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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跨国主义视野中的新移民文学 文章时间:2011-04-27
作  者:丰云出处:原创浏览1779次,读者评论0条论坛回复0条
跨国主义视野中的新移民文学
文/丰云
2011年04月27日,星期三

新移民文学是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而产生、发展的,因此,其发展的每一阶段都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进程有着微妙的对应关系。上世纪的新移民文学,主题集中于两类,一是“文革”叙述,二是新移民在移居地的生存窘迫、文化震撼或成功炫示。这正是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相契合的。对刚刚走出“文革”阴影不久的中国人而言,需要记录和倾述。新移民作为脱离了原有国度的政治管控和意识形态笼罩的华人群体,可以以更为大胆的方式表述他们的“文革”记忆,疗治精神创痛。于是,从英语文本的《上海生死劫》、《鸿》、《红杜鹃》、《一滴泪》、《红浮萍》,法语的《巴尔扎克与小裁缝》,到汉语文本的《白蛇》、《天浴》、《人寰》等均致力于此。后一类主题在汉语文本中数量最是蔚为壮观,从较为通俗的《北京人在纽约》、《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到严肃的《丛林下的冰河》、《少女小渔》、《美国戏台》、《曾在天涯》等,均属此列。这些作品记录着从国门初开的落后发展中国家初抵西方最发达区域的新移民的窘迫、悲欢与文化不适。

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飞速发展的经济以及对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融入,不仅改变着本土国人的生活,也对全球的华人移民发生着潜在的影响。华人移民的生存状态和文化心态都在某种程度上回应着这种变化。20世纪90年代,美国移民史研究领域出现了跨国主义理论,提出了“跨国移民”的概念,与传统移民的“叶落归根”和“落地生根”相区别,“强调当代移民建立了跨越地理、文化和政治边界的社会场”,史学界华人移民研究领域根据这一理论,也相应地提出了“跨国华人”的概念。

在新移民作家群体中,非汉语写作者往往倾向“落地生根”,如高行健、戴思杰、哈金、李翊云、闵安琪等等,他们虽然无一例外地在书写“中国故事”,但在文化身份认同上往往倾向居住国,他们的“中国故事”在题材选择上同样无一例外地以西方的阅读口味、政治倾向为取向,叙事语言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也因此,他们在汉语文化圈中获得的承认度较低。而汉语写作者,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引起关注的作者,则大多属于跨国华人群体。知名度最高的严歌苓、虹影等人,每年都有半数以上的时间生活于国内,参与国内的各种文化活动,虹影甚至被重庆人票选为形象大使;曾经的伤痕文学代表卢新华,也已经回国经商并参与国内文化学术活动;近几年才引起关注的施雨、秋尘、吕红分别在福建师大、北师大、华中师大攻读了文学博士学位,施雨并已返回上海居住;张翎因作品《余震》被冯小刚改编为电影《唐山大地震》而知名度骤升;苏炜、刘荒田、章平、林湄、王性初、少君、李彦、陈谦等都经常返回中国内地参与作品出版推广、学术研讨会、笔会、大学讲座等文化活动;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则已经筹办了几届美中华文文学论坛,与中国内地的文学研究界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更重要的是,这些新移民作家的作品基本都是在中国内地或港澳台出版发行,并获得大量的文学奖项。因此,虽然身体已经移民,但他们的文学事业却完全建基于以中国内地为中心的汉语文化圈。他们通过自己的文学书写和文学活动而建立起了一个跨国、跨文化的社会场域。

新移民文学是以记录新移民生活历程为己任的。在跨国主义视野中审视其新世纪以来的发展,可以看到两个明显的趋向,一是从故国回望、异域悲情发展到以文化自信为底色的文化观察与思考。二是在从边缘融入主流的过程中,对底层关注渐趋减少。这两个趋向是新移民文学在从边缘走向中心的挣扎过程中所呈现出的一体两面。


在上世纪的新移民作品中,尽管都是以移居地为叙事背景的,但这个背景经常很模糊,读者透过这些文本所窥见的往往并非是一个客观的、层次丰富的异域国度。除了生活细节的碎片外,当地的政治生活、经济运行、教育机制、文化事件、艺术活动等,或者缺失,或者面目模糊,移居地“对这些作家而言,常常不是一个要深度描画的世界”,而只是移民置放在自己现实生活背后的混沌布景。作为跨文化生存的群体,新移民作者最应该做的不是沉溺于故国往事、异域悲情或者在不同文化之间、不同国度之间转运西洋景和生活碎片,而应当从文化比较、尤其是一些制度建设、社会运行机制等方面做更多的勾画。

进入新世纪以来,首先是林达、薛涌、李雾等时评散文的写作者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上有较多的建树:《带一本书去巴黎》、《一路走来一路读》、《扫起落叶好过冬》、《西班牙旅行笔记》(林达)、《吾讲斯美》(李雾)、《直话直说的政治》、《右翼帝国的生成》、《草根才是主流》、《一岁就上常青藤》(薛涌)等大量作品出版,从政治、历史、教育、文化观念等多个领域展开了文化比较,影响很大。而新世纪创作出版的新移民小说,也同样走出了故国回望、异域悲情和浅表的文化冲击主题,而是更为注重对现实经验、异国情境中政治、经济、法律、教育、族裔文化特性等重要社会层面上的文化思考,再现和传达中国文化与世界的对话和沟通。在这些沟通中,华人移民开始建立起自己的文化自信,从单纯的反思自身到客观地认知双方。

譬如秋尘的《盲点》,以一个政府部门计算机管理系统的测试和开通为叙事主线,描绘出美国办公室政治的复杂、阴险,刻画了市政官员、秘书、火警、软件公司职员等众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既有白人,也有中东移民、以及来自不同区域(大陆、香港、越南等)的华人移民。尤其作者将泰德、内森和约瑟夫三个性格、文化背景迥异的男性设置为同父异母、但互不相认的同胞兄弟,更加戏剧性地表达出美国这个移民国家的种族混杂、文化斑驳的特性。主人公凌丹在复杂的办公室政治中屹立不倒,所仰仗的不是对西方文化的熟谙,而恰恰是中国文化的以柔克刚。中国民族性格中内敛、谦让的负面效应曾是很多新移民败退于西方文化面前的理由,也是他们对自己人格剧变的最合理解释。但秋尘却挖掘出这一特性在西方语境中的正面价值,展示出文化差异和冲突之外的良性互动。这种挖掘显示出新移民在长期移居生活中对两种文化的透彻观察,以及真正的文化自信。

树明的《漩涡》是第一部具体展示美国选举政治的新移民小说,它通过一个中餐馆老板刘剧阴差阳错的竞选市长的过程,对美国地方选举的程序、运作方式做了全面呈现。刘剧在竞选过程中遭遇的黑帮恐吓、对手陷害,以及种族主义者的强烈敌视,真实地揭示了多元文化之中少数族裔参政的艰难。华人移民由于文化传统、生存压力以及历史上所受的排挤等因素,长期以来倾向于独善其身、积聚财富、远离政治,被称为“沉默的模范种族”,“经济上的巨人,政治上的侏儒”。但随着移民数量的增加,尤其是中国经济崛起后所带来的民族自信的加强,这一状况正在得到改变。许多移民史研究、社会学研究的学者都已经注意到华人移民政治热情的日趋增加。比如美国杜鲁门大学历史系令狐萍教授在其论著《圣路易斯华人——从飞地到文化社区》中通过大量统计数据指出,目前居美的华人移民已经开始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在目前任职于各级各类政府、议会、司法机构的亚裔美国人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华裔。在多元文化、民族熔炉与种族歧视并存的国度,华裔族群政治地位的确立和平等权利的维护,直接关系到整个族群在移居地的生存和发展。华人移民作为少数族裔,如何参与到移居国家的政治生活之中,是他们移民生活中极为重要的内容。相应地,新移民文学也自然有义务书写这一重要的章节。因此,《漩涡》是一次极为可贵的尝试。

黄宗之、朱雪梅夫妇的《破茧》是新移民文学中第一部深度切入西方教育体系运行的小说。作者怀着对中国教育改革提供参照的殷切之心和希望与越来越多寄望于通过移民来助子成龙的家长进行探讨的恳切之情,创作了这部具有一定纪实性的小说。虽然,在新移民作者的随笔类文章中,经常可以看到中西教育比较的文章,但多为浮光掠影的片断感怀,较为深入的比较和思考多出自时评类著作。《破茧》通过几个小移民的成长过程,特别是安妮塔和巍立的对比,详尽展现了美国从小学到高中的教育运行模式,特别是不同阶段、不同地区的个性化教育管理方式。在两个孩子成长每个阶段中,家长的中国教育观念和美国的学校教育方式都在进行着冲突和磨合。华人是极其重视教育的族群,子女教育在华人移民生活中占据着核心地位。契合着新移民的异国生存发展节奏,以记录新移民生活历程为己任的新移民文学,在翻过了故国往事、个人奋斗和婚恋波澜这些初期篇章之后,子女教育篇适时地进入了书写范围。小说中中西方教育观念的激烈冲突,中国文化中的道德评价、人格塑造方式与美国个体主义文化背景既有排斥又有契合的复杂互动,都是发人深思的。

此外,余曦的《安大略湖畔》揭露加拿大的腐败现象,表现了华人移民的维权斗争;施雨的《刀锋下的盲点》从一起美国医疗事故中展现了不同利益团体之间的博弈;裔锦声的《华尔街职场》、陈思进的《绝情华尔街》透过这个世界金融中心的波诡云谲,来探索人性的弱点与制度的制衡关系;黄宗之、朱雪梅夫妇的《阳光西海岸》对西方世界中的华人“科技苦力”在异域迷茫与回归故土之间的精神挣扎的思考,都是新世纪以来新移民文学创作的重要收获。

在新世纪以来的作品中,回归是时常闪现的字眼。“回归移民”也是跨国主义研究中的重要部分。尤其是全球金融风潮之中,移民的“回归”是极其引人注目的经济和社会现象。新移民文学不断唱响的回归歌谣,正是跨国华人群体的心态映射。不过,我们应当看到,这其中的经济驱动其实远大于文化和民族情感的驱动。作为手持“绿卡”甚或是他国公民身份的“回归”者,他们的回归行为只是作为一个游走全球的世界主义者的正常而理性的行动,也是跨国华人生活的真实侧面,我们无需赋之于太多的民族情感、文化认同等等堂皇的标签。但无论如何,“回归”之后,作为经历过异域文化和价值观念洗礼的群体,他们在母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中,将发挥独特的作用,“一方面,他们站在全球的立场,致力于本土性的改造;另一方面,他们站在本土的立场,致力于本土性的弘扬。”

跨国华人构建的跨国社会场域联结着两端,移居地与母国,这两端通过全球化进程而产生着紧密的关联,产生着越来越趋同的社会生活和文化元素,但它们毕竟是两个建基于不同制度、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的社会空间。作为穿行于两端的跨国移民,既有对双重情境的切身体认,又有一定程度上的双向情感疏离,因而能够较为客观地认知、深度地比较两种文化、两种制度。这种特殊发言场域的建构,对于行走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是一种冷静的声音。而新移民对之进行的文学记录,也将是新移民文学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一章。


在新移民作家群体建构其跨国文学场域的过程中,新移民文学也从边缘走向主流。在这一艰难的挣扎过程里,新移民文学在获得对跨国文学场域两端的深度认知的同时,也显现出更一种趋向,那就是日益远离底层。这或许是由于这个写作群体本身社会地位的演变所致。

新移民文学崛起之初,是以身处双重边缘的跨文化视野为主要特质的。严歌苓在十几年前还曾经颇为不平地说过:“为什么老是说移民文学是边缘文学呢?文学是人学,这是句Cliché。任何能让文学家了解人学的环境、事件、生命形态都应被平等地看待,而不分主流、边缘。文学从不歧视它生存的地方,文学也从不选择它生根繁盛的土壤。有人的地方,有人之痛苦的地方,就是产生文学正宗的地方。有中国人的地方,就应该生发正宗的、主流的中国文学。”其为海外华人写作正名的愿望如此殷切。今天,当跨国华人已经成为中国各个领域中的活跃群体时,这一特质其实已不复当初。近年来,每年都有大量的新移民文学作品出现在中国内地的图书市场上。海外华人写作也已经成为一个叫得响的卖点和宣传噱头。在评论界,谁也无法再否认华人移民文学的地位和价值,因为很多华人移民文学作品出版时,腰封上的“强力推荐”都出自名声显赫的著名评论家。显然,至少在汉语文学中,新移民文学已经边缘不再。

在新移民文学从边缘走入主流的历程中,其跨文化的视野依然存在,但那种在自娱性的业余写作中所生发出的与流俗时弊保持距离的超然性、清醒而尖锐的批判性却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弱化和失落的趋势。很多新移民作者的精神向度越来越局限于中产阶级的狭隘文学趣味,流泻着一种无关现实痛痒的的消费主义倾向。而且随着海外华人写作日渐引起国内各界的关注,由国内机构举办、联合诸多海外华人参与的所谓文化“盛事”越来越多,部分新移民作者开始醉心于一些名不副实的笔会、研讨会、评奖等活动,与一些附庸风雅的地方权贵和利益集团合流,卷入互相吹捧、权钱合作的狂欢,炮制出一干贻笑大方的文学奖项。相应地,在这种拥抱利益的狂欢中,新移民文学对底层的关注也越来越少。

华人移民群体在种族、文化上有着大背景的一致性,当其作为一个族群面向居住国的其他族裔群体时,自然会基于族群的共同利益而集结起来,发出整个族群的声音。但同时,华人移民如同任何一类群体一样,有着内在的层次。作为一个有着悠久的群体主义文化传统的民族,华人社会十分注重人与人之间的攀比,而且历来以权力和财富作为成功的最重要标杆。这种文化特质使得群体内部的阶级分化、阶级差异更加容易凸显出来,人们的阶级意识也是极其强烈的。以美国为例,在美国的华人社会中就有诸多不同的称谓来指称不同华人的阶层,比如Uptown Chinese指代受过良好教育、收入高于当地平均水平、生活于郊区的中产阶级专业人士,也就是所谓融入主流社会的华人;而与此相对的Downtown Chinese,则是指英语水平不高,从事体力劳动和服务业、生活于唐人街的下层华人。两个阶层差异巨大,极端分化。除了经济地位上的差异外,还有许多因素造成华人族群内部的阶级分化,比如移民背景的区别。在居住国,华人族群虽然可以从种族的角度构成为一个整体,但其内部同时也是十分复杂和多元的,来自中国内地、港、澳、台地区、东南亚诸国等各个不同区域的移民,彼此之间有着强烈的歧视和情感疏离。因此,经济地位、移民背景、母国的家庭出身,尤其是当前的法律身份(如公民、绿卡持有者、非法移民)等等诸多的因素,构成华人移民族群内部的鲜明的阶级差异性。

当跨国华人的中上层尽享全球化时代的交通便利和发达资讯所带来的优裕物质生活和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之时,以劳工和非法移民为主体的底层移民依然需要面对物质和精神的双重窘迫。在体味着移民的漂泊悲凉的同时,由于教育的匮乏、语言能力的不足,底层移民只能从事一些较为艰苦的体力工作。尤其是大量的非法移民,由于没有合法的身份,他们的生存强烈地依赖族裔网络,但族裔网络在维持他们生存的同时,“也将他们困限于没有出路的低薪职业中”,甚至是忍受血汗工厂的盘剥。当然,国情和国力的不同,使得底层生活的含义也有很大区别。就美国而言,“底层阶级与其他阶级的差异点不在于贫穷本身,而在于这一阶级的成员不能享受普通美国人所习以为常的最基本的权力和社会保障。”所以,他们被社会学家称为“法定的底层阶级。”因此,在华人这个共同的族裔标签之下,依然存在着永不会消泯的层级分割线。关注底层华人移民群体的生存,关注他们悲喜交织的精神世界,同样应该是新移民文学的书写重点之一。但多数新移民作家显然更为关注本阶层的利益与情感诉求,少有真正把目光投向底层的。

阶级身份的区别是移民在中西文化对峙时秉持何种态度的重要基础。全球化时代,大规模的、普泛的迁徙和流动,是一种生活的常态,许多人都处于飘零之中,这种飘零感在中国都市的民工群体和美国都市的华人移民群体身上在某种意义上是相似的、甚至是一致的。但不同地域、不同阶层应对飘零感的策略却是不同的。在华人移民群体中,具有知识和技能的中产阶级,可以通过当地的主流报刊、互联网等各种传媒来沟通自我之外的世界,让乡愁和异域的陌生所造成的异己感得到一定程度的消解。而底层的劳工,或许只能通过中文报纸、中文电视来确立自己与外部世界的关联,无法真切地触摸到移居地生活的内里。当地文化的深层元素,如传统习俗的历史渊源,政治、法律的制度性运作等等,更加无法成为他们精神世界中的新内容。移居地对他们而言,经常是异己的、紧张的,有时呈现为狰狞、无序和晦暗压抑的面目,他们成为异域场景中迷茫的个体,疏离于周遭的文化场域。虽然他们名义上生活于多元文化之中,但身体移民了,精神可能仍囿于本土文化之中,这类人被称为SOB——still on the boat。

在华人移民文学发展的各个阶段中,当然都曾出现过表现底层华人移民生活悲欢的作品,如较早的潘秀娟的《堕胎》曾将笔触深入到旧金山的血汗工厂,黄运基的《奔流》则对华人移民的血泪历史作了整体梳理;上世纪末期,严歌苓的短篇《青柠色的鸟》、《橙血》、《大陆妹》、《海那边》、《少女小渔》、长篇《扶桑》等都对不同时代的底层移民的悲凉生活有深刻的表现。但总体而言,新移民文学前期对底层社会的关注,较多地集中于留学生群体的打工艰辛。这种艰辛虽然也有着悲凉的一面,但由于这个群体都是有着良好教育背景的,他们在底层社会的工作大都是暂时谋生之举。这种艰辛是有可以期待的辉煌未来做衬底的,并非是底层生活的真实镜像。所以,真切表现底层移民的作品在新移民文学中本来就是相对匮乏的。当中产阶级跨国华人渐成新移民文学的创作主体时,这种匮乏更是显著。

当然,在匮乏之中,也还是有少数作家始终目光向下,聚焦于底层,揭示底层群体的精神困境。除了始终坚持的严歌苓、刘荒田等人外,近年才引起关注的沙石也是一个。他的《玻璃房子》和《窗帘后边的考夫曼太太》等短篇关注的都是底层移民局促的精神世界,以及压抑之下的心理扭曲。而树明的《暗痛——两个中国男人在美国》则通过两个本属于知识阶层、甚至是权力阶层,却由于专业背景、语言能力等种种问题,在移居国沦入蓝领阶层、甚至底层的陪读丈夫陈宏志、董克永的悲剧,呈现出“美国梦”的另一面。

但这类作品在数量上是无法与表现中上层移民生活的作品相匹敌的。这种匮乏忽略了在数量上并不占弱势的底层移民的社会生态,也在无形之中掩饰了华人移民群体中的阶层分化。因此,新世纪以来的新移民文学作品虽然在表现移居国生活的政治、经济、文化层面上更具深度,但并不全面。这或许是值得新移民写作群体思考的一个问题。


新移民写作由跨文化的边缘地带,进入到它曾经游离的主流汉语文学的过程,也是新移民群体从追求落地生根发展到游走于双边的跨国华人的过程。这一过程记录了新移民文学各个阶段的成长,从以异域的乡愁与悲情为底色的故国回望发展到以文化自信为底色的客观认知和深度比较,与中国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历史进程相互印证,紧密勾连。“此前,移民经济上的成功和社会地位的上升主要取决于他们的文化适应能力以及他们能否融入当地国主流社会。”而跨国华人“通过移民把两端的社会带到一个社会场域中”,其成功“则取决于他们是否能培育出强大的跨国社会网络。”新移民作者在构建这一文学写作、传播的跨国场域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被裹挟进名利场。当越来越多的新移民作者投身名利的滚滚红尘,让时俗潮流左右创作时,曾经作为清新之风吹拂国内文坛的新移民文学,将走向何方?其从边缘走向中心的挣扎过程,是否会同时成为新移民文学失落其个性价值的过程呢?不过,或许正因为有这种潮流,有各种名利的试炼,才可能大浪淘沙,最终为文学史留下几个闪光的名字吧。


本文在2011-4-27 7:05:30被施雨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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