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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杨继绳 为3600万饿殍立墓碑(下)发表日期:2008-11-27
作  者:曾慧燕出处:原创浏览33400次,读者评论1条论坛回复0条
杨继绳 为3600万饿殍立墓碑(下)
文/曾慧燕
2008年11月27日,星期四

北美世界日報《世界周刊》,2008年11月9日

千村薜荔 萬戶蕭疏

提到中國的大饑荒,人民首先想到的是河南信陽,這是中國大饑荒餓死人最多的地方。

當時在四川、河南 、甘肅、安徽省不少地方,包括信陽、通渭、鳳陽、亳州、羅定、無為、館陶及濟寧等,幾乎家家都有人餓死,很多家庭人口全部死絕,有的村莊死得絕無人跡。正是應了毛澤東在1958年6月《送瘟神》裡的詩句:「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

《墓碑》詳細記錄了以信陽地區為重點,下至縣、鄉、村,上至省委、中南局和中央的情況,比對、分析了各種資料和方法之後,得出結論說,河南餓死人至少為300萬,信陽一個地區餓死人100萬,占該地區總人口的八分之一以上。

甘肅總人口只有1300萬,全省餓死人數在100萬以上。死人比率最高的在通渭縣,將近三分之一,70%的家庭有死人,有的全家死絕。當時被派遣去解決「通渭問題」的一個幹部回憶說,他們只看到炕上、路上、田間、地頭都躺著人,死人活人不分,活人沒有力氣或顧不上埋葬死人,他們不怕死人怕活人,因為活人想吃人。

四川歷來號稱「天府之國」,土地肥沃、物產豐富,但在大饑荒年間死人最多,達到100萬至1200萬,之所以難於準確估計數字,是因為四川省委在當時就從政治上控制人口統計工作,命令上報死亡數字多的地區「重新調查」。

四川是全國饑餓時間最長的省分,因其最高領導人李井泉善於揣摩毛澤東的心意,對於極左躍進的做法堅持不降溫,並大量外調糧食,以證明政策正確,形勢大好,他以千萬人的生命為代價,晉升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安徽鳳陽以農民逃荒要飯聞名,這個不到40萬人的縣,3年大饑荒餓死9萬人,將近四分之一。饑荒的主要原因是高指標、高估產、高徵購,鳳陽縣委1958年上報指標8億斤,實收6000億斤,國家強力徵購占43%,造成農民缺糧斷炊,1959年產量為1億8000斤,上報為4億斤。安徽全省餓死的人在500萬到600萬之間,超過總人口的15%。在安徽亳縣,由於吃人肉的情況不斷發生,出現了人肉市場交易,農民擺攤設點或流動串鄉賣人肉。

3年大饑荒到底餓死了多少人?這是一個人們一直關心,引起激烈爭論和眾說紛紜的問題。

在該書第22章,楊繼繩參照中外多方面資料、比較分析了各種方法後的結論是:在1958年到1962年饑荒期間,全國非正常死亡人數大約3600萬;另外,因饑餓使得出生率降低,應出生而沒有出生的人數大約4000萬,大饑荒使中國人口損失大約7600萬。徐友漁認為,這是一個比較科學、可信的數字。

美國明尼蘇達諾曼學院教授丁抒10月17日在「中國的歷史教訓和未來挑戰國際研討會」上,發表《大躍進、大饑荒期間非正常死亡人數的下限》的演講時指出,1960年前後,整個中國有如一個巨大的冰窖。千千萬萬個村莊,每天都有許多農民在饑餓中死去,在人類歷史上,任何一場人為的戰禍或天災、瘟疫,都不曾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奪去那麼多人的生命。

丁抒說,全國究竟有多少人死亡?本來無需別人開會來討論。可是中國國家統計局直到現在還用大大低於實際數字的1700萬人「唬弄世人」,以至他們不得不在50年後的今天,用事實「揭破其謬誤」。他引用大量資料,得出「全國在大躍進/大饑荒期間的非正常死亡的下限是3500萬」。在《墓碑》之前,不斷有中外研究者綜合各種材料和資料,估算出餓死的總人數,大致說來,在2000萬到4000萬之間。而新老左派則攻擊這些資料,稱這些資料偏高,是對毛澤東本人、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醜化。

徐友漁對此反駁說:「我們可以取最低數的十分之一,質問左派們:難道你們認為,餓死200萬人就天經地義?」

餓死3600萬人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楊繼繩說,這個數字相當於1954年8月9日投向長崎的原子彈殺死人數的450倍。1945年8月6日,美國飛機向廣島投下的原子彈炸死7萬1000人;8月9日,美國飛機向長崎投下了另一顆原子彈,炸死80萬人;即大饑荒相當於向中國農村投下了450枚原子彈。

這個數字相當於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數24萬人的150倍,也可以說大饑荒相當於發生了150次唐山大地震。

這個數字超過了第1次世界大戰的死亡數字。第1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只有1000多萬人,中國1960年1年就餓死1500萬人以上。

大饑荒的慘烈程度遠遠超過了第2次世界大戰。第2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4000萬到5000萬之間。中國這3600萬人是在3、4年間死亡的,多數地區死人集中在半年之內發生。

易子而食 搶吃人肉

中國古籍記載「易子而食」的故事,而在1950、60的大饑荒年代,吃親生兒女的事件就有多起,「人相食」並非個別現象。在河南信陽的一些鄉鎮,在甘肅通渭,楊繼繩都聽到當事人講述駭人聽聞的吃人故事,他還見到吃過人肉的人,聽他講述過人肉的味道。據親歷廬山會議和大躍進的李銳說,當時人吃人的紀錄全國至少上千起。這些悲劇,在《墓碑》各章節裡,有詳盡記載。

在當時及以後的幾十年中,中國的一切書刊、報紙及官方檔案,都極力回避和掩蓋這一大規模的人類悲劇。各級幹部對餓死人的事也是三緘其口。對餓死人數的統計,各級幹部弄虛作假,千方百計縮小死亡數字。為了永遠掩蓋這一事實,當局還下令銷毀各省報上來的人口減少數千萬的資料。

公共食堂 大吃大喝

為什麼會發生全國性的大饑荒,為什麼會餓死這麼多人?《墓碑》一書披露下述原因:
由於大躍進的浮誇,全國各地都搞高指標、高估產、高徵購。1958年宣布糧食總產量為700億斤,以後統計的數字(還有虛誇)為4000億斤,實際產量基本與上年持平,但徵購數量增加了21%,其結果就是從農民的口糧中硬挖硬擠。

要完成高徵購指標,農民必須把口糧、飼料、種子搭進去,在完不成徵購任務時,上級部門認為農民在搞瞞產私分。各地普遍用對基層幹部撤職、開鬥爭會、毒打、勞教、逮捕等方式強迫交糧,被打傷、打死的幹部和農民不計其數。鬥爭會上有這樣的問答:「生產隊大躍進了沒有?」「大躍進了。」「人民公社優越不?」「優越。」「那你為什麼不交糧食?」

還有這樣的口號:「誰藏一粒糧食,就等於私藏一粒子彈。」著名科學家錢學森發表文章證明,每畝產量可以達到3萬9000斤,這為反瞞產私分提供了「科學論證」。

「墓碑」一書以大量事實指出,公共食堂制度是大量餓死人的重要的禍因。興辦公共食堂的過程是消滅家庭的過程,也是對農民掠奪的過程。農民家庭的灶拆了,鍋盆碗盞和桌椅板凳被公共食堂徵用。糧食和柴草集中到食堂,家畜、家禽也集中到食堂飼養。社員挖的野菜也要交給食堂。有的地方,除了公共食堂以外,家庭的煙囪不允許冒煙。

公共食堂最先暴露出來的危害就是浪費糧食。食堂初開辦的最初兩個多月,各地放開肚皮大吃大喝。不管勞動好壞,都一樣吃飽喝足。

公共食堂最重要的效能是把「無產階級專政」貫徹到每一個人的肚子裡。辦了公共食堂以後,生產隊長是一「堂」之長,誰不聽話,他就不讓誰吃飯。辦公共食堂,實際是讓農民把飯勺子交到了領導人手裡,也就是把生存權交到了領導人手裡。農民失去了飯勺,就失去了生存權。此書記載了大量的各地因「扣飯」而把人活活餓死的事實。

楊繼繩說,人民公社是農業集體制度的發展,也是極權制度的進一步發展。人民公社剛成立時,普遍實行供給制和工資相結合的分配制度。供給制,實際上是由各級官員對老百姓的生活必須品進行「供給」,這不僅為各級官員控制公社財富創造了條件,也從基本生活上控制社員。官員不「供給」,社員就不能生存。由於政府不具備供給能力,供給制只是曇花一現。供給制雖然只持續了很短時間,卻造成了極大的浪費,特別是糧食的浪費。

在幾千萬冤魂中,有一部分是被基層幹部被活活打死或逼死的。河南省委書記處書記楊蔚屏在1960年10月15日《關於信陽事件的報告》中提供了這樣的數字:僅光山和潢川兩個縣被打致死就有2104人,被打致殘的僅潢川一縣就有254人。其中被打死或致殘的不只是農民,也有不聽話的基層幹部。在農村,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實際是幹部專政,誰的官大,誰就可以對他所管轄的臣民和下級任意欺凌。

在公社化、反「瞞產私分」、辦公共食堂的過程中,有牴觸情緒的農民,因饑餓偷吃了集體青苗的農民,在水利工地上因饑餓幹活不力的農民,都可能遭到殘酷的處罰。處罰農民的刑罰有幾十種:吊打、罰跪、遊街、扣飯、冷凍、曬太陽、割耳朵、「炒豆子」等。慘不忍睹。信陽地區羅山縣彭新公社有17名預備黨員,在「反瞞產」中打了人的16人,都「光榮地」轉為正式黨員,只剩一個不得轉正,因為他沒打人。在這本書各章節中,記錄了大量打人致死的慘案。需要指出的是,這些慘案是1961年整風整社中揭露出來的,多發生在「三類隊」(即落後隊),不是每一個生產隊都發生這樣慘烈的事情。不過,根據毛澤東的說法,「三類隊」也占生產隊總數的三分之一,在三分之一的生產隊裡發生這樣的慘案,也是相當普遍的。

上天無路 入地無門

中共各級地方政府為了完成徵購任務,在農村以開展「兩條道路鬥爭」的方式大搞「反瞞產私分」運動,用政治壓力、精神折磨和殘酷的暴力,搜刮農民僅餘的口糧和種籽,農民稍有不滿就要挨打,面臨種種刑罰,甚至被活活打死。

喬培華根據中共檔案撰寫的《信陽事件》調查報告,記錄了數十宗光山縣槐店公社大樹大隊發生的血淋淋事例,信手拈來幾例:

1959年10月15日,熊灣小隊張芝榮交不出糧食,被綑綁後用劈柴、木棒毒打後死亡,大隊幹部還用火鉗在死者的肛門裡捅進大米、黃豆,一邊捅一邊罵:「要叫你身上長出糧食來!」張被打死後,留下8歲、10歲兩個小孩先後餓死;

1959年10月15日,陳灣小隊社員陳小家及兒子陳貴厚因交不出糧食,被吊在食堂的房樑上毒打,後又扔到門外用冷水凍,陳家父子7天內先後死亡,家裡留下的兩個小孩也活活餓死;

1959年11月8日,熊灣小隊社員徐傳正被誣陷「有種不交」,被吊在食堂房樑上,殘酷毒打,6天後死亡。徐一家6口隨後全部餓死;

1959年11月8日,晏灣小隊社員鍾行簡因被認為「違抗領導」,被幹部用斧頭砍死;
1959年11月13日,熊灣小隊隊長馮首祥因沒有向來這裡的大隊幹部讓飯,被看成瞧不起大隊幹部,就被吊在大隊食堂房樑上毒打,並將其耳朵撕掉,6天後死亡;

1959年12月9日,陳灣小隊社員陳富厚因無糧可交,被繩子穿耳,並綑綁吊在樑上用扁擔打、冷水淋,當場死亡。為防止其子陳文勝(17歲)聲張,誣陷他宰殺耕牛,綑綁起來毒打致死……

光山縣縣委書記劉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瞞產」運動,連續拷打40多個農民,打死4人。該公社一級幹部中,親自主持和動手打人者占93%。河南省委書記處書記李立在1960年1月28日向吳芝圃的報告中,提供了更重要的情況,摘抄如下:

光山縣槐店人民公社1959年秋災,全社平均畝產172斤,總產1191萬斤,公社黨委報畝產26斤,總產4610萬斤,縣裡分配徵購任務是1200萬斤,超過了全公社的實際總產量。為了完成徵購任務,他們不惜採取一切手段,大搞反瞞產,把群眾僅有的一點口糧搜刮一空。
?
食堂普遍停伙,死人現象相繼發生。劉文彩和公社黨委把食堂停伙死人歸於富裕中農進攻、階級敵人破壞,歸結為兩條路線的鬥爭在糧食問題上的表現。反瞞產鬥爭持續8個月之久,60、70天內粒米全無,造成人口大量死亡。

被打的有3528人,當場打死群眾558人,打後致死的636人,致殘的141人,迫死14人,打跑43人。

除了毒打、腳踼、凍、餓外,還採取了冷水澆頭、拔頭髮、割耳朵、竹籤子穿手心、松針刷牙、點天燈、火炭塞嘴、火烙奶頭、拔陰毛、通陰道、活埋等數十種極為殘忍的酷刑。 

原公社黨委書記江某等指使炊事員把13個到公社要飯的小孩拖到深山,全部活活凍餓而死。

廣大群眾處於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的絕境,骨肉不得相顧。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遺棄子女,拋屍路旁。全公社有381人因饑餓難忍破壞屍體134具(作者註:這裡說的「破壞屍體」就是從屍體上割肉回家吃 )。……

在正常情況下,如果遇到饑荒,或者得到外界的救助,或者外出逃荒。但是,在當時的制度下,農民沒有求助和外出逃荒的權利。各級政府千方百計地對外封鎖饑餓的消息。公安局控制了所有的郵局,向外面發出的信件一律扣留。中共信陽地委讓郵局扣了1萬2000多封向外求助的信。為了不讓外出逃荒的饑民走漏消息,在村口封鎖,不准外逃。對已經外逃的饑民則以「盲流」的罪名遊街、拷打或其他懲罰。

根據毛澤東的喜好和宣導大辦公共食堂,是造成農民餓飯和死亡的重大原因。此書作者根據資料分析認為,如果沒有公共食堂,餓死的人數可能減少三分之一,在有些地方可能減少一半。大辦公共食堂的過程,就是前兩個月吃飯不要錢,大吃大喝,然後鬧饑荒的過程,就是強迫農民入伙,統一用糧,沒收鍋碗瓢盆,誰家冒炊煙抓誰,使農民家徒四壁、一無所有。

公共食堂的最大危害是「把無產階級專政貫徹落實到每一個人的肚皮」,幹部掌握了讓誰吃飯和不讓誰吃飯的權力,同時得到多吃多占,搞特殊化的基地。

政府和幹部濫用權力使餓得快死的農民雪上加霜,他們派民兵圍、追、堵、截,設卡抓捕,不讓農民逃荒,斷了饑民的最後一條求生之路。

中共領導面對自己一手製造的大慘劇,編造出大饑荒是出於「三年自然災害」和「蘇聯修正主義逼債」的謊言,把罪責推給老天爺和蘇聯,長期以來,「三年自然災害」和「蘇修逼債」成了中國人回顧大饑荒年代的口頭禪。《墓碑》對此作了詳細的考證和有力的批駁。

楊繼繩引證權威的氣象資料和權威的氣象學家的觀點,說明1959至1961年是正常年景。中國地域遼闊,每年發生天災在所難免,但這3年的自然災害並不比其他年分嚴重。

他進一步指出,歷史資料表明,糧食產量和天災之間並不存在正比相關關係,在大饑荒期間,中國政府以巨額資金和物資援助一些國家,其中許多國家的生活水準大大高於中國。在農民大量餓死的同時,大量糧食被用於出口,1959年與1957年相比糧食減產,但出口量增加一倍以上,創造糧食出口歷史最高紀錄,這個數量夠2450萬人吃一年。

1960年,在大批農民餓死之際,當局不僅沒有考慮開倉放糧,反而刻意繼續增加國家糧食庫存,這一年餓死人最多,而國家尚有幾百億斤糧食庫存。

當毛澤東得知信陽發生餓死人的嚴重事件時,他說事件的性質是階級敵人竄奪了領導權,是反革命復辟,對勞動人民實行瘋狂的階級報復,解決辦法是實行民主革命補課,這導致對基層幹部大規模的鬥爭、撤職、逮捕。

有人曾辯解說,毛澤東在3年困難時期也和全國人民同甘共苦,不吃肉。此書引證官方出版物說明,毛的一份西餐菜譜記載了各式風味的魚蝦共有17種。另一位知情人說,醫生鑑於豬肉膽固醇高,建議毛不吃豬肉改吃牛羊肉。在此期間,各地為毛和一些政治局常委修建的別墅、賓館豪華程度超過國賓館。

十分人禍 無關天災

前全國人大代表香港代表團團長吳康民高度評價楊繼繩及《墓碑》。說他是一位治學嚴肅
、搜集資料豐富,而又思想開放、大膽敢言的作家;《墓碑》是繼楊繼繩此前出版的《中
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內容涉及訪問趙紫陽的敏感題材)、《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
等著作後,「對中國現代政治史的一大貢獻」。

吳康民指出,楊繼繩的「墓碑」,觸及大規模的「人禍」,揭露了極大的「黑暗面」,書
中強調四點,一、中國大饑荒的真相長期不為人知,大多以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搪塞民眾,
其實完全是十分人禍,沒有天災。

二、一般人們知道河南省當年餓死了300萬,卻不知道中國死人最多的省分是「天府之國
」四川,保守估計為1000萬人。原因是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跟毛最緊,四川揭蓋子最晚。
大饑荒與反右打壓敢言者有直接因果關係,大饑荒是文革的重要起因。

三、人吃人不是特別的例子,而是普遍存在,有明確紀錄的已達3000多例,其中紀錄有一
次政府把吃人者與煮熟的人肉拿到會場批鬥,結果群眾饑餓難忍,一人說:「我也嘗嘗!
」眾人蜂擁齊上,批鬥大會變成搶人肉、吃人肉大會。

四、中國大饑荒的影響超過文革,其死亡人數相當於全世界二次大戰死亡人數的總和,當
然也遠遠超過8年抗戰中國死亡人數,大饑荒死亡數相當於向中國農村投了450顆廣島原子
彈。

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美國哈佛大學博士丁學良稱此書為「你不能不看的墓碑」、
「一本值得尊敬的書」。他說:「我從來沒有寫過任何書評,因為沒有時間。可今天,在
回顧中國改革發起30年的時候,我卻要破例寫一次,因為《墓碑》太有價值、太有意義了
…。」

丁學良指出,此書在香港一上市,西方的好幾家大報刊即用嚴肅書評予以反應,對它評價
極高。他也認為這是他20年來所讀到的研究「大躍進」著述「最全面、最實證、有最多第
一手資料和最多細節的一部傑作」。儘管他一直關注這方面的資料,但這部書「依然讓我
吃驚─有些細節我都看不下去,時常要放下來,喘一口氣,因為裡面的內容太沉重了」。
 

楊繼繩表示,這本書題材沉重,估計出版後會讓他面對更大的政治壓力和風險,但是追尋真相的使命、反省歷史的責任,讓他「必須給自己一個交代」,也為父輩和那個時代立起一座文字的、也是更永久的墓碑。

「我堅信,在中國,總有一天極權制度會被民主制度取代。這不是很遙遠的事情。……在極權制度徹底死亡之前,我提前為它立了個墓碑,讓後人知道:人類社會在歷史的某一階段、在某些國度,曾經有一種以『解放全人類』的名義建立的、實際是奴役人類的制度。這個制度宣揚並實踐的『天堂之路』,實際是死亡之路。」


本文在2008-11-27 16:26:34被缘儿编辑过
作者授权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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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林 去小林家留言留言于2008-11-29 01:47:38(第1条)
為3600萬餓死同胞而泣




(威斯康辛州)石花:
看到世界周刊1286期發表的《楊繼繩 為3600萬餓殍立墓碑》一文。我一邊看一邊掉淚,情不自禁地哭出聲來,心中有著無法言喻的悲傷。我為3600萬餓死的同胞而哭,也為中華民族的多災多難而慟,我要向作者、向世界周刊說一聲謝謝。

我來自中國大陸,出生在1964年1月,出生時體重只有4斤,總是生病。我母親總是說因為災荒年的因素,她自己營養不足,所以我是先天不足。我母親說她們家人當時吃野菜,因中毒而全身腫脹。我上小學與中學時,在課本裡知道災荒年死了許多人,但書上說是因為自然災害與美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封鎖造成的,並說世界有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我們要「感謝大救星毛主席」。

我在2002年移民美國後,經常遇到一些美國人問我一些問題:中國有足夠的食品嗎?你在中國時能吃飽嗎?有牛奶喝嗎?吃得到牛肉嗎?這些問題讓我感到不舒服,我總是說中國什麼都有。我丈夫是美國人,他說他小時候經常剩飯,他母親總是教育他要珍惜食物,因為中國的孩子吃不飽,喝不到牛奶,如果他再不好好吃,就把他送到中國。我丈夫說他聽說中國發生過的災荒,成千上萬的人餓死了,並問我的家人是不是沒有東西吃,只能吃草。我總是含糊地說沒有國外說得那麼嚴重。我不想面對這個問題,本能地不願意說,不願意聽不願意看,也不願意相信關於中國存在的問題。

但是這篇報導,不僅是對大災荒真相的揭示,而且也讓我改變了狹隘的愛國愛民族的觀念。我們愛自己的民族,愛自己的祖國,但一味迴避問題,並不能真正幫助我們的祖國與民族。儘管我的家人沒有在這場災難中餓死,但每一個被餓死的人,都是我們的同胞,是人類中的一員。這是我們民族的災難,也是人類社會的災難,是不應該被忘記的,應該讓全中國人民、全世界人民知道發生了什麼,為什麼發生。



2008-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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