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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我舅父的“军之旅”文章时间:2018-08-16(2018-08-24修改)
作  者:梁木出处:原创浏览332次,读者评论2条论坛回复0条
我舅父的“军之旅”
文/梁木
2018年08月16日,星期四

我舅父的“军之旅”

  我年少时,总以为我只有两个舅夫,大舅夫黄国源,老家江苏武进的林场干部,小舅夫黄锡源,在一条长江客轮上当船员。但实际上我有三位舅父。我的另一位从未见过一面的舅父才是真正的大舅父,他叫黄匡,曾任国军上校,抗战胜利后任重庆盐务局局长。黄匡可能死于1950年。“匡”这个名字是黄匡当兵后自己改的,他原来也叫什么“源”,但什么“源”,包括我母亲在内的长辈们都没说起过。
  我还有另一个舅父,这是国源舅父告诉我的。那一年我学徒刚满师。国源舅父对我说这事情时,千叮咛万嘱咐,不能对任何人说。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文化大革命还在进行。那个时代,如果谁家亲属中有“国民党反动军官”,所有人都可能受到牵连,不管这“国民党反动军官”是直系或者旁系,你见过还是没见过。
  国源舅父对我说起这事,是一次他从江苏武进老家赶来上海我家作客。那天他喝了一点酒,两眼闪着泪光。但那次他说的很简略,有些欲言又止的样子。我记得我母亲那时正在厨房烧菜,进来后听到国源舅父对我说这事,立刻阻止了他,说他不应该把这事情告诉我,于是国源舅父就收了口,继续喝酒了。但这事我已记在心里。大约两三年后,我陪母亲回老家上坟,事毕,在国源舅父家住了一夜。就在那夜,我看到了大舅父黄匡的照片。
  那是一张全家福,上面有一位英武的军人,佩上校军衔。他身旁是一位端庄秀丽的年轻妇女,中间是一个男孩。男孩有一双天真无邪的眼睛。毫无疑问,那就是黄匡和他的家眷,也就是我的大舅父、大舅母和表兄了。这照片连同一封家书是抗战胜利后由重庆寄到江苏武进的。因老家穷乡僻壤,交通闭塞,地址又是多年以前的,这封家书在邮路上走了好几个月。据国源舅父说,我外公收到此信时吁天长叹,喜极而泣。这是可以想见的,黄匡离家十多年,音讯全无,生死不明,现在突然收到远方来信,老人能不万分惊喜。那为何又吁天长叹?黄匡走时我外婆尚健在,而今长子抗战立功报家喜讯,却只能告慰老母的在天之灵了,物是人非,老外公怎能不捶胸顿足,浠嘘不已!
  国源舅父对我说,事后,外公立即按信上地址写了一封回信,告知黄匡家中情况,并让他带妻携子尽快回家省亲,急切之情难以言表。过了一段时间,黄匡寄回一个包裹,内有一些礼物并一信。在信上,黄匡说他已转至重庆盐务局任职,一旦公务安顿下来,即刻回家探望父亲及诸弟妹。但此后音讯又断。几年后,到了1950年初,我已在上海工厂做工的母亲突然收到四川自贡某战俘营管理当局转来的一份函件,并一封黄匡的亲笔信。在信中,黄匡告之我母亲他已被俘,关押在战俘营,因身患重病,急需药品及其他物品若干,请我母亲置办后尽快送寄。我母亲收信后焦急万分,很快就将所需物品寄送过去。但不料这是黄匡与家人之间的最后一次联络,从此音讯完全断绝。我外公曾多次向战俘营管理当局寄信,希望能探知黄匡的相关情况,但从未有过回音。因此国源舅父推断,黄匡可能死于战俘营,时间是1950年内。至于黄匡家眷,国源舅父推测可能死于战乱,可能去了台湾,也可能隐姓埋名,沉于茫茫人海,不然,战俘营管理部门是不会辗转上海找到我母亲的。
  至于黄匡离家出走后的经历,只能从他的仅有的几封家书中略知一二,而他离家之前的情况,由于国源舅父那时也才十三、四岁,记忆也很淡薄。前后联系起来,情况大致如下:
  黄匡十七岁那年,由于家境不好,外公让他中断学业,托人送他去苏州一家绸布店做学徒。但黄匡没做几个月就逃了回来,他说,再苦也要和家人在一起。但外公不同意,说他没出息,吃不了苦,当学徒是很难熬,但总有学成后的那一天,到那时,当个店员总有些收入,除了自己吃用开销,还可贴补家用。黄匡也知道外公的心情,所以回来了却不敢回家,在村外逛了一天,直到晚上才溜回家。外公见他后非常生气,骂了他,打了他两个耳光,并要他次日一早立刻去苏州。这是一个很漫长的夜晚。这一夜,他是在邻居家的牛棚度过的。这邻居是本家的一个二叔。当夜,他向二叔借了三块大洋,第二天一早就走了。他没向外公告别,而是在家门外关照国源舅父,对他说,我走了,你就是长兄,是家里的顶梁柱,要承担起责任,好好照顾父母和弟弟妹妹。他没有说他要去哪里,只说好男儿要保家卫国。后得知,他没去苏州,而是去了上海。那时,七七事变已经爆发,上海局势紧张。他在上海参加了保安团。这些情况都是他在后来的信上说的。我忘了一点,在抗战胜利寄回包裹里,他还放了一些钱,并特意写明,其中的十块银洋,是还给那位邻家二叔的。
  所以国源舅父说,是外公的责骂和两个耳光,改变了黄匡的一生。
  一二八后,根据中日协议,上海是不能驻军的,所以保安团名义上不是正规军,但实际上是作战部队。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那时黄匡已是少尉排长。淞沪战败后黄匡退守南京。南京又败,黄匡随部撤守江西、湖北等地。武汉失守后他因受伤进了福建的后方医院。后来,他进了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又转战各地,最后驻守重庆,直到抗战胜利。抗战时期,中国的大半国土都是敌占区,江苏武进也是,所以无法通信。胜利后,黄匡终于和家人联系上了。但从仅有的几封信中难以知晓他完整的从军经历,而以后的经历更是一片空白。如果没有内战,抗战胜利,国家重建,父子相见,家人团聚,便可得知他更多更详细的从军史,而我也有可能“认识”他了。但现实就是这样让人遗憾,我没见过一面的大舅父黄匡是抗战英雄,但最终的结局却令人心酸。
  我生于1951年,应该说和黄匡不曾发生过任何情感联系,但事实上,自我知道曾有“他”后,就记住他了,并许多年来一直记着,虽然有关“他”的记忆,只是我母亲和另两位舅父给我转述的零星片段。回过头来想,其实这也是必然的,因为黄匡与我母亲是同胞血亲,是一种浓厚的人际关系,在伦理上存在记忆与关爱之间的紧密联系,而这纽带又传递并连接着我,因此关系也很浓,所以我应该记住他;如果我知道了他,但仅当作一个与我无关的“曾经的存在”,或一个过往的传说,听而不闻,这反倒不可思议了。更何况他是在我出生的前一年去世的,冥冥之中,似有情感脉络在暗中相连。
  或正因为我记着我的大舅父黄匡,有时也会产生与他经历有关的种种联想,其中,如“战俘”。
  说到战俘,就想到战争,想到交战——他和谁交战?根据抗战胜利后他的家信,内战时他已转赴重庆盐务局任局长了,是公职人员,不可能参战,怎么还会成为战俘,关进战俘营?要么因他以前是军人。但他身为军人时的交战对方是侵华日军,抗战是天职,怎么可能成为本国新政权的“战俘”?要么就因为他是敌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敌人”。或最后一种可能性最大,因为在“镇反”运动中,凡在国民政府担任过科员以上职务,在农村担任过保长以上职务,在军队担任过排长以上职务的人,都属于敌人,在镇压和专政之列。这一想,我茫然了,因为我的这位大舅父是抗敌军人,但又是人民的“敌人”。这类事例在所有二战战胜国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另一个联想,是黄匡的抗战烽火中的青春。
  中国的抗日战争与历史上任何一次战争相比,都有性质的不同。中国的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中国首次与盟国共同战斗,站在世界进步力量一边,最后正义战胜邪恶,中国人同全世界共同欢呼胜利,这在我国历史上是第一次。与此相比,以往或以后的任何一次以改朝换代为目标的战争都不足挂齿。我的大舅父黄匡参加了那场战争,披荆斩棘,坚持不懈,杀敌立功,作为他的后辈,我感到荣耀。但同时又感到遗憾,因为我对他的抗战经历一无所知。他离家出走时年仅十七岁,抗战胜利时大约也就三十岁左右吧,这十多年的经历应该就是“战火中的青春”,一定非常壮丽,但他去世了,把所有的记忆都带走了。一想到此,我的内心总有些唏嘘。但同时,我有时也会陷入沉思,或浮想,“想象”他在抗战中的从军史……
  或正因为有了以上这些联想,我合上曾读过的“中国革命史”,开始关注除“革命战争”以外的图书资料。有一段时间,我在上海图书馆资料室读过一些不公开的史料,包括国民党将领的抗战回忆录,尝试了解教科书以外的中国现代史。了解后不禁感慨,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付出更多、牺牲更多的,是正面战场,是包括黄匡在内的国军将士。感慨之余,我很想做一些关于正面抗战题材的功课。有段时间我曾和几位国军后人尝试编写有关抗战的电视剧,并通过民革上海市委促成此事,而且已写了一部分,后因民革领导婉拒而不了了之。后来,我也想写小说,但写着写着,却怎么也写不下去。

  2007年,我有一个电影剧本获该年度的“夏衍杯”奖,并获邀参加2008年元宵节广电总局等单位举办的编剧联谊会。在联谊会上,剧本规划中心找我约稿,不知为何,我突然想起的,就是我大舅父黄匡的“抗战”!
  我不是编剧,也不是作家,能获“夏衍杯”是个意外。但或正有了这个“意外”,我开始对自己的写作有了信心,并真的关起门来写电影剧本了。就这以后,我写了电影剧本《军之旅》,想参加2008年度“夏衍杯”的征集评选活动。但这一次只入围,没获奖。不过事后广电总局剧本规划中心与我联系,并和我签署一份电影剧本授权委托书,约定我全权委托该中心为电影文学剧本《军之旅》之拍摄使用权的唯一销售代理,委托期限为(2009年之后的)两年。但很遗憾,现委托期限早已过去许多年,该剧一直没有投入拍摄。
  激发我写剧本《军之旅》的是我对我舅父的记忆,但那些“记忆”只是一些细细的线条,所以可能有“黄匡”的影子,而故事却是虚构的。抗战中有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还有许多次悲壮的战役,其中包括中国远征军的入缅作战,这是我编写《军之旅》的源泉。我想纪念黄匡战火中的青春,但又不仅仅只是纪念他一个,所以,这又可说是我读那些抗战将士抗战回忆录的读后感,只是用以表达的形式是电影文学。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军之旅》不是 “抗日神剧”,尽管也是虚构,但绝非胡编乱造。
  前几天,一些朋友在微信中相互转发有关抗战和“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八十一周年的纪念文章,我读了很感动。感动之余,想到之后两天的“八一五”,日军战败投降纪念日,而后又联想我未曾见过一面的舅父黄匡,接着又想到我曾写过的剧本《军之旅》……于是,我就写了这段感想,并愿望,能否请文心社的朋友一起分享我这多年前写下的《军之旅》?当然,写了剧本没机会拍也就算了,可无处寄放,也是一件于心不安的事情。

                                      2018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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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诗信 去李诗信家留言留言于2018-08-25 12:31:18(第2条)
是抗敌军人,但又是人民的“敌人”。这类事例在所有二战战胜国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我家父亲的遭遇也是如此!1949年后遭受的“劳改”、“右派”、折磨和侮辱皆因他是抗战英雄。被折磨死后,我们全家是反革命家属继续遭受折磨,直至1979年平反后,我们一家才得到解放。我之所以没能够上中学都是这个原因。
 主人回复 
“反革命”是正常的。我向反革命家属致敬!
幼河 去幼河家留言留言于2018-08-24 14:34:56(第1条)
令人深思的故事……
 主人回复 
谢谢!我一直在深思,以后也将继续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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