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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李大卫:文学与历史对话——哈金访问录 文章时间:2012-02-22
作  者:李大卫出处:原创浏览866次,读者评论1条论坛回复0条
李大卫:文学与历史对话——哈金访问录
文/李大卫
2012年02月22日,星期三

原载《财新网》 

【2008年,哈金有四个月时间在柏林工作,每到周末,他一天用十五六个小时来写作这部小说,干得非常辛苦,但是却找不对感觉。问题在哪儿呢?直至修改到第32遍时,他终于找到了原因……】

【哈金曾经在不止一个场合多次表达过他的心得:写小说没有捷径,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慢慢地做。为此他特别引用福楼拜的话:“天才是一个长长的耐心。”他说:“大家基本都一样,你之所以比别人强,只是因为你有耐心。”】

【伟大的小说应具有可以本能感受到的宏大气质,或许有欠完美,但磁场强大。】

【卡佛算得上是实验性的作家了,但他真正的起点还是契诃夫。这给我们一个启示,我们学外国作家的时候不要从终点开始,而是要找他们的起点;找同样的师傅,那么你们就是师兄弟的关系,而不是师徒的关系。】

【“的确,翻译有时候可以获得更多。这不是我说的,是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他有篇文章中清楚地说到,翻译其实是得多于失。你去问很多俄国的作家和学者就知道,契诃夫的作品英译比俄文原著还要好。我确实相信翻译能够丰富作品,让文字有新的生命。”】 


  惟有通过历史,才能超越历史
 
  一本《战废品》,一本新近出版的《南京安魂曲》,使哈金的名字与历史小说连在了一起。

  哈金显然对历史叙述有着自己的见解。在一次讲演中,他把历史叙述分三种类形。

  英雄叙述这一传统,最早源于希腊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罗马史诗《埃涅阿斯纪》等,歌颂战争,歌颂一个战士,这很明显是在赞颂一个种族、一个民族甚至一种文化。这些作品是文明的基石,因为一个文明在形成之初需要英雄,需要英雄叙述。在中国,英雄叙事的传统延续至今,比如电影《建国大业》。

  哈金以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为例,说明集体叙述与英雄叙述刚好相反。龙应台把所有的集体经验甚至失败者的经验归纳起来,成为一体,通过许多人物来还原一段历史。

  而哈金把自己的历史小说创作归类为个人叙述。

  《南京安魂曲》讲的是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主人公是个叫做魏特琳的女子(汉名华群),她是美国当时在南京为难民操劳的十多位传教士之一,也是金陵女子学校的临时校长,她创办的难民营救了一万多名妇女和儿童,被当地人称做“活菩萨”。她在南京的三年经历,严重伤害了她的心理健康。1940年,她在返美休养期间开煤气自杀。

  小说用了近半篇幅,描述南京劫难的发生和金陵女校难民营的建立。那是一个极端困难的时期:受害者尸体腐烂,城市的饮用水系统遭到污染,食品供应紧张。除了面对来自日军的危险,魏特琳还要应对很多无组织难民的非分索求,以及各种道德上的两难选择。受害者的自私、卑怯和贪婪,是书中描写最出色的部分之一。即便是在那样的极端环境下,也有人在偷捞好处,甚至有厨子暗地克扣每日救济难民的粮米,更不用说那些在施粥点外插队哄抢的百姓。

  重大历史事件中的日常生活,最能考验一个作家的洞察力,也是我们对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所知甚少的部分。随着最初的混乱结束,占领军当局也开始把恢复秩序看做建立统治的必需。越来越多的难民相对有了安全感,他们纷纷离开金陵女校,开始新的生活,虽然还有很多人已经无家可归,包括本书的叙述者、校长魏特琳的中国助手高安玲。她的儿子是学医的留日生,毕业后娶了日本姑娘,又被迫做了日本军医。他在战时冒险救助过很多人,包括负伤的中国战俘,却被当作卖国贼遭到暗杀——战后,她作为东京审判的证人到了日本,才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儿媳和孙子。此时的高安玲,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和事件保持距离的叙述者,她本人有故事也已经融入到了故事中。

  身居海外多年的哈金,为何选择这个题材?他在台湾的一次讲座中回答了这个问题:日本遭到两颗原子弹轰炸,他们很同情自己,为此写出了很多小说。而中国有很多重大历史事件,却没有出色的历史小说。事实上,大陆有些研究所把日语的材料全翻译过来了,而英语里反而没有这些。如果大陆作家愿意做这份工作,会有很多条件可以利用。

  他说:“我们不仅是在做历史,而且要把它重新组织成艺术,使记忆成为大历史的一部分,不管这个记忆是否正确、真实。只有透过历史才能真的超载历史。他用艾略特的长诗《四个四重奏》中的诗句,来表达对于文学与历史的关系的理解:“Only through time, time is conquered。”惟有通过时间、历史,才能超越时间、历史;然而必须从具体的人与事出发,才能真正超越时间、历史。

  哈金认为,从这个意义来说,文学的角度和方法,应该是从个人开始,个人的故事是最重要的。“建立在每个个人完整的环节上,才能创造出超越时间的东西。当然达到那个程度,一方面要靠个人的努力、个人的才华,还要靠运气——不光是个人的运气,往往也是一个体制、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运气。就像俄国,尽管在政治、经济上受到压制,可是短短三四十年间出现那么多巨人、大师,这根本是没法解释的。那就是运气。”


  天才是一个长长的耐心
 
  这样一个历史事件怎么写呢?找个会读书写字、思考也复杂一些的底层军官是一个比较容易的办法,事实上也的确有这样一位郭姓军官。他一路打下来,混在难民中,后来也在国际法庭中出现。但这个原型,有点像《战废品》中的人物俞元。对于哈金来说,他是不能容忍自我重复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写一部小说就换一种新技巧。

  据哈金说,他花了许多时间才找到主角的内在逻辑。2008年,哈金有四个月时间在柏林工作,每到周末,他一天用十五六个小时来写作这部小说,干得非常辛苦,但是却找不对感觉。问题在哪儿呢?直至修改到第32遍时,他终于找到了原因:是因对这个白种女人没有感觉到同情,所以写出来的东西不能用。于是他才与这个白种女人在感情上产生了共同点。

  他说:“魏特琳是一个真实人物。她的经历在大屠杀之后,缺少足够的戏剧性事件。面且她并没有马上死,中间还经过两年,到了第三年她才自杀。这三年来没有任何重大事件发生,而她是个真实的人,你不能给她乱制造事件。”

  有了与人物的情感共鸣,他笔下出现了这样的细节:魏特琳的同事丹尼森太太在厅堂谈到巴赫、勃拉姆斯这些知名的音乐家,魏特琳云里雾里不知道该说什么,她只知道贝多芬。这只是一个很小的句子,但是把这个人物打通了——她从小失去母亲,童年很不幸,所以她与穷人在情感上是相通的——这就解释了她不只教学生们技术,也教他们唱歌、打球,甚至在他们死时为他们盖上棺木。

  而高安玲的故事恰好有助于推动叙事。这里还有一个叙事结构中的民族维度;这部小说应该在魏特琳的故事和一个中国家庭的故事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因为中国人才是真正的受害者。所以他选择魏特琳的助手高安玲作为叙述者。

  哈金说,“创造一个复杂而具有说服力的灵魂是最难的事。” 他以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中的一处细节描写为例:诗人痖弦的母亲临终时告诉身边的人,“你告诉我儿子,我是想他想死的。”这是个很小的细节,但这种细节并不会随着时间、历史、政治而变形,或被慢慢消磨掉。要把一个早已成为骷髅的人的可信性、复杂性,心灵与情感表现出来,整部小说才算是成功。“我觉得我还没有完全做到。但我愿意努力去做。”

  哈金曾经在不止一个场合多次表达过他的心得:写小说没有捷径,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慢慢地做。为此他特别引用福楼拜的话:“天才是一个长长的耐心。”他说:“大家基本都一样,你之所以比别人强,只是因为你有耐心。”

  那么,耐心才是最后的解决方法吗?

  哈金说,是的。以前有问题想不通时,他就冲个热水澡,一放松就想通了。但也不光是这种情况,还是有许多事情要做,最终就是得花许多时间。像《南京安魂曲》,试了两次都觉得不行了,非常扫兴,已经做了两年的东西得扔掉了,但觉得不甘心,又转回来——没办法,只能慢慢做。


  学外国作家要从起点开始
 
  我请哈金介绍一下写作生涯中最为重要的时刻。他说是求学时期遇到的老师弗兰克·拜达尔特。此人平生阅人无数,曾和一些文学大家共事,如罗伯特·洛威尔、伊丽莎白·毕肖普,见识超出常人;也称赞哈金是他平生见到的最出色的文学才子。此后每次遇到挫折,哈金都会想起老师的鼓励,重新找回自信。

  或许正是这种自信,给了他堂吉诃德式的文学理想。他渴望一种伟大的小说。

  我问他如何确定一部小说是否伟大,他说很难定义,但可以肯定的是,伟大的作品关乎精神,而且需要时间的考验。他认为伟大的小说应具有可以本能感受到的宏大气质,或许有欠完美,但磁场强大。

  我问当代美国作家中,有谁具有这样的品质。他表示非常喜欢菲利普·罗斯。然后他补充说,写出一部伟大的作品,需要具备各种需要的资源,这里有幸运和机缘巧合的因素。也许某些作家一直在试图写出这样的标志性作品,但在作品问世之前,我们无法判断。他还认为,1950年后出生的作家达到伟大程度的可能性,要小于年长的文学前辈。

  哈金对于美国作家的一大发现让我有点意外。他说,美国大多数作家对俄国文学总是恭恭敬敬。他举卡佛为例。这位作家眼下在中国已经非常时髦,但如果你看他的小说,会看到他都是学契诃夫的。他在癌症晚期快去世时,心愿就是重读契诃夫,于是和太太一起把13卷从头到尾再读了一遍,不难想象契诃夫已经深入他的骨髓了。卡佛算得上是实验性的作家了,但他真正的起点还是契诃夫。这给我们一个启示,我们学外国作家的时候不要从终点开始,而是要找他们的起点;找同样的师傅,那么你们就是师兄弟的关系,而不是师徒的关系。

  哈金曾经这样定义“伟大的中国小说”:“一部关于中国人经验的长篇小说,其中对人物和生活的描述如此深刻、丰富、正确并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国人都能在故事中找到认同感。”

  他说,伟大的中国小说的意识的形成将取消中心与边缘的分野,将为海内外的中国作家提供公平的尺度和相同的空间,因为大家都将在同一起跑线上,都面对无法最终实现的理想。今后不管你人在哪里,只要你写出接近于伟大的中国小说的作品,你就是中华民族的重要作家。

  或许正是他强调的宏大气质,以及在文化上和情感上的认同感,促使哈金在《等待》之后扩大了题材的规模。首先是在美国广受好评的《战废品》。这部小说使他第二次获得福克纳奖,并且进入了普利策奖的最后名单。

  比起《等待》,这本书的背景远为宏大,人物关系也错综复杂得多,但它延续了前者的主题,即人在面临两种选择时的困境。这种选择的对象可以是政治的、文化的,也可以是性爱的。我不敢确定这种选择上的两难,是否关系到作者身为移民的文化认同。

  关于这种分裂的身份感,哈金曾经在《自由人生》中详细描述、分析过。这是他迄今惟一以美国为背景的作品。本书的主角,是一个全家定居美国的中国读书人。即便斩断了和中国之间的全部联系,他仍无法割舍和故国的情感和文化联系。这个人对他的家庭,以及美国的社会文化,抱有无法克服的疏离感。他有一个心仪的女人住在国内,还有一份放弃多年的诗歌理想,这种游移不定的态度,构成了某种内心的背叛,而背叛的对象,恰好就是他为之做出牺牲的对象。这也是一个十分普世的主题,同时我也相信,很多进入中年的中国男人,对于这种生活处境,感同身受之处一定不少。国内一些文学人士断言,哈金的小说只能取悦于西方读者。对此我很怀疑。

  更多的怀疑则是指向那些使用外语的作家。面临这种质疑的,哈金不是第一个,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个。即便是纳博科夫,据一些俄国文学的研究者介绍,作品也没有受到俄国读者特别的欢迎,包括由作者本人翻译成俄语的《洛丽塔》。


  文学必须能对其他文化的读者发言
 
  今天的中国文学,对于其他文化背景的读者,能有多大的吸引力呢?哈金回答说:“微乎其微,除了对一些中国的事情的好奇。但文学必须能对其他文化的读者发言,否则就不是文学,因为文学最本质的品质,即普世性。”

  虽然我们不能放弃中国文学、法国文学、日本文学、阿拉伯语文学这样的分类,然而一切好的文学,却拒绝理会语言、文化、年代的界限。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文学人士移民海外后,开始用所在国的语言写作,从英语到法语、德语、日语,乃至丹麦语。这种选择意味着加倍艰辛的劳作,但另一方面,这样的选择也有助于写作者获得免于酱缸文化的自由。现执教于波士顿大学的哈金,无疑是这些人中重要的一位。

  哈金更多被国人所知后,人们才了解到,他早先写诗,并不写小说。他的硕士和博士论文讨论的都是英文诗歌,第一份工作是教诗歌写作。英语诗歌才是他的本行。他说:“如果当初有学校聘我去教汉语写作,我可能就用汉语写作了,搞翻译、教汉语。但是因为我没有汉语方面的学位,没办法找汉语方面的工作,所以只好在英语方面找工作。”

  “我的第二本诗集太难出版了。”有个专门出版国际作家作品的出版社对他说:“我们接受你的诗,但你必须给我们100页的小说。”于是哈金开始写《等待》这个中篇,总共写了105页。直到另一家出版社单独接受了他的诗集,他又把书稿拿回来,改写成了长篇。

  对于母语与外语写作,哈金有着如下的感悟。

  “在英语文学中,没有非母语的伟大诗人,但小说有宏大的传统,像康拉德、纳博科夫都算是其中的主流作家,不能从中排除,否则文学史就不完整了。因此,我觉得可以从这儿找到自己的位置。

  “虽然他们都是风格大师,但他们的英语都是书面化的英语。很明显地,他们懂得怎么把自己的先天不足变成优点。而我是想走那种路,人们一看就知道是外国人写的却又不那么书面化的英语,而是很自然的英语。这会是最近的路,当然也是很难的。

  “我与有些华人作家不同。用英语写作的华文作家,有些是完全不管汉语的,也不翻译成汉语,但我把可译性当成基本原则。我的英语一定是可以翻译成汉语的,我在寻找一个共同的语言,虽然英语好像是外国人说的,但是我在追求经验时可以超越语言,追求可译性。

  “的确,翻译有时候可以获得更多。这不是我说的,是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他有篇文章中清楚地说到,翻译其实是得多于失。你去问很多俄国的作家和学者就知道,契诃夫的作品英译比俄文原著还要好。我确实相信翻译能够丰富作品,让文字有新的生命。”


  写作时一定要读一本伟大的书
 
  和很多人一样,我第一次知道哈金,也是因为十多年前那本《等待》。那本小说写的也是一个非常地方化的故事,地方化到了偏门的地步。

  这本书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消息传到国内时,我正在昌平参加一个小型的文学会议。哈金自然而然成为与会者私下里的话题中心。中国文人对于同行的国际声誉,一向抱以异乎寻常的关注。由于《等待》中的男主角——一个把18年大好时光消耗在离婚这件事情上的军医——因父母做主,娶了一个缠过足的女人,在场的本土作家们很快跳跃到结论:这个华人作家是靠贩卖异国情调,自我他者化,迎合西方读者病态的猎奇心理。

  若干年后我读到那本小说,首先发现的,就是它带有普遍意义的主题。不同于国内的山寨版魔幻写实主义,哈金讲的不是某种奇特的东方风俗,而是人对自身处境的永恒不满。这种不满不会因为达成某个既定的人生目标而有所改善,就像一个有抱负的作家,不会因为一时的荣誉沾沾自喜。

  财新《新世纪》周刊在今年早些时候发表了哈金的短篇力作《英语教授》。故事中一位助理教授,发现自己送审材料时,把信末的英文词respectly写错了,他怕因为这个失误而失去教职。最终他得到了升职,却患了精神病。我很想知道,这个故事是不是来自新闻,或者就是他个人的经历。

  哈金坦陈,《英语教授》的故事并不是来自新闻。“我知道一位台湾学者,现在是一流学者,很杰出的大学教授,也犯过同样的错误——他不是为了申请终身教职,而是在普通的书信中犯了个错,对方就拿这一点来刁难他。其实这是华人移民的普遍恐惧心理,因为我们移民没有情感连结,你的参照系数整个被打乱了。移民就像被连根拔起,放到一个新的地方,你的语言、价值观等等都没了,这往往会让人非常害怕。那么大一个人,哈佛、耶鲁大学的博士,为了这么小的英文问题杯弓蛇影,几乎有点变态了。”汉语读者对这个故事会感觉到非常熟悉,会联想起“范进中举”的典故,但英语中没有这个典故,所以英语读者读后普遍会感到惊愕,却又觉得很有意思。“尽管这个故事早已经是经典,但我敢重写,所以这是很多故事的综合,不是我个人的经验。”

  关于文学创作是否可以通过学院方式加以传授,至今是一个广受争议的话题。当我问到写作班训练的利弊时,作为一个多年教授写作课程的教授,哈金说:“你不可能把没有才华的人变成作家,但你可以帮助他们少犯错误,尽快解决技术问题。”他教的学生大部分是国际学生,他的感觉是,大部分学生都很有才华,但怎样专心地用几年时间完成一本书,很难。很少有人会有这个机会、信心和勇气去把事情做下去,虽然大家才华都很相近。他最常对学生说的是:“你们写作时一定要读一本伟大的书。”

  它还有一个附带的问题,就是写作教学有可能导致作家彼此近似,挫伤原创性。但总体而言,写作班利大于弊,何况它们经常提供奖学金。老实说,我有点被说服了。
 
作者为财新《新世纪》特派纽约记者


本文在2012-2-22 5:18:27被施雨编辑过
作者授权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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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雨 去施雨家留言留言于2012-02-22 06:22:37(第1条)
“卡佛算得上是实验性的作家了,但他真正的起点还是契诃夫。这给我们一个启示,我们学外国作家的时候不要从终点开始,而是要找他们的起点;找同样的师傅,那么你们就是师兄弟的关系,而不是师徒的关系。”

哈金真是我们的好导师!他明白怎么样引导我们走路。喜欢这样的朴实、踏实、谦逊和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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