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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蔷生:俞天白的“性格即命运”

东方网,2003年1月6日  



图为俞天白先生(右)接受访问


深秋的上海,桂子飘香,阳光和谐,频频而来的西北风也无可奈何。在零陵路上一幢老式公房里,我第二次走访名作家俞天白先生。今年5月下旬,我和他曾就“大都市的性格和灵魂”进行了访谈。11月上旬,朴实的俞先生如同我的学长,就他本人的“性格即命运”这一敏感的话题侃侃而谈。



心存古往今来事,人在长河大海中


上海作家俞天白曾写过长篇报告文学《上海:性格即命运》。其实,一个人的性格也能决定他的命运。俞先生的人生确实说明如此。一些专家、学者、记者,这样描绘他:孤独的牧羊人,苦行僧,土里土气。上海一个副市长曾说他:有才气,可脾气不好。他的儿子更对他完全不可通融,说他:你归根结底是个农民,永远成不了上海人。


俞先生的性格不是后传的,是地域文化的折射和结晶。俞是浙江义乌人。义乌人有个特点。“三家村”中的吴晗是义乌人。廖沫沙在纪念吴晗的文章中,概括吴晗的个性是“宁折不弯”。这就是义乌人的性格,体现了“山民的骠悍”。历史上,戚继光抗击倭寇,用的是义乌兵。骆宾王也是义乌人,一篇为徐敬业讨伐武则天的檄文,充满了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不象绍兴师爷,左脸给人打,右脸还会贴上去。俞在交友方面,最理解他的是中国著名海洋作家陆俊超,说俞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是好朋友,一年见一次两次面,甚至一面也没有,只在过年时通个电话,绝不意味友情的淡薄。俞这一辈子从不喜欢到邻居家串门,那怕这邻居是好朋友。俞曾经在河南路、福州路住了十年,离《解放日报》社很近。但从来没有去拜访过编辑。即使送稿时,也只将稿子送到传达室为限。他是怕麻烦这些忙碌的编辑。俞这个毛病,常常被人误解为看不起他们,得罪了人,特别是一些曾经帮过忙的朋友。这是俞的致命伤,成了孤家寡人,没有自己的小圈子,不去捧场别人,也没有虾兵蟹将。曾有人为俞惋惜:象你这样有成就的,应该得到更多的。俞笑着说:“一个作家,除了作品,于我何求呢?”


俞先生今年66岁,正是“大顺”之年。俞先生认为他是最大顺的人,最幸运的。象他这样年岁的,经历了解放后历次重大运动,却能相安无事,一根毫毛未损,真不多。变色龙那套俞学不会。保护他的,恰恰是他的个性!有弊必有利吧!见记者有些狐疑,俞忙解释:“一般人以为:象我这样直来直去,容易得罪人的,当时一定会被打成右派。中国有句古话:祸从口出。极左时期,许多受害者都是祸从口出的。我正因为不大与人接触,没有被人抓住话柄,结果灾祸都与我擦身而过了,侥幸逃过了几场“生死劫”。第一场,是57年反右。我当时在上海第一师范读书。全班30人中,7个人被打成右派。我来自农村,当然尝到过“统购统销”等政策的消极影响,饿过肚子,吃过黑市粮,耳闻目睹的也不少。可是由于我不串门,在同学中平时不说,是一个闷声不响的“乡下人”,所幸有人揭发也无从揭发。反而成为“反右积极分子”。因我记录快,常叫我作会议记录。第二次是“文革”中,我当时是上海江浦中学教师。1964年10月,我就下乡帮助搞“四清”运动。回来后,许多教师被关进“牛棚”。一个历史教师,因为吹嘘和吴晗关系密切(其实没有什么),结果被打成牛鬼蛇神。就因为我不喜欢串门,不喜欢在同事和学生中吹嘘,所以也没有让嘴巴“种祸”,想揭发也什么材料可揭发。我没有被整,新来的领导为了使用我,帮他寻找、保护因忍受不了捱整而失踪的老师(怕她们自杀呀),我就成了“铁杆保皇派”。我这个口无遮拦,而又处处得罪人的人,却能在历次运动中顺利过关,只能说我这副憨厚的“福相”了。”说完,俞托着宽大的下巴,又爽朗地笑了。


我好奇地问他:既然您的一生很顺,个性又不善于和人交往,那您怎么会写出几十部巨著、上千个人物形象呢?俞先生经历了一个大喜大悲的时代。可以说,他是日本细菌战争的一个幸存者。浙江义乌崇山村是日本在中国实施细菌战争的实验场。美国历史学家H·哈里斯写的《死亡工厂》,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细菌战的很多例子就来自那里。俞的家乡离崇山村只有一个半华里,隔着一座红土丘。俞的父亲是个医生,常常有很多病人抬到家里。俞先生那时只有6岁,竟没有受到感染。日本人相当残酷,先在崇山村投放鼠疫、炭疽的病菌,等暴发蔓延后包围了这个小村子,将全体男女赶到村后小山背,命令村民全部脱光衣服,然后把全村的房子、衣物等一烧而光。将那些没有死的感染者,抬到村后的小庙里,作活体解剖。还有一个难忘的事件,给俞先生触动很大。那就是父亲的“冤案”。俞先生有一个好父亲。解放前,在任当地一份报纸主编时,因激烈抨击时政,在“四·一二”政变时被作为共产党员通缉。他逃亡到上海,获得陈望道先生的保护,并曾见过鲁迅。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才携妻孥子回到家乡挂牌行医。解放后,俞先生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中学,然因父亲被冤为历史反革命入狱而不能上学。俞在13岁开始当农民种田,一种就是6年。当作家,走上文学的生涯,其实是俞生活的一种选择。俞是用心灵去感受生活,用勤奋来体验生活。


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曾说:“一个人的性格,决定他的际遇。如果喜欢保持你的性格,那么你就无法拒绝你的际遇。”俞先生对这位著名法国作家是非常敬佩的。罗曼·罗兰是一位以追求自身道德力量为目标的巨人。斯·茨威格评论他写出许多超时间的作品,“只靠天才和勤奋是无法实现的,总要有某种道德力量来充当翻转乾坤的精神杠杆。”这种道德力量,就是作家的自我完善和勇敢精神,包含了作家的人格。谈到这,俞先生指着挂在墙上的一幅对联说:“已故当代作家秦兆阳也是我一向很敬佩的作家。这幅对联是他书赠我的。”1988年夏天,为了发表作品《大上海沉没》,原《人民文学》主编、当时是《当代》主编的秦先生特约到俞的寓所见面。他担忧:把“沉没”与上海挂钩肯定会招来非议。俞坦率地陈述了坚持书名的理由。秦先生被说服了。1957年,他因《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一文被戴上右派帽子而沉冤数十年。时隔31年,他因俞的这部小说而激动不已,打算在那篇“宽阔的道路”基础上再写一篇,说明现实主义是有生命力的。《当代》杂志全文发表了《大上海沉没》,在全国引起了轰动。秦的文章没有写成,却给俞我挂号寄来的这幅对联,将希望寄托在中国中青年作家身上:“心存古往今来事,人在长河大海中”。这14个遒劲苍朴的字,凝聚了秦一生从事文学的追求和体会啊!这种宽广的胸襟和历史使命感,激发了俞以后的大都市系列作品的创作。



象羔羊般善良,用剑捍卫尊严


俞先生从小是喜欢数学的。11岁时,参加小学速算比赛。用4分20秒演算完100题并以满分名列前茅。17岁,1954年的冬天。利用冬闲,经常躲在堆杂物的楼房里开始练习写小说。第二年春,这部10万字、《丁庄的旱》的书稿,得到了浙江省文联朱老师的称赞,在小小的义乌县城传开。本准备参加省组织的群众文艺创作评奖,但后来这部手稿被人撬开抽斗偷走了。俞从这件事看到了自身的价值。于是,又一个冬天来临的时候,写成了第二部稿子,直接投到了《浙江文艺》,很快予以发表。这就是今天被称作处女作的《路》。1956年8月,俞考进上海第一师范学院,《金华日报》还发了消息,标题是“青年农民俞天白考上大学”。“文革”十年,俞因出版社组织,写了一些配合运动的作品,如《钟声》。在“文革”前,俞是追求艺术而不跟政治的,所以写了《吾也狂医生》的第一部(当时题为《文也文医生》),虽被《收获》杂志、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称道,但都因为“不合时宜”未能发表。尽管这样,但毕竟在积累。因此,改革开放后,就喷发了。所谓“成名作”也在那时产生了。那是一部10万字的中篇小说《现代人》。当时,上海的报刊杂志不敢发。因为,俞在文革时期写过“跟风”文章。“文革”中一批活跃的作家,多数都在以后“闷”掉了。好在北京正好出版《十月》大型文学刊物,俞就把这部小说投到那里去了。两个月以后,在《十月》工作的刘心武及《十月》的创刊者之一的章仲锷先生专程来上海找俞。一见面,俞就问:“象我这样的作家,还能发表作品吗?”刘心武和章仲锷毫不犹豫地回答:“只要你还是中国公民,我们就敢发表你的作品,你放心地修改罢。”1979年《十月》第2期全文发表《现代人》。这部小说,是通过一个技术工人的爱情故事,概括了一个时代的变化。为香港、台湾等海内外读者所注意。正因为这部小说能问世,从而为以后的创作打开了道路。俞动情地说:“我非常感激刘、章两位先生,在我命运的关键时刻,有力的给了我支撑。否则,我的文学生涯有可能半途夭折。”


俞喜爱杯中之物,却谈不上任何海量。生肖属牛,有牛脾气,却不敢妄称“孺子牛”。喜欢羊。曾任北京文联秘书长、章仲锷先生的爱人高桦女士来上海,俞托她请北京擅长画羊的海涛先生画了一幅《春羊图》。这是两只在啃吃刚吐绿的小草的羔羊。俞在画图的旁边悬挂一柄货真价实的龙泉宝剑,如备用状,以此明志:为人一定要象羔羊一样善良,但必须学会用剑捍卫自己的尊严。作家在文学生涯中也要捍卫自己的尊严。举《大上海沉没》为例。秦兆阳先生的担忧不幸而言中。1990年,上海一家企业文化类的刊物,先刊登所谓的“读者来信”,对《大上海沉没》提出了质疑。随后,特开辟专栏,对《沉没》进行批判,并传言:是受中央委托组织批判班子。更可怕的,说《沉没》是“为‘六四’事件制造舆论”。俞不能沉默了。于是,走访市委宣传部。得到宣传部领导明确的表示:所谓有中央的背景不合事实。我们鼓励开展学术争鸣,但坚决反对把学术问题同政治问题混淆。俞说:“我衷心感谢上海市委,有了正确的上海市委领导,才让我享受到追求创作个性的环境与条件,不是吗?”尽管挨批,后来这部小说仍然荣获上海1949-1989四十年优秀的长篇小说奖。这场风波,也促使俞对上海各个领域、各个阶层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研、采访。最令人感动的是;上海老市长汪道涵先生,在百忙中,约俞谈了几个小时,并亲自为俞的采访写了介绍信。《上海:性格即命运》的长篇报告文学就是这样写成的。俞先生坚定地说:“常人赞美孺子牛,是因为俯首顺从,我的赞美却是因为它在皮鞭的抽打下继续拼命向前。我在给一位青年作者写信时,明确提出:要写出尊严和自信来!”


20世纪最大的教训:反思如何尊重人、尊重生命作家的职业也充满风险。《上海一周》最近把作家列入“妖魔化的职业”之一。俞认为:中国作家的命运自改革开放后转好。作家确实风险很大。我们的国家以前是高度的集权,对思想的控制相当严格。而作家是个性化非常强的职业,追求的是个性与独立思考。这与国家的思想统治成为矛盾。作家只有敢于说出自己的语言,才有作品的地位和成就。


美国成功学专家拿破仑·希尔未成名前采访卡耐基。卡耐基以美国的诞生经过为例阐述了人类思想的力量:“我们美国人所以是世界上最富有、最自由的人,原因之一,就在于我们是以自由和丰富的思想去思考,去辩论,去行动。”作家是通过作品传达他的思想。俞先生的新作——80万字的长篇小说《人之初》马上要脱稿。通过一个医生在各个时期的经历,对人的生存环境的思考。这就是如何对待人、对待个性、对待生命的尊重。俞先生若有所思:“20世纪,人类对尊重生命的思考太少了。书的扉页题词:“献给古往今来的人”。


尊重生命,这个主题太重要了。最近,全国一个热门话题“怎样活到一百岁”?俞先生的身体非常壮实,我很想知道他平常是怎样锻炼身体的?


俞先生的回答有点令人意外。俞对体育漠不关心,甚至对某些过激的体育运动持反感态度。但却是最重视体育锻炼。平常每天早晨,都要锻炼3刻钟,跑步、举哑铃等。进入老年,除了遗传性耳聋,血压有点偏高,有些蛀牙,其他都很健康。俞一生没有开过刀,没生过大病。生活非常有规律,早晨6点起床,晚上11时前必须入睡。上午8——11、下午4-——6点,是电脑写作时间,中午午休3刻钟。俞有12字秘诀:胸怀坦荡,锻炼不懈,生活规律,注意营养。一般以吃素为主。92年年底就使用电脑写作,这已经是第三个电脑了。俞是用5笔字型的,一学就会。


名人成功的背后,总有一个默默无闻的女人。俞先生的妻子郭霞麟,原是上海曙光医院护士。她娴静、善良、质朴。俞享受着传统家庭丈夫的所有待遇。是妻子全力操劳家务,为他提供了宁静、安稳的后方。她不爱虚荣,不贪图荣华富贵。为此,她从不分散俞的精力。


俞先生对妻子是非常体贴和照顾的。在采访中,电话铃响。为不妨碍我们谈话,俞太太把电话拿到门外小厅去接。俞先生看到,忙递上方凳让夫人方便接听。当俞太太腼腆地不想与丈夫合影,俞先生热情地执意拉着妻子,满足了我们的要求。这些不经意地习惯动作,显示了俞先生粗中有细、刚中有柔的个性,体现了一个作家对家庭的无比热爱和责任感。正因对家庭有强烈的责任,才能充满对社会的崇高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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