后朦胧诗抒情策略转移的心理动因发表日期:2005-04-17
作  者:任南南 张守海出处:原创浏览5970次,读者评论0条论坛回复0条
任南南 张守海:“影响的焦虑”——论后朦胧诗抒情策略转移的心理动因
文/任南南 张守海
2005年04月17日,星期日

“影响的焦虑”

——论后朦胧诗抒情策略转移的心理动因

任南南 张守海

  朦胧诗作为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特殊背景土壤中生长的精神花朵,是一个特殊时代的特殊声音。三千年古典诗词一脉承传的使命意识与新诗救亡图存的悲愤呐喊以朦胧诗的形式获得最为精彩的回放。作为一种文学范式,朦胧诗成功地开创了一个文学的时代,将意象艺术的长处推向极致;同样作为一种文学范式,高密度的意象损伤了诗歌原本拥有的活力和流动感,使得这一诗歌范式无力继续。后朦胧诗人在彻底颠覆抒情和意象艺术,极大限度地开发了叙事性语言的再生能力和诗学资源的同时,为读者提供了一种新的阅读文本范式——平民化、口语化、情节化的诗歌风格浮出诗坛。
  后朦胧诗的出现,是特殊背景下特殊机缘的产物。作为一种文学现象,诗风的变化最根本的原因无外乎内心要求的巨大改变。朦胧诗人群体与后朦胧诗人群体历史命运,生存遭际的巨大差别难免会流露于诗歌——这种“心灵的歌唱”。(谢冕语)

 

一  诗歌精神的嬗变

  朦胧诗潮诞生于民族空前的灾难与忧患中。十年动乱红色黑暗的背景下,朦胧诗人看遍了社会下层的各种悲惨和阴暗,尝过了造反、夺权、派仗、武斗、插队、待业种种酸甜苦辣,政治上的悲愤、情感上的悲伤、思想上的怀疑、对往事的感叹与回想、对未来的苦闷与彷徨、对前途的期待和没有把握、对青春年华的悼念痛惜、对人生真理的探索追求、在蹒跚中前进与徘徊……所有这些难以言喻的复杂混乱的思维情感,只能寄予文字。此时的诗歌是个“在这里,寻常的逻辑沉默了,被理智和法制规定的世界开始解体,色彩、音响、形象的界限消失了,时间和空间被超越,仿佛回到宇宙的初创期,世界开始重新组合——于是发生变形。”①以此寄托急剧变幻的现实留在他们心灵深处的风暴。
  仿佛“马蹄踏倒鲜花,鲜花依旧拖住马蹄狂吻”(梁南《我不怨恨》),朦胧诗人面对历史的不公、时代的抛弃,却依然用传统人格教育下富于理性的头脑思考,追求着整一与象征。
  尽管面对“一切都是命运,一切都是烟云”(北岛《一切》)的人生教训,但“如果海水注定要决堤,就让所有的苦水注入我心中”(北岛《回答》)的宣告依然庄严:“也许肩上越是沉重/信念越是巍峨/也许为一切苦难疾呼,对个人的不幸只好沉默”(舒婷《也许》)的诉说依
  然赤诚。与共和国一同分享艰难和荒唐的朦胧诗人在时代的课本上读通了生命的无常,依然期待理性的光明,“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顾城《一代人》),以蹈出深渊,重返真理的故乡。在这种寻找中,以“我”为标志的人性的尊严与价值被放大,悲壮而又悲凉的英雄主义情感和崇高精神被大举张扬,成为启蒙时代最富激情的音响。
  时代从来都是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自己的诗歌,后朦胧诗也不例外。1985年,在学术讨论与争鸣达到空前自由的情况下,中国社会的新一代诗人的主体意识被新的空气唤醒。这种觉醒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萨特存在主义、弗洛伊德心理学及尼采思想的部分的而并不完整的阅读。萨特的存在主义张扬生命存在和个体意识,弗洛伊德从伦理道德上对英雄人格的摧毁,尼采强调的是对上帝的否定和个人自我意识的肯定,及叔本华强调的悲剧意识和对非理性的关注,对生存之本质的探索和寻找等等都对先锋思想的产生起了一定的作用。在这个无调性音乐、垮掉的文学、后现代主义、时装文化随大开的国门汹涌而来的时代,后朦胧诗人历史地发现过去的时代的诗歌精神的滞后,从而确立了新的主题自我意识。
  “过去的时代的诗歌精神——一言以蔽之,鲁迅是过去时代最伟大的诗人。《呐喊》作为那个时代的主调,作为一种狂飙突进的、青春朝气的、号角般的、英雄悲壮的、爱憎分明与中国政治生活相濡以沫的浪漫主义,造就了许多杰出的歌手和黄钟大吕之作。它们最终声嘶力竭,成为单纯时代的传声筒,在70年代走到终极。作为自己时代的逆子,北岛们是那时代的最后一批诗人”。②北岛的创作意旨是社会/文化,杨炼的意旨是文化/历史,尔后朦胧诗人则是直接指向生命(身体),前者是社会集体意识的、历史的、整合性的、理性的;后者则是身体的、现存的、时间体验中的、碎片的。前者的诗意指外部的社会,历史文化,而后者则指向自己,诗的能指与诗人自己的血肉之躯——生命直觉。朦胧诗中的“我”背后掩藏着人、国家、民族,闪耀着“理想”、“深刻”、“圣洁”、“光辉”的颜色。尔后朦胧诗人剥下“凡人”身上的“英雄外套”,解开了“神圣”的符码。
  告别乌托邦的憧憬,昨日的精神性和崇高的使命感.与“孤独自我”意识在后朦胧诗人手中实现了更新。新生代的诗人们意识到:“诗歌精神已经不在那些英雄式的传奇冒险、史诗般的人生阅历、流血争斗之中,诗歌已经到达那片隐藏在普通人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底下的个人心灵的大海”。诗人体会到个体生命存在的意义,开始面对自己的生命的体验,哪怕它是压抑的、卑俗甚或变态的。个人生命不再隐藏在人格面具之后,而是袒露在世界面前,去和数以千万计的生命相见。后朦胧诗人一直依托个人生命存在和生命体验,客观冷静地把世界甚至诗人自己——生命、意识、内心状态置于审美视野之中。从此“诗再次回到语言本身,它不是某种意义的载体。它是一种流动的语感,使读者可以像体验生命一样体验它的存在。这些诗歌是整体的,组合的,生命式的统一成流动的语感。它是不可分割的,也无法破译,如果你除了他本身,仍然感受不到什么的话。”③

 

二  边缘情绪的特殊体验

  后朦胧诗人中绝大多数出生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命运没有安排他们作“文革”这场历史剧中的主角,却让他们成为这场历史剧不可或缺的观众,相对于那段给北岛、舒婷制造了无数心灵灾难的岁月而言,他们身居边缘。后朦胧诗人重要成员于坚在一篇名为《诗歌精神的重建》的文章中,明确地谈到了后朦胧诗人的特定生存处境与精神状态:“这些诗人(指后朦胧诗人——引者注)中大多数人的生存背景,往往缺乏传奇式的人生阅历,某种程度上他们是过去时代社会、政治生活的局外人。十年动乱那种无法无天的气氛,使他们惯于漠视权威,由于长期被忽视,而变得心平气和,耽于内心生活。”
  80年代是中国文化中最富于变化和挑战的时代,也是朦胧诗人精神成长最重要的时期。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中国逐渐确立经济主流话语,以朦胧诗为先声的文艺界对“文革”运动的反思同时全面展开,并进而引发对整个传统文明体系的重新思考。生活造就我们期待与欲望的改变,理想与现实发生冲突,经济取代政治、文化成为中国社会现实的中心。国门大开,潮涌而入的西方工业、后工业思潮,迅速挺进的商品经济洪流,铺天盖地的第一世界文化给长期封闭的中国本土造成巨大冲击。传统权威已经崩溃,旧的价值体系已经倒塌,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建立,当一种文明最初以一种惊奇的目光看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时,当原有的权威话语与表意方式无法表述这“看”的令人眩晕的冲击之后,我们产生了一种巨大的震惊,一种无可奈何的颤动,一种巨大的惊奇,一种寻找新话语的无穷的焦虑。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世界几乎同时在同一个瞬间被抛入同一个平面。这里既有对“他者”的认知的尝试所产生的焦虑,也有自我反思与审视的痛苦,更有难以为“他者”容纳的尴尬。政治压制对人的束缚解除后现实仍然显示出强大的优越性,转型期的社会充斥着新的矛盾,在这个全球文化被大众传媒连成一体的“地球村”时代,后朦胧诗人除了要面对第三世界文化边缘的生存危机之余,还要面对商品文化和大众传媒所构成的通俗文化的冲击与挤压。广告词、歌词等都以华丽的语言,精美的构想创造着比诗更易理解,更具诱惑力的文化形象——到处衍生,吸引人们的注意。诗的神圣好时光已如一个难觅的旧梦。诗人彻底失去往日文化代言人的地位,朦胧诗绘就的诗歌神话荡然无存。后朦胧诗人由文化主体滑向边缘,经济生活运转方式的改变和文化操作的驳杂让个人生活的无所适从感日益凸现,双重的边缘体验下,诗人无法不发出询问:“这一瞬间改变了什么?”(王小龙《纪念航天飞机挑战者号》)或者用诗句寄寓对发达第一世界文化的不满和牢骚:“我想乘上一艘慢船到巴黎去/去看看超级市场看看巴黎百货公司/所有巴黎土特产我都要带去/包括上等的巴黎墨水巴黎白兰地/这一切我以一个中国佬的智慧去获得……”(胡东《我想乘一艘慢船到巴黎去》)

 

三  “文革记忆”、“造反情结”与青春期的攻击型人格

  年轻的后朦胧诗人,在与朦胧诗人大相径庭的背景下成长,又携带着特有的“边缘情绪”开始创作,几乎都有一种极为强烈的“文化造反”精神,表现出不无夸张的叛逆的姿态,去寻找自己的声音,重新确立在其主流文学中的位置,获取与经典诗作、消费文化辩证对话的机会。在精神渊源上,后朦胧诗人的“文化造反”与否定一切的达达主义、美国“垮掉的一代”,法国青年的“五月风暴”,甚至与并不遥远的从前的红卫兵运动都极为相近。但这一群诗人却没有“朦胧诗”群体那样值得炫耀的历史。他们因为迟到一步而没有资格进入“文革”时期那种充满戏剧性的历史场景,然而他们却普遍保留了一份“文革记忆”。“莽汉”代表诗人李亚伟在《流浪途中的“莽汉主义”》一文中谈论过自己的“文革经历”与“文革记忆”:“一九六八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检阅三百万红卫兵,万夏(另一位“莽汉”诗人)六岁,我五岁,两个小男孩,被革命的光辉照得红彤彤。我们没有得到主席的检阅,大串联的列车中没有我们,武斗的时候我们在哈着腰捡子弹壳,我们当时目不识丁,但能背语录,从大人的腋下和胯裆下往前挤,从而出席各种批斗会。”在当时他们对那场充满悖谬革命意图的“文化运动”的内在动机虽无法理解,但那种充满狂暴激情的红卫兵表演图景与群众运动场面却给他们烙下了难以磨灭的“文革记忆”。
  确切地说,这种“文革记忆”实际上是他们关于“文革”历史的“形式记忆”与“情绪记忆”。这两类记忆常常纠结在一起,深深植入了诗人们的童年经验之中。后朦胧诗人的“反叛”具有明确的针对性,“朦胧诗”的话语权威压迫着他们的非正统话语,激情四溢的“文革”往事加深了他们作为历史的后来者只能旁观而无缘参与的遗憾。这种“权力的丧失”和“角色缺席”迫使他们只有在诗歌中,在既定的语言秩序中造反,在文化中反文化。以至于“扫除一切陋见,反对语法和逻辑,并对现有艺术样式进行精神上的、趣味上的和实践上的摧残并蹂躏”“要打破全中的语言关系工进行艺术再处理”,④这时的后朦胧诗人仿佛青年造反的精神导师马尔库塞所主张的那样,把社会革命的可能性寄托在新的感性经验或语言秩序的重建中。在意识与潜意识的表面上,后朦胧诗人都把自己对于“文革”历史的“形式记忆”或“情绪记忆”,当作一种合法性的文化资源进行调用,就连“打倒北岛”的诗歌口号也流露出浓厚的政治“造反情绪”。
  奥地利学者康罗·洛伦兹的研究表明:“在青春这段时间和这段时间之后的一小段时间里,毫无疑问的,人们都松懈下来,不再驯服文化里的传统仪式和社会标准,任由概念思想对他们的价值投以怀疑的眼光而去寻找新的,也可能是更有价值的理想。那段生命的日子,可能就是目标固定化的敏感时期。假若在这段决定性的期间,旧的理想在批评与追究后被认为是错误的,而新的还未被找到,结果将是完全的茫然无目标的,十足的无奈与厌烦……在青春期后,有些人一股无比的力量鼓舞着去采纳一种固定体,而找不到一个价值的时候,令人惊诧的是,他人会固定在一个较低等的代替物,希望成为亲密组织团体的分子,而为共同的目标奋斗的这种本能需求非常地强烈,以至于使他们不再认为“团体的理想是什么?”“它有何内在价值等问题是顶重要的。”⑤
  带着青春时期浪漫的激情,年轻人结成的“亲密组织团体”形成了后朦胧诗潮中蔚为壮观的“流派”,对一切准则和权威和“合法性”予以消解,使既定的艺术规范和意识形态“非合法化”而代之以一种多元化的无中心的离心结构。由于中心的消散,使每个人都失去向心力和凝聚力,每个人的意志就是其行为指南,无所顾忌地向新“艺术高地”挺进。舒婷以敏锐的直觉精辟地概括出朦胧诗人与后朦胧诗人经验与诗风的差异:“我们经历了那段特定的历史时期,因而表现出更多历史感,使命感,责任感,我们是沉重的,带有更多的社会批判意识,群体意识和人道主义色彩。新生代宣称从个体生存出发,对生命表现出更多的困惑感,不安和玄秘。他们更富现代意识,超越意识……”⑥

 

注释:
  ①田晓青:《答复——诗人谈诗》,《今天》第九期。
  ②③于坚:《诗歌精神的重建》,载陈旭光编《快餐馆里的冷风景——诗歌诗论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④《诗歌内部交流资料》,转引自刘纳《诗:激情与策略》,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版。
  ⑤《攻击与人生》中译本,第279页,作家出版社1987年。
  ⑥舒婷:《潮水已漫到脚下》,《当代文艺探索》198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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