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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成慧芳:论海外华人的“原生态叙事”——以伍可娉小说《要嫁就嫁金山伯》为例 发表日期:2015-01-23(2015-01-27修改)
作  者:成慧芳出处:原创浏览886次,读者评论0条论坛回复0条
成慧芳:论海外华人的“原生态叙事”——以伍可娉小说《要嫁就嫁金山伯》为例
文/成慧芳
2015年01月23日,星期五

原载《五邑大学社会科学报》,2014年第四期

伍可娉的长篇《金山伯的女人》与《要嫁就嫁金山伯》

摘  要:就海外华人写作而言,伍可娉的小说创作或可看作“民间写作”一派的典范,其特征和价值与“原生态”审美高度吻合。以《要嫁就嫁金山伯》为例,其故事素材的陌生化、叙事风格的朴素化、人物形象的原型化,将一种看似无为的民间写作提升为一种范型,在彰显“原生态写作”特征的同时,也昭示出该类写作的特殊价值。

关键词:;华文文学;民间写作;“原生态”;伍可娉;《要嫁就嫁金山伯》


著名美籍华人学者刘荒田先生在评价伍可娉小说时用了四个字——“原汁原味”。这四个字也许谈不上“学术性”,却是对伍可娉小说创作的最客观中肯的评价,也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海外华人“民间写作”的鲜明特质和价值。海外华人的“民间写作”相对于“文人写作”而存在,自然有其个性和特征,这种个性特征被刘荒田先生用“原汁原味”点化出来,同时也给我们提出了一系列学术课题:海外华人“民间写作”何以存在?“原汁原味”如何转换为学术表述?其审美特征的具体内容为何?不同文体又是如何体现“原汁原味”之特征?


讲究的是“原汁原味”,无论用料还是制作,都体现了一种非同寻常的原生态追求。这是一种有别于现实生活经验以及现代审美经验的奇特的审美感觉,不仅仅是原材料,不仅仅是生活,更有一种书写的态度和实际呈现出的朴素自然的审美形态,带有一种生涩却绵长、粗糙却厚重的味道。

台山籍美籍华人伍可娉系列小说《金山伯的女人》已相继出版,《要嫁就嫁金山伯》是第二部,笔者曾以“原生态写作的魅力”为题对其做了一个书评式的发言,笔者以为,“原生态”正是伍可娉小说的审美特征和价值所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海外华人“民间写作”的叙事范型。

《要嫁就嫁金山伯》用与现代文明和现代艺术相去甚远的自然之态和原始气息令笔者耳目一新、神清气爽。如同看杨丽萍的“云南印象”,如同听阿宝的“陕北民歌”。我们或可称之为“原生态书写”。

                        
一、故事素材的陌生化

“原生态书写”首先意味着材料占有上得天独厚,即拥有较丰厚的具有原发性质的能给人以新异独特或陌生之感的故事和生活素材。这些故事和生活素材往往能突破人们的审美经验给人以强烈的冲击力。

《要嫁就嫁金山伯》最先带给读者的是一口气把整部小说读完的冲动。这种阅读冲动的产生当然应当归功于那些精彩而又新奇的故事。该小说可以说是一部以故事取胜的作品。说其故事好,有两个突出的理由:其一,故事新颖独特。因为故事来源于海外侨民这一特殊群体的特殊境遇和生活,离一般读者的生活体验和阅读经验有很大的距离,由此带给读者新鲜感便是必然的了,正所谓“距离产生美”吧。小说中的一些故事确实极大地满足了读者的好奇心,比如:“伍平安杀妻”的故事;“王俏蓉变身九天玄女”的故事;“梅奇珍冒死偷渡”的故事;“雪红与养子通奸生子”的故事;“爱美嫁哥以复仇”的故事等等等等。这些故事明显带有特殊群体的特殊生活之印记,新奇而富有浓烈的生活气息,使读者在震惊中又倍感真实。读者很容易因此产生一种认识:书中故事不大像是人为编造出来的,而是真真实实发生过。也许,世上没有比这种“真实的怪事”更吸引人的了,于是,读者便由于事件的离奇与真实而越发感到惊讶并在惊讶中充分享受源源不断的审美刺激。实际上,笔者也正是被这些令人称奇的故事所吸引从而进入到一个轻松而紧张的阅读胜境。 

其二,故事密度大。这是指故事性强、戏剧性强的事件众多,冲突密集,波澜起伏,扣人心弦。本来,故事性强,冲突激烈是自小说产生以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作者和读者的普遍追求,也是小说应有的品质。只是小说发展到今天,其故事性逐渐被淡化,而让位于哲学、玄学以及各式各样的艺术技巧,以至于流行一种说法:“过去的人看小说是看故事,现在的人看小说是看模式”。所谓“看模式”,就是欣赏作者如何说故事,即说故事的技巧。笔者一直对没有故事的小说敬而远之,甚至也以己度人地认定当今读者越来越远离了小说的主要原因正是故事的缺乏。其实,缺乏故事性的何止是小说,包括电影电视在内的叙事艺术似乎也都患了故事缺乏症。具体表现为:一个不大的事件往往要被创作者充分发挥和利用而拉长成一个很大的作品,这免不得就要添油加醋甚至是大量兑水了。这样的作品开头往往也很吸引人,但越到后来越拖泥带水,东拼西凑,最后则是草草收场。故事缺乏症的另一表现又可从当前影视艺术的改编风潮中略见一斑。中国四大古典名著的被多次改编以及其他一些小说经典的反复翻拍,给人的强烈印象就是:故事已被说完了。由此看来,拥有故事确实可算作当今小说家们的一大幸事。而伍女士对故事原型的占有也实在可令众多作家嫉妒不已了。《要嫁就嫁金山伯》在故事性上可谓是占尽优势。除了主要人物如伍平安、王俏蓉、梅奇珍、刘日昌以及雪白、俏桃等均有各自奇特的经历之外,一些笔墨着色不多的人物如“芳姐”、“猪肉佬”、“三叔公”甚至“三叔公的媳妇”等也都有其不俗的生活背景,只不过作者要叙述的事件太多,一时顾不上他们罢了。笔者由此而猜想伍女士创作的原动力可能还真不是炫耀文笔,而是心里装了太多太多的故事,不吐不快吧。既然故事原型如此充裕丰满,作者自然无须做太多的人为加工,而这些未经勾兑的“原汁原味”的故事对于在散文化小说艺术中浸润已久的读者而言具有怎样的吸引力,便可想而知了。

其实,小说引人入胜的还不只是故事或事件,侨乡和海外华人那些富有特色的民情风俗、生活场景、神话歌谣以及文化心理所构成的一幅色彩艳丽、风格独特的生活画卷,与精彩神奇的故事融为一体,也给读者以强烈的审美冲击力。作为华侨作家,伍女士在勾画这幅独特的画卷时似乎也无须殚精竭虑,显而易见,这一切就发生在作者身边,只需信手拈来,随性粘贴罢了。民俗方面如“解关”、“柚叶水洁身”等;神话歌谣如“九天玄女的传说”、“卖花女歌谣”等;生活场景如唐人埠的洗衣馆、王俏蓉咖啡店、梅奇珍金银楼的生活、刘日昌的理发馆、购买“出世纸”等等。有一个生活场景最为生动有趣而令读者记忆深刻,这就是华人在警察厅接受检查的一幕:警察问麦福佑及其弟弟的名字,主人公用方言回答“福佑”“福添”,其发音则让警察误解为英文“Fuck you”、“Fuck him”而大为光火。以上种种细节和场景如此真实可感、独特鲜活,使小说显得格外生动新异、趣味盎然。
 

二、叙事风格的朴素化

如果说《要嫁就嫁金山伯》可读性强只是由于作者对原材料的占有,无疑是不公道的。材料不用终归只是材料,而如何运用则直接影响到艺术效果。有幸的是伍可娉女士不仅以广东人对“原汁原味”的偏爱为我们极力保持了侨乡侨民生活特有的风貌和色彩,还以其对生活和艺术的深刻理解,艺术地保留了故事素材潜在的感染力。

小说在叙事方面并非没有构思,反而是颇具匠心的。小说的开头结尾相互呼应,第二十二章所有的重要人物在王俏蓉的临终病床前聚集,尤其是爱美的身份与动机的揭秘,安排得非常奇巧,令人称叹。既然作者在叙事上确实也曾用心“经营”,那么,小说又是靠什么保证故事的“原汁原味”, 即小说审美形态的自然朴拙?

第一,总体上保持讲故事的叙事方式,且在人物事件上力求完整清晰,以凸显叙事风格的原始质朴。从叙事角度上看,小说采用的是全知视角,即第三人称的视角来叙事,这是一种传统的叙事角度,最大程度保证了事件的完整清晰。从时空建构上看,小说尽管也非直线叙述,而是运用了插叙、倒叙等手段,但仍十分留心事件发生的轨迹,甚至是十分用心地不断地设置阅读“路标”。为了方便读者把握故事情节,作者还有意吸收“说书”的结构模式,在每章开头设置标题以点明故事内容,在结尾处亦不忘“收官”以深刻记忆。作为一种讲故事为主的小说,作者在事件和人物命运的交待方面是决不含糊的,涉及主要人物的事件自不必说,即便是次要人物,作者也力图将其来龙去脉述说清楚。比如雪红所收的养子“启光”,本不算什么重要人物,既无形象描写也无性格刻画,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无关重要的人物,作者也牵挂不忘,让其在雪红出国与刘日昌团聚之前“凭借家有金山路”,而娶了一个“容貌一般的黄花闺女”,从而获得了一个完整结局。总之,小说在叙事上处处体现了作者对事件的重视,也因此奠定了作品在叙事风格上的基调。

第二,重视细节真实,以海外及侨乡生活的特有的细节强化小说的真实感,并在还原生活情态中体现叙事的质朴。说到细节描写,这是作者最得心应手的地方,无论是侨乡台山的生活还是海外金山的场景,每每下笔之处,无不生动传神,可谓落笔生花。看看王俏蓉开咖啡店时的那身打扮:高跟鞋配大红袍,洋不洋土不土,活脱脱“唐人埠一景”。再看刘日昌的理发店:

一张方凳,上面坐着一个已理了半边头的中年男人,那围在颈上的白布盖住了他的上身,他对面的木板墙上挂着一面约四个巴掌大的镜子,镜子两旁贴着两个漂亮西人男子的画报,那画大概是从杂志剪下的。镜子下方有个小木架,上面放着两件理发工具。侧面木墙上挂着两块白毛巾,下方一个水龙头一个洗手盆,背面木墙贴者一中一西两个美女海报。

寥寥几笔,海外华人的生活境况跃然纸上。凡此种种,一声“老番婆”的咒骂,让我们听到了台山人独特的音调;一个“两人同吃一碟斋粉”的镜头,让我们看到了海外华人生活的艰辛;那“每月650美元工酬”的惊喜,把生活细化到“十位数”;那“肿得像熟番薯裂了皮”的“手”的描述,将画面清晰到高倍放大镜的程度。毫无疑问,小说中对细节的呈现,是最能体现“原汁原味”的地方,也是小说最有价值的部分。

第三,心理活动书写的表层化和半叙事化,以实现“轻松阅读”。心理活动展示的层次是区别现代小说和传统叙事的一个重要标尺。《要嫁就嫁金山伯》在心理活动描写上并不追求深层发掘,而重在展示人物行动的动机和事件发展的动力。也就是说,心理活动的展示通常处于理性的层面并具有叙事的功能。小说在人物心理活动前常用“想”、“思量”、“自言自语”之类的词来提示,这与现代小说的意识流书写形成极大反差,而且在用“引号”特意标示出来的心理活动中,有许多是直接说给读者听的。比如关于“俏桃”的一段心理活动,作者这样写道:

看着整齐的家和屋外清静整洁的马路,她的心情如浪涌起,不觉自言自语:“本来,来到金山有丈夫照应,有屋住是最幸福了,但我的心却不快乐,主要原因是丈夫对我很生疏,而且忽冷忽热,有时三更半夜也不回家。他究竟上哪里去了,他有别的女人?”

相比较现代小说所谓“深度描写”,这种心理活动的描写似乎太清晰太完整太生硬也太幼稚了些,但如若放在“讲故事”这样的叙事背景下来看,这种不追求心理深度的书写笔调恰恰与整个叙事风格相吻合,充分体现了“原生态书写”的叙事特质。

第四,叙事语言的直白平实。其实,关于小说语言的问题,是笔者最难评价的一个方面。有时候觉得语言直白粗放,有时候又觉得笔调老练成熟。小说中有许多关于“男女激情场面”的描写,其语言均十分精准细腻,还有一些如下面这段写青年梅奇珍美丽身姿的文字:

她快步走着,晚风吹着她浅蓝色的褶裙,每走一步都卷起一个蓝色的波浪,那波浪一下下滚动着从第三宿舍直至第八课室。

这段文字自然贴切,流畅诗意,亦曾给笔者深刻印象。笔者最喜欢的还是一些极富生活气息的特色比喻,比如形容俏蓉剥虾壳时肿胀的双手“像两条淡红的熟番薯裂了皮”,写梅奇珍拥抱丈夫的动作“像饿水蛭吸人血般”紧箍着丈夫的脖颈,等等。这些句子和段落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小说作者不俗的语言功力。只是,笔者对小说语言还有一个整体感受,即:大部分文字,特别是涉及到人物的对话或心理活动时,其语言往往表现出一种“直白”的自然态,不提炼,不加工,不润色,不追求语言张力,具有一种生涩而爽快的味道。如下面这段对王俏蓉和麦福佑家庭生活的叙述:

她(俏蓉)看着红肿的双手哭了。麦福佑骂:“不做也罢,哭什么?”王俏蓉负气地真的辞了工,由麦福佑一人在肉店当杂工维持家计,他每天天未亮便上班,下班后总说累,总是叹气。王俏蓉知道他并非累成那样,而是爱美的官司使他没面见人,便说:“叹气也没用,你若太辛苦,便让我找份住家工做吧。”麦福佑大发脾气:“我们出的丑还不够吗?你去虾厂做不成,车衣你又不会,还能做什么?去做女佣,我的面子往哪里放?”

这段文字,有人物对话,有事件交待,语言表达上均简单直接,不作太多的描述和分析,只求意思清楚明白。这种朴素的语言风格不给故事和人物以任何粉饰,使事件和人物得以原生态凸现在读者面前。当然,那半文半白的表达,应该不是作者有意卖弄文采,而是海外华人因时代和地域造成的一种特别的语态,读来倒更添几分生涩而独特的趣味。此外,小说中每章的标题和结语,其文字亦浅显粗放,不事修饰,抑或是作者有意而为之吧。

总之,小说在叙事上表现出了一种久违了的古朴风格,以及中式传统被异域化了的奇特的韵味,如同“泡菜”,为保持“原味”却不经意地创造了“另一种原味”,也许这就是“海外华文文学”的“原生态”吧。


三、人物形象的原型化

说到小说中的人物,笔者更愿意称他们为“原型”而非“典型”。“典型”是加工创造出来的,而“原型”则以自然常态为特征。这样说并非指作者没有笔力创造出典型,而是强调一种创作态度。在创作风格、创作态度、创作理念五彩斑斓的今天,“典型”其实早已不是一种标准了。

“典型”的基本要素,一是“个性突出”,二是“概括性强”,更精练一点的说法就是“寓共性于个性之中”。总之,无论是“个性”还是“共性”,都要求作者有一种对“原型”进行“概括”、“提炼”的自觉。经过“概括”、“提炼”出来的人物,往往有鲜明突出的性格,有合乎逻辑的行动,有复杂完整的心理,当然还有一定的人性深度。

读完伍女士的小说,那一个个生动鲜活的人物仍然长久地在眼前浮动,挥之不去。俏丽而世俗的王俏蓉、文雅又变态的梅奇珍、温和而简单的李雪红、浮躁自私的麦福佑、老实厚道的刘日昌以及儒雅软弱的伍国新等等等等;他们那些奇异的经历,那些非常的境遇,那些被残酷的现实撕碎的情感,那些在虚华与穷困遮蔽下的人性,那些深沉的妥协,那些质朴的浅薄……一切的一切,是如此的清晰和深刻。其中,尤以梅奇珍的形象令人难忘,那绝望中的声嘶力竭,那沦落后的斯文扫地,曾一度令笔者深陷人物所处的境遇和情绪之中而感慨万千、唏嘘不已。

不过,笔者却并不打算以对待现实主义小说的态度给这些人物贴上“典型”的标签而宁愿称其为“原型”。这是因为:

第一,小说细节的非典型化,冲淡了人物性格。如前文所言,典型形象通常意味着性格的鲜明突出,完整统一。典型是塑造出来的,这种塑造当然包括细节的筛选和提炼。而该小说在铺陈人物生活细节时,似乎并不在意将细节统一到性格中来并且为典型性格服务,而是依从事件发展和人物境遇的真实状况自然地陈述。有些细节不仅不能衬托、强化人物性格,反而还起到冲淡、消解性格特征的作用。比如小说关于梅奇珍在金银楼生活的描写,有两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一个是梅奇珍听说自己的工薪是每月650美金时的反应:“六百五十美金?”作者只用了这一句话,使梅奇珍的惊喜展露无余,而其一贯所有的自尊矜持、知性文雅以及刚刚遭遇感情背叛所激发起来的愤怒,则伴随着这份惊喜而烟消云散。另一细节是她发现自己收来准备带回家的食物有短缺时的叫喊:“是谁吃了我的叉烧包?明明是两个,现在只剩一个?”从这句话中,我们听到的是说话人的精明与泼辣,因此,无论如何也不能与那个清纯羞涩的梅医生联系在一起。性格的复杂与变化本来也可归于典型,问题是作者似乎并不太在意给这种变化以必要的心理铺垫和性格发展空间,而只由着事件的推进真实地描述人物当下的行动。更有意思的是,主人公的这两句话语,出奇地平庸,只是两句很平常的询问,没有任何带有感情色彩或有“意味”的字眼。显然,作者并没有按照塑造“典型”所需要的那种对人物的言行进行必要的加工,也就是说作者并没有一种塑造人物的“自觉”,因此,这些细节实际上是非典型化的,属于自然主义的一类。当然,它又不是左拉的那种自然主义,所以还是用“原生态”来表述更为恰当。

第二,拒绝制造心理高潮,淡化“典型心理”特征。人物性格和形象的塑造往往要通过对人物心理活动的充分展示来完成。一般而言现实主义作家在展示人物心理时,倾向于推理并营造人物的心理高潮以突出人物的心理特征和性格特征,如《复活》中马丝洛娃堕落前的悲剧心理。不过,在《要嫁就嫁金山伯》中,笔者看到了完全相反的书写。依笔者看来,小说中几位主要女性的悲剧心理是很值得书写的,也是很容易制造出激荡人心的悲剧心理高潮的。但实际情况是,每当她们的悲剧心理即将上升到高潮时,却总是被一个现实的念头轻易化解。例如,李雪红因与养子私通的事遭到丈夫刘日昌的嫌弃,用尽心事讨好丈夫却换来一次次的辱骂和冷暴力,雪红由愧疚到期待,由期待到失望,由失望到愤怒,她甚至做好了离开金山回大陆的准备,并且向别人表达了内心的这份自尊。然而,就在这时,丈夫用强暴的方式“亲近”了她,于是,几近达到悲剧心理高潮的她只用了一句“两公婆,床头打架床尾和”就顿时化解了心中积聚已久的悲凉。应该说,小说中最震撼人的悲剧心理还要数梅奇珍遭遇命运的大起大落之后的愤怒与绝望。她的悲愤,本应该在吃安眠药自杀未遂后达到高潮。然而,作者却同样让一个“世俗”的念头将其化解了:

她重新拿起桌上的信和钱,正想一手把它撕掉,又刹地住了手。死而复生的她心情似乎平伏多了。“事到如今,何必还要与钱过不去呢?”她翻着那几张百元美钞在想。

实际上,这段文字是让笔者回味最久的地方,由诧异到理解,再到认同叹服。笔者从这种“非典型化”的心理书写中,却感受到了更强烈的心理震撼。“事到如今,何必与钱过不去?”这一心理活动,乍看起来很不符合梅奇珍的知识女性的个性,然而,它却十分符合生活的实际。试想,人间有多少不幸和愤懑不是靠了这种妥协而化解的呢?梅奇珍在现实面前的妥协屈服,这种不失时机的变通,不仅反应出女性在生存困境面前的无奈与智慧,甚至蕴含了人类的生存法则和智慧。因此说,小说中的这种心理描写是更具真实性的,是超越“典型”的另一种真实,因而也更具有人性的深度和文学表现的力度。此外,这种妥协也内含着对现实的残酷性的揭示,是极为悲剧性的。因为这种对现实的妥协,并不代表人物内心冲突的真正平息,只是把屈辱和不平强行挤压到非意识层面,从而也就形成了如地底岩溶一般的更大的喷发的潜能。所以说,这种人物心理也就具有了更强烈的悲剧美。

海外华人“民间写作”的原生态,是一种在自然状态下摹写自然生活的艺术状态。“原生态书写”意味着不需要理论原理,不需要写作手法,不理会宗教精神、社会伦理,只关心自己内心的想法,表达自己的关切,用自己的语言和方式来阐述故事。

在当代,音乐界曾倡导“原生态”,舞蹈界也曾有过“原生态热”,文学到底有没有“原生态”,原生态书写与创作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海外华文文学应该怎样保持自己的创作个性,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感谢伍可娉女士,在为我们提供一种文学感动之时,还为我们提供了思考这些问题的机会。我们期待海外华人未来的原生态书写能为我们提供更多这样的感动,同时也期待与更多的人分享这样的感动。


本文在1/27/2015 8:35:55 PM被施雨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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