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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中国政治人物活辭典——司馬璐還中共黨史真面目 文章时间:2018-06-09(2018-06-16修改)
作  者:曾慧燕出处:原创浏览1276次,读者评论1条论坛回复0条
中国政治人物活辭典——司馬璐還中共黨史真面目
文/曾慧燕
2018年06月09日,星期六

被稱為「當代中國政治人物活辭典的中共黨史專家司馬璐 (本名馬義 ),最近完成一生的心願,他的新著《中共歷史的見證──司馬璐回憶錄》,近日由香港明鏡出版社出版 (www.mirrorbooks. com)。此書有革命有愛情,個人命運和時代風雲兼而有之,集悲劇、鬧劇、活劇和喜劇於一身。
按照司馬璐的「革命伴侶」戈揚的說法,此書是「記述傻子的年代與傻子的回憶」,也是「傻到家」的司馬璐的「傻子事業」之一。書中記敘了司馬璐早年追求共產主義、歷經政治打擊和理想幻滅之苦,最後成為自由民主主義者的人生歷程,並見證了國共兩黨政治人物黨爭權鬥的秘史,試圖「還中共黨史的本來面目」。

人生如夢 政治如戲

司馬璐一生富傳奇性,早年陷入中共權力鬥爭的政治旋渦,在鋼絲上與死神共舞;中年大徹大悟,在殖民地的香港另闢事業天地;晚年移民美國,與比他大三歲的戈揚譜出感人的黃昏戀。2002 年 9 月 13日,時年 86 歲的戈揚,與 83 歲的司馬璐,在紐約同夢結連理。

回憶錄記述了司馬璐一生「平凡而又傳奇」的故事。他在青少年時代曾經參加革命,把共產黨看作是他的家,熱愛過這個黨,但在中共發展日漸壯大的過程中,他靜悄悄地離開了黨,「這個故事是很複雜曲折傳奇的」。

當年司馬璐為什麼嚮往及加入共產黨?理由很簡單。他自幼是個孤兒,而且是個被人看不起的私生子,他來到這個世界上,「地球上就沒有一個真正屬於我自己的家」。他又窮又失學,自視高,想出人頭地,讀了一些馬列理論的書和中共文件後,「當時我真的逐漸相信中國共產黨是個代表窮人利益的黨,人人平等,救國救民,改造世界...... 我每讀一個文件,都有飄飄然的感受」。他形容,「大概就同吸毒差不多吧」。

司馬璐少時在流浪中自修苦學,漸對時事發生興趣,先後參加過左翼讀書會與中國共產黨。去了當時中共的政治中心延安,奇遇不斷。他總結自己一生有兩個特別經歷:一是他可能是見過當代中國政治人物最多的人,對中共黨史有著個人獨特經歷和長期從事資料搜集研究的權威;二是走在中共內部鬥爭的鋼絲上,多次面臨絕境,都能在鬼門關轉一圈後死裡逃生。

八十年來物換星移,時代風雲變幻莫測,論國共兩黨政治人物司馬璐如數家珍。他在延安見過毛澤示、周恩來、張國燾、王明和劉少奇等中共第一代互相對立的人物,還見過胡耀邦、秦邦憲、劉少奇、張聞天、朱德、彭德懷、林彪、康生、李維漢、陳雲、李富春、王稼祥、董必武、林伯渠、潘漢年、高崗、鄧小平、柯慶施及江青等。

在從事中國民主運動的過程中,他先後接觸過民主同盟的張瀾、沈鈞儒、章伯鈞、鄧初民、羅隆基、張申府、梁漱溟,以及當時被稱為民盟右翼的民社黨領袖張君勱和青年黨領袖李璜及左舜生等。

1954 年他應邀訪問台灣,見到蔣介石、蔣經國和陳誠等中華民國領袖,此後多次接觸台灣政治人物。由於他廣泛接觸過國共兩黨的上層人物和中國各黨派的知名人士,「經歷複雜」,所以「有條件寫出釵h官方不能言、不敢言的歷史真實故事」。

司馬璐執筆寫回憶錄時,已經 85 歲。回顧過去,他的大半生在顛沛流離中度過,不斷和死神搏鬥。「我親歷過這大時代大轉變的過程,絕大多數和我同一代的人都已逝去,我認為自己更有責任忠實的寫出我的記錄,作為歷史的見證」。

司馬璐相信人的生命必須有夢,人走進這個世界就開始有夢,一個夢接一個夢,他走過來了。往事如煙,人生如夢,政治如戲。多少風流人物與他擦肩而過,論英雄豪傑各領風騷。

他自言一生是個理想主義者,「說得確切一點,是個夢想主義者。不管有多少挫折,多少創傷,我還是繼續在做夢。童年的夢,像斷了線的風箏;中年的夢,像疲憊的駱駝;老年的夢,才感到精神的解脫。我要雕塑一件象徵生命宇宙的藝術品,這就是我的夢。」

背負私生子的十字架

司馬璐回憶錄共分三章。開卷第一篇,他就坦言「我是一個私生子」;第二篇是描述中共第一代人物,包括陳獨秀、毛澤東、張國燾、周恩來、王明、劉少奇、瞿秋白、張申府及沈定一;第三篇是披露毛澤東、周恩來與劉少奇的對抗及鬥爭,張學良與共產黨的關係及陝北黨爭秘史等,以及司馬璐本人對毛澤東、周恩來、張國燾、王明、陳獨秀等人的印象和評價。司馬璐對毛周兩人鬥爭的看法是:「親密時如膠似漆,鬥爭時你死我活,他們纏鬥了一生,誰捂住這個誘l?」

1919 年 7 月,司馬璐在江蘇省泰州海安縣出生,他常說自己是「五四那年出生的孤兒」,也不諱言是個「私生子」,背負著這個十字架,對他一生影響至深。

司馬璐養父母領養他時,給他起的名字叫「馬元福」,後來他自己改名「馬義」(取自「馬克思主義」的簡寫),再後來用了「司馬璐」的筆名從事寫作。「司馬」代表他對中國古代歷史學家司馬遷的崇敬,「璐」是為了紀念掩護他離開上海的女友路培華,後來「司馬璐」越叫越響亮,他的本名反而沒多少人知道了。

他的生母崔氏是海安一個大戶人家的千金,生父陸省齋是崔家的家庭醫生,將崔家小姐誘姦成孕。在舊中國,未婚生子被認為有辱家門,崔氏年僅 17 歲,生下司馬璐即吞金自盡,崔家把他送進「育嬰堂」(相當於「孤兒院」)。稍後他被海安另一大戶馬家收養,但因為他「不是馬家人」,擁有封建權威的「馬氏祠堂」,從他剛被領養就宣布,他永遠不能進入馬家祠堂。

他六歲時養父母雙亡,馬家宗族爆發「內戰」,發生一幕搶奪家產的鬧劇。此後,司馬璐成為「亂世孤兒」,如果說,他的出生,生母崔氏為他自殺是一場悲劇,「那麼這一場馬氏宗親奪產便是一場鬧劇和醜劇。我的身世中,悲劇是第一幕,鬧劇和醜劇是第二幕」。

作為一個受人歧視的私生子和父母雙亡的孤兒,司馬璐從小到處流浪,童年的不幸使他一輩子痛恨不合理的中國社會,「家庭的愛,社會的愛,國家的愛,都距離我很遠,我一生在自生自滅中長大」。自1941 年以後,他再沒有回到出生地海安,從此漂泊天涯,全世界流浪超過一甲子。

回顧他的青少年時代,他簡直不敢相信,「我自己過去是如何活過來的」。在他艱辛曲折的一生中,道路遍布荊棘,他屢次跌倒了爬起來,再跌倒,再爬起。

他童年所受的正式教育,只有兩年私塾和三年小學,一度靠行乞和拾垃圾為生。「奇怪的是,我這個小叫化子,不僅向人家討錢,還要討舊書舊報紙」,一度被人視為「小瘋子」。後來,他在一間布店做學徒,在這期間讀了釵h中國舊小說,把他帶入一個幻想的世界。

1936 年,司馬璐得遇「貴人」資助,接受一個短時期的圖書館管理教育,然後到鎮江一個私立流通圖書館做管理員。他生平第一件得意的事,是把所學的一點圖書管理知識,再與實際經驗結合,寫了一篇處女作《怎樣利用圖書館》,寄給全國最富聲譽的天津《大公報》的「圖書副刊」,不久即獲刊用。當時他在圖書館的月薪是八元大洋,這篇文章的稿費高達十二大洋,他喜出望外,對寫作信心大增。

鎮江是司馬璐一生最早接觸新文化的地方,也是他與戈揚留下釵h美好回憶和青春足跡的地方。直到現在,對於鎮江的金山、寺廟、寶塔和甘露寺等古蹟,他仍記憶猶新。

他的知識幾乎是自學得來,釵h人問他是哪一所大學畢業的?他經常要費釵h唇舌解釋,自己沒有讀過大學,甚至連中學也沒有唸過。自「五四」運動以來,中國青年一度用「自修大學」和「社會大學」兩個名詞形容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他認為兩個身分都適合他。

亦師亦友江上青

在鎮江圖書館工作期間,他用一個女性化的筆名「王菲」,給當地報刊寫文章,並通過編輯「徐若萍」認識共產黨人江上青。

司馬璐後來才知道,徐若萍是個化名,她是著名共產黨人任弼時的妹妹,而江上青則是中共前總書記江澤民的養子,所以司馬璐在江澤民上台後,1994 年 5 月在《世界日報》發表致「賢世侄」江澤民的公開信,力促他放棄中共一黨專政,順應民主潮流進行政治改革。

司馬璐回憶,江上青曾兩次被國民黨逮捕,但「他應付國民黨很有一套」,出獄後繼續為共產黨工作。「他長得英俊,言談幽默,讀書也多。他常對我縱論天下事,然後補上一句:『現在是瞎說的,回到老婆懷裡,什麼都忘了。』」

司馬璐惋惜地說:「江上青確有幾分戲弄國民黨的天才,最後也為此而死。」抗戰初期,江上青組織了一支游擊隊,打的是國民黨的旗幟,領的是國民黨的錢,用的是國民黨的武器,暗中又和共產黨軍隊密切配合,「結果在馬上被亂槍打死」。

江澤民當上中共總書記後,司馬璐看到中共報刊介紹他的身世和父親的背景,才知道江澤民是他年青時代亦師亦友的故人江上青的兒子。

司馬璐 1937 年 6 月「突擊入黨」,當時他「被帶到一個不知名的地方」,對著一張紙畫的鐮刀斧頭旗舉手宣誓,完成了簡單而嚴肅的入黨儀式。「當時我的確很興奮,我從小是孤兒沒有家,現在終於有了一個『家』了,我現在是屬於革命,屬於黨的兒女,黨就是我們的大家庭啊!」 後來,他才知道自己年少天真,高興得太早了一點。

1937 年 7 月 7 日「蘆溝橋事變」,其時司馬璐被共產黨安排在蘇北海安文化館任職,是鎮上第一個知道此消息的人。翌日一早,他即去戈揚家中「通風報信」。懷著對日本侵略者的國仇家恨,他們一起搞黑板報,又邀請當地出身前清舉人的紳士韓國鈞的女兒韓柳閒,領導一個抗日劇團藉演出來宣傳抗日。正在排演期間,司馬璐奉命急赴上海,為了革命與戈揚不辭而別。此後,他「進入一個黨指向那裡,就奔向那裡的時代」。

「七七事變」後,北平、天津相繼失守,國民黨軍隊和日軍正在華北激戰。1937 年 8 月 13 日,日軍在上海登陸,抗戰全面展開,當時中共的政治口號是:發動群眾保衛大上海;而內部傳達是:國民黨政府要向日本帝國主義投降,共產黨爭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領導權。10 月底,大場失守,大上海保衛戰接近尾聲。在撤退期間,中共給司馬璐的指示是「立即準備到延安學習」。在那個「黨叫幹啥就幹啥」的年代,司馬璐義無反顧到了當時的中共「革命聖地」延安,開始他政治上的長征生涯。

置身「女兒國」差點送命

1938 年 5 月,司馬璐在延安出任抗日大學圖書館主任,與當時的抗大政治部副主任胡耀邦有過短暫的同事關係。抗大圖書館除他是男性外,其餘十多人全是「女同志」,都是受到領導特殊照顧的人,有的是高幹家屬,有的大腹便便,「某些領導視圖書館為休閒和保胎的地方」。

置身「女兒國」的司馬璐宛如賈寶玉,因此種下得罪領導的禍根而不自知。他與當時抗大訓練部部長陳伯鈞為了一個叫夏森的「漂亮女同志」,發生正面衝突。陳伯鈞是江西蘇區肅反 AB 團的英雄,自恃毛澤東喜歡他,常常叫圖書館的女同志「個別談話」,司馬璐曾以妨礙工作為理由加以阻止。陳伯鈞反應十分粗暴,要他「端正對領導同志的態度」。

司馬璐與陳伯鈞的衝突傳出後,有人說:「這是三角戀愛呀?」有人勸他好漢不吃眼前虧,不要跟陳伯鈞爭。而當時的抗大副校長羅瑞卿對夏森也有興趣。有次賀龍到抗大對羅瑞卿說:「介紹個女同志來玩玩嘛。」年輕氣盛的司馬璐不知天高地厚,說「這裡不是窯子 (妓院)」。有人把這句話傳給羅瑞卿,他恨得咬牙「哼」了一聲。

司馬璐成了這些中共高幹心目中的「假想情敵」,不久更升級到「假想政敵」,用政治鬥爭的手段打擊他,他被迫接受中央組織部的審查,從祖宗三代開始交代家庭出身背景。不久更失去自由,關在漆黑的窯洞裡,繼而被刑求。

他說,他的冤獄是羅瑞卿一手製造的,在這場「女兒國」的災禍中,他差一點送命。「同是這個羅瑞卿,1955 年親自逮捕了潘漢年。同是這個羅瑞卿,在文革中由吳法憲奉林彪之命,在上海將他逮捕,羅瑞卿與潘漢年的政治命運頗多相似之處,冤冤相繼,請君入甕,歷史真有因果報乎?」

司馬璐在延安的遭遇,「有時倒霉,有時風光」。做了共產黨員,身不由己,一切聽從黨的安排和指揮。有的領導說他是棟樑之材,有的說他只適宜搭草棚或只配劈作廢材火化。他們分別主宰了他不同的命運。

1939 年,潘漢年安排司馬璐擔任《新華日報》延安辦事處主任,該單位後來和延安《新中華報》及《每日新聞》三個單位合併,改為「新華通訊社」,他主管通訊。

1941 年「皖南事變」,司馬璐歷經種種一言難盡的政治打擊。當時的中共中央組織部長陳雲派他到白區(當時對中共直接控制以外的地區,一律稱為「白區」)做地下工作,「接受考驗」。由於他表現積極,被恢復黨籍,擔任朝鮮義勇隊的中共代表。其後又被派往浙西,當時他一片丹心追求共產主義理想,強忍內心痛苦,不動搖其政治信仰。多次赴湯蹈火,全力以赴執行「黨的任務」,但他的積極表現和犧牲決心,招致更多打擊。

「當時我的處境危機四伏,驚心動魄,分分秒秒在和死神共舞,目睹多少為理想奮鬥不息的青年人,死於黨內外的鬥爭中。我終於逃走了。我於 1937 年入黨,1943 年退黨。」

後來他逐漸發現,他認識的共產黨員,沒有一個逃得過被整的命運。在共產黨員的政治生涯中,整人和被整是常態,團結卻是不正常的。他耳聞目睹很多著名的共產黨人,一生中都有幾上幾落的紀錄,「被整時未死的,再整人時絕不手軟。不管冤假錯,先下手為強」。

逃往香港後,他陸續得知他在延安時期認為最好的中共領導,如楊松、潘漢年及曾希聖等,「一個個都逃不出挨整」。尤其是潘漢年,在1955 年 4 月以種種離奇的罪名在上海被捕,折磨至死。

司馬璐看透中共本質後,心灰意懶。他與中共的關係從革命浪漫主義到懷疑,到感受壓力乃至產生恐懼感再到脫逃。最後,他痛苦地放棄自己當年的理想和追求。不過,他對自己過去參加共產黨和退出共產黨的歷史,無怨無悔。

他退出中共後,繼續爭取中國的自由民主,參加過中國民主同盟,創辦《自由東方》雜誌,組織「中國人民黨」等,「由於當時中共對於一個自動脫黨,又對中共內情瞭解太多者,一直窮追猛打,欲置我於死地」。1949 年中共建立政權時,他逃到香港。

在香港開創新天地

在香港,他開創出一片天地,成為名噪一時的中共黨史專家。他與一群從中國大陸逃到香港的作家組織「中國自由作家聯誼會」,成立自聯通訊社,出版《展望》,創立「中國問題研究中心」等,先後出席過「國際東方學者會議」多次,應邀訪問西德、蘇聯等國。

1952 年,他在香港出版《鬥爭十八年》一書,記述他從 12 歲到30 歲(1931 至 1949 年)接觸中國政治生活的獨特經歷。此書出版後成為暢銷書,共銷約十萬餘冊,並譯成數國文字,他拿到一筆可觀的版稅和稿費,成了「小康」。

司馬璐在香港前後一共出版過約 20 種書,其中有些他本人並不大滿意,視為心血之作的有《中共黨史暨文獻選粹》 2 冊及《瞿秋白傳》等。

1958 年司馬璐在香港創辦《展望》雜誌,至 1983 年底他移民美國時停刊,歷時 16 年。其後他在紐約「再為馮婦」,主編《探索》雜誌多年。他個人在思想與政治上,經過幾十年的摸索,開始覺悟到,解決中國問題,仍然需要沿著「五四」運動的方向繼續前進。他認識到,「五四」精神並沒有過時,民主主義才是他真正的理想,民主是解決中國問題的唯一出路。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他希望看到中國繁榮進步。

1999 年 7 月 4 日是司馬璐八十大壽,當天他在曼哈坦中城一間中擬]慶祝生日時,宣布成立旨在促進兩岸三地學術文化交流的「中華學人聯誼會」,將來賓出席壽宴贈送的禮金悉數捐出作基金。六年來,該會舉行過連串學術交流活動。在他身上,充分展現了「人至期頤仍不休,生命八十才開始」的精神。認識他的人,都稱道他是「活歷史,真傳奇」。

毛澤東相信身邊有鬼

司馬璐回憶錄一書的價值,主要是他作為一個中共歷史的見證人、黨史研究者,對毛澤東、張國燾、周恩來、劉少奇、王明等人的近距離觀察。他對毛澤東的分析十分獨到精闢。

司馬璐說:「毛澤東是近代中國的歷史巨人。」「在霸業上,他是一個偉大的戰略家,在策略上,他不擇手段,運用權術,對人的貶褒,全憑他的政治需要。」

回憶錄談到共產黨人口口聲聲信仰唯物主義,實質口是心非,他們亦相信鬼神之說,甚至連毛澤東「也是怕鬼的」。

抗戰時期,司馬璐從重慶到浙西,經過贛南、閩西的老蘇區,住在小旅館中。當地人告誡他,晚上不要出門,以免「見鬼」。白天他跟著當地老百姓在附近農村逛,見到一些大墳墓,有的埋了一千人,有的埋了大約 1500 人,其中最大的稱作「萬人坑」,他瞭解到居然是紅軍游擊隊將人活活埋死在內。

大陸「解放」後,他從中共報刊看到,他當年去過的那些老蘇區,都成了「啞區」,幾乎所有人都是「啞子」,因為他們的家人當年都以AB 團罪名被殺,殺他們家人的共產黨人後來得了天下,他們更不敢說話了,直到胡耀邦主政時代才敢開口說話。

在司馬璐的抗大同學中,有個叫雷英夫的,據說會看相算命,很多中共領導人都接見過他,「認為他是一個奇才」。司馬璐在重慶見到他時,他說釵h中共領導人包括毛澤東在內都是相信星象的。毛澤東後來把雷英夫派在葉劍英身邊當參謀,葉也相信星象。中共建政後,雷英夫是周恩來的軍事秘書。據說韓戰期間他準確判斷美軍的登陸地點,立了大央A毛和中央軍委都表揚了他。

文革前夕,傳聞雷英夫給毛澤東一份秘密報告,列出釵h理由,判斷劉少奇要奪毛澤東的權。據說這份報告仍保存在中共秘密檔案中。不過,四人幫倒台後,雷英夫到處向人訴苦叫屈說,當年他的那份報告「是被別人逼出來的」。

司馬璐回憶錄還談到,江西肅反時,有個關於毛澤東的傳說:因為毛殺人太多,常感到被死鬼糾纏。毛秘密扶乩 (推沙盤與鬼交談 ),他的秘書古柏問毛:「你要和誰說話呀?」毛答:「我要找馬克思。」古柏說:「馬克思不懂中國話呀。」毛說:「我們中國共產黨犧牲的同志中,有很多是留德的,請他們當翻譯。」

於是,毛澤東問馬克思對中國革命的指示,沙盤上出現了「鬼、鬼、鬼」三個字,「所以毛一生都相信他身邊有鬼」。

對司馬璐講述這段故事的人是鄧文儀,鄧是早期中國留俄學生,回國後成為反共復興社十三太保之一。留俄期間,他與中共蘇聯代表團成員有私人接觸,其中一人跟他講了上述傳說。

傻子事業與傻子回憶

司馬璐回憶錄其中一個章節,記述了他與北京前《新觀察》雜誌主編戈揚 (本名樹佩華 )70 多年前在鎮江參加共產黨外圍組織讀書會,後來在重慶、紐約重聚的經歷。

司馬璐與戈揚,同為江蘇海安小同鄉,兒時青梅竹馬,少年時代相繼投身革命洪流,先後奔赴延安。後來司馬璐「背叛革命」,逃出延安,再逃往香港,1983 年移民美國;戈揚則對革命堅定不移,出生入死。

1941 年皖南事變司馬璐「突然失蹤」後,與戈揚分道揚鑣、各奔前程,生死契闊半個多世紀。五○年代初,戈揚在北京主持《新觀察》雜誌,雖然該刊有官方背景,但傾向民主,司馬璐有似曾相識之感。其後戈揚於 1958 年 3 月被打成「右派」。同年 4 月,司馬璐在香港出版《展望》雜誌,創刊詞聲稱「發揚民主精神,反對一黨專政」等。

他說:「這段故事是很神奇的。」當時他與戈揚因為參加革命都改了名字,彼此都不知道誰是誰,「但是又怎麼會巧合到配合得這麼好,似乎是她剛剛被繳械,我又拿起武器接著戰鬥。」更妙的是,《新觀察》、《 展望》的刊物名稱,無論是中文和英文,解釋差不多都是相同的。

1989 年「六四」事件戈揚流亡海外,命運之神讓兩位老人在紐約重逢,司馬璐驚喜地發現戈揚竟然就是 55 年前的「夢中情人」樹佩華,兩人相見恍如隔世。「在那個革命浪漫主義的時代、視死如歸的時代,我們都以為對方已經死了」。一旦再度相見,兩人真有說不完的故事。當時司馬璐對戈揚的印象是,中國已經大變,同一代人也大變,「而戈揚身上依然是少女時代的純潔、稚氣、真情」。

兩人白髮聚首後,到底因為離別的時間太久了,釵h生活習慣觀點不同,戈揚還保持著艱苦奮鬥的作風,司馬璐早就習慣了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生活,他們常為了一些小事爭吵。

司馬璐說:「從爭吵中我發現她的善良,彼此也增進了理解。吵呀吵呀十多年,我們終於發現,我的生活少不了她,她的生活也少不了我。於是我們決定結婚。」星條旗下續前緣。

司馬璐感恩地說:「我和戈揚都是無神論者,如果要解釋我們的相戀,首先應該說是《新觀察》與《展望》的相戀。如果世界上真有一個神,應該稱為『民主之神』,是『民主之神』引導我們相戀和結合的。」

戈揚說,世界上有兩種人,一是傻子,一是騙子。有的人當傻子,有的人當騙子。「現在我明白了,我和司馬璐過去都做了傻子,過去向我們宣傳理想主義的革命家,大部分竟是騙子。」

她說:「司馬璐過去吃了很多很大的苦頭,還在死著心眼往傻子的事業上
鑽,一生犯了傻病,傻到家了,所以寫《中共歷史的見證──司馬璐回憶錄》這部書。這可是記述傻子的年代與傻子的回憶。這本書的唯一價值是讓新一代的中國青年汲取歷史教訓。」

(世界日報世界周刊2004/12/12)


本文在6/16/2018 9:23:46 PM被施雨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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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河 去幼河家留言留言于2018-06-19 04:34:35(第1条)
司馬璐和戈扬的故事二十年前读过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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