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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关于《四十一炮》与莫言的对话 文章时间:2012-10-24
作  者:杨扬出处:原创浏览905次,读者评论0条论坛回复0条
关于《四十一炮》与莫言的对话
文/杨扬
2012年10月24日,星期三

《天津日报》,2012年10月23日  

  杨扬:我阅读过《四十一炮》,印象中作品依然保留着您原有的风格,但也有变化。先说原有的特色,我想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是儿童的叙述视角;二是乡土本色。从《透明的红萝卜》到“红高粱系列”,以及《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好像对这种叙述视角有一种偏爱,不知道是有意为之,还是写作时觉得这样写得比较顺手?另外,就是对山东农村好像有一种难以割舍的创作上的依恋,作品的背景基本上都在那儿,是不是这样,有什么原因?

  莫言:我一直把“变化”作为自己写作的追求,总是希望新作不重复旧作,即便做不到脱胎换骨,哪怕有一些变化,也是好的,否则我的写作就失去了意义。但每个人都有局限,这局限就是所谓的“风格”。这是令人痛苦但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关于儿童视角,在我的创作之初,是一种下意识,后来上海的程德培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提出这个问题,让我产生了警惕。在以后的创作中,尤其是长篇创作中,我几乎没有使用儿童视角。但这部《四十一炮》,却是我有意识地从我的武库里,再次拣起“儿童视角”这门生满了红锈的“迫击炮”,当然我也打磨了它。我觉得应该把我的“儿童视角”进行一次告别式的使用。过去我的儿童视角小说中,那些孩子不但精神没有长大,连身体也没有长大。但《四十一炮》中的主人公罗小通,身体已经是成年人,没长大的只是精神。他其实是想借着这个诉说的机会,来完成自己的童年。

  关于乡土,我想不仅仅是我难以逃脱,绝大部分作家都难以逃脱。即便你给你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地另起一个名字,甚至把许多外地的风景和风俗移植过来,但骨子里,还是你自己的那块乡土。你小说中人物的思想和语言,只能是你熟悉的那部分人的思想和语言。另外,关于乡土,我的理解并不仅仅是指农村。乡土应该是一个和童年紧密相连的概念。也就是说,你童年时所在的地方,就是你的乡土。我认为所有的作家都是乡土作家。对乡土的依恋,是一种普遍的情感,并不仅仅限于作家。这种依恋,含意很丰富,其中有爱,也有恨。

  杨扬:对于《四十一炮》,我想批评的阐释不会像《檀香刑》那么顺当,您很难一下子迅速提炼某个明确的写作意图。不知道您在写作中,有没有什么明确的意图要表达,或者说,希望得到哪方面的批评回应?

  莫言:这部小说,无论是从语言上还是从结构上,都与《檀香刑》有区别,内容上区别更大。《檀香刑》肯定不是为了评论家写作,说句很不合时宜的话,是为了我自己的写作。评论家喜欢什么,我并不清楚。而且,评论家也是各有各的喜爱,要想投他们所好,何其难也。书写完了,我的事情就算告一段落,现在,我的兴奋点是在一部新的作品上。评论家和读者的反映我会留意,但决不会为了几句批评和夸奖而改变自己。我认为一个作家的作品,其实在他成为作家之前就已经“写”好了,后来的因素,只能让他对这些作品做一些微调,不会有大的改变。

  杨扬:您在苏州大学演讲中,谈到“作为老百姓写作”问题,想必是期望与那种戴着知识分子有色眼镜的“为老百姓写作”的启蒙文本做出区分?我想这也是对20世纪中国文学传统的一种反省。现在批判和反思成为一种标签,评论家说一个作家作品深刻,便说该作家作品是对现实的批判。但作家与作家之间的差别,作品与作品之间的不同,见不到了。好像一提批判,艺术便会自动形成。我这样说,当然不是说作家对待现实不要反思、批判,而是说那种知识分子腔的文本写作,首先是从摆弄所谓的批判姿态开始的。您在新作后记中,对所谓谈思想的批评家和作家表示了一种轻蔑,我想听听您在这方面的意见。

  莫言:“作为老百姓的写作”,这个提法本身并不严谨。大家听听而已,不必认真。我的想法是:第一,文学并没有那么大的作用,它既不能建党建国,更不能亡党亡国。第二,作家也是一个老百姓,无论别人怎么吹捧,你也是一个老百姓。如果你时时刻刻忘不了自己的作家身份,把自己当成精神贵族,那别说是“作为老百姓写作”,就连“为老百姓写作”也不大可能。年轻人虚荣一点,把作家会员证放在火车的桌子上,吸引一些目光,这可以理解,但老了还这样,那就有点滑稽。我们老家的人对作家的认识比较正确,他们说:作家,就是记者吗。前几年我每次回去,村子里的人就对我说:你应该去当官,当了官,我们好跟着沾点光。我对作家这个职业比较低调的认识,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我的乡亲。

  关于批判和反思,事实上每个人都在做。但如果把这个当成旗号,扛出来吓人,就失去了意义。我在《四十一炮》后记里,说自己一向以没有思想为荣,指的是在写小说时,还是要从人物从形象出发,不要在小说中说教,也不要把自己的思想强加到小说中的人物身上。许多被思想者们弄得很玄虚的问题,在我看来其实都是一些很简单很朴素的老问题。我在农村长大,学到了最朴素最简捷的思想方法,这让我少了很多烦恼。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作家的知识分子身份的问题,我一向认为,写几篇小说,算不上知识分子。你比那些乡村中会讲故事的老人,无非是多认识几个字而已。

  杨扬:我对您新作中所表现的农村生活怀有兴趣。这是不同于您以往笔下的农村景观,见到的是90年代的北方非农化状态下的农村。包括老兰、罗通这样的农民,的确是以往文学作品中所没有的形象。我注意到您对老兰这样的暴发户形象的把握,一改以往那种文学描写的模式:要么无情地贬抑,写其为富不仁;要么一味歌功颂德,写农民企业家的所谓新思路,创业精神。其实说老兰好也好,说他恶也好,都是奉着一种高调的批评旨意在写作。我想听听您对老兰以及对今天农村生活的看法。

  莫言:写作毕竟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开笔之前,不得不考虑技术问题,但进入写作过程之后,技术问题就退到幕后,这时在作者头脑中活动着的,当然是小说中的那些人物以及人物活动着的场面。所以尽管我在后记中那样强调了所谓的技术,但读者要看的和看到的,大多还是故事、人物、场面。评论家的阅读,可能会更多地注意语言、结构等技术层面,但故事、人物、场面,依然会牵扯着他,小说这玩意儿,说到底,还是故事。

  老兰是亦正亦邪的人,这样的人是时代的产物,很难说他们好,也很难说他们不好。其实,不仅仅是在农村,在其他行业,这样的人也很多。因为本书是用罗小通的口吻诉说,作者深藏幕后,或者说,在这本书里,没有作者的思想。而罗小通的思想,罗小通对老兰的矛盾心态,正代表着民间的标准。老百姓有自己的是非观念,也有自己的道德标准。比如说往肉里注水,我作为一个生活在城市中的人,那是深恶痛绝的,因为这种肉会损害我的健康和利益,但从罗小通和老兰们的角度看,那就是注水有理。你如果不注,别人也要注。一些农民往肉里注水,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是诸多腐败现象中的一个现象。这与出版行业中的盗版、制药行业中的假药、医疗行业里的红包、官员们的假数字和贪污腐化等是一样性质的问题。   

(作者系上海华东师大教授、博士生导师,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委。)


本文在2012-10-24 15:36:56被施雨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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