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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从《红浮萍》到《嫁得西风》——读加拿大女作家李彦的中、英小说 发表日期:2004-12-16(2007-04-09修改)
作  者:陈瑞琳出处:原创浏览4388次,读者评论0条论坛回复0条
从《红浮萍》到《嫁得西风》——读加拿大女作家李彦的中、英小说
文/陈瑞琳
2004年12月16日,星期四

(休斯顿)

侨报副刊,2003年12月26日

李彦是我只闻其声未见其人的作家。从照片上看,她的眉目棱角分明,典型的北方姑娘。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她的嘴角,有几分刚毅,透露出她个性里的顽强。时代风雨的摧打,异国他乡的剥蚀,灌注在这样一个奇女子的心灵上,怎能不激发出创作的动力?又怎能不诞生出这个时代最厚重斑驳的文学?

李彦是北京人,出国前曾任记者和翻译。获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硕士学位后,于1987年赴加拿大继续深造。现在加拿大滑铁卢大学东亚系教授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学等课程,并担任加拿大中国笔会副会长。

李彦是海外难得的两栖双语小说家,她的主要创作成就有英文长篇小说《红浮萍》,《凝墨》,英文短篇小说《枫城轶事》,《一路平安》,《警告》,《群魔出笼》,中文长篇小说《嫁得西风》,中短篇小说《故园》,《回惶》,《羊群》,《姚家岭》,《毛太和她的同学们》,《地久天长》等,并有译著《白宫生活》。

《红浮萍》曾获1996年度加拿大全国小说新书提名奖。全加拿大每年只有五人能获此殊荣,而李彦是第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获奖作家,她本人也是第一个荣获滑铁卢文学艺术杰出女性奖的华裔作家。此书已被美加多所大学选为学习中国现代史的教学参考书,除了它的文学价值,更具有了历史文献的意义。

由于李彦的创作成就,她曾于1997年作为加拿大代表,赴台湾参加清华大学举办的“第一届加拿大国际研讨会”,并荣获2002年台湾中国文艺协会颁发的海外文艺工作奖章,再赴台湾参加该年度的文艺节颁奖庆祝大会。此项评奖,竞争十分激烈,2002年的获奖者有黄春明、平鑫涛等著名台湾作家,而来自海外的获奖者仅李彦一人,殊为难得。

李彦独特创作风格的形成,我们从她的英文小说《红浮萍》中,会隐约发现些踪迹。书中那个叫平的女孩,从小就没有见过,也不知道谁是自己的生父。那个扑朔迷离的影子,曾经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但在平尚未来到世上时,他已在政治风暴中惨遭毁灭。平的母亲少年时就性格豪放,刚烈好强,这种个性特征也深深地体现在作者的创作上,使得她敢于直面人生,下笔率然惊鸿。李彦从幼年时起就开始体味颠沛动荡的人生,她是那样渴望亲情,却常常被迫远离父母,漂泊他乡。她的心灵是那样敏感脆弱,但时代却偏偏给了她过多的精神磨难。所有这些,对李彦后来的文学创作风格都不无影响。在她的不少作品中,我们都能感受到她目光的冷峻和笔调的悲凉。


《红浮萍》--一幅时代的画卷

《红浮萍》是李彦1995年创作的第一部英文长篇小说,其结构恢宏而细致,中文的书名简洁而意境深远。上个世纪的中国人,哪个不是飘荡在红色海浪里的“浮萍”,哪个人的飘浮命运不是在被那个特殊的时代所左右?李彦以一个中国家庭几代人的故事为线索,展示了一幅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画卷。正如多伦多英文《星报》所介绍:“这部震撼人心的史诗性小说跨越了七十多年时间,写下了一个在红色舞台上演出的家庭悲剧。作者以生动的笔触娴熟地将中国社会历史上错综复杂的矛盾化繁为简,将中国文化、哲理、传统价值观编织在一起,写出一部扣人心弦、催人泪下的小说。书中的几位女主人公皆有鲜明复杂的个性,人物刻划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小说中高潮迭起,充满了令人撕心裂肺的场面,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社会的广角镜”。

小说的故事从“平”在海外获悉一个叫“楠”的人去世的消息开始,揭开了一个家族近一个世纪斑驳沧桑的变迁史。一个沉重的悬念诱引着读者:楠与平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又是为什么,任何有关楠的话题,即便是最微妙的触及,都会在平的母亲过度敏感的神经上激起惊涛骇浪?逝者已逝,给母亲带来厄运的真的是那个被称为“楠”的人吗?一个家族几十年来历尽的劫难,究竟该埋怨何处?时代还是命运?亦或我们自己?小说精彩的开头,引出了那久远的模糊而又悲伤的风雨家园。

小说中的平,生在北京,满月时却被送往关中古城,四岁时回京,见到了正在郊区农场劳动锻炼的“右派”母亲。然而那时的母亲,既无力关照自己的子女,又在挣扎着如何摆脱自己的政治灾难。小说中的时代风云并不仅仅局限在表现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反右”风暴中所经历的悲惨遭遇,作者的笔更是伸向了历史的纵深处,在那个秦岭南麓、汉水之滨的千年古城,由外婆那一代所演绎的沧桑故事更加神奇,更加凄迷。

民国初年的军阀战乱, 带给外婆传奇般的坎坷命运。初嫁的军官在战场上阵亡,外婆差点落入人贩子之手,九死一生逃回千里之外的故乡,鬼使神差地嫁给了年近六十却富甲一方的杨大老爷。大家族的倾轧,人心的险恶,通过中毒丧命的宠猫以及葬礼上执刀动斧的冲突等等入微传神的描写,令读者屏息。外婆虽说是一路战胜了贪婪狡诈的亲族及官府的敲诈勒索,却无力面对轰轰烈烈的共产党“土改”革命。在儿女的激励下,六神无主的外婆终于忍痛及时地将数百亩良田与铺头房产悉数上交,暂时免去了眼前的“革命”之苦。但是,她又怎能想到,二十世纪的中国,更加剧烈动荡的时代风云还在后面,她的儿女子孙还要经历更加严峻酷烈的考验。

平的母亲雯生性好强,在大学读书时便报名参加了抗美援朝的志愿军队伍。她在政治压力下虽然选择了相信党组织,离弃被指控为国民党特务的楠,却未能免除她沦为右派,受尽欺压的厄运。被平从小认做父亲的大志,是个品格高尚的共产党干部,他可以在他的生活里坦然接受这个天真无辜的小女孩,却痛苦地挣扎于是否应当让雯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继续做他妻子的折磨中。即便是如此虔诚地信仰共产主义的大志,也难逃在文革中成为“反革命走资派",倍遭凌辱的下场。小说中通过平与年幼的妹妹偷偷翻阅父亲的日记,窥探他心灵独白的一幕,生动地刻画出政治压力对人性的严酷摧残。

几十年的风雨动荡,使这个知识分子家庭四分五散,聚少离多。从繁华的京城到黑龙江畔的原始森林,从关中故都到黄泛区的盐碱滩,从雁过留声的偏僻塞北到太行山麓的革命老区,年幼的子女时而跟随父母颠沛流离,时而寄人篱下,体味了时代风雨对生活的侵蚀,目睹了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生活,心灵上刻下的是难以痊愈的伤疤。小说结尾时,全家人终于重返北京。平决定远赴他乡求学。父亲一番语重心长的临行叮嘱,反映了这一代知识分子对祖国不变的信念:我们的国家,正百废待兴,党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困难虽然很多,但前景却是好的。

《红浮萍》于1995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出版后,立刻获得了主流媒体的热烈肯定,在海内外引起极大反响。《加拿大书丛》杂志给予此书这样的评价:“李彦的笔锋坦率细腻,具有浓厚的感情色彩。许多抽象枯燥的概念,在她笔下变得充满了人情味,使读者仿佛置身于主人公的生活之中,与他们同悲共喜。她展示给读者的不是黑白分明的单一个性,而是真实生活中常常使人徘徊于正确与错误的界限之间,很难找到答案的复杂的道德观。这是一部极为深刻、令人敬佩的政治小说。正是这种承认人性的复杂,对中国历史的透彻掌握,以及对故土深深的眷恋,使她能够写出这部充满激情的小说。”

香港《亚洲周刊》指出:“《红浮萍》的意义不仅在于描述了人性的扭曲,更在于剖析造成这一现象的社会机制。作品的悲剧色彩,正来自作者揭示历史真实的胆识。西方读者正是从这几代女性的蕴含丰富的沉浮故事中,感受到中国妇女自我解放的艰难,从而了解中国社会内部的变革动力及未来走向”。温哥华KINESESS杂志更道出了李彦作品的独特之处:“同是用英文写作的大陆女作家郑念与张戎在她们的书中叙述了文革的苦难,也把出国作为解脱的手段。但李彦的小说通过反映在国外的生活扩展了这个层面的涵义。”李彦对此作过这样的注释:“我小说里的主人公虽然也选择了走出国门,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外就是天堂。无论走到哪里,人性和人类的情感都是共通的。有善有恶,有美有丑,这是永恒的。”
《红浮萍》的人物塑造得非常成功,“外婆”的坚韧豁达,“母亲”的聪慧激进,“父亲”的宽厚善良,此外,即使着墨不多的角色,也个个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如“外公”家刁钻可怜的“紫嘴唇四小姐”,被棠舅遗弃因而绝望自尽的明媒妻子“木瓜脸鲍家小姐”等等,性格丰满鲜明,让人过目不忘。李彦的文字在人物刻划上尤显得洗炼生动,寥寥数笔,即活灵活现地勾勒出人物的心态和神态。温哥华英文《KINESES》杂志曾这样评价:“李彦以娴熟的技巧把三代人的生活浓缩进有限的空间。这个故事令人读后久久萦绕于心,以极强的感染力, 把读者带进了一个迥然不同的文化氛围里。”

显然,《红浮萍》是李彦的厚积薄发之作,小说里的故事在她的心中已经孕育多年,小说里的人物已经到达了呼之欲出的成熟境界。李彦与一般追求畅销、轰动的小说家不同,她不写则已,要写就是有感而发,要写那最能触动自己心灵的生活激流。她说:“在我提笔时,脑子里全然没有名利这些东西。有的只是一个念头,就是如实地写下对生活的真实感受。”

《红浮萍》的成功,首先来自于作者对历史的把握和对人性力量的挖掘。李彦曾收到许多读者来信,赞扬作品在他们心中引起的强烈共鸣,表达他们对这部作品由衷的喜爱。不止一位读者这样告诉她:“我是从头到尾流着眼泪读完你的作品的。”但真正令李彦感到欣慰的,是一封温哥华读者的来信:“读了你的小说,我惊讶地发现,尽管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不同,人类的情感却是相通相似的。如今,当我再次走入唐人街的中餐馆,仔细端详在那里遇见的华人时,我已经有了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感受。他们不再是头脑简单,表情麻木的群体,每张脸上,都蕴涵着丰富的情感,都有着和我们一样的心灵。”


《嫁得西风》--海外女性风月图

李彦用中文创作的长篇小说《嫁得西风》,被誉为海外移民女性文学的代表作品,“嫁”,必然是女性,“西风”又必然是在海外了。小说描写了一群性格各异、观念不同的华人移民女性在枫叶国的生活经历,小说的情节真切感人,人物鲜明生动,文字充满张力,作品完成后在香港和北京出版发行,并被多伦多大学东亚系选为指定文学读物。
 
这部小说是海外移民文学中难得的一部特别以女性生活命运为焦点的长篇小说,作者用她犀利的笔引领着读者穿过众多人物、变幻的场景,来探索女性的内心世界,挖掘出许许多多的人性冲突及文化冲突,正如作家张翎所概括的“温柔忍让的角色对应着果敢自主的社会角色,心灵共鸣的情爱观对应着肉欲功利的性爱观,大陆这群女人的杀气腾腾对应着海峡那伙女人的谦和温柔,女性的聪明正直坚强对应着男性的愚昧委琐懦弱,先天背负的东方包袱对应着后天拾得的西方价值,从来没有一部小说,能将如此多的对立面同时呈现在一个平面上。”

也有很多读者感觉到《嫁得西风》好似一部“海外十二金钗”的女性小说,塑造着一群风月形象,描绘着她们在北美挣扎的心灵历程,以其深厚的悲剧情感,表现出对世俗的反叛精神和冷峻的嘲讽。这是一部典型的以女人之笔写女人,以女人目光看男人的小说。  《嫁得西风》中的精彩人物来自大陆方面的有:少女心结未泯的高级研究员陶培瑾,天真而幻灭的,有离奇曲折的“堕落女性”叶萍,完美主义的知识分子小敏,共产党干部夏杨等,来自台湾方面的有“中华妇女会会长”胡太太,基督徒米太太,无可奈何地与丈夫的“二奶”共处一室的元慧,“中华之声电台”节目主持蔡玉媚等等。小说通过这些如秋风中落叶般不能自主的人物,又一次让读者感受到李彦再现政治巨变对人性摧毁和戏弄的本领,同时表现出人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在灵与肉、爱与恨、卑鄙与崇高、性与情、去与留、舍与弃等等矛盾和漩涡中挣扎,从中窥见出古老的中华文化熏陶下的中国人被卷入这个世界性的现代化过程中的断面和折光。

小说中熔铸的生活积累极为丰富。从许多生动鲜活的细节中,可见作者观察生活之细,摄取素材之勤。小说通过几条相互缠绕的主线,以复合函数式的结构,中国章回小说的手法,将这些女人的故事处理在一个充满电影感和镜头感情节的有机整体内。浪漫多情的女工叶萍,最终被大款情人抛弃;曾经是无冕之王的女记者小敏,成了醉生梦死的洋富婆的奴仆;精明强干的夏杨,挣脱了花心的演员丈夫,却无法留住一个偷渡来加的农村青年;昔日的大学教师傅丹心,生活无着,只好走向基督。使人看到了“洋插队”的苦涩多艰。书中人物涉及到北美大陆及台湾海峡两岸三地。真好比是大观园的“旧瓶”中注入了太空时代的“新酒”,让人目不遐给。

在这部小说中,女性群体的形象生动突出,男性则作为陪衬淡出淡入,作者在挖掘女性内心情感世界这个角度拓展了移民文学的表现空间。尤其是用海峡两岸女性在情感追求上的不同感受,进行穿插对比,相互反思。台湾著名作家陈若曦女士这样感慨:“作者从切身的移民生活中体认到,大陆女性长期生活在男女平等写进宪法里的社会,面对恋爱婚姻所产生的苦恼,与台湾女性有很大不同。后者尚处于争取独立自主和自尊自强的阶段,前者似乎已厌倦了长期以来与男性并肩拼杀的平等地位,眼下转而要求回归家庭,重新体验女性气质,并肯定女性价值的权力。这种南辕北辙的妇运诉求,作者透过小说加以发挥。”

小说特别把这群女子置放在北美这样一个大的变迁环境中,深切又真实地表现了女性的困惑,女性的内心矛盾、情感转移,小说中的胡太太不屈不挠的追求,元慧“宁肯分享,而不被人甩掉”的态度,夏杨对外遇男性的强烈反抗,叶萍在几种不同类型的男性中舍此逐彼,都是畸形的情感追求。在这里,无论是阔太太,还是女强人、弱女子,都生存在一个痛苦挣扎的不安世界中,这里很少闲适,很少安祥,很少甜蜜的亲情,也很少成功的喜悦,随处可见的是作者审视和同情的目光。海外女性的这种悲剧性命运,既来自于社会环境的改变,也来自于男性世界的压力和囹圄,这无疑是小说中最深刻的地方。

李彦除了几部长篇力作的问世,还创作了相当数量的中篇小说,其中以2001年连载于《世界日报》的中篇小说《羊群》最为人所瞩目。《羊群》在构思和选材上高屋建瓴,独树一帜,表现了中国人在海外“神殿下的迷惘”。小说基于作者在海外多年的观察,对华裔移民在精神信仰追求上的彷徨与矛盾,做了相当深刻的分析与描写。

小说中的新移民,来自中国大陆,长时间受无神论与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初遇基督教文化的冲击,感受十分强烈。但很块他们发现,基督教义的许多信条,与共产主义理想“小异大同”,因此便产生出一种归属感。不少人由刚开始的排斥、嘲笑或“利用”心态,逐渐转变为彷徨困惑、矛盾挣扎,直到全盘接收,成为有神论者。还有一些人,在海外境遇坎坷,孤立无援,而唯一能够对新移民提供温暖与关心的恰恰是教会。这些上帝的“羔羊”聚拢在神殿下,对未来有所寄托,在精神上求得慰籍。

小说最精彩的地方是作者将基督教文化与共产主义理论做了独到的比较分析,使读者看到了二者之间的某些内在联系,进而能从更高的层次上理解,为什么许多从大陆来的新移民会从无神论者转变为有神论者的原因。小说塑造了一批生动可信的人物形象,如杨宇清、马立新等,他们通读《圣经》就象当年熟读马克思的《资本论》一样进行抗争和思辨,最终发现,共产主义与基督教竟然在理论上、形式上以及组织结构上,有许多相似之处。

此外,小说也表现了人与人的冲突。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牛红梅遗憾地发现:“即使同样聚集到耶稣基督神圣的大旗下,凡人间那根深蒂固的隔阂却难以泯灭。”“这教会不是同样也分着三六九等...”人的自私、偏狭、嫉妒、报复心理依然在教徒们中间蔓延,即使是向教徒们指点迷津的牧师也不能幸免。作者对人性的揭露可谓入木三分。灵与肉的搏斗,不同层次上的矛盾与冲突,贯穿于教徒们追寻上帝的始终。小说一直在引领着读者进行思考与探索:即上帝教义的神圣完美与人类现实行为的不统一性以及无神论者是如何完成蜕化而转变为有神论者的。

李彦的作品笔触细腻,朴素,兼有写实风格和印象主义色彩,让读者在一个个人物,情节和故事里,感受到悲剧美感的层面,作品内涵的思想深度,和人生哲理烁烁燃烧着的灵魂。读者不难从中体味到她优秀的生活感受力与艺术想象力。她的创作,经常是从历史和社会的高度和视角,去观察和审视普通人的命运,对人性和社会现象进行剖析和探索,而不去刻意追求辞藻上的浮华。她的笔端,时时流露出一种犀利的批判风格。也许这就对了。哪有真正严肃,深刻的作家是在那里一味欣赏生活的甜蜜?因此,她的每部作品都意韵厚重,令读者在掩卷之后不胜叹息。

2003年12月补充整理于休士顿


本文在4/9/2007 2:37:22 AM被施雨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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