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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疼痛文学”的难度与高度——评张翎长篇小说《唐山大地震》 文章时间:2014-03-22
作  者:陈瑞琳出处:原创浏览1032次,读者评论0条论坛回复0条
“疼痛文学”的难度与高度——评张翎长篇小说《唐山大地震》
文/陈瑞琳
2014年03月22日,星期六

《红杉林》2014年春季号   

(长篇小说《唐山大地震》,张翎著,花城出版社,2013年1月)

    人类,自从在一万年前度过了频临灭种的危险期后,近两千年来进步得可谓飞快。如今的人口发展速度,更是让小小寰球不堪重负。于是,自然的灾难越来越多,既无法阻止,亦无法预知,我们只能面对,并努力学会疗伤。在这个前途渺茫的世界上,一个对现实人生充满乐观的作家显然是有些不负责任的,因为我们知道“疼痛”,且每一个人都渴望“疗伤”。

    在当代华语作家中,旅居加拿大的张翎始终在触摸着人心深处的疼痛感,她的感觉往往是如此的独特而尖锐,从而体现出一位严肃的现实主义作家所达到的难度和高度。张翎最新由花城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唐山大地震》,正是将人类生命中至深至亲的“疼痛”,用她那犀利而柔韧的手术刀,为我们层层剥茧,丝丝成缕,最后汇聚成人性灵魂中最本质的能量。在《浴火,却不是凤凰》文章里,张翎有这样的话:“痛,通常是我写作灵感萌动的预兆。”

    在张翎近二十年的小说创作中,她的笔下一直有无法言喻的“痛”,她常常把“写作”比作一种“飞翔”,她说:“飞是一种伤痛,落地也是一种伤痛”,但她感激这种“伤痛”,因为“伤痛给了我们活着的感觉”。长篇小说《唐山大地震》,可说是张翎“疼痛文学”的突出代表。表层是写人世间的灾难,实则是在写人世间最无奈的伤痛,这种“伤痛”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还将继续渗出血迹,甚至代代相袭。

    2006年7月的那次旅行,让徘徊在北京机场等候班机的张翎,诞生了《余震》的胚芽。那个时候的她,想到的已不是房屋的倒塌,而是那些经历了灾难的孩子,和他们没有流出的眼泪。中篇小说《余震》发表于2007年1月的《人民文学》,2010年被冯小刚导演改编为震撼人心的电影《唐山大地震》。让人回味的是原作与电影完全不同的基调,小说是冷色的,表现的是人被天灾逼到角落时的残酷,而电影则是暖的,想要透射人性在灾难中的温馨和光辉。然而张翎在多次采访中表露:她的心里,并不想给这个世界那一剂止痛的药。她说“小灯千里寻亲的情节是我忍不住丢给自己的止疼片,其实小灯的疼是无药可治的。”

    当年的中篇小说《余震》只有四万字,作者还有太多的话没有写出来。在王小灯的故事里,显然隐含着一个巨大的空间。于是,2012年张翎再度挑战自己,完成了长篇小说《唐山大地震》。正与此时,40集电视剧版《唐山大地震》在国内热播,因为更贴近原著,更丰满阔大,让亿万观众再次为之唏嘘。

    长篇小说《唐山大地震》,囊括了中篇《余震》所无法展开的内容。作品依旧没有直面地震灾难的本身,近二十万字的容量依然是把聚光灯关注在天灾带给人心灵的持久创伤。“疼痛”的折磨体现在每一个人的生活中,包括家族的婚恋关系,以及他们的配偶子女。在长篇小说中,母亲的斑驳经历,儿子的震后遭遇,外孙女成长的阴影,小灯的丈夫及小达的妻子等等,都在遭受深入骨髓的心理创伤辐射,人世间悲剧意味的生命舞台,都有了充裕延伸的铺展。《唐山大地震》的沉重,一方面来自于张翎对历史时空的准确把握和现实判断,另一方面则来自于她对复杂人性的深入挖掘。

    说到人性描写的深度,感觉张翎俨若是受过特殊训练的心理医师,怀着大悲悯,深爱着她的病人,下手的刀口虽然温柔却绝不犹豫,直逼人物内心最隐秘的病灶,仿佛在为我们破译着人生最痛苦的密码。

    在新书中,张翎这样写“天灾”与“人”的关系:“天灾来临的时候,人是彼此相容的,因为天灾平等地击倒了每一个人。人们倒下去的方式,都是大同小异的。可是天灾过去之后,每一个人站起来的方式,却是千姿百态的。平等均衡的状态一旦被打破,人跟人之间就有了缝隙,缝隙之间就生出了嫉恨的稗草。”

    她写那个悲怆的过年:“再也没有哪一天,能比今天更适宜哭了。楼外老天在发着一年里的最后一场淫威,楼里家家户户都在准备着一年里的最后一顿夜饭。楼外是一场热闹,楼里也是一场热闹,没人顾得上,这两场大热闹中间的那道深渊里,一个半老寡妇的哀嚎。她终于可以,想怎么哭就怎么哭,想哭多久就哭多久了。”

    她写“痛苦”的代代相传:“‘别动不动就拿地震说事。地震都过去二三十年了,死了的就是死了,活着的还得活着。你妈没救你姐,那是事实,就是把纪登念登都牺牲了,能买回来安心吗?!’阿雅的嗓门撕裂了,渗出丝丝的血。那场地震夺走的,不仅是死了的人的性命,还有活着的人的心。”

    她写小灯无奈的结局:“世上有多少人能提前经受死亡的彻悟呢?小灯伏在自己的墓碑前嚎啕大哭。太重了,这块碑,压了她整整三十年,在她心中压出如此一个血肉模糊的伤口。时间久了,她已经和伤口产生了感情。告别伤口也是一种疼痛。从这里下山,她得慢慢适应一种没有伤口的日子 – 或许她会感觉失重。”

    多年来,张翎的小说一直以时空跨度大、人物关系复杂著称,她曾经精读英国叙事传统的范本,吸收并试图超越狄更斯、勃朗特姐妹所创造的那种匍匐在现实土壤的创作技巧,同时她又深染俄罗斯文学的“小人物”悲剧气质。因此,张翎在她的小说叙事策略上,很少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先锋技法,而是细密地营造情节和人物,所以学界甚至认为她比国内的许多作品更接近于现实主义的正宗文学传统。

    关于长篇小说的布局架构,张翎尤其善于写国际版的“双城”故事。她在小说中,让历史与现实对话,让东方与西方对话,让原乡与异乡对话,让记忆与遗忘对话,由此而形成她“上下贯穿一世纪,东西跨越两大洲”的书写特色。莫言曾经说过:“像张翎这样能够把中国的故事和外国的故事天衣无缝地缀连在一起的作家并不是很多。我想这也是张翎作为一个作家的价值和她的小说的价值。”(莫言:《写作就是回故乡》)张翎则表白:我“不在这儿也不在那儿”的生存状态决定了我只能在行走中书写“这儿”和“那儿”之间的事,因为一个作家不能写出自己视野之外的事。在中国,在西方,我各自度过了人生的一半,我的书写不可避免地会蕴含两个世界的内容。我的脚步一直在大洋两岸行走,所有的行走都是寻求意识支配下的行为。寻求是人类永恒的话题。从这个意义来说,每一个小说家都在书写寻求,交错和回闪只是寻求过程的一种表现形式。

    在文字艺术上,《唐山大地震》也俨若一个秋霜熟透的硕果,它继续了张翎一路开创的那种悠长婉约的基调,一种遥远的冷静,一股距离感的清凉,一种不同寻常的心平气和,一种不显山露水的批判,犹如是一幅幅定了格的画面,油墨冷却,光与色的魅力才一层层透出来。

    如下面的一段文字:

    “女人们的话题已经转到了一些和床帏以及夜晚相关的事件上,语气渐渐变得诡秘,笑声肆无忌惮地飞散开来,将浓郁的暑气扎出一个一个筛孔 – 倒反更热了。她的背上象爬了无数只虫子,湿湿濡濡地刺痒着。是汗,也不全是汗 – 她知道那是众人看她的眼光。她不在乎。自从那天她看到那张X光片之后,她就知道,那一跤摔碎了的,不光是她的踝骨,还有她的心。她的心散成了无数个碎片,她就是一片一片全捡回来了,怕也拼不回来一整块心了。人一没了心,脸皮突然就厚实了 – 是一种天塌下来也无妨的不懔。”

    再例如她的写“风景”:

    “日头已经高了,正正地照下来,水似地洗去了所有的颜色,树,路,行人都成了白花花的一片。知了扯裂了嗓子,锯子似地锯着人的脑瓜仁子,肉屑飞了一地。”“怎么样的一副嗓子啊,要是能把知了的声带割下来,安在人的喉咙里,那该是比才旦卓玛还棒的女高音啊。元妮暗想。”

    作为“海派文学”在海外的传人,张翎小说的独家语言一直被人们所称道。从早期的《望月》开始,张翎明确地在建构一种阴柔婉约的女性叙述方式,慢板的随意,清淡的缠绵,让文字的力度渐渐地力透纸背,以柔含刚。她的精神骨髓里显然有张爱玲的生命无常和荒凉,但张翎的可贵则在于她无论怎样地靠近“海派”,却始终保留了小城人与生俱来的淳朴,以及对人世间的慈悲眷爱,这种“爱”的力量又使她与张爱玲的“冷眼”严格地区分了开来。

 《唐山大地震》的意义,不仅是张翎小说创作的“浴火”之作,更是标志着当代华语文坛的“灾难文学”所能达到的高度。


本文在3/22/2014 6:07:15 AM被施雨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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