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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历史”与“现实”:考察马华文学的一种视角——以《赤道形声》为中心发表日期:2008-11-26
作  者:刘俊出处:原创浏览4602次,读者评论0条论坛回复0条
“历史”与“现实”:考察马华文学的一种视角——以《赤道形声》为中心
文/刘俊
2008年11月26日,星期三

发表于《香港文学》二○○三年第五期

“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简称“马华文学”)这一概念本身至少包含了这样两个方面的含义:(一)就属性而言,它是马来西亚文学;(二)就语种而言,它是华文文学。前者意味着它是马来西亚文学之有机组成,后者则表明它是世界范围内的以华文为创作载体的华文文学家族中的一员。“马来西亚华文文学”与生俱来地具有的这种“双重性”——即它既有世界范围内所有华文文学共有的“普遍性”(都是用华文进行创作),同时又有它自身的“特殊性”(这一文学是“马来西亚”的,它主要表现的是马来西亚人的思想、生活和情感)——导致了它具有着跨越不同文学领域的功能:当言及“马来西亚文学”的时候,当然不能忽略“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的存在,而当谈论世界性的“华文文学”的时候,无疑也不能把“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弃置一边。
既然“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兼具“马来西亚文学”与“华文文学”的双重身份,那么对它的认识,就既可以从“马来西亚文学”的角度切入,也可以从“华文文学”的视野展开。本文对“马华文学”的论述,聚焦在“华文文学”视域,试图通过对《赤道形声》的分析,实现对“马华文学”的某个方面的考察——之所以选择《赤道形声》作为论述的中心,固然有受限于获取资料范围的因素,但更主要的原因则是,在论者看来,这个“马华文学读本”因其突出地体现了某个阶段(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马华文学”的文学成就而具有着代表性。以它作为论述对象,应该可以成为看取马华文学的一种有效视角。
收集在《赤道形声》中的182篇作品,均创作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40岁以下的作者群构成其写作主体。在这个由极具才情和锐气的“马华文学”作者群用文字(华文)所构筑的世界里,对“历史”的不断回视,对“现实”的深度介入,以及“历史”和“现实”之间不易剥离的复杂关系,成为了这一文学世界中的广泛存在,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赤道形声》的基本风貌和主要旋律。由是,经由对《赤道形声》中“历史”、“现实”以及两者之间关系的分析,形成对“马华文学”的某种认识,也就成为本文的基本思路。

历 史

“历史”是一个相对于现在(当下)的概念,它的基本而又核心的构成元素是“过去”。 在《赤道形声》中,“历史”主要以如下三种形态存在:(1)传统文化;(2)历史风貌;(3)历史想象。
(1)传统文化。这里所谓的“传统文化”,主要是指存在于汉语(华文)中的业已固定乃至经典化了的文字意象、特定情境和典型心绪,由于“马华文学”是一种“华文的”文学,因此,寄托于这种文字中的文化信息,也就成为马华文学无法绕避的承载,只要使用的是 “华文”,那么在使用这种文字(能指)的同时,文字背后的文化信息(所指)自然也就被认可、接受和使用着。而在运用华文时,对文字背后文化信息的接受和使用,既可能是不自觉的习惯成自然,也可能是自觉的刻意强化。在《赤道形声》中,后者无疑是一种强势,书中作者们卓越的华文修养,突出地体现在他们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稔熟和得心应手的点化。在许多作品中,可以看到大量积淀着传统文化蕴涵的字、词、意象、情境、心绪在其中闪烁,典型者有:殷纣的宫殿、大观园的欢宴、聊斋的魅影、黄鹤楼的晨昏、除妖的桃木剑、辟邪的八卦镜、腾云驾雾的龙、阿房宫的大火、哪吒的风火轮、项羽的鸿门宴、《西游记》中的师徒、《世说新语》中的风神、盘古开天地、夸父逐日、鲧禹治水、女娲造人、结绳记事、屈原投江、曹植七步、武松打虎、甲骨文、山水诗、李白的《将进酒》、嵇康的《广陵散》、向秀的《思旧赋》、出淤泥而不染、清明时节雨纷纷、秋风秋雨愁煞人、风萧萧兮易水寒、雨雪霏霏、四牡騑騑、渭城朝雨、长河落日、关山明月、古道天涯……,至于中国古典文学(文化)中的典籍,如《诗经》、《左传》、《史记》、《淮南子》、《世说新语》、《西游记》、《红楼梦》、《尔雅》、《说文解字》等,在书中更是被重点提及,而在所有这些意象、情境和名词的背后,都意味着特定的“典故”的存在,《赤道形声》的作者们对这些“典故”的大量使用,正表明了他们对中国古典文学(文化)的沉浸之深和迷恋之情,于是,播撒于不同篇什中的“典故”所构成的中国古典文学(文化)投影,就成为弥漫在《赤道形声》中的“传统文化”式的“历史”形态。
(2)历史风貌。这里的“历史风貌”,是指在《赤道形声》中对“过去”曾经存在过的社会形态、生活风俗、人际关系的涉及、记述和呈现——它构成了《赤道形声》对“历史”回视的主要形态。相对于“传统文化”浓重的“古典”色彩和背景衬托,“历史风貌”更多地体现为一种“近现代”氛围和直接表现。这其中,有对会馆的深情回望(陈大为《会馆》),也有对独立日的诗形书写(吕育陶《独立日》),有对各式记忆的拾掇(辛金顺《破碎的记忆》、方路《记忆的请柬》、刘国寄《香草的记忆》),也有对家族血脉的寻觅(莞然《花岗石砌成的梦》、寒黎《也是游园》),有对华人移民南洋、扎根本土的历史咀嚼(陈大为《在南洋》、刘国寄《遗落在南方》),也有对三代成峇的理性反思和对传统技艺不受重视的焦虑(林金城《三代成峇》、《绘龙的手》),有对童年、亲人、家乡的反复品味(钟怡雯《茶楼》、陈大为《茶楼消瘦》、林春美《楼廊私语》、《我的槟城情意结》、寒黎《年年莲花的颜色,依旧》、刘国寄《烟》、林惠洲《伤逝》、《鬼雨荒年》、黎紫书《是为情书》、《图腾印象》、许裕全《梦过飞鱼》),也有对左翼青年和马共游击队惨烈过去的难以忘怀(李永平《雨雪霏霏,四牡騑騑》、黄锦树《鱼骸》),有对政治事件的正面叙事(《十•廿七的文学记实与其他》,也有对过往人物的多元形塑(李天葆《州府人物连环志》)……,众多作品对“过去”时空和记忆世界的描绘,从总体上勾勒出马来西亚华人在南洋曾经经历过的生存史、情感史和心理史,向读者展示了作为“历史”存在的马来西亚华人生活的各个方面。
(3)历史想象。“历史”无法还原,因此,通常所说的“历史”其实是叙事为历史后的“历史”——很难确保其中没有变形、想象的成分。《赤道形声》的作者群主要集中在40岁以下年龄段,他们对“历史”的触摸方式,在书中大多表现为对自己童年生活的追忆,以及对父母辈、祖父母辈的探询,假使说童年追忆是对一种亲身体验的反刍因此还较为“实在”的话,那么对父母辈、祖父母辈的探询就难免混合着对自己没法介入的时空的想象——“历史”本身尚且无法精确描述,何况是文学创作。借助这种“想象”的介入,《赤道形声》的作者们弥合了他们与父母辈、祖父母辈(也就是华人移民南洋历史)之间的时空罅隙,并在其中重现出马来西亚华人生存处境的图景,渗透进对先祖的思念渴慕之情。陈大为的《会馆》一诗是对马来西亚华人移民过程和移民后生活的艺术写照,全诗用诗化的语言,精练的意象,将唐山祖先下州府的悲壮、艰辛以及立足南洋时代代不同的沧桑,表达得充沛而又酣畅。寒黎和刘国寄的散文《也是游园》、《遗落在南方》,则将对先人的怀想化为一种“想象”:鸦片的馨香,官服的绚烂,祖宗的神牌位,以及外祖父的唐山衫,因了作者的“猜想臆度”和“不断寻想”,终于与后人的血脉成功对接,于是,祖先在后人的感觉中成为“很真实的存在”, “流离的家世”和“家族的变迁”也有了世代维系的可能,书写者们由此找到了身世安身立命的踏实感:“历史”到底有了它的完整和圆满,他们也可以“对祖先、对乡愁做一个感天念地的回归和交待”。运用“历史想象”将自身和祖先融为一体,完成对自己“怎样生来的,来自哪里”的历史追问,是《赤道形声》中“历史”存在的又一种方式。

现 实

相对于“历史”的“过去”回望,“现实”无疑首先表现为对“当下”的注目——但又不限于此,立足当今的社会人文和历史文化思考,也构成了《赤道形声》中“现实”的有机组成,基于此,本文所说的“现实”,主要以如下三种方式存在于《赤道形声》中:(1)社会形态;(2)人文立场;(3)文化反思。其中“社会形态”属于“物质”意义上的“现实”,而“人文立场”和“文化反思”则在“精神”层面上被归入“现实”的名下。
(1) 社会形态。这里所说的“社会形态”,是指作者们笔下当今的马来西亚社会现实。
这种现实主要由这样一些因素组成:热带、焦风椰雨、都市、沼泽、胶林、支离感、资讯、兴奋剂、保险套、推土机、开山机、高楼大厦、电脑、环保、砍伐森林、功利、虚伪、人际操作术、工业废水、大气污染、咖啡馆、电影院、超市、健康运动、暴露狂、潮流、时尚、购物中心、办公室、公寓、人流、车阵、失眠、心理健康、红绿灯、电梯、忧郁症、颓废、情欲、二十四小时营业的迷你市场、观光事业、色情业、黑社会、后现代观念、孤独、寂寞、疏离感、身份确认、酒店、银行、高尔夫球场、金融公司、贷款、网络、大众传媒、支票、政客、族群、就业率、贸易、手提电话、电子邮件、高速公路、天桥……。在寒黎的笔下,马来西亚的社会现实具体化为“我”在厌恶现代都市和“学习去适应/去爱这座大城”之间的挣扎(《尘事浮想》);到了钟怡雯那里(1),“社会形态”则变为现代人丢失钥匙(睡眠的钥匙、释放忧郁的钥匙、住家、办公室、汽车、信箱的钥匙)的烦恼(《垂钓睡眠》、《芝麻开门》),全社会话语欲望的膨胀(《话语》)以及高速生活节奏对人的压迫(《节奏》);而黎紫书则通过对都市上空飞翔着的一只纯美白鸽的礼赞,突出了城市的污浊与猥祟,描画了现代社会形态的又一方面(《游击一座城市》)。在虚构的小说世界里,展示的社会形态则有:现代工商业和新型人际关系对旧式小店和淳朴人性的取代(商晚筠《南隆•老树•一辈子的事》)、充满原始生命力的原住民生活(张贵兴《巴都》)、政治后遗症的当代投影(黄锦树《鱼骸》)、神职人员信仰和欲望的分裂(黎紫书《天国之门》)。种种的“因素”和“形貌”,多元杂陈、纵横交织出当下马来西亚社会的“现实”形态。
  (2)人文立场。一般而言,人文立场决定于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知对社会的看取姿态、介入方式、价值评判标准和意识形态取向的综合。体现在《赤道形声》中的人文立场因其是知识分子(作者们)对当下社会的态度和“发言“,而将之纳入“现实”的范畴,其具体内容主要表现为对人道精神的宣扬、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对自我身份的追问以及对人类生存处境和价值的思考。对“人”的重视和尊重是《赤道形声》中众多篇什的主题,而对这一主题的揭示则常常以反感现代社会 “吞噬”“人”和“异化” “人”来呈现。《尘事浮想》(寒黎)如此,《说话》、《芝麻开门》、《节奏》(钟怡雯)亦如此,《南隆•老树•一辈子的事》(商晚筠)是这样,《被遗忘的武士》(詹宏强)也是这样。由于社会的发展,自然和人文生态在被开发的同时也受到某种程度的破坏,为此,在发展人类自身的同时注意保护自然和人文环境,就成为有识之士的自觉追求,潘雨桐的《东谷记事》、《大地浮雕》和张贵兴的《巴都》就强烈地表达了他们对生态环境(自然的和人文的)受到破坏的焦虑,显示出对生态环境的高度关切。对于马来西亚华人的身份归属(是Malaysian,不是Chinese;是Malaysian,却也是Chinese),禤素莱在他的《沉吟至今》中有着相当痛切地直陈:马来西亚华人不是中国人,是马来西亚人,可是在马来西亚他们又是区别于马来人的华人,这种身份上的双重性使马来西亚华人在现实政治中常常遭遇着不平等乃至受迫感,面对这样的现实处境,知识分子当然会对自我身份有所追问——同样的追问在小黑的小说《十•廿七的文学记实与其他》中可以再次发现(2)。虽然有关身份的追问对于改变马来西亚华人的现实处境难有实质性的帮助,但这一追问本身体现了马来西亚华人知识分子渴望民主和平等的人文精神。与此同时,另一些作家则从更广阔的角度对人类生存处境和价值进行着自己的思考。有人把生命归结为“一种陌生的惊慌,坦然呈露于世纪末的洪荒里”(寒黎《摇滚灵魂》),也有人把生命视为“是漂泊的曲线,随时间的河渐渐消失”(林惠洲《伤逝》),有人把生存等同于死亡——“明天,一切等待将在床上预见死亡”(辛金顺《死亡》),也有人在死亡的气息中“陷入一片茫茫的生命探索”( 林惠洲《伤逝》),有人在宗教里寻找“数算一生的年日”的智慧(禤素莱《求你教我数算一生的年日》),也有人在肉身的诱惑和限制与世界的包裹和挤压中,感受到人的扭曲和膨胀(黎紫书《画皮》)。这类关于人的生存处境、意义、价值(欲念、成长、死亡)的形而上思考,构成了《赤道形声》中最富哲学意味的人文立场内容。
  (3)文化反思。立足当下,对古往的文化成果进行深入反思,是《赤道形声》中“现实”内涵的又一组成。书中文化反思的基本形态,突出地表现为对汉字的文化剖析,对文化成果命运的理性认识、以及对传统文化观念的颠覆和改写等方面。陈大为的《木部十二划》、《从鬼》通过对汉字的笔划字型拆解和读音部首联想,将汉字的文化蕴涵与“我”的成长历程结合在一起,以对汉字的文化深入和现代解读,完成汉字与“我”的生命辩证——汉字活在“我”的生命里,“我”的生命也将因汉字而延伸。林金城在《三代成峇》中,既对华人的“三代成峇”完全包容认同,同时也对现代不少华人对“马华移民史,甚至最基本的一些大马历史、文化等等”,“一片模糊,整理不出个概念来”深感不解,明确提出“我们不可能要求自己保持百分之百的文化传统,但绝不能数典忘祖地做个没有文化根源的民族”,而要在“维护传统的同时”,“放开胸怀,真切地关心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一切,做个实实在在的第三代‘现代峇峇’”。 《绘龙的手》则对“华社普遍上对古迹观念的不够,在修复上经常犯上舍旧取新,只求壮观浮丽的‘庸俗美’,不惜大动土木地把旧有的古迹摧毁,去重建那所谓‘气势磅礴’的‘水泥宫殿’”倍觉忧虑。对于华人庙宇屋脊上的画龙点睛工作竟然由印度工人来完成,他感到不可思议,认为“这并不表示文化融合,而是草率,充分地反映出对文化传统、古迹文物的无知与冷漠”。伴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旧有观念被现代人赋予了新的理解和意义。古人对“风水”的迷信在现代人这里已完全改观:“我动土不向鬼神请示/我不卜而居/祸害由我招惹/灾难自然来/与运数无关”(黄远雄《风水》)。而“鸿门宴”的典故在陈大为的笔下也被重组和颠覆,从“在鸿门“到”再鸿门“再到“不再鸿门”:“不必有霸王和汉王的夜宴/不去捏造对白,不去描绘舞剑/我要在你的预料之外书写/写你的阅读,司马迁的意图/写我对再鸿门的异议与策略/同时衬上一层薄薄的音乐……”(陈大为《再鸿门》)。以现代的立场和不同的身姿投入对传统文化视角各异的反思,无疑使《赤道形声》中的“现实”世界更为丰富。

“历史”与“现实”

从以上对《赤道形声》中“历史”和“现实”的概括中不难看出,其“历史”的一面常常与“马来西亚华人”和“马来西亚华文”中的“华人”、“华文”属性密切相关,而“现实”的一面则更多地与“马来西亚华人”和“马来西亚华文”中的“马来西亚”特征相连。应当说,正是“马来西亚华人”和“马来西亚华文”的特殊性导致了他们文学中的二重性:“马来西亚华人”使他们既拥有着马来西亚的“此在”(因为是马来西亚人),同时也割不断与华人先民的“历史”联系(因为是华人);“马来西亚华文”则使这种文学在表现当下的马来西亚生存经验和审美感受的同时(因为是马来西亚文学),也在承载和传递着华文文字中的“历史”文化信息(因为使用的是华文)。
如同“马来西亚华人”和“马来西亚华文”中的“马来西亚”成分和“华人”、“华文”成分水乳交融、密不可分一样,《赤道形声》中的 “历史”和“现实”也是纠结缠渗、互为因果的,“历史”与“现实”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连体关系,大致同构并对应于“马来西亚华人”、“马来西亚华文”中的“华人”、“华文” 成分和“马来西亚”成分,也许可以被视为是《赤道形声》中“历史”和“现实”关系的基本形态。
在基本确立了“历史”和“现实”的关系形态之后,进一步的追问应该是:《赤道形声》的作者们为何会有如此浓烈的“历史”情结(3)?“历史”又是如何和 “现实”产生联系的?从总体上来讲,“历史”情结的产生是由于作者们自身切不断、挥不去的“华人”、“华文”之根,这种宿命式的关系决定了他们永远走不出这两个名词的世界:只要他们是“华人”,只要他们运用“华文”,当他们面对“我怎样生来的,来自哪里”(刘国寄《遗落在南方》)的发问时,他们就先天地要承载“华人”和“华文”的“历史”,并让这一“历史”流淌在他们的血液里和墨水中。然而,作者们与“华人”、“华文”之间的宿命关系,在决定着他们频频回眸 “历史”的同时,并不妨碍他们是站在“马来西亚” 华人的立场,来反观“华人”、“华文”的历史——而恰恰正是在这一点上,《赤道形声》中的“历史”和“现实”,产生了实质性的联结。
于是,《赤道形声》中有关“华人”的“历史”书写,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历史”与“现实”的统一。无论是关于华人移民南洋“故事”的深情回忆——如通过对先人形象(祖父母、父母)的描写和对寻根回忆(树、坟墓、葬礼、河流、唐山等意象的不约而同存在)的捕捉,来表达对自己“来历”的肯定;还是对华人在州府生存的艰辛的描写——以《州府人物连环志》最典型;无论是对马来西亚社会出现过的政治暗流的触及——如对华人遭受不公正待遇的揭示;还是对过去华人政治(马共)的解构和反思,其出发点和立场都是以“马来西亚” 华人为本位的,这样的一种看取角度和思考方式,提供的无疑是一种有关“华人历史”的马来西亚“现实”——“历史”在这里既展示了它“历史”的一面,同时又和“现实”合为一体——一如马来西亚的华人既是马来西亚人也是华人一样。
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华文”的领域:“华文”在某种意义上讲是马来西亚“华人”的标志和生存方式之一(人都是生活在自己的语言里),而“华人”对“华文”的使用实际意味着对这样的约定的遵守:有关“华文”的所有“历史”(语言发展累积、文化信息积淀)都将在运用这种语言时被全盘袭用——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赤道形声》中会出现大量汉文化(文学)典故的原因。华文中所内蕴着的丰厚的文化承载、繁富的结构体系、细致而又庞大的词汇容量以及极具美感的表达能力,对华文使用者无疑会产生一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赤道形声》本身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涌动在书中的那种强烈的热带生命力和作者们那逼人的才气,在很大程度上正得力于对“华文”出神入化的运用。然而,作为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的实践者,《赤道形声》的作者们在接受“华文”的“历史”并对之予以炉火纯青的运用的时候,并不意味着他们放弃了他们在使用“华文”时的马来西亚立场:在他们的笔下,既有对华文文字的挚爱之情(陈大为《木部十二划》、《从鬼》中对华文文字的钻研之深可见一斑),也有对华文现实地位不平的感慨(林幸谦《中文系情结》中对中文的女性化虚拟),以及隐然可见挣脱传统束缚、另造华文新境的努力(黄锦树《鱼骸》中对甲骨的处理)——而所有这些对“华文”的感情、感受和态度,都是马华文学中的作家从自身马来西亚的立场对“华文”的独特认识和体悟。“华文”与他们的联系是“历史”的结果,而他们对“华文”的认识却是“现实”的,带有独特的马来西亚色彩——“历史”与“现实”再次得到了统一。
从总体上讲,《赤道形声》中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与华文(文化)相关的“历史”和与华人相关的“历史”,“现实”也基本可以分为两类:侧重表现社会的物质“现实”和侧重人文思考的精神“现实”。“历史”和“现实”相互间的关系,则呈现为既是分属——“历史”更多地对应着“华人”、“华文”,“现实”主要与“马来西亚”特性相呼应,同时又是一体——如同“马来西亚华人”和“马来西亚华文”中的“马来西亚”与“华人”、“华文”密不可分一样。由于《赤道形声》中的 “历史”和“现实”景观是由45位顶尖作者集体参与绘制的,因此,其体现出的形态,应该可以被视为代表了马华文学的一种特质。


本文在2008-11-26 11:51:25被施雨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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