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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哈金专访:耐性就是一切 文章时间:2009-02-09
作  者:黄灿然出处:原创浏览1115次,读者评论1条论坛回复0条
哈金专访:耐性就是一切
文/黄灿然
2009年02月09日,星期一

原载《素叶文学》68期
《中国艺术批评》,2008年8月18日

 问:我知道你从俄国小说大师们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很多当代中国作家也同样向那些作者学艺。但是,我觉得,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相对而言水平不均匀,而你的作品,无论是诗歌、短篇小说或长篇小说,质量不仅很稳定,而且随着时间推移,愈来愈好。我的猜想是,虽然你成为作家之前读过很多俄国作家,但是他们对你的影响,是灵感上的。而不是实践上的;而你在美国大学创作班的学徒期训练,也许在你的技艺中起到更大作用。如果我的猜想没错,你能否谈谈你是怎样掌握写作艺术的?
  
    哈金:你说得对,俄国作家对我写作的影响,是灵感上的。他们使我懂得生命的悲剧意识、悲悯和同情心。我在布兰戴斯读书时,师从诗人法兰克•比达特(Frank Bidart)多年,从他那里学到很多诗艺。我从他那里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耐性。对一个作家来说,耐性就是一切。通常,这是一个有能力的作家与没能力的作家之间的分野。除了跟随法兰克•比达特外,我还两次参加波士顿大学写作班。第一次是旁听,第二次是以正式学生身份。在波士顿大学,我跟莱斯利•爱泼斯坦(Leslie Esptein)、阿哈龙•阿佩尔菲尔德(Aharon Appelfeld)和琼•西尔珀(Joan Silber)学习写小说。这两年对我帮助很大,缩短我的学徒期。除了老师之外,同学也很有帮助。但是,仅仅靠写作班是不够的,我还自修很多写作教科书。由于我一直在教写作课,多年来我对写作的理解,也在发展。老师很重要。我经常被告知,我有写作才能,但我对自己一点信心也没有。可能是因为我开始得比较晚,我有一种无望感,哪怕成为失败者,我也能接受。写作渐渐成为我可以做的事情。
  
  问:我很同意,对一个作家,耐性就是一切。事实上,任何人想有所作为,都必须有耐性。赵毅衡教授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等待》是一部关于中国人“过分的忍耐”的小说。我想,他是指等待孔林与她结婚的曼娜,以及等待其元配淑玉与他离婚的孔林。但我想到淑玉。我觉得,她也是在等待甚么。她是在等待孔林找到他自己,找到生命的意义,或生命的无意义,这也是小说的主旨。在这个意义上,淑玉的耐性可能是最过分的,同时也获得很好的回报。她向孔林揭示生命的意义,后者在小说结尾终于获得救赎。同样地,我想,你在学徒期的刻苦,也获得很好的回报,事实上《等待》出版后,获得很多文学奖,就很能说明这点。王瑞芸告诉我,她翻译你的短篇小说,获益良多,因为它们“无可挑剔”,这也是我的印象。作为读者,我也对你怀有很大信心。当然,一个人对自己的写作,往往没信心,这也许是好兆头。奥登曾经说过,一个作家如果过了三十岁,还对自己写的东西太有把握,并不是好事。你能否谈谈你在学徒期所读过的印象最深刻的作家和书,并简单介绍一下?
  
    哈金:事实上,我写这部小说时,淑玉这个人物也很感动我。在文学里,她属于俄罗斯传统的“神圣的愚人”,但她是完全建基于中国现实的。早年,一些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对我很重要,至今也仍然很重要。《圣经》(NIV,即新国际版) ;伊萨克•巴别尔的《骑兵队》;契诃夫,尤其是他最后十年的作品;果戈里的《死魂灵》和他的怪诞小说。《圣经》风格雄健,文体诚实而庄重。契诃夫充满悲悯、生命的悲剧意识,果戈里则好玩和滑稽。但是,果戈里在本质上是悲剧作家。有很多伟大作家是我喜欢的,例如福楼拜、托尔斯泰、屠格涅夫、V.S.奈保尔、索尔•贝娄、近藤周作。他们都很贴近我的心灵。
  
  问:能否再谈谈新国际版《圣经》。这个版本很好读——明晰、简朴、准确、快速。我觉得你处理英语的手法,很接近新国际版的风格。
  
    哈金:一九九三年,我在波士顿大学上以色列作家阿哈龙•阿佩尔菲尔德的小说写作班。他只用一本教科书,就是《圣经》(新耶路撒冷版),并把这个班称为“圣经的诗学”。我的同学,大部分不喜欢这个班,但我很喜欢,从他那里学到很多东西。我就是这样开始读《圣经》的。后来,我买到新国际版,它对我来说更当代、更流畅。很多英语作家在语言上受益于《圣经》。我喜欢《圣经》刚强而诚实的风格。每个句子都很实在。文体本身也很高雅和庄重。
  
  问:谈到《等待》,尤其是淑玉,我觉得你的写作已到达这样一个程度,也即俄国作家的影响已不只是灵感上的,而且是抱负上的(not only inspirational but also aspirational)。我是说,在这部小说中,你的抱负变“大”了,不仅因为它是一本三百余页的书,而且因为它比你以前的小说都要来得复杂。还有,它大胆诘问生命的意义,探询自我深处的骚动。我发现,当我读到大致是小说最后五十页之前,我觉得这是一本挺好的小说;但是,最后五十页完全出乎意料之外,一切都很发人深省,小说的质量足足增加了一倍。于是我觉得,这不仅是一本非常好的小说,而且是一本我喜爱的小说。一切都在这最后五十页汇合:淑玉的充满生机、女儿孔华的前途、孔林的自我质疑、曼娜的痛苦。并且,一切都很富于启迪。这就像一棵树,在最后五十页之前,故事像树干,最后五十页却像繁茂的枝叶,像树盖,迎风招展。我很想多了解俄国作家对你的写作抱负的影响,以及你如何发展《等待》最后一部分。
  
    哈金:有两本书对《等待》影响很大,这就是《包法利夫人》和《安娜•卡列尼娜》。它们帮助我作出风格上的选择,帮助我结构这部小说。关于最后五十页,我主要是做自己的份内事,因为我的任务是揭示这些人物的复杂心理,尤其是孔林。我所知道的小说,都没有用我所想象的那种方式写过。我所做的,就是挖入这些人物的生命,找到他们灵魂深处的搏动。我得承认,最后五十页很难写。我一改再改,尤其是孔林在倒数第二章的独白。诚实地说,我感不到任何抱负。我只是努力去完成这材料,写好这故事。我完全想不到这会成为一本重要的书。写成后。手稿在我书架上搁了九个月,因为我不知道有谁愿意出版它。是以,在写作过程中,谈不上抱负。主要是苦活。
  
  问:你能否谈谈你怎样学英语,以及有甚么特别的经验?
  
    哈金:我从一九七六年至一九七七年的一年间,跟着电台的英语节目学。我就是靠这个,在一九七七年被黑龙江大学的英语系录取。在大学第一二年,我并不是很喜欢英语。后来,我听人说起海明威和福克纳,便决定攻读美国文学研究生。所以,英语渐渐成为我的工作的一部分。当我开始用英语写小说,我不得不重学英语,因为我必须懂得写对话和性格化的语言。
  
  问:我从一个采访得知,你决定用英语写作,是因为你没有其它谋生手段。这使我想起布罗茨基。他说一个作家用有别于母语的语言写作,往往是出于必要,例如康拉德;或出于野心,例如纳博科夫;或作家想求得一种疏离感,例如贝克特。但他自己的情况很不一样:他用英语写作,是为了取悦一个影子一一W.H.奥登,因为他希望通过写英语,来进一步接近他认为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心灵。现在,你给这群人增添新元素:你用英语写,是因为你要生存。能否谈谈你的生存之道?

    哈金:就我而言。没有单一的动机。当然,必要是关键,因为我必须生存,却没有其它学位。但我也得承认,野心也是原因之一。用英语写作,我得面对我刚才提到的大师。这是一个伟大的传统要求你有条无紊地工作。疏离感,也对。在中国大陆,文学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国家控制资源的分配,从而可以窒息一个作家,甚至创造一个作家。我想通过英语写作。使自己与大陆的文学机器分隔开来。换句话说,我获得一种自由。至于取悦大师们,我写作,一直就是为了取悦他们。用英语写作,使我孤零零,我得在没有文学同胞的条件下孤独地写。换句话说,我得接受我作为一个放逐者的身份。但是另一方面,作家在这种条件下,也并非总是消极的。一个国家可以流放一个人,但是,一个真正的个人,也可以把国家从脑中放逐出去。我只是把中国当成一个题材来处理。

    问:文学的历史,也是流放和迁徙的历史。就连语言本身也处于流放中。我把文学翻译视为语言的迁徙。同样地,作家的历史,也是孤独的历史。你是一个移民,通过你的写作,你不但把中国人,而且把中国翻译到英语里去。我感到你的作品弥漫一种孤独,充满沉默。你能否谈谈你所置身的环境?
  
    哈金:我的写作,没有任何成功感。只有失败。伟大的书都已被写出来了,我们只能写些次一等的书。孤独和隔绝已成为我的工作环境。事实上,我喜欢独处,这对中国人而言,是一种受诅咒的状态。我们甚至没有孤独(solitude)这种讲法,对吗?我应更沉默,让我的作品说话。
  
  问:如果说胜利者一所无得,则失败者亦一无所失。这也许是一个良好的起点。这个态度,加上孤独,似乎是很西方人的,而不是中国人的方式。你在给我的信中,曾提到中国聪明人很多,有才智的人却很少(many Chinese are clever, but few are intelligent),这点我很同意。阅读西方文学尤其是读英语写英语,如何改变你看事物的方式和处世的方式,使我很感兴趣。
  
    哈金:研读英语文学和翻译成英语的文学,改变了我的思考方式:使我不感伤滥情,使我可以直视真相。更重要的是,使我懂得怀疑,怀疑自己和怀疑自己所学的东西。它拓宽我的心灵,使我认识到人类的极限。
  
  问:我感到弥漫在你作品中的另一个元素,就是语调。你已获得自己的语调,而这要比建立自己的风格更重要。你自己是一个诗人,而我想,你小说中的语调,受到诗歌的影响,因为诗人对语调的关注,往往胜于其它类型的作家,还因为语调与我们如何处理文字密切相关。我想多了解诗歌对你的小说写作的影响。
  
    哈金:诗歌是关键,因为任何优秀的文学作品,都具备某种诗歌精神,使它有文学性。写诗还使我更注意文字和语调。但是,最重要的是,写诗使我更有耐性。很难想象用诗的方式写小说。那种工作量会要你的命。诗歌滋养了我的小说。

 问:你是一个中年人。又是一个有家室的男人。你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这两者之间完成的。我还注意到,你最重要的作品都是在与家人团圆之后完成的。你能否在这里扮演一个第三者角色,分析这两者的关系,以及这两者与第三者也即作家哈金互相协调?
  
    哈金:既要成为一个好作家,又要成为一个好丈夫好父亲,是很困难的。我承认自己不是一个好丈夫和好父亲,尽管我已努力使自己更称职些。在我的成长中,缺乏可以称职地做人的环境。在某种程度上,写作使我对妻子和儿子更体贴些。更多地为他们着想。至少我可以说,研读真正的文学,可使一个人活得更有人性。我非常幸运,妻子和儿子从未要求我空出更多时间陪他们。这也可以解释为甚么我近年来可以写出这些书。
  
  问:就我所知,美国对“写作班”写作的利弊,也即大学各种写作计划的利弊,有很多争议。你来自写作班,也给写作计划上课,你对这个趋势怎么想?
  
    哈金:写作班所教,不能使一个人成为作家,但可缩短一个作家的学徒期。仅仅是跟一些有抱负的青年作家磨肩擦踵,就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我进过的写作班,都使我获益匪浅。通常,我们可以从不同老师学到不同的东西。现在。编辑为一本书所做的功夫愈来愈少,一个有能力的作家,尤其是一个诗人,必须在自己的手稿上做大部分编辑工作。这方面,写作班也有帮助。
  
  问:我们已笼统地谈过诗歌和小说,现在让我们讨论得更详尽些。我总是觉得,短篇小说更接近诗歌,而不是更接近长篇小说,我总是把短篇小说当成诗歌来读。长篇小说好像是另一种类型的写作。我们通常看到一个作家既写诗又写短篇小说,或既写短篇小说又写长篇小说,但是很少长篇小说家写诗,也很少诗人写长篇小说。同时写诗、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似乎需要某种“综合能力”。而你属于这种罕见的现象。你怎样看?
  
    哈金:我想,这主要与创作的推动力有关。诗歌和短篇小说有相同的推动力。把一首诗变成一个短篇小说,并不困难,相反亦然。但是,长篇小说很不一样。除了要维持叙述势头。还得有一个庞大结构和一大批人物。长篇小说家必须做好持久写作的准备,才能消化材料。我曾听说过,有些批评家认为一个人不能同时成为长篇小说家和诗人,因为这两种体裁需要两副头脑。但是,在文学史上,还是有一些写诗的长篇小说家,例如罗伯特•潘•沃伦、乔伊斯、贝克特和帕斯捷尔纳克。这份名单还可以列下去。
  
  问:你是一个父亲、丈夫、作家和教师,你是持续不断地写作,还是主要利用大学假期来写作?
  
    哈金:在暑假和寒假,我写很多草稿,这样,开学后,我就可以编辑和修改。教书时,很难写大部头作品,因为我无法专注。可以写短篇小说和诗,但是写长篇或中篇小说就不行了。
  
  问:你的诗集《于无声处》这个书名,是引用鲁迅的名句。鲁迅到现在还有很大争议,你如何看他?
  
    哈金:在文革期间,可以读到的真正文学家,只有鲁迅。可以说,我们那一代在大陆,都是鲁迅养育的。不受他影响是不可能的。由于他在中国当代文学具有神一样的地位,我们很容易忘记他也是人。在我看来,他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杂文家,但不是伟大的小说家。他混淆了文学与民族政治,他想用他的高瞻远瞩来医治中国人的灵魂,这未免太一厢情愿了。中国人的灵魂并没有因为他的《阿Q正传》而有所改善。他夸大了文学的功能,而实际上文学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他是一个伟人,可也做傻事。
  
  问:你在一首诗中,讲到一条已选择的道路,如果不是倒过来写弗洛斯特《未选择的道路》,至少也是指涉这首诗。弗洛斯特有没有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你?你还欣赏哪些美国诗人?
  
    哈金:我一直喜欢弗洛斯特,肯定多少受了他的影响。当代美国诗人中,我喜欢露易丝•格卢克(Louise Gluck),我觉得她诗歌的原创性一点不逊于伊丽莎白•毕晓普。我还喜欢法兰克•比达特、马克•斯特兰德、安德里安•里奇、罗伯特•克里利。
  
  问:到目前为止,你小说的题材都是有关中国和中国人的,但你的诗中,却有一些抒写当下经验,而不仅仅是中国经验。你是否觉得这个新方向也会把你的小说创作引导到更远的领域,例如写你当下的美国经验?
  
    哈金:是的。我开始写作时,以为我只会写中国。但是随着写作的进展,我发现我的题材必须改变。中国对我来说,已逐渐生疏起来了,因此剩下的就是美国经验。
  
  问:我想再回到《等待》,谈谈你处理语言的另一个方面,也跟上面谈到的语调有一定关系。这就是你的叙述中的语速。例如曼娜被孔林的朋友强奸的那个场面,叙述速度很可怕,令读者喘不过气来。在孔林的独白中,那种语速也令人难忘,非常紧张。我想多听你谈谈,尽管我知道,语速这东西很难说得清楚。
  
    哈金:我想,这种紧张感来自于故事本身。至于叙述速度,《等待》是一本慢书,但某些时刻确实很紧张。在这些时刻,语言自动获得紧张和速度。这速度不是预先计划的。它必须是故事的有机部分。
  
  问:顺便一提,孔林的独白是小说中最令人难忘的一部分。一般而言,我们称这为“内心独白”,但是,那个声音事实上是一个“外部声音”,让我想起荷马史诗中,那些前来跟英雄们交谈的诸神。孔林独白时,好像是他遭到某种陌生力量的“侵袭”。这技巧刚好用来找到孔林灵魂深处的博动,你是如何发明这技巧的?
  
    哈金:你说得对,他的独白比一般内心独白来得理性。那声音仿佛来自某种超自然力量。我写他的独白时,曾有所犹豫。接着,我觉得人类是有能力获得这种启迪的。于是我为他创造了这种启迪的声音,以强化他的内心冲突。
  
  问:淑玉的小脚,曾是北大教授刘意青攻击的细节之一。在小说中,这个小脚女人非常勤劳,赢得孔林父母的欢心。我的祖母和外祖母也都是小脚女人,她们也像淑玉一样勤劳和宽容。对我来说,淑玉很“真实”。请问她是不是根据你见到或听到的真实人物塑造的?
  
    哈金:“淑玉”根据的是真实人物。我岳父母认识她。他们仍然居住在同一个城市。她是小说中最坚强的人物,我在写这部小说的过程中,曾多次为她流泪。
  
  问:顺便一提,刘意青似乎没看过这部小说。就发表那篇导致《等待》大陆版腰斩的野蛮文章。令我感到悲哀的,与其说是小说腰斩,不如说是堂堂中国第一学府,竟然有这种无知的教授。你如何看这件事?
  
    哈金:我开始用英文写作,就预期有一些中国人会把我看成卖国贼,就像康拉德被一些波兰人称为卖国贼那样。但是,事情真的发生时,我还是受到伤害。仿佛一扇门当看我的脸砰地关上。至于刘意青,她只是充当当局的工具。很多中国人相信我是在玩弄美国人。但他们似乎不知道, 《等待》是我的第六本书。在此之前,所有五本书都是由小出版社出版的,根本赚不到钱。还有,在《等待》之前,我在美国已经以短篇小说家获得一定声誉。我的作品,已经获得一些选集和文学奖的承认。简言之,我是通过自己诚实的劳作,获得承认的。
  
  问:这个访问就到此为止,很感谢你花这么多时间。在此代表《素叶文学》和读者感谢你。
  
    哈金:不用客气。
  
  (本专访透过电子邮件进行,时间是二○○○年八月廿二日至九月二日。原文为英文,再由访问者译成中文,并经哈金本人过目。原载《素叶文学》68期 )


本文在2009-2-9 22:04:31被施雨编辑过
作者授权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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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祖 去杨光祖家留言留言于2009-11-17 09:34:56(第1条)
原来我读的大陆版等待,是一个腰斩本.呜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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