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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共享海外女作家生活与创作的精神盛宴 文章时间:2010-07-31
作  者:王红旗VS陈瑞琳出处:原创浏览1103次,读者评论4条论坛回复0条
共享海外女作家生活与创作的精神盛宴
文/王红旗VS陈瑞琳
2010年07月31日,星期六

王红旗

王红旗:今天是中国的情人节—“七夕”,可能因为牛郎织女的千古情缘,感天动地,外面下着大雨,我们和著名的海外文学评论家陈瑞琳女士和著名的纪实文学作家沈宁老师共同探讨海外女性文学和海外女性生存现状,希望网友们踊跃交流。

陈瑞琳:亲爱的各位网友,我在海外漂流多年,回到北京,在这样一个情人节里面和大家见面很激动。虽然我们看不到这些网友,但是就像回到自己的娘家,和自己最亲的人在一起。和你们一起聊天,希望你们能够看到我们写的东西,希望你们了解我们的生活。

沈  宁:我是沈宁,今天她们本来是女性作家话题,但是因为今天是七夕总要有点情,所以就请了我来。我一想,既然是谈到“情”,下再大的雨我也在所不辞。我赶来参加女性的谈话,我也代表天下的另一半——男作家,很高兴能够和喜欢文学的网友们谈天,特别是在今天这样一个日子里,希望每一滴雨都变成每一个人的每一粒思想,我们互相能够沟通、了解。

            
(一)海外作家群——携带着“根”的文化苦旅者

王红旗:前几天,我们刚刚在长春开了第四届世界华文文学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聚集了海外许多年的作家、评论家,他们都不远万里回到祖国的长春参加这个盛会,借大家回到北京探亲的机会,特邀两位共同探讨女性文学和女性话题,刚才沈宁老师说,他是男生,但是如果要谈女性文学,谈女性是离不开男性的。

陈瑞琳:刚才主持人王红旗女士讲到女性文学从上个世纪开始,“五四”时代已经有很多女性作家到海外去,我常常在会上经常和大家分享一个想法,就是很多“五四”时代的作家,因为她们受到西方的教育,回到中国后她们才在文学上取得伟大成就。

从鲁迅开始到冰心,这些“五四”时代闪烁过的作家,她们的成就,都和她们受过西方的洗礼有很大关系。我想说,我们这一代作家到了海外,要吸收什么,要给我们的文学带来什么?这是我常常思考的问题。台湾五、六十的年代也有很多作家到海外去,他们写的东西和从大陆出去的作家写的东西很不一样。

我现在研究的就是改革开放以后,从中国出去的新移民作家。现在已经将近30年,她们中间出现了很多优秀的女作家,也包括沈宁这样的男作家。也许有网友会问,你们为什么不回国呢?我在想,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使命,“五四“时候的作家,因为国难当头,国家内忧外患,他们回到祖国报效国家。这个时候不一定非要回到祖国。有一个神话叫“精卫填海”。我发现很多人写的东西都跟我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打上海外生活的烙印,又和自己的民族土壤结合在一起。我认为他们写出作品对我们文坛和文学更有一种新鲜的意义,或者更有开拓性,能带来一些新的素质。这是我觉得非常自豪的地方希望我们海外作家能够写一点跟我们本土作家不一样的东西。我们沈宁先生写纪实文学,他在海外写了差不多七八部有关海外教育、商业、政治的,甚至还做过美国空军学院的教官,他对美国文化的了解非常深刻。请他来谈一下他对中西文化的感受,因为他作为纪实文学作家,当然也写过他的家族故事现在有很多人都知道沈宁,因为他的《百世门风》,他对西方文化也写了很多文章,并引起很大反响,沈宁你回到中国有什么感慨?

沈  宁:我到美国已经23年,回到中国以后,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并没有离开中国。古人云“叶落归根”。我的祖辈们都是中举、中进士在外面做官的人,他们一直有“叶落归根”的感觉。到外面做官,即便到北京去做官,感觉还是漂流,一定要归根。我现在已经漂过太平洋,跑到更远的地方去,所以“根”的问题似乎是非常迫切,非常深刻,也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

经过这么多年我自己感觉,“根”的概念,在古代是一个地理概念。我的籍贯是浙江,如果浙江才是我的“根”,离开了浙江好象就是漂流,就是离开了“根”。但是我想说,如果我们现在想“根”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性的概念,如果这个“根”的情感、思想、意识已经渗透到每一片叶子的每一条叶脉,那么这个叶子,不管漂流到任何地方,它都带着它的根,它并没有完全的离开这个“根”,所以这就是我的概念。

我虽然生活在美国,但是我认为“根”已经渗透到我这片叶子的叶脉里。我的“根”跟着我,我的根源还是在中国。所以回到中国以后,我就感觉好象我又回到了家,我从来没有离开很远。

我在美国居住的地方,不是华人比较聚集的地方,我在科罗拉多居住,我居住的地方中国人很少,既看不到中国的电视,也听不到中国的广播,更看不到中国的报纸等媒体。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样呢?我就是自己写,用中文进行写作,用中文写作能让我感觉到“根”的存在。所以我虽然离开了祖国23年,但是我并没有离开这个“根”。回来以后,能够看到祖国,看到父老乡亲们现在的生活情况,我觉得非常高兴。也很感激祖国的父老乡亲们,还记着我,对我仍然很热情。


(二)疼痛与距离——诞生了一朵朵“移植”的奇葩

王红旗:刚才我们谈到海外的作家,特别是谈到海外的女作家,实际上,从中国的现当代文学来说,我一直认为,国内的作家和海外的作家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因为他们是同根同源。但随着全球化的到来,从文化相融合角度来看,刚才陈瑞琳说得很好,实际上海外的华文文学给中国现当代文学开拓了很广阔的地域和思想空间。这肯定是一个双重空间的开拓。特别是在最近这几年来,出现了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北美华人女作家群的崛起,数一数就几十个,作为非常著名的北美华人文学评论家,你谈谈为什么在这时北美女作家群会崛起?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文学和文化现象。

陈瑞琳:这个话题也是我最关心的。我到美国14年,当初离开中国时,是在大学里教中国现当代文学,我15岁上大学,19岁毕业,然后教书,现当代学也教了十来年,所以我对作家有特别的感情,我这个人走到哪里都最关心的是作家,到北美以后,我还是关注哪些人在写作,我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在北美住的华人,他们不为名,不为利,他们就是为了自己的心灵,他们觉得他们有话要说。

文心社的社长施雨写过《纽约情人》,她在美国弃医从文,在美国拿到医生执照来写作。很多人为什么这么热爱写作,海外作家有一个心理上的需求,因为她们的“根”从中国拔起来以后,移植到了海外,暴露在海外土壤中的时候,对“根”就特别的敏感,感觉到痛苦,因为所有的作家到海外以后,都会感觉到痛苦,她们非常想让痛苦飞扬,让自己的精神得到飞扬。尤其是第一代移民,她不把生命的移植写出来就觉得对不起自己的生活。在海外很多人因为疼痛而开始写作。这个时候涌现了很多在中国不会成为作家的人,到了海外成为作家,或者在国内不是特别有名的作家,到了海外以后,她的精神忽然间张开了,她所有的感触全部都已经变得那么的敏锐,像严歌苓在出国之前就开始写作了,但是那个时候她写的东西并不能走进中国文学的前沿,但是到了国外她非常切腹的体会到了移民的痛苦,然后她写了很多的著名作品,而且她反过来写中国的故事,例如,她写系的《金陵12钗》,还有写过抗日时期的中国女人,又写到《第九个寡妇》,她用她人性的眼光,关注她要表现的生活,我觉得她现在的写作状态,和她在海外经历过的这一番痛苦是有很大关系的,她是一朵奇葩。

还有一种女性的作家,就像张翎,她国外沉寂了十年以后才进入写作。当初周励是最早在海外写移民生活的作家,我为什么提到她们两个的比较呢?因为周励的写作状态是非常急迫的,要表现出自己的成功,写一个传奇的故事。实际上这种传奇的故事是有夸张的。所以它和生活本身有一定的距离。让海外的读起来觉得它不具有代表性,不是每个人都这样生活的。所以没有在海外引起很大的共鸣,当然在海内引起共鸣,大家觉得它很猎奇。文学是需要沉淀的,文学要有一个“距离”的眼光。

张翎十年之内却不动笔,她在思考、积累,她把所有的精神、生活都安顿好了之后,才开始拿起笔。张翎的第一部小说叫《望月》,后来中国出版的时候叫《上海小姐》,我当时看到的时候,非常为她高兴,激动得不得了,觉得真正代表北美华文文学的扛鼎之作诞生了。这部作品你可以看到她已经站在时空之上,开始观察生活,而不是像《曼哈顿女人》那样宣泄生活。文学是用一种文学形象,然后用远距离的形式表达出来。这时候文学就比较成熟,就像秋天谷子一样成熟了。

到了张翎的《上海小姐》,我们觉得海外的文学已经成熟了。张翎的小说她一部一部都是非常稳固的。她沉寂了很长时间,然后厚积薄发,最近一下推出三部中篇。这是一类作家,她思考,然后积累生活,突然有一天她已经完全超越了这种生活,写出来的东西,你就会发现是这么优美,文字是这么舒缓。

所以,我觉得到了张翎这个阶段,海外新移民文学是比较成熟的。严歌苓是成名比较早,囊括了台湾所有的文学奖,让台湾的作家都很嫉妒。那个时候,她还没有在北美文坛上形成气侯,那个时候她是很孤独的,到后来大家集体涌上来的时候,已经形成了格局。北美很多的刊物、报纸都很关心新移民文学,从大陆出去的作家已经在文坛上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台湾老一代的作家,她们已经慢慢的从文坛上退下来,因为她们年纪已经大了。而最能够震撼人心的,在海外出现非常好的很优秀的作家,还有虹影,她正在写上海三部曲,最后她想写上海下层的魔术师、杂耍这些吃不饱饭人的生活。

昨天我跟她讲,她写阿兰的时候,能够代表国内的精神状态,实际上我们仔细考虑体验一下,海外作家更主要的是表达离开了母土之后,寻找一种新的文化,面对西方文化的时候,她会有迷茫,会有挣扎。这时她在迷失之后要突围出去,然后寻找到一种东、西方综合的,自己最想要的文化。这对海外作家来说是最好的优势。像严歌苓小说不写时代精神或者主旋律之类的,因为她已经超越了这种境界,没有束缚,她可以写一些她自己想要表达人性的东西,最可贵的就是严歌苓写下层人物,《第九个寡妇》是最弱小的人物,她写最弱小的人物身上具有那么强大的力量。包括她写《扶桑》,她写妓女跪着的时候,实际上是非常伟大的,因为她用女性的情怀包容了整个世界,她不觉得自己卑微。

上次和国内有些作家聊天,她们觉得海外的作家创作的时候,比较轻松。虽然我们创作的时间不长,没有国内作家积淀几十年,但是海外作家有一种自由的情怀,她可以任意的表达,他可以挖掘她们想要表达的东西。这是海内和海外作家很大的不同。

海外为什么女性作家特别多?当然沈宁是一个例外,因为沈宁太爱文学了。因为女作家敏感,心灵脆弱,最容易感觉到生活给她带来痛苦。因为女性的情感比较纤细,女性在海外很快经济就独立了。男性在海外很多是为了生存,不太爱写作,女性就可以有一个自由的空间,一安定下来,她可以比较安心的写作。

我最早写《走天涯》,是描写美国的故事,《环球游记》《蜜月巴黎》是我走到各个国家的感受,最近我出版《横看成岭侧成峰》,是我用我的眼光,十年来看整个海外文坛的发展和变化,横着看已经成为一个山岭,侧着看已经成为一座座山峰。我认为海外文学这几年的非常欣慰的,希望国内读者多关注她们,给她们鼓励,多了解她们的创作,给她们掌声。

沈宁:在国外生活还是很艰苦的,因为从一个常识方面来讲,我们如果在国内的话,上有父母,中有兄弟姐妹,下有七大姑、八大姨,有什么事情都可以得到帮忙和来往。但是到海外,通常来说就只是一个小家庭,都要靠自己去奋斗,所以确实有它艰苦的一面。但是,因为我们是中国人,中国人历来是以能吃苦、勤劳著称的,所以我们都在那里生存下来了。在这个过程里,像陈瑞琳刚才讲的,女性事实上比男性生活方面的负担和工作更重,因为她们除了和先生一样要在外面工作以外,她们还要照顾家,还要做饭、洗衣服,生养孩子,所以她们是很辛苦的。

从这个层面上讲,女性作家就比男性作家更伟大。因为她们需要付出更多的劳动。这是很值得大家尊敬的一点。男性在海外如果是做写作,好象不太被人看得起,如果你做电脑,做律师、做医生,大家觉得你了不得,但是你说你做写作,人家说写作算什么事?因为又养活不了家,又挣不来钱,不算什么事情。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男人要写作也是挺伟大的。

如果是一位女性要写作,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大家觉得好象很自然,如果是一个男性,比方说在报纸上连载我的小说或者文章,经常都叫我是“沈宁小姐”,因为他们认为我是女性。他们认为一定是一个女子,才会写文章,没想到我膀大腰圆,有1.8米的个儿。

但是我写文章确实是要表达我的感情和想法。像刚才陈瑞琳说的,我在海外有一份工作,写作并不为名,因为在海外用华文写作名并不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因为我在北美的报纸上,已经连载过很多小说,我也在四家报纸上写过小说。想通过华文写作成大名是件很难的事,或者是几乎不可能。为利,也没有利可图。

所以在海外写作的人,像刚才陈瑞琳讲的,确实是为了自己有话要讲。在这个方面我要感激自己在美国有一份工作。我可以不愁吃,不愁穿,闲下来时,当感情特别强烈时,要爆发时就坐下来写。有时候写到深夜凌晨,又想起明天早上还得去上班,非睡不可。于是就强迫自己睡觉。第二天晚上要接着写,坐在那里想昨天断到哪里,写了一会儿,又必须要睡觉了,是很辛苦的事情。

陈瑞琳:国外作家真的和国内作家条件不一样,国内有一些专家、作家,他们有工资可以拿,给他安排最好的环境,可以到那里去写作,我在旧金山有一位写散文非常有名的人,他端了20多年的盘子,端出20多本书来。这些海外女作家首先要生存,没有人给你提供一个很好的写作环境,都得把挣钱的机会放弃,然后自己去写作。我自己在海外做报纸、办杂志、办书店,在电台主持过节目,这些都是为了我自己内心文化的需求,为了中华文化在海外能够给自己一个园地。很多男性作家,白天上班,晚上写作,真的很辛苦。

沈  宁:对于我们来说,写作才是生活和生命,因为我们可以不写作,因为也没有人说我们什么,我们照样可以生活,可以吃饭,但是我们比别人多一点,就是我们在写作,所以我觉得,我们在海外写作确确实实是真正意义上的为了自己的情感,为了要表达才写作的,因为像我,我虽然已经出版了几本书,但是我事实上没有出版的书,比我已经出版的书要多得多,都压在箱子里,但是我不停地对自己说,出版不出版对我来说不是最要紧的事,而写或不写,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事,出版或者得奖对我来说并不是乐趣之所在,而是写的那个时间,创造的那个时间,从无到有的产生是我的快乐。所以我可以不发表,不出版,但是我必须写作。

陈瑞琳:我觉得在海外,一开始我在报纸上看到都是台湾作家,我在想什么时候大陆的作家也能够拿起笔来,在文坛上能够创造,让人家看到我们这些从国内出去的人也这么有才华,这些年我就盼啊盼,终于盼到这一天,大家都成气侯了,我的心情又不一样,觉得这是时代的需要,希望在海外看到从中国大陆出去的这批人在文坛上站起来。

王红旗:也就是说,你这种希望正在实现。海外作家群的崛起在逐步强大起来。

陈瑞琳:我也非常感激国内一些人士的支持,像很多媒体的朋友们都开始关注我们,我最早是关注她们,她们很孤独的创作,我写评论的时候,她们不认识我。

王红旗:陈瑞琳是海外作家的义工评论家。她写散文又写评论,获得海外文学评论十大评论家之一的荣誉。

陈瑞琳:我觉得这些年我做了很好的事情,把她们推介给我们的文坛让大家了解他们认识她们。虽然我花了心血,可是我觉得特别值得。2005年颁给我一个“海外文学评论奖”。我认为这是对我很大的鼓励。

   
(三)“中国制造”——解读华人由边缘走向中心

王红旗:这证明国内确实把海外华文文学真正作为文学的一个部分。以前,一说到华文文学,都认为登不上大雅之堂,力量太小,但是现在大家越来越关注海外文学。一个方面是海外作家真正做出了她们自己的成就,但是还有一方面,通过这么多年来的移民生活,比如留学出国的一批新移民,经过这么多年生活上的积淀成熟了,她们连根拔起的心灵已经移植过来了,灵魂得到宁静的时候,一方面是疼痛,一方面是宁静,宁静的时候才能够真正的思考,能够写出比较有分量的东西。例如《曼哈顿的女人》是一个“零距离”的写作,现在海外的女作家之所以能够崛起,因为她们是“隐距离写作”,也就是中华文化的血脉已经深入到叶子里去了。这时她是冷静平和的写作,也不是远距离,因为就在她面前。这个时候作品的份量也就站起来了,这是从主观意识来说的。

还有一个原因,我记得你去年回来给我讲过一个事情,美国人开一个顶级的什么会,发现用汉语演说就可以了,那么多顶级的科学家竟都是华人。我感觉到和国家的强大,和华人在世界上各个国家或者各个地站起来也是有关系的。因为今天在强国论坛来谈女性海外作家,我觉得海外华人地位的提高和国家的综合实力的强大是分不开的。

陈瑞琳:像沈宁的女儿在美国电视台做主播,就可以看到华人在美国的电视台也有中国人的身影,而且观众也非常关注中国的故事,关心中国的发展,中国人在海外还越来越受到外国人的尊敬,我觉得和时代有关系和时代的需要有关系。

王红旗:我们谈到在海外好多女性都闯入了主流社会,逐步的由边缘走向中心。

陈瑞琳:尤其是这几十年,我们看到海外华人的地位发生很大的变化,一些优秀的中国人越来越多,所以在西方社会,对中国人的看法也是越来越好转。过去我们在国外看到开餐馆都是中国人,他们认为这是中国人的形象,而现在中国人的形象都是科学家。所以在西方社会,中国人的形象也发生很大的变化。

王红旗:刚才沈宁老师说,这是和国家的强大是有关系的,虽然中国在发展中有问题,但是毕竟比我们原来上大学的时候好得多。

陈瑞琳:例如休斯敦的姚明,美国人真的非常爱他。而且他的广告牌也架在高速公路上。因为中国人优秀就会喜欢,他们真的是非常爱你。

王红旗:有时候一种文化的融合是宽容博大的。中国人文化的宽容,美国文化的强势,是适应于不同的阶段的,各有它们的利弊存在的,目前在东西方大文化冲撞与大融合中,还是需要我们做文化研究的学者作些去引导。

沈  宁:“宫爆鸡丁”已经成为英文一个新的字。他们已经不需要翻译了。

王红旗:完全不是一道菜,而是中国文化的一种象征。

陈瑞琳:现在美国学中文真的是热得不得了。美国有钱人,希望给家里找一位家教来教他们的孩子学中文。因为他们知道将来美国和中国要打交道。现在美国的高中都开设中文课程,这都是因为我们国家强大了。在美国我想买一件礼物,不想买“MADE  IN  CHINA”,但是找不到。

沈 宁:我1983年到美国,在商店里根本找不到“中国制造”,要找一个“中国制造”就骄傲的不得了。我们兄妹三个人在美国,自己凑钱,在老家嘉兴小学设立奖学金来帮助困难的孩子读书。我今年回来,决定看看这些拿了奖学金的孩子,临来之前,给他们买份小礼物,我花了很多时间,找了很多家店,我不能买“中国制造”的东西给孩子们,所以我想找一个“美国制造”的东西,简直艰难至极,没有办法找到。最后找一些小东西,是美国印的,然后带回给孩子们。

陈瑞琳:美国人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从早上到晚上,能不能不用“中国制造”的东西,到最后就是做不到,因为你在一天之内不用中国的东西根本活不下去了,因为你用的一个简单小工具都是中国制造的。

   
(四)爱情的画布——都染上了自我经历的“烙印”

王红旗:海外文学反映是一种前沿文化。海外女作家的崛起,比如刚才谈到严歌苓、张翎、融融、施雨等,她们都是在写爱情的故事,爱情的故事都是残缺的悲剧,撕心裂肺,总是有那么多的不完美。为什么这么多女作家,在写情感的时候,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而且都会用这种方式去写。这种相似说明了什么?   

陈瑞琳:我先从女人说起,女人一辈子情感是她的生命,对于一个女人来讲,如果她没有获得过爱情,或者她没有体验过爱情,没有真正经历过爱情挣扎的,就算没有活过。女人想征服爱情的欲望比男人强得多,好多女人讲,我的地位多么高,如果我没有个获得过幸福,我白活了。看一个女人有没有幸福感,要判断她一生中有关没有体验过爱情。如果没有体验过爱情的女人,她再成功也是苍白的。这是从女人的本性来讲。

王红旗:女人是追求完美型的。现代人生活方式的确变得多元了,女人面对多种选择,也多了温柔甜蜜的陷阱,有时候掉进去才知道的。我觉得是文化对女性双重标准在作怪。比如说,为什么女硕士、女博士的学历能让男人望而生畏?一位女说是问为什么自然地相处,平等地对视,表现出恋人间相处的最和谐的状态。现在似乎成了一种最难以实现的乌托邦?   

陈瑞琳:再说海外是另一种情况。我觉得生命移植海外是对每一个女人巨大的考验,因为我在海外看到各种各样的情感悲剧太多,为什么?因为时空变了,所有的东西都变了。对一个女人来说你的情感能不能经得起考验,尤其是作家,体会的就更充分更敏感。

举个例子,有一个作家写的一本书叫《白雪红尘》,她写了一对小夫妇到加拿大以后,这个女人很快就适应了那里的生活,可是这个男人就没有办法适应那种生活,于是两个人地位急剧发生悬殊。这个男人变得越来越自卑,以至于两个人最后不能做夫妻,后来这个男人选择了回国。本来一对夫妻也许在国内可以平静的生活下去,到了海外,两个人开始奋斗而结局是不一样的,你会面对各种各样的诱惑,你的情感会经历挣扎,婚姻也会破裂,有的时候婚姻会动荡。所以我觉得到海外首先面临的是情感考验。你还能不能继续爱这个人,你们还是不是能够生活在一起。一个单身到了海外的人,面对那么多选择,你不知道自己的幸福究竟在哪里,你甚至不知道自己应该找什么样的人结婚。这对于很多女人来讲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

在海外女作家的笔下,张翎的小说表达的是一种人生不能圆满的悲凉。她写了各种各样的缘分,所有的爱情故事,所有的缘都是缘起缘灭,情生情绝。写人生在情感方面,永远不可能找到自己的归宿,你只是一个过程,然后它又消灭了。在张翎的小说中,你没有幸福的归宿感,你找不到人物。这和她自己的生活有关系,她在海外,这么多年经历了情感的波折,她一直在寻找……。

在情感上她已经有过很多的坎坷,最后她看到其实人生就是一个过程,没有圆满,而且也不要追求圆满。在张翎的小说中,看到的是有瞬间的灿烂火花,也有人和人之间温馨的情缘,但是这都是短暂的,都不是永恒的。这是海外作家对生活独特的判断。在海外的很多人,不管嫁给美国人也好,还是怎么样,她们最后对人生的判断都是很悲凉的。因为生活得太动荡了,所以反而使她们对人生的把握有悲剧的情感在里面。

再来说严歌苓的小说最想要获得的是什么?我不知道大家看出来没有,她最想获得的是被尊重。她觉得一个女人活在这个世上,首先就是要被人家尊重。所以她写了很多小人物,被摧残的小人物,她认为在这些小人物身上也有强大的尊严,我们也应该去爱他们,尊重他们。 我觉得严歌苓在她的人生情感旅途中,最渴望被人家尊重、爱护,她觉得女人是弱者。我曾经开玩笑的说,你希望在情感中得到什么,她说希望被保护和尊重,所以她在婚姻爱情中,严歌苓一直找的就是“被尊重”的感觉,她的小说写的都是非常卑微的人,但是在卑微的人身上发现强大的东西。

比较这两个作家,虽然都是写情感,但严歌苓要表达的是女人被尊重,张翎要表达的是女人不可能获得圆满。两个人情感探索的途径是不一样的。例如北美一位女作家融融,她的几部长篇小说我都是非常喜欢,她是用性爱的杠杆撬开人性的第一人,因为她的小说打上了中西文化冲突的烙印,她写的女人是嫁给外国人的,她非常正面的表现一个女人嫁给西方人所经历的情感磨炼。她的小说可以说是“欲火再生的凤凰”。她曾经写过这么一个故事,一个东方小女孩来到西方世界,然后她到一个美国人家里去做保姆,因为她的东方丈夫是很萎缩的,很怕女人出去,而且很怕女人个性张扬,他很紧张,但是为了生活,他让他的妻子到了美国人的家里。这个东方女人就来到一个美国人的家里,开始看到西方文化的强大的力量。她第一次看到西方男人和女人性爱的场面,她当时就震撼了,因为东方人不会赤裸裸的表达自己的。融融的小说写出了人性里面最原始的状态,因为西方人没有那么多禁忌,他们把性爱看成非常美好灿烂。她第一次受到启蒙,认为原来人类可以这样子。后来这个东方女孩,在这个西方男人的鼓励下,做了东方的模特,展现她的身体,从此她开始变得非常的光彩照人,她知道原来自己可以这么漂亮。这篇小说写了东方女人在西方文化的沐浴下,是怎么成长的。她写女性在进步的环境中,东方女人很怕暴露自己的身体,为了保护自己,怕受伤害,把自己的整个身心束缚在一个框架里,但是当有一天她把这一切打开之后,我们看到一个东方女人也可以这么灿烂,她整个身体的能量迸发出来时,这个女人也可以这么有激情,这么可爱。

王红旗:在融融的小说中,她倾诉了爱情,例如《夫妻日记》也是这样一个故事。

陈瑞琳:她用性爱的方式探索一个人在新的环境中,怎么样焕发出她原始光彩。这点在中国大陆的小说家中,我还没有见过,没有直接的表达女性的源意,欲望释放出来之后的非常美好的东西。融融在这方面也是做出了很好的贡献。

施雨的小说《纽约情人》写在美国“911”事件之后。她自己本身在纽约医院里面工作,她在医院和不同的生命打交道,然后发生了爱情。她写的爱情又是另外一种了,是一种生死离别的爱情,最后女主人公是为了救人牺牲了,对一个男人刻骨的死撕心裂肺的怀念,但是这段这个爱情最终没有实现就已经结束了。看了以后,自己心里会非常难过。但这爱情是神圣的。而融融是写的非常原始的从身体方向发觉人性,施雨是从浪漫,含蓄角度写,从还没有说出来的地方,说出人性最崇高的东西,也许在精神上恋爱可能更让你觉得印象深刻。永远留在心里。她写的实际上是生与死,我们常说爱与死,什么样的爱情是永恒的,死了的爱情是永恒的,因为没有实现,所以就变成了一个永恒,当你怀念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人离开人世,这个是最好的,因为你会永远怀念他。

海外女作家的精神深处,最想表达的还是爱情,因为她们觉得只有在爱情里面才能表她们对人生的感悟,内心的追求。但是每个人说的都不一样。因为每个人的背景、生存状态不一样,所以表达的方式不一样。张翎经历过那样的人生动荡,她的表达是“缘起缘灭”;融融最渴望身体的释放,她写的是这样的;施雨是一位诗人,她呈现的爱情永恒都在诗情画意里。都是打下了她们自己的烙印。

   
(五)差异的文化符号——男作家笔下的美国女人

王红旗:沈宁作为男作家如何写爱情小说?

沈宁:我不光写过爱情小说,还写过一篇文章就叫做《美国女人》,还得了奖。我写的都是美国女人,刚才陈瑞琳讲了很多,我只是想补充一点,其实女性对生活、对爱情,对各种事情的感受,在国内或者世界各地的女人其实都差不多。但是不同的是在国内的女性,有的时候因为种种原因受到压抑和限制,或者她只能在一个确定的框框里去感受。

到了海外以后,这些女性能够没有这个框框,她可以自由的感受她的感受。这是很大的不同。有些东西就可以发现能够感受,而且感受的很强烈,这是一方面。在海外的作家可以自由的感受她自己的情感,在国内多多少少受很多的限制。中国的文化,家里的人,公公、婆婆都会对她的产生影响,都会给她造成一种限制。第二在国内就是有很多女作家,她的感受去写了,但是多多少少还是有很多限制,因为有社会、文化上的限制。到了海外之后,这种限制也没有。她能够自由的去感受,然后可以自由的表达这种感受,所以海外的这些女作家,写到自己感情生活,写到她们感觉的时候,就可以放得开,就可以更强烈的去写。这点是海外女作家之所以和国内的女作家不同的地方。

王红旗:正如陈瑞琳说的,海外女作家真是“连根拔起”,她们到了新环境里,在很多方面都会发生变化。

沈宁:比方说她看到美国文学,因为美国文学表达的是人的一种情感和方式与国内不同,她感觉到这点后,她也使用了些这样的方法来表达她的情感,这使得她有别于国内的作家作品。因为我们在国内看到的全部是国内表达的方式,她们看到的,除了中国的表达方式,还看到了美国的表达方式或者英国的表达方式,她用这种方式表达,就形成了她自己的特点。如陈瑞琳刚才说的,那种比较直接、浪漫的表述可能在国内就做不到。甚至于她想不到这样一种方式的表述,国外的这些作家,在这个上面又占了一些优势,形成了自己的特点。所以国内的作家们、读者们,其实有同样的感受,如果能够打破一点框架,也是能够创造出很优秀的作品。

王红旗:你刚才说到你写过《美国女人》那么美国女人和中国的女人有什么不同吗?

沈宁:我写的《美国女人》是刚刚在大学教书时认识的一位美国学生,那时我英文不好,写学期的论文或者学年的论文请这位学生帮我修改文字,慢慢就很熟了。刚到美国,在中国禁忌惯了,跟她熟了以后,我跟她一起出去吃饭和看电影。我已经结婚了,我觉得这合适不合适呢?我后脊梁骨就开始起鸡皮疙瘩。又过一阵子,她还跟我说,她的男朋友来了,到我们学校来了,她们要找房子一起住什么的,我又觉得怪怪的。结果后来才发现,其实这完全不一样,对于她们美国女生来说,她们分得很清楚,如果她跟你是朋友,我们一起吃饭、看电影,这并不表示我们在情感上有多么接近。她还是有她自己的男朋友,我还是有我自己的太太,她并不破坏任何东西,这点她很清楚。

于是我想到,这大概是我在中国受到一些东西影响,我稍微和女性接触一下,就开始产生异样的感觉,其实并非如此。这是我接触的一个女生。

另外我知道一个黑人,她在美国南部的孟斐斯,那个地方黑白的界线分得很清楚。我去了一个很有钱的白人家里,他有一个黑奴管家,这个主人对她好极了,黑奴对他的家人特别好,这个白人家里的所有钱财都是由黑人管。他们之间相处非常融洽,我们感觉到,其实你讲种族的问题,或者政治的问题、社会的问题,其实归根到底都战胜不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关键还是人与人,不管你什么种族,不管什么阶级。人和人之间建立的这种友情所建立的理解,就是一切界线都无法打破的。我受到很大的感动。

因为我教过很多年书,接触到一些美国学校里面的校长助理,我也写了一篇。还有我写过一篇关于妓女的文章叫《拉斯维加斯的妓女》,我带了几个朋友到那去考察。其实她们不是被迫的,她们是完全生意,她们在妓院里租了一间房子,就像在一间办公楼里面租了一间办公室一样,她们交租挣钱。而且她有两个孩子,下班就回家。和我们所想象的妓女都是被迫的,很痛苦的概念完全不一样。我是替我朋友做翻译,在那聊天时,讲这些事情。

我觉得这和我们传统的感觉不一样,其实她们还是很有自尊的,也很受人尊敬的。我感觉有各种各样文化上的不一样。我写了几个这样的故事,写美国女人。我很尊敬女性,也很佩服女性、很爱女性。我觉得她们很了不起,她们的感觉很强烈,很敏锐,这些是男性做不到的,特别是海外的男性。在美国的男性是以不表现情感为他们的一种特征,有一个标准,就是从小到大无论是小孩子,只要是男孩子不许哭。   

沈宁:男孩子小时候要哭,爸爸会骂,不准表露情感。所以美国很多年前有一部电影叫《西雅图的不眠之夜》,这是很有名的汤姆斯演的。他们演这个男子之所以能够迷倒全美国的女人是为什么?因为他敢于表达他的情感,他的太太死了,他从芝加哥搬到西雅图,到那去以后,他思念他的太太,就不结婚,最后他的儿子打电话到电台,说他希望电台去跟我爸爸谈谈话,类似于一种脱口秀的节目。他说,我看到我爸爸一天到晚那么痛苦,那么孤独,我希望你跟他谈谈,让他找一个女朋友,他的儿子当时只有七、八岁,然后他把电话给了他爸爸,他爸爸不知道怎么回事接了电话就开始谈,全美国的女性都在听他的广播,他说我一天到晚躺在床上,我不知道为什么醒来,我想念我的妻子。全美国的女人都在为他流泪,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美国的男人敢于说出自己的感受,所以他敢于说出自己的感受就特别迷人。女人天生就是表达自己感受的,女性敢于表达。我把我所接触过的女性写了很多。

陈瑞琳:我也在休斯敦接触过脱衣女郎,她们很高兴的上台表演。表演完了以后,她们特别高兴,背着包回家了。

沈宁: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的很多男性去看她们,也还是把她们看作一种职业,很尊重她们。这个女性本身没有受虐的感觉。所以不是我们想象的虐待她们,她们有多痛苦。并没有这种感觉。

陈瑞琳:这是中西文化很大的不同。

                    
(六)“心灵在场”的评论——走进女作家作品的精神深处

王红旗:刚才陈瑞琳谈到四个女作家。在《横看成岭侧成峰》这本书里面还谈到很多作家。李燕是加拿大的,她小说里面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陈瑞琳:说到女作家北美有很多。因为我关注北美,自己也住在北美。其实在海外,包括像英国的虹影,澳大利亚的胡仄佳,日本的华纯。李燕是一位加拿大籍的华人女作家。她一直没有见过她的父亲,虹影也是这样,虹影为什么会写《上海王》,因为她很小被父亲抛弃了,所以她内心深处特别想寻找到他的父亲,李燕的小说里特别想找到父爱,她带着历史的回忆在里面。她的小说《红浮萍》在海外获奖了。她写这一代人和她母亲的一代女人经历了不同的生活。海外女作家特别喜欢写几代女作家的故事。李燕的小说写的她的外婆、她的妈妈和她。她的外婆是一位陕西南部的女人,她的妈妈在走上革命道路,经历政治风暴以后到了海外成为漂泊在海外的女性。她们三代人有不同的命运,不同的故事,我喜欢李燕的小说,就是喜欢她的历史感。她这种历史感和其他的作家又不一样,因为她的历史感带着很强烈的政治色彩。她的外婆是“土改”时代经历的故事,她妈妈是经历文革,她这一代是改革开放,浓烈打印着社会的背景在里面。李燕的小说很厚重。

还有一位我要提到的是宋晓亮,也写了四、五部长篇。像她的《撕裂的呐喊》,听到书名就可以知道,这都是一些非常强烈表达她自己内心痛苦的小说。因为有很多的作家,她的人生经历太坎坷了,到海外之后获得自由的世界,宋小亮现在觉得非常的幸福,因为她是一个山东乡下女人,但是她爱上了北京的一个琴师,她黑人黑户在北京生活几十年,她那时为了跟随她的丈夫来到北京,因没有户口东躲西藏,而且还生了一个儿子,生儿子时,医院里都不接受,因为没有户口,用了别人儿子名字。她就靠她的丈夫每个月40块钱生活,想起来她就哭得不得了,后来他们两地分居,他的丈夫冒着风险去了美国,他们到了美国后才团聚。中国两地分居的户口制度在美国是不可理解的。为什么她的小说在美国引起震撼?其实在中国看,这是很平常的事。很多人都是两地分居的,这算不了什么。但是在西方人看来,这叫什么日子,这根本不是人过的日子。

宋晓亮的小说,写一个女人在经历了极其痛苦的日子之后,她来到美国,全家人真正的团聚在一起,可以理直气壮的生活在一起,可以享受一片自由的天空,因为他的儿子看过他妈妈,因为他知道他的妈妈吃了很多苦,所以她常常在她的小说中体会到幸福。她的故事和其他的小说家不一样,她写的小说都是一种苦尽甘来的感觉。她也到美国打工,但是她觉得打工都不算什么,因为比她做黑人黑户的时候是幸福多了,至少全家人是团聚在一起的,所以她的小说是打上这样的烙印,李燕的小说是时代的社会的烙印。

在美国还有很多小说家,比如王瑞芸。她的小说最近有一部叫《姑夫》。这部小说受到很大的欢迎。我讲一个故事,海外的作家回头再写中国故事的时候,眼光就不一样了。我常常觉得人与人之间有远距离,远离故土之后,再回过头来看故土时,那感觉是不一样的。我们离开中国之后,再回过头来看中国的时候,那个感受就和从前完全不一样了。

在这点上,海外作家有她独特的特点。例如,严歌苓写《第九个寡妇》,如果换中国的作家写《第九个寡妇》角度是完全不一样的,还有王瑞芸写她自己的《姑夫》和在国内写角度是不一样的。我有一个叫“他乡望月”的散文在北美获得头奖,我们的脚步离故土越来越远,但是我们的心离故土越来越近。我觉得有一种“浪子回头”的感觉。真正的灵魂回到了自己的故土。越是到海外的人,她们越关注的是自己的国家。像少君先生写了很多的城市,走遍中国很多的城市,光一个成都就写了五万字,因为他从海外回来之后,忽然发现成都是那么可爱的地方,成都人挣那么点钱,但是他们那么快乐。成都人可以喝着茶,打着麻将,这种快乐的生活是海外人感受不到的。我觉得从海外回来再写中国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王瑞芸的小说写的很多中国的故事,但是她写中国的故事和她没出国之前是不一样。她写到当年的一些朋友,从前是什么样,经过海外以后又是什么样的。王瑞芸是很理性的作家,她看到西方医生,写的是非常独特的人物形象,国内的人是没有见到的。我们在国外的画廊里面可以看到我们从前没有见过的人物。李燕写了很多人到海外参加教会,为什么参加教会,不是她真的信基督教,而是她非常的孤独。她到那里找寄托。她小说里写了一个人物,到了教会里面侃侃而谈,因为她平时没有机会说话。讲的那些人目瞪口呆。其实她写的那个人物在国内经常发表演讲,但是到国外没有机会演讲,所以她就在教会里把她的才华发挥出来她写了这样的一些人物,这和我们从前小说中看到的人物不一样。

李彦写的《嫁得西风》,这个小说写了很多女性,里面写了各式各样的女性,为了钱要嫁给有钱人的、为了生存怎么样委屈自己,也有在海外获得成功的。李彦的小说一个写历史感,一个写现实,都写得很好的,这是我对她的评价,国内也很少关注她。因为她的作品在国内出版比较少,她的作品在台湾出版。王瑞芸的东西也是,她不写则以,但是写出来都非常有质量。

还有一位女作家就是陈谦。陈谦是硅谷的一位白领小说家,她是个工程师,工程师在国内是不会写小说的,但是到了海外,她非常激动,有感受。她第一部小说写了《爱在无爱的硅谷》,这个小说好就好在我们这些浪子到海外以后,安定下来了,有了房子又有了车子,什么都有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为什么说她是“白领小说家”。在美国生活的白领阶层,最痛苦的不是她当初没钱,没学位,没工作,这不算痛苦,因为这段时间会很快就可以达到,为什么大陆出去的留学生文学很短暂,因为她们很快就跨过了这个阶段,很快就成为新移民了,这个时候他们的痛苦才来了,她们有车,有房,有工作,这个时候她们不知道要什么了,她们非常的失落,一片茫然,下一步生活的目标没有了。找工作的时候挺激昂,觉得自己奋斗得很有激情,可是一旦安定下来以后就不知道要什么。陈谦就写了这么一个女人,什么都有了,她就想要爱情。这个女孩子非常了不起,她抛弃了自己安逸的家,跟了一个画家,到了新墨西哥州去寻找一个梦想,她甚至把工作都辞了。这个小说深刻就深刻在这个梦想是虚的。最后彻底破灭了。这个女孩后来怀了这个画家的孩子,这个画家都不敢让她把孩子生下来,因为养不了。这个小说就是当你追求爱情的时候,就会发现,这是个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东西。

王红旗:这个小说的启示意义就在于怎么把婚姻和爱情怎么处理的问题。 

陈瑞琳:所以鲁迅讲“爱要有所附丽”。你不能追求空洞的爱,你要在现实生活的土壤中才能得到爱。她把土壤中全部拔掉,最后爱就破灭了。这个小说告诉我们爱情和婚姻是两码事。这个女孩有她单纯的一面,可爱的一面,也有幼稚的一面,最后她回归了。有人说“这个女孩傻,浪费了这么几年”,其实她没有,她经历了这一段,凡是经历的东西都是有价值的,她重新回到她自己土壤中时,她那时候寻找的就是最真实的。她不要轰轰烈烈的东西,她要实实在在的东西,原来生活本身的色彩也是最美丽的。在平淡的生活中寻找幸福,我觉得这种女人才是最了不起的,她要在扎扎实实的生活中,在柴油盐中能够寻找到自己的幸福,最后这个才女人成长了,回到自己原来的生活当中。这个“回归”是哲学的层面上回归了,她表达了一代白领小说家的思想。

王红旗:年轻人如何看待自己爱情之梦的问题,这个问题困扰着好多的都市年轻人。

陈瑞琳:我相信所有的人,在衣食温饱之后,在安居乐业之后,最想追求的就是情感。因为你会觉得你的情感是空虚的,你会觉得这一块是空白的,不管哪个年代,爱情不分年龄。在各个年龄阶段都想寻找爱情。其实爱情本身是短暂的,而且是很快就会消失,不会永恒,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在你的生活中能够永远的寻找一种幸福感,这是每个人面临的一种课题,陈谦只是把这样的话题抛出来,然后让所有的人去思考,就是你怎么样在你的生活中能够找到你想要的情感,我觉得她只是告诉我们一个破灭的例子,但是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答案,每个人寻找的途径是不一样的。

从陈谦到融融、施雨、李彦、宋晓亮,最后到严歌苓这一批女作家,我觉得她们在寻找情感的时候都用不同的角度,这个角度特别符合她们自己的身世,我写评论的时候,老把她们的作品和她们的人分放在一起,这样的人才能写出这样的小说。严歌苓的小说不可能放在虹影的笔下写,这都是和她自己的经历自己的人格,自己的生命轨迹密切相关。海外女作家这一点体现的特别充分。她不掩饰,她是什么人,就写什么样的小说。王红旗:你的评论是非常不一样,里面洋溢着你整个的热情,而且更重要你有一种理性,你对作品吃得特别透。

陈瑞琳:国内很多人不这么写评论。国内有一些评论家写完评论后,我还搞不清楚到底作家是什么作家,评论什么。

王红旗:你是用心在写评论,你是把书和人结合在一起,而且抓住了文章的脉,而且号脉号得非常准。例如你严歌苓写中国题材的东西,特别受她文化写作时的一种局限,你评论得非常透彻和实在,你说严歌苓具体写作和隐距离写作是不一样的,我认为这三重关系一定要把握好。

陈瑞琳:在评论作家时,我真的是把我自己的情感放进去,非常中肯。我认为国内评论界,写得太抽象了,有很多后现代主义、结构主义,读者看完以后不知道说的是什么。

王红旗:2005年11月,在广州召开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高峰论坛,给我的感受很深。海外回来的专家说,我们在海外总是思考如何运用中国的文学理论,如《文心雕龙》《性情说》等对国外、国内的文学进行解读。但是在国内从大学生到硕士、博士,甚至大多评论家写的文章里,几乎都是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等等,把非常容易懂的东西写得不容易懂,绕来绕去,认为这个非常有学问,很有现代性。如果你拿这个东西去发表,感觉很前沿,很有水平。么多年来这是个理论上的误区。

陈瑞琳:我呼吁要返朴归真。

王红旗:拿到你的评论集,我觉得特别亲切,实实在在。它能给作者、读者以启发,特别能把你的视野打开。你的评论感染力在于你的宽容,能够对作家的创作有一种宽容的和理性的心态。对作家没有俯视,没有仰视,是平视的理解。完全没有表达我自己要怎么样,而是关注作品本身的客观立场。现在好多评论家,是要表达他自己怎么样,表达他自己的评论是怎么样。

陈瑞琳:很多作家看了评论家的东西之后都看不懂,现在很多作家和评论家都对立了。

王红旗:作家和评论家的对立也不是由于互相的不理解,有人说是“永远的隔膜”,为什么作家和评论家会有隔膜,因为总有一个要作为“中心”,不是客观的,就是自我设定的。

陈瑞琳:现在评论家的评论离作家本身越来越远,他不是了解这个作家的灵魂,了解这个作家内心深处的东西,把握这个作者的人格、风格。

王红旗:张翎不愿意把自己定位为有女性文学作家,也是因为社会上有这么多说不清楚的误区,认为认女性文学只是情感世界,自己的小家庭,或者说是两性的战争。海外的女作家,就像严歌苓、张翎等她们的作品都有厚重的历史感,很强烈的悲剧意识,很强的社会进步意识,很强的人性挖掘意识,完全超越了“小女人”的写作,她们关心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所以说女性文学并不比逊色于其他文学的,偏见有时很害人啊!

  
(七)散文与游记 ——地球经纬线上的风景

网友:您说了很多的作家,能不能介绍一下自己的作品?

陈瑞琳:我1962年生,1977年考入西北大学,12岁开始写小说,15岁考入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以后在大学里教书。我觉得一个女人就要干自己喜欢干的事情,我不想把我的事业和我的爱好分开,所以我一辈子和文学为伍,我喜欢写作,我喜欢写散文,到海外写散文比较多,获得过北美的大奖和全球征文的大奖,我第一本书叫《走天涯——我在美国的日子》,美国有50个州,我走了48个。我想表达刚踏上新大陆的中国人对异地风情的感受。在第一本书里我写是刚到美国的经历,里面写了我很多自己的经历,包括如何学开车,学了三天,就上去开车的经历,差一点把命都丧了。我的第一本书是中文文联出版社出版的。我第二本书是天津百花文艺出来叫《“蜜月”巴黎》。因为这本书实际上是我的环球游记,我的目光已经不在北美了,我希望把我自己的眼光打开,看到整个世界各个州的文化,对比中西方风情。《“蜜月”巴黎》50万字,我走了欧洲、北美、南美等很多国家,《“蜜月”巴黎》是其中一篇文章,在巴黎住了一段时间后就起了这篇文章的名字,因为我在那里住得非常好。我是写当年巴尔扎克如何写他的人物,我如何坐着小火车进巴黎,看到巴黎的建筑我觉得像一位贵夫人,发现在这个贵夫人的脖颈中闪烁的贵族的光芒。我觉得在巴黎的感受和一般人看得是不一样的,一般人去卢浮宫里窜,我是慢慢走的,看到三件镇宫之宝,看完就走了。我在雨果家门口就坐了一下午,这个作家每天夹着自己的文稿惆怅回家,因为雨果死时有80万人给他送葬,我认为他非常伟大。

我认为巴黎是一个精英之都,我想在那里体会到一些感觉,所以这个书名就叫《“蜜月”巴黎》。当然不是自己去度蜜月,而是我精神上的蜜月、心灵蜜月、文化蜜月。我在巴黎寻找罗丹、寻找伟人的墓,我认为我那段时间内心受到很大的冲击,特别满足。我认为我最幸福是那段时间是精神和文化上的“蜜月。我当时写阿姆斯特丹。对各国家的文化,例如英国文化,曾经在英国开过车,在整个苏格兰岛都走遍了,人家是走马观花,我不一样,我甚至是住在苏格兰人家里,去跟他们生活,去体会。他们不承认自己失败的精神,我被他们所感动。   

后来我就是关注北美的文学家,主要是写评论,我曾经编过一本书《一代飞鸿》,收了48位北美的作家,我把48位北美的作家放在一起,每位作家都有自己的评论,我认为在北美至少有一百位非常优秀的作家,但是我只收了48位,去年我为这本书在纽约举办一个非常隆重的新书研讨会,当时,来自世界各地的包括来自中国的,甚至来自台湾的还有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都来出席这个新书发表会,所以这本书在纽约举办,在胡适创办的华文学社,当时在纽约非常轰动,老作家都在为这本书捧场,他们非常高兴说大陆出来这批作家有这么优秀的作品,很多人为我们高兴。我一方面写散文,一方面写评论,还编过很多美国生活丛书、美国教育从书,来介绍美国的文化,这是我自己的情况。

网友:您大部分关注北美的作家吗?

陈瑞琳:是的,因为北美作家起点比较高,素质比较好,因为他们通过考试去的美国,都是一些比较精英的作家。因为这几年海外留学到北美的是几十万人,作家群也多。例如欧洲是比较零散的,非洲更少,几乎很少看到非洲华文作家写作,看到北美最多,然后是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也有一些作家。这些跟移民浪潮有关。我人在北美,也是近水楼台,所以我比较关注北美的作家。当然我也关心其他州的作家。

网友:我们在海外作作家分什么派系吗?有代表人物吗?

陈瑞琳:海外作家目前还没有形成这样一个阵容,各个国家都有几个零散的派系。但是新移民作家是一个阵容。台湾作家是一个很大的阵容,她们年龄比我们大,当年她们创作非常好。聂华苓、欧阳子等等非常多的人,写了非常好的作品,现在年龄大了,这是一个阵容。

还有一些阵容例如老华侨,他们是解放前就已经去了北美,所以还有一些老侨作家,她们年龄也非常大,我认为最活跃是我们这批新移民作家。

网友:您如何看待兼职作家和职业作家?

陈瑞琳:因为在海外,除了严歌苓是职业作家,靠写作来生活。别的作家都是有其他的职业,因为只有创作量很大,才能养活自己,大部分人是不可以通过写作养活自己,因为稿费才有几十块钱美金,一千字30美金,换成中国还可以,但是在外国没有办法生活,除非你有很大量才可以养活自己,所以严歌苓在很长时间,她真的很了不起,她是唯一一个可以通过写作来养活自己的人。

像张翎她白天要当耳科医生,但是她们在坚持。国内的作家都有国家给工资,很多作家不是为了写作而写作,是为了完成任务,很少作家会写出他自己真正想写的东西,所以质量就不一样。但是兼职作家显然没有像职业作家那么多时间,


(八)对婚姻的考量——揭开“东女西嫁”的真相

王红旗:您是可以把家庭事业和写作可以找到平衡点的人。可以谈一下你自己的家。

陈瑞琳:刚才沈宁说海外女人很受尊敬,因为她们还要生存。第一我要做报纸,周末要去采访,而且海外很多报社不像国内报社那么多人,几个人就要支撑几份报纸,所以在海外做报纸很辛苦,我们既要编又要写,还好不用送报纸,有时当然也要送报,有时其实在海外做职业妇女很辛苦。

第二女人还要照顾自己的家庭,我的孩子今年九岁,而且美国是孩子天堂,所有的事情都要围绕孩子转,我接孩子晚了,那个校长就告诉我,孩子是第一位的。所以在国外,孩子是非常重要的使命,你要照顾孩子,照顾先生。我觉得我结婚18年没有让自己的先生做过饭。而且我在海外也没有顾保姆,海外的保姆挣的钱很多。在海外作为一个女人非常辛苦。我每天开着车冲锋陷阵,一会冲到那儿,一会儿冲到这儿,有时要把儿子放到一个地方,因为时间来不及。我认为照顾家,照顾孩子,还要写作,真的是非常辛苦。有时晚上人家都睡了,你才开始写,有时我还拒绝一切电话,因为你要集中精力。就算人家跟签广告我都不去,很多人都认为我不可思议,有时在写作和生活中我放弃了很多东西,像这些评论我花了很多时间,我如果用这些时间拉广告,可以拉很多广告,可以赚很多钱,但是我认为写作对我更重要,而且大家对此也特别感激我,因为我是业余为大家写东西,写了很多评论。

陈瑞琳:我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女性作家把婚姻看得很重。小说里面写一个女人,为了追求海外婚姻,为了绿卡,多么艰辛。我们女性写的小说,一定要超越这样的境界,婚姻不是一个女人的全部。女人一生中追求的东西、至高的目标不是婚姻。在某种意义上,在这个时代婚姻带给人类的是负面的东西,婚姻带给人的桎梏,婚姻里面有很多是对人生产生阻碍力量,我们不要把婚姻当成一个女人追求的目标。

王红旗:我觉得,之所以婚姻这种形式变成男人和女人的桎梏,也是人性的不完整。在人性慢慢向善的过程当中,有了宽容,有了大爱,有了这种思考的时候,婚姻也会变得幸福。因为我们都有非常幸福的家庭。由于现代社会,婚姻附加的东西太多,为什么谈到东女西嫁的问题,大家讨论很多。

陈瑞琳:因为婚姻里面有杂质。我在旧金山见到一个女的,离了三次婚成为百万富翁,为什么?她的目的就是结婚、离婚,她离一次群婚姻就要可以得到财产。这样的婚姻太丑恶了。

王红旗:她这不叫婚姻,这叫经济交换。这是一种生意。

陈瑞琳:婚姻里面有很多杂质的东西,不纯粹,所以她不会幸福。

王红旗:东女西嫁出现了很多悲剧的现象,因为她对婚姻增加了很多附加的条件,她不仅仅是为了婚姻,她用婚姻实现她真正对物质的要求,本身就没有情感存在。

陈瑞琳:这种婚姻不值得我们在小说中去弘扬。

王红旗:这种婚姻不值得我们追求,也不值得我们弘扬。人类诞生数千年以来,一直都在探索男女两性最佳的结合方式,目前还没有比婚姻更好的形式。因为社会进步需要建立秩序,人性原本要追求自由,这是一对永远的矛盾。无论如何人的社会性决定了人不可能拥有绝对的自由。我在思考,应该从人性当中寻找一种婚姻和谐方式,那就是走进婚姻后相互的爱与宽容。

陈瑞琳:中国很多读者,对婚姻理解太狭隘了。

王红旗:婚姻是互相完善的过程,对爱升华的过程。

陈瑞琳:我听很多中国女人说,干得好不如嫁得好。

王红旗:女作家为什么会那样自强,因为她感觉不经过自己的奋斗,心灵就不能成长,心灵成长不起来,依靠在别人身上是不安全的,随身会“地震”的。

沈宁:事实上据我所知,嫁到海外去,至少嫁到美国去的,并不都像国内现在很多媒体上看到的那种情况一样。因为你可以从逻辑上这么分析,她认为她自己达到目标的,她就要把经历在国内来报道,没有达到目标的,就不会把自己的真实情况介绍到国内来。很多“海归”在美国混了两、三年,混不下去了就回国,就讲一大堆他在美国多么了不得的事情,其实未必是那样,你真在美国了不得了,你未必回来,你在国外一年挣八万美金和在中国挣八万人民币还是差得远。一方面他认为他了不得的,他会介绍。一方面不是那么理想的他就不会介绍。

另外还有很多人有一种虚荣,既然费尽心机嫁到海外去了,当然不愿意说我在美国不怎么好。我知道很多同样的故事,她嫁到美国去了,住在一个很小的城里,非常闭塞,生活又不习惯,在美国其实一个中产阶级,或者中下产阶级,生活并不像国内想的那么好。她们没有那样的生活条件或者开车,或者嫁到海外去是一个学生,还要陪先生读书,生活还是很艰苦。我们都是过来人,我们知道在美国苦的时候怎么苦,都端过盘子,都扫过厕所,都在旅馆里面打过工。我们都是大学毕业,都是在美国念研究院的,我在读研究院的时候,跟我一起在旅馆里面帮人家叠被子、清扫地面,他们都是四个博士研究生。现在中国人富了,兜里有两、三万到美国不用受这个苦。美国人拿一万块美金,到中国来可以花天酒地,但是回到美国以后,还是要过一万块钱的生活,不能花天酒地,所以嫁出去的人,其实不像在国内传说的那样了不得。这要一种分析,头脑要清醒。

而且说实在话,我们都是过来人,知道中美文化的差异,距离很大。在中国觉得很天然的事情,到了美国可能人家无法理解,文化上有差异之后,相互之间沟通很难。可能嫁给美国郎君能够说得上话,他之所以到中国来留学,是因为他对中国文化了解并感兴趣。可是他的父母可能对中国毫无所知,中国在地球的哪一个位置他都不知道,你嫁过去之后跟公公婆婆就有沟通的问题,你英文再差一点就不得了了。文化的差别会造成人和人之间的隔阂,感情上一疏远,一有了隔阂,生活上就有困难。

陈瑞琳:有一个女人嫁到美国去,他的丈夫有好几个性伙伴,美国人觉得,那有什么了不起,我娶了你,然后我有性伙伴那又怎么样?很多中国女孩说,天哪,他怎么可以这样。但是老美说,这是我的自由。你没有权利干涉。

还有一个女孩是网上和美国认识的,那个女孩现在就在休斯敦,她的丈夫同时和80几个女孩在网恋,她嫁过去了,她发现她的丈夫每天晚上和那么多人写情书。她丈夫还经常到各地方去和好多女孩约会。这个女孩气得不得了。她问她的丈夫这怎么办?而她的丈夫说,我还把你娶回来,我只是跟她们玩玩而已。所以这个女孩痛苦的不得了。所以很多故事大家并不知道。你们看到的都是衣锦还乡的。实际上很多女孩嫁给老外之后,很多很痛苦的。这其中也包括刚才讲的文化的差异。我觉得大家不能只报喜不报忧。尤其是这个女孩没见过这个男的。我那个朋友说,她在机场,那个老美来接她,她说“只见一大把黄玫瑰”,她还没有看到那个人,因为那个人非常的矮,她只看到一大把黄玫瑰,然后往脚下看,“一个破烂的裤子,下面穿着一双球鞋”。她当时伤心得就晕倒了。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但是她也没办法,她已经到了那里,她不去人家家里也没办法。但是她在网上看到那个男人还长得可以。

沈宁:如果你追求一个感情,追求一种生活,不管通过什么途径,你和一个外国人结婚都无可非议,而且都可能获得幸福。但是如果你是纯粹功利的,物质的,纯粹是为了一种很卑微的目标,就跟捕捉一头狼一样去捕捉一头美国猎物,你到美国一定会失败,一定会痛苦。因为这是一个很精神漂亮男人,你想想你看中,别人也会看中,你比别人强多少?人家远隔万里跑到中国来娶你。如果他特别漂亮、特别好看、特别精神,是一个百万富翁,他为什么找你,你得想想。如果他一定找你,你要想,他万一不是那么百万富翁呢?他才有可能来找你。如果你那么势力、那么功利,那一定会失败。我可以保证100个里,99.99%都是失败的。因为你本身没有把他当做一种生活,你自己就三心二意,你想跟他结婚,拿了绿卡就跑,你怎么可能幸福,所以关键你为了什么去这样,因为你嫁给外国人,这个本身并不一定就是坏事。可能就是沟通中美文化的桥梁需要建立,但是你出于什么目的,达到什么目标,决定了你生活是不是会幸福。我们经常回国其中也有一个目的,就是到处跟别人讲,“别信你看到的”,英文里有一句话就是说,“你不要信电视上看到的东西,你不要信报纸上念到的东西”,这是美国人的一种教育方式。

因为你看到的都是经过选择的,过滤过的,所以你要用脑子去想,要判断。

王红旗:我们今天谈“东女西嫁”很透彻,好多年轻人看了以后,脑子里要画问号了。

陈瑞琳:这次回来从成都的国际新闻媒体发布会,一直到长春开世界华文文学大会,再到北京和读者见面,特别的高兴。我们在海外漂泊,大家可能觉得好像跟国内生活不一样。但是我出去实际上是为了回来,我们心里最想念、最怀念的还是读者,我希望看我们文章的人在你们当中,实际上是为我们国内的朋友所写,我相信汉字是中国几千年最古老的文字,而且读的人也是世界上最多的人,所以我们拿着汉字旅行。在海外真正的读者没有那么多,每次回来都希望和国内的读者见面,希望你们了解我们、鼓励我们,在此特别感谢大家能够读我们的书,能够关心我们,希望有机会能够常常在网上和你们见面,希望我们永远在一起,谢谢大家。再见!

沈  宁:陈瑞琳讲得很好,我就不再说什么了。谢谢大家,再见!

王红旗:谢谢大家。再见!

2007-01-14


本文在2010-7-31 16:17:14被施雨编辑过
作者授权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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梓樱 去梓樱家留言留言于2010-08-08 10:16:33(第4条)
这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座谈。让我更加了解瑞琳以及数位海外女作家。只想说,瑞琳,了不起!女作家们,了不起!
陈苏云 去陈苏云家留言留言于2010-08-03 05:53:08(第3条)
说得很实在,精彩!学习了。
陈瑞琳 去陈瑞琳家留言留言于2010-08-02 00:26:53(第2条)
2006年北京的那个多雨的夏天,红旗约我和沈宁走进人民网演播室,我们真是口无遮拦。后来沈宁多次问我有没有讲错话的地方,我说我根本不记得自己都讲了些什么。现在好了,感谢红旗把它留下了文字,还收在了自己的新书中!感激!感激!
施雨 去施雨家留言留言于2010-07-31 16:18:20(第1条)
这个访谈内容好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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