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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说“变”——新世纪小说创作随想文章时间:2010-10-05
作  者:杨扬出处:原创浏览682次,读者评论1条论坛回复0条
说“变”——新世纪小说创作随想
文/杨扬
2010年10月05日,星期二

  一、人员结构之变

  新世纪中国小说之变,首先可以从创作主体的结构上反映出来。新世纪前20年,中国作家队伍主要由五种人构成,一是1949年以前成长起来的所谓现代作家,像巴金、施蛰存、杨绛等;二是1950年代成长起来的所谓“右派作家”,像王蒙、张贤亮、张洁等;三是“文革”中逐渐成长起来的所谓“知青作家”,如史铁生、韩少功、阿城等;四是1980年代中后期成长起来的所谓先锋派作家,像马原、孙甘露、余华、苏童等;五是1990年代兴起的所谓“新生代作家”,像邱华栋、毕飞宇、卫慧、棉棉等。上述五批作家在新世纪前20年中国文坛的地位不一,影响不同,但多多少少总还有文字面世。新世纪以来,情况有了变化,随着施蛰存病逝,巴金危病,现代作家因年事已高,基本上退出了文坛。“右派作家”除了王蒙等极少数人还有长篇问世外,多数人已经数年没有新作问世了。随着作品出版数量的锐减,文坛影响也在直线下降。今天假如随便抓住一个年轻的读者问他(或她),陆文夫是谁,刘绍棠是谁,很可能会回答说不知道。“知青作家”像韩少功、王安忆、莫言、李锐、张炜等,50岁上下,正是写作的成熟期,无论作品的数量,还是文坛的影响,都是当今中国文坛的主角。但也不难看出,与1990年代他们的创作上升期相比,新世纪“知青作家”创作所达到的艺术高度未必都能与1990年代相比。如王安忆《长恨歌》之后连续推出的几部长篇,艺术上总体不及以前的创作。莫言、李锐、韩少功也有这样的情况,可以说这是“知青作家”普遍面临的问题。如何超越自我的确构成了这批作家的内在精神焦虑。先锋派作家与“知青作家”相比,是衰退最快的一族。照理40多岁的精壮年,应该是写作精力最旺盛的时机,但不知为什么,像马原、余华、孙甘露等差不多有10年没有长篇问世了,既便像苏童拿出了《蛇为什么会飞》这样的长篇,其艺术水准依然有失于1980年代的创作。 对照之下,1990年代的“新生代作家”在新世纪大放光彩,毕飞宇的《玉米》系列作品,李洱的《花腔》、红柯的《西去的骑手》、雪谟的《大漠祭》、麦家的《解密》以及李冯、鬼子、东西、邱华栋、潘向黎、戴来、魏微、叶弥等作家作品,这些年普遍获得好评,讲中国最新的文学进展,不能不论及他们的作品。值得指出的是,在新世纪文坛“新生代作家”已不再是作为群体存在,而是作为一个个有具体影响的作家存在着。“新生代作家”之外,新世纪作家中还增加了所谓的“80后作家”,这是一批完全在新世纪土壤中生长起来的写作者,代表性的人物有韩寒、郭敬明、春树以及小饭、苏德、陶磊、甘世佳、蒋峰、李傻傻、七格、张悦然、周嘉宁、陈安栋等。在文学风格上,“80后”写作者各不相一,但他们的文学起步大都可以溯源到《萌芽》的“新概念作文大赛”或其他各种写作大赛。这些作家作品相对而言,不大被今天的文坛所接受,但被书商和大中学生所青睐。“80后作家”作品的最初影响是在文坛之外的,很少有文学评论家专门为他们的作品写评论,他们的作品也很少在《人民文学》、《收获》等文学期刊发表。但随着时光推移,“80后作家”作品逐步进入文坛,2004年开始像《中华读书报》、《上海文学》等评论版开始有文章评论这批作家作品,《钟山》、《上海文学》等有影响的文学期刊发表了一些“80后作家”作品(1),马原等知名作家以一种扶植新进的姿态编选了“80后”作品选,借以鼓吹新世纪的新文学(2)。
  从上述的人员结构对照之中,可以看到,新世纪初的小说创作主体格局的变化。原来由现代作家、“右派作家”、“知青作家”、先锋派作家和“新生代作家”构成的天下,被“知青作家”、“新生代作家”和“80后作家”组成的强势群体所瓜分。“右派作家”和先锋派作家在今天只具有荣誉的性质,很少有新作和力作出现。这样的人员格局的变化,对新世纪文学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如果说,现代作家、“右派作家”和“知青作家”因为历史原因,有着丰富的社会、政治等方面的经验积累的话,那么,“新生代作家”和“80后作家”基本上都是1980年代以来大中学校出来的学生,从学校到学校的人生经验,使得他们缺乏现代作家、“右派作家”和“知青作家”那种开阔的社会历史视野,写政治斗争、写社会矛盾不是“新生代作家”和“80后作家”的强项,既便偶然有个别人涉及这些宏大社会领域的题材,在写作方式上也是表现为很个人化的书写。如李洱的《花腔》,将抗战这一段大历史转化为国共双方不同参与者个人的小叙述来完成的。李冯的《英雄》也是将秦王统一六国这样一个宏大事件,缩小到几个侠客之间的打闹格斗表演中完成。有一些评论认为“新生代作家”的这种历史题材的处理方式是一种新历史主义的解构和对革命史的颠覆。也有人认为是一种历史的虚无主义。其实,从写作角度来考虑,更应该归之于“新生代作家”个人阅历的限制。“新生代作家”的个人成长经验基本上是被锁定在校园环境,政治、意识形态、社会权力斗争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只有书本知识,而很少有直接的切身感受,他们只能根据自己有限的知识和经验来想象所谓的权力斗争,把政治、社会的问题拉回到个人的经验范围里来想象。这是他们自己的文学积累选择的文学写作方式,正面来写“反右”、“文革”或波澜壮阔的历史图景,他们缺少体验。另一方面,内心经验的玩味和开掘,特别是新世纪个人成长经验的揭示,是“新生代作家”和“80后作家”写作的优势。对不断增长着的现代生活的浮面世相的展示,“右派作家”、“知青作家”不如“新生代作家”、“80后作家”作品来得直接、鲜活和有力。特别是当代都市生活题材的作品,“知青作家”的写作更多的保持在对过去生活的记录上,如王安忆的长篇小说《妹头》等,对今天充满活力的新增添的生活景观,则是陌生的。应该承认,对今天新一代青春少年的都市生活以及文化心态最直接最鲜活的文学描写,来自“新生代作家”和“80后作家”。像潘向黎的《奇迹乘着雪橇来》,写的是一段都市白领男女恋情故事,但故事的开端和结局不像“知青作家”那样隐含某种沉重的历史或政治,潘向黎作品讲述的是爱情故事,但这种故事具有都市的气息,只有都市中才能上演这样的人生一幕。至于人物的心理和说辞,虽没有宏大的精神气象可以寄托,但这恰恰是都市职业人生的精妙写照。苏德的《钢轨上的爱情》在文学意义上可能没有潘向黎这么精致,但对都市女孩的成长心理有自己的独特表现,那种对父母家庭混合着爱和反叛的感觉,那种一有机会便想自己租一间房间,早早地拥有私秘空间的向往,那种青春的冲动与短命的情爱,那种没有危险的人生实验,统统是以往作家作品中少有的。有不少读者,包括评论者不理解,为什么这些年轻的作家总那么私人化地来处理作品中的人和事。在我看来,秘密不是作家喜欢不喜欢的问题,而在于什么样的人在写。新世纪小说的创作主体如果将不断由这些“新生代作家”和“80后作家”担当,那么,对现代作家、“右派作家”、“知青作家”和先锋派作家所构成的文学写作链的颠覆大概还会持续下去,毕竟新兴的写作者与新世纪前20年的写作者在经验类型上有较大的出入。

  
  二、图象时代的文学格式之变
  
  影响新世纪文学的因素很多,有些因素是新世纪以前就有的,诸如意识形态、审美习惯等等,但有些因素却是新世纪以来被强化起来的。以影视和网络为代表的电子媒介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是新世纪小说发展中非常突出的现象。美国当代哲学家道格拉斯·凯尔纳在《媒介文化》一书中将媒介文化界定为“图象文化”(3)。从20世纪中国文学史来看,电影、电视之类图像文化对小说创作的影响,大概有两次。一次是1930年代前后,以上海的穆时英、刘呐欧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因为爱看电影,受欧美电影的影响,从而联想到将电影的表现手法移置、吸收到小说创作中来,形成了风格独特的“新感觉派”。还有一次就是1990年代以来,一直到新世纪愈演愈烈的作家参与影视剧本创作,或作家创作搬用外国影视剧中的某些情节或细节。对新世纪的中国作家而言,可能有的人还是坚守文学的文字阵地,不考虑影视媒介的影响,但总体上,要想摆脱影视文化的影响,是越来越不可能了。所谓的不可能表现在,一是随着电脑、VCD、DVD等高科技的普及,影视文化渗入到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社会生活本身就充斥着影视文化的影响;二是影视文化成为当今作家写作的生活来源之一,构成其想象生活的重要资源。不看DVD、VCD的作家,在今天几乎不再存在;三是电影、电视和网络视听媒介,与报纸、期刊和书籍出版等纸质媒介相比,在传媒中前者明显处于强势地位,文学创作从传播和价值实现的角度考虑,一定会对自己与强势媒介之间的关系有所调整,这种调整不是文学越来越游离于影视等强势媒介之外,而是关系越来越密切。像李冯的小说《十面埋伏》与张艺谋的同名电影同期推出,小说与电影共生,这仅仅是新世纪文学与影视结合的一个开端和试验,今后的互动空间应该还很大;四是随着高科技手段的介入,影视媒介的表现领域也将突破原有的限度,从世界范围看,影视领域不乏大师级的人物和作品,艺术家们的实验力度和成功经验对文学创作会有积极的推进。总的说,影视等电子媒体所构成的图像文化与今天及未来的文学创作的关系将有一个重新调整和理解的过程,这是新世纪文学发展不同于以往文学发展的一个新现实。有一些评论家私下会说,作家应该拒绝影视媒介的影响,坚守文学的文字阵地。这样的议论,假如是针对新世纪初还不太成熟的影视媒介与文学之间的关系而言,是有益的。的确,从1990年代以来,受商品经济的影响,各种社会关系都受到了商业经济利益的驱动,影视媒介因为其商业利润巨大,吸引了不少作家的目光,在从事小说创作时有意无意地只考虑怎样将自己的作品往影视剧需要的方面靠拢,而不大注重文字自身的艺术价值。这种放弃文学自主性一味迎合强势媒体的写作,是商业利益在文学与影视媒介之间关系上的粗鄙化表现,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影视剧,都不可能有较高的艺术品味。但也应该看到,文学创作与影视媒介之间有可能调整好关系,也就是一种双赢的关系。从世界范围看,法国的“新小说”与法国的“新电影”的互动是一个先例,玛格丽特·杜拉编剧的《广岛之恋》、阿伦·罗布-格里耶编剧的《去年在马里昂巴德》既是电影史上不可多得的杰作,同时也是小说史上重要的实验作品(4)。从中国电影看,莫言当年的小说《红高粱》改编为电影《红高粱》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当然,那时期影视媒介还没有发达到今天这样的地步,在小说创作与影视媒介的关系上,文学占据主导地位,也就是说,在影视与小说创作的关系上,常常是先有优秀的文学创作,然后再改变影视作品。但现在随着影视媒介地位和功能的变化,影视成为支配文学的强势力量。我们在今天的文学创作中也可以看到,大多是作家用创作去迎合影视需要;甚至是作家作品的社会影响要依靠影视作品的市场来获得。像李冯这样的“新生代作家”尽管写作有年,但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是他与张艺谋合作电影《英雄》开始的,人们由这部电影开始知道作家李冯。再譬如1990年代曾倡导文化“断裂”的南京作家朱文,尽管小说有一定影响,但这种影响主要还限定在作家圈内,新世纪初他转向与影视合作,编导了《南方的云》,获得上海国际电影节大奖,不仅让更多的社会公众知道了朱文的作家身份,也让不少读者由电影转而关注到他的小说创作。如果从文学的角度讲,作家参与到影视创作之中,提高自己的社会知名度,扩大作品的社会影响,未尝全都是消极的活动。
  对于新世纪文学创作而言,影视媒介的影响空间和力度还有深化的余地。从文学方面考虑,1990年代以来,文学接受影视媒介的影响还没有上升到自觉的文学意识层面。对照1930年代“新感觉派”作家的创作,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当时的作家是很自觉地借鉴和吸收电影的蒙太奇手法为小说服务,这种电影手法小说化的实践结果,就是小说的场景感和人物的印象特征被凸现出来,故事和心理描写之外还增加了感觉、印象这样的表现手法。相比之下,1990年代以来中国作家对影视媒介的接受,一是将国外和港台地区的一些影视作品的故事情节改头换面移置到自己的小说中来,二是借助于影视强势媒体的效应,将自己的小说改编成影视作品来传播。事实上,这两种影响方式远远没有达到文学发展所要求的深度。当代影视的发展水平已经将影视的表现手段扩大到无所不包的程度,像美国反恐连续剧《24小时》将不同时空中连续发生的事件,通过画面切割的手法,同时展现在荧屏上,这让原来习惯于分头叙述的一个情节接着一个情节发展的衔接式故事叙述模式,在现代高科技的进展面前得到了某种改造。荧屏对故事的展现,不是一个空间一个画面,而是一个荧屏可以容纳多个画面,多个情节同时在一个荧屏上推进。对照一下小说创作,尽管在时空观上,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人们也意识到时空的多维特征,但限于叙述和文字表现的习惯性力量,在交代人物、事件时,还是有一种自然时间的先后秩序,真正能够做到时空多维并举的小说叙述,并没有实现。再譬如,新世纪之前,小说叙述时间的空间化问题是作为现代小说技巧问题被人们关注的,但在实际创作中,小说叙述时间的空间化也遇到问题,主要是空间化过程中如何推进叙述,使得集中在一点时间上的想象如何有层次有声色,在不断放大的想象空间中,叙述不沉闷晦涩,这是现代小说实验中一直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但当代影视创作有不少成功的经验值得借鉴。譬如法国情色片《不可撤销》用90多分钟来展示暴力活动的过程,假如从叙述角度来讲,观众的忍耐力是不可能维持这么长的时间,但导演通过调节可视图像的色彩和组合音响的效果,表达出同一时间点上不同的情绪和多种感受效果。一个简单的暴力行为借助于现代高科技手段,赋予了较为丰富的表现效果。小说受文字的限制,很难像影视媒介那样做到声光合一的多彩境地,但文字是不是可以借助于声音、图像来表现想象中的人物、事件,让原来淹没在叙述和文字中的声音和图像更凸现一点呢?换句话说,我们在小说创作中一提形象,总是与具体的人物联系在一起,好像是人物形象代替了文学作品中的所有景观,而没有像影视媒介那样凸现的是同时出现在人们面前的完整图像,这图像包括人物、场景、声音与展现的节奏。
  对传统意义上以文字为单一原则的写作而言,影视媒介的影响可能是不考虑的,但像那些离不开影视媒介,甚至是直接参与影视媒介活动的新一代写作者来说,影视媒介是他们写作和表达时不能不考虑的因素。新的文学研究视野自然应该注意到这样的文学格式的变化。

  
  三、文学生长空间之变
  
  新世纪之前差不多所有作家都是通过文学期刊和出版社来进入文坛的,纸质出版构成了新世纪之前文学生长的主要空间。但新世纪以来,文学生长空间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在纸质出版空间之外,还有一个更为庞大和活跃的网络空间建立起来了。差不多所有“80后作家”都是在网络空间建立起自己的文学声誉之后,再寻求纸质媒介的出版。对于网络空间的文学影响,人们已经有所感受,但并没有上升到一种文学建设的层面上来思考问题。其中的原因不外乎,一是大多数有影响的当代作家作品依然还是通过纸质媒介来传播自己的作品;二是网络空间中的作品良莠不齐,影响到读者的阅读选择和文学的信誉;三是网络空间就整体而言,还没有像纸质媒介出版那样普及,网络主要集中在沿海开放城市和文化发达地区,一些偏远地区受技术条件的限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尽管如此,网络因为其便捷的传播条件和不受权力等人为因素的限制等原因,表现出越来越强劲的发展势头。如果说,20世纪是纸质媒介为主体的文化占据主流的话,那么,21世纪毫无疑问将是网络文化的时代。网络空间对新世纪文学的发展而言,不仅提供了一个较之纸质媒介出版更为广大更为自由的空间,而且,对文学的生产和传播方式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命题。纸质媒介出版,因为受生产流程的影响,作家创作和出版商、读者之间的交流通常总是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一般而言,主要有意识形态、商业利润、编辑的个人取舍标准等因素的影响。但对网络空间而言,写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是真正互动的,所谓真正互动是指纸质媒介中影响文学写作和出版传播的诸种因素,对网络写作而言统统可以解除。因为网络技术的进步,原来纸质媒介意义上的出版控制被降到最低限度,也就是说,权力机构要想在网络上禁止作品的发表,其技术难度已非常高。从发表作品的角度考虑,写作者在网络写作时,可以不顾及原来纸质媒介出版时必须考虑的影响因素,网络写作的意义变得更加单纯。发表作品在网络时代已不是什么文化特权的标志,任何一个写作者如果想发表自己的作品,可以在网络上随意发表,不存在编辑、政府干预等纸质媒介时代才有的出版程序。一个网络写作者可以为了写作而写作,甚至可以极端到根本不考虑读者而将写作用来自娱自乐。他(或她)的读者是无形的,写作者用不着为出版难或读者的原因而犯愁。从这一意义上讲,原来围绕文学期刊和出版社所构成的一个个文学中心慢慢地在瓦解,网络时代的写作是去中心时代,每个写作者都是自我中心,无所谓谁围绕谁。在网络空间,只要作品存在,总会有众多的造访者来漫游。那些纸质媒介中靠文学期刊和出版机构支撑的著名作家,在网络空间未必能够享有同样的待遇,而在网络空间中拥有声誉的作家倒是有可能在纸质媒介中再度获得声誉。譬如像莫言、王安忆、阎连科等纸质媒介中较为出跳的当代作家,其网络中的阅读点击率未必有安妮宝贝、春树等作家作品的点击率高。这当然不是在比较两种不同媒介空间的文学出版物的水平孰高孰低,而是想强调网络新媒介对文学表达方式的选择和作家作品的要求自有一套,另有一格。这可能与网络读者的阅读方式和阅读需求有关。参与网络文学活动的人,假如以年龄来划分的话,毫无疑问以年轻人居多,而且,在年轻人中,又是大中学生为主体。所以,这样的网络文学空间的造访者有自己的选择原则,一旦生产和流通的渠道形成,它便会自由循环,不会随意地附会纸质媒介的出版要求。(5)
  陈述网络空间对新世纪文学创作的重要意义,除了指出新世纪文学的新的生长空间之外,还想进一步强调原来意义上的文学写作和影响文学生长的一系列规则,并不是不可改变的。如果说对文学的理解,原来很重要的一点是将文学理解成为语言的艺术,那么,在网络上使用语言的艺术手段和艺术规则,与纸质书面上使用语言的艺术手段和艺术规则是有所区别的。单单从网络的用语,如菜虫、QQ等概念,就包含着自己的游戏快感和审美体验,它是与网络游戏的一整套规则联系在一起,单单从书面文字上是很难体会到其中的丰富涵义。网络写作因为技术原因,写作活动是荧屏、键盘与鼠标构成的系列活动组合,与纸质书写所包含的纸与笔的组合活动方式形成反差。一般而言,习惯于纸质媒介写作的写作者转向网络写作时,都有一个适应期,有的甚至无法适应网络写作。这实际上不仅仅是一个能不能适应电脑写作的问题,而是电脑写作有自己一系列的程序,这种程序与原来纸质媒介写作是不同的,如词汇的选择,电脑有既定的词库,而不像纸质媒介写作时可以随意选择;电脑的写作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作品的结构要求不像纸质媒介写作那么严格。这些都是网络空间非常具体的写作体验。更大范围的变动就是原来纸质媒介时代所谓的文学运动的方式被彻底改变了。原来意义上的文学流派一定要有期刊、出版物来支持,以此为中心才能构成一系列的文学运动和文学潮流。现在网络无处不在,文学运动、文学潮流的活动方式未必一定会像20世纪纸质媒介时代那样必须以期刊、出版机构为中心,在网络发表作品不再是一个难度很高的文化行为,在这种前提下,文学会以何种方式选择自己,这是未来文学发展的一个新问题,也就是说,新世纪在新的生长空间中,文学除了变异之外,对文学会有多种解释与命名。文学的尺度恐怕不是越来越严格,而是趋向于宽泛。

完稿于2004年8月暑中

1 丁元骐《“80后”创作的三波浪潮》,发表于《上海文学》2004年第6期。
2 马原主编《80后实力派五虎将精品集》,东方出版中心2004年5月初版。
3 (美)道格拉斯·凯尔纳著,丁宁译《媒体文化》,第9页,商务印书馆2004年3月初版。
4 参见(美)克莉丝汀·汤普森、大卫·波德维尔著,陈旭光、何一薇译《世界电影史》第44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
5 据美国网络游戏经销机构DFC Intelligence 公司预测,到2006年,网络玩家人数将从目前的5000万人增加到1.14亿。参见《文汇报》2004年8月9日第13版《“未来网游”与真实互动》。随着这些网络漫游者的无限增加,可以想见网络文学空间也会有所扩展。


本文在2010-10-5 20:21:42被施雨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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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瑞琳 去陈瑞琳家留言留言于2010-10-05 23:09:22(第1条)
杨扬教授的“变异”之说正可谓一语中的,值得我们好好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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