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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陈布雷 文章时间:2011-10-26
作  者:沈宁出处:原创浏览921次,读者评论1条论坛回复0条
导  读:一九四二年,蒋介石看到抗日战争已经能够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决定亲自写一本书,提升民族尊严意识,鼓舞中国军民士气,凝聚抗战胜利意志。他同陈布雷商议,准备讲写作任务交给陈布雷先生完成。可陈布雷先生因为长期严重失眠,脑力体力均不济,便推荐外祖父代劳。外祖父明知替天子立传,是吃力不讨好的差事,但见陈布雷先生那种身体情况,也只得接受。那可真是同病相怜,拔刀相助。
陈布雷
文/沈宁
2011年10月26日,星期三

略知中國現代歷史的人﹐都曉得陳布雷先生是蔣介石的高參。其實陳布雷先生是先獲文名﹐而後從政。他幾乎是中國第一代報人中的詨詨者﹐民國之前已名揚天下。聽母親說﹕陳布雷先生瘦高體弱﹐文質彬彬﹐不苟言笑。
 
我的舅舅講﹐抗戰時期在重慶﹐外祖父和陳布雷先生同在委員長侍從室任職。舅舅們到上清寺侍從室找外祖父﹐曾與陳布雷先生一起吃飯﹐發現陳布雷先生腸胃很壞﹐每餐飯只能吃烤焦的麵包。陳先生平時講話很少﹐卻為人甚為熱心﹐幫人辦事極嚴肅認真。
 
外祖父講陳布雷﹐則稱布雷先生是個老失眠家﹐每夜就寢必須吃安眠藥三片﹐然後也才能得到三四個小時睡眠。他的小藥箱裡﹐裝滿各式各樣的安眠藥﹐用外祖父的話說﹐琳琅滿目。外祖父多年寫作為生﹐自然也失眠﹐但經過香港逃難﹐有一陣子可以倒地便睡。到了重慶﹐進委員長侍從室﹐主持《中央日報》﹐每日寫文章之後﹐舊病復發﹐又開始失眠。但他失眠﹐遠沒有陳布雷先生那麼嚴重﹐桌子的抽屜裡只放一種安眠藥﹐需要時吃半片一片﹐就能夠睡了。每次外祖父自己存的安眠藥吃完了﹐就跑到陳布雷先生的小藥箱裡去挑選﹐領取一些﹐補充自己的抽屜。
 
一九四二年﹐蔣介石看到抗日戰爭已經能夠進入戰略反攻階段﹐決定親自寫一本書﹐提升民族尊嚴意識﹐鼓舞中國軍民士氣﹐凝聚抗戰勝利意志。他同陳布雷商議﹐準備講寫作任務交給陳布雷先生完成。可陳布雷先生因為長期嚴重失眠﹐腦力體力均不濟﹐便推薦外祖父代勞。外祖父明知替天子立傳﹐是吃力不討好的差事﹐但見陳布雷先生那種身體情況﹐也只得接受。那可真是同病相憐﹐拔刀相助。
 
不過相比於外祖父較為激進的性格﹐陳布雷先生更加謹慎穩重﹐那是確實的。一九四六年國民政府決定召開國民大會﹐實施憲政﹐籌備時期﹐國民黨吳鐵城秘書長請外祖父去一趟上海﹐外祖父外婆便同行﹐在上海狄斯威路的房子裡住﹐那是當時我的父母親的家。外婆做了幾個菜﹐外祖父請吳秘書長及上海各界的朋友﹐聚集家裡便餐﹐商討政治協商會議遺留下來的一些具體問題。此後﹐那就成了外祖父的日常工作﹐往來滬寧之間﹐與各界會商。每有什麼結果﹐便通過上海市政府機要室﹐向吳秘書長報告﹐或者直接報告蔣介石。
 
七月初外祖父接電報﹐馬上趕往廬山牯嶺﹐晉見蔣介石。然後會見陳布雷先生﹐陳述他在上海同各界商討籌備國民大會的情況。事情之多﹐兩個人會面了兩次﹐談了四個多小時。結果是陳布雷先生大為驚駭﹐對外祖父說﹕原來國民政府要於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國民大會的決定﹐是根據你的報告﹐你的責任也就太大了。從這番話可以想見﹐如果換了陳布雷先生﹐他就絕對不會像外祖父那麼去做了。而且外祖父彙報過在滬寧的協商工作之後﹐接到命令﹐留在廬山上辦《中央日報》廬山分版﹐不必再下山了﹐不知那與陳布雷先生對外祖父的關心有沒有關係。
 
陳布雷先生跟外祖父同事以前很多年﹐就已經相識了。早在一九二五年﹐五卅運動發生後﹐外祖父根據英國法律﹐撰文抨擊英國巡捕在上海槍殺中國工人的非法行為﹐發表在《公理報》上﹐一石擊起千重浪﹐甚至招致英國領事對商務印書館提出訴訟﹐當時外祖父在商務做編輯。因此外祖父一夜之間﹐成為上海名人。上海學術界十個人聯署發表宣言﹐抗議南京路殘案﹐外祖父乃其中一人。上海商報立刻發表社論﹐對那一宣言發出聲援。這個社論﹐就是陳布雷先生的親筆。此段歷史﹐請參閱本書“王雲五與商務印書館”一文。
 
北伐戰爭之後﹐在上海南京兩地﹐外祖父和陳布雷二人﹐同時從事教育工作。民國十八年(公元一九二九年)上海復旦大學校慶﹐外祖父和陳布雷先生同時應邀出席。陳布雷先生講話只幾句﹐外祖父講了一個多鐘頭﹐到吃飯還停不下來﹐此事給陳布雷先生留下很深的印象。
 
後來外祖父在南京中央大學做教授﹐陳布雷先生在國民政府教育部做政務次長。外祖父寫文章犯忌﹐上海警察局出動搜查新生命書局﹐密報外祖父言論違紀。外祖父聞訊﹐寫信給中大校長朱家驊先生﹐辭職謝罪。朱校長便去找陳布雷先生和中宣部長劉盧隱先生疏通。劉先生說他不認識陶希聖﹐陳布雷先生說﹕我在上海復旦大學遇見這個人﹐他的毛病是鋒芒太露。此次風波﹐最後是中組部長陳果夫先生給外祖父寫信﹐教訓一頓﹐算做解決。
 
日軍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佔領香港。當時外祖父一家都居住香港﹐僅母親一人在昆明就讀西南聯大﹐兩個月完全得不到家人消息﹐焦急萬端。因為高陶事件﹐日軍對外祖父恨之入骨﹐曾幾次派特務到香港﹐企圖謀殺外祖父及家人﹐均因杜月笙先生的嚴密保護而未得手。現在日軍佔領香港﹐他們馬上開始大規模搜捕外祖父﹐各地報紙經常發消息﹕日軍在某菜園捉到陶希聖﹔日軍將陶希聖剝皮抽筋﹔等等。母親在昆明經常讀到這些標題﹐不知真偽﹐驚恐萬分﹐日日以淚洗面。
 
忽然一天﹐西南聯大校長蔣夢麟先生把母親叫到自己的辦公室﹐說是重慶陳布雷先生給他發來一封電報﹐請他轉給學生陶琴薰﹐通知母親﹐外祖父已經逃離香港﹐回到國土﹐正在往重慶的路上﹐叫母親不要太心焦了。同時母親接到外祖父從廣東韶關寄來的匯款﹐證實了他的安全。母親後來對我說﹐她原來在家裡聽外祖父講過陳布雷那個人﹐並無印象﹐接到這封電報﹐使她感到陳布雷先生的親切﹐她曾馬上寫過一封信﹐感謝陳布雷﹐並且詢問外婆及弟弟們的消息﹐那信也是請蔣夢璘校長轉寄重慶的。
 
母親轉學到重慶後﹐才知道陳布雷先生給蔣夢璘校長的那封電報﹐並非外祖父囑托他發的﹐而是他接獲外祖父安全逃到內地之後﹐了解到母親的心情﹐自己主動發給蔣夢璘校長的﹐足見陳布雷先生感情之細膩。為此母親在重慶期間﹐曾專門當面向陳布雷先生道過幾次謝。
 
事實是﹐外祖父化妝從香港逃出日軍魔掌﹐到達廣東脫險之後﹐做的頭一件事﹐是找到一家郵局﹐給重慶陳布雷先生發個電報﹐然後給西南聯大的母親匯了一筆款。此段經歷﹐請參閱本書“香港淪陷”一文。
 
外祖父輾轉回到重慶﹐因外婆一家還在桂林逗留﹐他獨自一人便先借住重慶上清寺美專校街一號﹐那是陳布雷先生公館的另一小院內小樓之上。從此外祖父與陳布雷先生一起在委員長侍從室任職﹐陳布雷先生是外祖父的頂頭上司。後來外婆一家也到了重慶﹐母親也從昆明西南聯大轉學到重慶中央大學﹐全家團聚。那時期內﹐母親和舅舅們常有機會見到陳布雷先生﹐還在一起吃飯和跑空襲警報。戰後父母結婚﹐也是陳布雷先生的弟弟《申報》社長陳訓悆先生做母親的介紹人。陳布雷先生去世後﹐其職便由外祖父接任。
 
作為朋友﹐陳布雷先生對外祖父相當地了解﹐知道他寫文章用語有時比較激烈。作為上級﹐陳布雷先生也對外祖父相當地保護﹐化解他因文字而惹起的麻煩。一九四七年初﹐外祖父看到國共已無和談可能﹐戰爭勢在必然﹐便連續在《中央日報》上發表社論﹐籲請各界睜開眼睛﹐保持清醒。他甚至用了東晉時期的淝水之戰的故事﹐預言國共難免在淮河流域再打一場新淝水之戰﹐決定國家存亡。
 
這篇社論被當時在南京參加政治協商會議的邵立子和雷震先生看到﹐便找到陳布雷先生告狀﹐說那都是反共言論﹐妨礙政治協商和軍事調處﹐已經引起中共代表周恩來的抗議。然後邵力子又對陳布雷說﹕雷儆寰認定﹐《中央日報》現在是CC系辦的了。陳布雷先生聽了大怒﹐立刻派人找來雷震﹐痛加申斥。當時雷震任政治協商會議副秘書長﹐負責協商各民主黨派意見﹐比較接近共產黨。
 
斥責過邵立子和雷震之後﹐陳布雷先生也找到外祖父﹐轉告了兩位左翼民主人士的意見﹐外祖父堅持說﹕新淝水之戰就在眼前﹐我們不能不大聲疾呼﹐警告國人。後來的事實﹐不幸被外祖父言中﹐不到兩年﹐就發生淮海大戰﹐就是當年發生淝水之戰的故地。
 
陳布雷先生是浙江人﹐與我的父親同鄉。陳布雷先生的兩位女公子陳秀(左加玉邊)和陳璉﹐與我父親在杭州師範同學。後來父親自上海暨南大學轉到重慶中央大學﹐又跟陳璉同學兩年。因為夫人生育陳璉而逝﹐陳布雷先生十分悲痛﹐從此未續娶﹐並把陳璉小名叫做漣漣﹐以示如淚﹐足見其感情之深之重。
 
在杭州師範讀書時﹐父親是跟陳秀(左加玉邊)同班﹐但他同陳秀(左加玉邊)的妹妹陳璉卻有過一段親密的交往。後來雖然兩人就讀不同學校﹐卻似乎仍然在心裡保持著感情。據說陳璉在昆明西南聯大讀書時﹐她的箱底一直存著父親寫給她的信。直到後來陳璉接觸了袁永熙﹐而後做了戀人﹐才斷絕了同父親來往的念頭。
 
我的母親先是昆明西南聯大的學生﹐那時陳璉也在西南聯大讀書﹐兩人同學﹐也是朋友。後來她們又先後轉入重慶中央大學﹐繼續同學。也是這時﹐我的父親也轉到中央大學﹐與陳璉同班﹐但此時兩個人已經是兩條鐵軌上跑的火車﹐永遠也走不到一起了。
 
因為兩個父親同一辦公室﹐身世相近﹐兩個女兒自然也來往密切。每逢周末﹐母親總迫不及待從沙坪壩趕到重慶﹐到上清寺委員長侍從室找外祖父﹐幾次相約﹐陳璉卻從不同行﹐似乎與其父陳布雷先生不大和睦。此事讓母親覺得很奇怪﹐但她當時並不知道﹐陳璉那時已由袁永熙發展為中共黨員﹐所以要跟父親陳布雷先生劃清階級界限。不過我想﹐陳布雷先生那麼智慧的人﹐一定早已覺出女兒的政治背叛﹐只是愛女之情篤篤﹐不肯點破而已。
 
抗戰勝利﹐國府還都。母親和陳璉也都跟隨她們的父親﹐回到南京工作。可母親並不曉得﹐雖然陳璉極力躲避父親﹐中共卻要利用她這層父女關係﹐從事政治軍事活動。國共戰爭期間﹐中共在南京國民政府內安插了許多諜報人員﹐收集國軍布防及調動情報。陳璉曾多次接受中共命令﹐動用陳布雷先生的私人座車﹐出入國府和南京各防地﹐以其父特權避免軍警搜查﹐把重大軍事情報送給中共方面。

後來終於事發﹐陳璉和袁永熙夫婦被國民政府警察局逮捕。盡管政治立場不同﹐畢竟父女情深﹐陳布雷先生親自出面﹐將女兒保釋出獄。陳璉無法在南京繼續潛伏活動﹐便秘密經上海轉往蘇北中共根據地。據母親回憶﹐陳璉在上海躲避的幾日﹐就住在狄斯威路母親的家裡。但是從陳璉離開之後﹐兩人就再也沒有見過一次面。
 
時局驟轉﹐陳布雷先生自殺身亡﹐國民政府兵敗如山倒﹐外祖父跟著南撤台灣﹐中共隨即建政。陳璉進了北京城﹐任團中央部長﹐她的丈夫袁永熙做了清華大學黨務書記﹐都是中共高官。也是這時候﹐父親才徹底明白﹐當初在重慶中央大學﹐為什麼陳璉同他堅決地斷絕了往來。因為她是共產黨員﹐她的上級就是她的丈夫。
 
一九五三年﹐父親被中央政府從上海調入北京﹐參與籌建外文出版社。為了表示對他的重視﹐社裡發給他一張國慶觀禮票。所以十一那天﹐他到天安門觀禮臺﹐觀賞國慶閱兵和遊行。也是命運捉弄人﹐就在同一個觀禮臺上﹐父親與陳璉相遇了。但那時﹐一個是中共的高官﹐一個是被使用的舊知識分子﹐地位的懸殊已如天壤之別。兩個人簡單地寒喧幾句﹐父親事後還感嘆﹐當時就看得出來﹐陳璉是迫於一種無形的巨大壓力﹐努力拉開同父親的距離。
 
因為父親母親都同陳璉是好朋友﹐都對陳璉表示巨大的好感和同情﹐所以我很願意相信父親和母親的感覺﹐願意相信陳璉確是個好人﹐不幸被無情的政治鬥爭所利用了的善良青年。後來母親也隨著父親﹐從上海搬到首都﹐可作為國民黨大戰犯之女﹐始終不敢同陳璉聯絡。雖見不到﹐母親仍是一直很關心陳璉的情況。特別是母親在《人民日報》上讀到一篇陳璉的講話﹐並且因此受到鼓舞﹐給周恩來先生寫了一封信﹐從而獲得特殊照顧﹐能夠在最黑暗的年代﹐保持同台灣外祖父的通信聯繫。僅從此一點﹐我也必須對陳璉女士表示謝意。
 
那是一九五六年二月六日﹐北京召開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大會﹐陳璉作為全國政協委員﹐在一次大會上發表講話。講話之後﹐周恩來頭一個站起來鼓掌﹐於是受到中央關注﹐並在幾天後全文刊在《人民日報》上。陳璉的講話是這樣的﹕
 
我想以自己的經驗,對於知識青年,特別是社會主義敵對陣營裡的兒女們的進步問題,說一些意見。也許在座的有的同志知道,我是陳布雷的女兒。十幾年前,我也是一個懷抱著熱情和苦悶的青年學生,為了尋求抗日救亡的途徑,我找到了共產黨。黨把我引導到革命的道路上來,使我不但看到了民族解放的前途,也看到了社會解放的前途,我的苦悶消失了。我聽黨的話,工作著,學習著,前進著,我感到無比的溫暖和幸福。十幾年來,由於黨的教育,我獲得了一定的進步,我現在是青年團中央委員會的委員,並擔任著青年團中央少年兒童部的副部長。
 
從我自己走過的道路,我深深地感覺到:正是因為黨是以國家和人民利益為依據的,因此,它對於一切有愛國熱情的人,不管他是什麼人,都是歡迎和愛護的。可是我聽說,目前還有一些出身剝削階級和反動家庭的青年,為自己的出身感到煩惱,說什麼恨只恨閻王爺把我投錯了胎,我認為這是完全不必要的。假如說在解放以前,一個出身剝削階級和反動家庭的青年還比較不容易認清黨的話,那麼在今天,黨就像太陽一樣,普照著大地,撫育著我們每一個人。 
我們沒有辦法選擇我們的出身之地,但是,我們完全能夠選擇自己要走的路,只要我們認對了方向,而且肯於努力,在我們每一個人的面前,都是有寬廣的道路和遠大的前途的。
 
話雖然是如此說的﹐掌雖然是那樣鼓的﹐現實卻終究沒有這般美麗。
 
雖然陳璉和袁永熙夫婦﹐曾為中共建政出生入死﹐甚至背棄自己的親生父親﹐但他們最終還是遭到中共內部的打擊和清洗。一九五七年陳璉的丈夫袁永熙被劃為右派﹐撤去清華大學黨委書記之職﹐鈴鐺入獄。陳璉因此離婚﹐我的母親聽說後﹐曾經極度難過﹐不肯相信。她知道陳璉很愛她的丈夫﹐兩人從在西南聯大做學生時期開始﹐數十年生死與共﹐不可能一夜之間形同路人﹐他們的離婚﹐必是殘酷政治壓迫的結果。
 
後來陳璉調出北京﹐回到上海﹐消息越來越少。文革初期我借革命串連之便﹐回上海訪故居。臨行前﹐母親還特別囑咐我﹐設法打聽一下陳璉的消息。我在上海﹐曾到華東局去看過大字報﹐可惜沒有什麼收獲。後來從小道消息聽說﹐陳璉在上海屢遭批鬥﹐不堪屈辱﹐同其父陳布雷先生一樣﹐自殺絕世。那時父親自己也關在牛棚裡﹐連那消息也傳不進去﹐倒免了他傷心。
 
母親獲知那惡耗之後﹐許多天默默無語﹐神若有失﹐不可終日。我想母親一定是又想到她們各自的父親﹐她們兩人的同學生活﹐她們遭到政治污染的友情﹐她們共同的不幸。


本文在2011-10-26 5:32:05被施雨编辑过
作者授权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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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爱伦 去孙爱伦家留言留言于2011-10-26 14:20:42(第1条)
风云变幻浑如梦,往事钩沉缅故人。
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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