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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文学、现代性与日常生活 文章时间:2018-02-02
作  者:南帆出处:原创浏览670次,读者评论0条论坛回复0条
文学、现代性与日常生活
文/南帆
2018年02月02日,星期五

南帆

本名张帆,1957年生,福建福州人。现为福建社会科学院院长、研究员;“闽江学者”福建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会长;福建省文联主席。主要从事文学理论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已出版《文学的维度》《无名的能量》《先锋的多重影像》等三十余部学术著作和散文随笔集,发表学术论文三百余篇。曾获鲁迅文学奖(第四届、第五届)、吴玉章人文社科奖、福建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华语传媒文学奖等各类奖项数十种。


文学、现代性与日常生活

今天这个演讲,我想谈论的是文学现代性与日常生活的关系。日常生活对于文学意味了什么?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领域?文学可能在日常生活之中发现什么?这一切又与现代性存在什么关系?

谈论这些问题之前,我想交代若干来龙去脉。花费了几年的时间,我刚刚完成一本著作,书名是“无名的能量”。我曾经在另一个地方说过,一个相对宽泛的意义上,我所关注的文学主题仍然围绕压迫与解放这个问题。但是,这个主题的考察必须深入个人日常生活的具体经验。日常生活这个领域中,压迫与解放的主题细腻多变,远不止政治经济学所描述的那么简单。压迫不仅是阶级之间的故事,也可能发生在不同民族的文化交往之间,或者发生在性别之间,乃至发生在学院里的不同学科之间。压抑也是一种压迫,这种压迫隐蔽、曲折同时范围广泛,时常分布在日常生活的各个区域,从家庭生活到国际学术会议,从不同的语种获得的重视程度到某种民俗的衰亡。因此,这时的解放未必是大规模激烈的阶级搏斗,同时还形成了多种微观的小型形式。这些是文学擅长处理的领域。当今世界,两种主义、两大阵营之间激烈对抗告一段落,一批国家攻击另一批国家的世界大战短期内似乎没有发生的迹象;传统的阶级斗争口号正在被软性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所覆盖。然而,即使在流行歌曲、武侠戏说、网络文学或者动漫游戏这些流行的大众文化背后,各种交锋仍在发生。熟悉网络和微博的人可以信手总结出一大批相关事件。这种氛围之中,何谓压迫?何谓解放?尤其重要的是,解放的能量从何而来?经济的解放与文化的解放将以何种形式交汇为新型的政治?这些是我进入文学与日常生活关系的思想背景。

谈论文学与日常生活的关系,还有一些理论背景需要提及。前两年我发表了一篇论文《文学的意义生产与接受:六个问题》。六个问题是我这几年理论考虑的若干焦点。某些考虑与这个论题具有直接或者间接的联系。首先,我谈到了物质生产与意义生产的区别。我们对于物质生产已经十分熟悉了。田野里、工厂里的大部分活动都是从事物质生产。生产出来的物质为了满足人类生存的需要。然而,时至如今,许多物质材料同时还表示某种意义。例如,建筑即是如此。建筑不仅是我们的居住之所,同时,各种类型的建筑同时还表示各种意义,一幢古典园林式的建筑与一幢后现代式的建筑表示的意义完全不同。当然,如今的文化已经如此发达,愈来愈多的物质——包括大量的自然景象——被赋予各种意义。我们不仅生活在物质空间,而且愈来愈多地生活在意义空间。明月、清风、大漠、江湖,这些远远不止是一些天文、地理或者气象资料,它们早就在中国古典诗词之中充当各种意义的隐喻。文学显然是纯粹的意义生产。《红楼梦》没有建造一座大观园,《三国演义》之中的两军对垒也没有留下许多腐臭的尸体,巴尔扎克笔下的巴黎街道和公寓仅仅是一些文字印刷符号而不是真实的物理空间。古今中外的小说塑造了众多的人物。这些人物不需要食物、水分和空气,没有哪一个国家为之颁发身份证或者护照。他们的存在不是物质的,而是来到世界上表明各种意义: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具有何种意义,刘关张的桃园结义具有何种意义,高老头或者葛朗台与周围其他人物的关系具有何种意义,等等。物质层面上,作家的贡献仅仅是在几本书上添上印刷符号罢了。的确,文学没有为一个时代哪怕增添一块面包,但是,文学为这个时代增添了各种意义。意义生产的价值并不亚于物质生产,尤其是现代社会。譬如,没有莎士比亚著作或者鲁迅著作,这个世界肯定要乏味许多。

六个问题之中的另一个问题是,在关系主义的视域之中考察文学。我已经在许多时候描述过本质主义的工作方式。概括也罢,演绎也罢,许多理论家在浩如烟海的文本之中考察文学的本质,力图说出一个终极的答案。寻找本质肯定是一种令人倾心的理论故事,如此之多的人为之呕心沥血。许多时候,他们似乎成功了,文学的本质是道、理式、模仿以及绝对理念的感性显现,或者是美、人性、无意识,各种胜利的捷报络绎不绝地传来。遗憾的是,这些结论总是在不久之后饱受质疑,争执再度兴起。20世纪的“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或者以法国为中心的结构主义联袂而至,文学的本质仿佛渐渐锁定“语言”。所谓人文学科的“语言转向”为之击鼓助阵。然而,20世纪的下半叶,怀疑的观点又一次占据了上风。首先,文学研究无法提炼出某种特殊的语言结构,继而证明这种语言结构仅仅局限于文学而与日常生活绝缘;其次,解构主义或者“文化研究”的分析表明,意识形态对于语言结构形成了多种压力。一种文学类型——例如小说,或者诗——之所以产生了某种修辞,一个作家之所以热衷于某种风格的表述,这是有原因的;政治、意识形态、各种文化历史都可能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把“语言”叙述为某种不受干扰的本质,从而把文学剥离出社会体系,这种设想再度宣告失败。

我对于本质主义的工作方式不太满意。如此漫长的研究历史始终没有确定文学的本质,有否可能是另一个问题——会不会这是一个错误的提问?本质意味了一个终极的答案。本质主义的想象之中,万事万物或许来自一个古老的本源,或许通向一个遥远的顶点。本源或者顶点决定它们之所以具有这种性质而不是那种性质,这即是本质的规定,同时也是各种分类的标准。如果把这种想象扩大历史的理解,很容易与历史目的论联系起来。历史的全部演变仿佛都是为了奔赴一个最终的伟大目标,也许是道,也许是绝对理念,也许是某种宗教理想,也许是某种社会理想,例如大同世界,如此等等。然而,对于不相信历史目的论的人说来,这是一个成问题的图景。如果无法设想一个终极的历史目的,没有一个规定一切的超级能指,那么也无法设想一个文化的终极目的。丧失了这个前提,我们同样无法推论出各种文化门类必定存在某种不可代替的本质——包括文学。

当然,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文学无不具有自己的特征。这些特征并非恒定不变的“本质”,而是与当时的生活相互呼应——尽管这种呼应常常是曲折的、间接的。否认文化的终极目的不是放弃任何目的,相反,这恰恰在于肯定,文化具有阶段性目的。文化并非什么神秘的东西,文化是人类在自然或者社会之中生活形成的经验。一部分经验因为有效从而作为规范或者传统获得了符号形式,并且持续地承传。文化的意义不是指向未来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也不是返回当初的本源,而是企图使一个时期人类与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关系调整到最为融洽的状态。选择乘坐火车还是乘坐汽车?楼房盖得高一些还是低一些?数学重要还是物理学重要?政府要多收一些税还是少收一些税?论文应当写得简明一些还是晦涩一些?没有和某一个阶段的历史环境结合起来,所有的问题都不会有答案。换一句话说,文化的目的不是实现未来的某种遥远的预设,或者保持某种古老的纯粹性,文化的目的在于当下这个历史阶段,尽量完善这个历史阶段的各个方面。这个历史阶段结束之后,文化可能产生重大的改变。虽然已有的文化可以作为强大的传统占据了起点的位置,但是,文化之所以得到延续,是为了完成另一个阶段提出的任务。

这也是我考虑文学的方式。与其孜孜不倦地替文学想象某种虚幻的“本质”,不如关注一个真实的问题:现今这个历史阶段,文学出现了哪些前所未有的特征?为什么?

这就是我聚焦于日常生活的原因。在我看来,进入现代性控制的这个历史阶段,文学对于日常生活的兴趣急剧增加了。这时,文学的意义是什么呢?


什么叫作日常生活?详细地提供一个精确的定义几乎是不可能的。日常生活边界模糊,性质不明,琐碎杂乱。一个理论家曾经将日常生活视为“个人再生产”的领域,这是非常有趣的说法。“个人再生产”与“社会再生产”相对而言。日常生活是个人的纷杂经验,许多事务的意义仅仅是维持个人的生存,例如琐碎的衣食住行。所以,个人与细节时常是日常生活内部微型的基本单位。作为一种参照,日常生活有别于巨大的历史景观,完整而重要的历史事件,有别于传奇性的情节或者浪漫式的恩怨情仇,出生入死。日常生活是低调的、平庸的,常常淡而无味。那个理论家解释说,国王处理的是整个国家的大事,这恐怕要归入“社会再生产”,但是,国王的日常生活是在宫廷里面,他与皇后、宫女、太监之间的故事是日常生活。

文学如何从这个领域找到解放的能量?相当长的时间里,日常生活是一个没有人认领的领域。哲学致力于考虑高高在上的形而上学,哲学家对于家长里短的日常生活没有兴趣。或者说,哲学之为哲学,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能趟过这一片每天遇到、但是没有价值的沼泽地。经济学通常从所谓的“经济人”出发,“经济人”预设的前提是,每一个人都在尽量争取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日常生活仅仅是实现这个目标的一个场所。经济学眼里,一个人进入超市购买一个杯子无非是完成一个比较:在各方面质量相同的情况下,挑选一个最为便宜的。日常生活之中,购买杯子过程可能出现的更多细节以及各种其他考虑被删除了。政治学、法学涉及的是普遍的社会制度和法律条款,社会学理所当然地以整个社会为对象,个人的遭遇、经验仅仅作为证明普遍的案例而存在。总之,这些著名的学科从来不愿意把注视的焦点转到日常生活之中。清晰、锐利、概念明确的理论时常遭受日常生活的瓦解。日常生活的混沌、粘稠、芜杂扰乱了理论分析,甚至致使理论丧失了用武之地。当然,理论决不会轻易地承认自己的无能。理家的通常态度是,理论分析的失利只能证明,日常生活没有足够的考察价值。如此庞大的一个领域遭到了社会科学诸多学科的抛弃,只有文学俯下身子,坚守在尘土飞扬的日常生活之中。

埃里希·奧尔巴赫(ErichAuerbach,1892-1957),20世纪德国著名的罗曼语语文学学者、比较文学、文学批评大师。

必须指出的是,文学对于日常生活的兴趣并不是一开始就出现的。早期的文学之中,宗教经典、神话或者英雄传奇占有很大的分量。这些作品并未对日常生活表示出多少好感。埃里希•奥尔巴赫在《摹仿论》之中指出,《圣经》的描写“只突出对于行为目的有用的现象,其余的一切都模糊不清”。换一句话说,《圣经》的意图不是栩栩如生地还原现场环境,相反,它要求人们“将自己的现实忘掉几个钟头”,从而能够恭敬地服从宗教的主题。神话已经比宗教经典接近日常生活一步。尽管如此,大量神话的叙述十分简约,许多人物突如其来地出现,突如其来地消失。故事内部的因果关系并不严谨。事实上,神话强调的仍然是凌驾于日常生活之上的一种神秘的力量,这种力量是日常生活的逻辑所无法解释的——当然,神话并不要求解释。英雄传奇又比神话下降一级,但是,许多英雄人物远比我们所能理解的普通人高大,近于半神半人。他们的武勇和智慧是普通人所无法企及的,即使是严格的训练或者良好的教育也无济于事。英雄是怎样炼成的?英雄传奇宁可强调他们的某种奇遇,例如得到世外高人的指点,或者获得某种宝典秘籍,等等。总之,庸庸碌碌的日常生活找不到确切的原因。项羽神勇、关云长义重如山、诸葛亮神机妙算,这一切皆非常人所为。武侠小说或者武林故事笔记明显地保留了英雄传奇的风格。多数武侠不是生存在日常的空间,江湖上刀光剑影的背后,日常生活的无数细节不知不觉地取消了。

中国古典的诗文之中,“日常生活”不是一个突出的范畴。每一个人都绕不开琐碎的日常生活,但是,没有人觉得这个领域可以隐藏了多少意义。文学没有聚焦于这个领域,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个领域。《论语》说“吾日三省吾身”,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朱用纯的《朱子家训》开篇是“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圣人心目中的日常生活是修身养性的时刻。诸葛亮隐居时吟诵一首诗:“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他的闲散背后隐藏的是韬光养晦。饱读诗书,满腹经纶,闲常的准备就是为了等待出山的那一天。陶渊明的诗句似乎表现了淡泊恬静的日常生活,例如“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等等,而这里的日常生活表白的是拒绝功名利禄的超然。至于辛弃疾的“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邻家种树书”,这一类诗词之中,日常生活表明的是官场的失意。退出第一线的失败者回到日常生活之中,养花种树、下棋作画,消磨无聊的时光。这种日常生活表述的是否定的意义。


中国文学对于日常生活的重视与叙事文学的兴起密不可分,尤其是明清之后的一批长篇小说。《金瓶梅》《红楼梦》等称为“人情小说”的创作达到了一个高峰。这些小说不是专注于历史的战争风云和各种英雄人物,也没有多少神魔鬼怪,主要是一些人情世故、世态炎凉,日常生活的分量增添了许多。《红楼梦》之中的一幅对联是“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对于人情世事的重视是这些小说带来的文学史转折。《西游记》的主人公虽然还是神魔鬼怪,但这些神魔鬼怪同样通人情、讲世故,而不仅仅是呼风唤雨,上天入地。《西游记》之中猪八戒是一个特别有趣的人物。之所以如此,恰是因为它的性格流露出许多人间的烟火气息。在《中国小说史略》之中,鲁迅对于《三国演义》略有非议。他认为“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这是对于英雄传奇的不满。在我看来,这并非否定刘备的忠厚或者诸葛亮的智慧,而是由于他们的忠厚或者智慧缺乏日常生活的基础,因而显得不那么真实。

西方文学开始自觉地注视日常生活,这已经到了现实主义崭露头角的时候。隐藏于现实主义背后的世俗精神开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种现象与市民阶层的兴起息息相关。中世纪骑士小说占据了主导地位。类似于英雄传奇,骑士小说同样对日常生活不屑一顾,骑士与贵妇人的爱情以及骑士的战斗仿佛是在没有背景的真空中进行。理论家对于文学史的考察发现,中世纪末的开始出现市民气息浓厚的片断,例如一个片断是一对夫妻夜间躺在床上,忧心忡忡地商量一件事情。家庭气氛、家庭事务、家庭室内情景和家庭经济状况的描写,这些内容都是文学发生变化的征兆。市民文化的兴旺与宗教思想的式微是文学转折的重要原因。随后而来的就是现实主义的兴起。

由于现实主义文学潮流在苏联文学之中得到了圣化,所以,是否选择现实主义很大程度上成了投靠无产阶级阵营还是投靠资产阶级阵营的试金石。然而,在我看来,早期的现实主义并非阶级的标识。作为浪漫主义的反动,现实主义文学潮流代表的是世俗精神的张扬——也就是对于日常生活的注视。巴尔扎克号称写出法国风俗史,福楼拜详细描写外省小市民生活,现实主义力图把日常生活大量地引入文学。换一句话说,文学发现日常生活是一个值得深入开掘的矿藏。英国理论家伊恩•P.瓦特在《小说的兴起》这部名著之中分析,现实主义把视点移到日常生活内部之后,小说中的人物开始如同生活之中一样有名有姓,具有独特的性格,而且所有的故事都有具体的时间和空间,总之,一切都细致得栩栩如生,就像我们的日常生活一样。这也是阅读之中真实感的来源。瓦特更为明确地将这个文学转向归结到个人主义。社会高度重视每一个人的价值,所有的人都是一个合格的主体,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无不具有独特的意义。文学不仅仅关注那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关注主导这些历史事件的帝王将相,或者英雄人物。文学还要意识到那些普通小人物真实而具体的存在,关注他们在历史事件之中的复杂感受——这种感受常常与帝王将相或者英雄人物未必一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实主义关注底层,关注小人物;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实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追求出现了某种程度的不谋而合。

[美]伊恩·P·瓦特著,高原、董红钧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6月第1版

文学转向了日常生活之后,两个随之而来的问题需要进一步讨论。

首先,现实主义并不意味着对于庸俗的无条件认可。文学也不是日常生活的流水账。我们宁可说,文学关注日常生活的意义在于批判日常,并且从日常之中发掘出特殊的能量。如果把文学想象为埋头向下,满足于饮食起居,那肯定低估了文学的意义。如何集聚起日常生活之中最富于意义的那些部分,文学形式将产生重大作用。文学形式是凝聚,也是删除,分散的各种日常现象由于文学形式的作用,从而成为各种悲欢离合、恩怨情仇的故事。现实主义文学的特征在于,这些故事情节是借助众多日常细节叙述出来的,人物的命运转折可以接受众多日常生活之中细节的衡量。我曾经说过,一个相同的故事,五十个作家可以迅速地写出它的梗概,只有一个作家有能力想象出合情合理乃至生动精彩的日常细节。因此,现实主义文学不是以故事的剧烈起伏取胜,而是表现为故事内部的细密纹理。如果一个作家强行演绎某种夸张的情节,或者强行推销某种不合情理的观念,日常生活的细节常常不予配合,甚至在叙事之中产生一种惰性——作家的叙事常常遭受这些细节的质疑。

其次,由于关注日常生活,文学进入了我们周围的一丈之内。这意味了什么呢?这不是倡导鼠目寸光,仅仅关注我们身边的琐事而不考虑这个时代的各种重大事务;而是力图在这个领域发现,历史的种种大事件以及大观念怎样进入每一个人的寻常日子。这时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大事件、大观念并不是按比例顺利地抵达每一个人身边,汇入他们的生活习惯。日常生活如同一层厚厚的棉絮,而不是完全透明的。许多大事件、大观念中途遭到截留,可能被改造,被曲解,被别有用心地利用,产生意料之外的效果。即使是战争这种涉及千家万户的事件,同一阵营的社会成员仍然会出现远不相同的经验,战士、妇女、孩童、老人,他们各怀心思,组成一幅斑斓的历史画卷。如果仅仅停留在大事件、大观念的概括性叙述而不进入日常生活,我们几乎无从理解生活的复杂性。当然,了解了生活的复杂性之后,我们也可以反过来再思考,究竟什么是历史。

贾平凹,1952年2月21日生,当代作家。2008年凭借《秦腔》,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2011年凭借《古炉》,获得施耐庵文学奖。

我已经提到,日常生活充满了各种丰富的细节。可以说,这些细节是日常生活的实体。一个人的肖像,脸上的表情,走路的步态,硬座火车车厢里的气息,树叶在微风之中打着转落到地面,灶台上的饭锅里溢出了土豆的香味……这些密集的细节如同粘稠的液体,按照自己的轨道缓缓地流动。我们时常可以从众多的细节背后察觉某种通行于普通人之间的生活逻辑。某些时刻,这种生活逻辑可能突然强硬起来,从而与各种大观念分庭抗礼。不久以前我写了一篇评论贾平凹《古炉》的论文,标题就是“剩余的细节”。我在论文之中提到,贾平凹的《秦腔》和《古炉》之中,细节的洪流淹没了故事梗概,冲翻了读者事先预设的主题期待。《古炉》写的是一个小村庄与一场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相遇。然而,贾平凹在小说之中津津乐道的是另一些带有强烈乡土气息的细节,譬如,农民的“吃”——吃辣萝卜、吃红薯、吃炒面或者炒蒸饭,填饱肚子是一件最大的事情,能够吃到一些荤腥之物足够快乐三天。再譬如,乡村的几个特殊人物,喋喋不休地“说病”的善人,业余巫师一般的蚕婆。他们的所作所为与悠久的乡土文化传统相互衔接。当然,还有乡村各种田园的意象,甚至包括粪便意象。然而,恰恰是这一切组成的乡村表明,“文化大革命”的激进政治无法顺利地格式化乡村。如果说,毛泽东主席当年的“打土豪,分田地”迅速地得到了农民的认可,那么,这些农民不理解“文化大革命”提出的各种口号——例如打倒走资派,或者造反有理之类。换言之,“文化大革命”无法与乡土文化有机地衔接。尽管这个小村庄后来也拙劣地模仿城市的红卫兵以及在乡村版的“武斗”之中大打出手,但是,这一切由于无法和乡土文化有机融合因而显得荒诞可笑。某种程度上,乡村日常生活这些细节形成的特殊空间,恰恰构成了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抵制。这时的细节并不是历史主题的例证,相反,文学所展现的日常生活恰恰显明了生活的另一方面内容。这是文学对于历史内部另一种力量的揭示。


文学对于日常生活的关注引起的最大质疑往往是,鸡零狗碎,目光如豆,宏大的历史哪里去了?一副表情的描述,一个步态或者一种声调的模仿,墙角下的菊花或者村口老树上的乌鸦,文学热衷于书写这些景象与历史又有什么关系呢?人们口口声声地把历史挂在嘴边的时候,文学与历史的脱钩几乎是一个难以饶恕的罪过。

现在,也许到了推敲字眼的时候了——什么叫作历史?这个概念往往在两种意义上得到使用。一,所有过往的事情都可以称作历史。二,历史著作陈述的各种内容。我们常常习惯地混淆二者。我想,做出一个区分有助于理清问题:过往的事情是历史著作的素材;历史著作是一种处理这种素材的话语,即历史话语。但是,世界上不只一种话语可以处理过往的事情,其他类型的话语也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处理这种素材,例如文学话语。换一句话说,文学可以表述自己理解的历史,这种表述并非一定投合历史话语——那只不过是另一种话语而不是历史本身。文学不像历史著作不等于放弃了历史表现。历史并不是由历史著作垄断。

两种话语的理论区分没有得到太多的重视。古代的相当长一段时间,“文史不分”是一种共识。许多文本表明,二者混沌一体。但是,文化的发展表明,历史话语很快成熟,并且成为主宰;古人长期具有一种观念,文学话语仅仅是一种派生物。孔子《论语》之中的“文学”一词并不是现今这种“文学”的意义,而更像泛指各种人文知识。当时文学的标本是“诗”。孔子以及这一段时间的思想家对于“诗”的讨论不是很多,文学思想的发展速度不如历史观念。所以,梁启超认为,中国于各种学问中,史学最为发达。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这本书里列举了《诗经》之中的一些篇章证明,这时的“诗”就像历史话语的附加说明。其实,以诗证史一直是中国文人的一个传统。我们在著名的《毛诗序》里就可以发现,诗的解读被归结为历史的各种变化征兆,所谓“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至于古代的许多长篇小说始终被视为正史的补充或者形象的历史教材。

梁启超同时解释了史为主、诗为辅的原因。因为古代的许多历史著作专供统治阶级阅读,统治者希望从历史著作中学到各种统治术,这正是《资治通鉴》这个书名的涵义。统治阶级的重视肯定是历史话语如此发达的重要原因。《隋书·经籍志》是唐代的一本目录学著作,记录了隋朝的各种藏书,同时确立了经史子集的图书四大类别。“史部”的建立表明了历史著作的发达程度——这时的文学话语并没有获得同等重视。另一方面,史官的设置保证了历史著作的职业化写作。历史的记载不仅是单纯的帝王生活记录,同时还包含了评价体系,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历史著作在记录事实的同时弘扬某种规矩准则。政治权力对于历史著作的重视也是历史话语繁荣的重要原因。

很有意思的是,中国古代文化传统重视历史话语的同时常常贬低文学话语。许多时候,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主要贬低文学话语的一个特征——修辞学意义上的“美文”。古代思想家对于华美的文字时常抱有敌意,从“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到反对文字雕琢,始终如此。“美文”似乎带有某种原罪。这同时证明,古代思想家心目中文学就是所谓的“美文”,也就是词章之学。从词章之学的文学观念到今天所理解的这种独立于政治话语、哲学话语或者经济学话语的文学话语,其间经历了漫长的演变。然而,如何认识这种演变,教育史上有一段插曲值得一提。

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开始筹办时,从1898年到1904年出现了三份决定教学内容的文件,即《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和《奏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这三份文件显示,梁启超、张之洞等人的课程设置中,“文学”的涵义从一般意义的人文知识和狭隘的词章之学转向了如今独立意义的文学话语,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科。这种理解的形成,西方的文学概念literature肯定是一个重要的参照。梁启超和张之洞学贯中西,引进西方的文学概念十分正常。从大学的筹办到西方文化的参照,这本身就是一个典型的现代性事件。

新的文学观念必须和新的文学实绩联系起来。五四新文学成为新的文学观念的证明。我们对于五四新文学的白话文运动以及种种争论已经非常熟悉了。我想提到的是,五四新文学不仅是现代文学的开始,而且,现代文学话语与历史话语的区别在理论上清晰起来了。

考察历史话语的总体特征显然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是,与文学话语的相互比较之中,历史话语的某些特点逐渐显现出来。许多历史学家认为,历史话语不是有闻必录,而是记录“本质性的东西”。但是,什么是历史学家所说的“本质性东西”呢?什么是判断本质与非本质的坐标?一个茶杯,一场音乐会,农民在田地耕种,教授在课堂上讲学,两个小混混儿在街头打架,一个失恋的女孩儿默默地流泪——究竟什么是历史的本质?

历史学家的视线多半集中于政治权力,他们对于国家、王朝、帝王家族或者宫廷之中各种争权夺利的历史事件具有天然的兴趣。一般地说,寻常百姓的柴米油盐没有资格进入历史话语,这些琐事的历史贡献率太低。政治权力是国家政权组织和社会模式的轴心。中国的二十四史,每一部历史著作的诞生无不源于政治权力的改朝换代。历史话语的一个最重要的传统就是表现整个社会。著名历史学家托因比有一个平生得意的观点是:历史话语可以理解的最小领域是整个社会。换一句话说,历史话语的分析单位是整个社会,不再关注更小的东西。年鉴学派所谓的“长时段研究”或者“总体史”之类都是相近的观念。历史学家对于琐碎的细节没有兴趣,许多历史学家的笔下出现了生动的人物性格,例如《史记》,但是,这些人物是作为整体社会特征的例证。历史学家很少考虑人物性格的完整性。所以,梁启超说过,历史话语选择的人物必须能够充当历史的精神主角。这些人物代表了某一时代或者某一集团的的共性,或者代表某种民族心理、社会心理。历史学家不是再现人物的性格和作为,而是借此描述他所处的历史环境,描述杰出人格形成的历史表率。

根据这种观点,历史话语谈论整个社会的时候,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消失了。无论是将政治权力、帝王将相、国家,还是所谓的“社会规律”作为社会的重心,那些普通人的人生始终找不到位置。

相对地说,五四新文学出现之后,普通人的人生明确地成为文学的焦点。为人生的文学是一个重要的口号。五四新文学对于白话的重视,即是对于民间、普通人和日常的重视。当年,周作人写了两篇有名的文章:《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他强调了平民,强调了普通男女的悲欢离合,而不是英雄豪杰的丰功伟绩。这时可以说,与历史话语关注国家、社会不同,文学话语分析单位的是普通人的一个个具体的人生。

很长的时间里,许多文学理论家对于这种状况很不放心。普通人的言行能够代表历史吗?各种人生的故事或者家长里短无法像历史著作那样清晰地显现国家怎么样、民族怎么样、社会制度怎么样,那么,这种文学话语又有什么意义?因此,他们希望文学做到的是,个别普通人的言行、命运概括了一批人,甚至寓示了历史的发展,这就是典型这个概念的主要内容。典型这个概念无形地认可了一种观念:文学话语只能像历史话语那样处理过往的事情。个别人物必须是宏大历史的代表。无法实现这种概括的文学人物只能得到比较低的评价。我要表示疑问的是,这是否存在垄断历史的嫌疑?每一个人在历史之中的作用不同,同时,每一个人对于民族、国家、社会制度的贡献也不同,但是,所有的人生都是历史的内容。历史在每一个人手中创造,而不是少数人根据所谓的历史规律演绎。历史内部,衡量每一个人的意义存在多种标准的交叉,而不是仅仅依据历史著作的标准。一个父亲可能对于社会、国家没有多少特殊的贡献和影响,但是,深爱儿子这一点已经足够他入选文学——例如朱自清的《背影》。我曾经说过一个不太确切但有助于理解问题的比喻:股市的指数取决于所有资金的博弈。二十亿元的资金与三百元的资金对于股市的影响当然不同,可是,每一天的股市指数是所有入市资金的交汇、增减、抵销、累积等各种博弈的结果。历史也是如此,每一个人的能量都汇聚在历史之中,没有人被抛在历史之外的真空中。历史如何发展,同样是所有社会成员合力的结果。典型这种概念没有理由自作主张地把某些人奉为历史的主角,把更多的人排除在历史之外。

这个意义上,文学对于普通人的关注显示了独特之处。与历史话语相比,文学话语承认每一个人的价值。所谓的普通人不一定简单地理解为遭受压迫的底层,“普通”指的是他们无法在公共的社会事务中发挥醒目的作用。一个衣衫褴褛的工人可能在某一个历史运动中担任主角;某一个声名显赫的大人物完全丧失了支配外界的能力——普通与否不是由经济收入的高下、名声或者官衔的大小决定的。尽管如此,他们在历史之中都占有一席之地,都是文学话语的对象。

现代社会的公共领域充满了各种声音的辩论。如同哲学话语、经济学话语、政治话语或者历史话语,文学话语同样是参与辩论的一种声音。关注普通人的人生,关注他们的日常生活,这是文学话语的独特视角。世界不可能完全按照文学话语的视角发展,但是,世界也不可能完全取消这种视角。可以预料,完全取消文学话语的视角,也就是取消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意义,只能给世界带来更多的悲剧。文学话语力图从日常生活之中发现解放的能量;另一方面,所谓的历史解放只有进入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这才是真正的解放。


本文在2/2/2018 2:11:17 PM被施雨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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